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 迷 宫（上）
一个叫李进仕的天津人
2011年春天，我到日本横滨旅游，暂居于包土谷区的节子夫人家。那天上午，节子夫人带我去参加一个社区举办的老人聚会，经夫人引见，我结识了坐在旁边的西尾先生。
八十七岁的西尾先生满头银发，面白体瘦，背微驼，戴着深度近视镜，白衬衫红坎肩，极像一位睿智的学者。老先生中文说得很流利，听说我来自中国天津，他略显惊讶，告诉我说他年轻时去过天津，还顺口来了一句天津方言：“干嘛！”
西尾先生的记忆力很好，记得娘娘宫、“三不管”、海光寺；更有一些我陌生的称谓，譬如咪哆士道、马可·波罗公园之类，这些带有殖民色彩的地名，不禁让我对他的身份产生了联想。
他看出了我眼中的疑问：“我是昭和十七年（1942年）在九州被征召入伍的，到中国后驻扎在保定，第二年在战场上受了重伤，被转送到天津的日本陆军医院。伤好之后，留在医院当了医护兵，战败后被遣返回国……”说到这儿，老先生的语速变得迟缓，表情也愈发凝重。
天津人对西尾所说的日本陆军医院（旧称曹家花园）并不陌生。这片私家园林最初的主人是位军火商，之后转卖给民国一位下野大总统；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譬如溥仪、孙中山、张作霖都曾是这儿的座上客。天津沦陷后被日军强占，改为日本陆军医院。西尾先生就在这儿当了两年多的医护兵。
他应该是个有故事的人。
三天后的中午，我邀西尾先生来到山下公园附近一家幽静的居酒屋。坐在弥漫着草香的榻榻米上，要了清酒和几样小菜，听他聊关于天津的那段经历。他显然是有备而来，两杯酒过后，他打开一个泛黄的硬皮本，我能看到上面疏疏密密的日文和阿拉伯数字，接着，他掏出笔在本子空白处写了三个汉字——李进仕。
我不解其意：“您的朋友吗？”
老先生沉吟片刻：“这个人是我当年单独看管的一个杂役，就是天津人。我从昭和十九年（1944年）春天到昭和二十年（1945年）七月一直看管他，直到日本战败，他被美军陆战队士兵带走。”
我端详着这个沧桑的名字：“一个杂役，为什么要单独看管？”
“当时，这个人的命比金子都值钱啊！我和警卫班长秋山，还有一个叫金子的女护士负责看管他。我们就住在医院荷花池西边的女儿楼里，我经常带他出来晒太阳，偶尔到菜地或花窖干点儿活，一日三餐营养充足。之所以给他这么特殊的待遇，是因为我们医院的星野博士患了严重的贫血症，只有李进仕的血才能救他的命。这件事对外是保密的，遣返回国前，美国人在战俘营找到我专门调查过……”
西尾先生喝了一口酒：“他是从天津海光寺宪兵队转来的，罪名是散布反日言论，还涉嫌谋杀了一位日本商行的社长。但我不太相信，这么瘦弱的男人，一阵风都能把他吹倒，怎么有力气杀人？”说到这儿，老先生笑了，“他太瘦了，我们都叫他猴子。不过这人很聪明，被抓之前，他是日租界一家木器行的管账先生……”
随着西尾先生的讲述，这个叫李进仕的天津人，就这样从岁月的烟尘里慢慢转过身来……
医护兵西尾正雄自述（之一）
我叫西尾正雄，大正十五年（1924年）出生在九州。我父亲是当地一家皮革厂的技术员，不慎酿成仓库火灾，以破坏军工生产的罪名被判刑五年。入狱的第二年，他就突发心脏病死在监狱里了。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家里的生活全靠母亲和哥哥做工的收入维持。
昭和十三年（1938年），哥哥被征召入伍，一年后在中国沈阳战死。昭和十七年，我刚满十八岁，又接到区警察署送来的红票（入伍通知），家里顿时像天塌一样。逃避是不可能的——日本战时法律对逃避兵役的人不仅惩罚严厉，还会株连家人，唯一的选择就是接受上苍的安排。
我所在的部队隶属华北方面军后勤联队，被派驻河北保定县城。1944年春天，我们给易县山区一个守备中队送给养，中途遇袭，我受了伤，一颗子弹打进肺部，左腿也被弹片击中。在保定战地医院治疗一周后，因医疗条件有限，我被转送到后方医院，也就是天津的日本陆军医院。
我的伤势很重，而且弹头卡的位置比较特殊，第一次手术没有取出。最后，是医院外科专家星野博士为我取出了弹头，让我转危为安。
一天早晨，博士带着几位医生来查房，我躺在病床上向他表示感谢。听到我的九州口音，博士摘下口罩：“你是九州人？咱们是同乡啊！”
星野是华北方面军战地医院最优秀的外科专家。在山西一所战地医院，他曾连续三天三夜为一百多名受伤的士兵做手术，死亡率不到百分之二十。为此，星野受到陆军部的特别表彰，晋升中佐，是当时陆军医院军衔最高的主治医生。天津陆军医院伤员的死亡率一直很高，星野来了之后，立刻扭转了这个局面，死亡和伤残率降到最低点。
那时星野四十多岁，高个儿，戴眼镜，留着一字胡，喜欢独自坐在荷花池边的八角亭里看书，或到医院附近的新开河边去钓鱼。我看过他与家人的合影——漂亮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女儿幸福地围绕左右。战争爆发后，同为医生的妻子带着女儿投奔札幌的父母家，在当地开了一家小诊所。
医院里有十几名女护士，金子是唯一的中国人。她是从新京（长春）来的，毕业于满洲的一所护士学校，年纪不大，也就二十出头，瘦高的身材，圆脸盘子，长得不是很漂亮，但性格开朗，做事很有耐心。护理伤员是很辛苦的，除了换药、定期擦洗、伺候伤员大小便，还得随时防备有些伤员的突然骚扰。
一天，我正在楼道溜达，她过来悄悄提醒我：“小心啊，让院长看见你走路这么轻松，会把你送回前线的……”
医院里很多伤兵想尽各种办法避免回到战场上，譬如用热水让温度计升高，故意拆掉纱布让伤口感染。我当然不想上战场，于是，也学着那些人，显出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说话时还故意不停地干咳……
院长片杉是个面相凶狠的家伙。他曾参加过诺门罕战役，苏军的一发炮弹落进指挥所，他被炸断了右腿，没法留在前线，就被派到这家医院当了院长。片杉身材粗壮，脾气暴躁，爱大声训斥或体罚部下。走路虽不利落，但发起怒来，他敢抽女护士的耳光，用拐杖打医护兵的头。不过，他对星野博士一直很恭敬，因为博士是伤员的救命天神。
在医院住了些日子，我注意到博士总是脸色苍白，精神萎靡，即使戴着口罩，也遮不住满脸的疲惫。金子告诉我，博士患了重度贫血症，血色素很低，片杉院长正组织研究治疗方案。
从华北各战地医院转来的多是奄奄一息、急需手术的重伤员。每天，博士都要走上手术台，精心修理这些被子弹、炮弹、地雷撕裂或砸断的战争机器零部件。由于身体虚弱，他几次被医生护士搀扶出手术室，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昏倒在手术台前……
那天中午，我在荷花池边采了十几束野菊花，在一张硬纸片上写下几行祝福的文字，由金子陪着我，将花送到博士的病房。
阳光透过薄薄的窗纱，暖暖地洒满病房。金子将花插入玻璃瓶，倒上清水，小心地摆到窗前。博士看了纸片上祝福的文字，又端详着窗台上星星点点的小花儿，微微点头：“真漂亮啊，这是最好的礼物，非常感谢！”
医院里有两百多伤员，为了鼓舞士气，医院经常给伤员们放映日本映画拍摄的纪录片，内容多是宣传日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以及国内民众如何支援前方将士，加班生产战略物资，妇女们报名参加救护队或是参加军训诸如此类。说实话，对我们这些在战场上死过一次的人来说，战争的胜负已经不重要了，活着回到亲人身边，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片杉院长和警卫班长秋山俊是狂热派，每次电影中出现某些高潮的场面，他们会带头站起来高举双臂呼喊“天皇万岁”。虽然有少数人呼应，但黑暗中大部分人的表情却是呆滞而冰冷的，厌战情绪如瘟疫一样在悄悄蔓延……
两个伤兵私下密谋，借着散步的机会，骗过门岗哨兵偷偷溜走了。片杉院长立刻报告了海光寺宪兵队。很快，天津城及周边的警察、侦缉队纷纷出动，拿着两个伤兵的照片全城设卡缉拿。第二天傍晚，在天津北站候车大厅，两个化装成商贩企图混上北去列车的逃兵，被巡视的铁路警察看出了破绽，当即扣留。几天后，片杉院长当众宣布，两名可耻的逃兵已按战时军纪移交军事法庭审判了。
逃兵事件发生后，医院对伤员的日常管理和伤情甄别也严格起来，十几名轻伤员被强行送回作战部队。
一天晚上，我在换药室和金子闲聊，讲起九州的一个民间笑话。正开心地笑着，片杉院长突然带着几个随从来检查，见此情景，片杉大怒，一拐杖狠狠打在金子的肩上：“帝国的军人正在流血，你们却躲在这里寻开心，不觉得可耻吗？”
金子浑身颤抖，不住鞠躬道歉。片杉又扭头冲我吼道：“混蛋，明天你就给我滚出医院，拿着枪回战场去！”
我眼前的世界瞬间坍塌了……
因为这件事，金子被罚在病区连续值守三个晚上。我估计自己也在劫难逃，可是，几天过去了，一切如常。正疑惑着，片杉派人把我叫到办公室：“你小子很走运啊，感谢星野博士吧，他请求把你留下了。他正需要一名医护兵，手续已经办好，以后你的岗位就在医院了。”
就这样，我来到星野博士身边，负责照顾他的日常生活。我感觉自己很幸运，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我这样写道：“妈妈，感谢您天天为我祈祷上苍，在这样一个险恶的战乱环境中，让我遇到了一个庇护我的天神……”
渡边军医是陆军部从满洲关东军总医院派来的，虽然年轻，却是血液病方面的专家，由他负责星野博士的治疗。从渡边的言谈中，我感觉博士的病情并不乐观。
一天晚上，博士在房间里一边喝着法国红酒，一边反复听着女影星李香兰唱的《何日君再来》。我站在他身边小声劝道：“您少喝一些，渡边军医知道了会骂我的。”
星野缓缓摇动着高脚杯里的红酒：“等战争结束了，如果你能回日本，拜托你把我的骨灰背回九州，交给我太太。”
我感到浑身发冷：“您不要这么想，渡边军医非常有经验，一定会治好您的病。等战争结束了，我们一起回日本，还要请您到我家，尝尝我妈妈做的寿司。”
星野博士微微点头：“嗯，回家，想想就让人高兴啊……”
给博士沏茶时，我发现办公桌半开的抽屉里放着一支精致的手枪，心里不免有些紧张。正想着，博士伸手把枪拿出来，拉动枪机：“这是陆军部去年奖给我的，德国的P38，好枪啊！”他把枪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欣赏，“我告诉你，战场上的士兵不是人，是一文不值的东西。前年，我在山西战地医院做手术，院子里躺满了伤兵等着我救治。当时，能把人救活就是一个奇迹，而血浆有限，只能提供给身份特殊的人，比如军官。为防止士兵伤口感染，我不得不用锯子锯断他们受伤的手和脚。看似救活了一个生命，其实，我是害了他们。没了手脚，回国后他们能干什么呢？我听说，好多人回去以后，没多久就自杀了……现在，我做梦都能听见锯子切割骨头的声音，还有伤兵的惨叫……只有喝醉了，我才能忘掉这些。”
博士的病情在不断加重，整夜失眠，高烧呕吐。我寸步不离地在病床前守护，一日三餐、用药和睡眠时间都要详细记录，并向渡边军医和片杉院长汇报。渡边军医的最终结论是：挽救生命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定期输血。
输血不难，但星野的血型是Rh阴性（就是现在常说的熊猫血）。拥有这种血型的人本来就稀缺，在动荡的战争环境下，寻找这样稀缺的血型更如大海捞针。老实说，能否找到这种稀缺血型，渡边是持悲观态度的。即便希望如此渺茫，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加藤少将还是签署了命令：军医之生命亦事关无数帝国军人之生命，应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寻找拥有该血型之人。
十几个秘密采血小组对满洲、华北近十万日军士兵及战俘、劳工、在押囚徒进行血样比对，羁押在天津海光寺宪兵队的一名反日“刁民”的血型竟然匹配成功。这个人就是李进仕。
昭和十九年（1944年）秋天，四十五岁的李进仕从海光寺宪兵队转送到医院。这是个身材瘦小的男人，高颧骨，小眼睛，牙齿黄黄的，身着土灰色长衫，留着分头，双手反绑，双眼蒙着黑布，满脸是血痂，走路一瘸一拐。办理好交接手续，两个宪兵把他从卡车里架出来。负责押送的宪兵班长对我们说，再晚一天接到命令，这家伙估计就要被装进麻袋扔进海河了。
据海光寺宪兵队的审讯材料显示，李有妻室，社会交往复杂，曾多次在公共场所散布反日言论，煽动他人对抗保甲；本年8月，涉嫌与他人谋杀永大商行社长桥本，被特高课密捕。
在日军占领区谋杀日本人，自然是罪不可恕，尽管他矢口否认；可眼下，即使他承认杀了桥本也不会被追究了。按片杉院长的话说：“他现在必须活着！”
二十七岁的秋山外形彪悍，从小随父亲在东北牡丹江生活，能说一口地道的东北话。他曾是片杉院长的勤务兵，以出手凶狠著称。瘦小的李进仕在他面前，几乎被他巨大的身影淹没。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李进仕有了个“猴子”的绰号。
我们给李进仕松了绑、摘下眼罩，洗澡、理发、换了杂役服，然后为他检查身体处理伤情。核验血型及身体其他指标无误后，我们准备给他抽血。为防止他反抗，我和秋山把他的双手绑在木椅的扶手上。金子刚将针头刺进他左臂的静脉，他突然大叫：“抽我血干吗？”
秋山抬手就是两个耳光：“要想活命，就老实把嘴闭上！不愿意在这儿呆着，我马上送你回海光寺喂狗！”
一听回海光寺宪兵队，嘴角淌血的“猴子”不敢吭声了，闭上双眼，攥着双拳，把脑袋扭到一边。
在渡边医生的指导下，这个“刁民”的血缓缓注入了博士的血管。博士的脸色逐渐红润，呼吸也匀畅起来。博士终于从鬼门关被拉回来了。
医护兵西尾正雄自述（之二）
医院的最西边有一大片荒废的草场，那是当年大总统家的养马场，四周树林环绕，幽静而神秘。改建成陆军医院后，荒地上砌起一个水泥台，长宽各二十米，我们称之“天台”。“天台”一侧建有两座焚尸炉，死亡的伤兵和遗物都集中在这里火化，骨灰送回国内交给亡者亲属。
医院的最南边有几亩菜地和一个花窖，离花窖不远，有个篮球场大小的院子，院中有瓦房三间，那是当年大总统家厨子、花匠及仆人们的住所。改作医院后，院子三面墙上架了电网，院门加设了门岗，门口挂着木牌，上写“杂役班”。三间房子被打通了，地上砌着一排榻榻米，关着三十多名杂役。晚上，杂役们一字排开睡在这里，警卫小队专门抽调一个班的士兵日夜看守。
秋山将“猴子”关进了杂役班。
杂役们一天两顿饭，基本是玉米或高粱面掺麸子的饼子和咸菜，偶尔会熬一锅玉米面菜粥。每人单棉两套衣服，临睡前，所有人的衣裤叠好后按顺序上交，脱得赤条精光上铺睡觉，早上再按编号发放。杂役的人数相对固定，多是青壮年，来源多是战俘、囚犯或搜捕时抓来的盲流。遇有减员，宪兵队会指令各区警察局从羁押犯或劳工营中挑选补充。
杂役们都剃着光头，服装也容易辨认，灰白色衣裤，前胸后背印有数字编号。体壮者负责搬运物资、下水管道维修之类，稍弱的则被安排在菜地做农活，或是洗衣服、打扫卫生。医院对杂役的管理是严苛的，无论在什么地方见到日本人，杂役须侧身让路，鞠躬待对方走过之后方可前行。秋山对我说：“让这些刁民服帖，有时鞭子和皮带也不好使，必须见点儿血才行！”
秋山可不是随口一说。此前，医院里曾发生过杂役逃跑的事。逃跑者是个战俘，会点儿拳脚，抓他的时候，这家伙打断了一个警察的鼻梁骨，还踢伤了一名士兵。抓回来之后，秋山将那个杂役绑在练拼刺的木桩上，喝令一个新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用活人练刺杀。那真是个新兵，从没上过战场，事后天天做噩梦。
还有个杂役胆子更大，到洗衣房偷了一套军服，大模大样朝医院大门走。出大门的瞬间，他走路的姿势被哨兵一眼识破了。第二天，当着所有杂役的面，这个闯关未遂的家伙被五花大绑扔到“天台”上，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了。
输血疗法让星野博士的体质和精神状态大为改善，很快，博士又重回手术台。按照博士的建议，我们对“猴子”的监管宽松了许多，除了适当增加营养，抽血时也不再用绳子绑住他，而是站在两侧监视。
尽管经常被抽血，但“猴子”的伙食区别于其他杂役，他的活儿也很轻松，基本是整理花草之类，因此，他表现得比较顺从。不过，也有出岔子的时候。一天上午，金子刚刚给“猴子”抽完血，“猴子”突然起身一头朝墙撞去。秋山一把没抓住，一声闷响，“猴子”头破血流昏倒在地……
“猴子”醒来之后，情绪仍然亢奋，金子给他注射了镇静剂才让他安静下来。包扎处理完毕，秋山咬牙切齿：“这是对抗！绝不能轻饶了这个刁民……”
一个月后，“猴子”头部的伤情才恢复。
那天，我带着“猴子”去修整菜地，我有些口渴，下意识地用日语对他说：“请把水壶递给我。”
“猴子”抄起水壶递给我的时候，我愣住了，他也有些惊慌。再三追问之下，他终于承认他学过日语和英语。这个意外发现让我惊诧不已，当天就报告了秋山。秋山很气愤：“这小子太阴险了，一定听走了我们很多秘密！”
不久，沧州铁路警察分所给杂役班送来一个盗窃犯，是天津人，绰号“吴老道”。此人曾在海河码头扛过麻包，后入匪道，在津浦路上专偷车上的面粉、木材和煤炭，再转手倒卖黑市。一次扒车偷布时，他被押车的士兵打伤，从货车上摔了下去。沧州段铁路警察巡线搜捕，发现了摔昏在路基上的“吴老道”。
这家伙不仅体壮如牛，而且铁嘴钢牙，各种刑罚在他身上毫无作用，打了个半死，也不肯交代同伙。警方怀疑其有共党背景，转送天津宪兵队特高课，审讯了三个月，始终找不到通共证据，看他身高体壮，就补充到医院杂役班。
“吴老道”来了没几天，杂役班就闹起了绝食。吃饭时，没人过来取窝头，而是一言不发地在大铺上东倒西歪。一开始秋山没当回事：“绝食？好啊，那就让他们饿着，还省粮食……”
可连着两天不吃不喝，外出干活时，连着饿昏了三四个。秋山急了，把杂役们分组隔离，挨个儿带出去提讯。有人架不住了，招供幕后主谋是“吴老道”。他曾数次威胁：“谁敢舔这狗食盆子，小心我半夜掐死他！”
当天晚上，“吴老道”被几个士兵架到警卫小队的地下室，秋山亲自用刑，皮鞭、辣椒水、老虎凳。大刑之下的“吴老道”哭嚎、狂笑、大声咒骂，几次昏死过去。因为用刑过重，“吴老道”腿骨骨折，大小便失禁，人几乎奄奄一息。有人建议把他送上“天台”，秋山却不同意。
简单的治疗后，“吴老道”被抬回了杂役班，秋山严令不许任何人与他说话，不许喝水进食，违抗者同罪论处。
“吴老道”进门就开骂那个告密者，祖宗八代骂了一遍也没人接茬儿。杂役们闷头用劲儿啃着窝头，咯吱吱地嚼着老咸菜。“吴老道”接着骂日本人的祖宗，骂累了就睡，醒来接着骂，连骂三天，“吴老道”体力耗尽，嘴里骂出了血。
当天晚上，众杂役被押到“天台”前。两个士兵将“吴老道”抬到柴堆上，浇上汽油。秋山喝令站在最后一排的“猴子”出列点火。“猴子”双膝一软，跪在地上不住作揖哀求：“我给您磕头啦，爷您饶了我吧！我可下不了手啊……”
秋山把窜着火苗子的柴棒子递到他面前，冷冷地说：“我数到三，你再不点火，我把你也扔火里去！”
说罢，秋山举起手枪，顶住了“猴子”的脑袋。“猴子”连滚带爬地被秋山推到了“天台”上。浑身浇满汽油的“吴老道”气息微弱，仍然骂口不绝：“上眼看好了，这身刀疤枪眼儿，下油锅、滚钉板爷都不惧，来吧！”
“猴子”面如灰土，体如筛糠。柴棒子“啪啪”作响的火舌不停摇晃，映着他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脸。他扑通一声跪在“吴老道”跟前：“吴爷……吴爷！您老可听好了，谁告发了您，谁不是人揍的！咱爷们儿往日无怨近日无仇，可没过节儿啊！”
“吴老道”对他怒目而视：“我操你妈，你就是日本人的狗！”
秋山抬手一枪，击中了“吴老道”的肩膀。“吴老道”哈哈狂笑：“相好的，手别软了，给爷爷来个痛快的！”
跪在地上的“猴子”惊恐地转回头，迎着他的，是秋山那张铁青的脸，还有指向他脑袋的枪口。“猴子”磕头如捣蒜：“吴爷，您老一定大人大量啊！上天给我多照应着，年节必定给您老烧纸上供……”
在秋山的枪口下，“猴子”一把火送走了“吴老道”……
烧死“吴老道”，“猴子”的精神受到严重刺激。他时常半夜突然惊醒，跪在大铺上，嘴里念念有词，请吴爷饶他不死，平时走路说话也神经兮兮的。
不久，杂役班又来了一个绰号“滚地雷”的天津人。此人曾在南市拉过胶皮，后来因为吸鸦片，败光了家产，结伙在东货场盗窃货物，被侦缉队抓了现行，当场打死一个，跑了仨，“滚地雷”跑崴了脚，一头扎进道边的臭水沟里，被押到河东宪兵分队，大刑轮番伺候，自然是脱了一层皮。本来就要送劳工营的，正好医院的杂役班缺人，就被送过来了。
这“滚地雷”在河东那一带的黑道上有点儿小名气，进来就成了杂役班的头把。在杂役班没两天，就看着“猴子”不顺眼：“我一拔色（天津方言，意即观察），这猴儿就不是他妈好饼，私下里总跟日本人嘀嘀咕咕。咱们天天啃窝头嚼咸菜，他背着咱喝牛奶吃鸡蛋。不是日本人派进来插旗儿的（密探），我你妈扎海河里去……”
此话一出口，杂役班再没人敢搭理“猴子”了，连吃饭都躲远远的。
一天晚上熄灯不久，杂役班屋内突然一阵大乱。值守的士兵打开门锁，拧亮了电灯，发现“猴子”与“滚地雷”正赤条条地在地上翻滚厮打。细问原因，原来是二人斗嘴引起的。“滚地雷”是混江湖的，打架斗殴经验丰富，“猴子”不是他的对手，几个回合下来就鼻青脸肿了。
听完事情经过，秋山命令“滚地雷”双腿叉开，双手扶墙，随后和士兵一起用枪托和皮带一通猛揍。“滚地雷”双手抱头，双膝护裆，硬是咬着牙一声不吭……
秋山为“猴子”出了口气，可事情并不算完。没几天，杂役班又出事了。半夜里，屋里突然传来一阵古怪的响动，声音不大，两个站岗的士兵却听出了异常。打开门进去一瞧，只见“猴子”躺在床上，翻着白眼，气若游丝，众杂役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呼呼大睡。
根据“猴子”事后描述，睡梦中有人用枕头捂住了他的头，胳膊和腿也被人按住，若不是门外士兵发现得早，他早没命了。秋山感到事态严重，召集七八个士兵连夜突审，想要找出谋害“猴子”的凶手，办法还是老一套——鞭子、老虎凳加辣椒水，但这次杂役们却像一块钢板，打不开一个缺口。嫌疑最大的“滚地雷”在老虎凳上昏死过好几次，一只胳膊都被打折了也没招认。
审讯持续到转天中午，秋山的眼睛熬红了，嗓子吼哑了，依然查不出凶手是谁。无奈之下，他只得上报片杉院长。片杉自然是把他一顿痛骂，继而下令将“猴子”单独看管，无关人员不得与他接触。
“猴子”远离了杂役班，穿上与伤员一样的暗格病号服，搬到星野博士住的洋楼里。这幢三层洋楼过去叫女儿楼，深橘色的墙体，夏天时整幢楼爬满了青藤。我和星野博士住在二楼，“猴子”则被关在地下室一个不足十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里。
严格说，“猴子”住的地方只算半地下，过去是老妈子住的，地面上能露出半扇窗户。屋里没有其他家具，仅有一张床——这是出于安全考虑，为防止“猴子”自杀，墙面上还包着一层海绵，木门上开了一个观察窗；睡觉前，“猴子”要脱光衣服、张开嘴接受检查，还要原地转圈跳几下，以防其身上暗藏异物。
安全系数显然增加了，但“猴子”的精神依旧不正常，心情好时，嘴里哼唱几句京剧或大鼓；情绪低落时，会顿足捶胸放声大哭。护士金子时常过来给“猴子”量血压或抽血化验，只要秋山不在，“猴子”总是央求金子留下多聊一会儿。我在一旁假装看画报，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的中文水平还在日常用语的阶段，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从“猴子”绝望的表情和金子惊讶的眼神中，我明显感觉到，“猴子”的经历很复杂。金子对我很信任，她告诉我，“猴子”说他遭人算计了，老婆至今不知他被关在这里。
这段时间“猴子”还算顺从，秋山对他的态度也缓和了些，高兴的时候会给他烟抽，有一次甚至还给他烧酒喝。看着不住咂摸嘴的“猴子”，秋山又扔过一支烟，用地道的东北腔问他：“你这名字贼怪啊，咋叫进仕呢？”
“猴子”从地上捡起香烟：“我爸爸希望我以后能当官。”
秋山笑了：“你爹也挺能扯啊！”
“猴子”把香烟放到鼻子底下闻着，一脸陶醉的表情，嘴里哼哼唧唧地唱起来，唱着唱着，“猴子”的眼角儿汪出了泪。
金子问：“这唱的哪出儿啊？”
“苏武牧羊……”
医护兵西尾正雄自述（之三）
转眼到了昭和二十年（1945年）。半夜下了一场雪，早上一阵大风又把天吹晴了。天空清澈而湛蓝，但空气依然冰冷干涩。
早餐后，我带着“猴子”在女儿楼前扫了雪，然后围着湖转悠。结了冰的湖面和周围的草木都被白雪覆盖，我们顶着风，呼着热气，猴子双手揣在袖口里瑟瑟发抖。转悠了一阵儿，我决定带他到花窖暖和一下。
花窖也是当年大总统家留下来的，前后两排。进了花窖，如进了春天，满眼的绿色。大理石砌的台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花木和奇石盆景——最显眼的莫如那几块造型怪异，来自于天津水西庄的太湖石。雇来的两个中国花匠正各自忙着手里的活儿。老花匠姓田，六十出头，年轻时曾是大总统家的私人花匠；年轻的姓曹，三十出头，是个只知闷头干活的哑巴。
“猴子”深谙花草奇石，最喜欢来这儿转悠。我对花草盆景没兴趣，每次进去只是看个热闹。田花匠戴着花镜，坐在小木凳上，正用小锤子敲着一块上水石，见我们进来，忙起身鞠躬，之后坐下继续忙他的活。哑巴站在不远处，拎着一把硕大的喷水壶，正漫不经心地给几盆过冬的月季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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