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上海绑架案
题记：在上海市档案馆馆藏的盐业银行上海总管理处的档案中，保存着20世纪40年代发往天津的一封加急电报底稿，全文不过寥寥数语，却印证着当时发生的一起重大绑架案。电报原文如下：“今晨伯驹兄人车被绑……”
枪匪劫道 阔佬被绑
天色尚早，张伯驹还是早早起了床。早起不符合张伯驹的生活习惯，晏睡晏起才是这位有着“民国四公子”之一头衔的男人的生命节奏。今天应当算是一个例外。两天前他接到北京的一个电话，说有一位于公于私都很重要的朋友，将转道天津，乘船于今天一早抵达上海，“烦劳伯驹兄务必亲莅迎接。”北京的来电口气十分恳切。张伯驹虽然生性散淡，并非巧于酬酌之人，但对于场面上必需的一些礼仪还是讲究的，于是满口应承：“好的，好的，您放心!”
一应梳洗打理完毕，张伯驹走下楼来。司机老孔早已把车停在了院门外，恭候主人的到来。这是一辆牌号为6010的福特牌轿车，流线型的黑色车体静卧在晨光里，虽不动声色，却霸气十足。打开车门，箱体内的皮制座椅同样富贵袭人、体恤惬意。待张伯驹坐稳，车便稳稳地发动了。张伯驹住的地方位于法租界陕西北路培福里16号，是一幢宽敞气派的西式洋房，主人是张伯驹一位做生意的同乡，私交甚笃，张伯驹接受盐业银行委派到上海任职以来，就拒绝总行叮嘱他住在行里的要求，一直借住在这里。房子的地理位置不错，闹中取静，张伯驹很是称意。
培福里道路不宽，老孔因此走得小心。时间太早，这片高档住宅区内人影寂寥，除偶尔有一两个娘姨之类的下人匆匆掠过，主人家几乎没有这时间出门的。车抵弄堂口，老孔小心翼翼地旋转方向盘，把车拐上了陕西北路。突然，路边人行道上闪出三个人，其中一人不由分说蹿向车头，堵住了他们的去路。作为职业司机，老孔此时唯一的反应就是紧急刹车，完全下意识的，不可能还有其他选择。然而待车停稳，气急败坏的老孔刚要张口呵斥，却蓦然傻眼了——透过窗玻璃，他看到，一支黑洞洞的枪管直指他的面门。
岂止一支，另外两人的手中也都各掂着同样的玩意儿，杀气逼人地从轿车的两侧贴了过来。不等老孔醒过神来，其中一人打开车门，把老孔狠狠地拽了出来，“弄里个妈妈，滚出去!”自己一屁股坐上了老孔的位置。
后排的张伯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嗔怪道：“老孔，你们闹什么闹?”话音未落，他的脑门上也被一左一右两支枪管顶了个结实，“别动，乖乖跟我们走，否则一枪崩脱侬!”
“你们是谁呀?我要到码头接客人，怎么能跟你们走!”张伯驹仍是一脸的懵懂。
两人并不解释，只是紧紧地把张伯驹夹在当中，急吼吼地催促前排：“好了，快走!快走!”听那声气，紧张得嗓音都劈了。
只听油门一阵轰响，6010号喷出一溜黑烟，撇下老孔，绝尘而去。
“完了完了，这下子完了!”路边的老孔拦不敢拦，追不敢追，急得顿足捶胸，原地乱转。作为老于世故的本地土著，他心里明镜似的：眼前的这一幕不就是上海滩阔佬们经常遭遇的把戏——绑票吗?
这一天是1941年6月5日，时值抗战形势日见吃紧、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
鼎鼎大名张公子
横遭劫难为哪般
话说到此，必须交代一下鼎鼎大名的张伯驹。
张伯驹，原名家骐，字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生于1898年，幼时被其父张锦芳过继与伯父张镇芳为子，入私塾，就读天津新学书院，18岁时奉继父之命进袁世凯的混成模范团骑兵科习武，毕业后行伍于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的部队，担任过提调参议等虚衔。1927年起改换门庭，投身金融界，先后担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秦陇实业银行经理等职。
盐业银行是旧中国主要的商业银行之一，与金城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并称为“北四行”;初由北洋政府筹办，原定官商合办，后因北洋政府爽约而改为商办。1915年3月26日正式开业，设总管理处于北京，由张伯驹的继父张镇芳出任董事长。说到这个张镇芳，今天的人们可能不太熟悉，可在当时，绝对属于重量级人物。此人的姐姐是袁世凯大哥袁世昌(字裕五)之妻，与袁连襟。张镇芳29岁时(1892年)中壬辰进士，初任前清户部主事。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时，通过咨部调用张镇芳，几个月内便将其升任为天津道，实授盐业使。以后张又历任河南都督和直隶总督等职，执封疆大吏之牛耳，直至1913年卸任。盐业银行成立后，张镇芳出任董事长，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垄断经营，想不富都不行，自然是捞了个盆满钵满，积攒下万贯家财，不说富可敌国，至少也是雄冠华北。当时人称“辫帅”的“辫子军”首领张勋，也不过在其手下忝列协理一职而已。1917年，已然升任安徽督军的张勋图谋复辟清室，兴兵起事，悍然与武昌起义革命军为敌。张镇芳不仅与张勋共谋复辟，还曾一度出任复辟皇朝的度支部尚书，而且慷慨资助，一出手就是25万大洋——这哪里是在给钱嘛，整个儿是在宣泄一个前清遗老对旧王朝的刻骨迷恋啊!张勋复辟失败，张镇芳因“背叛民国”受到追究，险遭处决，经斡旋，后改无期(实仅短期关押即被赎出)。盐业银行总经理一职，遂落入吴鼎昌手中。1933年张镇芳死后，张伯驹不仅悉数承接了继父浸透了民脂民膏的庞大家产，而且摇身一变，成为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的总稽核，玩起了他一窍不通的金融业。
张伯驹虽于金融不通，也不想通，但会玩，尤其对旧文人旧公子哥之间盛行的那些雅玩，可以说是无一不精，无一不晓。加之心气高，眼界宽，天资聪颖，又有挥金如土的本钱，再珍贵的东西，只要是中国有的，在他眼里都不过是个玩物而已。所以，但凡他想玩，不玩成顶级模子决不罢休。例如，论玩票，他与梅兰芳同台演出《八蜡庙》，梅的褚彪，他的黄天霸;与余叔岩同台演出《四郎探母》，余的杨延昭，他的杨延辉;一律都是名角傍着他唱。更绝的是为了庆祝他的四十寿辰，梨园界群贤毕至上演《空城计》，张伯驹饰男一号诸葛亮，其余担纲者：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王凤卿饰赵云、程继先饰马岱、陈香云饰司马懿、钱宝森饰张邰，一水儿的名角围着中国最富有的名票转，大有众星捧月之势。张伯驹对之自是得意非凡，专门赋诗为记：“羽扇纶巾饰卧龙，帐前四将镇威风，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尺五峰。”论书画，他收藏有西晋陆机的《平复帖》，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唐朝李白的《上阳台帖》、杜牧的《赠张好好诗》卷，宋朝范仲淹的《道服赞》卷、蔡襄的自书诗册、黄庭坚的《诸上座帖》，元朝赵孟頫的《千字文》，以及唐寅的《蜀官妓图》等。这桩桩件件，无一不是极品，无一不属国宝，连北京城里的堂堂故宫都告阙如。据张伯驹后来回忆，《平复帖》他花四万大洋拿下，得了回便宜;《游春图》的身价是二百四十两黄金，用去了他据说是李莲英旧居的一所宅院，再搭上夫人潘素的一件首饰;《道服赞》的标价是黄金一百一十两……论诗词文章，他的《丛碧词》《春游词》《洪宪记事诗注》《宋词韵与京剧韵》等著作，据称也是温润绵柔，回味无穷。张伯驹同时还擅长书法，人称“鸟羽体”，至于怎么个鸟羽法，说好听一点，叫独创一格，说不好听一点，其实够怪、够标新立异。张伯驹与也是名画家的夫人潘素，经常妇唱夫随地来一番泼墨挥毫的即兴表演，在同人圈内煞是风雅。正因为张伯驹玩的是大手笔，而且玩出了大名堂，以至于声名鹊起，江湖远播，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
关于“民国四公子”的组合，有两种说法传于坊间。其一为袁克定(袁世凯之子)、张伯驹、卢小嘉(卢永祥之子)、段宏业(段祺瑞之子)四人。其二有张孝若(张謇之子)、溥侗、张伯驹、张学良四位。两种组合说法不一，尺度各异，但或添或减，都不曾撇开张伯驹，可见其人气之旺、财气之大、名气之响。
1935年，上海在中国的地位日渐凸显，已成金融重镇，盐业银行审时度势，把它的总管理处也迁了过来，设点于北京西路860号。不料好日子刚过没多久，日本鬼子就开始大举侵华，上海也和东北华北一样，成了任人宰割的俎上肉。盐业银行的头面人物纷纷迁移内地避祸，张伯驹也不例外去了西安。但上海地位特殊，无人主事终非长久之计，于是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奉董事长任凤苞之命，找到张伯驹，苦口婆心地好一番规劝，晓之以理，诱之以情，终于说动了素重义气的张伯驹重返上海，出任沪行经理一职。孰料这一来，等待他的竟是遭绑之祸。如此霉运，事先恐怕谁也想象不到。
接到老孔的禀报，潘素惊得目瞪口呆，好半天缓不过神来。说实话，跟着张伯驹这样的阔少名流，潘素日常总要比旁人多加几分警觉也是必然的。这世上本来穷人就多，穷人一多，无赖亡命徒之类的就多，富人的日子免不了暗藏太多的危机，不能不倍加小心。眼下到处兵荒马乱，遭遇不测的概率不知比平时又多出了多少倍。前不久，潘素陪张伯驹离开沦陷的天津，去过一趟西安，躲避战乱只是表面的原因，更主要的是想找个稳妥的地方，把家藏的那些名贵字画藏起来。最起码不能让日本人占了便宜。离津前，两口子把字画逐一缝进衣被，沿途再怎么烦累，也坚持随身携带，决不托运;一路上风声鹤唳，担惊受怕，怕土匪抢，怕日本人追，食不甘，寝不寐，总算平安到达目的地。后来张伯驹因公迁徙上海，估摸着在这里知道他的人肯定不如北方多，可以少受声名之累，再说又是住在洋人管辖的法租界，应该可以太平无事，没承想……
失神落魄的潘素把目光投向了老孔。老孔原先也是银行职员，遇到这种事总该比一介女流多几分担待吧?老孔当然深知自己有脱不开的干系，可他一个跟班听差的穷司机，又能有多大能耐呢?无非就是先向银行方面通报不幸，然后再向法租界巡捕房报警罢了，招数也是有限得很哪!老孔自知很对不住把他当救命稻草的女主人，只好万分惭愧地苦着一张脸，不敢与潘素那双无助的眼睛对视。潘素瞟一眼这副蔫相，情知指望不上，只好哀叹。
中午时分，法租界巡捕房在巨鹿路的一条弄堂里找到了张伯驹的6010号轿车，但车内空无一人，张伯驹去向不明。
究竟是谁绑了张伯驹?绑架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是为了要钱，还是要……
这一切，暂时都还是一个谜。
应知人心险恶
何堪世事难料
张伯驹被绑架的消息传到银行，沪行上下顿时炸开了锅。各种各样的猜测飞短流长，有说是冲钱而来的，也有说是盯上了张公子的名画珍玩，还有猜测是仇家所为，要的不是钱，而是你的两片耳朵、一条胳膊，或者一副睾丸什么的，真正恨极了，干脆取了你的性命。但张伯驹有仇人吗?好像没听说过。张公子生性温厚大度，并非剑拔弩张斤斤计较阴损歹毒之辈，谁会和他过不去呢?而且势不两立到了非劫之而不足以泄怨愤的地步?有好事者在熟人圈里掰指头，掰来掰去也掰不出。还有的分析人士眼光犀利脑瓜深邃，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盐业银行内部人事倾轧造成的恶果。
人事倾轧一说并非空穴来风。
张伯驹任职上海之前，由于分行经理一职空缺，事实上一直由副经理何延孝主持行务。这就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解，以为何延孝早晚是要当经理的，他当了经理，副经理位置空出，需要递补，其他高级职员，岂不就亦步亦趋地得以跟进吗?按理说，这样的猜测完全符合逻辑，没什么不对，可偏偏结果并非如此。事实证明，许多符合大多数人逻辑的事，往往并不一定符合少部分决策者的逻辑。总经理吴鼎昌其实对何延孝完全看不上眼。认为此人琐碎平庸，当个副职辅佐行务还差强人意，当正职独当一面则实难胜任。至于沪行还有没有其他人入得了吴鼎昌的法眼，当然有，李伯翰可以算一个。此人虽然只是个高级职员，但精明干练，是个人物，如果何延孝出任经理，他的副经理肯定没跑，所以，破格提拔也不是不可以考虑。但吴鼎昌对他的个人野心颇为忌惮，而且深知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嗜赌如命。如此品行一旦大权在握，天晓得会不会给银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吴鼎昌不能不谨慎从事。掂量再三，吴鼎昌最后把宝押在了张伯驹身上，千里迢迢把他从西北调来了上海。
张伯驹哪里想得到，此番大调动，居然会因他一个，堵了一批人的路，水深得很哪!正所谓“祸福无门，唯人自召”。他的潜在风险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但是，在这一批人中，究竟是谁真正动了歹念，勾结绑匪对张伯驹痛下杀手，虽不乏这样或那样的怀疑，有的听起来似乎也已逼近了事实，却终究是一笔糊涂账，至今拿不出确凿的证据。
董事长釜底抽薪
张伯驹吉凶未卜
整整二十四小时之后，绑匪方面终于有了声音。第二天上午，一个来路不明的电话打进了培福里16号，指名道姓找潘素。来电人声称，张伯驹毫发未损，就在他们手上，只要潘素拿出200万，他们保证立刻平平安安地放他回家，不然，休怪“横爷”不客气!
撂下电话，潘素顾不上细想，匆匆下楼，直奔孙曜东家而去。
经过了最初的慌乱之后，逐渐稳下神来的潘素终于想明白了此时她可以求助的对象，一个自然是银行方面，另一个便是这个孙曜东了。孙家与张家是世交，早自曾祖一辈起，两家就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孙家在京津一带的影响，较之张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孙曜东的曾祖父孙家鼐，曾历任清廷的工部、礼部、吏部尚书，还曾是张伯驹的继父张镇芳的老师。抗战爆发以后，孙曜东是首先“落水”，投靠日寇的“名流”之一，现正出任伪上海复兴银行行长一职，同时又是大汉奸周佛海的秘书，是一个在黑白两道都十分兜得转的人物。张伯驹出事之前，由于顾忌孙曜东的“汉奸”身份，两家的关系趋于疏远。但时至今日，当张伯驹陷于危难、命悬一线之时，潘素哪还顾得上这些，甭管他是“旱”奸“水”奸，只要能救张伯驹一命，潘素谁都敢求。
孙曜东果然念旧，一听张伯驹被绑，大惊失色，满口答应一定过问此事。“伯驹的事就是我孙曜东的事，请嫂子放心，如今的上海滩没有我说不进话的地方。”一席话，说得潘素扑簌簌直往下落眼泪。
比较而言，银行方面的态度就差劲得很了。
得知张伯驹出事的消息后，银行这边虽不乏冷眼旁观甚至幸灾乐祸之流，但也有真正为其焦虑奔忙的朋友，其中要数会计科科长陈鹤笙、文牍科科长白寿芝的表现尤为仗义。出事当天，两人就联合署名，向远在天津的盐业银行董事长任凤苞拍发急电：今晨伯驹兄人车被绑。第二天，得知绑匪勒索赎金200万，潘素向银行求援的消息后，两人再次急电天津，请求指示。然而数日之内，类似电文几番拍发，却始终得不到任凤苞的明确答复，令二人万分心忧。
外界也许不知道，以为200万难不倒大富翁张伯驹，可潘素心里清楚，张伯驹其实除了那些父辈传下的房产股票，手里还真没存下多少现钱，要一下子拿出那么多，更是完全不可能。除非银行垫支，否则短时间里绝对凑不够绑匪索要之数。
几天之后，据现存上海盐业银行档案记载，1941年6月19日，任凤苞的回信终于姗姗来迟：
鹤笙、寿芝仁兄惠鉴：
四奉手示，具悉一一。伯事突如其来，远道无能为力，焦念而已。两兄与之交谊素敦，自应就近设法。唯应认明，此为个人之事，与行无涉。两兄对外发言，尤须注意，不可牵涉到行，否则非徒无益。
现在已有消息否?弟意总可解决，其解决之法，不特兄等不必顾虑，弟亦可不必过问，应由其津寓主持。已通知张府矣。
其居沪乃本人之意，兄等当知之。春间来津，曾问其住何处，答住行内，当托其就近照料总处之事，亦尤去岁董事会时之意，则无其他使命。假如其本无住沪之说，弟亦不能托之也。其在沪租屋乃绝大误点，倘能居行，当不至于有此事。既往不说，唯盼早日出险耳。
因小有不适，顷甫稍好，总总布复。
顺颂均祺
弟苞顿首
六月十六日
任凤苞的回信夹文夹白，读来佶屈聱牙，但意思十分明白：其一，张伯驹被绑，尔等念其交谊，设法营救，纯属你们之间的私事，与银行无关。其二，我任凤苞不想管张伯驹的事，建议你们也不必管，应当让张伯驹在天津的家人自己去管。其三，因为张伯驹自己说要到上海来，我任凤苞才委托其顺便管一管银行的事，如果他不来上海，我是不会委托他的。其四，私自在外租房居住，是张伯驹出事的关键，如果他遵守规矩住在银行内，就不会出事。言下之意，张伯驹是咎由自取。
与张伯驹交谊甚笃的陈鹤笙、白寿芝显然十分不满任凤苞的态度。行员，而且是高管遭难，董事长竟然撒手不管，虽然他在电文中与下属称兄道弟，虚与委蛇，但无论如何也掩不住骨子里对下属生死的极度冷漠。由此及彼，他们不能不产生唇亡齿寒的联想。给这样的老板打工，前景岂不太悲凉了吗?
也许在此后的电函往来间他们让任凤苞感觉到了这种离心离德的威胁，半个月后，任凤苞在另一封来信中对他的态度给出了解释：
寿芝、鹤笙、肃然仁兄均鉴：
两奉手示具悉。伯事在私交上十分悬念，两旬以来毫无眉目，令人急煞，若必然牵涉到行，只有敬谢不敏。三兄尚忆从前倪远甫之事否?彼明明沪行经理也，行中未尚过问，以彼例此，可恍然矣。
复颂台祺
苞顿首
六月三十日
信函中所说的倪远甫，曾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多年前也曾遭遇过和张伯驹一样的绑票噩运，但盐业银行始终拒绝出面与绑匪交涉，借此杜绝绑匪试图与银行方面讨价还价的念头，最后绑匪不得不直接面对其家人，勒索了一笔不大的赎金后放人。任凤苞的意思，就是要“以彼例此”，明确告诉绑匪，张伯驹的事银行不管，甭指望从他的腰包里掏出半个大子。如此，“庶可(使绑匪)降低欲望，或能早日解决”。
任凤苞的这一招堪称釜底抽薪，对于确保银行利益固然有效。但这样一来，张伯驹可就彻底地让他给卖了。万一绑匪的欲望降到了失望乃至绝望的程度，难保不生出杀一儆百的歹念来，堂堂张公子的小命岂不岌岌可危?
旧雨念故交 柳暗复花明
倒是孙曜东的营救颇见成效。
面对潘素的恳求敢于大包大揽，孙曜东自然有他大包大揽的道理。
绑匪开出的赎金价码虽然巨大，但全然不涉张伯驹家藏的古玩字画，孙曜东由此断定，此事绝非日本人所为。除非觊觎张伯驹手中旷世的中国文化遗珍，否则，大日本皇军还不至于为几个小钱出卖尊严，干出如此下三滥的勾当。在沦陷后的上海滩，除了“七十六号”那帮汪伪特务外，没有人干得出来。此事从头至尾，烙满与之相吻合的土匪戳记。
只要同日本人无关，孙曜东就有把握摆平它。别忘了，他是周佛海的秘书。
几番侦讯，果如孙曜东所料，张伯驹确为“七十六号”所绑。所谓“七十六号”，是汪伪特工总部的别称，因其1939年春成立以后主要以极司菲而路(今万航渡路)七十六号为活动基地而得名。“七十六号”以落水的国民党前特工丁默邨、李士群为首，网罗各色人渣组建，是一个职业特务加资深流氓的帮会式混合体。他们以暗杀、绑架、爆炸等恐怖活动为主，同时溢出政治轨道，举凡掳掠勒索、栽赃陷害，乃至黄、赌、毒，只要有利可图，统统无所不为。1941年年初以来，“七十六号”急遽膨胀，在租界内外制造了一系列罪案，以配合日军即将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获得对英美租界的控制权。
孙曜东得知，确有银行内部人士，出于报复的目的，唆使“七十六号”对张伯驹实施了绑架。孙曜东在其晚年的回忆录中，甚至直接点出了这个报复者的真名实姓，但字里行间依然猜测的成分居多，似乎难以为凭。
既然明确了元凶，孙曜东就有办法对付。他直接找到周佛海，声称“七十六号”绑架了他的把兄弟，而绑架像他把兄弟这样的民间金融人士，对于今后的发展后患无穷。因为其时汪伪方面正密谋推出伪储备券，以取代在市面上流通的“法币”，在这个时候得罪有影响的金融界人士，使各银行因此而惧怕进入上海，岂不是自断财路，自毁前程?
对于孙曜东的分析，周佛海深以为然，于私于公，他都不能不给孙曜东这个面子。于是，当着孙曜东的面，周佛海直接给李士群打电话，气冲冲地责令他：停止胡闹，赶快把此事了断。
有了周佛海的明确表态，孙曜东等于“尚方宝剑”在握，但为人老到的他深知汪伪乃一群乌合之众，上峰的钳制力有时相当有限。为免出意外，他专程找到李士群，推心置腹地表示，只要“七十六号”确保放人，他不会让弟兄们白忙活，愿意拿出20根条子作为弥补。李士群由于有周佛海的饬令在先，自然不敢刁难，乐得送一个顺水人情，答应一定帮忙。
然而，就在孙曜东的斡旋将成之际，张伯驹却突然从原来的关押地点消失了。原来，“七十六号”的那帮特务因为听到周佛海干预的风声，知道没什么油水可捞，又不敢硬顶，懊恼之余，干脆把张伯驹转移到浦东，把他白送给了伪军林之江部。
枝节横生，着实令孙曜东吃惊不小，好在几天后情况弄清，张伯驹依然平安。孙曜东不敢稍有懈怠，马上亲自渡过江去，找到林之江，再次许诺，愿以20根条子交换张伯驹。在得到林之江肯定的答复后，才忐忑不安地返回沪西。
这一日，张伯驹在关押他的农家小屋里吃罢绑匪送来的早饭，感觉有些困乏，便迷迷糊糊地倒在床上睡着了。数十天来，由于指望着靠这位财神爷发笔横财，绑匪们对他倒是照顾有加，天天好饭好菜伺候着，除了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外，并无任何不端之举。这使一向清癯的张伯驹竟比初来时胖了几分，只是内心郁闷，难以遣怀，大有度日如年之感。
待张伯驹从迷糊中醒来，望望窗外，日头已经过晌。往日此时，早该是午饭时候了，今日却是奇怪，屋内屋外，寂静异常，空无一人。张伯驹试着叫了几嗓子，也听不到有人应答。张伯驹惊诧不已，弄不清楚绑匪们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于是起身走出屋子，四下张望，周围仍不见任何人影。莫非……张伯驹的心狂跳不已，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他不再迟疑，远近周遭扫一眼，大致揣摩了一下方位，朝着浦西的方向，大步流星撒丫子走人……
(后记：张伯驹脱逃后，因惊吓过度，大病一场，痊愈后，返回天津，从此再未踏入上海一步。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定居北京，1956年与夫人潘素一起，将上文所举《平复帖》《游春图》《上阳台帖》《道服赞》等珍贵书画，悉数捐与国家。1958年被划为右派，历经坎坷，备受折磨，1979年改正，幸获平反。1982年2月2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
(作者系作家，《档案春秋》原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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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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