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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眼神

来源:作者 作者:王志云

早上七点,郝根生刚进派出所后院,就看见昨晚值班的老朱一手拿着大饼馃子,一手端个碗,站在食堂门口冲着他笑。

“大早晨的笑嘛?昨晚出警拣钱包了?”郝根生一边大声说着,一边停车下来,推着自行车往车棚方向走。

“等会儿,等会儿”,老朱说着急走几步来到郝根生身边,“有个好消息,有个坏消息,你先听哪个?”

“你还小吗,成天整这个。”郝根生白了老朱一眼说,“坏消息。”

“洪湖里昨晚出命案了,分局刑警都来了。”

郝根生心里咯噔一下,这真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还嫌自己不够烦吗?不过他随即稳住心神,看向老朱的脸,这家伙不是拿我开心吧?

老朱看出郝根生不信,收敛了一下笑容说:“从楼上掉下来摔死的,早上五点多钟发现的,刑警现在应该还在现场,刘所说你昨天两点多才回家,让你多睡会儿,他赶着去现场了。”

“哦。”郝根生应着,两手一提把自行车掉了个方向,往院外就走。

“哎哎哎,你还没听好消息呢”,老朱追在后面喊,见郝根生头也没回,只好大声说了出来:“死的是方文霞。”

听到老朱的话,已经骑上自行车的郝根生脚下没停,心里却又咯噔了一下,忽然就想起早上路过小河边时,看见对岸树林中有只鸟扑楞楞飞过,不过没有叫声,又被树枝挡着,当时就想到底是喜鹊还是乌鸦来着,现在想来,那鸟的形象越发模糊了。

郝根生心里骂了一句,脚下蹬得更快了。

洪湖里小区离派出所不远,骑自行车十几分钟就到,不过今天郝根生只用七八分钟就到了洪湖里,还离着老远,已经看见9号楼和10号楼中间靠近小区围墙处聚了好多人,附近几幢楼上的阳台上、窗子里也有不少人,无数的手机都对准着同一个方向。

9号楼和10号楼是小区的最后两排楼,再后面就是围墙了,所以隔离带从10号楼的侧墙拉到9号楼4门与3门之间,正好与两栋楼的侧墙和围墙一起划出了一块方形区域。郝根生锁好自行车挤到最里层,挑起隔离带,弯腰钻了过去,离得最近的一个协警赶忙跑过来,正要喝止,发现是郝根生,马上打招呼:“根哥,来啦。”接着还想说什么,可看看后面离得很近的围观者,最终没有说出口,只是冲着郝根生不易察觉地笑了笑。

郝根生应了一声,四下看看,没发现尸体,也没有勘察的刑警,只有两个身穿保洁制服的人在洒石灰沙子一类的东西,应该是在清理现场。

“师傅”,治安民警刘胜利走过来招呼,脸上透着一抹极力压制的笑。郝根生很喜欢这个高高大大的小伙子,人挺帅,也聪明,虽然黑了些,可一点也不影响他的形象。刚入所时郝根生带了一阵子,后来转去搞治安了,可还一直叫郝根生师傅。

“刘所说了,您要来了就上楼顶去。”

郝根生抬腿往9号楼4门走去,刘胜利跟在后面:“这下您的麻烦算解决了。”

郝根生哼了一声:“别说没用的,怎么回事?”

“哦,早上五点多小区保洁发现的,保安报了120,又报了警,我们来时人已经凉了,120来了还抢救一通,最后宣布死亡,当时我就认出是方文霞。上楼敲她家门,半天没人开,应该是家里没人。后来七大队和技术队也来了,尸检说符合高坠死亡,死亡时间超过5个小时,也就说是昨天晚上掉下来的。坠落地点在9号楼与10号楼之间,两栋楼在这面的侧墙上都只有卫生间的窗子,不会掉下人来,所以应该是从楼顶下来的。刚才人已经拉走了,可能还要做解剖。”

“嗯。”

“您说会不会是自杀?”

“你自杀她也不会自杀”,郝根生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嘿嘿,我也是这么琢磨的。”刘胜利坏笑了一声。

走过401的时候,郝根生看了一眼方文霞家的防盗门。那是一种老式铁栅栏防盗门,现在用这种防盗门的人已经不多了,在面对最新式防盗门都能长驱直入的技术开锁的入室窃贼们面前,这样的防盗门形同虚设。

这么说着,就到了楼顶。通往楼顶的门从外面看就像是个坡顶的小房子,昨晚当班的副所长刘家起和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正站在门边说着什么,见了郝根生就招呼一声:“根哥。”

身材瘦高、面庞白净的刘家起是去年从分局指挥室提到所里当副职的,虽然是机关出身,但为人还算谦虚,对郝根生和老朱这样的老民警都挺客气,所以虽然业务上弱点儿,民警们对他还比较尊重。

郝根生就走过去,却听到身后的刘胜利一声轻呼:“我去,开心农场啊。”

在楼顶的拐角处,各色装满土的木头箱子和铁笼子围成一圈,足有八九平米,其中两个箱子中各伸出一根葡萄藤,顺着用竹杆、木棍和绳子搭起的架子爬成了一个顶子,天已深秋,稀稀落落的枝藤架在上面,把清晨的阳光与满地的砖头、铁筒和一把落满尘土的折叠椅凌乱在一起。其他的箱子里则长满了各种植物,有的已经枯了,有的却还绿着,还有的刚钻出小苗儿来,看不出种的是什么。靠着楼边的一溜铁笼子里,不时有咕咕的鸡叫声传出。两个刑警正站在一堆杂物中靠近楼沿的地方比划着什么。

终究还是从这里出的事。看着不到半米高的楼沿和木箱子,郝根生心里暗叹一声。却听刘家起说:“张队,根哥是洪湖里的片儿警,他熟悉情况,尤其对方文霞家最熟不过了。”

七大队的大队长们郝根生都认识,但眼前这个矮胖墩实,长着一双笑眯眯小眼睛的年轻人却看着面生,应该是刚提的副大队长,这些年市局提干部的速度越来越快,一大批小年轻成了主力。

郝根生听出刘家起话中的挪瑜之意,嘴角咧出一丝苦笑,冲着那个年轻的张队点点头。

张队也点点头,一指开心农场:“这是方文霞家的?”

“对。”郝根生说。

“怎么能在楼顶弄这些东西?”

“有钱,任性。”

郝根生的回答让张队一愣,似乎没想到面前这个五十多岁的老警察会说这么时尚俏皮的词儿,呆了片刻才摇摇头:“现在的老百姓啊。”

刘家起在一旁说:“也只有方文霞才能干出这种事来。她这么整,楼里的住户没意见?”

“意见大了去了,一直做工作,调解,不顶用,要是当初强行拆除,估计她早跳下去了。”郝根生说着一指那两个刑警站的地方,“是从这里下去的?”

“从尸体的位置看,应该是这里了。”张队说。

“只是不知道是自杀还是他杀,或者是意外失足,根哥你看呢?”一旁的刘所说。

“自杀不可能,方文霞不是那种人。”

“从死者坠楼时的穿着看也不像,等访问的人回来了看有没有异常情况。一会儿再到她家里看看,如果没有遗书一类的东西就可以排除自杀了”,张队说,“对了,她家人联系上了吗?”

“联系上了,马上就回来”,刚挂掉手机的刘胜利走过来,“她爱人苏建平昨晚在学校值班,睡觉时把手机调静音了,所以之前一直打也没人接。刚才看到未接电话回过来,我们告诉他家里出了点事,他就往回赶了。”

“那就只有自杀和他杀两种可能了。”张队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其他人说。

“我看他杀的可能性也很小,尸体身上没有撕扯、抵抗痕迹,楼顶这里也没有搏斗、拖拽痕迹,看不出任何他杀迹象。”刘家起接道。

“说的有道理,不愧是老公安。”张队冲着刘家起笑。

郝根生觉得有些奇怪,这些事情应该是刑警们研究的,可这个张队却似乎很喜欢在这里跟一个机关出身的派出所副所长、一个年轻的治安民警和一个五十多岁的社区民警探讨案情。

不过刘家起似乎很喜欢这样的交流。

“所以,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方文霞大半夜的上到楼顶来自己的开心农场做些什么事,比如鸡笼门没关,或者为刚出土的菜苗盖上篷布防止冻死之类的,咱们刚刚上来时门上挂的锁和钥匙应该就是她的,而且刚才访问这楼里的几户人家也证明了这楼顶只有她有钥匙。”刘家起扶扶鼻梁上的眼镜,眼中露出一丝得意,“但是她上来之后呢,因为天黑看不清楚,或者什么意外突发情况,比如拌了一下,或者一只野猫的惊扰,一不小心掉了下去。”

“嗯,我觉得也是这样。”张队频频点头。

这时,刘胜利的电话响了,他接通电话,嗯嗯几声,然后转头说:“刘所,张队,苏建平回来了。”

“好,我们下去。”张队说完,招呼了一下一边的两个刑警,几个人一起下到了四楼,站到了401的防盗门前。

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中年男人的身影出现在楼梯拐角处,有些发福的身子伴着大口的喘息声不分部位地抖动着,一双满是张惶的眼睛扫视着站在自家门口的几个人,很快盯在郝根生脸上。

“郝警官,出什么事了?楼下怎么这么多人? 文霞呢?是不是她出什么事了?”

苏建平的眼神让郝根生心里莫名地动了一下,但这时却没时间去想为什么,他看看刘家起和张队,轻叹一声:“苏老师啊,咱先进屋,慢慢说。”

苏建平打开单元门,几人跟在他身后进了屋。除了郝根生,其他人都是第一次进方文霞家,所以郝根生明显感觉到了几个人脸上表情的诧异。

这也太乱了吧。

郝根生当初第一次进来就是这样的想法。

这是一件老式的偏单元,进门右手就是厕所,往前是厨房连着阳台,再往前就是一左一右两间卧室,几个门之间狭窄的通道就算是厅了。通道顺着墙堆满了东西,有马扎、竹竿、木箱,还有一大堆满是乌渍灰土的白布,上面好像还印着红字,应该是布标。

右边卧室门关着,左边的门开着。苏建平站在两个卧室中间,犹豫了一下,把几个人让进左手的房间。厚厚的窗帘拉得很严实,屋里有些昏暗,靠墙的一个老式写字台上亮着一盏台灯,暗黄色的灯光照着桌面上几张翻开的纸和一旁堆得满满的文件袋、快递袋和塑料袋,都是鼓鼓囊囊的。

桌上还有一部大块头儿的山寨手机,除了打电话发信息外防身也是不错的功能之一。

苏建平走到窗前,哗啦一声拉开了窗帘,阳光一下子冲进来,满屋的尘土都快乐地从堆满衣服纸张和杂物的床上、柜子上和地上飞舞起来,四下寻找新的落脚点。刘家起和张队几个人都下意识地往后躲了躲,尽量离开满是尘土的阳光。

“苏老师,这是刑警的张队长,这是我们所的刘所长,还有大刘警官。”

郝根生冲着转过身来的苏建平介绍着,然后看向刘家起,用目光询问该由谁宣布那个消息。

“嗯,苏老师啊”,刘家起上前一步开口说道,语气缓慢得听上去比较沉痛,不过郝根生知道他是在组织词汇。“今天早上你爱人被人发现从楼上坠落,经过抢救无效死亡。关于她坠楼的原因目前我们正在调查。所以请您节哀,并请配合我们工作,查清真相。”

苏建平定定在站在那里,身后的阳光肆无忌惮地继续在屋中飞舞,让人有些看不清他的表情。或者,他的脸上本来就没有任何表情。郝根生他们也不再说话,一群人就定格在屋里。

这时,张队的手机响了,他转身出屋去接电话,一群人才重新活动起来。之前在楼顶上见到的两个刑警进到屋里,开始四处翻看。苏建平也开始转头在屋内四下看,看被各种文件袋和书籍杂志堆满的只容一个人睡觉的大床,看堆满了衣物的老式木柜,看同样被杂物占据了大部分空间的沙发和茶几,还有墙角堆着的另一堆白布标样的东西。

两名刑警熟练地翻看了一会儿,又把桌上的山寨手机拿了起来,对视了一眼走出屋去。片刻之后,张队回来了,对苏建平说:“我们有些问题想跟你了解一下。”

“人现在在哪儿,我想看看她。”苏建平说。

“人已经拉走了,可能需要做解剖以进一步确定死因,还要请您签字同意。”

苏建平拿出手机开始打电话,可拨了几次似乎也没人接听,于是他开始在手机上编辑短信,发送了之后才对两名刑警说:“那来我这屋吧。”

三人去了对面的卧室,还随手关上了门。刘胜利在身后低声问郝根生:“他们不住一起?”

“你看看这屋子,还能多呆一个人吗?”

三人没有跟过去,刘胜利走到桌前,拿起几张纸看了一下,又轻笑起来“根哥,还是告你的。”

郝根生走过去,看见最上面一张纸上赫然打着两行标题:人民警察徇私枉法放凶手,公安机关官官相护害百姓。下面的抬头赫然写着: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央政法委、公安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一路列举下去,占满了大半张纸,市政法委被排在了冒号前的最后一个。

“看来还是要去北京。”刘胜利说。

郝根生没有继续看下去,关于控告信的内容他已经再熟悉不过了,他没有说话,心里却轻叹一声。

刘胜利和刘家起的手机同时响了,二人走出去接电话,屋里只剩郝根生一个人,他走到屋子中间,四下环视满屋的凌乱,脑子里不由自主就想像起方文霞昨天晚上在这屋里的情形,接着又想,究竟是什么让她以那样一种方式去生活,如果知道自己的生命很快就会结束,她会不会对自己之前所做的事后悔?

这套房子原来是方文霞的婆婆苏老太和上初中的外孙女一起住的。苏老太虽然70多了,但身体硬朗,为人和善,每天除了给外孙女买菜做饭,就是在楼下跟老人们晒太阳聊天,跟邻居们的关系都特别好。

五年前,方文霞两口子搬了过来,说是自己已经从公交公司内退了,正好没事做,专门来伺候婆婆,把苏老太的外孙女以学习紧张不能分心为由送回了父母家。后来大家才听说原来方文霞家是因为修建地铁站拆迁,她家在坚持了六个多月后成为整片地区最后一个搬迁的人,而且据说她得到的补偿款是别家的三倍,但这个说法没有得到证实。反正拿到了补偿款的方文霞没有选择去另买新房,而是来到这里尽孝道了。

按理说,儿媳妇来了,苏老太的日子应该过得更舒坦才是,要是从那时起,邻居们发现老人的面色一天不如一天,脸上的笑也少多了,只是在外面呆的时间越来越长了,有时太阳都落山了也不愿回家。大家伙儿问怎么回事,苏老太却不肯说。直到有一天,有邻居听到苏老太家传出摔东西的声音,还夹杂着方文霞的叫骂,才知道苏老太跟媳妇处得不好。苏老太的为人邻居们都知道,所以毛病肯定是出在方文霞这个儿媳妇身上,但那毕竟是别人的家务事,就算再看不过去也不好说什么。

消息传到苏建平妹妹那里,闺女心疼妈,苏建平的妹妹和妹夫来了几次,要为母亲讨个公道,却没有一点用处。有心把老娘接走,自己家里却只是两间小平房,不说住不住得开,单说冬冷夏热就不如楼房,想着为老娘身体考虑,终于还是把苏老太留了下来。

从那几场架之后,苏老太就基本上再没出过门,据说是病了。几个月后的一天早上,9号楼4门的门栋上贴上了一张“恕报不週”的白纸,苏老太去世了。

苏家人为老太太办了一场洪湖里居民至今提起来仍记忆犹新的丧事。苏建平的妹妹妹夫与方文霞把设在家里的灵堂打成了一锅粥,被撞翻的蜡烛险些把老太太的骨灰盒都烧了。邻居打了110,身为管片儿民警,郝根生也到了现场。

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方文霞,这个女人中等身材,也不是特别胖,眉眼让郝根生想起了香港电影里一个叫“石榴姐”的角色,只是方文霞脸上多了些横肉,有股不怒自凶的倾向。虽然披麻戴孝,但脸上见不到一丝悲伤,始终倒立着的眼睛看向每一个人都带着怨恨似的,让人懒得再多看一眼。

相比之下,她的丈夫苏建平就显得慈眉善目了,身为中学数学老师的他,一张圆圆的脸上经常眯着的小眼睛让看上去很有学问也很和气的样子。面对老婆和妹妹的争吵,他却是一直保持沉默,既不参与,也不劝解,不知道的人看了还以为他是个不相干的人。不用说,在这个家里,苏建平绝对是弱势。

两家人吵得不仅仅是老太太生病去世的原因,还有房子的归属。郝根生可以制止现场事态,对于财产问题却是无法调解,便说,去法院吧,法律说了算。

一场官司下来,方文霞得到了房子的居住权,却要给苏建平的妹妹十几万块钱。从那时起,郝根生再下片儿遇到方文霞时,每次都会从对方眼中看到不加掩饰的怨恨,这让郝根生感到有些莫名其妙,莫非她把那十几万的全算在了自己身上了?

你会遭报应的。这是苏建平的妹妹在法庭上最后对方文霞说的话,从此之后两家人便彻底断绝了来往。

邻居们也都这样说。可是方文霞却依旧活得滋润,并且努力把日子过出了花样儿来。

两年前,街道为了响应市政府建设美丽家园的号召,专门拨款给洪湖里小区每排楼中间都修建了绿地,小区的形象立刻上了档次,不过后来由于养护不到位,野火虽没烧,春风吹起来的却是越来越稀拉,但不管怎么说,还是有些绿色的。方文霞就看上了这些绿地。

她用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竹片、树枝什么的,把9号楼门前的绿地围起了一块,然后把草地翻了,种上了不知什么菜的种子。当时正是四月天,很是下了几场春雨,菜苗们儿便热热闹闹地生长起来。邻居们看到了,有的就想也学着圈块地种菜,更多的却是看不惯,于是问题反映到了居委会。

居委会不能不管,但想到方文霞的形象和事迹,心里便先怵了,少不得一个电话打到郝根生这里。于是,在郝根生的带领下,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联合市容、卫生和综合执法一齐上阵,历时三天时间,终于成功将方家菜园清除,不过郝根生发现,现场那么多人,方文霞偏偏就一直盯着自己,他心里只有苦笑。

不过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两个多月后,洪湖里的居民开始在清晨四五点钟的时候听到公鸡打鸣的声音,开始声音还不大,听到的人还不多,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大,从天还没亮一直到太阳出来。开始大家没在意,认为可能只是暂时现象,也许是谁家买的活鸡,马上就要宰了熬汤,或者当药引子呢。但是,罪魁祸首的命运却并没有按大家想像的那样结束,而是持续了下去,并且每天都用同样高亢的一声接一声的打鸣告诉大家,哥还活着。

居民们不干了。尤其是家里有上学孩子和生病老人的,鸡鸣的时候正是最需要睡眠的时候,家里的整个生活都乱了。于是大家开始寻找祸首,最终将声音来源锁定了9号楼靠西边的楼顶,也就是4号门栋的正上方。

居委会的人想上楼顶看个究竟,却发现4号门通往楼顶的门被人锁住了。想从其他楼门上去,也都是锁着的,只不过那几个门的锁都早已生锈,而4号门的锁一看就是正在使用的。

居委会大妈们挨家询问,却没人承认。大妈们也有办法,不是没人承认吗,好,我们现在就找人把锁撬开。这么一说,方文霞出来了,是我家的,怎么着吧?

有困难找民警。

郝根生同志再次来到现场,看到了许久不见的方文霞女士。

“先把门打开再说别的。”郝根生说。

于是,大家看到了方文霞的开心农场。

巧的是,开心农场下面六楼那家一直没人住,其他邻居也从来不上楼顶,所以不管方文霞在楼顶如何折腾,一直也没人发现,当然,可能别的楼的住上面几层的住户早就看到楼顶的葡萄架子,可这年头,只要不关自己的事,谁会去多嘴多事呢?

要怪也只能怪那只打鸣的公鸡了。

“楼顶怎么能弄这个?”郝根生说。

“怎么不行?我一没偷二没抢,犯法了吗?我这叫自食其力,楼下是公共绿地不让我种,我在楼顶上种惹着谁了?有哪条法律规定楼顶不能种菜的?”

“你种菜,影响了房屋质量,还容易造成隐患,再说这样你自己也不安全啊。你看,楼沿这么矮,一不小心就容易掉下去,你不为别人也要为自己着想啊。”

“我掉下去我乐意,我摔死我活该。”

郝根生无语了。士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也不知道这句话怎么跑进脑子里的,可能是前些天看电视剧时听到的吧。

“你的安全是你自己的事,可是你的鸡打鸣影响了群众生活就是大家的事了。”

“这是鸡的问题,关我屁事,有能耐你不让它叫。”

耐心劝说对上胡搅蛮缠,郝根生同志头大了。第一次劝解无功而返。

第二天,城市各大论坛上出现了关于洪湖里楼顶开心农场的照片和对于公鸡打鸣的控诉。第三天,城市早报的记者来了,被一把大锁头挡住了。第四天,电视台的记者也来了,同行的还有综合执法和群众代表,当然,郝根生同志又被公推站在最前面。

9号楼的楼顶从来没上来过这么多人,大家都为开心农场的规模和主人的魄力所折服,摄像更是使劲地拍。综合执法说,如果方文霞不自行拆除,他们就要按照城市化管理办法的规定强行拆除。

“你们敢!”方文霞站到了楼顶边上,“你们敢拆,我就从这里跳下去。”

郝根生让所有人安静,然后一起站在那里,与摄像机一起看着方文霞。

方文霞瞪了会儿眼,知道今天无法善了,终于下了决心:“好,你们不是说公鸡扰民吗?我就不让它扰了。”说完弯腰打开鸡笼门,扑腾一阵抓出一只公鸡,举给摄像机看,大家发现,那是一只还没长大的小公鸡,冠子还缺了一半,却不知为何嗓门这么洪亮。

亮完相,方文霞一扬手,把半个冠子的小公鸡从楼顶扔了下去。“谁还说我扰民?你们再没完,我就跟着鸡一起下去了。”

没人敢再没完了,因为所有人都看到方文霞脸上的狰狞,好像刚刚扔下楼的是她的家人。反正扰民的鸡被处理了,也算是取得了阶段性战果,其它的,慢慢来吧。

临下楼的时候,郝根生再一次看到了方文霞仇恨的目光。

据说有人看见,那只公鸡从六楼下去并没有摔死,又被方文霞拣回去了,但不管怎么样,从那儿以后洪湖里也再没听到公鸡打鸣的声音。而电视台录的东西最后也没有播出。楼顶的开心农场自然要处理,但什么时候处理,怎么处理,没人再提。

春季严打开始了,全局专项行动一个接一个,开心农场的事就一直搁下来,只是有时想起来,郝根生就会从心底升起一股无奈。

工作有点空闲的时候,郝根生也去了几趟洪湖里9号楼,但是一次也没见到方文霞,通往楼顶的大门更是一直锁着。

春季严打之后是夏季治安,然后是打盗抢专项行动,眼瞅着快到国庆节了,方文霞又出事了。

洪湖里小区原先的楼间距挺大的,可后来有车的人越来越多,放在马路上又不放心,都愿意停小区里来,于是小区就成了停车场。由于也没个固定车位,谁先到谁停,还有人事先拿东西占位置,为这事闹过不少矛盾,郝根生在忙着调解的同时也跟居委会一起想了些办法,但都没管大用。

9号楼和10号楼之间是一块大家都喜欢停车的地方,因为前面就是围墙,不存在影响别人通行的问题,也就不怕别人对车使坏,横向七八米的距离,有时能停五辆车。

一天上午,一辆拉着好多铁栅栏的农用三轮车开到9号楼和10号楼之间,车上的人跳下来一通忙活,没多大功夫,便用铁栅栏围出了一块六七平米的地方,然后弄些工地上秀的彩色编织布一围,用铁丝一勒,上面再盖上几块石棉瓦,压上砖头,一间简易房就成了,其中一面铁栅栏上还开着一个门,一把大铁锁把门锁得结结实实。

开始大家伙儿以为是街道又要在小区里有什么施工项目,在这里存材料,可后来看到出来进去的竟然是方文霞,再看小屋里放的大白菜、破桌子坏椅子,还有两辆生锈的自行车,才明白这是方文霞自己搭的小屋。

这下大伙儿不干了,公共区域私搭乱盖是最让人讨厌的,小区的档次一下子就尤其是经常在这儿停车的几户更是生气,一间小屋就占了两辆车的位置,原本紧张的停车位置又少了。

问题反映到居委会,大妈们到现场看了小屋,连上楼都没上楼就给郝根生打了电话,说了情况。郝根生当时在所里正忙着不可开交,接到电话也是叹了口气,对居委会主任说:“这种事情是综合执法管辖范围内的,还是找他们好些。”

居委会主任就不好意思地笑:“这个我们也知道,不过咱们关系不是好吗,你在小区里又有威信。”

我有威信?楼顶的开心农场还没整利索呢。郝根生心里这么想,嘴里却说:“你们先跟综合执法反映一下,等我手头儿空下来也去看看。”

电话打到综合执法大队,那边很快就来了两个人,看了看小屋现场,在门上贴了张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所有人在三天之内自行拆除,否则将会强制拆除并进行罚款处理云云。

三天时间过得挺快,小屋没拆,综合执法也没来,郝根生倒来了。当天上午,他正好有空,就来居委会转转,顺便看看小区的几个孤老户过节的东西准备得怎么样了,结果就被居委会主任拉到了方文霞的小屋那里。

郝根生唉口气,上楼敲响了方文霞家的门。开门的是苏建平,那时他家里还算整洁,没有那么乱。郝根生就说了小屋的事,说是公共区域,私搭乱盖不合适也违法。话没说完,方文霞就从屋里出来了,嚷嚷着:“他们停车就不算占用了?我占那地方也是停车,自行车也是车,凭什么我们就不行。你们就看不起我们穷人是吧。”

郝根生就说:“停汽车是大家的需要,晚上停白天走,你的房子属于私搭乱盖,影响小区环境,也影响大家生活,现在综合执法已经贴出通知了,你要再不自行拆除,等人家强拆,连那些盖房的材料都要损失了。”

“我看谁敢拆!城管就了不起?”方文霞毫不示弱。

劝说工作一如既往地没有结果,正好这时所里来电话通知下午全体会,郝根生一看快中午了,就要赶回去,便出了门,临走时对方文霞说:“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这个小房子肯定是要拆的”。

回答他的,是一声轻蔑的“哼”和重重的关门声。

当天下午,两辆喷着“综合执法”的面包车和一辆双排汽车开到洪湖里9号楼下,一群拿着各式工具的综合执法队员下车,在寻找屋主无果的情况下开始强拆。当行动接近尾声时,方文霞出现了。她哭喊叫骂着从后面一次次扑向强拆的队员们,身撞手拉脚踹嘴咬,却一直无法靠近正走向毁灭的小屋。最后一次,当她用尽全身力气再次冲上去时,却不知怎地脚下一拌,重重摔在已被推倒在地的铁栅栏上,原来压着石棉瓦顶子的一块砖头掉下来,正正砸中她的脑袋,顿时鲜血直流。

两个多小时之后,伤员方文霞出现在洪湖里派出所的值班室里,头上横着缠了一圈厚厚的绷带,从下巴到头顶竖着也缠了一圈,如果忽略满脸横肉堆出的煞气,很像一个刚拍完电影的女战士。她说自己被城管打了,是来报案的。

方文霞用激动的语调加表情叙述了自己为保护私人财产不受侵犯而采取自卫,最终被人群殴致伤的悲惨遭遇,要求公安机关一定要抓住凶手,还老百姓一个公道。末了还说,如果当时不是自己人单势孤和周围群众缺乏见义勇为的精神,加上担心可能会因破伤风危及生命,无法看到伸张正义的那一天到来的话,她是绝不会让那群凶手仓惶逃走的。

因为涉及到综合执法大队,值班民警将情况报告了值班所长,所长略一思考,便将这一并不光荣却十分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社区民警郝根生。

接受任务后,郝根生并没有急于到值班室去接待方文霞,而是先给居委会打了电话,了解事情的经过,特别问到方文霞是怎样受的伤,那边肯定地说,方文霞是自己摔倒之后又被房顶的砖头砸的,现场好多人都看到了。

心里有了底,郝根生就到值班室,把方文霞带到办公室,做了一份笔录。问话中,郝根生又从方文霞眼睛里看到那熟悉的恨意,只不过这次被怀疑、鄙夷和游移的目光掩盖得不那么明显了。

对于方文霞提出的立即去抓打人凶手的强烈要求,郝根生说:“我们会尽快调查事情的真相,一切都要依法办事。”

“好,我等着。”方文霞恨恨地说,不知这恨意对谁多一些。

郝根生先去了洪湖里,在居委会有帮助下找到了不少当时在场的目击者,人们都说方文霞是自己摔倒的,没人推也没人打,倒是她从综合执法队员身上获得了不少点数。

郝根生又去了综合执法大队,大队负责人苦笑着拿出一堆照片,被扯坏的肩章、手臂上的抓痕、脸上的挠伤还有制服上的脚印,“这位当事人战斗值爆棚啊。我们一直在风口浪尖上,哪敢再动手?如果打,也是拿脸去打人家的手,拿屁股去踹人家的脚啊。”

“她的行为已经构成妨碍公务了,应该依法处理,对吧?我们还想着跟派出所报案呢。”大队长问。

“呵呵,处理不是目的,是手段,现在拆除目的已经达到了,还是教育为主吧。”郝根生打着哈哈。

当时综合执法也带有摄像机,但恰好没录上方文霞摔倒的情形,但从录像里看,在与方文霞的冲突中,他们确实一直没有动手回击。

调查结论做出后,郝根生向所长耿一东做了汇报,然后把方文霞叫到所里,对她宣布了调查结果,方文霞当时就急眼了:“姓郝的,我知道你一直看我不顺眼,也知道你肯定会包庇凶手,你们都是穿狗皮的!你等着,我跟你没完!”

当时方文霞就冲出去了,楼上楼下要找所长告状,被两名协警连劝带架弄了出去,告诉她所长都不在。结果第二天一早,方文霞就又出现在了值班室,声称见不到所长就不走。

耿一东听说后,又重新安排民警进行了调查,证实郝根生的结果,然后接待了方文霞。跟她说明了公安机关的调查不是某个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一切都要用证据说话。

“你们不给我做主,我找能做主的地方去。”

从那天以后,方文霞就开始了控告违法民警郝根生打击报复、包庇凶手,致使自己受害蒙冤无处申诉的问题。从分局到市局再到检察院,从区委、区政府再到市委、市政府、政法委,到处都可以看到方文霞执着的身影,随着告状部门的升级,她手中的材料越来越厚,除了头上的绷带外,辅助工具也从拐杖升级到了轮椅,以证明自己的伤情在不断加重,到后来还打上了大布标,标题就是:人民警察徇私枉法放凶手,公安机关官官相护害百姓。不过她的诉求倒是一直没变:依法处理打人凶手,查办包庇纵容犯罪的民警郝根生,赔偿财产和精神损失以及医药费等总计27.4110万元。

据说有人问过方文霞,既然被综合执法大队打了,为什么不去告他们,却偏偏跟公安局较劲?方文霞的回答是,我相信法律。这回答让所有人啼笑皆非。

相信法律的方文霞一次次把信访材料递交给各级政府部门,然后再层层批转回来,几乎每一次的批转都会重新展开一场对案件的调查核实,当然,每次的结论都是同样的,所以方文霞的诉求自然不可能得到满足。于是,方文霞同志抱着一颗悲壮的心去了首都北京。

公安部将信访件批转回来,市局领导做了批示,要求涉访单位采取妥善措施,依法办事,在一个月内了结这起信访案件。

批示不长,包含的意思却不少,有些虽然理解了,却是不能做的。而方文霞的诉求也是根本无法满足的。市局、分局信访办召集了不止一次开会研究解决办法,也多次接触当事人,但均没有结果,眼看着一个月的期限过了一多半,事情还没个着落。郝根生有时真觉得自己就像谚语里的那只骆驼,现在只等压倒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了。但是在倒下之前,他却始终无法说服自己停止前行,哪怕有时感觉真如跋涉在荒漠中。

可是如今,方文霞死了,那根稻草应该再也不会落下来了,而他,依旧要前行吧。

郝根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目光再次落到写字台上的那堆材料上,在临上楼顶之前,她应该一直在整理要告倒自己的那些东西吧。

那她为什么要去楼顶呢?

这个念头出现之后,便开始在郝根生脑子里徘徊起来。

对面房间的门响了,两个刑警走出来,后来跟着苏建平。

“咱们先谈到这里,您要想起什么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一个刑警说。

“一定,一定。”苏建平应和着,看见了郝根生,便带着歉意地说:“郝警官,辛苦你们了。”

郝根生一边随着往门外走去一边说:“应该的。”

楼道里,张队和刘家起正在说着什么,见几人出来,张队便对苏建平说:“那先这样,我们先回去了,您节哀。”

苏建平点着头,嘴里应着。经过他身边的时候,郝根生拍了拍苏建平的胳膊,也没再说话。

几个人下了楼,隔离带外还围着不少人,刘家起叫过一个协警说:“把隔离带撤了吧。”说完就和张队他们几个一起往小区外面走去。小区里太窄,警车根本开不进来。

郝根生推了自行车,也跟在几人身后,就听跟苏建平谈话的一个刑警正说着:“家属不同意解剖,说如果不是特别必要的话,不想死人再挨一刀了。”

张队点点头,又跟刘家起说起了话,郝根生就凑近那说话的刑警,问:“问没问苏建平知道不知道方文霞昨天晚上为什么上楼顶?”

“问了”,那个刑警说,“他说不太清楚,前些天方文霞一直说小区里最近野猫闹得厉害,怕把鸡祸害了,昨晚她可能是听到猫叫才上楼的。”

“哦。”郝根生点点头,就想着要不要顺道儿去居委会看看,反正方文霞这边剩下的事都是刑警的了,他想掺和也掺和不上。可转念一想要是去了居委会那帮大娘们肯定会问方文霞是咋回事,自己又说不清楚,应付也是麻烦,索性就跟刘家起打个招呼,自己骑上车回所,正好手头儿还有两个户口没办完,再耽误就要影响孩子上学报名了。

晚上回到家的时候,饭已经摆在桌子上了,老伴儿刘江红正在卧室忙活着什么。郝根生走过去一看,刘江红正从衣柜里拿衣服往旅行箱里装。

“干嘛?要离家出走?”郝根生打趣道。

“要走二十年前就走了,还等今天?”刘江红头也不回地道。刘江红是一家杂志社的编辑,与郝根生同岁,当年曾经是出名的才女,追求者众多,最后却偏偏嫁给了郝根生,让不少人大跌眼镜。有人说是一朵鲜花插在了那啥上,刘江红却说,就喜欢郝根生这坨老实厚道又有责任心的那啥。

二十年前,也就是两人三十出头儿的时候,狠狠吵了一架,原因是郝根生工作太忙回家少,正赶上双方老人四个里病了三个,孩子正上小学刘江红又忙又委屈,就要离婚。好在后来在亲戚朋友和单位领导的劝说下和解了。

小丹是他们的女儿,政法大学毕业后考进检察院,后来又跟同院的一个小伙子结了婚。去年怀孕之后,刘江红就一直心时长草似的,跟谁也没商量就把提前退休办了,说是等闺女生了孩子以后帮着带孩子。结果两个月前小丹生了个大胖小子后,婆婆那边说什么也要亲自伺候儿媳妇,刘江红也没办法,毕竟孙子随人家的姓。

“小丹的婆婆这两天身体不舒服,盯不住了,我去那里顶几天。”刘江红一边继续收拾一边说,“可能要十天半个月,也可能更长,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就在所里吃吧,吃完回家,别总在所里顶班,也一大把年纪了,身体不像从前了。还有,一定要少喝酒,你的岁数也降不住了。要不是小丹家离得太远,就让你每天去那里一起吃了。”

刘江红絮絮叨叨着,郝根生应和着回到饭桌前,给自己倒了盅酒,端起来却没有喝,脑子里却在想着方文霞的事。

“怎么了?所里有事还是方文霞又去哪里告状了?”刘江红走过来,坐在郝根生对面。

“哦,也没啥事。”郝根生随口应着,脑子里却在想要不要把方文霞的事说出来。自从方文霞开始四处告状以来,郝根生的心情一直很烦闷,不过一回到家他就会努力做出正常的样子,因为他不愿意把工作上的烦恼带回家来。可毕竟是多年的夫妻了,刘江红又是个心思缜密的人,时间一长还是看出不对,几番盘问之下,郝根生就简单说了被方文霞告的事,只是强调是小事,没太大问题。刘江红却说,要是小事你就不会这样了,这次的事情肯定不小。

不管大事小事,刘江红却是一点忙也帮不上,她能做的就是看到郝根生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多劝几句,赶上休息了就拉着他一起出去转转,好让他放松一下。这次看到丈夫心事又重了,所以才会问。

“方文霞死了。”郝根生还是说了出来。他觉得这么长时间让刘江红跟着他一起闹心,如今事情有了变化,正好也解解老婆的烦心。

“是吗,太好了。”刘江红的语气中带着明显的欣喜,不过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赶紧接着问:“怎么死的?”

郝根生很理解刘江红的心思,想想自己早上刚听到消息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然后说:“从楼上掉下来摔死的。”

“怎么掉下来的?”

“目前还不确定,正在调查”,郝根生说,他很少在家中谈工作的事,特别是涉及案子的更是从来不提,方文霞这事已经说得不少了,于是转了话题,“你明天走?”

“嗯哪,明天早上小丹的公公开车过来接我,然后再把小丹的婆婆拉回家。”刘江红也知道丈夫不愿多说案子,跟着转了话题:“嫁给你这么多年,除了结婚时去趟上海,还真没正式出去旅游过,年年你的干部假都奉献了,今天你必须补给我一个旅游,我想好了,就去三峡,我一直想去呢。”

郝根生想想也是,也就含糊着应了。

当天晚上,郝根生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又回到了方文霞家,看着方文霞坐在写字台前,咬牙切齿地整理材料,忽然她就站起身来,绕过脚下那些杂物,摸索着走出屋去。郝根生就跟在她身后,看着她一步步上楼,开锁,来到楼顶,站在自己的开心农场里,这时,一种有可怕事情即将发生的奇怪感觉忽然袭遍郝根生全身,即使是在梦中,那种毛骨悚然也十分真切,郝根生一下子就醒来了,发觉全身竟然都是冷汗。

第二天早点名之后,郝根生带着头一天整好的两本户籍卷先去了分局,然后再奔市局户政处。这两个户口都是学龄儿童落户的,有些麻烦,要严格按政策抠很难办成,想解决的话要费不少事。如果上不了,两个孩子想上学的话就要交不少借读费,凭那两家的境况根本就交不起。当初郝根生知道后,一边埋怨他们家里的糊涂,一边四处跑,最后终于给跑下来了。为了抓紧时间,他跟分局户政科的熟人打了招呼,待分局审批手续后就直接送市局了。

市局的事情办得很顺利,郝根生推着自行车走出市局大门的时候才刚过十点,他正要骑车离开,忽然大门对面信访接待室的窗子被拉开,一个人叫他:“根哥。”

郝根生一看,窗子里的人是市局信访处的李德合,以前两人就认识,后来因为方文霞的事更是没少打交道。

郝根生不知道李德合找他有什么事,就过去把车锁在接待室门口,走了进去。李德合晃着那颗谢顶的脑袋站在屋里冲着郝根生就笑:“根哥,恭喜啊,有福之人不用忙。”

郝根生知道他说的是方文霞的事,心说这事传得还挺快,可又一想可不呗,方文霞上访把公安局上下尤其是信访处也折腾得够戗,如今出了事,肯定会有人第一时间通知他们。

“怎么样,死因定了吗?”李德合问。

“还没有吧,哪有这么快”,郝根生说,“我就昨天早上去了趟现场,后来就走了,刑警搞着呢。”

李德合说:“反正不管怎么死的,告你的事就算了了,对了,她家里人不会继续告吧?”

“应该不会了,她老公跟她不一样,挺老实的。”说完,郝根生一下子就想起了昨天晚上的梦,他自己也奇怪怎么会这样。

“那你回头把手头儿的东西整整,跟分局信访联系一下,咱们整好卷存档,这事就算结了。”

正说着,接待室的门被推开了,两个中年妇女走进来,一高一矮,都不瘦,每人手里都提个布袋子,鼓鼓囊囊的,从穿着上看都是不富裕的样子。郝根生马上就想起了方文霞,从穿着到走路与这两人都是同一风格。

一看那两人,李德合就笑了:“你说你们,来说来呗,还带东西。”

那两人一声轻啐,高个女人说道:“想得美,要把我们家的事解决了给你送礼还差不多,要是不解决,我就上你们家吃去。”

这两个人是上访人无疑了,郝根生也觉得好笑,现在很多告公安的信访人对投诉的人都是恨得要命,可李德合却与她们关系很好的样子,在别的地方,郝根生也看到过类似的情况,不过他也没去多琢磨其中的关系。

李德合说:“不送东西你们怎么又来了?不是说好一周后给答复吗?这才第三天。”

矮个女人说:“我们今天来不是上访,是来打听事儿的。昨天洪湖里有个叫方文霞的死了,你知道吗?”

本来郝根生看到有人来就想走了,可一听这话脚步就停住了,这两个女人跟方文霞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来打听这事?

李德合也是一愣,转而明白过来:“看来你们访友的感情还挺不错的,正好,这位所长就管方文霞的案子,你们问他吧。”说着,就把郝根生拉了过来,“正好我有点事出去一下,你们慢慢聊。”说完就走了出去。

郝根生心里苦笑,看来李德合是被这两人缠怕了,有机会就溜,他本也不想跟这两人说什么,甭说自己不管这案子,就是管了,也不能跟无关人员透露啊。但是他忽然又想起了关于方文霞为什么去楼顶的疑问和昨天晚上的梦,莫名其妙地就决定跟这两人谈谈。

他让两个人坐到椅子上,自己坐在李德合的位置,问:“你们跟方文霞什么关系?”

“我们是朋友”,高个女人说。

还真的是访友。郝根生心说,大家都在各级机关部门上访,保不准就会碰上,同病相怜的人最容易有共同语言,彼此同情一下各自的遭遇,再交流一下反映问题的技巧什么的,时间长了就成了朋友了。现在看来,这两人跟方文霞的关系还真不错,并且也算是有情有义了,知道关心朋友。

“哦,你们认识多久了?”郝根生问。

“半年多吧。”还是高个女人回答。

算算时间,正是方文霞开始到市局上访的时间,郝根生知道自己判断的没错。

“这位所长,您能跟我们说说方文霞到底是怎么死的吗?”矮个女人发问。

“嗯”,郝根生沉吟了一下,心里盘算着怎么说才合适,“她是昨天晚上从楼顶摔下来的,早上被发现时已经死亡,只是目前死亡原因还不能确定。”

“会不会是被人害死的?她现在正在告一个警察,她这人个性太强,得罪人太多了。”高个女人说。

郝根生无语了,心想如果对面两个女人知道自己就是方文霞要告的死对头,会是什么表情。至于得罪人,可不是因为个性太强啊。不过他表情上并没有表示出什么,只是说:“目前案子正在调查中,在结果出来前,我们不能排除任何可能。”

“肯定不会是自杀,就她那脾气秉性,绝对干不出这种事。“矮个女人说。

郝根生心说,跟我想的一样,于是就用一副调查案情的语气,询问起事发前二人与方文霞的交往情况,特别是有没有发现方文霞有什么异常,却没有什么收获。后来,话题聊到了方文霞的家里,郝根生就问他们知不知道方文霞跟老公的感情怎么样。

“他老公对她还不错”,高个女人说,“听说以前对她不太好,可后来就好多了,知道疼人了。”

“哦?”郝根生带着些疑问的口吻应了一声,从之前与方文霞两口子接触来看,似乎并没有看出苏建平对方文霞有特别深的感情,多数时候都是以沉默面对妻子的所作所为,眼神中永远是漠然。有几次,郝根生甚至从苏建平的眼睛中看出一抹隐藏极深的异样,他懒得去想那异样的眼神代表什么,但可以肯定,绝不是疼爱。

“没错,他老公还告诉她一个偏方,说吃生鸡蛋对身体有好处,天天让她吃,还别说,我们都觉得她的气色越来越好。”矮个女人补充道。

“哦?”郝根生的心里某个地方好像被拨动了一下,很轻,很快,当他想要抓住那点颤动,一切却又归于平静。这又让他想起了昨天早上在方文霞家门口看到苏建平眼神时心中的异样感觉。

矮个女人继续说:“鸡蛋能孵出小鸡,所以里面包含着特别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这就像我们吃的花生、瓜子一样,不过那些是植物的,人过需要的是动物类的胚胎,你看人家有钱人养生都吃鹿胎什么的就是这个原因,不过咱老百姓吃不起,只能吃鸡蛋,越是刚下的鸡蛋对身体越好,因为蛋里的生命力最旺盛。对了,还必须是跟公鸡配过后下的蛋。”

矮个女人絮絮叨叨地说着,郝根生脑子里就出现了楼顶那个开心农场里的鸡笼,他似乎还看到了方文霞正弯腰从笼子掏鸡蛋,可很快,那个人变成了苏建平。

“这都是方文霞跟你们说的?”郝根生问。

“对”,矮个女人说,“这都是她老公告诉她的,而且吃生鸡蛋晚上十点最好,她家不是养鸡吗,老公就天天晚上十点准时给她上楼顶去掏生鸡蛋。”

郝根生感觉心里又动了一下,这次他抓住了。他觉得自己好像用了很大力气,以至于心里被扯开了一道口子,有光亮从口子里透出来。

“母鸡晚上下蛋吗?”为了不让对方觉得自己有异样,郝根生随口问道。

“嗐,母鸡下蛋跟人生孩子一样,什么时候都行,要是训好了,每天时间基本就固定了。”矮个女人解释道。

正说着,李德合走了进来,满身的烟味,看来出去抽烟了。见郝根生还在跟两个女人说话,就笑:“哎哟,聊得挺热闹啊。”

郝根生就借机站起身说:“我还有事,先走了,等结果出来,让李警官通知你们。”

高个女人就说:“哎呀,您这所长还挺周到的,对了,还没问您贵姓呢?”

“我姓郝。”郝根生说着就走了出去。身后传来两个女人的对话。

“姓郝?文霞告的那个人就姓郝吧?”

“是啊,不过这人应该不是吧?看他对咱挺和气的。”

“我看也是,文霞说她告的那个姓郝的警察特别不是东西。”

然后就是李德合哈哈的笑声。

郝根生骑上自行车,满脑子都是刚刚的生鸡蛋,他就想着,回去之后是不是跟所长说说,或者是直接找刑警,可是,要从哪里说起呢?

回到所里时,食堂已经开饭了,郝根生打了饭,坐在桌子前,一边吃一边四下找刘胜利,他想先打听一下方文霞案子的进展情况,直到快吃完也没见刘胜利的影儿,就想着一会儿回去打个电话,这时,就见刘胜利风风火火地冲进食堂,拿了自己的饭盆就直奔窗口。

打了饭,刘胜利四下找地方坐,郝根生扬起手,刘胜利就端着饭盆坐了过来。

“干嘛去了,这么晚才回来?”

还不是方文霞的事,一大早就去七队了,连早点都没吃。”刘胜利一边含混地回答一边继续头也不抬地大口吃着并不美味的午饭。因为来得晚,没什么菜了,所以他的饭盆里杂合着各种剩下的菜底子,乱七八糟一大盆,像极了派出所的工作。

“查得怎么样了?”

“结了。”

“结了?”

“意外死亡,家属已经在鉴定书上签字了,这事就算结了。”

“这也太快了吧?”

“不快不行啊,网上已经贴满了现场照片,全方位立体展现,再不赶紧出个结论,人家又要说公安局一帮白吃饱了。”

“该查的都查了?”

“对,没有遗书,死亡前没有精神和行为异常,没有厌世情绪之类的。现场没证据证明是他杀,对周围邻居的访问也没有发现可疑情况,只能是意外了。”

“一个人从楼上掉下来,动静应该不小吧,不说人失足坠落时可能会发出尖叫,就说一个一百多斤的人从那么高掉到地上,就会发出很大的声音,难道就没一个人听见?”

“巧了,这两天洪湖时旁边那个工地进建筑材料,是钢管一类的,因为白天货车不能进市区,所以只能晚上,一般都是在十点多卸料,一卸就是半个小时,叮了咣铛地动静挺大,估计方文霞就是那个时间掉下来的,她落地或者发出尖叫的声音都卸钢管的声音掩盖了,而访问的居民也都反应昨晚只听到卸料的声音。”

“那苏建平呢?”

“也排了,当晚他一直在学校值班,有人作证。并且方文霞手机上最后一个电话就是他从学校办公室用座机打来的,时间是晚上九点十五分。”

郝根生没再说话,刘胜利却抬起头来:“师傅,听您的意思好像觉得这里面还有事儿?”

“我就是随便问问。”郝根生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因为他还是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更何况,他觉得跟刘胜利说这些也没什么用。

这时,所里的内勤站在院里冲食堂喊:“根哥,耿所让你上去一趟。”

郝根声应了一声便上了楼来到所长耿一东的办公室。高高大大的耿一东是军转干部,说话办事总是带着一股军人的利落。见郝根生进来,便招呼道:“根哥,坐。”

郝根生问:“耿所,有事吗?”

耿一东说:“方文霞的案子结了,意外死亡,这下咱俩的包袱都能放下啦,我就是跟你说一声,把手头儿的材料整一下,抓紧报分局信访科。”

这事早上李德合已经跟他说过了,不过那时死因也没确定,只能算是个口头提醒,如今定性了,耿一东的话就算是正式通知了。自从方文霞四处告状,除了郝根生外,压力最大的就是耿一东了,他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不允许自己的派出所出现这样的事,所以一直关注此事,还专门去分局和市局监察室说明过情况,也跟着与方文霞接触过几次,不过都是没有结果。如今事情终于可以了结了,郝根生很理解耿一东的心情,也就明白了耿一东为什么这么急着找他来,主要是分享一下轻松的感觉吧。

“耿所”,郝根生迟疑了一下,决定还是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我觉得这案子定得有点草率,有些疑点还应该细查查。”

“哦?”耿一东原本微笑着的脸色有些变了。

“是这样,今天上午我接触到两个与方文霞熟识的信访人员,据他们说,方文霞当天晚上到楼顶是掏生鸡蛋吃去了,据说这样对身体有好处,而这个偏方是苏建平告诉她的。也就是说,苏建平知道方文霞当天晚上十点左右会上楼顶。但是在案发后对他的询问中,他并没有说明这件事。我觉得应该进一步落实这件事,并再次确认前天晚上他的行踪。”既然开了头,郝根生索性就一口气全说了出来。

听了郝根生的话,耿一东沉吟了半天,才开口说:“苏建平没说这件事,可能是忘了,毕竟爱人刚去世,谁的脑子都会乱的。并且刑警也做了详细的现场勘查和调查走访,都没有发现任何值得怀疑的证据,你可别小看刑警,他们可是专业的,该想的该做的他们一点都不会漏掉,所以最后做出的鉴定结果不仅合乎办案程序,也是值得信任的。”

郝根生说:“我觉得刑警在初步看了现场后就有了先入为主的思想,所以后面的工作都是按照意外死亡的方向去做,这样必然会有疏忽,这样过早地……”

郝根生的话没说完,就被耿一东打断了:“我知道你的意思,方文霞虽然四处告状,给咱们带来很大的压力,但他毕竟也是人民群众的一员,也是我们保护的对象,我们应该对她的生命负责,对吧?可是,除了方文霞上楼顶的原因这一点,还有其它值得怀疑的地方吗?如果单凭这一句话就要推翻之前的鉴定结果去重新调查,你觉得合适吗?”

看郝根生还想再说什么,耿一东抬手制止了他,话锋一转接着说道:“现在全市正在开展平安城市创建活动,各级党委政府都很重视,市局领导立下了军令状,发案降下来,破案搞上去,昨天分局开会,说了目前的形势,很严峻,如果再发一起恶性案件,咱们就要挨板子了。所以昨天接报后各方面都很紧张,幸好最后鉴定是意外,大伙儿才松口气。”

郝根生不再说话了,他知道耿一东话中的意思,也就明白了昨天在现场时张队热衷于跟刘家起他们几个人讨论案情的原因,他们是急于把死亡原因定下来,以缓解各方面的压力。

“根哥啊”,耿一东站起身来走到沙发前,“我知道你是个负责任的老同志,社区群众对你也一直是高度评价,去年还准备年底给你立三等功呢,都因为方文霞给搅了,回头我跟教导商量一下,看看今年能不能把功立了。对了,这段时间你也挺不容易的,等过过把这件事彻底结了以后,放你几天假,带着嫂子出去转转,哪儿好玩去哪儿。”

从耿一东那里出来,郝根生骑上自行车去了洪湖里。不管怎么样,社区里刚死了人,老百姓的的心里肯定会跟往常不一样,他想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工作要做。

居委会反映的情况却让郝根生哭笑不得,这两天,小区里的人们不仅没有恐惧或者其它情绪,不少人反而显得很高兴,说以后能过上清静日子了。甚至还有人说这是报应,是苏老太显灵把这个恶媳妇带走了。郝根生当然不能对这些说法表示认同,他的脸上甚至不能带出笑意来。

从居委会出来,郝根生又来到了9号和10号楼之间那块地方,相对于小区里停满了各类车辆的其他地方,这里显得特别清静整洁。当初方文霞的违章建筑被拆除时,由于发生流血事件,综合执法队没有来得及收拾那些铁栅栏之类的垃圾就撤离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那间被拆了大半的房子就带着半拉石棉瓦顶子顽强地站在原来的位置,直到有一天不知从哪里来的几个收废品的人以最快的速度将所有的东西收走,当上访回来的方文霞发现时暴跳如雷,但是却找不到是谁偷走了她的财产,邻居们当然更不会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况。于是,方文霞就把这些东西丢失的损失也算进了她的诉求中,据说价值是1323.78元。

当空地恢复原样时,又有车主把自己的汽车停了进来,不过第二天早上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的车上被丢满了各种垃圾、秽物,开始大家以为是有缺德之人偶尔犯一下懒,但是之后不管谁的车停在那个地方都会遭遇同样的事情,甚至还有汽车的轮胎会被从侧面扎破,只能报废。虽然大家猜得出是谁干的,也报了警,可警察来调查一番却没有证据,并且因为这块地方没有路灯,晚上什么也看不到,所以大家能做的只能是不再把车停到这里了。而发生坠楼事件之后,则更没有人将车停在这里了,毕竟谁也不愿意把车停在一个刚刚躺过死人的地方。

地上被扫得很干净,有一块地方颜色比别处显得浅一些,应该是石灰的痕迹,那里就是方文霞坠落的地点。郝根生抬起头,看了看楼顶,又看了看那块痕迹,心里便叹了一声,如果当时下面停了车,摔到车顶上会有一定的缓冲吧,也许就能生还呢。然后,他的脑子里又出现了方文霞的身体从楼顶落下的情形,甚至还听到了方文霞的尖叫和落地时发出的沉闷但是巨大的声响,还有旁边工地卸料时发出的巨大噪音。

但是,真的就没人听到异常的声音吗?如果有人听到了,如果有人出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也许就能发现掉下来的方文霞,她就能及时得到抢救。或者,他们能看到别的事情,比如某个匆匆离去的身影?

郝根生又抬起头,环视着周围的阳台、窗子,特别是把8号楼朝着这里的方向仔细看了看,即使没有路灯,从周边人家窗子里透出的灯光也应该有些作用吧?郝根生的目光转向了方文霞家的4号楼栋门,那里如往常一样,有些杂乱,却少了应该的一张“恕报不週”,就如同方文霞的婆婆苏老太去世时一样,下面署上“苏宅之丧”,同时下面还要摆上一根哭丧棒,再从楼上拉下一根线接上灯泡作为长明灯,边上还要放上几个花篮,以显示人们对于死者的哀悼。这些,都是这个城市的习俗,但此刻,什么都没有。

干了30多年警察,郝根生当然理解这一点,那些遭遇意外死亡的人家在突然而又巨大的悲痛中,一般都不会再去在意什么习俗什么老例儿,因为他们除了悲痛外还要忙着去处理其他的一些事情,比如确认死因,比如相关的赔偿,比如说服自己和亲人接受这一事实。

有一瞬间,郝根生想上楼到方文霞家去看看,这时的苏建平应该在家,一般来说,没有人会在老婆意外死亡的第二天还能照常去上班。他也不会去别的地方,在这个城市里,他惟一的亲人就剩下那个已经跟他家断绝来往的妹妹了。对了,他们应该还有个女儿,不过这个女儿郝根生只在户口簿上看到过,据说是不住在一起,其中似乎也有些缘由。

不过,郝根生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他不知道面对苏建平,除了安慰还能说些什么,更何况他怀疑苏建平到底需不需要安慰。他也不确定自己能从苏建平家里发现些什么线索,他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去细细地找,并且就算真有能证明某些事情的东西,应该也已经被清除了吧。那个脏乱不堪的房间,随着主人的离去也将会被打扫一空,郝根生可以想像甚至可以肯定,苏建平不会对方文霞的私人物品有任何的感情,就如同他目光中一贯让人看到的漠然,那满屋子告状用的物品也不会像公安局一样整理存档,而是会被丢弃或者干脆付之一炬,当然,除了现金、首饰或者存折。

存折?郝根生想起了方文霞家的拆迁补偿款,如果按照传说的三倍标准,那将是一笔在普通工薪阶层看来不菲的数目。其实即使是正常标准,钱的数目也不会少。可以肯定,这笔钱会被方文霞牢牢把握在手里,苏建平连钱的味儿都闻不到。不过如今,这笔钱当然就依法换了主人。

自己为什么会想这些?郝根生觉得脑子有点乱。

他转身离开,把记忆中的资料翻了一遍,先朝8号楼走去,走出一段后,心中忽然有种异样的感觉,他扭头看向方文霞家的窗子,窗子后,似乎有人影一闪而没。

郝根生的心动了一下,但随即又继续往前走去,整个下午,他在小区里遇到不少居民,都热情地跟他打招呼,有的人脸上还带着明显的笑意,就如同过年时讲新年快乐时的表情,郝根生知道大家的笑代表什么,因为小区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被方文霞告的事,并且每一次调查时,很多人都为他说了公道话,这让他始终心存感激,但是现在,他却不能用同样热烈的笑意回应,因为那样会显得自己兴高采烈,这不符合一个人民警察在管界里刚刚死了一个人之后的表现,并且,他的心里也确实笑不起来,在内心深处,他一直觉得自己欠了方文霞一些东西。

华灯初上的时候,郝根生才从最后一户人家离开,他没有回派出所,而是回到9号楼4门楼下,看了看手表,然后往外骑去,方向是市第十九中学,苏建平是那所学校的物理老师。他今天下午来的时候就没有穿警服,所以现在骑在路上,与身边的为生活而奔波的人们并没有两样,二十五分钟后,他来到了位于新华路上的十九中的门口。

学校门口停满了接孩子的大小汽车,把原本宽阔的双向六车道挤得只剩下两条车道,来往的汽车自行车行人们纷纷用喇叭或者咒骂发泄着不满,让道路显得更加烦燥。

郝根生在校门口下了自行车,艰难地推着车穿过车流,来到与新华路垂直相交的北河街,这条街上更是热闹,一长溜各色小饭馆与十九中的围墙隔路相望,他们的主要客源就是这所学校的学生。而他们的竞争伙伴则是马路对面围墙下一溜摆开的三轮车,各类炒饭烩面大饼夹一切等字体鲜艳地写在每辆三轮车的玻璃上,因为晚自习此时还不能回家的毕业班学生们此时正在古今中外天南海北的小吃海洋里游走,寻找着符合自己品味的晚饭,或者坐在店里吃,或者从小推车上买完,三三两两嘻嘻哈哈地回去学校。

郝根生把一溜小饭馆扫了一遍,选了一家饺子馆,把自行车锁在门前,却没有马上进去,而是走回到学校门前,站在最靠近学校大门的一群家长中间,踮起脚隔着玻璃朝传达室里看去,一个穿着迷彩防寒服的老头儿正斜坐在临窗的桌子前,眼睛紧盯着墙边一台十几寸的电视看得津津有味,屏幕上一群疯疯癫癫的古装男女显然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所以根本不去理会窗外热热闹闹的人群和进进出出的学生们。

按照市里的规定,这个时间人流最多的时间段应该仍由保安值班一直到晚自习结束,以防止可能发生的安全事件,但显然,规定在这里执行得并不十分严格,就像教育局三令五申不得开晚自习,但几乎所有的学校都会想方设法以各种名目拖延下课时间一样。

在人群中站了一会儿,郝根生又凑近一些,仔细地观察了传达室里的摆设,然后转身回到北河街,进了饺子馆,要了四两猪肉白菜水饺,慢慢吃起来。等他吃完出来,学校门前已经恢复了安静,下一次的喧闹将在晚自习下课的时候。郝根生看看表,七点刚过,他走进一家烟酒店,买了一瓶蓝瓶二锅头和两包花生米,然后回到学校门前。

学校的大门已经关闭,只留下一个小门,门虚掩着,以方便那些因为各种原因偶尔出入的学生或者老师,郝根生轻轻推开门走到传达室门口,接着又推开了传达室的门。

“你找谁?”还在看着电视的老头儿立刻看过来,眼光中充满了警惕。

“您不认识我啦?”郝根生笑着把手中的酒和花生放到桌子上,“那天晚上我给孩子送书,不是麻烦您给转交的吗?”

“嗯?”老头儿的眼神有些迷惑,他显然并不记得眼前的这个人。不过因为孩子忘了带东西,家长专门送到传达室,然后打电话让孩子来拿的事每天都会发生,那这个家长可能还真来过,只是他自己忘了。随即,他的眼光落在了桌上的酒上。来人把酒放在那里,显然是要送给自己的,否则就会一直拎在手上了。

“接孩子下晚自习,来早了点,所以专门进来谢谢您。”郝根生说。

“客气嘛,小事一桩。”老头儿看来已经完全相信确实发生过那件事了。

“您这屋子可够凉的,晚上受得了吗?”郝根生一边说一边打量着屋内,眼光最后落在了墙边的一溜二锅头酒瓶子上,刚才从窗外他就已经注意到这些酒瓶子了。

老头儿注意到郝根生看向酒瓶子,就说:“谁说不是呢,这墙太薄,暖气又不足,每天晚上要不整两口儿,还真没法睡。”

“要说也是,喝酒驱寒呐。”郝根生应和着,“可是学校不管吗?”

“八点以后一下晚自习,学生老师都走了,大门小门一锁,谁也管不着。”

电视里古装男女的疯癫仍然在继续,但显然已经不能吸引已经打开话匣子的老头儿了,从谈话中郝根生已经发现这个姓孙的老头儿其实是话唠,可能只是这个工作的原因,他很少有畅所欲言的机会,愉快的谈话一直持续到晚自习的下课铃声响起,郝根生才以接孩子回家为名离开了,出来时,他的脸上露出一缕满意的笑。

走出学校,郝根生上了自行车,看了下手表,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向洪湖里骑去,当到达9号楼4门楼下时,他又看了一眼手表,七分钟。

郝根生再一次看了看方文霞掉下来的地方,然后骑车在小区里转了一大圈,才出了小区,来到附近的那个工地,跟看工地的工人聊了半天,然后才骑车回家。

当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依旧是从方文霞的房间开始,方文霞坐在写字台前,然后接了一个电话,然后不知过了多久,然后她起身出门,上楼,一瞬间,郝根生分不清自己是跟在方文霞身后还是自己就是方文霞,只是,当再一次站在楼顶的边缘时,他记起了昨晚的梦,就在心中产生毛骨悚然的感觉的同时,他转过了身,一双手正从身后向他推来,在那双手的后面,他看到了一双冷漠的眼睛。

梦境就在这一刻戛然而止。当郝根生睁开眼时,冷汗再次浸透全身。

从窗帘透进光是暗红色的,那是路灯和霓虹灯的颜色,郝根生看看手表,3点40分。他把双手枕到脑后,开始回味刚才梦中的感觉,那种预感到可怕的事将要发生的毛骨悚然的感觉,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不论是在现实还是在梦中,可是现在,他已经连续两次体验到那种感觉,这让他觉得十分不舒服,甚至觉得是自己身为一个警察的耻辱。

郝根生知道自己必须要面对某些事情了,不管是为了警察的荣誉还是为了不再有第三个同样的梦。然后他开始再次梳理事情的脉络和琢磨将要采取的战略战术,直到天明。

早上上班路过河边小树林的时候,郝根生特意放慢了速度,想找寻并分辨从树梢飞过的鸟儿,可惜什么也没看到,只有晚冬的朝阳下骨感挺立着的树枝。

上午九点多,郝根生拨通了苏建平的电话。之前在解决方文霞上访事件的时候,他不止一次打过这个电话,当然不是为了让苏建平在解决问题上发挥什么作用,事实上郝根生也知道,苏建平根本没有能力也不想参与到方文霞与他这个警察之间的矛盾中来,他找苏建平只是为了在特别需要时确定方文霞的行踪,或者通知她某件事情,因为有时方文霞根本不愿意接郝根生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却没人接听。郝根生挂断电话没有再打,想着苏建平是正好有事还是刻意回避自己呢?应该是前者,或者这时候他在上课,那么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去上课呢?也许当投入到工作中,别的一切就会暂时忘记?从以往的观察来感觉,家庭带给苏建平的,绝不会是快乐和享受,那么他最有可能通过工作,通过与学生们的相处来愉悦自己的心情和生活吧。

其实郝根生自己也常常借工作排遣烦恼,比如多年前刘江红要跟他离婚的那次,还有之前被方文霞搞得焦头烂额时,他的工作越发认真勤勉,让不少人佩服不已。

半个小时之后,苏建平回过电话来,表示了歉意,说自己刚刚在火葬场办理方文霞的后事,没法接电话,现在人都火化完了,他才回过电话来,然后问有什么事。

郝根生就说,关于方文霞上访的事需要协商一下后续的问题,还有关于楼顶养鸡种菜的事,也要尽快解决,而且这些事情最好是当面谈。

苏建平的语气有些为难,他说自己已经耽误了两天课了,再耽搁下去就不合适了,所以现在必须去学校。

“领导下了命令,事情要尽快解决”,郝根生说,“这样吧,你什么时候下班?”

苏建平迟疑了一下,说:“我晚上六点左右能到家。”

“好,晚上六点我在你家楼下等你。”郝根生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心里却在想,方文霞已经火化了,那么苏建平会觉得一切会重新开始了吗?

中午快吃饭的时候,耿一东在楼道里看见了低着头走路的郝根生,便拍着他的肩膀问:“根哥,这两天怎么回事,看你总是魂不守舍的样子?以前被方文霞那样告也没见你这样啊。”

郝根生笑笑,没有说话,他的脑子还没转过来。

耿一东接着说:“行啦,别想没用的事啦,等这几天忙完了,咱哥儿俩好好喝一顿。”说完意味深长地看着郝根生。

郝根生努力笑着说,好,就这么定了。

晚上六点差五分,郝根生来到洪湖里9号楼4门楼栋口,等了一会儿,便看到苏建平骑着自行车匆匆而来,看见郝根生赶紧打招呼。

“咱们上楼说吧。”郝根生说。

苏建平似乎怔了一下,然后点点头。

郝根生跟在苏建平身后进了屋,苏建平拉开了厅里的灯,一边脱外套一边向自己的小屋走去,郝根生刚直接推开了方文霞的房间门,随手拉下了门边的灯绳。

出乎他的意料,屋里的一切都没有变化,跟前天早上他们进来时完全一样,甚至桌上他们曾经拿起来看又随手放下的材料也还原样摆在那里,所有的琐碎和凌乱都是原样,一如郝根生梦里的情景。

苏建平的声音从身后响起:“这两天事情多脑子也乱,还没来得及收拾。对了郝警官,您说的后续问题是什么?”

郝根生回过身,对苏建平说:“关于方文霞的信访,我们想了解一下家属有什么意见?”

“哦,这件事就算了结了,我肯定不会告您了。”苏建平说。

郝根生又说:“哦,谢谢您的支持。对了,咱们上楼顶看看吧,商量一下怎么尽快清理掉那些东西。”

苏建平迟疑了一下,说:“现在天已经黑了,再说也没什么可看的,回头我一定尽快清理干净,您放心吧。”

“还是上去看看吧,时间挺紧的。”郝根生说得缓慢,语气中却带着坚决。

苏建平看着郝根生,眼神中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片刻之后他说:“好吧。”然后回身去自己的房间穿上外套,左手拎着串钥匙,右手拿着个手电筒,对郝根生说:“走吧。”

郝根生从方文霞的房间走出来,跟在郝根生的身后,看着他开门,上楼,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起来,却是昏暗的。从这时开始,郝根生觉得自己回到了梦里,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那么真实。

梦在继续。他看着苏建平打开通往楼顶的门,把钥匙和锁一起挂在门上,然后摁亮手电,走了出去,最后站在开心农场前。

在梦里,自己是继续向前走的。郝根生这样想着,就继续朝前走去,一直走过葡萄架下,靠近楼的边沿。

今晚的月光很亮,清清冷冷地撒在木箱、鸡笼、葡萄架和郝根生的脚下。

梦里好像没有月光的,或者是自己没注意到?

郝根生站在那里,等待着那种危险即将发生的毛骨悚然的感觉,其实今晚他坚持上来,就是为了这一刻。

什么也没有发生,心中也没有那种感觉。郝根生回过身,苏建平还站在原来的地方,手电筒还开着,在楼脚下印出一个黄色的光斑,郝根生注意到,那个光斑在微微晃动,显得有些莫名的紧张。

郝根生在心里轻轻地笑了。

他知道,从此,自己不会再做那个梦了。

“这两天喂鸡了吗?”郝根生问。

“没有,哪顾得上。”

“走吧”,郝根生走向苏建平,“没吃饭吧,我也没吃,咱俩喝两盅去。”

“不用了,您这么忙,我一会儿还要备课。”苏建平推托着,语气干巴巴的。

“没关系,吃顿饭耽误不了嘛事,我还想好好跟你聊聊呢。”郝根生的语气跟刚才要上楼顶一样的不容置疑。

两个人来到洪湖里小区外不远的一家涮羊肉馆,推开门,一股夹杂着膻味、调料香味的热气扑了出来,店里坐满了食客,肆无忌惮地笑闹着,所有的窗玻璃上都蒙上了厚厚的水汽,把喧闹严严实实地包裹在店堂里。

老板娘见是郝根生,立刻笑着迎了上来。郝根生是这里的管片儿民警,自然没少打交道。老板娘带着他们七拐八绕地来到厨房后面的一间小屋子,这里摆着四张桌子,都还空着。

郝根生挑了张靠墙的桌子坐下点了菜,苏建平坐在他的对面。来时的路上,他们都没有说话,此刻坐在这里,两人依然沉默着。

大铜锅先端了上来,伙计给锅上套了一个拔火筒,片刻之后锅里的水就开始沸腾,阵阵的水汽冒了上来。郝根生隔着水汽看着对面的苏建平,那张脸竟显得有些温暖,不过他明显感到了对方脸色中透露出的紧张。

郝根生要了一瓶52度的1斤2两装的大高粱酒,拧开后把酒瓶伸过去,往苏建平的杯里倒酒。酒杯是标准的口杯,倒满了是二两。苏建平忙用手挡,嘴里说着:“别别别,我自己来。”眼睛却死死盯着酒瓶。

给苏建平倒满之后,郝根生又给自己的杯里倒满。这时羊肉片和调料已经上来了,郝根生夹了一大筷子放进锅里,红红的肉片在滚水之下很快变了颜色,在锅里不甘心地上下翻滚,很是热闹。

苏建平端起酒杯:“苏警官,我家的事给您添麻烦了,我敬您。”

郝根生看着苏建平,没有举杯,他的眼神让苏建平更加有些慌乱,举着杯子不知该怎么办。

伙计又端来了一个大盆,里面是各种蔬菜,还有粉丝,最上面还放着两个生鸡蛋。郝根生看了一眼,这是他特意点的。

郝根生拿起一个鸡蛋,对苏建平说:“听说吃生鸡蛋对身体有好处,而且必须是刚下的。”

苏建平端着酒杯的手明显一抖,脸色也是一变,他慢慢放下酒杯,再抬起头时,整个人也像是随着酒杯的放下而放松起来。

看着苏建平的表情,郝根生不由得想起了他前几年到外地抓的一个逃犯,那个参与斗殴致人重伤的家伙在外逃三年后被锁定行踪,在他藏身的山村土屋前,面对远道而来的郝根生,听到熟悉的家乡口音之后,脸上的表情也是一瞬间就从紧张变成了放松,然后说:“我就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的。”

不过此刻,苏建平说的却是:“是吗?听谁说的?”语气中再没有一丝的紧张。

“方文霞说的,她说是你告诉她的。”郝根生盯着对面的男人。

“是吗?”苏建平的口气很平静。

“她还说,每天晚上你都会上楼给她从鸡窝里去掏新下的鸡蛋,每次你晚上值班不在家的时候,也都会打电话给她,让她别忘了上楼顶掏鸡蛋。”

苏建平笑了:“她不会跟你说这些的,她恨你恨得要命。”

郝根生没理会他的调笑,端起酒杯:“来,喝一个。”

苏建平也端起酒杯,说:“我少喝点,酒量不行,晚上还要备课。”

郝根生喝了一口酒,说:“是吗?你大前天晚上值班时不是还跟学校看门的老孙头一起喝酒吗,他可是一直夸你的酒量呢。”

苏建平也抿了一口,脸上依然带着笑:“您知道的还真不少啊。”

郝根生从铜锅时里夹出几块肉放到碗里,又夹了些生肉片和菜放进锅里,用筷子搅了搅,说:“我还知道前几天你去了旁边的工地,特意问看门的工人还要卸几天货,因为动静太大已经影响你家里人的休息了,得到的答案是还需要三四天。”

苏建平眼睛一直专注地盯着沸腾的锅,像是在等着郝根生继续说下去,过了一会儿,见对方不说了,才抬头开口道:“我知道你在调查我。”语气很平静。“你昨天下午在我家楼下呆了半天,然后就一直在小区里走东串西的,晚上,你又去了我们学校。

郝根生心中了然,他知道昨天在方文霞家窗子里看见的人影和学校门口的眼睛并不是自己的幻觉,所以他说:“我知道。”语调也很平静,这话要说全了就是“我知道你知道我在调查你”,但是不仅啰嗦而且绕口,所以他索性只说三个字,相信对方会明白自己的意思。

苏建平显然没有辜负郝根生的信任,他的眼神中没有疑惑,虽然他继续在发问:“我只想知道,为什么?”

这句话同样是“为什么你会调查我”的省略句,再详细一点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与方文霞的死有关而调查我?”不过苏建平相信对方也会明白。

“你的眼神。”郝根生说。

苏建平没有说话,但盯着郝根生的眼睛里露出追问的目光,就像一个做错了题的学生等待老师的指点。

郝根生说没有让对方失望,接着说:“就是前天早上我们在你家门口见面时你的眼神,你选择用一种惊惶的眼神面对警察,但是你的惊惶不是那种担心家人安危的惊惶,而是那种干了坏事惟恐被人发现的惊惶。”

苏建平忍不住问:“二者有区别吗?”

“当然有。担心家人安危的惊惶眼神是向外发散的,也就是四处看,迫切地寻找答案。而干了坏事惟恐被人发现的惊惶眼神是向内收敛的,也就是极力想要掩盖自己的内心。”郝根生努力不让自己的语气中带出得意,

苏建平叹了一声:“看来有些事是装不来的。”

郝根生继续说:“其实你当时大可不必选择用那种眼神来面对我们,继续你一贯的冷漠才是最好的选择,那是你的本性,并且可以很好地掩盖内心,不会被人看出破绽。”

苏建平问:“就因为一个眼神你就开始调查我?”

郝根生摇摇头说:“当时我只是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并没想太多,直到我听说了生鸡蛋的事,知道你向刑警隐瞒方文霞上楼顶真正原因之后,再回想你的眼神,就知道这里面有问题。”

“也许我当时不是故意隐瞒,而是因为家里出事心慌意乱之下忘了呢?”苏建平忽然变得饶有兴致,像是在跟人探讨某个学术问题。

这让郝根生想起了耿一东的话,很多人确实是这样认识的,他也努力用一种探讨问题的语气说:“一件坚持了好长时间并且几乎已经成了生活习惯的事,你怎么会忘?再说,当天晚上你从办公室给方文霞打电话不正是提醒她别忘了上楼顶拿鸡蛋吗?”

苏建平低下了头,过了好一会儿才重新抬起,透过不断升起的水汽看过去,脸色竟变得有些遥远。

“结婚之前,她的性格一直挺好的,孝顺、勤快,知道疼人,可结婚之后没多久,她就开始变了,越来越蛮横霸道,越来越不讲理,把钱看得也越来越重,对我父母的态度也越来越差,对她自己家的人也是一样,当年她父母去世后,为了跟哥哥争房子,打得不可开交,后来干脆就断了来往。”

“我家房子拆迁时,邻居们都搬了,她说补偿款不合理,就是不搬,我劝她,她就骂我窝囊,没出息,当时那么大一片地,都拆了,就剩我家孤零零的一座房子,到最后连水电都没了,她还是不搬,反倒跑到区政府去闹。后来区里找到我们学校,校长找到我做工作,我说我在家说话不管用,校长不信,我就带着他一起去我家,结果进去没说几句,她就把校长和我都给赶出来了。校长最后跟我说,兄弟,以前真不知道你过的是这样的日子,以后还几十年呢,好自为之吧。”

“最后拆迁补偿拿到了,85万,可以在偏一点的地方买套不错的房子了,她却把钱把住了一分钱也不拿出来,说是要和我妈住一起方便照顾老人,我说那里有我外甥女呢,她说孩子在那儿老人还得受累,我们搬过去就能让老人歇歇了,等过两年房子便宜了再买套大的,连我妈一起搬过去住。我那时还以为她真是这么想的,没想到算是引狼入室了。”

“搬过去没多长时间,她就开始找茬儿摔盆打碗,指桑骂槐,我妈以前也是老师,哪里说得过她?我要向着我妈说几句,她就吵得更厉害,还说要去我单位找领导评理。我是为人师表的人哪,要是那样我还怎么面对学生,所以只能忍了。就这样,她越闹越凶,最后我妈病倒了,她还是不依不饶,直到我妈去世。我知道,我妈是生生被她气死的,我后悔极了,自己怎么会娶了这么个女人。”

说到这里,苏建平用手抹了一下眼角,郝根生却想起了苏建平那冷漠的眼神也许正是因为这件事,于是就问:“从那时开始,你就恨上她了吧。”

苏建平看看郝根生,既不点头也不摇头,只是自顾自地说下去。

“我们的女儿佳佳从小是跟着奶奶长大的,跟老人感情特别深,我妈去世时她正在北京上大学,回来后听说了奶奶的死因,跟她妈大吵了一架,从那儿以后,娘儿俩就不怎么说话了,每次放假,孩子回家都是短短的几天就走,我知道,她心里也恨她妈妈。”

一个“也”字,算是回答了郝根生的问题。

“两年前毕业以后,她回到市里,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但是坚决不肯回家住,一直住在公司宿舍。去年国庆节,她回家了,还带了个小伙子,说是男朋友,我看那小伙子人挺不错的,老实厚道,可方文霞知道那小伙子家在甘肃农村之后,就坚决不同意,生生把人家赶走了,佳佳从那儿开始就再也没回过家。”

“除了折腾家里人,她还折腾邻居,在绿地里种菜、在楼顶养鸡、搭违章建筑,想起什么就是什么,从来不管别人的感受。还有往别人车上扔垃圾,扎人家的汽车轮胎,都是她干的。我也劝过她,虽然明知道劝了也没用,她不仅不听,而且张口就骂,后来绿地里的菜被清了、违章的房子被拆了、楼顶这里也被查了几次,她把气都撒在我身上,说我窝囊,不像个男人,不知道给自己家人帮忙。再后来她一直去告你,开始除了是想弄点赔偿外,还因为她觉得只要一直到处告你的状,楼顶的鸡笼和葡萄架就不会被拆了。”

郝根生苦笑,把自己和单位折腾得烦恼不已的信访,却是因为方文霞想保住自己的开心农场,这时听得郝根生继续说:

“可是告到后来,她好像已经完全忘了当初的打算,就是一门心思把你告倒,就像走火入魔似,每天家也不收拾,饭也不做,就想着往哪儿告状,每天我晚上下班还要现做饭,她吃完饭连碗都不刷,就继续回屋整你的材料。你也看见我们家里,那日子还像过的吗?有时我看着又脏又乱的屋子,冷冷冷清甭的,就想,如果我妈不是那么早去世,就能看见佳佳生孩子,那时四世同堂,该是多好的一家人,可硬生生地被这个女人毁了。”

郝根生没再发问,他知道对方还会继续说下去,而且下面的才是重点了。

苏建平似乎看出了郝根生的期待,停了一会儿,才说:“当初她在楼顶搭葡萄架、养鸡时,我也劝过她那样可能会有危险,她却说我咒她,我也不说了。后来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见一个女人在楼顶遛狗时不小心掉下楼摔死的新闻,心里忽然就想,要是她哪天一不小心掉下去,我的生活会不会就变成另外一种样子,起码过得不会比现在更差。”

说到这里,苏建平就停住了嘴,拿起桌上的酒坏,狠狠地喝了一口,然后看着郝根生的眼睛,却不再说话了。

郝根生也端起杯喝了一口,又从锅里夹了块肉吃了,然后说:“下面我的来说吧。”

“但是,尽管方文霞天天上楼喂鸡、浇水,却一直没有如你所愿掉下楼去,于是你就想增加这个概率,便告诉了她一个不知是真是假的偏方,也就是每天晚上十点整都要吃一个刚下的鸡蛋。这使得她每晚都要上楼顶,黑灯瞎火的说不定就能掉下去。为了让她更信任你,你也会经常帮她上楼顶拿鸡蛋,然后可能还顺便把东西放得乱一些,也是为了多些让她拌到的机会,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她可能有一天真的就会不小心掉下去呢。于是你的生活中有了一个希望,这让你的心情可能会好一些吧。只是现在我有个问题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再等下去,而是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呢?你也知道那对你来说是很危险的。”

苏建平似笑非笑地看着郝根生,似乎非常满意对方这种很隐晦的表达方式,让他更容易接受。过了一会儿他说:

“我母亲去世之后,骨灰送回老家与父亲合葬,这是两个老人的心愿。我家的祖坟我们家族的耕地里,这么多年一直偷偷埋,村干部也是我们家族的人,所以不管。两个月前老家来电话,说乡里开始清理占用耕地的坟地,力度特别大,把所有坟头都查了一遍,挨家挨户做工作,骨灰必须迁出,否则将强行平掉。我就想着把父母的骨灰迁回来,在陵园买一块墓地,这样每天扫墓也方便。但是买墓地最便宜的也要3万块钱,我平时的工资都是她管着,身上根本没钱,便跟她商量拿出些钱来,哪怕是一半也行,另一半我找我妹妹要。哪知道她却马上翻脸,说房子的钱已经给我妹妹了,她不欠我们老苏家的,所以一分钱也别想拿走。眼看着迁坟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我又不能让老人的骨灰曝于荒野,你说我怎么办?”

“墓地的事还没完,佳佳又打来电话,说她要结婚了,让我把她的户口本偷出来。可是户口本一直是她锁着的,我根本没办法拿出来。再说佳佳和男朋友刚工作不久,手头儿肯定没太多钱,男朋友家里也穷,肯定拿不出太多钱来,我们做父母的,多少也要给点吧。于是又跟她商量,你猜她说什么,她说只要她活着,闺女就甭想嫁给那穷小子,更别提拿钱给闺女了。结果我一直都没给佳佳回电话,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说。我已经对不起我妈了,现在还要对不起孩子。”

说到这里,苏建平又喝了一大口酒,再次停住了话头儿。郝根生知道他肯定不会再往下说了,因为再说的话就是坦白交代了。于是他又接了下去:

“你觉得,要解决这些问题,方法只有一个,所以你不能再等了,便开始了计划下一步的行动。你知道学校传达室的老孙头他爱喝酒,所以每次值班都要专门跑到传达室陪他喝酒,摸清了他的酒量。还有每次上楼顶拿鸡蛋时也都会仔细观察、反复练习吧。你每天上下班骑车时也会经常用最快的速度来测试自己到底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往返。至于楼顶钥匙,你借着帮方文霞上楼时已经自己配了一把,对吧。”

“一切准备就绪,你只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了,因为人从楼顶坠地时会发出很大的声响,你可能觉得需要天气帮忙,下一次值班时便开始行动时,旁边工地晚上卸料发出的巨大声响让你觉得遇到了天赐良机。为了万无一失,你还专门去工地问了还要卸几天,当知道第二天晚上你值班时还会卸货时,你便开始行动了。”

“当天晚上,你专门买了烧鸡和一瓶这样的酒”,郝根生拿起桌上的大高粱,“等到晚自习后开始跟老孙头儿喝酒,那天晚上,这瓶一斤二两装的白酒老孙头儿喝了多少我不知道,反正多到足以让他彻底醉倒。在九点十五分时,你回到办公室,用座机给方文霞打了电话,专门提醒她晚上不要忘了十点钟上楼顶拿鸡蛋吃。然后你便回到传达室,从老孙头儿身上拿出校门的钥匙,出去之后再反锁上,用最快的速度回了家。”

“当时是晚上九点半左右吧,冬天这个时候街上的人已经不多了,你又骑得快,应该不会被人发现,进了小区也是如此,但是你忘了,有不少人养的大型犬,因为怕与其它狗发生冲突,也为了不吓到别人,他们都习惯晚一些遛狗,那天晚上,最少有两个人看到一个匆匆进入小区的骑车人的身影,虽然天黑认不清楚,但我知道,那肯定是你。”

“你应该是把自行车停到稍远一点的地方,在观察好动静之后才悄悄上楼,幸运的是,你没有遇到任何邻居。你上到楼顶,用钥匙打开门,我看过那道门,虽然是实心门,但锁着的时候也能推开很大缝隙,大到你足以从外面把门重新锁上。然后你便站在这坡顶门楼的后面,等待着方文霞,也等待着工地卸料的巨大声响。”

“这二者都没让你失望,当方文霞正好站在楼边沿时,巨大的声音响起,掩盖了你发出的声响,你终于完成了期待已久的行动,她掉了下去,一切都结束了。而你呢,可能会在楼顶呆了一会儿,以确保楼道里没有人上下,然后小心地下楼。这次你还是很幸运,你出了楼栋,走到远处骑了自行车,同样用最快的速度回到学校,把门重新锁好,你很欣慰,因为一切都天衣无缝,万无一失。”

说完这一切之后,郝根生端起杯,冲着苏建平举了一下:“喝一个。”

苏建平举起杯,想跟郝根生碰一下,却见对方没有伸过来的意思,便叹一声,举杯一饮而尽。

郝根生也干了。苏建平便站起身拿过酒瓶给他倒酒,郝根生没有客气,只是看着晶莹的酒液欢快地翻滚进酒杯,直到杯口才平静下来。

苏建平坐下来,又给自己也满上,然后放下酒瓶,又叹了一声,说:“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您。”

郝根生一怔,只听苏建平继续说:“我看见过您背6号楼的王奶奶去医院,也知道您给有俩痴呆儿子的黄伯伯捐过钱,上次小区里出了几起盗窃案,小偷也是您晚上巡逻时抓着的。说实话,我没见过一个比您更负责任的警察。方文霞告您,不光是小区里的人们讨厌她,我也一直都反对,劝过她好几次,可惜都没用。后来邻居们看我就跟看着方文霞一样的厌恶。这样下去,我都没脸在小区里住下去,更没脸见您了。那几次大家一起解决问题,我看着您头上白头发越来越多,脸色也不好,心里特别不是滋味,这都是方文霞给闹的。可是她已经偏执了,如果满足不了条件,她还会一直告下去,我觉得您早晚得让她给拖垮了,我不想发生这样的事。”

郝根生无语了,苏建平说这些话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苏建平又说:“有的人活着,能为社会做出贡献,能给别人带来帮助和快乐,活得有意义,就像是您。可有的人活着,除了为社会增加不安定因素,给别人带来烦恼和麻烦,这样的人活着有什么意义呢?就像方文霞。现在她死了,没有人再告您了,邻居们也不用再受到一个损人利己的泼妇的影响,而我父母的骨灰可以入土为安,佳佳也能和她爱的人结婚,所有的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这样难道不好吗?”

苏建平还有最后一句话没有说,就是“你为什么要追着我不放,一直查下去?”郝根生当然能够听出来,他看向苏建平,眼神里多了一种让对方无法直视的东西:“人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人可以随意剥夺他人的生命,无论被剥夺者是一个怎样的恶人。除了法律之外,谁都不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方文霞告我,但她依然是我保护和服务的对象,我有责任劝阻和纠正她不文明的行为,也有责任保护她的正当权益,这是法律赋予我的职责。你觉得我有选择吗?”

苏建平定定地看着郝根生,好像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年过半百的老警察,平时,他看到的大多是这个警察面对老百姓和气的笑脸,还有面对那些淘气的半大小子们时佯装生气的笑骂,即使在面对方文霞一次又一次毫无理由的谩骂与撒泼,他都始终保持着温和平静的笑容,此时才知道,这个老警察的内心却有着另外的一种坚决,他甚至为之感动了。但很快,这感动便被另外一种心态所代替,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对手。

“我敬佩您的信仰和忠诚,也佩服您的细致和执着,但是,您所作的一切最终都是没有意义的”,苏建平脸上的神情再度轻松起来,“您找到了我的动机,找到了我的作案时间,找到了我的谎言,甚至找到了我行踪的目击者,但您却没有找到证据,能直接证明我杀人的证据。您发现的一切,最多只能证明我离开学校回到了家,但那又能说明什么呢?我有一百个合理的理由去解释,比如我喝完酒心情不好,自己出了学校去河边散心,又或者我忽然发现有东西忘在家里,回去拿了,但到了楼下又忽然觉得值班不能轻易脱岗,所以很快赶回学校,也就是说,我并没有上楼。”苏建平的语气从高亢中慢慢沉静下来,但明显让人感到一种戏谑,“退一万步说,就算您的证据能证明我当时就跟方文霞一起在楼顶上,没有证据,你也不能指控是我把她推下去的。”

看着那张在水汽后面时隐时现的脸上若有若无的笑意,郝根生也笑了:“那你知道这些,为什么还要那么费尽周折?要知道,过程越复杂越容易出现破绽。”

 “要做成这件事本身就很复杂。如果前期选择省事,后期就会很麻烦。比如我不选择值班的时间,而是在家里时她坠楼,那么就算我当时没跟她一起在楼顶,仍然会作为第一嫌疑人面对警方无休止的调查,你们会羁押我一段时间,查遍我所有的事情,就是你现在单枪匹马调查的那些,最后,就算查不出任何证据,我也一样会背负着杀妻的罪名生活下去。”苏建平的语气透露出更多的得意,“反之,如果前期准备做得充分,后面就不会有麻烦了,就像现在这样,除了你之外,没有人会刻意去追查所谓的动机、时间或者谎言,所以意外死亡的结果已经做出,没有任何人能更改了,您所有的调查结果最终都会像方文霞告您的那些材料一样毫无用处,对吗?”

郝根生认真地看着对面的男人,他知道对方说的是事实,其实在今天见面之前,他自己也曾思考过这个问题,现在他决定说出自己思考的结果:

“没有任何一件事是没有意义的,哪怕是一件最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你走在路上,随意踢开一颗小石子,你那样做了,是因为你需要放松一下,或者转移一下注意力。”郝根生说得很慢,好像生怕对方听不明白,“当我发现方文霞的死有疑点时,就觉得欠了她一样东西,当初她那么恨我,四处告我,我都没觉得对她有亏欠,因为我做的都是对的,但是她死后,我却有了这种亏欠的感觉,因为,我欠她一个真相。”

“在今天的谈话之前,所有的一切都还只是推测,尽管我查到了那么多东西,直到你刚才亲口说出那些话,才让我真正找到了真相。”

说着,郝根生又举起杯,对着苏建平遥遥一举,然后自顾自喝下去,接着说:“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想的什么,你找到真相又如何,一样无法定我的罪。是啊,按照法律的规定,从我目前掌握的证据来说,确实无法定你的罪。就像你自以为万无一失的计划其实也有很多破绽一样,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做到十全十美没有缺陷,包括法律。古今中外有不少作奸犯科的人通过钻法律的漏洞逃过制裁,但人们依法相信法律,就像我现在,尽管坐在一个杀人犯面前却不能将其绳之以法,我依然不怨恨法律,因为关于证据的条款能保护大多数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能维护社会的稳定,这就是法律的作用。”

透过水汽,郝根生看到了苏建平脸上隐隐现出的得意,他并不以为意,接着说道:“人在做了坏事之后,受到的惩罚并不只局限于法律的惩处,还有很多其它方式的。比如你把方文霞推下楼的那一刻,将会永远存在于你的脑子里,不管你是吃饭、上课、跟朋友聚会,或者你看到任何一件与她相关的东西,或者是你花着那笔钱的每一分,那一幕都会不断地从你的脑子里跳出来。特别是在你睡觉时,这一幕会更加真实地再现,让你一遍遍重复自己的罪恶。”郝根生看到苏建平的脸色变了,他知道自己说对了,“你是不是很想知道,这一切将伴你多久?我告诉你,是一生,你一生无法摆脱,除非你受到应有的惩罚。可惜的是,现在你受不到应有的惩罚,即使你现在跑到公安局去自首,说就是自己把方文霞推下楼的,如果没有证据,我们一样无法定你的罪,你将继续以自由之身,承受着那可怕的梦。”

说到这里,郝根生忽然有一种巨大的成就感,在几十年的从警生涯里,他从来没有以这样的逻辑这样的条理分析过任何一个人,他甚至觉得自己有些恶毒,但却并不想停止:“也许你还有一个希望,那就是我,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坚持寻找能证明你有罪的证据,无论任何渠道,无论任何方式,也许有一天,当我终于把手铐戴在你手上的那一刻,你会真诚地对我说,谢谢。”

话说完了,郝根生举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仔细地盯着苏建平。

苏建平的眼神恢复了冷漠,但郝根生可以从那冷漠中看到隐藏的惊惶,那不是要掩藏内心罪恶的惊惶,而是一种外放的、想要寻求答案或者帮助的惊惶。呆了许久,他才对郝根生说了一句:“那我等着你。”

说完,郝根生起身离开。

郝根生再次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酒,仔细地看了半天,一饮而尽,嘴角便流出一缕苦笑。

看着结了帐缓缓离去的郝根生,伙计转身去收拾桌子,却发现,除了只剩一点的那瓶酒外,满桌子的肉菜,基本上原封未动,铜锅里的汤已经不再沸腾,几片肉漂在浑浊的汤水里,无奈而又悲凉。

第二天早上,郝根生没有去上班,对于他来说,几十年来这是第一次没有任何原因的不去上班,他甚至没有给所里打电话。

忙活了半天,看着擦得干干净净的家具,拖得明可见人的地面,还有阳台上挂满的刚洗好的衣服,郝根生忽然觉得,做做家务,浇浇花,看看报,其实这样的生活也很不错,离了自己,地球照样转得有声有色的。

到十一点的时候,手机响了,是刘胜利,告诉他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

苏建平死了。

所有的花花草草立刻被抛在了脑后。

苏建平是坠楼死的,就从方文霞掉下去的楼顶边沿那里,落地时,正好砸在那片刚刚撒好石灰的地方。

不过这次确实是意外了,因为现场有不止一个目击者。

当天早上,苏建平先去了居委会,表达了想自行拆除楼顶开心农场的想法,请居委会出面雇两个街里的保洁员帮着做清除工作。然后又去了附近的农贸市场,找到一个专卖活鸡的小贩,约定以25块钱一只收购他家的活鸡,并拿了一个麻袋。之后就带着两个保洁员上了楼顶,居委会的两位尽职的大妈也跟了上去。

两名保洁员负责拆除葡萄架和搬运木箱,苏建平则打开鸡笼从里面掏鸡往麻袋里装。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可当苏建平的手再一次从鸡笼里出来的时候,手里抓着的是一只体形特别大的公鸡,那只公鸡扑楞着翅膀不停地挣扎,忽然一下就挣脱了苏建平的手,一下子扑到刚刚站直身子的苏建平脸上,苏建平被扑打着倒退了好几步,一下子就从当初方文霞坠落的地方掉了下去,那只鸡也随后掉了下去。

在场的人目瞪口呆,赶紧跑下楼去,却见苏建平仰面躺在地上,口鼻早出血来,已经没了气息。那只公鸡就倒在他的身边,头上赫然是半个鸡冠子,见到众人,竟然挣扎着站了起来,打出了一声嘹亮的啼鸣,然后倒下,死了。

当天下午,郝根生夹着户口簿,又出现在洪湖里的楼群里,走东串西的,见了人依然热情地打个招呼,当走过方文霞家楼下时,谁也没有注意,他的眼中露出的那一抹淡淡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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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志云,天津市公安局民警,全国公安文联会员,天津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3期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在《人民公安报》、《啄木鸟》及《天津日报》、《今晚报》、《天津政法报》等媒体发表报告文学、小说、散文等作品百万字,作品收入《警徽闪耀》、《新长征路上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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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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