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前夕的谍战
——揭秘阴谋炮击天安门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浓厚氛围里，回首与缅怀是主旋律。《无形的战线》《羊城暗哨》《秘密图纸》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摄制的反特影片，也成为重温历史的教材。这些国产影片，不仅取材于真实事件，更反映了当年的国内外政治形势。比如拍摄于1956年的《国庆十点钟》，就是根据一起美国特务阴谋武装暴动案改编的，是2008年的热播电视剧《天字一号》的蓝本，也是下面要讲的这宗著名的国际间谍案。
甘雨胡同的可疑房客
开国大典后半个月，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到职就任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确定新中国公安机关的首要任务是：学会和敌人作隐蔽斗争，特别是同国际特务作斗争。
在1950年8月24日召开的全国第一次侦查工作会议上，罗瑞卿部长进一步明确要求：全国的侦查情报工作，转移到打击美帝国主义间谍特务上来。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公安工作连续强调与美特作斗争，首先是由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决定的，其次，是朝鲜半岛国际风云突变所致。
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是独立自主、和平共处，被毛泽东形象地比喻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意思分别是：不承认国民政府旧的屈辱外交关系;清除和取缔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特权;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二战”后，美国挑起冷战，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新中国倒向苏联，势必与美国决裂。
而当时美国的政治形势，也决定了美国与新中国的决裂是必然性的。冷战展开后，美国的意识形态不断右转，在参议员麦卡锡为首的右翼分子鼓动下，极端反共产主义思潮在美国泛滥，美国不但不准备承认新中国，还企图阻拦其他大国与新中国建交。所以，中美对立不可避免。
朝鲜战争让中美从对立到剑拔弩张。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干涉朝鲜内政，美国总统杜鲁门派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指挥“联合国军”入朝作战。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声称“共产党军队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下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在“协防”台湾的名义下，公然以武力阻碍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岛，干涉中国内政。而入朝作战的美军还入侵中国领空，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城镇，逼迫新中国决心“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为保家卫国而战。
第一次侦查工作会议结束时，罗瑞卿特意把时任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处长狄飞留了下来。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部长的同时，还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职务。罗瑞卿对狄飞说：北京是重点啊，以前这里是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中心，外国间谍势力也长期盘踞，你要把他们连根拔除!
狄飞处长也正想对罗部长汇报工作，他说请部长放心，国民党在北京原有的特务组织已基本上被我们打垮了，只剩下漏网之鱼。肃清美特工作，我们也已经结合外侨管理、收回外国领事馆和兵营工作，先行一步了。1949年年初接管国民党北平警察局后，北京市公安局就着手调查北平的外国侨民情况。1950年1月，根据新的外交方针，西方国家的领事馆和驻屯军队建筑一律交还中国。在这两项工作的开展中，狄飞的侦查处以及外侨管理科，在领事馆工作人员、侨民以及外商中物色了一些情报人员。
狄飞回到侦查处后，叫来侦查科科长王兴华问：甘雨胡同的可疑房客查得怎么样了?王兴华回答：背景不简单!
1950年4月下旬，美国领事馆撤出北京后，有情报人员向王兴华汇报：东城王府井八面槽甘雨胡同16号和乙17号的两户人家的房客行踪可疑。进一步调查后，可疑房客成了王兴华的秘密监控对象。
甘雨胡同16号和乙17号是两户人家，住的都是外国人，相处亲密，两家的男主人不仅会说汉语，还都有中国名字。一个叫李安东，55岁。另一个叫刘逸，47岁，日本名字是山口隆一。两个人在北平解放后表现非常活跃，在各种场合打探人民政府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情报，搜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的姓名、履历、住址、电话和汽车号码等。两个人还时常出入美国驻北平领事馆。
李安东和山口隆一的活动显然与两个人在中国的公开身份不相符。意大利人李安东是天津老世昌公司北京代理人，一个商人。山口隆一是日本人，工作地点在东交民巷北京法文图书馆，是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
老牌间谍
王兴华向狄飞汇报了李安东和山口隆一的背景调查工作后，狄飞大吃一惊，原来这两个人都是老牌间谍!并且，他们还与原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大卫·包瑞德关系复杂。
李安东，英文名Antonio Riva，1896年出生于中国上海，父母都是意大利商人。李安东的学生时代基本上是在意大利度过的，这也使他很早就入了意大利法西斯党，成为一名激进的法西斯党员。
法西斯党是墨索里尼创立的，一直疯狂地反对共产主义。法西斯主政的意大利与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为争霸世界，共同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日也因此成为“二战”的轴心国。
1919年，李安东从意大利空军学校毕业后，重返中国，在天津开设了意亚公司。当时的中国正陷于军阀混战，李安东数次兜售军火给北洋军阀曹琨、齐燮元等，助其打内战。1926年，李安东来到北京，在国内法西斯政府的支持下，在北京组织了法西斯党支部，自任支部长。从1933年起，李安东担任意大利《斯坦巴报》驻北平特派员，并且还是“中意文化协会北平分会会长”。
1934年，他结识了包瑞德上尉。当时包瑞德是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史迪威的助理。因为都属于所谓的“中国通”，两人一见如故，用北京话交谈起来。
大卫·包瑞德1892年出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大学期间选学汉语，毕业后便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菲律宾担任下级步兵军官。1924年，被派到北京美国公使馆任助理武官，负责汉语学习工作。主观努力加上语言天赋，让他掌握了流利的北京话，并体验到了解中国人民及其历史文化的快乐，也为他此后多年留在中国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1928年，包瑞德被调回美国，在佐治亚州本宁堡的步兵学校学习高级课程时，得到马歇尔和史迪威的赏识。课程结束后，他成为纽约市立大学军事科学与战术学科的助理教授。1931年，他被派到中国天津，出任美军驻天津的第15步兵团情报处参谋。两年后，包瑞德从天津到了北平，在史迪威手下任助理武官。
与包瑞德相识的当年，李安东被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委以“意国空军指导团秘书长”头衔，帮助蒋介石政府从意大利购入大批飞机，并帮助蒋政府在南昌、洛阳两地修建飞机场。
卢沟桥事变后，作为法西斯党的党徒，李安东立即站在其盟友日本一边，与日本“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报道部”的高级特务日高富明结成密友，以记者名义往来华北各地，进行特务间谍活动，为日本侵略军搜集情报。
李安东的间谍行为被美国战略情报局和北平警备司令部同时掌握。美国战略情报局是“二战”期间美国的情报组织，“二战”结束后即解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
为此，抗战胜利后，美国战略情报局和北平警备司令部把李安东作为战犯，押送十一战区军事法庭。后因国民党检察官念及李安东曾为中国政府购办军火，并“犯罪嫌疑并不充分，依战犯罪法应不予起诉”，于1947年5月获释。
李安东回到家，立即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写信，解释其被捕是一场误会，希望司徒雷登帮助他洗清被控战争罪的污点。他在信里说：“我唯一目的是希望，美国官员作个调查，以证明我虽是一个法西斯党员，但这并不等于说我是一个流氓，我希望这次被控不会永久玷污我的姓名并传给我的子孙。”
司徒雷登给他的回信中，对他的遭遇表示了同情，并表示愿意他“与美国进一步建立关系，以获得协助”。
1948年3月初的一天，包瑞德突然上门看望李安东。重回北平的包瑞德，身份是美国驻华大使馆上校武官。包瑞德对李安东提及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李安东立即明白，包瑞德是来与他“进一步建立关系”的。此时的包瑞德，不仅职务升迁了，也是情报老手了。
接着，包瑞德又在自己家里设宴，邀请李安东夫妇赴宴。包瑞德亲自上门探望，已经使李安东感动不已;又设家宴邀请，更令李安东受宠若惊。席间，包瑞德与李安东探讨了对世界和中国局势的分析，特别讨论了共产主义问题、苏联问题等。包瑞德对李安东的见解很赞同。当包瑞德表示愿意与李安东“建立关系”时，李安东迫不及待地表示：“我是一个法西斯党徒，是一贯坚决反共的。因此，我愿意为美国效劳!”
李安东的话让包瑞德心里感到有些复杂。在华任职期间，特别是1944年7月，作为美军延安观察组组长，他在延安工作生活了五个月，以及1945年11月27日跟随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为国共建立联合政府进行调停后，他对中国共产党或多或少产生了一些同情。然而，作为驻华武官，他需要像李安东这样的情报员。
为了获得包瑞德的充分信任，李安东回去后，又给包瑞德写了一封信：“亲爱的包瑞德上校：从数年来我们互相交换政见中，我相信你能够证明我反共主张的一贯性。现在共产主义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普遍重要性的问题，以至可能需要以战争来解决。今天反共世界均向美国寻求领导，我很愿意为美国全力效劳。”
与包瑞德确立间谍关系后，李安东又把老友山口隆一发展成自己的情报员。两人见面一拍即合，山口隆一当即表示愿意接受李安东的领导，并把他秘密输送给美国战略情报局、日本海军省和国民党政府的情报，如数交给李安东。这些情报的内容不乏解放区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为了联络方便，山口隆一于1948年10月，从原来的居住地搬到甘雨胡同16号，与住在乙17号的李安东做了邻居。
李安东与山口隆一结成间谍搭档，是看中了山口隆一的间谍资历。李安东早在与日本特务日高富明合作搞情报时，通过日高富明认识了山口隆一。日降后，山口隆一设法进入国民党政府设立的国际问题研究所，负责研究整理苏联远东军事、经济、交通、文化等情报资料，是一个多面间谍，同时为日本海军省、美国战略情报局和国民党政府搞情报。
到1948年11月北平解放前夕，山口隆一先后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巴帝古、约翰生、沃杜伦、斯德沃、威斯特、斯蒂文斯、麦智等美特单线联络。美国战略情报局主要从山口隆一手上购买国民党政府和日本共产党组织等的情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共出卖给美国战略情报局各种情报460余件。
山口隆一与美特的接头方式，与间谍电影里的经典镜头无二。接头地点不固定，最初是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大约每两周接头一次，山口隆一奉上情报，再从美特手上领取月薪和赏金，并接受指令。
随着国民党政府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美国战略情报局与山口隆一的接头方式越来越隐秘，并且频繁更换联络人。轮到斯蒂文斯与山口隆一单线联络时，已是1948年秋。斯蒂文斯生性多虑，极为敏感，他与山口隆一约定，不在固定空间见面，而是行进中的车上秘密接头。
1948年9月末的一天，山口隆一按照斯蒂文斯的约定，在崇内大街西侧便道上，由南向北缓慢行走。他边走边观察对面驶过来的每一辆汽车。斯蒂文斯事先告诉他，他只管在路边走，自己会找到他，并把汽车停在他身边。
山口隆一缓缓走着。一辆黑色小轿车正面开过来，他看见驾驶座上的人戴着一顶米黄色礼帽，那是斯蒂文斯与他约好的装扮;而山口隆一穿的，也是约好了的米黄色风雨衣。小轿车停下，山口隆一拉开车门迅速上去，小轿车立即驶离。拐了两个弯后，小轿车停下，山口隆一又迅速下车。前后不过十分钟，他们已经在车上完成了情报交换。斯蒂文斯确定了下一次接头的时间和大约位置，山口隆一也拿到了薪金。
与和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接头相比，山口隆一和李安东合作就轻松很多，老友加邻居，谈笑间就完成了合作。
北平被解放军围城后，百姓人心惶惶，李安东和山口隆一却异常地亢奋，他们把这看作是大显身手的时候。他们白天忙着从报刊和广播报道中收集资料，从社会关系和街头巷尾那里获取各种信息，晚上回来一起分析研究傅作义的城防情况和解放军围城部队的军情等，并整理后送交美国领事馆。
截获草图
狄飞在侦查处的院子里走来走去，脑子里理着各路侦查员汇集来的新线索。这院子位于王佐胡同，原来是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所在地，著名的特务据点。两年前，他跟着侦查处首任处长冯基平查封接收这里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时间转眼就进入了9月份，国庆一周年庆典安全保卫工作已进入实战阶段。然而除了掌握李安东和山口隆一的间谍背景外，再无有价值的新线索出现，这不能不令狄飞坐卧不安。而被罗瑞卿从公安部派来参加案件侦破领导工作的李广祥，也有些心急。
9月18日，侦查科科长王兴华匆匆走进狄飞的办公室。狄飞见王兴华脸上挂着罕见的笑意，猜到王兴华给他带来了好消息。
果然，王兴华把一个厚厚的纸包放在狄飞面前说，狐狸的尾巴迟早要露出来的!
纸包是王兴华截获的山口隆一寄往日本东京都的日洲产业株式会社的航空信袋。狄飞赶快打开。
信袋里共有10封信，其中一封信里装有一张铅笔勾画的天安门示意图，呈现了城楼、金水桥和华表，城楼正中央用简略人形标示了目标位置。两个带有日文注释的箭头，分别指向两处，一个沿抛射线指向房脊，日文注释是：“从日本买来的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个屋顶。”另一个直指主席台正中的简略人形，日文注释是：“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
随图附有一份以英文拼成日文音的说明文字：“据说最初试用的地方在天安门，水从屋顶越过去，是一件趣事。所谓天安门系紫禁城正中间的一个门，其前建有人民广场，每当政府祭礼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登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军队分列式和民众的行列，以前的消防压水机，仅能压至毛主席站着的主席台附近的位置。”
初看，这似乎是一个有关消防压水机试验的草图。而中国从清代开始就从日本进口消防器材，北京的消防器材很多都来自日本。然而，在对谍报套路谙熟于胸的老情工王兴华眼里，这张草图却暗藏杀机。不论是哪个阵营的谍报人员，联络上都会使用暗语、密码、代号等，以掩护真实意图。所以，这个障眼法根本瞒不住王兴华。况且，天安门示意图的文字说明，已经非常露骨地指明了那个简略人形就是毛主席!国庆一周年庆典时，天安门广场将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不仅毛泽东主席，而且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以及外国友人都将出现在主席台上。
狄飞仔仔细细研究了这张铅笔示意图和说明文字后，不无讽刺地对王兴华说：“真是自我暴露!既猖狂又愚蠢!狐狸尾巴既然露出来了，咱们就别手软了!”狄飞当年虽然才三十出头，隐蔽战线工作经验却不亚于年长他一些的王兴华，两人都具有高度敏锐的对敌斗争警惕性。
狄飞马上把案情汇报给了老处长冯基平。冯基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中央社会部直属的平津情报站站长，资深情报专家。他说：“这个案件耽搁不起!”说着立即电话请示罗瑞卿部长，又让狄飞和王兴华去听听李广祥的看法。
狄飞见了李广祥，递上卷宗说：“你先看看这个再说!”李广祥也属于情报战线精英级人物，他和狄飞都曾在冯基平手下任侦查处副处长，是冯基平的左膀右臂。一起搭班子工作期间，李广祥和狄飞情同手足。后来李广祥调公安部任职，虽然两个单位离得很近，可两人都奇忙无比，难得一见。
李广祥看过卷宗，举着那张铅笔图对狄飞和王兴华说，这哪儿是什么消防图呀。咱们都当过兵，也都干过情报保卫，这张出自间谍之手的图，意图再明白不过了，他们要对天安门动手啊!王兴华微笑着说，咱们都不谋而合了!狄飞轻蔑地说，哼!李安东和山口隆一是老牌间谍，可是他们不知道，咱们也是久经谍报场的!
三人进一步分析。王兴华说，他们要动手，就应该有武器。狄飞点头说，李安东和山口隆一在北京生活多年，又和美国领事馆关系特别，他们周围应该还有情报关系，必须一网打尽。李广祥说，时间紧迫，咱们要抢在他们前面动手!
起获迫击炮
9月26日深夜，京城熟睡。狄飞一声令下，一辆满载荷枪实弹的公安总队战士的卡车，以及数辆吉普车、摩托车驶过王府井大街，直奔甘雨胡同而去。
为了行动的秘密，也为了不扰民，车辆停在胡同外，参加逮捕行动的人员尽量把动作放轻。公安总队的战士迅速把胡同东西两个口把守起来。责任区民警领头，王兴华与派出所所长、外侨管理科科长等紧随其后。责任区民警轻轻敲门：“派出所查户口，请开门!”
来开门的正是李安东，一个细高老头儿。派出所所长认识李安东。但谨慎起见，王兴华还是问：“请问您叫什么名字?哪国国籍?”
“李安东，我是意大利人。”李安东用流利的汉语回答。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你宣布，你被逮捕了!这是逮捕证，请你签字!”王兴华表情庄重，口气严厉。
犹豫了片刻，李安东在逮捕证上签了字。
与此同时，山口隆一的家门也被敲开，侦查处执行科科长常真向山口隆一出示了逮捕证。山口隆一也顺从地接过笔，在逮捕证上签了字。
搜查收获颇丰。在李安东的书房和客厅里搜出了大量情报底稿、信件等，侦查员还在卧室里搜出了一支手枪和二百多发手枪和步枪子弹，以及一大包被拆分了的武器零件。王兴华让侦查员当场组装起来，竟然是一门六○迫击炮!
王兴华问李安东，这是什么?李安东回答：“Stokes式迫击炮。”
王兴华又问：“这些武器弹药，你在人民政府那里做过登记吗?”
李安东摇头：“没有。”
这时，狄飞也赶了来。他看了这门仅缺少座板的迫击炮后，与王兴华一旁耳语：“老王，你怎么看这小炮?”王兴华说：“我看到这家伙的第一眼，就联想到了那张铅笔图。”狄飞的右拳清脆地击打了一下自己的左掌说：“那铅笔图分明就是炮击示意图嘛!”
同时，在山口隆一家搜查出来的东西也令狄飞和王兴华惊喜。山口隆一的书房像一个小情报库，他把刺探到的中央人民政府和院、会、部、署各首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负责人的姓名、职衔、住址、电话号码、汽车号码等分别制成卡片，共210张，情报底稿48件，以搜集资料为由的各种来往信件等，清点后，竟达千余件。还搜出了两包制作毒药的青酸钾。这些物证中最重要的是一张铅笔图，正是被截获的那张炮击示意图的草稿。
李安东和山口隆一被捕的当天，魏智、哲立、甘斯纳、马新清也因间谍嫌疑被逮捕。李安东和山口隆一家被监视后，侦查员发现这4个人与李安东和山口隆一经常联系和往来。于是立即对这4个人进行调查。
魏智，1898年12月2日生于法国拉塞勒圣克卢，他的父亲老魏智，于1919年在北京开设北京法文图书馆。由于法文图书馆的业务有图书销售、借阅、出版、代售、代购等，老魏智的足迹遍及福州、香港、天津、上海、澳门等地，魏智幼时也因此在福州生活了6年。1917年和1939年，魏智两次参加法国炮兵部队，1920年6月从驻扎在波兰的法国部队退役，同年8月来到北京，帮助父亲打理法文图书馆事务，并在中国图书公司兼职。从1928年开始，魏智接替父亲，担任法文图书馆经理，他开拓新的图书市场，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销售额持续增长。
然而，他的命运却因为结识李安东和山口隆一而发生了改变。抗战胜利后，山口隆一想在北京谋一份公开职业，在朋友介绍下找到魏智。魏智收留了他，让他在图书馆编写中文书目。魏智被捕后交代：“我认识了山口隆一后，他就告诉我，他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我就知道他是一个间谍了，明白他到我书店里来，是为了搜集情报。”
魏智知道了山口隆一的真实身份后，并未拒绝帮助他搜集情报。后来，他知道李安东为包瑞德服务后，也给李安东提供过情报，并通过李安东认识了包瑞德。北平解放后，魏智多次供给李安东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报。魏智被捕后，侦查员在他家里搜出了他与包瑞德的通信，包瑞德在于1950年8月9日在给魏智的信中叮嘱他：要忍受各种困难，把法文图书馆在北京办下去。
哲立是意大利人，56岁，意大利法西斯党党员，北京义和洋行的经理，1921年来北京，1930年在天津海关任一等帮办，1938年任职秦皇岛税务司，1943年起为日本宪兵做谍报工作。1945年后与李安东关系密切，甘愿当李安东的情报员。哲立还曾用通信的方式，把他在北京搜集的情报寄往香港，转给包瑞德。
甘斯纳是德国人，39岁，1938年来中国，是宝世公司的北京代理人。1940年结识李安东后，即被李安东发展为情报员，李安东被秘密监视期间，还派甘斯纳去长辛店铁路工厂及通县国营农场等地刺探情报。
马新清，31岁，北京人，1946年至1947年间，两度任美军翻译。1949年3月，北平解放前后，马新清被哲立拉下水，为哲立搜集各种情报。
主教家里藏武器
李安东和山口隆一抗拒两天后，终于开始承认他们的间谍活动，但却回避私藏迫击炮的意图和寄往国外的那张铅笔图的意图。
为了把这伙间谍一网打尽，吕岱科长抓住搜出的迫击炮缺少了座板和其他零件，在审讯中对李安东穷追不舍，迫使李安东说出了最后一名成员——马迪懦。李安东说：“有些零散的武器，我交给马迪懦保管了。”
马迪懦是李安东极力隐瞒和保护的人。因为马迪懦的身份很特别，他不仅是北京天主教堂的主教，还是罗马天主教廷驻华公使的北京代表，不仅负有神权，还属于梵蒂冈的外交工作人员。
然而在审讯科科长的重压下，他不得不如实交代。李安东说：“在‘二战’前，我就与马迪懦有交往，那时，他在河北易县传教。1947年易县解放时，马迪懦由国民党第94军5师师长邱行湘派人武装护送，逃到北平，我们就建立了联系。马迪懦还与包瑞德见过面，包瑞德让马迪懦把情报交给我，由我转交包瑞德。”
9月29日清晨，侦查员敲开了东城乃兹府甲六号的大门，这是马迪懦的家，也是罗马教廷驻华公使寓所。
罗马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Antonio Riberi)，曾就读于意大利神学院和罗马外交学院，毕业后开始参与教廷的外交事务。1943年，梵蒂冈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在南京设立公使馆。1946年7月，黎培里被教宗庇护十二世任命为首任驻华公使。梵蒂冈是罗马教廷的所在地，接受教宗的直接统治，实施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罗马教廷既是天主教的行政中心，也是梵蒂冈的政府机构。当年12月，黎培里到达南京，开始建立中国天主教教统制，整顿教务。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黎培里在他的中文秘书陈哲敏的陪同下，巡视中国各教区，特别是北方交战地区的北平、沈阳、长春、太原等地，他公开鼓动天主教徒反共，支持蒋介石打内战。
马迪懦，1887年9月生于意大利乌迪纳省，毕业于罗马梵蒂冈修道院，1911年8月晋升神父，1926年1月带领传教团来华传教。1929年5月，罗马教廷从北平和保定代牧区分别划出一部分，设易县教区，马迪懦任主教和教区会长。到1941年，易县教区共发展教徒6490人。1936年1月，易县教区升为监牧区，马迪懦升为宗座监牧。1947年，马迪懦被黎培里提拔为自己的北平代表，并执掌北平地区天主教教务，住在乃兹府甲六号。这里是教廷驻华公使的北京代表寓所，严格说，不属于梵蒂冈领土的延伸。
开门的正是马迪儒，一袭深紫色主教长袍，让64岁的马迪儒显得臃肿而苍老。
马迪儒从容地询问这些穿警服的人缘何来此?马迪儒的汉语说得很生涩。
王兴华科长并不回答马迪儒的问题，而是反问：“请问您的名字?”
马迪儒缓慢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我是马迪懦，是这里的主教。”
王兴华说：“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的侦查人员，我们有证据证明你从事危害中国政府的活动，现在依法逮捕你，并对你的住处进行搜查。”
“你们不可以这样!我是教廷驻贵国公使的代表，我是神职人员，你们没权力这样!我们的公使知道此事吗?你们要逮捕我，搜查我的住处，必须经过黎培里公使的允许!”
王兴华一面让侦查员一边一个站在马迪儒两侧，不准他离开原地，一面让侦查员在两名天主教牧师和街道积极分子陪同下，开始搜查。虽然没找到期待的迫击炮座板，却搜出了一枚迫击炮弹弹头和底火、八枚手榴弹，以及手枪和步枪子弹250发。还有马迪懦搜集的解放军抗击国民党军进攻的“四平战役”军事情报底稿6件。四平战役指国共双方军队在东北的交通、工业及军事重镇吉林四平展开的拉锯战，在解放战争中非常著名，其惨烈程度被外国记者形容为“东方马德里保卫战”。据李安东交代，马迪儒搜集的有关四平战役的情报，都由他转交包瑞德了。
马迪懦见到这些证据，不再用结结巴巴的汉语表示抗议了，弯下腰在逮捕证上签了字。
马迪懦在接受审讯时承认，那些武器的主人是李安东，是他为李安东保管的。
马迪懦来到中国，本应该，也可以一心一意传教。然而在日本侵吞中国野心昭然若揭时，罗马教廷却宣布承认“满洲国”，并把东北从中国传教区划出，成立伪满传教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教宗向中国天主教徒发布命令，要求教徒“不偏左，不偏右”，心甘情愿当亡国奴。但在解放战争中，教廷却不要求教徒“中立”，而是旗帜鲜明地反共，支持蒋介石政府。马迪懦奉行教宗指令，迎接日军在天主教堂驻扎，并帮助河北易县的汉奸组织维持会。
日寇投降后，马迪懦还帮助国民党第94军5师师长邱行湘打内战，与白神甫(白克体Marco Blasutig)一起，网罗一批反对八路军的人，在天主堂内组建了武装便衣队。便衣队由白神甫负责，与县政府等处联络，每天把八路军的军事情报报告政治部。便衣队假装八路军，抓了几个八路军的干部。
马迪懦担任黎培里的北平代表后，历时两年的四平战役仍在鏖战中，黎培里的中文秘书陈哲敏指示马迪懦，通过四平街教区主教赵玉明搜集解放军方面的军事情报，报给黎培里。与李安东建立间谍关系后，马迪懦也把这些来自战区的军事情报交给李安东，由李安东转交包瑞德。李安东在供词中也提到，马迪懦经常把他通过各教区搜集的有关解放区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情报送给他，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以前，每月送两次到三次，以后每月送一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梵蒂冈坚持反华反共的政策，黎培里也断定蒋介石政权很快就会反攻大陆成功，因此他继续留在南京，并拒绝与中共新政权来往，极力反对当时中国的宗教自立运动。马迪懦也奉命留在北京，禁止教徒参加新政府号召的各项爱国活动，同时更加积极地为李安东提供情报。1951年5月19日李安东供述，马迪懦提供的情报有“关于长辛店地区及其周边地带的经济情况”、“拒马河水力发电工程补充情况”等四十多件。
充当美国驻华使馆的间谍
在侦查处接受审讯的李安东和山口隆一，开始都否认从事间谍活动，更不承认是原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大卫·包瑞德的情报员。
然而，审讯科科长吕岱把李安东与包瑞德多达38封的通信一件件摊在他面前后，李安东才哑口无言。他后悔没听从包瑞德的劝告，当初把他们的通信都烧掉，现在成了铁证。
吕岱已经把这38封英文信件都翻成汉语，其中一封包瑞德给李安东的信上写到：“汤尼(李安东的昵称)：这些你用完之后一定要烧掉。我不要任何你的家庭以外的人，尤其是你的仆人们知道你有这些。”
李安东被迫交代：解放后，他和山口隆一继续为包瑞德提供各种情报。因担心进出美国领事馆目标大，李安东便把情报藏在他未成年的小儿子身上，让儿子去领事馆，把情报交给包瑞德，并从包瑞德那里领取赏金。
包瑞德对李安东把儿子当交通员的做法很吃惊，他一方面是担心李安东的儿子把情报遗失了，另一方面害怕一直处在幕后的自己暴露。他赶快给李安东写了一封亲笔信：“亲爱的汤尼：你派小孩子送分类材料给我，我很不安，你觉得这样可以吗?万一有人将一封信从你的小孩子那里拿去，就会给我们两个人惹下天大的麻烦。这些材料极有价值，我非常高兴得到它。诚恳的大卫。随信附支票一张。”
和李安东一样，山口隆一也极力否认与包瑞德有关系。但当吕岱科长把包瑞德给他和李安东的亲笔信拍在他眼前时，他只得认账，他与包瑞德见过面，并很卖命地为包瑞德工作。
包瑞德给李安东和山口隆一的那封亲笔信，写于1949年11月29日，新中国与美国政府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系列的严重冲突，到了决裂的边缘。美国驻北京总领事柯乐柏已经告诉包瑞德，要他做好撤离北京的准备。包瑞德在处理善后事宜时，邀请李安东和山口隆一见面：“亲爱的汤尼：请你和山口隆一于十二月二日十二点四十五分到西裱褙胡同我处午餐。柯乐柏先生也来见你们。”
李安东接到包瑞德的邀请函，心里更加的不安了。随着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的发表，以及开国大典的举行，李安东和山口隆一感到氛围发生了变化，人们越来越排斥美国了，这种情绪弥漫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令他们陌生和不安。如果美国在中国站不住脚，那么像他们这样为美国搞秘密情报的人，结果肯定不妙。李安东意识到，这或许是包瑞德与他们最后的午餐了。
正如李安东估计的那样，这的确是包瑞德最后一次见李安东和山口隆一。在这个撤离北京前的招待会上，来了不少包瑞德的关系人。席间，包瑞德无奈地对李安东和山口隆一说：“毫无疑问，我们都是忠实于自己国家的人，尽管我对祖国的对华政策不甚满意。不过，反正我老了，离退役的日子不远了。汤尼，山口，非常遗憾，蒋的政府都去了台湾，我也不得不离开这里，去那个小岛，继续当我的武官。我已经做好了动身的准备，今天也许是咱们最后一次见面了，请你们今后好自为之。”
招待会后，包瑞德又特意在李安东家里与山口隆一单独交谈了一次。作为李安东的情报员，山口隆一很少面见包瑞德。包瑞德很赏识山口隆一这个勤奋的情报员，他提供的情报量很大，最多时一个月有五十多份。而包瑞德也不亏待他，经费一涨再涨，从最初的每月60美元，到后来的每月150美元。
山口隆一对包瑞德将要离开表示惋惜，并表示愿意继续为美国服务。而包瑞德也不愿意放弃这个老情报员。山口隆一告诉包瑞德，他的一个秘密身份是日本东京日洲产业株式会社驻北京代理人。东京日洲产业株式会社是一个情治机构，每月固定供给山口隆一活动经费。包瑞德就此与山口隆一约定，今后山口隆一把情报寄给日洲产业株式会社，再转给驻日美军总部。
企图炮击天安门
赶在国庆节前打掉一个外国间谍团伙，这让狄飞、王兴华和全体侦查员都感到欣慰。
国庆一周年，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历时3小时25分钟之久的阅兵式。阅兵式后，首都40万群众就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乘机进驻台湾海峡，在“协防”台湾的名义下，以武力干涉中国内政，进行了盛大的示威。
国庆庆典平安度过后，狄飞和王兴华继续审讯李安东和山口隆一。
1951年1月20日，审讯科科长吕岱一遍遍要求山口隆一解释那张草图。在过去三个月里，吕岱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向山口隆一提出同样的要求了。终于，山口隆一抬起长时间低着的头说：“天安门铅笔图是我画的，主席台站的那个简略人形也是我画的。”
山口隆一说话的同时，眼睛盯着吕岱和他身边的预审员，露出惊恐。吕岱心里冒出一丝喜悦，随即被愤慨替代，他平静地点点头说：“请接着往下说。”
“我知道中国政府开大会的时候，政府要人都会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也就是那个简略人形的位置。”山口隆一说。
“那个简略人形有具体所指吗?指的是谁?”吕岱问。
山口隆一说：“我想，我画的毛泽东，他后边的政府要人，我省略掉了。我想，我画的这张图不是什么机密，贵国国庆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站在主席台上，这不是机密。”
吕岱问：“你画的草图最终要寄给谁?这张图的作用是什么?”
“寄给东京日洲产业株式会社，由他们转给盟军总部。”
“转给盟军总部做什么用?”
“我知道中国政府各种重要会议都在这个地方召集，政府要人都登天安门城楼，十月一日是中国的国庆日，我想天安门一定有重要活动，所以画了这个给盟军总部，特别标了毛泽东的位置。”
“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就是提供给盟军总部，他们喜欢怎么做，我就不知道了。盟军总部想对中国做什么，大概都可以做到。”
吕岱问：“那么你希望盟军总部怎么做呢?”
山口隆一不回答。
吕岱继续问：“你又希望你的草图起什么样的导向作用呢?”
山口隆一还是不回答。
山口隆一开口后，李安东也顶不住压力，说出了他对迫击炮的危险想法。吕岱问他藏匿迫击炮准备做什么用?他说：“我计划将来有机会自己使用，或者借给别人使用。”
“是什么样的机会使用呢?”吕岱问。
“我曾经与山口隆一说过，可以在天安门试一试。时间是一九五○年，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在我家。我俩闲谈时，我说，等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开会时试一试。山口说，这是危险行为。我说，可以冒险，只有冒险才有代价。我当时认为这不是什么严重的事，现在我完全认罪，请原谅。”李安东说。
李安东被押下去后，吕岱又提审山口隆一。山口隆一印证了李安东的供词，他说：“我们想做冒险的射击。但这只是想，并没有做出来。”
“你为什么要这样想?”
“我有仇视苏联共产党的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同样也敌对。这是我的思想。请原谅!”
这样的武装暴动阴谋，任哪一个国家也是不能原谅的!
1951年8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定罪量刑，李安东和山口隆一因“为美国政府搜集我国情报，策划武装暴动、谋杀我国家元首及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首长”被判处死刑。马迪懦“为国民党匪帮组织特务武装，破坏解放区，为美国政府搜集我国情报，并为阴谋暴动充当美国政府特务的李安东隐藏军火武器，处无期徒刑”。魏智因“搜集我国情报，供给美国政府，窝藏阴谋暴动充当美国政府特务的山口隆一，处徒刑十年”。哲立“为美国政府搜集我国情报，处徒刑六年”。甘斯纳“为美国政府刺探我国情报，处徒刑五年”。马新清“为充当美国政府间谍的哲立供给与传递情报，隐匿财产，处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利十五年”。
镇压外国间谍在北京引起了轰动。宣判后，李安东、山口隆一被押上汽车开往天桥的刑场执行死刑。刑车特意从以前中国人不能涉足的使馆界东交民巷经过，观看和尾随刑车的民众很多，一路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人们发自内心地感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工厂企业、机关院校纷纷就此召开讨论会。北京大学教务长张景钺说：“从前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犯了法，反动政府的法律不能加以制裁。现在不同了，该判死罪的就判死罪。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座谈会上，师生一致认为，枪毙美国特务间谍，只有在人民的中国才能做到，这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具体表现。”
8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斩断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魔爪》的社论：“这一批美国的特务间谍，就是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些魔爪。他们的罪恶是极端严重的。他们刺探我国家机密，隐藏军火武器，阴谋武装暴动。他们曾有计划地准备在去年十月一日我国的国庆节，炮轰天安门检阅台，企图以此来杀害我国家元首和中央人民政府其他各首长。”“这个规模巨大的特务间谍案，是先后在美国战略情报局、东京美国占领军总部、前美国大使馆驻北京武官处指挥之下进行的。”“美帝国主义现在所遇到的中国人民，却已经不是过去所可比拟的了。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勇敢地站了起来，坚决地反对美国侵略，保卫世界和平，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任何帝国主义间谍机关要在我国的土地上伸进它的魔爪，我们就一定要把它斩断!”
作者简介：穆玉敏，为原北京市公安局宣传处副处长、三级警监、中国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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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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