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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精选中篇小说卷——风住尘香(一)

来源:群众出版社 作者:漆雕醒

目录

每个西西弗斯都知道 / 漆雕醒

风住尘香 / 张军

麻辣烫 / 周建新

子丑寅卯 / 张国庆

无妄之灾 / 彭祖贻

囚禁 / 刘荣书

 

每个西西弗斯都知道

我将手里的身份证掰了掰,瞄了一眼花纹,便知道这是一张假证。

如果换在五年前,我一定会问出一大堆问题,不到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决不罢休,但现在的我只是把身份证递还给站在我面前的男人。

“租多久?”

“一年。”很明显他对自己的答案很犹豫,“您一般是租多久?”

“一年。如果提前搬走,押金不退。”我拿出从房屋中介公司的熟人那里要来的一份空白合同,“你看看,没问题就签字吧。”

他似乎对这么顺利地租到房子十分意外,简直有些受宠若惊。他爽快地支付了一个季度的房租,拙劣地藏起他的庆幸,生疏地签下那个对他来说也绝对陌生的名字:黄德胜。

可以肯定他没什么租房经验,经过我提醒他才去检查了电器和水表,记下了煤气表上的数字。他压根儿没有问物业费是多少,有没有网络,在哪里缴纳水电气费。卧室里的纱窗坏了,他也没有要求维修——他小心翼翼地不提出任何异议,生怕他的不满和问题会得罪了我,进而毁掉我们刚刚签下的合同。

“清洁你就自己请个人打扫吧,到处都有家政公司,随便找一家,保证做得比我干净。”我毫不客气地占着他的心虚的便宜,“那个浴霸的灯泡坏了一个,其他三个都能用,这个没问题吧?”

“没事。”他说,“够用了。”

“要换也得你自己换,我是没办法爬梯子给你换的。”我用右手夸张地拍着自己的右腿,它发出“吭吭吭”的声音——假肢特有的响声。

“我自己换就行了,不麻烦您的,您这儿我挺满意的。”我的租客连忙弯下了腰,不知道要做出一副什么样的表情来应对:想要同情,又害怕同情会产生刺激作用;想要讨好,又觉得太过谄媚。

我心里觉得好笑,他不知道现在对我来说,任何人的表情和态度都不重要,我不是那种活在他人眼光里的人,或者说,不再是了。

但他的态度让我很满意,因为至少说明他不是一个通缉犯或者惯犯。通缉犯一般无暇顾及别人的情绪,邪恶的人压根儿就没有那根筋。如果是惯犯,不会像他这样小心翼翼到欲盖弥彰,那些家伙通常有一整套躲藏和掩饰的技巧。当然,也有些罪犯一辈子都没学会伪装,所以即便他们离开了监狱,也还是被人们的目光所跟踪或者囚禁。

使用假身份证固然是违法的,但不是每一个使用假身份的人都是邪恶的,总有原因让他放弃了真实的身份——那也许是一个被追捕的罪犯身份,也许是一个需要隐藏起来以获取保护的清白身份,也许是一个需要通过逃避来遗忘的痛苦身份,甚至可能只是简单地想要体验另一种身份是什么感觉。

身份并不只是一个名字、一串数字、一张脸或是一个地址,它代表的其实更多是一种社会关系。一个单独生活在原始丛林里的野人是不需要身份的,大自然不会因为他没有身份证就禁止他通过捕猎获取食物,一条毒蛇也不会因为他有了一张身份证就对他网开一面。身份的本质是社会对个人的认可,而个人对这种认可的需要程度决定了身份的重要程度,名字、年龄、性别、身高、长相、身份证号、社保卡号只是身份信息中最基础的一部分,家庭成员、左邻右舍、同事朋友……恰恰正是这些与你的生命有交集却又独立于你生命之外的人占据了你身份的绝大部分——因为你所遇到的就是你的社会,你的身份是基于这些人对你的认可,而你毕生都注定与这些认可纠缠不休。

首先,你需要是父母的儿女,没有父母的儿女被定义为孤儿。孤儿是一种存在于主流之外的身份,因为有一个与大多数人完全不同的开始,所以他们也会有与大多数人完全不同的命运。还有一种有父母但不被社会伦德所认可的儿女,比如私生子,这是另一种偏离了正轨的身份。带着这种身份生活的人会难以避免地受到来自所谓正轨的攻击和鄙视,尽管这个身份本身并不触犯法律,甚至不触犯道德,但这个身份的权利却会因为外界的认可度而受到威胁。接着,兄弟姐妹的弟兄妹姐、儿女的父母,这些是你无法选择的身份。还有一部分是可选的,比如丈夫的妻子、妻子的丈夫、朋友的朋友、邻居的邻居……你选择了什么人,便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圈子,也就选择了你在他人眼中的生活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身份又是你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和地位,因此,职业也是一个重要的可选项。可以说,职业是身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决定了你在你的社会中是一个工程师还是一个老师,是一个民工还是一个总裁,是不可或缺还是可有可无,是一个参与者还是一个旁观者,是一个零件还是一个中枢;决定了你被称为“你”还是“您”——平等只是一个可爱的概念,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金字塔,按照某种标准排列每个人的重要程度。有些人的标准是利益,有些人的标准是感情,这是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所以大多数人都会一面喊着平等的口号,一面力争上游,谁都不喜欢待在金字塔底。金钱、权力、美貌都是改变身份的热门工具,因此催生了一系列让人趋之若鹜的热门行业。

身份承载着我们的信息,我们也不得不背负着自己的身份,尤其是因这些身份而获得的责任与权利、利益与人脉、感情与关系……这一切都是千丝万缕糅合在一起的,难以分解,所以舍弃一个身份也就意味着放弃的不止是令人难受的那一部分,还需要割断美好的那一部分——在漫长的生命岁月里好不容易沉淀下来的、为数不多的美好。如果生命就此戛然而止,那么舍弃的或许也就是生命的全部意义。

完全舍弃一个身份需要极大的勇气和一个非此不可的动机,当然,也有草率者或是智商不足者的冲动行为,但他们都将会面临他们完全想象不到的后果和痛苦,所以到最后大多数都是半途而废。

我很想知道我的租客属于哪一类。很明显,他有一个秘密,这个秘密藏在他发青的脸色之下,藏在他眼神中一闪而过的惊慌里,藏在他局促僵硬的举止里。如果在几年前,我会以警察的身份,堂而皇之地挖掘出真相,然后拿出手铐直接把他关进拘留所。

在脱离警察身份多年之后,我依然还有追求真相的热情,我把它称为职业的惯性——这惯性把我和过去微妙地连接在一起,使我的人生不至于有一个突兀的中断,同时又赋予我的现在一种完全不同的崭新意义——失去的警察身份固然让我失去了追求真相的便利,但正是这增加的难度让我找到了增加出来的趣味。对于乏味而孤独的日子来讲,这种趣味是珍贵而美妙的。

“有什么事就随时找我,我就住对门。”我打量着我的“趣味”。我之所以不拆穿假身份证的谎言就是因为我太想保留这趣味,我很怕过多的问题把他吓跑了。我比他还要害怕这合同无法成功签订,只是我的小心翼翼包藏得要比他高明,他认不出来。现在,他完全是我一个人的了。我不再是警察,也就不必再受这个身份的限制,不必基于责任把他交给公安局,也不用赶着知道真相,我可以慢慢地享受这个趣味。

“好的。”他说。

我的租客有着很好的生活习惯,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出门,在社区的活动广场打一圈太极拳。在一众头发花白或全白的老人里,他的年轻显得格格不入,但是他的面色和体力弥补了这种不和谐感。他的脸色是黄里发青的,眼白里掺着红血丝,那是一种病态的面容。他很小心地计算着运动量,似乎很怕超出某种范围,如果有人邀请他做更多的动作,他会惊慌地逃掉。于是我猜测,他很可能受着某种疾病的困扰。

中午十二点和晚上六点,隔壁会准时地传出炒菜的香味。晚上十点整,电视的声音会戛然而止。他不上班,除去晨练、买菜和购物,基本不出门——他出门几乎都会被我看见。我在楼下开了一家社区杂货店,我给自己规定的上班时间是上午九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到五点,风雨无阻——我不想做一个被囚禁在铺子里的杂货店老板。

他偶尔会出于礼貌光顾我的生意,但看得出他每次都为要买什么而头疼。他说他不吸烟,不喝酒,也不喝碳酸饮料,更不吃任何含有添加剂的食品;他不相信冷冻饺子、罐头、味精和酱油,连卫生纸也只用固定的品牌。他也不相信小店铺的信誉,所以最后他每次来都只是买走一包盐或是一瓶矿泉水。

看得出来,他有一张严格的生活管理表,它精准地计算着与生命和健康有关的数据,时时刻刻都在权衡着利弊。他是如此热爱它,像电脑里的程序一样虔诚地执行它。而我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反面而极端的对比:我不但吸烟,而且会在二手烟弥漫的麻将室里一待就是一下午;我也喝酒,最喜欢啤酒,高兴的时候喝一瓶,不高兴的时候喝两瓶,碰上朋友聚会,白酒、红酒也都来者不拒;我的肚子里塞满了可乐、薯片、方便面、豆腐干、卤猪耳以及各式各样让我的新邻居一听就皱眉头的东西;我要过了午夜十二点才能睡得着,因此早起对我来说是件苦差事,如果没有杂货店,没准我会一觉睡个对时……我知道隔壁的生活方式是貌似更高级的也是更有道理的,但我仍然不打算效仿。在我们身边永远会存在着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看上去很好”,正是它们总在诱惑我们脱离过去,但脱离不一定总会有好结果。我曾经脱离过,那是一把刀,从天而降,咔嚓一声就斩断了我的右腿,也把我和以前斩成两段,之后的我曾在噩梦里待过很长一段时间。

现在的我已经离开了噩梦,那消耗掉了我仅存的力气。现在的我正在休息期,如果没有第二把刀落下来,我便不认为我有效仿的力量,也不认为有这样的必要。在我的眼里,他活得太费劲儿。他像一匹驮着重物的骆驼,艰难地跋涉在荒无人烟的大沙漠里,为了生存而挣扎着寻找水源和食物。他的重物就是他的生命。

任何东西,只要你把它看得过于重要,它就会成为一个压在你脊梁上的重物,你便要为它弯腰,为它失去自由,变得笨拙、缓慢和痛苦。比如说我的右腿,在失去它的时候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它更为重要,而与它一起失去的我所热爱的职业、健康、自由和女友都加倍了它的重要性与我的愤怒。我认定我遭遇的厄运都是因为我失去了它,我的心里除了恐惧与怨气什么也装不下,我使劲儿抓着队长的手,我要他发誓,发毒誓抓住那个家伙——那个开着车从我的右腿上碾过去的浑蛋,他仅为了十几克海洛因就对我痛下杀手。可是他消失了,藏起来了。我安上了义肢,带着怒气满世界地找。即便他坐牢也不能消除我的仇恨了,我要亲手杀了他,我把这当作我生存的唯一目的,为此我错过了我父亲的死,之后又是我母亲的死。

直到有一天,我亲眼看见一辆旅游车在我眼前不到十米的地方被泥石流冲得无影无踪。看着那股怪兽般强大的泥石流,听着它的轰鸣,我像个被我蔑视过的胆小鬼一样瑟瑟发抖。我看到了一股我无法征服的力量,在这力量之下所有的生命都是蝼蚁,所有的生存都是幸运中的幸运。我在别人的不幸里找到了我的幸运和我失落已久的感恩。

于是,我回家了。虽然这个家里已经不再有我爱着的人——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爱过的女友。在不幸发生的时候我只想到了我自己,却忘记了背负着那条断腿重压的还有他们。如果我站不起来,我的父母便要去代替那条断腿承担并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的负荷——我的人生。对于两个老人来说,那是一种酷刑,但他们是父母,所以他们用这个身份的力量默默忍受了这酷刑。可我的女友梅则直接被这断腿给压断了脊梁,她说分手的时候是跪下来的。其实选择背叛并不比选择忠诚更容易,我相信她曾经真心爱过我,她只是不爱缺失了一部分的我,不敢面对这个我所必须要面对的生活。所以,这是一种更为痛苦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她背叛的是她自己。

这个选择的结果是,她不得不离开她所生活的城市以阻断熟人们对她的质问与谴责,不得不离开与我有关的一切。事实上很多人因为我的缘故与她绝交——八年的共同生活里我们有了太多共用的关系——这一切她都必须斩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不得不放弃八年的生命,甚至更多。

我去过她生活的城市。她已经嫁了人,丈夫是个小商人,说不上他们是相爱还是不相爱,总之过着平常的日子。但她的眼里仍有那条断腿的阴影,她在看见我的时候仍然心虚。我看见她粗暴地打骂她的孩子。她常常不忘用某种方式折磨自己,以惩罚她当初的背叛。

我忽然意识到我并不希望她这样。我过去的确曾经希望她过得不幸,最好糟糕透顶,但那一刻我明白了,我不能依靠别人的残疾来拯救我的残疾。我对她说我原谅她了。但即便是我的原谅也没有办法消除那阴影——我很遗憾,但那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现在我不愿意为任何事情改变,包括我的生命。我亦不觉得是在亏待它,我相信所有的欲望都有它的道理,如果我想抽烟喝酒,那一定是我的身体或者我的心灵需要抽烟喝酒。我不跟我的欲望较劲儿,但在肉体需求和心灵需求发生矛盾的时候我选择后者。我精减琐事,是因为我不喜欢把时间过多地浪费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上。除了这些我还有朋友及回忆,有事做有爱好——我喜欢看书。昆德拉说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望,我对现在的生活并无不满,并且希望重复,所以,我确定自己是幸福的。

可我不确定我的租客是幸福的,虽然他那漂亮的生活模式也是千篇一律的重复,但他的重复看上去似乎非常费力。后来我想通了这种观感的原因——他始终是一个人,除了我之外,我没有看到他和外界的接触。一个人的旋转很难是一种幸福——分享是一种基本的精神需求。

“你应该出去交几个朋友。”

在我对他说完这句话之后不久,一个女人出现了——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二十七八岁的样子。这是他的第一个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访客。因为她出现的时间刚好是在黄德胜应付房租的前一日,所以我十分怀疑她到访的目的就是给后者送钱。她刻意把她的漂亮掩藏在眼镜后面,藏在土里土气的包裹之下,至少对我来说那是失败的伪装,这反而激起了我浓厚的兴趣。

之后的三个月,她来了三次,每个月一次,每次都是周末,每次都是第二天早晨离开。我不敢肯定他们是恋人,于是我用戏谑的口吻问黄德胜:“你的妞?”

他很不自然地回答:“临时的。”

他大概自以为这个模棱两可的答案是聪明的,但正是它把我引向了新的方向——这家伙总是会犯欲盖弥彰的错误。

那个女人的气质可不像是妓女。她有一双漂亮的长腿,站姿优雅,指甲被很认真地修理过,举手投足都体现着良好的教养。不是拙劣的模仿,微笑一出现便是标准的商务型:只露出八颗牙,应该受过相当长时间的训练。她的衣服虽然寒酸,但香水是正流行的迪奥,脚下的鞋子是普拉达今年的新款。她不可能是一个低级妓女,而高级妓女大约也不是我这位穿着超市大众衣服的邻居所能消费得起的,前者也不大可能选中他作为长期客户。当然,这世界上也有深藏不露、大隐于市的富翁,我倒是很期望遇上一个。

以前做刑警的时候,为了破案的需要我们必须关注时尚信息,这个习惯我至今仍然保留着。奢侈品常常会成为很重要的证物,首先它们总是在第一时间吸引到证人的注意。有个证人曾经说过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如果不是爱马仕谁会去看她的脸?”

而在很多经济类的犯罪案件中,奢侈品往往是偷窃犯和抢劫犯重点下手的对象,它们简直就是一个身份GPS,让罪犯能轻易地在人群中锁定目标。同时奢侈品又常常会被用作增加信任度的工具,穿着阿玛尼或者古驰的行骗者成功率也总是更高——在看不见身份证及工作证的时候,购买力常常成为代替品。奢侈品在很多人的眼里等于看得见的安全感——人们有一种奇怪的思维定式:有能力购买奢侈品的人至少不会去觊觎他们的钱财。但事实上,这种推论的准确性和赌硬币正反面的概率差不多。

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相当一部分罪犯也非常喜欢把“辛苦”得来的钱财花在奢侈品上,这恰恰说明他们的原始动机并不是金钱——而是期望在金字塔的上层获得一个位置,哪怕这个身份只是一个短暂的幻觉。

我对这个藏起自己身份却又在某些细节炫耀身份的女人非常好奇。很明显,她之所以伪装自己是因为不想被人认出来。伪装的原则是让自己看上去和平时完全不同,所以她平时应该不戴眼镜,而寒酸的衣着对应的应该是体面和讲究的穿戴。至于为什么她没有伪装到鞋子,大约有三种可能性:第一,她认为没有必要,因为她相信没有人能从鞋子认出一个人;第二,她是真的完完全全地忽略掉了鞋子的问题,压根儿就没有想过它可能会给她带来什么影响;第三,她故意留着鞋子成为一个疑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有这样一个古怪的念头,但我确实见识过不少古怪的人,他们有着不同于常人的逻辑和思考方式,还有极少数,他们有着远远超过正常人的智商,以至于常人完全无法理解他们的动机和行为。

我决定丢出一颗“石头”。

“你的妞挺有钱啊!”我找了个机会对我的租客说,“想不到你还挺有本事!”

他吃了一惊:“你别开玩笑了!”

“那双鞋子,普拉达的,要六千多呢!”我面不改色地撒谎,“我哥们儿的女朋友,非要买,我那哥们儿买不起,就跟他掰了。”

我的石头砸到痛处了。他的脸色变了,白,而且扭曲。他的嘴上仍然逞强:“哦,那个,那个是高仿的,你知道,这些女人,虚荣着呢!”

第二天,那个女人便急匆匆地来了。两个人在房间里大吵大闹,不断有摔破东西的声音传出来。我很得意地偷听着我的“石头”弄出来的动静。“你凭什么用我的钱去买这么贵的东西!”男人在发狂,“你简直太过分了!”

“我怎么过分了?不就是一双鞋子吗?你至于嘛!”女人也在发狂,“我跟了你这么多年,连一双鞋子都不值吗?你自己算算,你给我买过什么?我找你要过什么?我是你的保姆吗?连保姆也有工钱呢!这些年我吃的花的都是我自己的工资,还得伺候你吃喝拉撒睡,我容易吗?你拿我当什么,奴隶吗?”

“六千多,一双鞋子六千多!”男人受的刺激实在太大了,以至于完全没有被女人牵着鼻子走,“我的钱来得容易吗?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你明明知道这钱我是拿来救命的,你这钱花得心安理得吗?”

这是文明人的吵架方式,虽然大声,但都还是守着讲道理的原则,都还在理智的控制范围内,没有用到脏字,也没有数落对方的软肋,没有用对方的短处作为攻击手段,说明两个人都受过一定的教育而且长期处于一种需要自控力的环境之中。也就是说,他们都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中层,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但不算是有钱人,否则也不至于会为了一双六千多的鞋子大发雷霆。而黄德胜对时尚方面应该是一窍不通的,否则不需要由我来提醒。

“我没花你的钱!”女人忽然大叫,“这鞋子是别人送的!你满意了吧!”

“谁?!”男人不信。

他们忽然完全恢复了理智,声音低了下来。我没有办法听清,只得蹑手蹑脚地下楼去。这个时候我是不能回家的,否则他们便会听见关门的声音。这一次,女人是在晚上十一点离开的,她在路口拦了一辆出租车。我靠着路灯杆,一面抽烟一面看着那辆车飞驰而去。

今天是星期四。她提到了工资,所以她应该有一份比较正式的工作——有着相对固定的工作时间,周末有休息日。她不大可能有家庭,没有丈夫会允许妻子每个周末都在外面留宿。她和黄德胜的亲密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她对他积怨颇深,怨气通常和曾经的亲密程度成正比。而当一个女人开始衡量和计较她的付出时,她对这个男人的感情也就基本走到了末路——但首先,她必须和他发生感情;其次,她要付出,女人不会为她不在乎的人付出;最后,是他令她失望,而没有期望就没有失望。

黄德胜指责女人花了他的钱,这说明他有一笔钱放在女人那里,而且是“救命的钱”——这表示他对她有着相当程度的信任。同时他的指责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女人并不具备给自己购买奢侈品的经济实力,所以他才会一口认定女人花的是“他的钱”。女人为了辩驳这一点,所用的借口是“别人送的”——这也说明女人认同黄德胜的推理,因此女人所从事的应该是一份工资不高的工作,很有可能是小公司里的小白领。

如此,黄德胜自然也就不是小白脸。

一个用假身份证租房的中年男人和一个小公司的年轻女白领之间,会有怎样一个故事?

真有意思。我想,既然是“救命的钱”,他又是钱的主人,黄德胜为什么要放在那个女人身边而不是自己保存呢?可见这“命”并不是急着要救,而且,得有一个非放在那里不可的原因。

我看着铁窗里的那个家伙。那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他整了容,如果在街上见到他,我肯定会与他擦肩而过。

我突然感到幸运,如果不是当年遇上那场泥石流,我可能会像个疯子一样度过余生——因为我永远都不会找到那张我憎恨的脸。幸运的是DNA无法“整容”,当年他被我打掉的那颗牙齿成了最重要的物证。

我看着铁窗后的那张脸,像看着一个陌生人。

队长说:“总算对得住你。”他背负的毒誓终于可以卸下来了,他的头发白了一半。

我们喝酒,他没敢把自己灌醉,因为第二天还有工作。他要把醉了的我送回家,我说不用,我又不是女人。

我扶着楼梯把手,一面走一面大声唱歌。我做出大仇得报、欣喜若狂的姿态,这是应有的姿态,但我知道那只是做出来的。那么我的快乐呢?它为什么没有出现?

是的,那个人会被判死刑,或者无期,铁定的,可是他的死亡或是囚禁对我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的人生不会因为他的人生结束就发生任何突破性的进展。

我用醉眼看着我的两套房子,其中一套原本是婚房。那一年,我原本应该结婚,我和妻子住一套,父母就住在对门。既有二人世界,又方便照顾老人——所有的计划都很完美。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大叫一声跌倒在了楼梯口。这个动静太大,我的邻居兼租客被惊动了,他打开门跑出来把我扶起来。他把我送回屋里。我抓着他的手,说:“你什么也控制不了,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凌晨五点的时候,我酒醒了。我觉得应该要让日子有所不同,于是出门去跑步。断肢压在义肢上,痛得撕心裂肺,于是我停下来,等着静谧的街道上出现第一个行人,第二个,第三个……赶车的、上学的、晨练的,人类是习惯于重复生活的生物。

活动广场上的老人群里没有黄德胜。

我在他的门缝里闻到了煤气味。我用特制的钥匙开了门——他换了锁,但这种东西,在技术面前只是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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