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新生代“证据之王”
1892年，阿根廷警方利用指纹作为破案的证据，因其唯一性和可靠性的优点，迅速被全球警察采用。一百多年来，指纹比对在侦破案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定案的铁证，被誉为“证据之王”。
但指纹鉴定有个前提，必须在现场采集到作案者的指纹。1984年，英国运用染色体破案，它的采集比对较之指纹更为广泛，其比对鉴定的范围不仅来自人体上的血液、唾液、精斑、毛发、皮屑和骨骼，以及肌肉组织等，亦包括人体身上的衣裤、鞋帽和有关使用的一切东西的碎屑痕迹，可谓是包罗万象。通过染色体的基因分型检验，不仅能锁定犯罪嫌疑人，亦能找到父系血缘有关的亲属。
早就闻听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技术研究中心的DNA实验室，虽然对这些新技术不甚了解，但对这个新生事物还是充满了好奇和敬意。采访DNA生物物证实验室主任周怀谷时，他先带我参观了生物物证实验室，因为实验室必须纤尘不染，更不能留下外来者的痕迹，只能在玻璃墙外“雾里看花”，一台台电脑和各种先进的设备组成的实验室，虽然看不明白，但给人的感觉是神秘高端，是新技术带来的神奇威力和破案上的革命。
周怀谷颇为赞叹他的日本导师治仓逸人，当初他囊中羞涩地来到日本，求助了二十多所私立大学，但都被拒绝了，没想到东京五所闻名遐迩的公立大学都给他回了信，尤其是法医学专家治仓逸人不但给他回信，还约他前往面试，最后录取了他，才使他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周怀谷心怀感恩地说，每年元旦，我都给远在日本的老师寄贺卡，现在每到新年通过微信给他发新年祝福，恩师是不能忘却的，有机会去日本一定再去拜访他。这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写的名篇《藤野先生》，尽管日本军国主义当年发动了侵略战争，伤害了华人的感情，但许多日本友人对我们的友情和帮助也令人动容，更不能忘却。
国际大都市应先行一步
1999年春天，几辆黑色的小车悄然地驶进中山北一路“803”大院，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孟建柱走进刑侦总队调研，他来到刑科研所参观，老所长陈连康指着法医室那位个头不高、其貌不扬的青年，向孟副书记介绍：“这位是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法医学博士周怀谷。”
孟副书记握着周博士的手，好奇地问：“年轻的博士，你给我介绍一下，什么是DNA?”
周博士诚惶诚恐地介绍起来。DNA全名是双螺旋结构脱氧核糖核酸，又称去氧核糖核酸，英语表述，即Deoxyribo Nucleic Acid,缩写为DNA。它是一种分子，由瑞士医生弗雷德里希·米歇尔于1869年分离出来。它是人体遗传的基本载体，人类的染色体是由DNA构成的，每个人体细胞有23对(46条)成对的染色体，来自父母。夫妻之间各自提供23条染色体，在受精后相互配对，构成了23对孩子的染色体。如此循环往复构成生命生生不息的延续。人体约有30亿个核苷酸构成整个生命染色体系统，而且在生殖细胞形成前的互换和组合是随机的，所以，如果不是同卵双生，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人具有完全相同的30亿个核苷酸的组成序列，这就是DNA比对鉴定的理论基础。
听罢周博士一番“马尾巴功能”式的学术介绍，孟建柱笑着说：“你用通俗一点的语言，介绍一下DNA在刑事破案中的作用。”
周博士接着说，自1892年阿根廷警方利用指纹作为破案的证据以来，因其唯一性和可靠性的优点迅速被全球警察采用。一百多年来，指纹比对在侦破案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定案的铁证，被誉为“证据之王”。但随着指纹证据在影视和书籍中的广泛传播，如今指纹破案已世人皆知，故此，许多犯罪嫌疑人有备而来，戴着手套在现场作案不留痕迹，使侦查员难觅痕迹。
1953年，美国科学家詹姆斯·华生和弗朗西斯·克里克采用X光衍射出双螺旋结构分子的影像，为此，他们于1962年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利用DNA识别人身是英国基因学家亚历克·杰弗里斯于1984年发现的。一个秋天的早晨，他散步时灵感如同闪光一般掠过他的脑海。他回家后便开始设计在犯罪调查中运用DNA的方法。第二年，英国首次运用DNA宣判一名嫌疑人无罪。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起DNA数据库的国家，警察将现场采集的血样与数据库的样本一比对，许多案件对上后就破了。例如，有个男子上门作案，用嘴里的口香糖堵住了门上的猫眼，使主人无法看清是谁敲门，凶手自以为聪明，却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作案逃离后，警方从他留在猫眼上的口香糖里的唾液中提取出DNA进行比对，很快锁定凶手。DNA检测有时可并串侦破一大串案件，如今美国等发达国家对DNA检测已采用电脑管理。
孟建柱一听来了兴趣。他颇有前瞻性地说：“这是个新技术，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应该先走一步，你们匡算一下，需要多少资金?”
周博士当时已在悄悄地筹划法医DNA数据库建设了，他战战兢兢地说：“可能需要2000万资金。”他以为孟副书记会惊讶为难，没想到孟建柱大气地说：“你先写个2500万的预算上报，我们尽力给予支持。”
经过市经委、计委和财政局层层审批，最后落实了1900万资金，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数目，但周博士已心满意足了，那时的1900万可谓是笔巨款了。
海归法医学博士走进“803”
1991年，周怀谷刚到日本时，先给人打工安身立命，为了深造到处写信，求助了二十多所私立大学想申请入学，但无一例外地被拒绝了，再找不到学校签证就要黑掉了，最后他被逼急了“狗急跳墙”地给东京闻名的5所公立大学写信申请，未料全部反馈，尤其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的法医学专家治仓逸人教授亲自打来电话约他面试，面试后同意录取。在他的门下苦学了8年，老师对周怀谷非常友好，正是因为他的热心教学和毫无保留地传授技术，才使周怀谷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周怀谷对老师心怀感激。
2002年，周怀谷有机会随公安部青年人才团去日本访问，他特意给治仓逸人老师打电话，邀请老师见面，并请他吃了一顿饭，当面对他表达了感激之情，还送上了中国特色的礼物。老师已经退休，送给了周怀谷一本自己的专著《检视秘录——来自法医学者的“司法解剖档案”》。
1997年春天，周怀谷由日本东京医科齿科大学法医专业博士毕业，在日本一共苦读了8年，加上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读了5年本科，前后读了十多年医学，可谓是十年磨一剑。他博士刚毕业时，一些同学动员他留在东京，告诉他在日本当医生的地位很高，可以赚不少钱，不仅可以养家糊口，还可以过上很体面的生活。回上海当医生，薪水不多，且太辛苦。周怀谷感同身受，1984年秋天，他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到浦东区中心医院，当了4年的外科医生，早晨8点坐到桌前开始就诊，病人像蝌蚪似的连续不断地接上来，一口气看病到下午5点下班，除了中午吃饭，其他时间都像陀螺似的旋转着，就连上厕所慢了些，患者也有意见，那真可谓既是技术活，又是体力活。周博士不想将学到的技术一辈子在外服务，他想回国开创自己的法医学事业，但他听说海归者进不了政法系统，心里左右为难。正在踌躇的当儿，澳大利亚的同学邀他去澳大利亚发展，周博士茫然之际去了趟澳洲，转了一圈感到留下来生活可以无虞，甚至潇洒，但十年寒窗、昼夜攻读的医学专业就如此废了，实在是于心不忍，最后他还是决定回上海创业。
周怀谷的父亲退休前是黄浦公安分局副局长，他颇为理解儿子的心愿，也希望儿子能继承自己的公安事业，用自己学到的高端知识为刑事技术的现代化尽赤子之心和绵薄之力。父亲托了张声华副局长，介绍了儿子所学的专业，问能否到刑侦总队当一名法医。张声华一听是法医学博士，不假思索地说：“刑侦总队当然需要这样高端的人才!”
没想到周怀谷走进公安的大门遇到了不小的周折，市局人事部门极力支持引进人才，但海归人才走进警营闻所未闻，市局将其材料上报公安部，部里也没有碰到过这种特例，但为了提高公安的科技力量引进特殊人才，这个问题早晚要解决，部里再报至人事部，人事部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特人特招，同意录取。犹如小船经过九曲十八弯的颠簸，终于风正一帆悬。
好事多磨，周怀谷如愿以偿。一位法医学的高端人才走进了神秘的“803”，他领衔创立了上海公安生物物证室，带领上海DNA实验室步入全国公安一流的科研实验室，为上海刑事科学的进步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建立了殊荣功勋。
张声华是一位刑侦专家，他指挥侦破了无数大案要案，立下的功勋暂且不论，就因为他引进的一些高端人才，促进了上海刑侦现代化的提升，亦可谓是功德无量。
从手工小作坊到
国际先进水平实验室
吴延安继任刑侦总队总队长后，他对DNA技术虽有耳闻，但对其具体的神奇作用尚感陌生，他向周怀谷了解后，预感到这是刑侦科学发展的方向，是个朝阳科学。
吴总队长问周怀谷：“现在上海DNA实验室在全国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周怀谷如实回答：“目前处于二流水平，处于一流水平的有公安部二所、北京市局和辽宁省厅，他们的设备都是现代化和专业化的，我们较之他们相去甚远，通俗点说，我们还处在人工操作的小作坊阶段。”
吴总队长果断地说：“上海是国际大都市，一定要走在全国的前列。”
孟建柱副书记到“803”调研时，吴总队长特意安排了周怀谷汇报情况，才促成了1900万资金的落实，使上海的DNA科学技术步入了正规化的台阶。
2000年，周博士领衔建设DNA数据库，开始时仅有6人，购买引进了一台价值200万的基因分析仪，并配了一些辅助设备，上海开始建起了全国第一个实战的犯罪DNA数据库。自动识别仪改变了过去人工操作DNA的阶段，但其代价也颇为昂贵，建立一个人的DNA样本就是200元，当时制订的目标是5万人的样本，如今上海已建立了几百万人的DNA样本，全国已建立几千万人的样本。
上海刚开始投入1900万资金后，其效果犹如石沉大海，没有反应，分县局送来的样本没有一起比对吻合。有人听说这么贵的设备后，调侃道，这不是烧钱吗?实验室的同仁压力山大，尤其周博士更是寝食不安。
2001年青浦发生了一起风尘女被害案，通过DNA数据库样本比对锁定犯罪嫌疑人后，才使侦查员亲身感受到了DNA的神奇，更加引起领导的重视。
4月22日，青浦区一家卡拉OK厅有个女工在包房里被害，法医从其大腿根部提取到了凶手的精斑。分局侦查员每天晚上送来样本，先后送来了200多个样本，侦查员们像等待变戏法似的好奇地期待着“老母鸡变鸭”。当时市局数据库里只有一万多个样本，一时没有对上，有些人认识尚且肤浅，感到DNA没什么效果，调侃道没有什么花头。此后，分局便不再送样本来，周博士为此苦不堪言，只能默默地工作，设法改变窘困之状。
2002年年初，周博士带领团队开始为基层刑队技术员办培训班，他亲自上课介绍DNA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如何取样和具体指标，并强调血样必须及时送来。培训班结束后，基层侦查员认识到了DNA的重要性，明白了它必须建立在数据库扎实的样本基础之上。不久，青浦送来的一批样本，其中有个盗窃手表贩卖者被抓后，其样本与KTV包房被害女身上采集的精斑比对吻合，科学不容怀疑，侦查员直接将其擒获，男子供认不讳。
这起案件的比对成功，让DNA实验室的同仁信心大振，周博士更是欢欣鼓舞，喜不自禁。
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发达国家刑事鉴定运用DNA技术以来，DNA检验弥补了血清学方法的不足和指纹痕迹难觅的遗憾，故此，受到了法医物证学工作者的高度关注。近几年来，科学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最前沿的刑事生物技术——DNA分析，为法医物证检验提供了科学、可靠和快捷的手段，DNA比对鉴定能直接锁定犯罪嫌疑人，为碎尸案、凶杀案和强奸案等重大疑难案件的侦破，提供可靠准确的依据。它的采集比对较之指纹更为广泛，其比对鉴定的范围不仅来自人体上的血液、唾液、精斑、毛发、皮屑和骨骼，以及肌肉组织等，亦包括人体身上的衣裤、鞋帽和有关使用的一切东西的碎屑痕迹，可谓是包罗万象。
笔者通过以下几起典型案例来阐述DNA在刑案侦破中的重要作用，虽是几起案例，但见斑窥豹，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DNA的神奇和魔力。
DNA,可直接锁定凶手，亦可
间接追踪凶手
这是上海运用DNA技术直接比对锁定犯罪嫌疑人的成功案例。2001年4月30日凌晨2时许，市局110指挥中心接到一女子报案电话：闵行龙柏地区绿苑路桥边有一男子被车撞倒，肇事司机已逃逸。
闵行交警接报后赶到武警总队医院，死者及其家属均是日本人，死者佐藤善治是中年女士登志蕙的丈夫，青年男子佐藤公彦的父亲。经法医初检发现死者头部有多处机械性损伤，不像交通事故，交警遂将这起蹊跷的交通肇事案向分局和刑队报告，分局、刑队和市局“803”侦查员先后赶到现场。
据家属反映，死者佐藤善治，69岁。七天前与其妻子和儿子从日本来沪，夫妻俩住在延红大酒店，儿子住在银河宾馆。29日晚9时许，佐藤喝了大量酒后与其妻一起下楼送儿子回宾馆，母子俩在大厅交谈之际，佐藤独自蹒跚外出，一小时后不见其返回，母子俩一起外出寻找，于凌晨1时许在绿苑路桥边发现满身是血的佐藤，他们认定是交通事故，儿子叫来了翻译冯青将其送往医院，并报警。
法医尸检后发现死者所有伤口集中于头部、颈部以及手指处，尤其是头颅凹陷是被硬物敲击所致，遂定为他杀。
死者生前有过性行为，下身遗有新鲜精液。警方开始怀疑是风尘女以色相勾引日本老头，然后与其发生性关系，螳螂在后，另有男子冒充其丈夫敲诈，因价钱谈不拢遂起杀意。但侦查员对酒店附近的花店店员走访时，他反映4月29日晚上7点半见到佐藤一家三口从酒店出来后，沿红松路方向行走，到了晚上10点，仍不见三人返回。这一情况与佐藤母子俩及翻译冯青所述大相径庭，引起了侦查员的怀疑。
侦查员提出解剖尸体，但登志蕙却以日本习俗为由坚决不同意，警方通过日本领事馆做工作亦不行。侦查员提出向登志蕙了解情况，她却声称心脏病犯了无法接待，并提出明天准备回国治病，侦查员感到她对丈夫之死没有悲伤，也不配合，有点不近人情，更不可思议。
侦查员经过推理分析和深入调查，发现蹊跷之处颇多，为什么偌大的上海，又是茫茫黑夜，家属能够自己寻觅到死者?死者儿子公彦自称入住银河宾馆，却没有入住登记。侦查员将视线聚焦到公彦身上，发现他的福特车副驾驶座位和后座上均有血迹，驾驶座车门处也有溅血点，甚至连车顶棚也有明显的静态喷溅血迹，经DNA化验，车上血迹系死者佐藤所留。
侦查员决定以女翻译冯青为切入口深入调查。她与佐藤公彦已结识3年，并同居至今，公彦出资一部分与其合购了两套商品房和“福康牌”小车。她交代了作伪证的事实。
侦查员与佐藤公彦谈话时，发现其耳朵根部有几滴残留的血迹，经DNA鉴定，与死者血型一致。
针对种种疑点，侦查员连连追问细节，母子俩不断用谎言掩盖之前的谎言，回答得破绽百出，无奈之下只得交代了杀害佐藤的犯罪事实和作案经过。令人纳闷的是，母子俩为什么要弑杀亲人?开始母子俩解释是佐藤长期虐待登志蕙，其不堪忍受，但侦查员没有轻信。他们可以在本国杀人，为何要千里迢迢跑到中国来干掉他，其中必有蹊跷。
经过深入审讯，公彦交代因其老父在日本的公司长期经营不善，欠下了巨额债务，遂起意在沪杀害老父以期骗取保险金。
公彦经与母亲多次合谋后，将佐藤骗至上海。4天后，由登志蕙事先在酒里放入了松果体素的“睡药”，晚餐时极力劝佐藤喝酒，待其云里雾里后，将其送到停放在酒店门口的小车上，开车至黑暗处，然后母子俩取出准备好的石头和榔头突然猛击其头部。佐藤被击后，一下子酒醒了用手抵挡，嘴里发出哀求声，但月黑风高、四处无人，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最后惨死于车内。
如果说以上日本籍母子俩杀人血样检验直接简单的话，那么发生在2006年虹口区的一起凶杀案可谓是间接复杂了。
虹口区有一位92岁叫张彩珍的孤老靠做锡箔生意谋生，因年事已高卖了住房得了一笔不菲的钞票，存入银行又租房独居，并请了一位保姆照顾自己。6月9日早晨，保姆上门，见老太躺在床上纹丝不动已死亡。警方经过勘查系被人掐死，枕头和床单上留有血迹。经采集鉴定床上的血样属于男性，与DNA数据库样本一比对，结果与同年4月闸北区天通庵路130号的一起盗窃案现场的烟蒂上提取的DNA基因型一致。侦查员手到擒来，发现嫌疑人使用的手机就是盗窃的赃物，抓贼抓赃，铁证如山。
如此破案似乎太简单了，但是且慢，嫌疑人的血样与现场的血样通过DNA比对，结果令人瞠目结舌，完全不吻合，说明此人不是凶手。侦查员听罢都傻眼了，人赃俱获，你说他不是，那谁是凶手?
周博士平静地解释：“凶案现场血迹和数据库的DNA样本在常染色体基因分型上与这个男性不一致，证明现场的血迹不是此人所留下，DNA不会撒谎。”
但侦查员纳闷地问：“他使用的手机确实与相关盗窃案有关，这又怎么解释?”
周博士解释说：“生命的来源，由父母两种基因组成，各占一半;在性别方面，女性的DNA基因型是XX,而男性的DNA基因型为XY。通俗点说，就是男女DNA的‘条形码’是不一致的。男性中的Y-DNA遵循父系遗传的规律传给子孙，被称作‘父系特征’。你说他有三个兄弟，且都有吸毒史，那么加做Y染色体的基因分型检验。”
Y染色体基因分型结果显示，此男子Y染色体的基因分型与现场物证一致，说明其一定与凶手为同一父系。果然，他的哥哥叶国平与现场血样一致，科学是不容怀疑的。经过审讯，叶国平在铁证面前不得不如实招来。原来叶妻是孤老的保姆，她在为老太做家务时，听老太说卖了房子有一笔钱款，保姆回家无意中告知了丈夫，言者无心，闻者有意。不久，他毒瘾犯了，没钱购买毒品，便上门作案。
DNA，通过唾液和汗液可
追踪真凶，亦可甄别真假凶手
以上两起案例均是通过现场采集到的血样与本人身上或数据库比对，追根溯源寻到凶手，而下面这起案例则是通过现场采集到的唾液和汗液，与数据库样本一致，最终觅到凶手的。
2006年6月22日，普陀公安分局刑队接到一起男子死于家中的报案。死者祁某54岁，未娶，颈部有勒痕，说明是被人用绳子勒死的，估计凶手是个臂力十足的汉子。现场发现桌子上有一只玻璃杯，技术员在杯口边缘处采集到了一个唇印，经DNA检测却是女性的基因分型，科学不会骗人。经过调查，死者生前有嫖娼习惯。
将此嫌疑人的唾液与数据库的样本进行比对，结果马上跳了出来，同年3月2日，虹口区四平路62弄某号被害人高翁同样被人在家中勒死。死者男性，74岁，丧偶寡居，生前也有嫖娼嗜好。技术员在现场勘查时，在其床上发现一个叫“不求人”的抓痒棒，从这根木棒上采集到了男女混合留有的DNA基因型，系死者本人与一名女性混合。经过DNA比对，与普陀区被害人家中玻璃杯上遗留的唾液一致，证明为同一女性所留。
周博士将此信息及时告知侦破组，经过串并案件，很快发现中山北一路某号有个风尘女在一名寡居老头家卖淫时，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企图勒死老头，因老头大声呼救极力反抗，邻居听到呼救声后报警，及时将女子擒获。此女子叫周芳，40来岁，长相不敢恭维，但其身材敦实，干过农活，力气不亚于一般男子。她当时交代，到上海来从事卖淫生意，见老头家境殷实，一时起了贪念，所以趁老头倒凤颠鸾、忘乎所以之际，将他勒昏，然后劫走其钱财。
这起案例与其他两起案例有“异曲同工”之处，何其相似!将监房里的周芳血样与从其他两名被害人家采集到的唾液与汗液进行比对，电脑上血样的峰值完全一致，就是她!马上审讯，风尘女见另两起隐瞒不说的杀人案侦查员都掌握得如此清楚，铁证面前，“铁姑娘”痛哭流涕，忏悔晚矣。
以上这起案件是通过DNA将一人作的三起案件串并起来，抓到了凶手。下面这起案件则是通过DNA排除了已认罪的嫌疑人，还他以清白。这是一起离奇的杀人案，若没有DNA的科学鉴定，也许将永远成为一个谜。案件发生于2008年5月24日，地点是闵行东川路地铁车站。那天清晨5点，地铁保安巡视时，在车站北侧自行车停车场的草地上发现一名男子躺在地上，头上有血。刑队接报后，侦查员迅疾赶来勘查现场，因为现场是块草坪，除了落叶和青草，没有觅到其他有价值的痕迹。从监控录像里发现了一个人影出现过，此人被列为重大嫌疑对象，经过地毯式寻找，嫌疑对象终于在颛桥被擒获，经讯问，此人姓周，四川人。从他的身上搜查到了被害人的三星手机，同时他交代了死者的助动车已经卖了，经过追赃找到了助动车。周某承认了自己杀人的犯罪事实，监控录像、赃物物证和口供均具备，铁板钉钉，元凶非他莫属。
但DNA与这个结论却唱了反调，周博士发现嫌疑人的裤子上有血迹，却在屁股的位置，他感到不对劲。当天下午，闵行刑队送检了从嫌疑人周某居住地搜查到的羊角榔头、圆榔头和休闲皮鞋，以及有暗红色斑迹的白色T恤和白色长裤。经检测，羊角榔头和圆榔头、休闲皮鞋上未检出人血，经对白色T恤和白色长裤上二十余处暗红色斑迹进行人血确证试验，仅有白色T恤上的一处和白色长裤上的两处为人血，其余均排除为人血。随后经DNA检测，衣裤上三处人血与被害人李龙祥的基因型不一致，均为犯罪嫌疑人自己所留。
周博士感到蹊跷，这显然不合常规。他将检测的结果和疑惑反馈到专案组，专案组负责人马上打来电话追问周博士：“是谁做的鉴定，是否搞错了?”周博士告知是一位年轻的同志。专案组负责人提议说：“找一个老练的，最好是你亲自做检测。”周博士和几位有经验的同仁反复检测了几次，结论一致。
专案组开始重视起来，因为科学是不会作假的。法医对嫌疑人交代的作案工具与死者的头部伤口做了比对，也感到不符，另外，从监控录像看，嫌疑人离开现场的身影与被害人死亡的时间也差距甚大。
重新提审嫌疑人周某，他说这天晚上没事干，就出来找外快，发现草地上有具尸体，拿走了他身上的手机，又顺手牵羊地推走了助动车。问他为什么交代人是自己杀的。他一脸无奈地说，我怎么交代也是跳进黄河洗不清，警察说坦白从宽，我就瞎编争取从宽处理。真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经过深入排摸，发现死者的妻子罗某与一名男子有染。该男子赵某系闵行一家酒店的厨师，在其家中找到一条蓝色裤子和一双皮鞋。经DNA比对，赵某皮鞋上的血迹与死者的血迹吻合，抓来后一审，赵某吓得赶紧交代是死者的妻子逼他除掉丈夫，以达到两人结婚的目的。案件终于完美侦破，但回味起来侦查员都惊叹好险，人命关天，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倘若没有DNA说话，也许就成了斯芬克斯之谜。
DNA，人命关天，
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上海公安的生物物证室如今在破案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拥有国内第一个应用实战的“法庭科学DNA数据库”，也是公安部重点实验室，近20人，其中博士2名，硕士7名。实验室主任周怀谷是这支团队的学科带头人，他是公安部DNA工作专家组成员、中国法医学会委员、上海刑事科学技术协会理事、上海市法医物证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先后参与制定了实验室建设规范、实验室规范和检验规范等行业标准，成为全国法庭科学DNA实验室规范化的指南。
周主任带领这支团队先后参与和承担了十五个科研项目的研究，包括国家级“十五”和“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获得了国家级奖项一项，省部级奖项四项，获得发明专利一项，这些科研成果在刑侦破案中不可或缺，并屡建奇功。
生物实验室从初创阶段的门可罗雀、收效甚微，到如今门庭若市、应接不暇，风风雨雨走过了二十多年不平凡的路程。
回眸上海生物物证室的发展，可谓是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8年小作坊式的探索到2000年开始步入实验室正规化，以具备全自动识别仪为标记;第二阶段，从2000年的实验室正规化到2007年实验室达到国际规范，以CNAS(中国合格评定国际认可委员会)认可为标记，意味着实验室出具的鉴定书国际认可通用;第三阶段，2009年刑侦科学技术研究管理中心新大楼的启用，DNA实验室按照国际先进水平的标准建造，即实验室实现电脑系统化管理的LTMS系统管理，其标记是检验流程人物分离。
DNA实验室检验流程人物分离是为了杜绝实验室内部的污染导致错判，这在中外都有教训深刻的案例。譬如，国内案例是一名外地侦查员送来了一份强奸案的检材，一个村长儿子强奸了村里的一位“村花”，被害人立刻来到派出所报案，县公安局刑队技术员及时从女子阴道内提取到了男子的精斑，因当地没有DNA实验室，侦查员将精斑和女子指控的犯罪嫌疑人的血样一起送到了上海DNA生物物证实验室检验，其结果是两者血样不一致。科学不容怀疑，侦查员排除了女子对村长儿子的指控。但被害人情绪异常激烈，对上海的鉴定提出了异议，侦查员深信上海的科学结论否定了指控对象，最后被害人以死相逼，并提出被指控对象和自己一起到上海当场鉴定。
公安机关采纳了她的建议。一起到上海后，当场鉴定的结果是，精斑的血样与村长儿子的血样一致，法院最后认定强奸罪成立，犯罪嫌疑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当地公安局对第一次检材进行了追责，调查结果显示原来是村长花钱买通了内部人员，拿钱者中途对血样进行了调包，致使结论不一，最后村长和调包者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美国辛普森杀人案例可谓是轰动全球。因为勘查现场的美国警察提取物证时不规范，实验室管理也不规范，导致起诉失败，教训深刻。周怀谷引以为鉴，为此特意制定了一套严格的人物分离的程序和制度，并严格执行，以堵塞漏洞。临别，我又随着身穿白大褂的周怀谷来到DNA实验室，他指着玻璃房内那些神秘的仪器，用最简洁的话概括了DNA实验室的工作：人命关天，万无一失。
如转载请注明信息来源！
责任编辑：方庄
热门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