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雨做的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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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说呢，我们小河镇的雨就是这个季节要来的。下起雨来，不紧不慢，不打雷也不扯闪，闷不做声的。晴上那么半日，顶多就是看见燕子在衔泥，鹅在踱着步子，守院的狼狗整天在睡觉，只有下了蛋的鸡在咯咯哒哒地叫。
倘若有外地人来探听什么，倒也有人会把撤镇设县的传闻拿出来唠叨唠叨，像抢晒自家的谷物、豆品，一筐一篓地倒在旁人面前，让人掂量掂量、咂摸咂摸。
那我就从这个传闻给您聊起吧。起初是昌县人说我们要撤镇。他们是市里直管的，鼻子生来就灵一些。这就好比家长要置办家业了，总会先跟家里的老大通个气，议一议“划不划算、应不应该”之类的问题。至于他们当时是怎么商议的，我们迄今为止也是一无所知的。
然后，昌县人就抿紧了嘴，来我们这里修路、盖房子。他们做房子就像我们这里种桃树、李子树，扔个核儿就能长成出一片林子来。没多久，悟县人也来了，那份热闹他们说什么也是要来凑一凑的。这样一来，撤镇的传言就复杂多了。您想想啊，总得给小河镇一个安身立命的去处吧。轮到我们欢腾的时候，传言竟然变成是设县了。
那些日子每个人脸上都像开着喇叭花呢，熟人见了面也不再问“吃了没有”，都学城里人那样开始“你好你好”了。聊到未来，他们总能把自己笑得前俯后仰，走起路来脚下都像生了弹簧，喜癫喜癫的。
相比昌县和悟县，我们只配做块巨型海绵。他们旱时我们就得挤一挤，涝时我们就要吸一吸。这多半就是我们的生存价值了。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昌县人修的柏油路。他们修路像摆弄他们的GDP那样玄乎。完全不知道他们要把路修到哪里去，这里挖个窟窿，让人、车都钻到地下去。那里把马路打个结，把人和车又一层一层往天上送。倒是修到我们这儿的时候，又随意了一些。像随手扔下把铁锹，斜插在我们这儿就算完工了。另一条是悟县人修的水泥路，早已破成了一副搓衣板。再后来，他们干脆就从别处绕了道，生怕挨上了我们这个倒霉鬼。我们就这样被修成了倒立的“入”字，进也不是出也不是。
按理，我们应该要有自知之明，撤镇设县的事想都不该想的。传闻没多久就像洪水那样退去了。哪里是他们盖的房子，哪是他们修的路，明明白白地就冒出来了，像一件件商品和我们的禾苗、果林摆在了一起。到头来，昌县人开着他们浓浓的儿话音腔调说我们没良心，骂我们欠日（入）。悟县人说我们像个叉开腿的女人，只管进不管出，活该！
这大致就是我们小河镇的一些境况了。您要是再来小河镇的话，从柏油路转进水泥路，再顺着一个大斜坡把水泥路走完就到我们这里了。我们现在多半就是这样向外地人指路的。
当然了，您可能已经想不起来我是谁了，也不知道我究竟要干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真的很抱歉，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某种程度上，我更像是一个吃了黄莲的哑巴。但我恳请您耐着性子听我讲下去。也请放心，我和您是见过一面的。让我想想，那是五年前？哦，不，已经过去七年多啦。我拿不准您会对哪些事情感兴趣，索性都讲给您听吧？
就在他们刚刚没收我的手机之前，我给我的前妻叶丽莎还发了短信。我说我想她。我保证此时此刻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但她的回答只有两个字：收到。这该是一个多么有趣的回答啊。让我无言以对。干脆让他们收走我的手机吧。他们像是充分考虑到了我的这个感受。所以，他们拿走手机的时候，我一点儿也没有反抗。他们给了我笔和纸，然后就把我扔在这间屋子里了。应该是进大门后左手边的第三间屋子。他们让我交待我的违法经过，包括我的个人以及车辆信息，我开黑车的时间、涉案交易金额等等。我面对着一张张洁白的纸，无从下手，生怕每一笔墨迹都会玷污了它们的圣洁。他们在门外吐着蛇信，冲我嚷道：就从2015年6月28日21时许写起吧。
那通常是我让犯罪嫌疑人交待作案经过时的一个开头。那是一个人一生中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在我做警察的这一生里，我都是极其小心的。我会花去大把大把的精力去考证别人写下的每一个字句。判定一个人的善与恶、罪与非罪，那该需要多少证据才能说出口啊。
可他们就把我按在一把木条椅上，直接宣判我是个违法的人。这是一句多么恶毒的诅咒啊，让我战栗，让我不由自主地就忆起了那个雨中的我，那个手忙脚乱的转业军人。如果时间能停止在那个遥远的时刻该是多么美好啊。想到这儿，我很想哭一场，像窗外的雨，不紧不慢，闷不做声地哭上一场。
这又有什么用呢。我想找个人说说话，哪怕只是说说话。可我发现这也是一件及其困难的事，我该向谁述说这一切呢，谁又会愿意听我说下去呢。我想来想去，觉得是不是可以向您说说，而且我周边的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了，我为什么还不告诉您呢？
2
唉，在小河镇生活久了，说话也变得罗里吧嗦了。要不，我还是从我遇见您的那天讲起吧。兴许这有助于您回忆起我曾经是个什么样的人。
说来也是巧的，那天是我军转培训结业的日子。我在部队是个教官，主要工作是让那群头脑简单的毛头小伙子们四肢发达起来，教他们擒拿格斗，什么直拳、摆拳、勾拳，再有鞭腿、侧踹、正蹬，再到拳腿上的各路组合，等他们个个练得见到树桩都想发挥几招的时候，差不多就要走一茬兵了。我也决定要走了。我身上的骨头不再像从前那么配合我的动作了。它们变得迟钝、懒惰，像一群不再听我指令的老兵油子，让人看见了就想踹上一脚。可能是念在我曾是散打冠军的份上，他们安置我回原籍小河镇当一名派出所民警。
我好久没有回家了。对我来说，回家俨然是一种仪式。打电话预告消息时，父亲告诉我，他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大姐家的孩子上学没人接送；母亲正在哄她刚满月的小外孙，让我直接把门锁撬了再换一把。他们的音调都很平淡，像早就知道这个结果。我给自己打了一个赌，如果中巴车到站时雨停了，那就是说他们还满意我的这个选择。
那是个中小档来回切换的雨天。中巴司机按了两声喇叭，就算告诉我到站了。我们这儿的站不像城里规划得那么精细。可能十里八里才有一个站。哪里停车都是握方向盘的人说了算。站名也起得五花八门。但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像车家湾、赵家条，说明那一带多是车姓、赵姓人家。柳林沟、松柏坡、榆树岭，那又是结合植被和地貌命名的。还有一类，比如我下车的地方叫垭子口，一处豁了牙的小山包。类似的还有东山头、沙湖咀，这又是按地理位置来叫的。
雨没有停歇的意思。我闪进路边的候车棚，把那个已经溅湿了一个角的黄挎包往上提了提。包里装着几件没有军衔的衣服，印有部队番号的学习笔记本、毛巾、搪瓷杯，两枚军功章，刘疯子送的拳击手套，李铁头送的自发热腰带。唯一重要一点儿的就是介绍信了，我的前生今世都在那张纸上写着。当兵八年啊，就剩这点儿东西了，连副好身子骨也没给自己留下。
我在候车棚要等的那个人叫王小军。一开始我很不喜欢这家伙。我和他刚加上微信，他就一口气在我朋友圈点了十几个赞。最远的一条微信还追溯到我初任教官的那个时候，差点儿没被他刨根见底。他只点赞，我也没办法对他的热情给予什么回复。我只好对频繁提示的“新消息”置之不理。
等我到了垭子口，翻出微信一看，我才发现他给我留言说来不了，还有一段气息很急语音：哥，所里有急事，对不住了。我没回他，一来我不是他哥，二来压根腾不出手来打字。我索性想着，就算淋成狗，我也走回去给他看看。
王小军！王八蛋！每每雨水在鞋子里发出咯吱一响，我就这么狠狠地骂上一句。
我发现这么喊还来劲儿，这多少有些像部队行军的口号。您要知道，在那条像生满疥疮的破路上，不找点儿乐子是决然走不下去的。
我完全高估了我的意志力，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好一段路，磕得人牙帮子都有些发麻。直到一辆车停在我面前。从车窗里飘出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喂，你到哪儿？我想都没想地告诉他，镇上，去镇上吗？我不能再傻傻地走到单位去，让王小军这个王八蛋看笑话。
他朝我勾了勾了手。我手忙脚乱地折起雨伞，钻进车。我的样子很狼狈，一定很好笑。您应该对此有些印象了吧？我的黄挎包还压着了您的脚，真抱歉，我那时忘记给您说对不起了。我还记得您穿得是双旅游鞋，那个牌子只可能在昌县或者市里才能买到。所以，我猜您应该是外地人。您一开始应该也把我猜成是个外地人了吧。
司机问我去镇上哪里。我说到镇上派出所。他呜哝了句 “去那鬼地方干嘛”。他给我开价三十五元。那可是我从市里到垭子口的票价。我忙着翻钱包。他又让我扫一下座椅背后的那个二维码。让我用支付宝转给他。我哪有什么支付宝。我在部队根本用不着这些玩意儿。吃饭、买日用品什么的，我只需拿卡往机器上一贴，滴一声就可以了。我试图向他解释。他说不能收现金，被抓住了要罚款。他也许以为我会赖账，又强调说是这位好心的乘客——当然是指您了，不忍心看见一个路人淋雨，要不然他才不会停车呢。但我真没有支付宝。最后还是您帮我转给了他。我手忙脚乱地从包里找到两张二十的。看我笨拙的样子，我活像是从雨里钻出来的怪物。您坚持要找我五元，还问我是不是军人。您大概是扫见了我黄挎包里的部队纪念品吧。我们聊了一路关于部队的生活。我还记得给您讲过我在连队开干部人事会时，涉及到提拔、奖励某个人时，我就在本上画只小猫或是小狗，省得那些家伙溜进办公室偷看会议纪要。我说有次我还画了一只王八。您笑得只拍座椅，问我那又代表什么。但您到站了。其实，我也有些意犹未尽。您犹豫了一下，递给我一张名片，让我保持联系。
抱歉，我直到现在，应该说直到此刻，我还没告诉您这个答案。
那天您下车后，我接身去了派出所。我老远就认出了王小军。他微信用的头像就是他本人。王小军先和司机打了招呼。等我下了车，他楞了一下，伸出手，哈哈一笑，说，刘大教官，对不？我意思性地握住了他的几个手指头，说，幸会。我又指着刚刚驶离的滴滴快车问他，你们认识？王小军又是哈哈一笑，说，他啊，李宝来。你们怎么碰上的？等到他脸上的笑意完全消失，我才应他说，很巧，在你打算接站的地方碰上的。他估计是误会了我那张严肃惯了的脸。我这个人不喜欢笑，也不知道怎么笑，久而久之这张脸也就忘记世间的这些表情了。他连忙问我，唉呀，你怎么不早说啊，报我的名儿，他敢收你的钱。我说，下次，下次一定报。
要说这个王小军吧，倒也没有本质上的坏。从某方面讲，他还是个好人。他有一副热心肠，只要被他听见看见的事儿，他都会说“我来想个法子”。可结果他多半会哭笑不得地告诉你他无能为力。要是熟一点儿人，他会先问别人要支烟，然后掏出火机非要给别人点上，拔上两口，他才面露难色地说，那个事怎么怎么着，找了谁谁谁，可他妈的都是些见钱眼开、忘恩负义的家伙。说到恨处，他会扔掉手上的烟，踩上几脚。反倒会弄得你楞楞地望着地上的半支烟，然后不好意思地连忙安慰他说“没事没事。”遇上不熟的，他会自打圆场，给别人递上一支烟，唉呀，抽我的抽我的，你看，事没办成，是不？都说有困难找警察，可我是一协警，对不？瞧我这身衣服了么，不是正规军啊，能力有限，多包涵包涵。
他也这样帮过我不少忙，也没少抽我的烟。我刚到派出所时，在窗口负责接待。我们这儿也没什么大案子，杂一些的事儿就是办个证，开个证明什么的。有一次，有个女的来办身份证，非说我把她照丑了。我说哪里丑了？她跺着脚，像只急了眼的兔子，嚷着要我给她重照。我又请她坐回去。她说好一点儿了。我压根看不出有半点儿变化，一样的机器一样的人，再说了，这又不是拍艺术照，是圆脸就得拍成圆脸。这样的人我也见得多了。老天爷多半是公平的，脸蛋好看的不给配好身材，身材好看的就不配好脸蛋，全搭配好的和全搭配差的那毕竟是少数。我也管不了老天爷究竟会给谁一张什么配置的脸。她又坐回镜头前。好吧，我想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在对她指挥了一番之后，喊完一二三，结果快门按不动了。没电了。她收完脸上的笑意，还不信。我也懒得给她解释那么多，相机没电了，又不是我没电了。她鼻子里哼了句什么就走了。
我这才打量起这个女人来，幸亏老天爷只给她了一副中等配置。王小军虚眯着眼，像个半仙，神神秘秘地要给我打赌。他说我和她有一掐。我说，掐啥。王小军问我要烟，我递给他一支。他非要一包。我只剩半包了。他说，你看见了么，她瞧不起土生土长的。她老爹是镇上文化站的叶一彪。我问，还有呢。他哈哈一笑，半包烟就只能说一半。
说到这里，您大概已经猜到这个女人就是我后来的妻子叶丽莎了。可那个时候我压根就没想过会和这个女人结婚。除了那次办身份证，往后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没见过叶丽莎。倒是先和她老爹熟悉起来了。我平时喜欢挂着相机四处转悠，得闲的时候我能一个人在河边坐上好一阵子。我们这个地方最好的时节就是秋天了。万物习惯了外地人总是随洪水而来随洪水而去的目光，也总能在这个时节憋足了劲儿地生长。
这个观点我和叶一彪在河边探讨过。我翻出拍的一些照片给他看。当时我还不知道他是谁。我说，您看，我们的秋天简直就是春天和夏天的结合体。他一笑，问我，我们有过春天和夏天吗？我又给他看小河镇的日出日落。他瞪大了眼，问，这是我们小河镇吗？他这才介绍他是文化站的叶一彪。谦虚一番之后，他把我请到了文化站。后来我把所有的照片都分享给了他。说到这儿，您差不多应该可以记起我来了吧？我给您投过一组蓝天白云的照片呢。对，叫《闲云野荷》，还是您给起的名儿呢。您说好多年没见过这么真的白云和蓝天了，夸我抓拍得好。您真是过奖啦。其实只消往河边上静静地坐上半会儿，那云啊就跟赶集似的，从某个方向飘过来，从河里升起来，从庄稼地里长出来咧。您还鼓励我多拍一些新农村新风貌方面的照片，写一些人文风情方面的文章呢。这一说，我好多年没写什么东西了。《闲云野荷》在贵报上刊登后，在我们这儿引起过不小反响呢。后来就成了我们这里的一张名片。文化站的叶一彪因此也受到了表扬，他非要请我吃饭。吃饭的时候，我就又见到了那个办身份证的女人。叶一彪隆重地向我介绍了他女儿，几岁开始学什么，几岁就拿了什么奖等等。叶丽莎一声不响地站着，脸上也没什么表情，像她老爹在介绍别人一样。我和叶丽莎心照不宣地假装不认识。后来趁叶一彪和别人碰杯时，我这才举杯向她示意。她也没有多说，嘴上还是“幸会”二字。快放下杯子时，我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你什么时候有空，我再给你重拍一次。她倒也很爽快地答应了。
我们当时的谈话就这么多。说白了，第一眼我们谁都没看上谁。
在我与叶丽莎随后的几次交往中，王小军扮演了重要角色。先是叶丽莎来取身份证，王小军见我不在，就说钥匙在我身上保管着。等我回来了，王小军又对我说，叶丽莎见你没在身份证都没取。我说，柜子又没锁，这不是害别人白跑一趟么。他说，你啥时候顺道给别人带过去就得了，别人是专门来看你的。这些都是后来王小军向我邀功时告诉我的。我把身份证稍去给叶丽莎的时候，她正在台上排练节目。叶一彪也在。我想抽身走，却被叶一彪叫住了。我只好说，前些时，叶老师的身份证办好了，我顺道给她送过来。叶一彪指着台上的叶丽莎说，你看，她呀太专注事业，每天只琢磨舞蹈艺术，多亏你有心了。他指定是误会我了。叶丽莎被她老爹叫到跟前来了，脸上泛着红晕给我说了“谢谢”。这下倒好，台上的一帮女人就跟着起哄喊“刘警官，我们也要办身份证。”屋里的空气被她们喊得热烘烘的，叶丽莎的脸蛋红扑扑的，映得我脸上也发烫。后来叶丽莎还真带了两个人到所里来办身份证了。叶丽莎顺道传达了一个演出保卫的通知。上面的领导要来小河镇调研，她们演出，我们就得保卫。
对了，我忘了告诉您，叶丽莎是我们镇文化站的领队。按她老爹的说法，这要是在市里起码是个中级职称。
送她的路上，叶丽莎问我下班后干什么。她这一问，我还真不知道下班后可以干点儿什么，除了派出所我还能去哪里。我们派出所一共七名正式民警，加上王小军几名协警，把厨房的师傅加上勉强才凑够两位数。她的安排就比我多多了，下班比上班还要忙。她罗列了一大堆安排。她每个月还要去昌县文化馆参加一些文体惠民活动。说到这的时候，她就问我能不能陪她去昌县一趟。这个提议肯定好过我一个人窝在寝室里发呆了。我就一口答应了。路上多半是她问我答。我在哪里上学，又是怎样参了军，在部队干什么，为什么又转业回了小河镇，我只花了不到十分钟就讲得清清楚楚。她又开始说她的情况，讲她们这碗饭如何难吃，还嘱咐我待会儿她一演完就去接她走。我说我去看她的表演。她说这种表演不值得看，纯粹是去闹个热闹。
我也不好坚持，就在昌县里面转悠。等到了约定地点，人家已经散场了。我赶紧给叶丽莎打电话，她没接。我就问附近卖烤饼的摊主，还买了他一个饼，希望那人能多提供一点儿关于活动的一些信息。可直到那人拾掇完他的摊子，他还是哪句话：鬼知道。
我继续给叶丽莎打电话，还是没人接。我揣着烤饼坐在还没有拆完的戏台上。行人的目光把我逼向了夜空，四处投来的灯火都在打量着我此行的动机。我开始后悔、懊恼，脸上辣烘烘的。后来我想，要不要给叶一彪打个电话。叶丽莎或许给他老爹说了自己的去向。我转念一想，那也不行啊。如果叶一彪知道我陪叶丽莎一起来的昌县，又在深更半夜寻不见他女儿，我这不是自投罗网吗？我想了好多。我仿佛是个来在昌县摆摊的陌生人。而我的顾客只有一个。
我最终还是等到了我的那个顾客。她应该是上帝。
但这个上帝给我回电话的时候是哭着鼻子的。她说她喝醉了。我接到她，刚扶住，她的身子就软了过来。我们坐在路边的凳子上。我把怀里的烤饼拿出来，问她，要不要填补下肚子。叶丽莎一笑，问我为什么对她这么好。我支支吾吾地没回答。她就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她说活动提前散了场，领导又把她拖去应酬。然后，有个领导喝多了，拉着她不放。我说，我去找他算账。她说，傻瓜，算什么帐，怎么算？是啊，我只有一双拳头。即便要揍人一顿，那也得个理由和身份吧。我和叶丽莎算什么呢？叶丽莎靠在我的肩上。风把她的头发往我衣领里吹，痒痒的。等她不哭了，我说，我们回小河吧。叶丽莎在我耳边吹着热气，问我，你刚说什么？我说，我们，回小河去。我把“我们”说得格外小心，生怕一不小心就会漏下谁。叶丽莎就这样扑进了我的怀里。我把烤饼放在凳子上，自然不自然地抱住了这个滚烫的躯体。
我和叶丽莎的这一晚，很快就被编成段子传开了。实不相瞒，在我们小河镇是很难有件新鲜事儿的。既然被他们挖出了这么一件，他们就会像城市新闻快线那样不断地推送。这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催化我和叶丽莎的作用。先是所长找我谈了话，说个人问题也该考虑了。然后是我的父母。再然后，是叶一彪找到了我。那晚发生了什么，他应该早就问过叶丽莎了。而且，最初的版本也是叶丽莎亲自口述给她们文化站那帮姑娘们的。接下来是叶丽莎找到了我。我本来也是要去找她的。结果我们在半路上就遇上了。我给她说了我的打算，先买个房再买个车。她搂着我的脖子说，筑窝啊。我点了点头。
王小军也问过我。他总会弄些新鲜词。问我那天晚上 “捡尸”没有。我弄了半天才明白“捡尸”是啥玩意儿。我骂了他一句，那叫什么“捡尸”，酒后乘人之危那是性犯罪。王小军“嘿嘿”一声：活该你犯罪。
就这样，我和叶丽莎结婚了。我想要特别说一说那个差点儿没把我害死的伴郎。这家伙不是旁人，也只有他王小军才干得出这种事儿。他的任务是跟着我去敬酒。这“酒”含水量至少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当然，这酒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副作用，喝多了就会忍不住地打嗝。叶一彪，不，我那个时候已经改口叫“岳父”了。我岳父的朋友很多，光省里市里的朋友都好大几桌子。这些贵客自然是要先敬的。我岳父给我一一介绍了在座的各位领导。有的是他专科班、进修班的同学，有的是在什么研讨会、代表会上认识的。反正都是有些来头的。我不得不对我这个岳父刮目相看，他一个文化站的怎么会认识什么司法啊工商啊，连什么计委的都认识。王小军笑我说这是要对付一个镇政府。怕是不止呢。我岳父已经把酒杯当作话筒了，他反复强调说“各位都是他的贵人恩人，以后也就是我的贵人恩人了。”有人冲我岳父说那警察同志可不能用白开水敬我们呢。我岳父赶紧陪不是。我怕他老人家为难，就拿桌上的真酒自罚了三杯这才脱身。那王小军竟然把那瓶新郎专用“酒”落在包房里了。直到我问他这酒怎么比白开水还有劲时，他才猛一“哎呀”。叶丽莎他们把我送到了医院。我吊针的时候，我岳父也在一旁吊针，他对我在酒席上的表现还算满意。他比我清醒多了，说了很多话。我只能“嗯嗯”地应答他。我还记得他反复念叨着：这人的一生啊，结识的每一个人都不会白费的。
在他接下来的岳父任职期间里，我也见识到了这句话的很多无理和有理之处。怎么说呢，就像因果报应，就像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让人总搞不清楚遇见一个什么样的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或者这样的一个结局又是因为遇见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引起的。这在我日后漫长的生活里是怎么也解释不清楚的。
这也是我想告诉您这一切的原因之一，您不会介意吧？
3
我和叶丽莎结婚后也有过一段好时光。叶丽莎经常去昌县参加活动，在昌县买房自然就成了我们的奋斗目标。虽说我们都有公积金，可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正式划给昌县。不是昌县人就很麻烦，不能用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不能低于五成。对于我们当时的经济状况，那该是一个多大的梦想啊。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叶丽莎在昌县某个培训机构做了兼职。当然了，这只能利用晚上或是周末了。我没有任何赚钱的门路，只能尽力做好叶丽莎的后勤保障工作。在某个接她回家的晚上，我们认真算了一笔账。她每节课可以拿到八十元的报酬，一个晚上最多可以上三节课，除去晚上包车四十元的路费，可以净收入两百元。如果要凑够剩下的八万元，那就得至少坚持几百个夜晚。可她的眼泪告诉我她一个晚上也坚持不下去了。我能怎么办呢？我说那我们就回小河吧，就在小河安安静静地生活。她哭得更厉害了。
后来我岳父想到了个一举两得的办法。他托人把叶丽莎以选调的名义调到了昌县文化馆。虽然做不成领队了，但六个月之后她就可以成为购房合同上的主贷人了。我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法律上的共同贷款人。首付三成，公积金抵扣，加上叶丽莎的领导找了一个地产上的熟人打了折扣……唉呀，那种感觉就像生活从此无忧无虑了一样。叶丽莎再也不用偷偷兼职培训班老师了，我也不用为赚不到外快钱发愁了。我把工资全部交给叶丽莎来打理，她愿意在淘宝、在京东上购个什么东西，都随她了。
唉，生活要是就这般美好就好咯。在某个周末的晚餐，我岳父喝了不少酒。他一喝酒保准要发表长篇大论。他对我们新房子的装修提出了很多意见，又替我们描绘了今后更远的日子。他掰着指头数给我们看：工作、成家、房子、户口，都解决了，现在要干什么？
我和叶丽莎都没回答。她低头玩她的手机。我只好听几句就拾掇个盘子碗进厨房，然后再出来听几句。
我岳父说话的速度越来越慢，句子也越来越短了，最后熟睡在沙发上。
叶丽莎给我递了个眼色。我没懂。她瞪起杏眼，指着手机。她给我发了条微信：怎么办？
我使了个眼色。她也没懂。她径直进了卧室。我只好蹑手蹑脚地跟了过去。我们在黑暗里并排躺了一会儿，才开始悉悉索索地脱各自的衣服。叶丽莎拽过枕头垫在屁股底下。我对体前的岔路口再也熟悉不过了，但叶丽莎警告我说不要光顾着享受。她期待这回劳作能见成效呢。
可生活慢慢浸染了诸多油烟味和越来越多的失望。叶丽莎卸载了自测软件，她把周计划细化到某一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她心情好的时候会把在医院拍的卵泡监测的片子发给我看。片子上那个黄豆大小的黑洞就像我们要迎接的精灵。她在微信里通知我有“紧急任务”。我当然知道任务是啥。可我总不能撂下手上的活去办私事儿吧。我总不能给所长说家里有急事儿要回去一趟。所长肯定会问是什么事儿。我怎么答？未必我说我老婆叫我回家做爱？叶丽莎根本不理会我的这些解释。她像秘密电台每过一小时就给我发报。还剩六小时，五小时，四小时……她也不管我看不看，反正倒计时是停不下来的。她的意思很清楚，任务已经下达了，时间我也给你算好了，配不配合是你的事，后果就得那个不配合的人负责了。
挨到下班，我厚着脸皮给所长说晚上非得要回去一趟。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私家车。我只能坐巴士，等一个小时车再坐一个小时车才能赶到昌县。然后连走带跑的往家里赶。叶丽莎会催我洗澡。她像飞船指挥员一样发号指令：清洗部件，检查装备，各就各位。而她只需躺在床上喊一声点火。
升了空，是不是进入了正确轨道那至少应该是后话了。
我喘完粗气，给叶丽莎解释白天我在忙什么。叶丽莎说，你一个月请一次假不行么？我说请假总得有正当理由吧。叶丽莎骂我嘴巴长了痔疮，就那么难开口？编个什么理由不行啊，家里漏水了，煤气泄漏了，老婆生病了，什么不是理由？再说了，你们乡镇派出所也真是好笑，下了班还不能回家，你看看县里的。我说小河派出所你又不是不知道，就那几个鸟人，谁回家谁不回家，所长每天都数着在。叶丽莎就不理我了，把我的枕头也扯过来垫在屁股底下。
我哄叶丽莎。指着卵泡监测片子上的那个黑洞说，你就不能等一下吗，谁没有个事情呢，等不及就开溜，哪有这个道理呢。叶丽莎说一点儿也不好笑。我笑完之后也觉得不好笑。
我说我们买台车吧？叶丽莎这下来了精神，说小河镇铁定要划给昌县了，要买就赶紧，免得真要划定了，上牌还麻烦了呢。
一半是哄她开心，一半是我琢磨着恐怕以后还有很多“紧急任务”。我一来一回至少就是半天。解决的办法就只有买车。我也省得请假。比如我们十二点开饭，我提前二十分钟往昌县赶，叶丽莎在家里给我下碗面条。虽然前后差那么一点，但总体上还在叶丽莎“点火”的有效期内。完成任务后，我扒碗面条再往单位赶，差不多也能在上班前赶到。只要停车的时候不被所长看见，他也不会说什么。迟到个一二十分钟，他一般也不会这么及时地发现。
我这么说，您可能很难理解。可能觉得我这样的生活实在太逗趣。但事实真的就是这样。我的生活啊，完全没有和想象沾上半点儿关系。
我积极响应并努力完成了叶丽莎发布的好多次“紧急任务”，可直到小河镇正式划给昌县为止，我们的“任务”仍然还处于紧急状态。
恐怕连您也会劝我们去医院好好检查检查。是的，我们早已检查过了。零件虽有磨损，但无大碍。连那个看报告的医生也说了，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概率。今天，明天，说不准后天就怀上了。但我不久之后就从卧室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张可以说明医生脸上怪异表情的检查报告。叶丽莎右侧输卵管堵塞。她这个人啊，生怕会失去一点儿娇惯的本钱。我也没有生气。这种事情能怨着谁呢。再说了，是几率问题，总有一回能走对线路的吧？叶丽莎嘴角弯了弯。
叶丽莎每个月还是会去医院取报告，据此来安排我们的夫妻生活。而每个月的期盼很快就会被下一份报告取代。
就在我们小河镇划归昌县的那年夏天，我们曾经有一次概率极高的机会。叶丽莎异常兴奋地告诉我，她服用的促排卵药起效了。她的一位闺蜜还说了，说不定能一下怀个双胞胎。还给她算出了概率，正常人怀双胞胎的概率只有百分之一，她这种情况起码也是百分之八了。我劝过她很多次，不要随便吃药。我也不知道她在哪里加入了一个群。群里总有人发布一些新方法，公告一些新进展。叶丽莎每听信一个新方法就会结识一个闺蜜。我也记不清她究竟有过多少位闺蜜了。而这些闺蜜毫无例外的都成了她每次痛哭流涕时嘴里叫骂的骗子。
叶丽莎给我说这事儿的时候，我正在往河堤上抗沙袋。你说怎么可能呢？上面下了死命令，人在堤在。你又不是不知道，今年的险情非比寻常，你叫我回去和你睡觉？
叶丽莎的声音在我耳朵里打雷。你要是不回就不要回了，你要是不回就死在小河吧。
说真的，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想到过死。我也没想到过要牺牲。我挂了电话，继续往河堤上抗沙袋。
专家说了，管涌不是闹着玩儿的，随时都会撕开一道口子。
水里像潜着巨鳄，张着血盆大口吃掉了我们很多沙袋。小河镇的男女老少都上了。老的少的抗不动的就帮忙装沙，水性好的腰上拴个绳子下河摸水情，力气大的分配去打桩。这些年的磨合，基本上哪些人适合干什么都有一个大致的名单。
这些活儿我都干过。我先是在打桩的队伍里，我一锤子下去总比别人多下一截。我可不吹牛。我还总结出了八字诀呢。这活儿后来我传给了王小军。这家伙楞是学了些时才悟出 “砸锤要准，落锤要稳”的道儿呢。
后来大家伙儿考虑到我有腰伤住过院，就分配我去摸水情了。我们用的都是些土方法，耳朵里塞把草，鼻子捏紧，肚子一吸气，猛子扎下去，像在浑水里摸泥鳅。如果手上脚上探过去有小气泡、小旋涡，就浮出来换另外个人下去看。要是也察觉有旋涡，那就要喊专家来看了。
查水情的活儿王小军干不了，他是个旱鸭子。我硬把他拉下水，却也只害得他呛了几口水而已。就为这他还恨了我好几天呢。这查水情的活儿我也没一直干下去。有一次第一个下去查看的人察觉到了旋涡，队长派我下去确认。河里的水好多天没见过太阳了，我一下水就打了个寒噤，像举着双螯的大虾在河里蹦跳着踩水。真得骂几句那该死的天气，我感觉我已经冻成了凉皮。我说情况不妙，腿蹬不动了。他们费了点儿劲儿才把我拖上岸。我像根吸饱了水的腐木被他们拖上岸，拍打了好一阵子才恢复了点儿血色。这是我在部队里落下的病根。他们怎么也不相信我是个散打冠军。他们笑我现在这个熊样连做那事儿的本事都没有了。说归说，他们还是七手八脚地把我抬进了小河镇卫生院。
等我那次出院后，我就只能去抗沙袋了。也就是小河镇划归昌县的那一年。早在年初的时候，老天爷就瞅住了机会。趁着有些人忙着思考归属问题的时候，雨已经稀稀拉拉地下了一个多月。到了六七月份，雨就像在地上炒豆子。洪水里像有上千条八爪鱼，它们可以钻洞可以攀援，小河镇开始节节败退。先是漫堤，然后分洪，淹了百十户农田，又冲了十几户鱼塘。最后上面的水库截住了洪峰，这才断住了态势。
那一年平县人狠狠地看了昌县一个笑话。平县人在援助我们的时候，依例送来了一批帐篷、瓜果和粮食。他们和往年一样面露难色，表达了他们作为“生母”应有的同情，但现在小河镇已经有了昌县这个富有的“后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会不会好起来我不知道。平县人来慰问的时候，我已经住进了医院。我连沙袋也抗不起了。我的腰里像灌满了沙，骨头缝里都是。整个人都成了一个沙漏，流沙经过哪里疼痛就穿过哪里，躺着疼，侧身也疼，连打个喷嚏都会让人疼痛难忍。
其实，每年我都会提前去医院做些预防准备，像一件过季的衣物在遇上潮湿的天气前应该送去干洗店干洗一样。但总是于事无补。
镇上康复科医生是我老丈人的朋友。她窝在椅子里半天不做声，她对我这个病人早已不抱什么期望了。她还是那么坦诚地告诉我了一个无解的循环往复的机理。比如，我要是还干一些打桩、抗沙袋的苦力活，那我的腰椎永远好不了，紧接着我的肩膀、颈椎在一定的时候会一起发作，让我的脑袋出现应急性头痛、头晕，手臂僵硬、发麻，说不定端碗、夹菜都困难。她连检查膝跳反射的木锤子都没摆出来。她在我的腰夹脊、腰俞等位置施针，像在一行一行地插秧。我想，这一次治疗她可能又会颗粒无收。
她帮了我不少忙。每次都会想办法免费给我弄一些非医保类的药或是针剂，有些是她从别的病人那里省下来的。比如遇上哪天某个病人没有按时来，她就会趁临近交班的时候闪进病房注射在我身上。看她那慌张的样子，我还真担心她会不会给我打错针。等她施完了针，把针具放进白大褂的口袋，她才悄声告诉我刚才打的是什么针起什么作用。她有时候也会当着我的面给我老丈人打电话，报告我身体恢复的状况，刚才给我用了什么针等等。可她这次给我交了底。大致上是说我这种情况搁在他那里扎扎针、拔拔罐，缓解缓解症状完全没问题。她稍微支吾了一下，两只手在白大褂的兜里捣鼓着什么。我还以为她又会掏出什么神秘针剂。但她实际上是想表达她的难为情。医院管得紧了，什么药是哪个医生开的给谁用了在电脑上一查就出来了。她的话一出口，我立马就想到了“收赃”这个词。我对她的善意充满了感激，但我绝对不是一个贪图便宜的人。我表明了我的立场。她的手也从口袋里掏出来了，什么也没有。
她后来又给我想了个办法，把我转到了昌县人民医院。转院的那天，她给我老丈人打了电话，说我好歹也是个公务员，转院医保可以报销。也正如她所描述的那样，县医院的仪器先进得多，光做磁疗热敷的仪器就好几种。有的像护甲可以捆在腰上，有的像块兜了热水的尿片可以躺着。我问护士这些都是什么用途，护士会不耐烦地告诉我：和那个仪器一样。我说既然都一样为什么要这么多种呢。护士有时答不上来就会气呼呼地反问我：谁让你是个病人呢。
我揣摩了下这句话，很有些意思。我刚转院来的时候，要给我抽血。我知道这一套抽血化验下来至少就是五六百块。我说我在小河镇医院抽过血了。护士说，那是在别的医院。我说不都是医院吗？护士直接在我手臂上绑上了橡皮管子，一管接一管的抽血。我说医院不一样但是血都是一样的啊。我和护士之间的对话从来没有愉快过。出院的时候护士等我签完字打完评分，也终于笑了一回：你们这些医保病人真难伺候。
他们的病人也是不好当的。我要是有钱，随它折腾，保证也能当个好病人呢。除去能报销的部分，杂七杂八地算下来我自己掏了不少钱。叶丽莎说我这是工伤，钱应该由单位出才是。王小军帮我问过了，不能算工伤。相关政策解释也很清楚，比方说要是打桩的时候，一锤子把自己手砸残了那就是工伤，要是查看水情时被铁丝、玻璃瓶划断了肌腱那也算工伤。说白了，我这个腰椎病不是一天两天落下的，说不清楚究竟是哪一天哪一个时刻造成的。
我知道叶丽莎并不是完全因为住院费用的事不高兴。她看我一步一挪的残疾样儿，还是递给了我一杯水，让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我是被提前赶出院的。医院的床位很紧张，像我这种可以下床走动、生活自理的人应该自觉地挪腾地方，给开一些药回家服用。这些多半不能走医保报销的药，占据了我总花费的四分之一。我不能把这些全部告诉叶丽莎，她一定会让我回医院讨个说法。她可能会说，你一个警察怎么会这么窝囊，怕这个怕那个，什么都不愿意争取。我不愿和她争吵，那样，我会觉得更累。
她在厨房做饭，从她切生姜的声响里我能够感受到她在酝酿一些情绪。她可能在抱怨我没有配合她完成紧急任务，然后又把自己的身体弄成这般样子，还产生了这么一笔本来不该有的费用。她一直在憧憬着好日子，有一处闹市里的宽敞明亮的房子，像电影里的人那样每天出门就开车，每天有花不完的时间去逛街、购物，也不用担心银行卡里的数字会让人时时刻刻的脸红。
她在那里切姜，每一刀都会缓慢、迟钝地切在砧板上，发出“当、当、当”的声音，像一个无聊至极的人在削木头打发时间。凉拌生姜丝是我们这里的一道驱风散寒的家常菜。可她从来没有做好过一次。我给她说过很多次，给她示范过，一定要顺着生姜的纹路来切，切起来省力而且姜丝会又细又脆。可只要说她两句，她立马就会洗手不干了。如果不说她，她会像捉蚂蚁那样在厨房里慢慢洗菜、切菜，然后满灶台都是盘子、碗、盐罐、醋瓶、筷子、刀、铲等等，就像三岁小孩乱丢的一堆积木。如果哪天回家晚了，还可以凭她摆放在灶台上的这半碗葱花那半碗生姜大蒜，猜出她炒过什么菜，她用哪只碗盛的水，又用沾了油的铲子去碗里取了什么作料，像一个完全没有被破坏的犯罪现场。
她一定是故意的，故意不按生姜的纹路去切，切出来的姜丝一定会是毛刺刺的，嚼不烂，专门卡牙缝。
她是在向我宣告这是她的方式，不会改变。
直到她切破了手指头，她的情绪才像她满手的鲜血那样爆发了出来。我不想向您描述我们吵架的详细经过。那一点儿意思也没有。那是我和叶丽莎的最后一次长谈。我们说起了我们无聊的约会，相去甚远的喜好，应付式的结婚，谈到了我们没有孩子，还很多很多年的房贷。我们像两个饱受疾病困扰的人，虽然查明了病因却是毫无办法应对、摆脱这一身的毛病。
试图改变一个人的人是多么的愚蠢。要结束这个愚蠢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离开那个人。恐怕连您也不大相信这就是我和叶丽莎不了了之的结局。我们的婚姻就像两块漂移多年的板块相撞在了一起，然后又在一天天开始移向了别处。
那天夜里，我也没有替她包扎伤口。我认为那是一个成年人必须要面对要学会的技能。她也没有送我，只是让我别落下什么衣物。我一件一件地拾掇衣物，像她切姜丝一般缓慢、迟钝。
而此时，我才意识到这些衣物陪伴我多年了。我诧异、怀疑，我这么多年竟然没添一件新衣物？应该是的，就像我从不喜欢结识新朋友一样，我一件衣物也没买。认识一个人该有多难啊，要花去多少精力去筛选、认识，最后才成为朋友，然后再保养、维护这个关系。这些，对于我来说都太难了。真的，太难了。我害怕陌生的一切。可我那会儿也对熟悉的东西感到恐惧。收拾一次行李该有多难啊，就像在整理我之前的一生。春秋穿的、冬天用的，里面穿的，外面穿的，看过的书，日常用的药，它们都从某个固定的地方被我取了出来，又被一件一件地摆进固定的位置。对于它们来说，我算是个朋友。它们一直沉默着，只是在恰当的时候才和我相遇。我的目光迟疑，不敢多抬高一寸。我害怕它们说“带上我吧，可能你需要我”、“在某一天你会想起我的”。它们的目光变得也迟疑。我像是天上丢了轴线的风筝，它们担忧我的现在、忧愁我的未来。
我甚至记不清袋子里装的是些什么，反正总得当着她的面装些什么然后再带走什么。
我一步一挪地出门、下楼，背后只有鞋底在地面上拖沓的声音。我连夜开着车回了小河镇。我能带走的也只有这台车了。随行的还有两年的分期债务。穿过昌县县城的时候，我抬头看了一眼天空，原来城里的夜晚并不是黑色的。五味杂陈的光散布在城市的上空，一点一点地抵消了暗夜的底色，那天空一点儿也不明净。
作者简介：侯国龙，武汉市第十届、第十一届签约作家。以中篇小说创作为主，作品散见《啄木鸟》、《芳草》、《湖南文学》等文学期刊，有小说被收录入重要年度选本；另有报告文学、诗歌在《人民公安报》、《长江日报》、《湖北日报》等报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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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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