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总理的银行诈骗案
20世纪60年代初，有人拿着伪造周恩来总理批示的“公函”，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骗走20万元巨款，震惊全国。
一封“总理办公室急件”
1960年3月18日的北京，乍暖还寒。
下午5点40分，坐落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来了一位干部装束的中年男子。毛料服，毛呢帽，黑皮鞋，推着一辆自行车。来人从车把上摘下一个黄牛皮公文包，从里面掏出一个大信封，对行长秘书室的女秘书小张自我介绍说：“我是国务院的，来给你们行长送急件。”说着递上大信封。
来人相貌端正，气质不俗，又自称是国务院的，小张对他已恭敬有加。再见递过来的大信封落款处用毛笔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便更为重视。来人又从黄牛皮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本子说：“请您在发文本上签个字。”小张签字的时候，来人强调说：“这封信是急件，请马上送给行长，别耽误了。”然后带着发文本从容离开。
小张马上把急件给行长办公室的于秘书送去，并催促其赶快让行长看。于秘书说行长不在。又见信封上写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迟疑一下后拆开。见急件上写着：“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万~20万元，可否请批示。1960.3.18。”
公函正文旁边是落款为“周恩来”的毛笔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万元。”下面还有小字批注：“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①要市场流通旧票;②拾元票，每捆要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于秘书看过后想，果然很急。关于“西藏活佛讲经”以及“政府拨款修寺庙”等新闻，于秘书在近日报纸上读到过，却没想到这么快就付诸实施了。他见时针马上指向下午6点，下班时间就要到了，而明天是星期六，是总行的学习日，不办理业务，急件又要求当晚7点送款，留给他们的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他马上电话通知发行局的同事，先别下班，有紧急任务要办。接着，他拿着急件去找值班的计划研究局王局长商榷。
王局长一看是总理批示，也认为事关重大，立即要求发行局的朱科长马上照办，并在电话里对朱科长说：“你先打电话让北京分行准备钱款，然后派汽车去取。”
朱科长放下电话，带上同事老张就赶往北京分行取款。北京分行已闻风而动，正上上下下为凑齐这笔巨款而忙乱。急件上明确要拾元票面的旧票，但凑来凑去，只有15万拾元的，时间又紧迫，另外5万元只得用小票面的补齐。
当朱科长、老张和北京分行的贡科长三人押款匆忙赶到民族饭店时，已是晚上7点15分，超过了急件上要求的时间。三人向饭店服务员询问西藏工委的赵全一同志时，从大厅一角走出一个人说：“我就是赵全一。”
朱科长忙对赵全一说：“赵同志你好!东西送来了，拿进来吗?”
赵全一点头说：“好吧。”
整整两麻袋钱被抬了进来，放在赵全一脚边。赵全一说：“怎么这么多?”朱科长怀着歉意解释说：“我们没找齐拾元的旧票，有伍元、叁元的，还有壹元的，体积一下就涨出很多。怕耽误了使用，还没来得及包装，都是一捆一捆的，我们来了三个人，就是想帮助你包装一下。”
赵全一说：“哦，不用了，我们还有人，你们回去吧。”贡科长说：“您给开个收条吧。”赵全一说：“钱没数，也没包装，怎么开呀?”贡科长坚持说：“还是开一个吧，不然无法下账，钱数错不了，20万整。”
赵全一想了想，从黄牛皮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本子，撕下一条纸，借贡科长的自动铅笔，写上“赵全一收到人民银行送来贰拾万元整”后，递给贡科长。
贡科长看过说：“盖个章吧，手续不全，不好下账。”赵全一说：“章我没带来。”见贡科长他们不肯走，赵全一又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封取款介绍信，上写：“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赵全一同志前往你行领取拨款贰拾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一九六○年三月十八日。”贡科长及朱科长、老张见介绍信上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图章后，才放心地告辞离开。
第二天周六，总行的学习日，业务暂停办理。第三天周日，总行公休。周一上班后，朱科长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询问这笔巨款如何下账。
总理办公室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回答，不知道这件事。再次询问，还是回答不知此事。总行只好把“急件”、取款收条通过机要报送总理办公室。总理办公室明确回复：总理从未批示过此请示，批示上的笔迹也不是总理的，总理办公室也没有所谓的“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章。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方才如梦初醒。
一场民众破案式运动
周恩来总理听了案件汇报后很惊讶，指示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通报全国，尽快破案!
公安部成立了专案领导小组，组长杨奇清把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副市长刘仁，以及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副局长邢相生、安林、闵步瀛等都列为小组成员。领导小组会上，杨奇清对冯基平说：“这可是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诈骗案!还是从国家银行里骗走的，影响非常恶劣!骗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冒充国家总理行骗。现在国家最缺的就是钱，两麻袋钱，够国家解决多少急事难事呀!老冯，案子发生在你辖区，你说说案子怎么破吧!”
冯基平当时不仅是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还担任北京市副市长职务。新中国建立刚刚十年，政权尚在稳固中。经过十年的治理，社会风气向好，很多地区呈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尚。此时发生了这样的大案，是对良好社会秩序的极大破坏。全国自然灾害仍在持续，老百姓一个月的伙食费也不过十元钱。如果因为这起案件导致社会治安恶化，第一责任人就是自己这个京城公安局局长。所以，他得知这个案件后又气又急。
冯基平的又气又急还在于，骗子利用了人们对新中国领导人的尊敬和信任，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接到所谓的急件后，也没与总理办公室核对，就轻易把两麻袋巨款送了去。事前事后，经手的每一个工作人员竟然都没半点儿怀疑。并且，总行明白受骗报案时，已经是案发的第6天，错过了破案的最好时机。时间拖这么长，证据遗失严重，破案难度加大不说，嫌疑人很可能早就逃离北京了。
冯基平听了杨副部长的话后，把烟蒂在烟灰缸里使劲一拧说：“这个坏头不能开!就是大海捞针，案子也必须破!”他说着，看了看身边的三位副局长，对杨奇清说：“我们北京局成立专案办公室，我们4个人亲自抓，至于案子怎么个搞法，还是老办法吧。”
杨奇清显然对冯基平的回答不太满意，他说：“老冯，这个案件很特殊，总理要求通报全国。什么老办法，你说具体点儿。”
邢相生、安林和闵步瀛三位副局长担心起来，他们不愿看冯基平被难住。冯基平却成竹于胸。他轻轻把嘴里的烟吐了出来，用征询的目光看看对面的刘仁同志说：“具体破案办法是，通过市委，把案情通报全市，把全市内部机构的保卫人员和街道乡镇的治保人员都发动起来，提供线索，查找可疑人和可疑物。全市出租、三轮行业都要动起来，两麻袋钞票目标不小，嫌疑人不可能隐身，总会有人看见。这是群众工作这一块。专门工作上，我准备一是组织侦查人员到银行总行进行访问;二是派侦查人员在民族饭店内部以及客人中查找取款人赵全一;三是刑侦技术部门尽快对罪犯嫌疑人留下的字迹进行鉴定，作为证据线索帮助查案……”
见刘仁和杨奇清都频频点头，冯基平的目光转向副局长邢相生。邢相生立即会意地补充道：“案情已经在我们全局传达下去了，刑侦、内保、户籍、交通等部门，正在陆续投入工作。此外，我局刑侦处副处长朱培鑫，已经带领侦查员进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民族饭店先期调查，力争用最短的时间，把作案嫌疑人的情况摸清楚，搞准确，以便向全社会公布详细可靠的案情。”
刘仁说：“我认为老冯同志说的可行!我回去就召开市委会，要求各级党委挂帅，把案情公布到群众中去，动员号召各行各业积极协助公安部门破案。这既是依靠群众，也是教育群众的一个好机会。”
冯基平又转向杨奇清说：“杨部长，案情特殊，接下来我们调查的范围，必然要涉及与国务院、各部部长办公室、外贸部、外交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宗教事务局、人民银行、财政部、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央机关招待所、民族饭店以及其他大饭店有联系或者与这些单位人员的家属有联系的成年男性工作人员，特别是这部分人员里有条件接触国务院信封和办公用纸、熟悉刻蜡纸工具、有一定书写能力、案发当天请过假的人。不仅要查外貌，还要查对笔迹。为避免遇到阻力，还请部里支持。”
杨奇清说：“这不是问题!公安部会通告各中央单位和全市各部门，全力协助公安人员查找‘赵全一’!另外，工作中要讲究方法，注意政策。”
专案领导小组会议结束后，冯基平连夜召集由市公安局各业务处和分县局领导参加的局务会，部署破案工作。看似都是一些老套路，却非常见效。一天一夜后，在朱培鑫和他的侦查员反复访问和查证的基础上，市公安局专案办公室确定：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送“急件”和在民族饭店取款的“赵全一”，是同一个人。
与此同时，刑侦处的技术人员也初步确定，“急件”所用的大牛皮纸信封，是国务院以前使用过的旧信封。“急件”所用的是公文十行纸。由于北京市生产的信纸种类以及发售渠道繁多，尚待确认中。伪造的“总理办公室”的小方章，是用蜡纸刻后，蘸红印油涂印而成。由此推断，犯罪嫌疑人应该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并且熟悉公文结构用语和格式。
接着，一场全民寻找大诈骗犯的大网铺开了。在全市范围内按系统、按地区公布案件。从机关到企业、学校，再到街道社会面，甚至这些机构的附属单位以及招待所、驻京办事处等，排查工作全面展开，大诈骗犯的相貌特征人人皆知，家喻户晓。
一道军令状
在公安局坐镇指挥破案的冯基平，特意把翻页日历摆在办公桌中央，每天用翻页计算破案进度。在公安部专案领导小组会散会前，杨奇清副部长对他说：“老冯啊，刚才我问你案子怎么破，现在我还要问你，案子什么时候破?”冯基平乐呵呵地说：“杨部长这是在下军令呀!”杨奇清也笑着说：“就算是吧。我不给你限定具体日期，案子太大，需要时间，但必须破，而且要尽可能快。”杨奇清说完，轻轻拍了拍冯基平的左臂后走了。
冯基平坐下后，翻了一页日历。虽然杨奇清没给冯基平限定破案日期，但冯基平给自己设定了三个日期，最理想的是十天，其次是半个月，最次是一个月。日历他已经翻过八页，今天是第九天了，明天要是还不见朱培鑫的影子，十天破案的理想就破灭了。
下午，冯基平刚批了几份文件，副局长邢相生进来了，身后还跟着侦查处副处长朱培鑫。冯基平立即站起来说：“我最想见谁，谁就来了!”邢相生说：“老朱有好消息!”朱培鑫兴冲冲跨上一步说：“冯副市长，我完成了军令!”原来从公安部专案领导小组会上回来后，冯基平叫来朱培鑫说：“老朱啊，杨副部长给我下了军令，我也得给你下军令。”朱培鑫说：“这个军令我领了!冯副市长放心，这个案子坚决破!”
冯基平看着这位昼夜奋战在一线的干将问：“完成了?”朱培鑫坚定地点头说：“可以这么说!找到目标纸了!笔迹也对上了!”冯基平高兴地问：“那么说，案犯也找到了?”朱培鑫说：“顺藤摸瓜，跑不了!”
目标纸就是“急件”所用的公文十行纸，是朱培鑫调查收集的重点。他指挥手下查了北京市几年来生产的所有信纸，都对不上。朱培鑫由此推断这种信纸不是市面上出售的，而应该是机关内部自制的。能自行制作公文用纸的机关，应该不是一般的机关。4月2日这天，刑事技术人员在送检的公文纸样品中，找到了和“急件”所用纸张一模一样的十行公文纸，是外贸部专门定制的。朱培鑫立即带人去了外贸部，在对所有符合条件的人员进行笔迹比对中，进出口局的科员王倬进入了侦查视野。王倬的笔迹与取款收条上的字迹，有些笔画相近或相似，而与“急件”上的字迹高度吻合。朱培鑫又调来王倬的档案，把档案中王倬的字迹与“急件”比对，也非常相近。
按照市局专案办公室的分析，“急件”以及取款介绍信上的笔迹应该是作案嫌疑人刻意伪装的，而取款收条，因为是当场写的，应该是嫌疑人的真笔迹。对此，朱培鑫也不理解，难道王倬造假的时候，就没想到他的笔迹可能就是破案线索?关于这一点，后来在审讯王倬的时候也问过他原因。王倬懊恼地说：“这可能是我的重大失算吧，我想，银行根本就不会怀疑，也想不到总理批示是假的。他们只看总理的批示，不太会关注请示信的笔迹。”
档案记载，王倬36岁，又名王连升、金维，外贸部出口局计划处科员。1948年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三青团团员，参加过青帮。1949年前，在北平特刑庭看守所当了一个多月的收发员兼会计。1949年4月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同年8月参军，1950年2月由陕西汉中开小差逃来北京，后到北京京华美术学院学习。1951年自荐到中国进出口公司工作，1952年9月到对外贸易部出口局工作。
朱培鑫逐页翻看王倬的档案资料，竟然在一页上看到了“赵全一”字样。原来，1950年2月他从陕西汉中开小差时，还有一个叫王远泽的伙伴，为了顺利回家，王倬给两人伪造了路条。路条上两人都用了假名字，他给王远泽随意用了赵全一这个假名。并且，王倬具有大学文化，熟悉公文结构用语和格式，有条件接触国务院的信封，会使用钢板刻字。他的体貌特征也基本符合。更靠谱的是，王倬还具备作案时间。案发的下午，他向单位请假，说是带他的母亲去西四人民医院看病。然而，医院并没有他母亲的就诊记录。
听了朱培鑫的汇报，冯基平松了一口气。他放下红铅笔说：“我的心理预期是十天破案，如果再用一天时间起获赃款、拿下口供，正好就是十天!老朱，你干得好啊!”
当晚，公安部和北京市委批准拘传王倬。冯基平派副局长邢相生随朱培鑫一起去搜查王倬家，他说：“捉贼捉赃，拿到赃款就好办了。”
除了王倬的家，搜查地点还有一个，就是王倬的办公室。两个地点同时展开搜查。搜查王倬的办公室进行得很顺利，在王倬办公室自用的文件柜里，侦查员在厚厚的文件下面找到了一块钢板，借着光线，侦查员在钢板上看到了刻制“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章的痕迹。经王倬的同事辨认，钢板是出口局的办公用具，管理钢板的干部回忆，钢板是王倬在三月初从他手里借走的，王倬的理由是，给街道食堂印饭票用。
但是搜查王倬的家，就没那么顺利了。王倬的嫌疑被发现后，副局长闵步瀛立即派外线侦查员把王倬的家秘密监视起来。王倬家住地的厂桥派出所也奉命协助侦查员监视王宅，所长袁志明指派责任区民警郝继民配合搜查王宅。郝继民对王倬家的基本情况很熟悉，王倬家住西城区李广桥南街3号，独门独户，7间灰顶瓦房，北屋5间，东西各一间。因为年久失修，院门围墙破旧，影壁残缺。王倬夫妻育有4个孩子，母亲和他们一起生活，王倬的妻子因为工作单位离家较远，除了周末，平时基本上住在单位宿舍。
民警郝继民敲开大门后，朱培鑫带人挨个屋子搜查。六间屋子仔细翻找，既没找到赃款，也没发现装款的麻袋。
第二天凌晨，副局长邢相生把情况汇报给冯基平后，冯基平心里不禁有些着急，这边搜不出赃款，那边预审员也没得到王倬的口供。冯基平自己心急，却劝邢相生说：“别着急，搜查还是白天进行有利，让朱培鑫天亮后再搜，院子、厨房、厕所、犄角旮旯，不放过任何一处!”
果然，天亮后，朱培鑫和侦查员在院里厕所后夹道的地下，挖出了赃款。冯基平接到消息后，马上赶去王倬家。钱堆了一地，小山一样，拾元票面的都打着捆，其余的都散着，几个侦查员正在清点。王倬的居室空着，冯基平一进去，就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朱培鑫解释说，这是王倬在屋里焚烧赃款和来苏水混合的气味。冯基平环顾了一下，屋里凌乱破败，一地烟蒂，正合王倬作案后的失魂落魄。靠在墙边的桌子少了一条腿，桌上一盒打开的香烟，冯基平拿起来看了看，“金鱼牌”的，九分钱一盒。把香烟扔回桌上，冯基平对朱培鑫说：“骗了20万，不是还得抽这种烟?”
另一间屋里，王倬的母亲正对侦查员边哭边说：“这钱可把我们一家害惨了……”
清点后，总共起获赃款191453元。另外8547元，据王倬的母亲交代，被王倬和她，先后分8次烧毁了。刑事技术人员蹲在王倬家的两个煤炉子旁，仔细把残留的钞票以及纸灰从煤渣和烟囱里挑拣出来，拿去化验鉴定后，确定都是壹元、贰元、叁元和伍元票面的残留。
一番心理较量
拘传王倬是与起赃同时进行的。王倬被押解到预审处，审讯正式开始。
王倬看上去有些瘦弱，气质不错，举止得体，文质彬彬，心理素质也极好，一双细眼平静地看着预审员说：“我受党的教育多年，不会干违法的事，我相信政府也不会冤枉好人。”审讯一夜，不论预审员怎么费口舌，王倬拒不招供。
冯基平整夜没合眼，等待赃款下落和突破王倬的消息。眼看天快亮了，王倬的嘴巴却没能撬开，他马上给预审处处长张昌打电话说：“让你最好的预审员上!小胡子汲潮呢?让他上!”
汲潮是北京市公安局专家级的预审员，鼻下蓄一绺整齐硬朗的小胡子，大家送尊号“小胡子”。他的预审生涯中，还没有哪一个犯罪嫌疑人能从他手上滑过。王倬案重大，处长张昌也考虑让汲潮上，但知道汲潮手上有两起要案，不好再给他加码了。张昌才另派预审员。
汲潮接到通知赶到办公室时，东方已经发白，他抖擞精神走进审讯室，叫人提审王倬。王倬表情平静，话语也镇定，这过分的镇静，增加了汲潮内心的把握，他的特征除了两撇整洁的小胡子外，还有一个烟斗。这烟斗跟了他很多年，被他的手摩挲得圆润油亮。眼下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所有人都在饿肚子，他心爱的烟斗填进去的已经不是纯烟丝，而是烟梗加树叶，吸一口，苦涩，吐出来，辛辣。他说：“不绕圈子，那个诈骗案，案情你也知道，你身上有嫌疑。你是不是被冤枉，空口无凭，需要你自己给自己证明。你把上个月中下旬做的事，一件一件，仔仔细细再对我说一说。”
王倬不紧不慢地说：“上班工作，下班干家务。上星期到过三里河国家计委，联系工作，那里有登记，你们可以去查。我还向我们处长请了两个小时假，给我母亲去看病，去的是西四人民医院，你们也可以查。”
汲潮问：“给你母亲看病是哪一天?”王倬边思考边说：“具体日期记不清楚了，应该是个礼拜三或者礼拜四。”
汲潮吐了一口烟。案发时间是周五，王倬显然是有意避开这个敏感的日期。汲潮说：“不管是礼拜三还是礼拜四，西四人民医院都没有你母亲去看病的记录。”王倬说：“没记录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没开药，医生问过诊，说没什么事儿，我们就回家了。”
汲潮问：“你曾经在陕西汉中当过兵是不是?”王倬点头说：“是。但那段历史不光彩，部队南下前，我开了小差。”
汲潮说：“嗯，你还自己造了假路条。”王倬说：“是。”
汲潮说：“和你一起开小差的还有一个人，叫王远泽，他的假路条也是你给造的，他的假名字也是你给起的，还记得吗?”王倬的一双细眼眯了一下说：“不记得了，时间太长了。”
汲潮又吐了一口烟。王倬是故意避开“赵全一”这个敏感的名字。
王倬镇定，汲潮更沉得住气。朱培鑫正领着侦查员搜查王倬的家，两麻袋钞票目标不小，找到钱，只是时间问题，到时候看王倬还会不会这么镇定。
汲潮问：“你会刻蜡纸吧?”见王倬现出不认可的表情，汲潮说：“你先别急于否认，当然，不愿意回答也行。”王倬表面还是那么镇定。汲潮接着说：“三月初，你把你们单位的钢板借走了，一直没还。据我所知，你的单位没安排你刻蜡纸。你能告诉我，你借钢板干什么吗?”
这时，有人进来，对汲潮耳语了几句。汲潮站起来走出去。
汲潮走出审讯室，看见等在那里的冯基平，叫了一声“冯局长”。冯基平问：“怎么样?”汲潮说：“正周旋呢。虽然还没认账，但我有把握是他干的。”冯基平把起获赃款的事告诉汲潮，当冯基平说到“赃款埋得不深”时，汲潮若有所思。
汲潮回去后接着审讯王倬。王倬还是那副样子，从容坦然，不温不火。他说：“你们逮捕我，当然有你们的根据，可是从内心讲，我确实问心无愧。”
汲潮说：“王倬，我给了你充分的耐心和时间，也给了你充分的机会和体面，我想，主动交代和拒不认罪的区别，你应该有所了解。你不应该继续藏着不说了。”王倬愣了，说：“我藏什么了?我也没什么可藏的，没那个必要，也藏不住呀!”
汲潮把手里的烟袋不轻也不重，“砰”地放在桌上，正襟危坐说：“对!藏也藏不住!”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王倬身边，微微弯下腰，低声对王倬说：“何况，那东西你埋得并不深!”见王倬身体颤了一下，汲潮直起腰冷冷地说：“你单位和你家四邻都说你对母亲孝敬，对孩子体贴，我却看不出你对你母亲和孩子有责任心。算了!机会给你，你也不要，就算我没给!”说完，回到桌前，拿起烟袋就往门外走。
王倬慌了，探着身体忙说：“同志你别走!别走!给我这个机会行不行?”
一下子把天捅了个大窟窿
王倬一口气交代了作案全过程，回到囚室倒头睡去。梦里还是作案的画面。
作案日期定在星期五。这是王倬刻意挑选的。星期一至星期四的连续工作日都不考虑，银行容易察觉受骗。最理想的时间就是星期五。星期六是银行的学习日，不办理业务。星期天是假日，能最大限度延缓他露馅儿的时间，也能模糊与他接触过的人对他相貌的记忆。
作案前的夜里，家人都睡下了，邻院的灯也都熄了，王倬把屋里的窗户用帘子遮住，拿出从单位带回的公文纸，以及从王府井文兴文具店和龙头井商店买的蜡纸、红印油、色膏、毛笔等，开始制作假公函和介绍信。
王倬先用钢笔在十行公文纸上写请示。公文纸是他从单位拿回来的。他在工作中有机会见到国务院领导人的批示，也见过周恩来总理的批示。领导人的批示文件，一般不用特定公文纸，行文也没有固定格式，甚至不盖图章。所以，他决定不使用带衔的公文纸。但又不能太随意了，于是选定单位机关内部使用的十行格纸。
请示的内容是他反复考虑好了的，拨款的理由是配合西藏活佛讲经活动，修缮寺庙。今年是平息西藏叛乱周年，西藏正进行民主改革，中央对西藏活佛的活动很尊重和重视，拨款修缮寺庙，也符合党中央西藏工作的思想。
他特意伪造拨款是毛泽东主席的意思，这样就没人敢不办，更没人怀疑。为了达到不要支票要现款的目的，他写上有中外记者参加并拍纪录影片，示意银行拿现款，以配合拍摄捐款镜头。
写好“请示”内容后，应该有落款署名，他想，署名应该是总理办公室的负责人，但他不知道总理办公室负责人的名字，署错了名，会被银行看破，干脆空着。他又模仿周恩来总理的笔迹和口吻，在边白上用毛笔写下“总理批示”，还在伪造的总理批示上，加上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就更没人怀疑和敢过问了。
王倬在“批示”下又写了小字批注，要求要包装好的市场流通拾元旧票，7点送达民族饭店赵全一。考虑到提款时还需要介绍信，他又用钢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取款介绍信。最后，他在蜡纸上刻好“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章，再涂上红印油，印在介绍信上。
“急件”虽然很急，但王倬把理由编造得天衣无缝。假公函和介绍信制造好后，王倬第二天上午照常去上班。下午3点半，他向处长请假，说我家老太太这两天身子骨不得劲儿，带她去医院瞧瞧，然后骑着车回家。
母亲正在小厨房里做饭，他轻手轻脚回自己屋里，脱下布衣布鞋，换上藏青色华达呢中山装，黑色呢子裤，黑高跟皮鞋，穿上灰色人字呢大衣，戴上蓝呢帽子，拿上装有假公函和介绍信的黄牛皮公文包，悄悄出家门，骑着自行车奔了西交民巷。他的自行车不但旧，缺后座，少挡泥板，还是杂牌，似乎与他一身笔挺的毛料干部装不大匹配。
在西交民巷西口，他停下来，抬头看了看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楼顶钟楼上的大钟，5点30分，比他设定的时间早了点儿。作案的时间段，也是王倬刻意挑定的。他要在银行将要下班的时候动手，天也快黑了，大家又都着急下班回家，办事容易草率疏忽。
他点燃一支烟吸完后，整理了一下衣服，查看了一下黄牛皮公文包里的作案道具，再抬头看钟楼，5点40分。他推着自行车走向人民银行总行大门。把守大门的警卫拦住他。他说是国务院送急件的。警卫让他去院子东南角的传达室。传达室的人说，西部收文件，这儿是东部。他才知道，总行分东、西部。东部是业务部门，西部是行政部门。他又推着车出东部大门，进西部大门，在传达室的指点下，他见到秘书室的女秘书小张，递上大信封。
离开人民银行总部，天已经快黑了，他骑着车去了民族饭店，继续导演这场假戏。他先把自行车放在民族文化宫礼堂前的存车处，拿着黄牛皮公文包走向民族饭店。民族饭店与民族文化宫是一个建筑整体，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首都十大建筑之一，建筑形制和饭店名称都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拍板确定的。
王倬的脚步很自信。银行的普通干部，肯定没见过总理办公室的公函，更没见过总理的笔迹，他们哪里想到会是假的?不过，为了防止银行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核实，他要马上冒充总理办公室的名义，再给银行打电话催促一下，以消除银行的怀疑。
王倬进饭店转门的时候，正遇上一群人从饭店出来，转门速度慢，王倬在等待进转门的时候，他后面又跟上来几个人。进了转门，他在门卫面前故意侧头，好像与身后的人互相关顾。进了饭店大堂，他把大衣脱下来，交给存衣处的姑娘，以显示自己在饭店办事，要待上一些时候。四下扫视一番后，他借用服务台电话给银行总行打催办电话，检验骗术是否灵验。
总行计划研究局的王局长接听电话时的口气既谦恭又确定：“我们正在抓紧办，不会耽误时间，请放心。”挂了电话，王倬的心踏实了。他在大堂能看见大门的一个角落坐下来。毕竟是行骗，再有把握，心里也难免有些紧张。他想，如果银行送款的人迟迟不来，或者带着警察来了，他就往楼上跑，然后从旁门脱身。
坐了一会儿，他又给西单、西四两个出租汽车站打电话要出租车，打算拿到钱后用出租车运回家。两个出租汽车站都说目前没车子可派。王倬追问什么时候有车，都回答说不知道。
租不到出租车，是王倬始料不及的。时间过了7点。王倬等待的人终于来了。两麻袋钱放在他脚边，他吃了一惊。之前他计算过，20万元拾元票面的，体积也就两小包，一个人很容易拿走。不料拾元票面的只凑够15万元，另外5万元都是零钱，体积一下子涨了很多，整整两大麻袋，偏偏又没要到出租车，自己那辆没有后座的杂牌旧自行车可能驮不动。
目送送款的三个人离开，王倬站在麻袋旁没动。好像是在等同伴，实际上是怕引起送款人的怀疑。然后，他把麻袋拖到饭店西侧的便门旁。便门旁是邮政柜台，女工作人员好奇地看了看两个麻袋。他由存衣处取回大衣，盖在麻袋上，又到服务台去给出租汽车站打电话，还是没要到出租车。他放下电话去旁边的邮政柜台买了一张《北京晚报》，边假装看报，边打定主意，等下班高峰过去，路上行人更少，天更黑后，再去叫一辆三轮车。
邮政柜台的女工作人员开始打扫柜台，关切地对王倬说：“快下班了，你的麻袋要寄走吗?”王倬收起报纸，摇了摇头说：“这里全是重要文件，劳驾您给我照看一下。”便出门到街上叫三轮车。
好不容易叫到一辆，那三轮车夫大概是看着西服革履的王倬，不像是会坐三轮车的主，盯着王倬从头到脚看了好一会儿问：“你拉什么贵重东西呀?”王倬被盯得心里发毛，撇下三轮车，决定就用自己的破自行车驮着钱回家。
到家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了。把自行车靠在外窗下，他到母亲屋里喝水。夜深了，听见隔壁屋孩子们都睡了，他才悄悄把两个麻袋搬进自己屋，掏出票子往黑铁皮箱子里装。票子太多了，实在装不下，剩下十多捆，他用包袱皮包上。
这时，母亲来了，问他是怎么回事儿。他说：“妈，我给您借来点儿钱。”母亲问：“借了几百?”他说：“不止几百，也不止几万。”母亲是明白人，追问出实情后，仰天长叹道：“儿子，你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呀!”
一枕黄粱梦欲残
接下来一周，王倬在家的日子，基本上都是在母亲的低声埋怨声中度过的。母亲说：“我反正是老了，你害了孩子们呀!”王倬被母亲没日没夜的埋怨弄得心神不宁，他把装钱的麻袋、捆麻袋的绳子烧了，把作案工具烧了，又把作案时穿的大衣剪成条也烧了，换来的却是母亲更多的埋怨。
不过，家以外却平静如常。他照常上下班，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对他的态度与平日无二致。
过了三天安稳日子后，王倬的煎熬开始了。3月26日下午，王倬的单位开全体人员会，专员在会上宣布：最近发生了一个大骗案，用伪造的周总理的函件骗去人民银行20万元，诈骗犯是瘦长脸，三十多岁，北方口音，用名赵全一。
王倬吓坏了，拼命调动意念，才没让冷汗流出来。回到办公室里，他把从家带的窝头放在办公室的暖气片上烤，坐在暖气旁发呆。同事在一旁说：“王倬，你耷拉着脑袋，磨磨叽叽的烤什么呢?”王倬慌忙说：“我……我没考虑什么。”晚上回到家，他没心思吃饭。妻子这天下班回家，饶有兴致地说，她的单位让大家积极参加破案，检举嫌疑人。王倬的孩子回家也说，学校贴着诈骗犯的相貌特征，老师让同学们帮助大人查找诈骗犯。母亲也悄悄告诉他，居委会今天上门，给她宣读案情通报。他一夜无法入睡，心想，诈骗犯的特征就是自己呀!也许明天早上一上班，自己就被同事认出来了!
王倬一方面惶惶不可终日，另一方面心存侥幸，自己宽慰自己。警察的人海战术不过是瞎喳喳，警察再神通，也不会把我这个小科员从人海里捞出来，天底下长得相似的人多了!字写得差不多的人也多了!辗转到天快亮，他才稍微平静下来。瘦长脸，三十多岁，北方口音，这个特征不免笼统，否则，昨天自己当场就会被单位同事指认出来了。他想，这说明他接触过的人，因为相隔好几天了，又都是在傍晚和晚上的时间，对他的相貌记忆已经不那么详细和准确了。
不过，为防不测，还是得抓紧时间销毁证据。于是，他起早贪黑把伍元以下的小票子填进炉子里焚烧。还特意买了一个闹钟，天不亮就起来烧。他想，每天烧，一个月后，证据就没了。怕被人闻到烧钱气味，他又买了来苏水，在屋里院里洒。
早饭后，该去上班了。他心里害怕，不敢去上班。但又不敢不去上班。迈着忐忑的步子进了单位大门，又进了自己办公室，王倬见大家对待他和平常一样，稍稍放下心来。下午又开会，动员大家检举可疑人，互相查对笔迹，看看谁的笔迹和诈骗犯的笔迹相似。这一来，王倬慌了神儿。原来他认为自己没留下蛛丝马迹，不料，假批示上自己的真笔迹把自己出卖了!后悔作案时忘记伪装笔迹。单位正在搞反右斗争，要求每人写大字报反省自己，他假装忙业务没时间写。同事问他：“老王，你怎么不写大字报，你怕什么?”把王倬吓得两腿一软。
第二天，单位又开会，补充传达案情信息：诈骗犯面部下巴有疤痕，右手指有烟熏的黄痕迹。王倬又多了一丝侥幸，他下巴既没有疤痕，手指也没有烟熏黄。
心存侥幸，更存恐慌。风声却越来越紧，王倬预感自己正在一点儿一点儿地暴露，费尽心机弄来的钱，现在成了手捧刺猬——拿着扎手，扔了心疼。藏到哪儿都不踏实，先后四次给这些钱换地方。从铁箱子里换到母亲的樟木箱子里，接着又换到他自己的床下，又埋在西屋地下，最后埋在厕所后的夹道下。他还加快了烧钱的速度，让母亲趁白天家里没人的时候插上门烧钱。
上班在单位装得没事人儿似的，下了班在家偷偷摸摸烧钱。王倬度日如年。单位的同事不知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看着他说：“诈骗犯的眼睛不大，王倬的眼睛就挺小的嘛!”王倬表面上恼怒，内心却明白，自己像被剥洋葱，暴露只是时间问题。他也想过逃跑，可是一跑必暴露，再有，他也没处可去，也放不下一家子亲人和那么多钱。他像个赌徒，无法自拔。只想多熬一天，就可能躲过去。
王倬一口气供认后，对汲潮说：“痛痛快快交代了，心里觉得轻松多了!弄了20万，就花20块钱买了一个闹钟，花8块来钱买了两瓶来苏水，都是为了烧钱用的，没敢给自己花一分一文，连一盒像样的烟也没敢买过。”
王倬说着问汲潮：“能不能给我一支烟抽?”汲潮只有烟丝，没有烟卷，他示意记录员小赵去给王倬找烟卷。
王倬点上烟说：“比‘金鱼牌’的好抽!可叹啊!家里藏了那么多钱，我还是抽9分钱一盒的金鱼烟，还整天吃不下，睡不着，见谁都疑心是在观察我、跟踪我、议论我，神经绷得快要断了，活着还不如死了好呢!弄钱之前想得挺美，拿到钱后怎么享受。可钱真弄来了，花不能花，藏又怕藏不住，唉!”
汲潮也点上烟袋锅说：“恐怕你骗钱是和想买像样的烟有关吧?”王倬说：“当然有，不但想抽好烟，我还想过好日子。我上大学的时候看人家生活阔气，就想以后我也得过上那样的日子。后来到外贸部工作，有时候能看见香港大公报，羡慕人家住洋楼，家家户户有电视机、有汽车。我想，靠别人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只能自己靠自己。刚解放的时候，我和别人合伙做过买卖，不但没赚钱，还把家里的金戒指也搭进去了。后来参加工作当了小职员，起早贪黑干，挣的钱不够一家人下一次馆子。我就又想搞发明创造，捣鼓了四五年，搞成了一个永动机的设计方案，拿到科学院去评定，专家们说，根据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永动机装置方案根本实现不了。”
汲潮乜斜着眼看着王倬说：“你可能还真是块材料，可惜最后成了歪才。你一下子弄了20万，不觉得数额太大吗?”王倬说：“我在单位看到的都是几百万、几千万，还有上亿的交易额，弄20万实在不算多。再说，数额太小了，也用不着总理批示嘛。我计划钱到手后，先用1000块修理房子，家里的房子太破旧了，其余的每月在银行里存一部分，等十几年后，家里生活就能像香港人一样富裕了。哪承想，一枕黄粱梦!”
一个人的大骗局
王倬在囚室里睡了一大觉后，又被汲潮提审。王倬见了汲潮说，还想要一支烟抽，“‘金鱼牌’的也行，反正我就是贱命，该着吃窝头，抽次烟。”
汲潮又满足了他的要求，看着他把烟吸完后，把烟袋锅往桌上一放说：“王倬，你在北京生活十多年了，对北京的情况应该大致了解，北京城的人大都不富裕，很多人的日子还不如你，你看各家各户，不都是吃棒子面、窝窝头?没人觉得自己命贱。谁都想过好日子，可是现在国家都在受穷，怎么就你生来尊贵?吃不得粗粮?全国都在闹灾荒，有的地方都饿死人了，你却一下子从国库里骗走20万!这些钱要是换成粮食，能救多少人?”
汲潮说到这儿，情绪有些激动，小胡子微微抖动着：“你不是想成名吗?你做到了!全国人民都会记住，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北京有个叫王倬的大骗子，伪造总理批示，骗走了两麻袋钱!”
这时，记录员小赵拿出了手铐和脚镣。提审王倬前，汲潮请示冯基平，要不要给王倬戴手铐、脚镣?冯基平说：“这案子不戴，什么案子戴?戴!手铐、脚镣都戴!”
王倬一见小赵给自己戴手铐、脚镣，本来就苍白的脸更加没血色。汲潮告诉王倬，要押他去民族饭店，要他配合。这起大案发生之初，大家都认为这个案件不是一个人能够单独完成的，冯基平命汲潮押王倬去现场，配合朱培鑫模拟实验，还原作案过程。
警车到民族饭店时，朱培鑫已经向人民银行借来了两条麻袋，又找来一根绳子，王倬作案时用的自行车也被推了来。朱培鑫按照被骗的20万元的体积和重量，装了两口袋书。汲潮提了提，分量很重，心想，就凭瘦弱的王倬和一辆没有后座的“光屁股”自行车，能把两麻袋钱弄回家吗?没想到，王倬用绳子把两个麻袋口捆扎在一起，把自行车歪倒，轻轻松松把两个麻袋搭在车座上，前后用时三分钟。王倬当场演示后，模拟推赃款回家，由侦查员替代王倬做，证实王倬一个人把钱推回家，完全可以实现。
汲潮又押着王倬回到审讯室，让王倬当场制作“急件”，记录员小赵在一旁计时。按照王倬的供述，朱培鑫和侦查员已从王府井文兴文具店和龙头井商店，买来了王倬伪造文件的蜡纸、红印油、色膏、毛笔等文具。这些东西的售价与王倬的供述基本相符，可以证明王倬伪造印信的工具是他亲自购买的，而不是他人供给的。
王倬再次造假的过程娴熟顺畅，格式和笔迹完全相同。这之前，侦查员已向出口局负责管理钢板的干部求证，公家的钢板的确是其借给王倬的。借钢板的理由及经过，都与王倬供述相符。再有，侦查员在王倬家的一块台布上，发现了“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章的部分刻痕。王倬的母亲也提供，她曾见过儿子在家刻东西，她扫地时在地上和桌上还捡到过纸片。可以确定王倬是在家里独自伪造印信，并排除出口局负责管理钢板干部的嫌疑。
王倬的母亲还提供，案发那天，王倬下午4点出门时，确实骑着自行车。同时，排查全市出租车、三轮车、排子车后，没有在案发时间拉过两麻袋东西的线索。可以佐证王倬是自行把两麻袋赃款推回家的。
根据王倬母亲和妻子提供的情况，王倬作案前两个多月，王倬在京的亲戚朋友以及同事等，都没与王倬联络并到过王家，可以排除合伙作案的可疑。并且，预审处处长张昌派预审员会同朱培鑫的侦查员，分别去王倬的老家及其亲属所在地调查王倬的社会关系，也排除了与王倬合伙作案的可能性。
根据王倬的口供，刑侦处副处长朱培鑫组织侦查员，到人民银行传达室和收发室调查核实。传达室和收发室的大小、屋内的陈设、收发人员的体貌、服装、办公桌的位置等都与实际情况相符，王倬送信时与收发人员接触的具体经过也基本相符。
王倬的相貌及其作案时穿的衣服，经人民银行收发员以及民族饭店存衣处女工作人员、饭店前台服务员、大厅邮政柜台女工作人员、王倬搬麻袋时帮助开门的饭店男服务员辨认，也得到了一致确认。男服务员还回忆说：“那天饭店里办大型会议，人很多，很忙，我以为他是开会的，他往外搬麻袋，我还主动帮他开门。”王倬在民族饭店期间的目击者，自始至终没看见王倬与其他人接触，可以排除王倬与人民银行和民族饭店有内外勾结的可能。
总理办公室并无“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章，王倬显然是对总理办公室的内部情况不了解，王倬与总理办公室人员勾结作案的可能性也可以排除。至于伪造信上的“宗教事务部”，是王倬凭空想象的，他自认为，中央有搞民族工作的事务委员会，西藏工委也一定有这样的地方机构，所以杜撰出个“宗教事务部”。
经过一系列模拟还原，北京市公安局专案办公室最终认定，这起惊天骗案是王倬一个人策划并实施的。
王倬回到囚室后，头靠墙闭着眼，情绪低落。在这之前，他明白自己的案情重大，但并没料到自己的结局。他曾对同监号的人说：“我就是经济问题，又都交代了，也就判十几年的事儿。”可是当被戴上手铐、脚镣的那一刻，他明白并非如此。
4个月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宣判大会，王倬被依法判处死刑，宣判后立即执行。因为窝赃罪，王倬的母亲也被判处了三年有期徒刑，后被提前释放。
1949年，国民党残余势力纷纷逃往孤岛台湾，但是国民党却不甘心其失败之命运，台湾保密局不断地派一些训练有素的特务潜入大陆搞暗杀领导人阴谋。面对严峻的形势，新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主动出击，有的放矢，一举生擒企图暗杀陈毅市长的“天字特号”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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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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