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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朋友”(上)

来源:微信公众号(菜园子plus) 作者:王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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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转星移,白驹过隙。时光进入九十年代第三个年头。

生活好了,老百姓大都盼望过年,唯独警察“怕”过年。不是怕过年加班累;也不是因为吃不上年夜饭心里酸;对刑警来说,如果有命案没有侦破,那么,这个年肯定是过得无滋无味的。

临近年关,对肖剑来说更是压力山大。

年前,公安体制改革,分局刑侦队改为刑事侦查支队,而郭启明队长却光荣离休了。离休前,根据他的提名,肖剑被任命为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分管情报队、重案队。听着是分管两个侦查队,可是内行的人都知道,仅一个重案队就够他忙乎的,一旦案件破不了,那么案件就挂在了重案队,一年下来,一个队将会演化出三四个专案组。而作为分管副支队长每起案子侦查都少不了费心伤脑。特别是郭启明老队长在离休欢送会上颇为伤感地说:“当了二十年队长,欠债不多。唯一遗撼的是那起发生在潼关路上的命案没有侦破。唉,我没有机会了,只好拜托各位年轻同志了。”

其实,这起久侦未破的命案,不仅仅是郭老前辈的遗憾,也是这支曾经被上级命名为“尖刀刑侦队”的心结。

那究竟是一起什么案件呢?

那年9月13日凌晨,潼关路菜场女营业员康雅琴,凌晨4点30分从家里骑自行车到单位上早班,到了5点菜场开市,这名女营业员还没有到单位。经理不放心,打电话到她家,家长说,雅琴早就出门了。几乎同时,案发地派出所接到一位早起买菜的大妈报案,说在离潼关菜场拐角一栋住宅楼的门廊下,发现一个姑娘倒在台阶上。经过现场勘查,法医验定:被害人系窒息而亡。值得引起重视的是,死者的眼睛被人为烫灼。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命案。虹港刑队全力以赴忙了整整两个月,却未能破案。其中,有一小细节让郭队长难得骂娘。菜场经理违反约定,竟然在当天公司干部会议上泄露了被害人康雅琴不幸遇害的消息。于是,当刑警在审查内部嫌疑人时,失去了极好的甄别条件。以后,尽管对有关嫌疑人采取了侦查措施,可是毕竟天机泄露,时不再来。于是,这起案件拖了一年多未见起色。虽然这只是一起隔年积案。但是对刑警来说,没能侦破的案子更令人纠心。尤其是肖剑,他仍然会时不时翻阅案卷琢磨一番。

元旦后,区政法委要组织法制宣讲团赴劳改农场开展法制宣传。带队的是老局长、区委政法委书记温聚才。队里安排肖剑参加,目的是借此东风,深入发动服刑人员检举揭发,扩大犯罪线索来源。肖剑让重案队将历年未破的重特大案件整理了一份材料,其中重点是代号为“9·13”的那起未破命案。这次随他出行的仍然是支瑛。如今,她不仅是重案队副队长,而且,他俩的关系从同事正向恋爱关系发展。当政委老邢劝肖剑带支瑛去农场时,肖剑“欣然”答应了。别看邢政委平时话不多,可是全队两百多号人的心思及家庭情况,门儿清。用上海话说叫做:拎得清!

经过五个多小时的长途奔波,法制宣讲团一行顺利达到了位于皖南山区的劳改农场。当天下午,区委政法委书记温聚才以宣讲大好形势作为法制学习开班动员。哇,老温真能侃,从全国改革开放大好形势讲到上海,又从上海讲到虹港区,从虹港区点到每个街镇新面貌。两个半小时的报告,几百名服刑人员竟然没有一个打瞌睡的。肖剑在这批服刑人员名单中,发现了好几个熟悉的名字,其中就有两次被他送进班房的戴斌。

晚饭后,宣讲团成员分头找服刑人员谈话。转交这些人员家人或者亲友的信和慰问品;了解他们在农场劳动改造的情况;动员他们深挖余罪、检举揭发犯罪线索,争取立功赎罪;勉励他们好好劳动改造,早日走出大墙,迎接美好新生活。

肖剑和支瑛则有的放矢地找了几名服刑人员谈话。这些服刑人员大都认识肖剑,因为当年是肖剑将他们“送”进了牢房。当然,临近新春佳节,曾经的承办员带来亲属的慰问,服刑人员还是很感动。当晚,最后一位谈话对象是戴斌。别人都有亲属委托带来的慰问品,而唯独他没有。支瑛临时去农场小卖部买了两盒饼干送给他。

戴斌推门进来了。

四年未见,戴斌没有大变,一头鬈曲的短发,鹰勾鼻、深眼窝、长方脸,只是那双略带忧郁的眼睛更深沉了。虽然身板有点单薄,但从他那袒露在外的颈脖上的肌肉传出信息,几年不见,他长结实了。

“小戴,你好!”肖剑主动上前打了招呼。

“肖探长,不,肖支队长,祝贺荣升!”

“哎,你的信息还是蛮灵通的吗。”

“不奇怪,我们经常有新犯人进来,谁还不知道承办的职务和名字啊!”戴斌依然是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只是话中带刺更尖刻了。

肖剑做了让座的手势,戴斌也不客气大大咧咧地坐下了。支瑛沏了一杯茶送上,顿时,茶的清香弥漫整个房间。农场产出的原生态绿茶真的不错。

四年前,戴斌因抢劫罪被判10年徒刑。屈指算下来,余刑还有5年零10个月。谈话从聊天开始。

“怎么样?习惯这里的生活吗?”肖剑问。

“没有习惯不习惯的,我们是劳改犯,没有选择的权利。”戴斌端起茶杯呷了一口。

“但是我看你精神状态很不错嘛。”

“说吧,肖队长,你们这次来一定是有目的的吧。”戴斌说。

肖剑也不回避,“当然,春节将临,我们一来是代表家乡父老乡亲来看望你们,尽管你们犯了法走错了道,但是,仍然是我们虹港区的人。二来也是想了解一些有关情况。”

“什么情况?哦,应该是案件线索吧。”

“是的。”

“呵呵,我们整天被关在戒备森严的劳改农场,能有什么犯罪线索可提供呢?”戴斌瞟了肖剑一眼,尔后别转头压着喉咙嘟哝出一句,“没有什么好说的。”

“好,那就聊你自己的事。”肖剑将话题拉了回来。

“我?我有什么好谈的,自从判刑后,我既没有上诉也不想逃跑,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争取评上劳动改造积极分子减刑。早日出去,这是我如今最大的人生目标。”

“你的表现,农场管教干部都给我们介绍了。据说你已经得了两年先进,再评上一年就有条件减刑了。”支瑛和颜悦色地说。

听到赞扬和鼓励的话,戴斌有些羞涩地笑了起来。

 “说吧,当年你抢劫所得的赃款赃物都到哪里去了?”肖剑冷不丁问。

“啊,这些陈年烂谷子的事当年我都交代过了。”

“你是怎么交代的?”

“出去半个月,当然是吃喝嫖赌都花掉了。”

“不对,你根本没有挥霍,而是……”见戴斌两眼紧张地盯着自己,肖剑知道这招有效,“你吃的是泡面,抽的是牡丹烟,哪里花得掉4000多元赃款?那可是一笔巨款。”

“你怎么知道的?”

“笑话,我们当然要依法去你家里搜查的。墙角边一堆方便面桶、一缸子烟蒂,你当我们刑警眼睛是瞎的?”

“我、我真的花掉了。”吞吞吐吐的戴斌,脖子拧得像麻花。

“都给那个叫李芳姑娘的母亲交住院费了吧?” 肖剑说。

戴斌知道坐在他面前的这两个刑警绝非等闲之辈,更不会打无准备之仗。但是,转而一想,如果姓肖的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那还会等到四年后的今天吗?事已如此,也没有必要隐瞒了。憋了这么些年的心事,他也想找个人吐吐。

“小芳是我小学到中学的同学。我从小父母离异。我跟了父亲,母亲带走了刚会走路的妹妹。文革后,父亲娶了我后妈。这是个恶妇,她待她那个女儿捧如星月,而对我不是打就是骂,当然,我也有逆反心理,从不叫她一声妈。我爸生病死后,她把我赶出家门。只有小芳一家没嫌弃我,我们两家住得近,我经常去她家蹭饭。那年她妈肾炎发作住院,正好我那后妈也生病卧床,居委会给农场拍电报,农场见我平时表现好,又到了解教期,所以就批准我回家探亲。”

“你妈不是死了吗?”

“我这是说的气话。回家后,她的病又好了,见我烦,第二天,拎了包就去深圳她女儿那里了。当我知道小芳她妈住院缺钱,就动了抢劫的念头。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吃官司也认命了。可惜,这点钱也没能救活小芳妈的命,她还是死了。”

“那现在你和李芳怎么样了?”支瑛问。

“她、她成家了。”

“怎么会是这样呢?”

“那人是她公司的主管,是他帮小芳结清了她妈最后的医疗费以及所欠的债。嘿,我一个罪犯能帮得上什么?”戴斌两眼直愣愣地盯着自己身上的蓝色号衣的衣襟,边说边摇着头。

肖剑真的没有想到,坐在对面这个两次被他送进监房的对手,竟然有这段让人悲催的故事。痛苦的回忆,使得戴斌的手不停地颤抖。

“对不起,触动到你的伤心事。”支瑛真诚地道歉。

“没关系,像我们这种人是不配有爱情的。现在我完全释然了。爱一个人并不是要占有她,而应该是希望她能幸福。如果,当年小芳因为爱我而一直等候到现在,你们说,我会采取什么行动?”

“越狱逃跑吗?” 支瑛说。

戴斌答所非问,“10年刑期,我会死在这里的。”会客室里的空气凝固了片刻,戴斌自嘲地笑了笑,“我想过逃跑,可是,当他们俩来农场探望我的时候,我终于打消了越狱的念头。因为当我见到了那个人,戴了副眼镜,蛮斯文的。从他能来农场当面向我解释追求小芳的缘由时,我就原谅他了。人家是‘模子’,阿拉也不是小肚鸡肠的戆男。人不错,或许比我更合适小芳。所以,当小芳告诉我,她要跟他结婚时,我只说了一句话,祝你们幸福。”

肖剑被他的故事感动了。眼前的这个曾经凶神恶煞的抢劫犯,在暗恋的姑娘选择别人的时候,竟然有如此豁达的心态,不得不令人敬佩。“怪不得,当年你将那块瑞士名表留下,是给她的吧?”

“是的,唉,别提了,这块表也是定我罪的证物。一切都过去了。当然,这些年农场管教也开导了我不少,当年我的那些胡作非为,都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唉,最对不起的是我的父亲。”

“你父亲?”

“他在我读小学的时候病故了。临走前,他拉着我的手嘱咐我要走正道。可我……”戴斌抽泣地流下了眼泪。“我四岁的时候父母离婚的,我母亲是犹太人,听我父亲说,二战时,德军大肆屠杀犹太人,在一位中国夫人的帮助下,我外祖父一家从波兰逃到上海,定居在霍山路上。外祖父在长阳路上开了一爿洗染店,我祖父是洗染店的职员。日子总算安稳了下来。解放后,得到犹太人在中东建国的消息后,外祖父将洗染店转让给了我祖父,唯一要求是将正在读书的母亲托付给我祖父。因为当时以色列刚建国生活很艰苦,所以外祖父说,等他立足后再接我母亲过去。我祖父当然是答应下来。这样,我父母从小一起长大,相知、相恋,一直到相爱结婚。”

“那你外祖父以后怎么没有接你母亲去以色列?”

“曾经来中国接过。可是那时,我父母已经结婚了,而祖父不同意我父亲去以色列。这样母亲只好留在了中国。”

“你母亲叫什么名字?”支瑛问。

“施莉娜。” 戴斌答。

“不,应该是萨利娜!”支瑛情绪有点激动,“施莉娜是解放后户籍登记的名字。”

“你怎么知道的?”戴斌讶异地瞪大了眼睛问道。

“你原名也不叫戴斌。”

“哦,那我的名字……”

“你原来是不是叫戴维斯?”

这段对话极富戏剧性,连肖剑都目瞪口呆了。

“我的名字是上学时改的。” 戴斌睨视着支瑛的眼睛充满着疑问。

支瑛缓了口气,说:“别忘了,当年,我也是你的承办员,当然对你的底细查个明白了。”

这么解释,戴斌释然了。可是肖剑从来没有听支瑛说起过。他瞥了支瑛一眼,支瑛没搭理。

天色已晚,肖剑约戴斌明天再谈。门外警卫将戴斌带回监房。虽然没有挖到犯罪线索,但是,至少他们取得了戴斌的信任。还有一点得到了证实,戴斌之所以对犹太区这么熟悉,原来这小子曾经在这里居住过。所以戴斌他将最后一起作案设计在最熟悉的街区,这也是当年肖剑根据现场勘察设置伏击点的依据。

在回农场招待所的路上,一言不发的肖剑突然对支瑛说:“明天一早我们到管教科查戴斌,去年9月13日,这小子在哪里?”

支瑛讶异地看着肖剑,“难道你怀疑去年潼关路那起命案凶手是他?”

“在案子未侦破前,一切皆有可能。”看着那繁星点点的夜空,肖剑做了几个扩胸运动,说,“那起案子的案发地不就在犹太住宅区接壤的地界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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