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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擒“哑贼帮”

来源:《东方利剑》 作者:戴 民

  打击“哑贼”是维护社会治安,而长治久安则需社会来同情与呵护类似聋哑人那样的“弱势群体”,让他们同常人一样,安享做人的尊严与自由。

  初闻“哑贼”,是我刚提升到公交分局当副局长的时候。“哑贼”,顾名思义,就是聋哑人小偷。之前,在地区公安分局干了近十年的刑侦队队长,同形形色色的罪犯打交道,偏偏没有遇到过“聋哑人罪犯”。想象中“聋哑人”是安分守己、孤独善良的一类,该是受到社会关爱保护的弱小群体。

  局里的反扒能手老徐跟我讲,你不能凭印象来“出牌”,“哑贼”脑袋瓜子一根筋,逮住后只交代现行,其余一概死不认账,尤其不会供出住址。他们愚顽凶残的模样,会颠覆你的认知。多年来,在反扒一线被“哑贼”用刀捅伤的侦查员不下数人;审讯“哑贼”稍不留神,他们就会冷不丁头撞桌角,自伤自残。“哑贼”背后通常都有老大撑着,某个“哑贼”被公安“点”了,关押期间只要他守口如瓶,吃牢饭有一日算一日,老大对他的报酬一分不少;若对公安服软摊牌,后果往往很惨。

  有段时间,“哑贼”们成帮结伙,像一阵邪风,刮到哪儿哪儿遭殃。每月,公交分局接到的报案数连连爆表,市民怨声载道,以致市里开“人代会”,代表们联名呈递专项提案,上上下下“压力山大”。

  正在地区分局担任刑侦支队支队长的杨泽强和我被“点将”,分别担任公交分局正副局长。我俩都长期在一线搞刑侦破案,与扒窃犯罪打交道不多,派两个“门外汉”来,上级的意图很显然,想以改革的思路打开局面。

  上任伊始,必须迅速熟悉“行情”,我跟随局里的反扒能手老徐跟班作业,现场调查反扒工作和扒窃犯罪的状况。

  老徐带我去的地点是“豫园”,上海人称“老城隍庙”。

  那天去得早,豫园游人不多,城隍庙内,红墙泥瓦,殿宇清寂,财神殿里却香火正旺,关公泥塑像前,俯身跪着一个戴金丝边眼镜,清癯儒雅的年轻小伙子,跪拜叩首,十分虔诚。我正揣摩这年轻人烧香拜佛意为哪般时,老徐忽然扯我的衣袖,提醒我发现了“猎物”。

  老徐是反扒这行的“老猎人”,人群中一眼就能识别出他的“猎物”。他指着靠近城隍庙正殿旁的两个矮个子年轻人,对我挤了一眼,彼此心有灵犀,便装作游人散在周边耐心观察。

  那两个年轻人“铆”上了一个挎着肩包前来拜土地神的妇女,两人悄悄贴近妇女身旁,左边那人双手插在口袋里,须臾,那人右肩抵近妇女口袋,略微晃动,迅疾闪开身子,彼此对一对眼神,闪身溜走。

  老徐看得分明,告诉我小偷施的一手叫“隔山取火”,小偷的口袋本就没缝底,既能掩饰又可伸手探物,旁人根本察觉不了,而“哑贼”习惯用此伎俩。

  我和老徐盯住其中一个,想找一个僻静处下手逮人。岂料,行走才几步远,“猎物”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机,瞄了一眼,转身就朝人多的方向疾走,霎时隐没于人群之中。

  “不好,他同伙给报信啦!”老徐暗暗叫苦。我如坠云雾,不明就里。

  老徐的判断没错,“哑贼”是职业扒手中的高手,一挨“开瓜”(扒窃作案),有监工者衔缝接隙,分工搭档。这片刻,得手的两个“哑贼”就溜得无影无踪,分明有瞭望的搭档发短信通知他。

  你怎么就断定是同伙发短信报信?

  老徐坦然道,老天爷给“哑贼”们关了一扇门,又替他们开了一扇窗,别看“哑贼”不能说话,可他们的眼睛和手特别灵巧。有一回,逮住一个“哑贼”,竟在老徐面前露了一手。那贼把手机插于裤袋,与老徐对视,手伸进裤袋,触摸米粒大小的键,不消一两分钟,就能打出一条完整的短信,“哑贼”称这一手叫“盲打”,是他们的“一口饭”。

  老徐边说边朝身后望望,咕哝道:指不定早就被他们铆牢(盯梢)了,跟他们斗了多年,这些家伙也熟悉我们几张老面孔。

  我顺着老徐的目光回头四顾,看不出任何异常,倒是在如织游人中瞥见了早先在财神殿里遇到的那张戴着金丝边眼镜、清癯儒雅的脸。

  出师未捷,但我并不沮丧。回到局里捋了捋思路,觉得此趟跟班作业挺有收获。

  俗话讲,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好歹也干了十年刑侦工作,以我这个反扒新手的眼光,也隐约看出一些“门道”来。

  公交分局照理说是个反扒侦查专业部门,虽有几百号人,却弄得像个“生产大队”。每天上班铃声一响,侦查员们就鱼贯而出,四散作业,分工包片,抓一个算一个,后来,还搞了个指标。抓扒手凭的是侦查员的个人素质和运气,而扒窃犯罪已经演化为职业化、集团化、智能化,仅靠点对点地抓扒手,远不能遏制日益猖獗的案发势头,即便增加警力也无济于事。

  就侦查员本身来说,抓不到扒手,士气低迷,长期单打独斗,总不免有意志颓废者,有人就禁不住眼花缭乱的诱惑而蜕变成“虫”,竟与扒手沆瀣一气,为非作歹。而像老徐这样出类拔萃的反扒能手也总是少数,依我看来,奢望人人都像老徐那样还莫如期望有一个良好的工作制度,既能提升反扒工作效能,又使人人都不能蜕变成“虫”。

  想了许久,再也坐不住,便找“哥们儿”泽强局长。

  泽强局长也正在琢磨这档子事。

  泽强局长身材高大,脸庞俊朗,两个眼睛炯炯有神,说话天生嗓门就大,旁人总觉得他大大咧咧,可业界熟悉的人,都知道他做事精明,大智若愚,暗里都称他“粗木细夹板”。

  他这些天没闲过,拿他调查的资料给我看。

  他问我,搞了这么多年的案子,知道什么案犯最好审?

  我一时想不出来,大凡犯罪嫌疑人都不是善茬,哪有轻而易举能开口的?

  泽强局长故弄玄虚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你不知道,如今抓进来的扒手个个都像“蟋蟀”,捉进“盆”里,须草一引就“开牙”(开口交代)。

  我似乎不解,泽强局长不无担忧道,扒手老吃老做,口口相传,都晓得几番抓进来就送劳教,一关就三年,与其不开口被送三年劳教,莫如老老实实坦白当场逮住的那件事,反而在定罪量刑时占“便宜”,通常偷一部手机才判几个月拘役。尤其那些“哑贼”,仗着残疾人不会被送劳教,乐得吃几天“格子饭”,才不在乎关押一时半会儿呢。你看,如此抓不胜抓,打不胜打,岂不恶性循环?

  一旦国家改革劳教政策,那我们手里对付扒手的“牌”则更少!泽强局长深邃的目光望着远处,不无担忧地对我说。

  那些天,我同泽强局长都如芒在背,周遭好像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俩,欲劈山凿路开拓前景,总得寻思变局的法子。

  这些年,“哥俩”吃刑侦这碗饭,心眼最擅长的莫过于“逆向思维”,偏偏去想别人不去想也不敢想的事。

  抓现行,抓扒手是公交分局惯常套路,泽强局长和我思来想去,提出“情报导侦,经营打击”的颠覆性思路。

  大道至简。泽强局长对我说,你这些天看到了,如今扒手都不像从前单吊独行,我们面对的是成帮结伙的团伙作案,敌变我变,打团伙犯罪是我们的主攻方向,反扒路径由此也得作制度性变革。

  《刑法》有惩罚集团性犯罪的法条,而我们却局促于零敲碎打,不擅长运用《刑法》赋予我们打击集团性犯罪的职能,面对现实,不思变革,不吃亏才见鬼呢!泽强局长似乎内心有了谱。

  我意会泽强局长的想法,脑子里总萦回豫园现场抓“哑贼”那个场景,附和道,你的意思是改变现在的一对一抓现行法子,用心经营情报,将抓“扒手”改为斩“贼脚”?潜心掏“哑贼”的老窝,结结实实把扒窃案换向集团犯罪方向做,斩草除根,以打击集团犯罪的思路,遏制扒窃犯罪猖獗的势头?

  泽强局长接着我的话道:“与其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腿;抓手不如斩脚!”我们哥俩会神大笑。

  是晚,由我执笔写改革构想,没几天,一整套经营打击扒窃犯罪的方案顺利提交局长办公会通过。

  方案很快得到市局的支持,特批公交分局组建一支情报大队,筹建专门数据库,将全市有前科劣迹的扒手和每日案发情况悉数搜集,汇成全市分布图,每日研判,布局攻略,各大队按指挥中心任务单,协同出击,情报开路,稳准狠地打击扒窃犯罪。

  我想拿“哑贼”开刀,也给经营打击的变革构想做个范例。泽强局长不由分说,同意我抽调人马,搭建专班,期望一举旗开得胜。

  足有半月,情报平台显示,杨浦国定路复旦大学一带为案发高危区域,“哑贼”觊觎学子们手中的手机,蹲在沿途公交站点,伺机疯狂作案。

  这回,反扒大队换成了情报大队一拨人,并不急于抓现行,我给他们的任务就是死死盯牢“哑贼”,设法跟踪,找到这伙人的窝点。

  这伙“哑贼”三五成群,时聚时散,行迹飘忽不定。

  几天过去,情报大队永平大队长观察到这地方“黑摩的”、私家黑车云集,黑车主也都打学生的主意,“哑贼”也是黑车的常客。

  永平大队长计上心来,鸣金收兵,回局里做了一番布置。

  翌日,接近黄昏,我让老徐一队人马突然出现在复旦校园大门口,目的就是打草惊蛇,四周的“哑贼”一哄而散,纷纷寻找黑车逃遁。

  有两个“哑贼”慌乱之中上了永平大队长化装驾驶的桑塔纳“黑车”。

  永平大队长是泽强局长特意从“803”物色而来的老刑侦,组建情报大队,让他当队长,就是看重永平身上那股“灵性”。他前额微秃,腮长,典型的“目”字面庞,双眉平直,一旦皱眉的时候,几乎像竖插的两把利刃。眼睛大而圆,只要看他的瞳孔在转动,那一定是他在想什么点子了。

  两个“哑贼”上车后,一人急忙拿出手机,凑到永平面前,只见机屏上显出一行字:青浦徐泾镇小王村。永平故意拿话开价,那人用手比画一番,也不讨价还价,示意快走。

  永平驾车一路飞驶,夕阳躲到西边的云霭时,车子来到徐泾镇野外一条小径旁,后排一人拍拍永平的肩头,示意停车,扔下两百元,转身就走。永平目视两人朝一条沿河的小道而去,隐没于村庄。

  永平转身驱车来到属地派出所,找来辖区管段民警,翻查那个村里外来人员的住宿登记,询问附近有无聋哑人借宿。民警称,小王村里确实有一群聋哑人借宿多日。永平心中暗喜,即让民警找治保主任了解情况。

  治保主任寻了村里一位靠得住的出租业主,永平也不绕圈子,直奔话题,打听那些聋哑人借宿的日常起居。

  那位出租业主五十多岁,模样挺敦厚,他的一番话语,让永平喜不自胜。

  我家院子比别人家宽敞,住了十几个聋哑人,都很年轻,这些人早出晚归。当中有一个斯斯文文戴眼镜的年轻人,像是他们的老板,晚间常招集村里所有的聋哑人到我家宅院来聚会,通常每人手捧一本小册子,围在一处翻看,我不懂哑语,老板在他们面前总是认真比画,那架势咄咄逼人,就像在给这些人传销洗脑。

  有一回,偶然窥见房间正中摆着一只方凳,上面放着一只洗脸盆,盆里有七八个彩色玻璃弹子,有人往盆里灌入煮得滚烫的开水,老板立于盆前,神色冷峻,眉目凶煞一般,挨个点人,轮流上前用手指迅疾夹起盆中的彩弹子。我不明就里,心存怪异,不知道这些人在搞什么名堂。

  永平一听就明,这是“哑贼”们训练扒窃技能,显然是一帮职业“哑贼”团伙的据点,竟然还有专门的培训,真叫人意想不到。

  总算寻到“哑贼”的窝点了,想着每日里,老徐那班反扒队员风里雨里、片鳞只甲捕捉那些“哑贼”,永平心头不由得唏嘘,有这样的贼窝存在,蝗虫一般的“哑贼”,何时才能抓干净?

  同“哑贼”斗,永平队长和他的伙伴也掐准了对手的软肋,这得感谢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哑贼”们平常外出联络的工具就凭手机短信,摸到一个“哑贼”的信息,一串十,十串百,就可提溜起整个“哑贼”团伙成员。坐在车站路的大本营里,“哑贼”的行踪时时都在永平大队长的手掌中。现在,就等泽强局长一声令下,“哑贼”的末日指日可待。

  情报导侦,经营打击成效初显。

  各个大队精准出击,不抓则已,一抓就是“一窝”。

  那日,老徐所在的一大队旗开得胜,在浦东瓮中捉鳖,端掉一个窝点,抓了十几个“哑贼”。

  侦查员现场抓贼,按规定都得给犯罪嫌疑人戴上黑色的头套,将嫌疑人带到车站路临时收押房,只等开审供述。

  十分蹊跷,这帮“哑贼”与现场抓捕来的嫌疑人全然不同,个个坚不吐实。“蟋蟀”抓进盆里,此一时,彼一时,他们中间肯定有个掌门的老大,谁“开牙”谁将来就没好果子吃。

  我也上阵,带了一个手语翻译老师,挑了一个“哑贼”讯问。

  手语翻译是公交分局常年聘请来的退休女老师,姓莫,慈目善面,自然让人信任。莫老师将我一番苦口婆心的开导传递过去,那“哑贼”只是紧锁眉头,并无触动。两个时辰过去了,审讯陷入僵局。

  往日,穷凶极恶的犯罪嫌疑人见多了,再硬的“骨头”也啃过,竟在区区一个“哑贼”面前败下阵来。我搜肠刮肚,在收押房里来回走动,有些焦躁不安。

  突然,我发现羁押室旮旯里有个“哑贼”满地打滚,嗷嗷直叫。那“哑贼”也是侦查员的疏忽,进来时没卸掉头套,几近夜半,怕是痛苦难挨。

  我唤莫老师过来,问那个“哑贼”有何不适。岂料,莫老师惊喜道,那“哑贼”折腾半天是要坦白交代罪行。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事情没我想的那么复杂。“哑贼”事后坦言,聋哑人失聪而不能言语,与外界的唯一信息通道是眼睛,除非睡觉,不让他看外界,只消半日便不知所措,情景比死都难受。一般,“哑贼”在行里犯了规矩大忌,老大二话不说,吩咐手下绑人,蒙住你的双眼,不给吃喝,拳脚伺候,他们都怕这招“家法”。

  真是隔行如隔山。这回审讯,还有意外收获,让我摸到“哑贼”们的“命穴”。后来,一挨审讯,“哑贼”若是“装聋作哑”,给他安上头套,半日就可坐等“开牙”。

  不过,最让我心沉的还是这些聋哑人为何自甘堕落,走上扒窃犯罪的歧路。

  同这个叫小胡的“哑贼”一番交谈中,令我扼腕不已。聋哑人生理残缺伴生心理阴影,难以像常人一般融入社会,使他们成为一群可怜的“孤独者”;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崇尚“丛林法则”,他们是一群天然的“弱者”;承受外界和自卑的双重压力,他们又是一个抱团取暖的“特殊群体”。倘若社会鄙夷抑或嫌弃他们,他们就有可能成为一切亚文化势力的“同情者”。

  小胡自小不受父母待见,与一帮聋哑伙伴流落街头,人生只乐得个吃饱图暖,受“哑贼”老大引诱,落草为贼,内心的自卑屈辱化作一股深深的荒莽,坠入自暴自弃的犯罪深渊。

  我在想,打击“哑贼”是维护社会治安,而长治久安则需要社会来同情与呵护类似聋哑人那样的“弱势群体”,让他们足以同常人一样,安享做人的尊严与自由。

  在这帮“哑贼”身上,我们做足了文章。通析“哑贼”们的供述,发现这伙犯罪嫌疑人只是“冰山一角”,是一伙浮在水面上的外围团伙,后面还有一个庞大的“哑贼”集团,活脱似牛群和冯巩相声里说的“小偷公司”。

  永平队长某日觅到“哑贼”一条短信,发现“小偷公司”几个骨干欲在北站会聚外逃,便在火车站附近伏击守候,伺机收网。哪知,一整天下来不见踪影。永平队长心里纳闷,局里没人同“哑贼”有瓜葛,多半在哪个环节出了纰漏,惊动了狡诈多疑的“哑贼”。

  永平队长是个有事不过夜的“夜猫子”,夜阑人静,案牍劳形,独自梳理“哑贼”几个骨干的往来信息,终于在杂乱无章的信息中,甄别出一个可疑电话。

  永平队长将他的判断报告给我,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

  翌日,永平派员蹲在哑语翻译莫老师的家门口。黄昏时分,莫老师出门同一个聋哑人进了一处茶馆碰面,临走时,莫老师收了聋哑人的一叠钞票,两人欣然而散。

  内贼竟然是莫老师,这让大家目瞪口呆,个个脊背生凉。想不到目慈面善的莫老师居然也被“哑贼”拖下水去。按说家丑不可外扬,但莫老师的蜕变也证实了传统反扒工作的软肋,将信任建立在个人的品性之上,无疑是将基业构筑于沙滩之上,迟早有轰然倒塌的一日,远没有科学制度来得牢靠。

  莫老师给“哑贼”通风报信,贪财自虐,获刑三年,也是她罪有应得。

  捕捉“哑贼”骨干意外受挫,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泽强局长勉励永平队长重整旗鼓,一场围剿“哑贼集团”的好戏即将开场。

  10月伊始,最后一场台风横扫申城积郁已久的酷暑闷热,天高云淡,气清人爽。

  “魔都”上海在这个季节像个多情的少女,向世人炫耀她缤纷多姿的魅力,旅游节、艺术节、各色大型展览会应接不暇,四方游人纷至沓来,人们沉醉喜悦,“哑贼”们也蠢蠢欲动。

  永平队长和他的伙伴们摩拳擦掌,全身心地关注“哑贼”的行踪,终于发现“小偷公司”的几个骨干成员潜入黄浦一家宾馆内,预订了三天后的“宴席”。

  永平判断,“哑贼”视这个季节为“开瓜收割”的旺季,“宴席”多半会是“小偷公司”酝酿策划罪恶的聚会。

  泽强局长和我想到一块儿了,立马招集各大队长开会,布局摆阵,这回欲倾其全力,围剿沪上这伙穷凶极恶的“哑贼”。

  泽强局长为行动起了一个颇有意蕴的代号,叫“蒲公英”。“蒲公英”是申城刚过去的一场风力达8级的台风,泽强局长以“蒲公英”行动隐喻围剿“哑贼”的行动当雷霆万钧,力争扫除这股害群之马。

  是晚,黄浦那家宾馆的三楼宴会厅灯火辉煌,化装的门童笑容可掬,将陆续前来赴宴的“哑贼”引入坐席,“哑贼”的装束打扮还挺时髦,相互用手语亲热招呼地,差不多人都聚齐了,现场出奇地安静,“哑贼”们默默地等待老大临场。

  突然大厅四周响起一阵骚动,只见一个西装革履、戴金丝边眼镜、清癯斯文、年约三十岁的人姗姗来迟,屁股一落座,现场便鸦雀无声。

  老大环顾四周,片刻,慢慢挺起身板,脸上掩饰不住自得意满的神情,手在半空中好一阵比画飞舞,在座的“哑贼”旋即齐刷刷伸出大拇指。老大的开场白不长,结束前,双手朝胸前一合,俯身端起面前的酒杯,全场的“哑贼”纷纷挪动身子,伫立举杯,乒乒乓乓一阵碰杯声过后,“哑贼”们猴急一般,狼吞虎咽起来。

  “哑贼”们吃相似一群老鼠、饕餮,现场充斥着“窸窸窣窣”的细音,化装成服务员的永平等人忍俊不禁,内心却厌恶不堪。

  大厅陡然陷入一片漆黑。那是“蒲公英”行动开始的信号,“哑贼”懵然,乱作一团,侦查员风驰电掣般冲入宴会大厅,将四周围得水泄不通,顷刻间,“哑贼”纷纷束手就擒。

  在老大的宾馆客房里,侦查员搜查到一个账本和一叠“培训手册”,上面有每个“哑贼”日常扒窃作案的业绩,最让人气恼的是,“培训手册”上竟然印着相关法律条文,每条都注明了应对的法则。

  这群“哑贼”被押解至公交分局的临时收押房,永平让我见他们的老大,我一愣,脑中须臾映出那日城隍庙财神殿里跪拜求佛的年轻人,一时恍然大悟。

  那天,正是这个老大祈盼“关公老爷”施法保佑,全然未能留意神殿之上,“关公老爷”手中还时时紧拽着那把匡扶正义的“青龙偃月刀”。

  “蒲公英”行动,一网打掉了作恶多端的“哑贼小偷公司”,老大被判刑13年,其成员大都被追究刑责,连给“小偷公司”做饭清扫的“勤杂人员”,法院也按照共同犯罪定罪量刑,凸显了打击集团犯罪的效应。

  思路带来出路,变革孕育变化,从“点对点”抓扒手,到“背靠背”掏窝点,反扒成效日新月异。

  公交分局在全局公安系统考核中首次获得A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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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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