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囊（下）
打窑歇
早上一上班就听同事传着——郭颂同志因病去世。这个消息搞得我特郁闷，我参加工作时在洳口派出所，他是所长。遗体告别仪式定于翌日上午举行，我要去送他最后一程。
讣告提示，生前好友自行前往。我到的时候殡仪馆的紫竹厅已经站满了人。告别仪式开始，分局政治处领导介绍郭所长生平事迹，致悼词，接下来集体默哀。最后，参加追悼会的同志绕场一周，向逝者鞠躬送别。
一切无声又有序地进行。突然，人群中传来啜泣，那啜泣声起于青萍之末，竟如万松之涛。起初大家还以为那悲切之声来自家属那边，却见来宾中走出一人，那人将围着灵柩的黄白菊花的花瓣揪下，撒向郭所长的遗体，然后深躬不起。扎着头，任鼻涕眼泪横流。他不起身，后面的人就只能驻足，于是工作人员上前搀扶。站直的那一刻，我恰行至他的侧面，认出竟然是表侄胜利。他嘴唇哆嗦着，像一个孩子受了多大的委屈。我忙上前将他扶出了场外。
在这里见到胜利，我一点儿都不感到意外。他以前向我打听过这个叫郭颂的老警察，那时他已经是政府某部门的一个副局长了。郭所长已经退休多年，我辗转周折才找到他的联系方式，转递给胜利。他为什么在多年之后联系一个退休的老警察呢？他没说，我也没问。但是，我能猜个大概。
那年表侄胜利上大学的事差点儿黄喽。学费路费倒是其次，那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特殊的年份——1983年。那一年8月开始，全国热火朝天搞了一场“严打”斗争。
胜利考上大学很多人都觉得意外，其实他自己早有准备。暑假开始他就找锤子、木板敲打成一个木箱，刷上白漆，又拿毛笔蘸着红漆在四面写上“冰棍”。一趟一趟去县城胜利街大队的副业作坊趸冰棍来卖，悄悄为自己挣着学费。
白茬冰棍三分，红小豆的五分。别人走街串巷，他还独辟蹊径到田间地头吆喝。上午十点多钟，父亲远远看他骑车过来，就喊：“打窑歇了！”社员不知抬头看了多少次天，就盼着队长喊这句话。话音一落，男人呼啦啦走到地头儿坐在树窠子底下卷烟，女人摘下苘麻叶子呼耷呼耷当扇子扇风。人群里有人喊：“胜利，骑这边来！”
开始，人们还不知道“严打”有多厉害，县上在一中操场接连不断召开的公判公审大会让人感到了形势的严峻。开始听到的案例在上海、在吉林，觉得比天边还远，后来的案例就发生在跟前。岳各庄一个男青年晚上看电影憋不住尿了，掏出家伙在暗处滋了一脬尿，被提前退场的一个妇女撞见，尖叫起来，这个倒霉的家伙被按流氓罪给办了。而且各庄都下达了“严打”指标，大队将任务分解，二队分了三个名额。有小偷小摸毛病的人都老实下来。棒子在路边肆无忌惮地生长，社员在瓜园锄草，鞋子粘掉了都不敢提，瓜园每一个青瓜蛋子都是安全的。照这个形势下去，二队的“严打”指标肯定完不成，父亲免不掉要去乡里做检查。可他的脸色却在一天午后活了起来，我听他和母亲小声说，二队的“严打”指标马上就可以落实了。
他的自信缘于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秘密。
那天他从地里回来，走到会计王顺家的门口，一颗小石子吧嗒一声掉在地上，吓了他一跳。是谁家的孩崽子玩弹弓？石子是个扁片儿，玩过弹弓的孩子都知道，这种形状的石子飞不远还跑偏，没人用做弹药。再说，那石子落下来的力道不像弹弓发出来的，倒像院子里丢出来的。父亲捡起石子，抬头看了看王顺家的红砖墙，转过墙角就见到了桂祥媳妇。那媳妇突然见了人极不自在，脸腾地就红了。父亲捏着那颗小石子疑惑地问：“你没去小马道锄草吗？我记得是让你去锄草的。”桂祥媳妇说：“趁着打窑歇的空儿回家给孩子喂口奶。”说着就贴墙根快步走了。桂祥媳妇走后，“吧嗒”又一颗小石子飞了来。这次父亲看清了，石子是从院子里面丢出来的。父亲就躲在刚才桂祥媳妇站着的地方看渗路（即看水流的方向，借指事态发展形势），吱呀一声门开了，王顺探了一下头，又缩回去将门对上了。
父亲明白了大概。桂祥媳妇高中毕业，兼着队上的记工员，经常在收工后和会计王顺对工分，恐怕对对的，两人不仅对上了数，还对上了眼儿。
自那以后，父親发现只要打窑歇的时候，桂祥媳妇就要跑回家给孩子喂奶。哺乳期女人的胸脯能将褂子扣儿崩开。她的孩子几个月大，婆婆在家带着，想必奶水充足，奶头那块儿衣服总是湿的。母亲的说法印证了父亲的猜想，一天她说：“这事儿快出头了，街上已经将桂祥媳妇编排得有模有样了，恐怕就差桂祥不知道了。”父亲嘴角一歪，神情莫测地笑了。
他们说话时的神秘神情吸引了我。我在门帘后面大气不敢出，只听里面啪嗒一声，那粒小石子也许被父亲扔在了什么器物上。来了一阵风，棉布门帘忽地飘了起来，吓得我猫悄猫悄走到外屋门口，撒丫子跑了，直到晚上该睡觉了才进家门。我想小石子应该被他扔在钟罩子上面了，可是我在玻璃钟罩上面并没有见到那颗小石子。
事发的那个下午，整条街都热闹起来。搞破鞋的一对狗男女被桂祥堵在了王顺家的屋里。大人还都在田里，王顺家临街的后窗被看热闹的人围了个严严实实。前面几层被摞着的孩子霸着，下面驮着的孩子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景儿，心焦地翘屁股。上面的孩子当着传声筒，桂祥媳妇围着单子坐在王顺家炕上。另一个孩子比划，王顺光着身子，裆里那个东西抽皱着，拉了秧的黄瓜一样，那么大的身量才这么点儿。后面有人笑，说那东西见不得天日，是被老阳儿吓的。又有人奚落，喂奶是喂奶，只是孩子没吃着，便宜大人了。
桂祥把着门，不让他们穿衣服。乡派出所的小胡开着三轮跨子拉得满街尘土狼烟，屁股后面叽里咕噜跟着大队书记、治保主任，还有几个背着枪的民兵。他们一来桂祥就把门让开了，算是移交了现场。桂祥急着向小胡张开了手，一把大大小小的石子要从他宽厚的手掌上跌落下来。桂祥说：“这是他们搞破鞋的证据。”小胡不明白这把石子怎么就成了证据，满不在乎说：“都抓了现行了，还要什么证据？他们现在不还光着呢吗！”
治保主任看了一眼小胡。小胡摆头说：“绑上！”民兵就拿出了预备好的绳子，上前几步却不知道如何下手，因为两个人还光着。小胡努了一下嘴：“就这样绑，反正他们也不要脸。”人群轰地一下，大家知道接下来就有好戏瞧了。
按照惯例，“严打”的果实都是要展示的。县上召开的公判公审大会，犯人都是五花大绑站在解放卡车的敞斗里押来，审完了要游几趟街才押回去。一对狗男女光着身子游街，想想就带劲，比那些“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的电影好看多了。相对自己来说，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不幸就是一个或大或小的热闹。撒眼人群，到处流着鼓动的目光。
民兵得令兴奋地上去扯桂祥媳妇披着的单子。桂祥媳妇紧绷着脸，盯着上来的人，死命裹着单子。那个叫“大老黑”的民兵不怀好意地一手按着桂祥媳妇的大腿，另一只手借机伸进单子。接着他“哎哟”一声跳了起来，手指被桂祥媳妇叼住了。
“大老黑”怒了，揪着桂祥媳妇的头发搂头就是一巴掌，没想到背后王顺奋起飞踹了“大老黑”一脚。这一脚就炸了庙了，其他民兵一拥而上，步枪托子咚咚砸在王顺身上。
就听有人喊：“老郭来了！”
老郭骑着洋车闯进了院，车往门口枣树上咣当一靠，扒拉开人群，大喊：“住手！”
老郭是这一片的公安员，那时全乡就一个公安员，管着十几个村。由一个公安员发展成四十人编制的派出所是大以后的事了。
我们村大人小孩儿都认识老郭，老郭不仅认识我们村的大人小孩儿，连街上跑过一条狗他都知道是谁家的，谁家匙小碗大的事儿都瞒不了他。小胡是他带的徒弟，只是这个徒弟下巴上的胡子还没长出来呢。
其实老郭出场都不用言声。小人书《红石口》封面画的警察面容英俊，棱角分明，目光如炬，我以为那个警察就是照着他的模样画的。他不怒自威的目光一扫，场面就静了。他瞪了小胡一眼，斥责道：“瞎胡闹！”
小胡蔫了。老郭从炕上抓起王顺媳妇的花格子衬衣扔给桂祥媳妇。桂祥媳妇满眼感激，垂下头不肯穿。老郭愣了一下明白了。转身，双手张开向外轰鸡一样轰了轰，人群往后一闪，他从外面拉上门。
“好了吗？”估摸时候，他问里面。
门开了，桂祥媳妇和王顺一前一后走了出来。民兵上去将他们身上勒了几道绳儿，系上猪蹄扣。这种五花大绑是电影里英雄人物上刑场的形象，让人觉得他们一点儿不像“坏人”。尤其是桂祥媳妇穿上衣服，脸上的慌张劲儿一点儿都没了，她面色平静，剪着发，带着江雪琴的精神气质。
一条绳儿串上，民兵押着这两粒“严打”的果实向派出所起解。他们走到哪儿，哪儿就冒出一群人。
这个时候，我看见胜利骑着车从街东边来了。他跳下车，问我咋回事。我跑上去兴奋地告诉他，桂祥媳妇和会计王顺搞破鞋被桂祥抓住了。
他“噢”了一声。我原打算跟押解的队伍走一路的，胜利拽下我说：“这有啥看头儿？”说完跨上车就骑走了。
我犹豫了一下，担心兴致下来后从乡里走回来是个苦差事，就打消了念头。就听老郭对父亲说：“这下你的指标完成了。”父亲竖起了一根指头说：“还差一个。”老郭说：“差一个就不排在后面了。”父亲轻松地笑了。
老郭跨上车要走，桂祥拽着车尾巴说：“郭同志，您还不能走。”老郭甩头问：“咋？”桂祥說：“趴后窗户看人家搞流氓的算不算流氓？”
老郭闻言从车上迈下来。支车进屋，一眼就看见了那个敞着的后窗户，摸了摸后脑勺，对我父亲说：“你要当先进了。”
老郭让桂祥仔细说说，桂祥说就看见一个脑袋瓜儿，一晃儿就没了。对这个似有似无的线索老郭没泄气，蹙着眉绕到外面窗下看痕迹。那个窗户险些被挤破，窗下是一摞一摞的脚印。听说县上的警犬被赵各庄的一个二货当作柴狗一火枪给干掉了，可谓死不逢时，要不然可以牵来警犬，让警犬带着老郭一路小跑儿扑倒那个流氓。
没有警犬，这点儿事也难不倒老郭，在我想象中，《红石口》封面上的那个警察应该无所不能。可是老郭的表现很让我失望，他亦步亦趋，我以为要像电影加片里演的那个牧民警察那样开始步法追踪，那也蛮神奇的，可老郭却熟络地进了附近几家，进行着毫无新意的走访。
问了一溜儿够，也没问出啥名堂，太阳都红了脸蛋了，老郭才折回来。他心不甘地走到房后，蹿一下想扒住窗台，他的眉毛还没冒出窗台就笨拙地出溜下来。治保主任搬来了一摞砖，老郭踩着砖才爬了上去。他探进半个脑袋，这个窗户正对着中间堂屋，东屋门上挂着半截窗帘，从窗帘下斜溜着可以看见东屋的炕。老郭扒着窗台，愣疴疴呆若木鸡一般。那一刻，他将自己还原为那个偷窥者，眼前出现了活动的画面。
父亲仰脖儿问：“老郭，你是不是想味儿呢？”老郭的脖子左摇摇右晃晃，对焦一般，半晌才跳下来。跳下时就势一蹲，眼睛就定了。细中有戏，地上有一段“黑绒线”，老郭揉了揉眼，发觉是一队雄赳赳气昂昂的蚂蚁，它们的目标是一块指甲盖大小，被渍湿后板结起来的浮土。他的目光向远处放了放，在窗框两端之外发现了两段较重的洋车胎痕。
老郭站起身，蹙着的眉头舒展开，说：“这是有人蹬着车子看西洋景。”突然又问，“谁见转运家的胜利了？”他的这个问题吓了我一大跳。我在一旁说：“肯定不是他，那两个人被带走了我才见他骑车从县上回来。”
老郭笑着拍了拍我的脑瓜，拿眼问父亲，父亲也不赞成这个指向，说：“卖冰棍的可不止他一个，外村的小贩也常来。”
我感到不妙，着急给胜利透个话儿，就凉锅贴饼子——溜了。我跑了一条街也没捞到他的影儿，又跑了一条街，还是没有。我心急如焚往田里跑，直到累得走不动了，才想起他会不会回家了呢？不可能，取回的冰棍要尽早卖掉，不然会化的。一时不知何去何从，最后还是去了他家。进门就见他的洋车斜么肩靠在墙上，箱子的一角向下滴吧着汤儿。表嫂说胜利刚被治保主任喊走，去大队部了。我看那坠地的冰棍汤儿分明是胜利滚下的一颗颗眼泪，这会儿恐怕老郭已经给他戴上手捧子了。之前，他坐长途专门去北京站的售票窗口将上学的车票买到手，就等着明天天亮启程了。
我留下等消息。天大黑的时候胜利意外地回来了，我着意看他，却见他面色平静若无其事。我想问他到底咋回事，又有意闷着不开口。想必是老郭搞错了，要是有问题谁会让他回来？
胜利到家就把冰棍箱子卸了，打包归置行李，我俩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我将他送上长途车。放好行李从车上下来，我觉得他似乎有话要说。果然，汽车启动前他扒着窗户才开口：“要是有人问你昨天下午干啥着，你就说和我一道儿去胜利街取冰棍来着。”我嗯嗯地点头，却不知道他为啥让我那样说。
车响了，他向我挥手，又嘱咐：“记住喽！”
第二天，我就知道谁会这样问我了。
老郭骑着二八车，车把上晃荡着一个黑色的片包进村了。进门盘腿坐在我家炕上，掏出了几页格子纸，趴在炕桌上。他的问话和昨天胜利交代给我的一样。老郭不时提醒我慢点儿说，一笔一画写着，上面的细节都是车响之前胜利向我交代好的。
签字，按手印，按完手印手指头红了，看到红指头我觉得我也涉案了，悬着心问：“你们不会把他抓回来吧？”
老郭笑了：“你不是已经证明他没有‘作案时间了吗？”老郭看我似懂非懂，又解释说，“特定时间，人只能出现在一个空间。”
这个解释我理解起来更加费劲。老郭不跟我说了，转向父亲云淡风轻地说：“谁还没打这个时候过过？”又说，“这会儿估计胜利已经报完到了。”
老郭摇着车铃走后，我问父亲：“老郭说的啥意思？”父亲说：“反正他们将胜利排除了。”
直到“严打”结束，那个偷窥的“流氓”也没揪出来。
那次侦查过程让我对警察这个职业充满了好奇，在中考时义无反顾地报考了警校。后来胜利向我打听老郭，我问了好多人才打听到他住在一家养老院。我想胜利肯定是去过了，不然他是怎么得知老郭去世的消息的？送走胜利，里面的追悼会已经近了尾声，我返回，留在最后给老所长深深鞠了一躬。
老郭的去世让我想起了一个词——打窑歇。意思是中途短暂休息。那件事就发生在生产队出工儿打窑歇的时候。是打窑歇，打腰歇，还是——疑惑就在中间的窑字。姑且作“窑”字吧，我故作聪明地认为各行业都有行话。过去砖瓦窑密布，窑烧到一定温度和时间后停火，红砖窑口自然冷却后起窑，青砖窑口要淋水闷几天，等待出窑的那段时间窑工可以歇口气儿。
回老家时提起老郭，母亲先想了起来，问：“是那个公安员吧？”我说就是他，也是我的老所长。父亲也想了起来，说那可是个大好人。我说：“您还记得打窑歇这个词呗？”
出乎我的意料，父亲说：“记得，社员就盼着队长喊打窑歇啦——”父亲笑了，那笑中有一丝狡黠，“每次出工，活儿干到啥程度我都暗中设定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没人知道，反正不到这个目标我是不会喊的。”母亲说：“你姥姥家那儿说打中歇。”我问：“是中间的中吗？”母亲说：“谁知道是哪个中。”
母亲说出这个词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是“打窑歇”三个字已经不太可能了。母亲又说：“北边你姨家许家务那一带说‘歇拨儿。”
我拿手机问度娘，出现几个发音相近的词。挑来挑去，我觉得会不会是“遥”呢？因为我发现《广雅》上的注解，“遥”除了远，还有时间长的意思。忙向父亲求证：“队上‘打窑歇时歇的时间长吗？”
父亲说：“老辈儿传下来的规矩，至少要半个小时吧。”
我提起了桂祥的那次捉奸，时隔这么多年，有些迷了马虎了，从地到村往返，就是骑车也要半个小时。按照老郭当年的说法，他们没有“作案时间”啊？
父亲慢悠悠地说：“那段时间我成心给他们放了量。”
我吃了一惊，他的话让我想起了那个我找过，却一直没找到的小石子。会不会就是桂祥张开手掌上的一粒呢？
苍心眼子
玛雅预言：“黑夜降临后，12月22日的黎明永远不会到来。”可怕的是，玛雅人的前四个预言都已经应验。这个流传于2012年岁末的预言让整个地球都不安起来。
一些人借机鼓吹信仰某神可得永生，女性盲信者众。社会乱了，警察忙了，盘阴看守所三日内爆棚。而看守所仅有两名女管教，这形势让“黄妈妈”的本领凸显出来。
“黄妈妈”是在押人员给管教黄英起的带有荣誉性质的绰号。为了稳控几十口女嫌疑人，“黄妈妈”暗中安插耳目贴靠，意外得知三个监号的在押女犯密谋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12月21日集体自杀。情报立即上报，差点儿没把所领导吓死，连夜采取措施将嫌疑人分监管控。
12月22日，一缕阳光照旧钻进监室上方的小窗，打亮了她们疑虑的脸庞。她们发现这个世界并没有按玛雅人预言的那样进行净化和更新，“黄妈妈”依旧笑眯眯地带着她们整内务、坐板、看新闻、背监规。她们心中笃定的信念开始坍塌。
分局上报市局的事迹材料说，“黄妈妈”像母亲对待孩子、医生对待病人、教师对待学生一样关爱每一名在押人员。市局领导感动了，指示相关部门深入挖掘事迹。
分局办公室对口接待，领导将陪同的任务交给了我。事迹挖掘是全方位的，甲在押人员眼泪生生地说：“前一段时间看守所维修热水管道，每周两次的洗澡成了问题，‘黄妈妈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为我们推来热水，让大家擦身上。”乙管教说：“甲因贩毒被羁押后，觉得人生从此开始衰败，整个人意志消沉，‘黄妈妈帮助其逐渐从抑郁的情绪中走了出来。”内勤翻出一沓被监管人员离监前留下的感谢信。“叛逆少女”丙曾经让家人绝望，“黄妈妈”让她重新拾起了对生活的希望。丁在自己生日当天意外地吃到了一碗“黄妈妈”端来的泡面，并听到“黄妈妈”语重心長地对她说：“把今天的日子当做新生命的开始吧！”
攒鸡毛也能凑一把掸子，但市局带队领导不满意这些鸡零狗碎，也想像“黄妈妈”那样挖出一个惊天的秘密。于是，事迹挖掘到下午还在继续。
带进来的嫌疑人刚坐定，我的眼睛就直了。二胖？！
二胖就跟没看见我一样，一时让我产生了错觉。我看了又看，断定坐在对面穿着黄色号服的就是二胖。不久前，她还在酒桌上和我们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市局领导和蔼可亲地问她姓名。“杨柳。”她答。
我起身出门，将市局领导留在屋里。他可以理解为我为他们交流提供方便，实际上，我出去很快从另一个管教嘴里套出了她的案情。
二胖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她被中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聘请为财务总监，这家公司两年间雇佣大量销售人员在街头发放传单，向客户介绍钯金、铂金等贵金属交易投资项目，承诺高达30%的固定年收益，卷进2000多个事主，涉案金额将近9亿元。8月份公司资金链断裂，董事长、总裁、总经理一夜之间全部失联。事主报案后，警方紧急采取行动，在上海浦东机场将杨柳截获。办案人员梳理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提供的反洗钱资料，涉案银行账户至少200个，现在警方只查询到60余个，冻结资金不足一千万元。大量资金流向不明，公司资产底数不明。目前分析，杨柳属于第二层级人员，很多情况还封闭在她的嘴里。
尽管当年我们的友谊纯粹而牢固，但时过境迁，啥能抗拒时间的破坏力？又有谁还会真心为纯粹的友谊专门组织一场饭局呢？
当时我就和她开玩笑：“说吧，有啥事？”二胖眼一立：“你这个人真没劲，没事就不能请大家吃饭了？”我说：“好，那就往事就酒，让我们为友谊干杯！”
到最后二胖还是没憋住，散局时趴耳根子问我经侦大队有没有熟人。我说：“有啊，队长是我警校的同学。”二胖压低手势，在桌子底下作了一揖，让我改日约他吃顿饭，想打听点儿事。我笑了，诘白她说：“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儿苍心眼子！”
这事答应后一时没有兑现。有段时间没联系了，可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们竟然在这种场合重逢了。
管教说：“这个女的称自己被人蒙蔽了，入所后表现出严重的畏罪心理，不愿与人交谈，经常暗自流泪自言自语，有自杀、自残倾向。”又压低声音说，“‘黄妈妈照顾她也是上面交代过的……”他往上指了指。我的耳朵开始嗡嗡作响，天哪，她怎么惹了这么大一个麻烦！
进门就听杨柳语速很快地说着，市局领导笔头追不上，不得不要求她再说一遍。杨柳不愿意重复，说：“这样吧，您给我一支笔，我将‘黄妈妈的事迹写下来。”市局领导解脱了似的，开颜说好。他的屁股和椅子结合了多半天，这才得空掏出烟，摸半天却没摸出火机，才想起进门时火机被收了，只得将烟又插了回去。这时，他的电话响了。监所是不许带手机的，但市局来个脑袋就是领导，碍着情面，监规执行上网开一面。他接听了。我指给他头顶上的探头。监管总队随时调取各监所画面，接打电话是严重违规。市局领导也意识到了，我推门指给他隔壁的厕所，整个监所只有那里没有监控。他冲我打了一个OK的手势，钻了进去。
机会突如其来，我的心狂跳起来。也许她的案情吓到了我，我倒是希望钻进厕所的是我。管教室的监控有拾音功能，我最担心二胖突然喊出我的名字。我的心忽地提到了嗓子眼儿。她会不会突然委屈地扑到我怀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抱冤？如果那样我该怎么办？
我多虑了，响在背后的声音规规矩矩：“报告领导，无暇的‘暇字怎么写？”心有灵犀，我暗中松了一口气。我将“暇”字写在空白纸上，递给她看。她不抬眼，说：“是这样写吗，领导？我怎么记得是这样啊？”说着，她拿笔迅速在纸上写了一个手机号码，换行又写出了一串数字。她迅疾向我打了一个眼风，我感觉背上唰地出了一层汗。
这个眼风几十年不见依然如旧。
小学六年我们都是同班同学，六年级的时候还成了同桌。现在学生和家长都抱怨又乐此不疲课外辅导班。其实，我们那时候的压力也不小，表现之一就是没完没了地做卷子。卷子是老师用铁笔、蜡纸在钢板上刻出版来，拿胶辊蘸油墨一张张推印出来的。发到学生手里满鼻子油墨的香味，这当然是好学生的说法，他们见到卷子如同小狗扑到了骨头，摇头晃脑。见到卷子的我，眉头会疙挤起来。那些莫名其妙的数学题搞得我晕头涨脑，每次考完试我都名列前茅，倒数。数学老师夸我掰不开镊子，这是他独特的损人方式，考一次损一次，损人不倦。二胖更惨，被他污蔑为造粪的机器。别的孩子每次考完都像蝴蝶一样飞回家去，我们俩被关在教室改卷子。
我真不明白，小学数学学得一塌糊涂的二胖，长大后怎么就开了窍，还成了会计师，嫁了一个部队转业军官，培养的孩子进了一个211理工科大学学建筑设计。我想她的遗传基因实现了系列突变。
卷子做得多，老师判卷子的工作量就大。于是，老师又发明了一种减轻自己工作量的方法——同杌同学交换试卷，他捧着一张卷子从讲台左边踱到右边，又从右踱到左，逐题订正试卷。每道题后面都有评分标准，订正完由同学互相打分，完了再交换过来。他等于踱着步一次性判了49张试卷，让学习委员直接统计分数就行了。
一次评完分照例交换试卷，二胖就是那么向我打了一个眼风，波澜不惊又似有千言万语，让我一时摸不着头脑。看到成绩我明白了，她竟然给我撩到了85分。我疑惑地看向二胖，她没有抬眼。老师公布成绩时，我觉得脸蛋子腾腾地在发烧。
下一次交换试卷前我没急着落笔，见二胖给我评的是86分，便投桃报李，她的分数被我撩到82分，加了10分。打分时我的手哆嗦着，像偷东西一样。二胖带着鼓励的眼风瞟了过来，抿嘴一笑。交换了试卷，确切地说，我们交换了虚荣心。那一年我们也就14岁吧，谁说小孩子就没苍心眼子？
时隔几十年，二胖又打过来同样的眼风，里面除了鼓励、期许，还有更复杂的东西。隔壁厕所的门响了，那张纸被我迅速夹进笔记本里，转过身去。市局领导进门就问：“写完了吗？”二胖将“黄妈妈”的事迹递了上去。市局领导看了看，说就这样吧。二胖被管教送回监室，临出门前没忘礼貌地向我们欠身示意。
走在看守所的筒道上，我的脑子还停留在刚才的回忆中。
我们终于看到了班主任的笑脸，这张笑脸让我们身心愉悦。隐秘花开，我们秘密结盟。那段时间，我们沉浸在蜜月里，牢不可破的友谊在暗中疾飞猛进。
“哎”——市局领导叫我——相处了一天，他还不知道我叫啥，只能叫“哎”。我回过神儿来，才意识到自己走过了头儿。转到监所出口，我的头一下大了——谁想到出监所还有一道安检！市局领导配合着张开了手臂，手持安检仪前后左右在他身上扫着，安检员还往上提了提他的裤带头，让他把鞋子脱掉，把裤子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我故作轻松，开玩笑说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轮到我，我感觉自己像被平放在螺旋CT仓前，马上就要变成透明人了。在安检员的指令下，我木然张开了手臂。
“好了。”他说。我的手臂还张着。他又说，“谢谢您的配合。”我的手臂缓缓垂了下来，右手臂划过眼前时，我看见笔记本拿在我的手上。
“看守所的规矩就是多。”我向市局领导讪笑着解释。市局领导摇摇手，表示不介意。出了看守所他们就急着走了。
背后看守所的灰色大门好像随时要拍下来的一座山，我紧走几步赶紧逃离，笔记本里夹的那张纸如有千斤压着我的脚步。那串数字是密码还是银行账号？数字后面隐藏着什么秘密？上面的电话号码是董事长的、总裁的，还是总经理的？时隔这么多年，二胖又将一张乱七八糟的试卷抛给了我，让人脑瓜仁儿疼的臭油墨味扑鼻而来。
看守所前面就是宽阔的泃河。经过多年整治，河边栽花种柳，加砌石栏杆，铺设步道，原来戗风臭十里的泃河上鸭凫鸟飞，狭长的河畔变成了滨河公园。变了身的泃河就像二胖，我对自己说，收起你的老眼光吧。
我沿着河边向远处走去，路旁毛白杨睁着一只只孤独的大眼睛，投来的目光一圈圈涟漪一样随着我的身影波动。那目光看似波澜不惊，又处心积虑。看着那些“眼睛”，我想起，当年我们讳莫如深，直到现在竟然对此事只字未提。不禁心中慨叹，这个二胖，打小就有苍心眼子！
我发出这个感叹时犹如耳畔响起一记炸雷，打得我浑身一哆嗦——啥叫苍心眼子？苍（cang）——脏（zang），“苍心眼子”难道就是“脏心眼子”？
我傻掉了。之前说她有苍心眼子，对她的小聪明还带有一点儿夸耀和赞许。如果“苍心眼子”就是“脏心眼子”，我对自己、对二胖，对当年我们之间的秘密行径就仅剩鄙夷了。
面对毛白杨孤独的大眼，我嘴唇嚅动：“原谅我，二胖。我不知道这个词义还罢，知道了就不能自取其辱。我们都已经长大，当年的游戏——咱不玩了。”
那种游戏纯属自欺欺人，小学毕业考试全县统考，我们原形毕露。坊间盛传：“一中土，二中洋，三中净出大流氓，四中校园门朝北，老师流氓，学生土匪。”我的成绩只能去三中，她更惨，升的是四中。我这才明白，自己和二胖做了一件多么荒诞又愚蠢的事情。至于“流氓土匪窝子”怎么锻造出了一个优秀会计师，只能说是个小概率事件。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冰山还没露出一角，我觉得办案人员判断可能有误。二胖陷得不深，不然，为什么管理层集体失联，唯独落下了她？要么中宇公司从来没把她当做“自己人”，要么就是留下一個人来背黑锅。二胖没醒过闷儿来，还在死命为他们扛着。她写的东西已经出了监所，又是一个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秘密。传递出去，我不能预知会有什么愚蠢的结果发生，就像当年我们乐此不疲的时候，没有预见到毕业考试出现那么糟糕的结果。我将那张纸抽了出来，一点点撕碎，抛到了河里，就像抛开了一个祸害。
碎纸屑满天星般漂在清亮的河水上，哗啦啦被带向远方。河水荡净了我的心眼儿，却并没有驱散我头上的愁云。我看到二胖又一次爬上马槽，骑在6号背上双脚乱蹬，找不到马镫，哇哇哭了起来。她脸带泪痕一声声喊着我的名字，无望无助的眼光紧紧地抓着我的脸，我却束手无策，卑鄙地跑了。
我满脸泪水跑了起来，二胖的眼光戳着我的后背，将我杵了一个大马趴。我翻了个身，仰巴脚儿摸出了手机，调出了一个号码。我的声音漫过宽阔的水面，贴着地皮嗡嗡作响：“宁哥，是我！我要请您代理一起案件，现在只有律师能够见她，拜托您好好跟她聊一聊，我现在就过去！”
抬眼，头上愁云尽散，就像小时候二胖从我作文上抄的一个词——“万里无云”。她一度抄成了“万里乌云”，我扔给她一块橡皮让她擦了重写。我的身子从地上弹起来，往回跑去，我要将不知所措的二胖携下马来。
效仿李贺背着锦囊出门，两年间，不觉我把全县二百多个村庄都跑遍了。每次出行回来我都闷头整理我的锦囊，我的锦囊是我的手机备忘录。每记上一个词汇，就像塞进锦囊中一片树叶。百姓的金句妙语就像树上哗啦啦的叶子，数也数不清。那些叶子掉在地上是叶子，捡起来就是金子。陶宗仪晚年积叶成书著有《南村辍耕录》。我积满了锦囊，觉得是时候整理一本某某录了。
我掏出一片树叶，褪了色的叶面筋脉纵横，上面记着“套着喂”。指缝间夹出那片黄叶上写着“打窑歇”。接着又摸出来一片绿树叶，见到了“苍心眼子”。这些树叶都发着金子一般的光芒，我的手又探了进去……
作者简介：张军，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民警。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公安文联会员，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平谷区政协文史委特约撰稿员。中短篇小说《风住尘香》《人间草木》《锦囊》等在《啄木鸟》《四川文学》《青年博览》《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刊物发表、转载，多次入选“年度公安文学精选”；著有散文集《自然的呼吸》，文化专著《岁月留痕》、《平谷话》；报告文学《马兰歌声》获第十二届金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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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苏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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