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 迷 宫（上）
“猴子”揣着手走到那块硕大的太湖石前，昂着头，眯起眼仔细端详。我在田花匠面前无聊地蹲下，看他在那块石头上敲敲打打。突然，身后传来“猴子”撕心裂肺的尖叫，我扭头一看，顿时一身冷汗。只见哑巴骑在“猴子”身上，右手执一把锋利的匕首，正朝“猴子”身上猛刺。“猴子”已经中刀，手臂上淌着血，但扔抓住对方握刀的手不放。
我几步跑过去，一脚将哑巴踹翻在地。哑巴灵巧地翻滚起身，举刀向我扑来。我没带武器，慌乱中顺手抄起地上的一把铁锹迎战。一交手才知道，这哑巴真不简单，几个回合下来，我身上被他划了两个大口子，血瞬间就浸透了军装。我一边手忙脚乱地抵挡，一边大声呼叫援兵。
哑巴并不想和我纠缠，几次试图甩开我，他的目标是“猴子”，但都被我奋力挡住了。眼看我就要支持不住的时候，援兵到了——一名刚下岗的哨兵听到了我的喊声，端着步枪从外面冲进来。
两个对付一个，形势立刻逆转。哑巴只有招架之功，体力渐渐不支，被哨兵一刺刀扎在左肩上。踉跄几步，哑巴转身撞开花窖的木门冲了出去。
天寒地冻，空旷的院子里看不到一个人影。此时，警卫小队的士兵和杂役们正分散在医院的各个角落。哑巴没遇到任何阻拦，加之对环境熟悉，他快速跑过冰冻的湖面，穿过长廊，左突右闪，逃向病员区。我和哨兵紧随其后，一边追一边大呼小叫，跑着跑着，哨兵干脆推弹上膛，朝天开了一枪。
枪声惊动了所有人，病员区的医生和伤员纷纷探出头来一看究竟。哑巴穿过病区过道时，迎面碰上刚查房出来的渡边军医。年轻的专家扔下手里的病历夹，冲上去紧紧抱住这个浑身是血的可疑者，结果被哑巴一刀捅在胸口上。随后，哑巴又连续刺伤了两名试图抓他的伤员。
听到枪声的秋山带着十几个士兵围堵过来。此时，院门出口已经关闭，院墙上架有高压电网，哑巴逃离医院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院子东侧有一座高十几米的水塔，塔顶建有一间简易板房。这是陆军医院的制高点，也是水源重地，二十四小时都有士兵轮流值守。这天，在水塔下值守的是一名刚入伍的娃娃兵。听到远处的枪响，他背着枪从岗亭里出来，左右环视，周围没任何动静，便又走进岗亭，抄起电话想询问情况，丝毫没有防备从岗亭拐角窜出来的哑巴。
哑巴从背后突袭，干净利落地割断了娃娃兵的喉管，随后摘下步枪，取出子弹盒里的五发子弹。身后的追兵已经逼近，哑巴走投无路，只得顺着铁梯爬上水塔。
水塔被团团围住，就连片杉院长也拎着军刀赶来了。秋山带着几名士兵刚接近水塔的铁梯，头顶一声枪响，身旁一名士兵应声倒地。片杉下令朝塔顶射击，顿时枪声大作，塔顶的简易板房被打得木屑四散。无奈对方居高临下，躲在射击死角，再强的火力也奈何不了。抽个冷子打过来一枪，竟然打飞了秋山的军帽。
精准的枪法让片杉院长目瞪口呆。他下令停止射击，在一张硕大的白纸上写下“下来投降，即可保命”，让士兵举起来，展示给塔上的人看。谁想，头顶突然传来一阵大笑：“小鬼子们，有种就上来吧，大爷今天跟你们过几招儿！”
哑巴突然开口说话了，这让片杉更加震惊。他认定此人必有来历，当即命令秋山：“不要打死他，一定要活口！”
值班哨兵一般只携带五发子弹，半个多小时的僵持和枪战，秋山估计哑巴的弹药已经耗尽，便在塔下喊话，可塔顶却沉寂无声。强攻是不行的，秋山想到哑巴是田花匠的远房亲戚介绍来的，便命人将浑身筛糠的田花匠带到水塔下，用手枪抵住田花匠的脑袋，冲塔上喊道：“朋友，我知道你的子弹打完了，再耗下去也是一个结果。他的命就在你手里，给你两分钟考虑，否则，我一枪崩了他……”
塔上依旧没有反应。秋山一声令下，士兵们端着枪围上来，有的士兵已经登上铁梯，塔上的沉寂与皮靴踩踏铁梯子的杂沓声形成鲜明对照。眼看士兵就要爬上塔顶，却见一团黑影从天而降，哑巴花匠头朝下重重地砸在坚硬的水泥地上，脑浆迸裂……
宪兵队调查课的刑案人员蜂拥而至。医院里一片混乱。
一个伪装成哑巴的神秘人物，单枪匹马潜入医院致两死四伤，死者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血液病专家渡边，特高课决定对医院所有可疑人员逐一调查。
被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给予严厉处分的片杉院长威信扫地，加藤司令官的训斥和警告让他血压骤然升高，放下电话就被送进急救室。随后，海光寺宪兵队从日租界紧急调来一个班的士兵编入警卫小队，以增强医院内部的安全保卫。
验尸拍照后，哑巴的尸体被拉走了，田花匠及亲戚朋友二十多人被抓到宪兵队，杂役班全部接受特高课侦审。以往谋杀“猴子”的事件受到特高课的高度重视，包括“滚地雷”在内的五名嫌疑人被押送到海光寺宪兵队。前后折腾了近一个月，“滚地雷”供认了不少偷窃日军物资、抢劫外埠商客的线索，但哑巴到底是谁，谁都说不清。
介绍“哑巴”来医院的田花匠及同乡遭了殃。田花匠的双腿被打断了，指甲和满口牙都被拔掉，但他只承认哑巴系三个月前山东一同乡介绍来的，收了对方两百元联银券，外加两袋面粉，其他一概不知；被牵连的同乡一人被扔进狼犬舍咬死，两个上年纪的直接死在老虎凳上了，其余全部被送至劳工营。“滚地雷”及几个有重大嫌疑的杂役则被押上闷罐车，送往东宁边境线修工事去了。
我的伤不在要害，但伤口很深，一共缝合了二十多针。“猴子”伤势严重，肩膀、左肋、腹部分别中刀。星野博士亲自为“猴子”动了手术，他才捡回一条命。极度惊吓加上手术后身体虚弱，“猴子”精神萎靡，如遭霜打一般，每天躺在地下室的床上，一声不吭地呆望着屋顶。
几天后，渡边军医和那名死去的娃娃兵在“天台”火化，遗体盖着白单子并排摆在地上。片杉院长率全体医生和士兵向遗体鞠躬。星野博士面无表情，深深地弯下腰……
“哑巴事件”后，医院加强了安全措施，限制内部人员外出，一张出门证，医生、护士外出轮流使用，没有出门证，哨兵一律不放行。星野博士爱喝红酒，常派我到法租界一家法国人开的酒庄去买酒，因此，在众多医护人员和士兵中，只有我单独拥有一张出门证，不必和别人合用。
一个周日的中午，金子借了我的出门证，说要上街买胭脂。晚饭后也没见金子回来，我一边陪博士下棋，一边在心里疑惑着。没多会儿，秋山进来告诉我们：“刚接到七分局外事科打来的电话，说金子在路上被人打劫了，目前人在七区关帝庙派出所（派出所一词最初源于日语），让我们医院去接人……”
星野扔掉棋子，吩咐我说：“你们马上去看看，我给市局池内辅佐官（顾问）打电话。”
我随着秋山和五名警卫班士兵坐上军用救护车直奔老城。一路左转右转，跟走迷宫似的。秋山打开手电查看军用地图，汽车绕来绕去，终于找到了位于二道街上的关帝庙派出所。
关帝庙派出所的建筑很古老，房屋格局像个寺庙。值班室坐着两名年轻的中国警察，秋山亮明了身份：“我们的人在哪儿？”
一位张姓警长闻声从里面跑出来，用日语与我们简单沟通之后，把满脸泪痕的金子从隔壁房间领了出来。
金子告诉我们，今天下午，她借了证件外出，先到法租界看了场电影，之后坐三轮车到“三不管”看了半天杂耍。为了买一种杭州产的胭脂，她沿着南市溜达到了老城里。找到商铺，掏钱时才发现提袋里的钱包不知何时被人偷了，连回去坐车的钱都没了。
无奈，她只得徒步往回走。天黑路不熟，她在胡同里转了向。正想找人打听，突然注意到有两个男人始终尾随着她。惊恐中，她跑进一条死胡同，两个酒气熏天的男人追上来，把她按倒在地，二话不说就扒她的衣服。两个男人穿着日式便服，金子忙用日语说：“我是陆军医院的护士，你们不要胡来！”
两个男人愣了一下，随后大笑着继续扒金子的衣服。金子大声呼救，喊声惊动了周边的住户，两个小伙子拎着棍子和煤铲跑过来。见有中国人围上来，对方扔下金子，用日语破口大骂。两个小伙子有些发憷，正犹豫间，关帝庙派出所的警察到了。
派出所就在不远的二道街上，有住户跑到派出所报了警。出警的就是那位张姓警长。两个男子自称是日本人，金子的身份也很特殊，他便将三人都带到了派出所。
秋山让张警长打开滞留室的小铁门，两个穿青色日式便装的男人正呼呼大睡，满身的酒气还没散。秋山将二人晃醒，用日语询问。两个男人慌了，用蹩脚的日语解释说这是误会，再三请求原谅。秋山并不理睬，继续盘查他们的身份。查看了二人的证件才搞清楚，原来是大连一家船厂的朝鲜籍技术员，来塘沽出公差的。
“冒充日本侨民，欺侮陆军医院的护士，你们活得不耐烦了？”秋山挨个儿给了他们几耳光，回头对我们说，“给我狠狠打！”
两个冒牌日本人被我们拖到院子里，用枪托子一顿猛砸。打了还不算完，市警察局辅佐官池内给七分局局长打去电话，要求将二人移交七区宪兵队继续侦审。
医护兵西尾正雄自述（之四）
进入六月，天已经很热了，可女儿楼里却弥漫着阴冷的气氛。一方面是因为战争形势让所有人都没法乐观起来，柏林在一个月前被苏军攻陷，欧洲的战事结束了，日本只有孤军奋战；另一方面，老城里的遭遇让金子受到了惊吓，原本开朗的她整天不说一句话。低沉的情绪也传染给了“猴子”，他变得焦躁不安，不时哀求我给他烟抽。
满洲护校毕业的金子日语说得很流利，写字也漂亮。我很小就辍学了，虽然读书认字没问题，但书写就不行了，不但字迹难看，拼写错误也多，所以我经常请金子代写家书。
那天下午，我请金子来女儿楼帮我写信。按我的口述，家书很快就写好了。这时，在一旁发呆的“猴子”顺手拿起金子写信封的毛笔，轻蘸淡墨，在一张废信纸上随意涂抹。很快，一幅墨竹奇石图跃然纸上，清癯雅脱的线条和墨色，看得我们目瞪口呆。
几笔水墨，让金子的脸上绽出久违的笑意，她跑回去取来一把素白折扇对“猴子”说：“这是准备送我爸的，你给整几笔吧。”
转眼间，几只游动的青虾和水底舞动的水草浮于扇面之上，仿佛都有了生命。一直阴云笼罩的女儿楼，因“猴子”笔下的世界，突然变得温暖明亮了。花鸟山水，古木奇石，他的水墨世界，不仅让和我一样的粗汉秋山啧啧称奇，也引起了同样画得一手好水粉的星野博士的兴趣。
“猴子”的日语很流利，与博士谈书论画轻松自如。星野喜好中国汉隶，连写日记都用毛笔。于是，“猴子”被博士请到了二楼，还让我取来红茶和笔墨纸砚，看他现场作画。“猴子”来了兴致，喝了红茶，提笔在手，泼墨淋漓，笔意纵肆，一幅芭蕉狸猫的小写意，让爱猫的星野甚为欢喜。
博士要装裱此画，可画的落款不能写李进仕啊！按照“猴子”的建议，我出去帮他刻了一方“云亭道人”的闲章。
在画上落了款，我和金子又坐着三轮车去了海河边，在娘娘宫附近的袜子胡同找到了“儒风斋”。这是“猴子”推荐的一家专营文房的老字号，也兼装裱字画。
铺面不是很大，货架上文房四宝一应俱全，只是没有顾客，显得有些冷清。坐在柜台里面的掌柜姓窦，又高又胖，戴着眼镜，满脸精明。见有人进来，掌柜的摇着折扇，微笑着起身打招呼。金子说明来意，我小心地把画铺展在柜台上。窦掌柜摘下眼镜，胖脸贴近四六尺的宣纸，上下左右看了个仔细，之后，戴上眼镜打量我们：“好画儿啊！线条柔中带刚，结构疏而不空，密而不乱，墨色饱满，鲜活灵动。可惜，这么好的画儿，落款只有一方闲章……借问一句，这‘云亭道人’是哪位名家？”
金子笑着说：“是家父在地摊儿上买的，我对字画知之甚少，只是慕名前来，请掌柜多费心。”
一周后，金子坐三轮来取“芭蕉狸猫图”。但一直到天黑，也没见金子回来。夜里，医院接到海光寺宪兵队特高课打来的电话，说护士金淑琴（金子）涉嫌泄露医院重要机密，为在押反日分子李进仕通风报信，正在特高课接受讯问。这个消息让我们大为震惊，包括片杉院长都不相信，金子怎么会帮李进仕通风报信呢？
转天早晨，几个宪兵拿着宪兵司令部开出的提票来到医院，给“猴子”戴上手铐，用布把眼睛蒙上，押回了海光寺。之后，片杉院长、星野博士、我与秋山以及其他与金子熟识的人都接受了特高课的询问。
看样子金子惹的麻烦不小。星野给他的同学、市警察局池内辅佐官打电话，说金护士长期为日军伤员服务，希望不要冤枉了她。若有问题，请特高课拿出确凿的证据。对方回复，事情比较复杂，请耐心等待调查结果。
三天后，宪兵队一名小队长与几个特高课的人来到医院。他们与片杉院长和博士都单独谈了话，具体内容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我从博士铁青的脸色看出，这个事的确很严重。
“猴子”是一周后被送回医院的，重被关进了女儿楼的地下室。监管他的任务改为两名警卫班新来的士兵负责，护士由小松医生兼任。秋山俊任警卫队小队长，晋升少尉，我仍负责照料星野博士的生活。
一个月后，金子被特高课释放。虽有星野博士的担保，但特高课并没有给金子真正的自由，而是将金子送到医院洗衣房，由护士变成了被监管的女杂役。洗衣房是医院环境最差的地方，肮脏不堪，气味难闻。白天机器轰鸣，噪音刺耳，高温消毒的蒸汽让这里如蒸锅一般；病房里沾满血渍、污渍的床单、被罩、病员服还有各种军服堆成了山，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永远洗不完。
既是杂役，金子的身边总有背枪的卫兵在监视，不得四处走动，不得与周围人说话，完不成任务还会被处罚。在我面前，星野博士从不提金子的事，但经常让我借送衣服的机会，给她送些糖果糕点。巡视的卫兵与我很熟，基本不会受到阻挠。
在蒸锅一样的洗衣房里，我看见金子穿着宽大的杂役服，扎着头巾，戴着大口罩，佝偻着腰，行动迟缓地搬运着洗好的衣物。一个月没见，她的背竟然驼了，身体僵硬，表情木然。那个曾经充满活力的女孩儿不见了，留下的只是一具毫无生气的躯壳。显然，她在宪兵队受了刑。
接过我送的东西，她的眼中噙满泪水，向我深深点头表示谢意。但我们无法交流，只能默默目送着她跟随巡视的士兵，推着手推车将洗好的衣服和床单送往病员区。
“猴子”虽没什么外伤，头却抬不起来了。整天嘴巴紧闭，目光呆滞，全身如同灌了铅，走路一步一停，似乎担心会踩到什么东西。他的生活标准虽维持从前，但两名带枪的士兵时刻跟着他，任何人不得接近。
星野博士似乎一夜间老了十岁，两鬓也显出了白发，表情始终阴郁。除手术之外，他整天独坐办公室，大杯地喝着红酒。一天，他醉酒后直奔地下室，地下室厚厚的木门紧闭着，我听不清他与李进仕谈话的内容。半晌，星野博士推门出来，低声骂了一句：“刁民……”
8月8日，传来了更加令人不安的消息，苏联人对我们宣战了。虽然片杉院长每天都在病房里不停地巡视，给伤员们加油打气，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这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绝望的情绪在医院里蔓延，极端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似乎所有人都控制不住了。一个腿部截肢的军曹，趁女护士转身取药的时候，突然抄起铝盘里的剪刀，深深扎在自己的脖颈上……
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我心痛。一个伤愈即将返回前线的士兵，临行前的那个晚上喝得大醉，闯进洗衣房，将金子强奸后掐死了。随后，这个二十一岁的士兵解下自己的皮带，在洗衣房的门框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金子的身世也很苦，母亲早亡，从寒冷的北国来到天津，就是为了挣钱还债——还父亲的赌债，再者攒一笔给哥哥成亲的彩礼钱。听说金子已经订婚，未婚夫是老家镇上一所小学的老师。为替父兄筹钱，善良的金子推迟了婚期，报名参加了战时医疗队。
金子的遗体没有送“天台”火化，而是由星野博士出资购置了棺木，委托当地的一家抬埋会，葬于新开河对岸一片幽静的树林中。
那个残害金子的无耻家伙是被放到“天台”上火化的。秋山下令点火之前，我无法控制愤怒的情绪，拔出一个士兵腰里的刺刀，扑上前去，把那具肮脏的尸体戳得稀烂……
就在这天，美国人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
医护兵西尾正雄自述（之五）
博士拒绝“刁民”的血，已经十几天了。虽然他与这个“血库”近在咫尺，却只有酒精才能维持他一息尚存的生命。
那天晚上，他喝了很多酒，之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木盒子对我说：“这是我留给家人的，拜托你回国交给他们。”
盒子里是一封遗书、一枚戒指、一张与家人的合影及几枚奖章。我捧着木盒，想说点儿什么，又觉得此时任何言语都是苍白的，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命运的安排。正胡思乱想着，却见博士从抽屉里取出那支手枪，调转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然后慢慢闭上眼睛……
我冲上去死死拉住他的胳膊：“博士，请不要这样！”
星野的脸抽搐着，突然笑了，笑的样子很难看：“我是医生，也是军人，为天皇陛下，为帝国军人的尊严和荣誉，我可以去战死！只是，不甘心这样去死……”
说着，他抽泣起来，一边哭，一边奋力要把我推开。然而，严重的贫血症导致他身体虚弱，挣扎了一会儿，他叹息一声，一松手，手枪掉在了地上。
我扶他坐下，把手枪放回抽屉里。看着博士苍白绝望的脸，我意识到，就博士现在的身体状况，即便不自杀，怕是也没多少日子了。虚弱引发的各种症状，蛇一样缠绕着他身体的每个器官，吞噬着他的生命……
鉴于博士目前的状况，片杉院长决定强制给博士输血。
转天中午，步履蹒跚的“猴子”被两个士兵从地下室架到了二楼的病床上。小松医生的针头还未刺入“猴子”的静脉，楼道里的喇叭突然传来长时间的蜂鸣声，刺耳的杂音平息后，我们听到了天皇颤抖的声音……
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终战诏书》的条款很长，还被同步翻译成中文。院子和楼道里站满了医生、护士和伤员，没有人说话，只有压抑沉重的呼吸声和断断续续的抽泣。
我看见，形如朽木的“猴子”眼里有了光亮……
针头终于刺进博士的静脉，但“刁民”的血并没有让星野如往日一般振作起来，却如一头怪兽，钻进他的血管，在他的身体里狂奔、撕咬——日本战败了！
博士的身体瑟瑟发抖，接着是一阵剧烈的抽搐。他一把扯下输血的针头，挣扎着下了病床，向日本的方向跪下。我们都和他一起跪下，每个人的眼中都是泪水。
秋山双眼通红，他脱掉上衣，举着手枪冲到院子里：“这广播是假的！假的！大日本帝国是不会投降的！”
8月16日，我们接到命令，原地驻防，封存武器及档案资料，等待国民政府第十战区代表前来受降。除警卫班士兵装备必要的几支步枪之外，武器弹药全部被集中到一间临时库房里，等待国民政府派员前来接收；医院内部的档案资料一律就地焚毁。
警卫小队立刻行动，各种档案资料和病历记录堆积成山，“天台”上空翻卷起滚滚浓烟……
三天后的半夜时分，最后十几名杂役被一辆卡车悄悄拉走了，他们的去向和结局，我至今无从知晓。
被关在地下室的“猴子”已奄奄一息了，走路需要士兵架着。每次在楼道与我相遇，他只有一句话：“你们输了！你们输了！”
“请放他走吧，小松君！”星野博士央求小松医生，“对帝国而言，我的职责已经完成了，我们不需要他了……”
“不能释放！只要博士活着，此人必须留在这里！”片杉的语气坚定而疯狂。
为安全起见，博士抽屉里的手枪由片杉院长临时保管。其实，博士已病入膏肓，连举枪自杀的力气都没有了，而且经常神志恍惚，嘴里不停念叨着：“请原谅我……请原谅我……”
天津城外突然响起了枪炮声。
八路军接收天津的一支先头部队开到城北近郊，与驻守日军仓库的一个小队交火，协助守护仓库的皇协军四散而逃。一个三十多人的小队，无法抵御二百人的进攻，通往市区的电话线已被切断，小队长急放出信鸽向城内求救。
下午两点，驻屯军司令部命令秋山率三十名警卫小队的士兵前去增援。秋山像打了一针兴奋剂，放下电话，窜到院子里吹哨集合。已经存封的步枪、机枪重新发给了士兵，随后，他们乘上两辆卡车直奔枪响的方向。
激烈的枪声一直持续到天黑才逐渐平息。八路军先头部队没有攻进天津城，在占领仓库后不久，朝西南方向撤走了。前去增援的秋山及三十名士兵没能活着回来，他们被包围在仓库附近的一个村落里。秋山拒绝投降，与三名士兵一起被烧死在一座民房里。
代替十战区前来受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塘沽登陆。两天后，三辆美军吉普和两辆卡车开进了医院，下来一名美军上尉和二十几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在联络官的引领下，美军上尉一行直奔片杉院长的办公室，但房门反锁，联络官刚刚敲了几下门，屋内突然传来一声枪响……
片杉院长自杀用的手枪正是星野的那支德国造P38。
两个小时后，美军士兵用担架从女儿楼里抬出两个人，一个是昏迷的星野博士，一个是气息奄奄的“猴子”。按照美军的要求，陆军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及士兵列队集合，乘美军卡车前往塘沽战俘营，在那里等待被遣返回国。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猴子”。他躺在美军的担架上，盖着深绿军毯，脸色蜡黄，头发胡子很长，一对小眼睛像着了火。从我们身边经过时，“猴子”用英语对美军士兵说：“停一下……”
然后，他用力撑起身子，朝着我们狠狠啐了一口带着血丝的口水……
一周后，星野博士死于塘沽战俘营。结局就像他说的那样，他的骨灰被我带回了日本，我辗转寻访了半年多，终于在东京找到了他的家人，连同骨灰、遗物一起交给了博士的夫人。
多年后，我在一本日本731给水部队战犯的回忆录中读到，当年天津陆军医院内建立的，由中国杂役为日军伤员提供血浆和药物实验及活体解剖的储备库计划，竟然是星野博士提出的。那一刻，我才明白了医院不定期补充杂役的原因。原来，我如此尊重的星野博士，远比院长片杉要凶残百倍……
战争结束快七十年了，那些发生过的事和死去的人，时常在我的梦里出现，很真实，似乎能用手触摸到。这些梦，有温暖的，有冰冷的，有恐怖的；那些深埋于心的许多疑问，我只能寄希望在梦里寻找。可是，每次从梦中醒来，我却更加困惑。
那个伪装成哑巴的花匠究竟是谁？为什么要舍命去杀与他无冤无仇的李进仕？还有那个善良的金子姑娘，为什么会被抓起来？最让我放不下的，是那个“刁民”李进仕，这个人身上发生的事，简直像谜一样让人难以琢磨。他能在医院里活到战争结束，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最后他到底怎么样了？
但愿，他能平安回家，与妻子团聚……
一张老照片
整整一个下午，我被西尾先生的讲述紧紧牵引着，行走在沦陷时期的天津城，穿行在浸透着血色的往事中。这个侵华老兵的故事，让我感受到一种劫后余生的苍凉，让我看到了被战争机器碾压的人性的悲哀。
送西尾先生去公交站，路过横滨港时，落日正孤悬于海上，金色的海浪一波一波地拍击着长长的堤岸。与老先生握手话别的一瞬间，我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这个故事似乎并没有讲完。
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故事该怎样讲下去，虽然我有着与西尾先生一样的感慨和困惑。
回国后，我专程去了趟曹家花园，想看看西尾先生故事里的那些旧物是否还在。医院还是医院，只是东西两边的院子已被高层办公楼和住宅小区填满。水塔早已荒废，斑痕累累地矗立在楼群的角落里；保存相对完整的，唯有荷花池边的八角亭和曲折的长廊，还有围墙边上的几幢小洋楼。
荷花池已被一条柏油路分割为二，两池荷花在正午的阳光下安静地盛开，湖边的太湖石已不知去向。长廊和八角亭被翻修过多次，临街几幢洋楼的外墙上，挂着各种型号的空调外挂机……而当年的一切，早已被时间淹没。
让我把这段往事续写下去的理由，是一年后我为市警察博物馆撰写《天津户籍管理变迁史话》初稿，在查阅日伪时期警察局的户籍管理档案时，无意间发现的一张泛黄的老照片。
照片拍摄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上方标注的一行文字为：“天津特别市公署警察局第七分局关帝庙派出所部分官警合影”。照片上，六名年轻的警察身着黑色制服，背着清一色的德国毛瑟盒子炮，每人推着一辆自行车，一字排开站在关帝庙派出所门前。
那些日子，我一头钻进档案堆里，开始探寻那些与关帝庙派出所有关的线索。从1937年天津沦陷一直延续到1948年初新政权诞生，我循着年代和大事件的每个节点，顺着档案上那些模糊不清，甚至墨迹基本消失的繁体汉字，逐字逐句地寻找着七十年前与关帝庙派出所有关的只言片语。
当年的关帝庙派出所早已不复存在，彼时的警察们也陆续从那段历史中隐去或谢幕人生。假如还有健在者，按时间推算，最年轻的也应在九旬开外。我走访了三十多位离退休老警察，查阅了十几篇天津解放前后与旧警察有关的回忆文章，终于从市公安局一位离休老处长撰写的回忆文章《天津解放初期七区旧警改造二三事》中发现了如下文字——
“这个户籍民警叫张博轩，日伪时期曾任七分局关帝庙派出所三等警长、七分局警法科副科长；天津解放后，被市局留用该所任户籍民警，1958年，被下放到天津兴亚造纸厂当工人了……”
张博轩依然健在，已是九十三岁高龄。
当我费尽周折找到他时，老人正在远离天津城区的一家私人养老院里，安静地看着电视里播放的一部抗日神剧。
老人听力不好，与人交流需戴助听器，但记忆力相当好。他记得当年的拍照者——天津老鼎章照相馆一位曾给梅兰芳拍过剧照的贾姓摄影师；老照片上的同事他都能逐一叫出名字，甚至知道一些人后来的去向和人生结局。
老人告诉我，派出所门前的合影照，他也曾收藏了一张。当年拍照是为了纪念七分局配发给关帝庙派出所六辆英国“手牌”自行车。只是解放后“运动”来了，那张照片被他老婆扔炉子里烧了。
他就是西尾先生提到的关帝庙派出所那位“张姓警长”。当年，日本陆军医院金护士遭劫，是他带人去的现场，而他谈起的另一个人不禁让我愕然——李进仕（绰号“小老三”）的住家，就在关帝庙派出所的管界……
留用警察张博轩回忆（之一）
我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初考入天津甲种警察训练所的，那年正好二十岁。一年学习期满毕业后，被分配到七区关帝庙派出所当了一名警士。当时我在关帝庙派出所属于“高学历”，加上腿脚勤快，学过几天日语，五年后晋升为三等警长。
派出所的外勤叫管警（管段警察），主要警务就是值、守、巡。按点背着大枪，按划分好的路段巡逻，在指定地点的巡逻箱用图章打卡签到。除去巡逻之外，还要时不时到管片去核查户口，强推各种政令。天津沦陷后，日本人先后推行了五次“强化治安”。全市各区警察的一切行动和政令，均由驻警察局的日本顾问（辅佐官）掌控，所有中国警察同样在日本人的秘密监控之下……
李进仕家住关帝庙财神殿西胡同5号，家中排行老三，因个子小，都称其“小老三”。李无子嗣，原配死后一直鳏居，四十岁时续弦娶了舞女胡翠云。
胡翠云也是天津人，年轻时唱过河南坠子，日本占领天津那年，拉坠胡的丈夫突染肺痨去世。胡翠云自此离开舞台，做舞女糊口。寡居两年后，由煤铺孙掌柜牵线搭桥，嫁给了三义木器行的“小老三”。李家的日子虽谈不上富足，但也衣食无忧。“小老三”进项繁杂，两口子除去吃喝，兜儿里还有零用钱打打麻将，小日子过得挺舒坦。
“小老三”是旗人后裔，祖上曾在天津估衣街开绸缎庄，买卖兴隆时，分号开到了北京大栅栏儿。八国联军攻破天津城，店铺遭哄抢，此后生意一蹶不振直至倒闭。兄弟几个分了家产，“小老三”一家搬到了关帝庙。
“小老三”家与关帝庙派出所隔着两条胡同，查户口时，我带人去过他家几次。独门独户，两间青砖的老屋，雕花门窗，院墙四周是一排“刻砖刘”的镂空砖雕；院里有葡萄架和矮石榴，荷花缸里游着“泡眼”，树杈儿上还挂着两笼子鸟。
“小老三”是私塾开蒙，就读天津圣路易教会中学，后入工商学院专攻英文，毕业后曾在柳口（杨柳青）及耀华中学教过多年国文和英文。天津沦陷后，他辞职在家赋闲，因精通日、英两国语言，被日租界三义木器行的胡掌柜高薪聘去当了账房。
虽然家境败落，但“小老三”仍秉持旗人遗风。早晨，他先到南运河边去遛两笼子黄雀儿，再转到西北角吃早点，回家喝茶侍鱼弄草；下午去南市“玉清池”泡完澡，再溜达到三义木器行，噼里啪啦打一阵算盘，用蝇头小楷在记账簿上抄写当日收支。待钱账两清了，再转到聚盛酒铺喝酒。
精国学，喜临池，擅丹青，玩花鸟草虫，给古玩掌眼，在凡人堆儿里，这“小老三”可是个大学问。他还有一手鲜为人知的绝活儿，那就是能仿名人字画。坊间传言，“小老三” 仿旧的手法几乎能以假乱真，可“小老三”从不承认，加上他说话经常天地各一脚，外人也是难辨真假。
我对“小老三”的了解，得从他第一次被抓进派出所说起。
有段时间，日本人在天津老城里搞防空演习，说是防美国人飞机轰炸，晚上严令城里各家各户一律不许有亮光，一旦发现，按故意通敌论处，吓得家家户户晚上都堵上门窗，摸着黑儿走动和吃饭。同时，日本人还下令，各派出所要协助保甲长，强令居民逐户出工去修张贵庄机场，或是以钱粮折抵。
二道街的保长闫老斗上门催派出工，赶上“小老三”刚喝完酒回家，一听要挨家出工摊钱，几句话不顺耳，就与闫老斗顶起来了：“天天钻桌子底下吃饭，点洋蜡还得用被单子把桌子围严了，这不是把人当耗子养吗？那天晚上我们两口子钻桌子涮羊肉，差点儿没熏死一口子……要出工没人，要钱没有，要命你就拿走！”
闫老斗也不是吃素的：“老三，少跟我这儿骂闲街啊，要是真有棱角，骨头硬，就直接踹门找日本人说去，那算你光棍！”
吵闹惊扰了老街旧邻，众人是假劝架真看热闹。“小老三”见众人聚拢，顿时来了劲头，站在家门口台阶上，借着酒劲儿，枪里加鞭地开始数落闫老斗。闫老斗的嘴功怎敌“小老三”？再加上邻舍们起哄架秧子，闹得闫保长颜面扫地。
关帝庙派出所一级警长（所长）鲍清水，绰号“老爆三”，此人与闫老斗私交不错。闫老斗来派出所告状，他一拍桌子：“出头的疖子，我就掐他啦！对抗政令，煽动闹事，这是想通敌啊！”说着便喝令马、朱两名警士，“马上去给我拿人！”
“小老三”被架进关帝庙派出所，可这位爷的酒劲儿还没过，张嘴闭嘴就是不服，话茬子一句一句，扎得“老爆三”怒从心头起：“喝点儿猫尿，就你妈不认大铁勺了。把这王八蛋绑树上！再不服，晚上给他送号儿里去！”
我们刚把人绑上，派出所门外突然传来女人的叫骂。
原来，胡翠云当晚在麻将桌上遇见了串堂子（妓院）卖水果的燕二姑。燕二姑咋咋呼呼地告诉她：“你爷们儿晚上跟闫老斗打起来了，转眼就被派出所给拿了，听说一进门就用棍子给削了一顿……”
胡翠云脸色骤变，“哗啦”一声将牌推散，提上鞋，小跑儿着直奔派出所而来。这胡翠云也是女中豪杰，在“三不管”闯荡多年，三教九流见识甚广，嘴里荤素齐全。她堵在派出所门前，亮开嗓子骂个没完没了。坐在院儿里的“老爆三”越听越气，噌地站起来：“真是鱼找鱼，虾找虾，一对儿刁民！敢上门来咆哮公堂，把这娘们儿也拿下！”
几个警察随即冲了出去，二话不说，将胡翠云也拽进派出所。见此情景，李进仕更急了，拧着身子跺着脚与“老爆三”叫阵。“老爆三”拎着撸子从屋里窜出来，用枪指着他：“小老三，再你妈不悔过，我就按煽动民众反日给你送宪兵队去！”
“小老三”脖子一梗：“来吧！爷嘛都吃过，就是没尝过这子弹是甜的还是咸的！”
偏巧，社会局的薛股长来派出所找“老爆三”商量征劳工的事，进门被这阵势吓了一跳。这薛股长交际庞杂，五行八作都有关系，人长得油光水滑，脸上总挂着弥勒佛式的笑；此君爱玩古玩字画，常求“小老三”给他收来的玩意儿掌眼，还是“堂腻子”（天天泡澡的人）交情，今儿既然遇到了，就不能绕过去了。
于是，薛股长放下大皮包，站在院儿里，收回笑容，亮开嗓子，大声呵斥“小老三”，然后进屋与“老爆三”嘀嘀咕咕，给“小老三”求情。薛股长的面儿“老爆三”是要给的。结果，“小老三”两口子被派出所关了大半宿，象征性地处以罚金，算是给闫老斗找回了面子。
这事情看似就这么抹过去了。可谁也没想到，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立秋后的某天晚上，李进仕突然失踪了。据说是从酒铺回家的路上，被几个黑衣人拉进了一辆小卧车。
胡翠云满世界找了三天，杳无音信，便来派出所报案。那天恰好我带班，我让值班的警员给她做了笔录，然后问她：“最近‘小老三’在外边没和谁逗闷子干仗吧？”
胡翠云带着哭腔说：“这些日子盯他的人太多了，都是那个倒霉扳指儿惹的祸……”
听罢胡的叙述，我才明白原委。“小老三”有个翡翠扳指儿，某日拿到酒铺显摆，说是家传的老物件儿。消息传出，勾了一帮人的腮帮子，纷纷出高价收购。
我问：“照这么说，那扳指儿肯定是贵重物件儿啦？”
“贵重个屁啊！”女人说，“他说那玩意儿是从鬼市儿花一块钱淘换来的。他嘴里哪有实话啊，净给身子惹祸了。肯定是因为这个假扳指儿让黑道给绑了……”
日本占领天津后，强化了对各类物资的管控，市面物价飞涨，社会治安极度混乱，盗抢绑票猖獗，有钱人纷纷举家搬到租界，觉着租界是避风港。其实租界里一点儿也不太平，黑道绑票的就瞅准这些有钱的主儿了。家住法租界的下野督军王占元的外孙，大白天就被劫匪绑走索要高额赎金，否则撕票；市侦缉队化装设伏，费了好大一番周折，才救出人质，抓住绑匪。
为个假翡翠扳指儿就加害性命，我感觉可能性不大。我叮嘱胡翠云，一旦有人来信儿索要赎金，赶紧来派出所报告。
得知“小老三”失踪了，“老爆三”有些幸灾乐祸，他盘着“官帽”（文玩核桃）说：“灌点儿猫尿就满嘴跑火车，这肯定是他妈惹着硬茬儿了！”
是绑票勒索还是黑道报复？没找到人，谁也拿不准。派出所只得按流程上报分局，并通报全市。一个月过去了，没人来信索要赎金，“小老三”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胡翠云更慌神儿了，三天两头来派出所打听消息。又是半个月过去，仍旧没有“小老三”的下落。
为给苦主儿有个交代，“老爆三”命令我暗访一下有关知情人，看是否能发现线索；同时，让胡翠云到报馆刊登寻人启事。
我去找的第一个知情人，就是煤铺的孙掌柜。五十多岁的煤铺孙掌柜是“小老三”的媒人和酒友，也是“堂腻子”。关于那个翡翠扳指儿，孙掌柜果真知道一点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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