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度纪实文学卷——剿赌马尼拉（八）
科尔沁区公安分局民警心中的“好政委”
邵兵在奈曼的时间就是有数的那么些天，只用这短短的时间来总结邵兵的一生实在是太简单了。
那么我们还可以把时间延展到他在科尔沁区公安分局工作的那段时间。“邵兵的先进事迹，奈曼只是他最后的那一点儿，只是他生命的句号而已。如果跳过他在科尔沁区公安分局的那段经历，邵兵的人生是不完整的，对他也是不公平的。”说这个话的就是通辽市公安局副局长、科尔沁区公安分局局长刘兴臣。对于其他的重要头衔我在这里跳过，但是，我却不愿意跳过邵兵在科尔沁区公安分局的这段经历。刘兴臣是什么人？从十几年前我认识他那天起，他给我的印象就非常深刻。从开鲁县公安局局长成长到今天，他的能力……应该说他各方面的能力，在基层公安局局长群里是出类拔萃的。我很佩服他，因为他无论到了任何一个公安局，这个公安局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当然是好的变化。有能力、有思想是一个基层公安局局长必备的特质。但就我个人而言，在有些方面我并不是非常喜欢他的。这或许是性格使然，毕竟谁也不会去喜欢一个常常会忽略掉别人认为重要事情的人。就是在采访邵兵这件事上，作为重要的采访对象之一，我几次千里迢迢地到通辽都没有见到他，使我对他这个号称“邵兵最亲密的战友”产生了怀疑。多次联系他，并且已经感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在他的领导的强制命令下，我终于见到了“百忙当中的”他。由于他拖延了采访的时间，所以才使我笔下的这个稿子被写得“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写过如此费劲的文章。然而结果真的是应了那句老话“好饭不怕迟”。
“我们俩是2011年1月24日一个令到科尔沁区公安分局的，到邵兵2014年3月离开，我是局长，他是政委。工作上我们是搭档，生活上我们是兄弟。可以说是配合得天衣无缝。我对他挑不出任何毛病，也从没有闹过意见。你去打听打听，任何一个公安局，像我们这样的搭档能有几个？虽然只有三年的时间，但在三年的时间里，2012年5月我们局被评为全国优秀公安局，2013年又被评为全区精神文明标兵单位。这些成绩都和他的工作息息相关。你知道，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一起做了许多工作。可后来……我的工作忙了，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他来干的。他是个有着极强的配合精神和责任感的好搭档，并且非常敬业。别的我不多说，只说四点。第一，当时科尔沁区的社会治安环境很不好，首先，命案高。一个公安机关，如果命案长期居高不下，你其他工作做得再好，在老百姓的眼里也是不称职。我们当年就让命案下降了一半，连续三年实现了命案必破。在社会上产生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明显。有一次老百姓竟然拉了一车鞭炮到公安局去放，为什么？多年的积案破了。第二，我们打掉了黑社会性质的‘地下出警队’，顾名思义，所谓的‘地下出警队’是有着黑社会性质的。一个时期老百姓遇到了形形色色的案件，当然命案除外，居然不找公安机关报案，而去找‘地下出警队’解决。说起来真是丢人哪，作为公安机关有什么比失去了老百姓的信任更令人悲哀……半年的时间我们不仅转变了工作作风，还打击处理了300多人，彻底打掉了‘地下出警队’。第三，当时通辽市的游戏厅赌博十分猖獗。这可不是一般的游戏厅赌博，是让老百姓倾家荡产，让我们的社会面乌七八糟的一颗毒瘤。全市350多家涉及赌博的游戏厅，我们用了八个月才彻底摸清楚。要知道在每一个游戏厅后面都不是普通老百姓。其他的我不深说。第四，是专业的‘医闹’问题，我们一口气处理了十五六起，处理上百人，用将近一年的时间净化了医院。至于其他的信访、维稳等等我就不细说了……为什么要说这些，因为所有的工作都是邵兵主抓的。你们说，邵兵的事迹跳开这些，能有多大的价值？”刘兴臣讲话依然是干净利索，有条不紊，富于感染力。当我们想进一步向他了解时，他扔下一句，“你们到通辽来，我找人给你们提供详细的资料。”
刘兴臣和邵兵的关系众说不一，抛开一些人的猜测不说，就在采访中感受到的却是战友之间超乎于友谊的款款真情。他说在得知邵兵要去奈曼的时候，曾经劝过他不要去，那不是个好地方。干吗放着好日子不过，跑那么远找罪受。可是邵兵却说，他不能辜负领导对他的信任。“我有什么办法？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选的。当时我想，或许是在科区我给他的权力太大，但在名义上也只是二把手。既然他那么想去，我也不好勉强什么。只能是在他去了之后，尽自己的一切力量，给他最大的支持。不管你们信还是不信，他去世之后我的心里是最难过的。不为别的，只因为我们的关系再好，也没有好到他什么都听我的。”刘兴臣的话里有埋怨也有自责，我完全能够理解，因为采访中我了解到，邵兵起灵时在前面抬棺的就有刘兴臣……他一个字都没有去讲肩膀上抬着已经失去生命的战友邵兵时心里是怎样的感受，但可以想象他会有多么难过。作为同样是一个基层公安局的局长，在送自己亲爱的战友最后一程的时候，他的内心应该不仅仅只有难过那么简单。
在科尔沁区公安分局的采访是从他们的纪检书记开始的，通常我们对纪检书记出面的理解，是在廉政等方面起到一个把关的作用。而在基层公安局，作为党组成员的纪检书记，他还会肩负着一部分业务工作。
赵旭东，一个看上去温和略显拘谨的人。和其他接受采访的人差不多，开始都是一大段的评价，这些评价大同小异，属于那种官方的，例行公事的开场白。
他是从游戏厅赌博开始说起的，可见在人们心目当中对于公安机关来说整顿游戏厅赌博应该不算什么重要的工作。而随着他的介绍，让我感觉到这里的游戏厅赌博却已经是关系到民生的事情了。其复杂性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曾几何时电子游戏厅赌博在通辽市泛滥成灾，社会反响极其强烈。大街小巷遍布大大小小的电子游戏厅，而每个游戏厅都是公开或者半公开地进行赌博活动。特别是秋收之后，当老百姓手里有点儿钱，开始“猫冬”的时候，赌博活动更是猖獗。有的电子游戏厅甚至形成了每天早晨派大轿车深入到农村牧区拉客，有的还有配套服务，管吃管住，管借钱，当然是高利贷。用日进斗金来形容当时的电子游戏厅赌博一点儿都不为过。随之而来的社会治安问题层出不穷，赢钱的得意扬扬，输钱的哭天喊地，追债的打打杀杀。一时间把科尔沁区弄得乌烟瘴气。老百姓深恶痛绝，因为有的人家因此而落得家破人亡。而公安机关却因为打击不力，失去了老百姓的信任。在这个时候，我才真正地听出了刘兴臣话里有话的那句“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干游戏厅，不是什么人都敢在游戏厅里赌博”。其实如果说是公安机关一点儿不管，那也是冤枉的。可是300多家电子游戏厅，很多都是“有靠山的”，甚至有的公安民警在里边还有股份，所以，公安机关的打击力度可想而知。邵兵他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下决心进行整顿的。因为关系到利益和金钱，其难度，其压力，无法想象。
“电子游戏厅赌博，乍一听就像是治安案件，给人们的感觉似乎和杀人抢劫没法儿相比，但是对社会治安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因为暴利引发的暴力使它的危害无限度地放大。比如说，有一户人家，刚刚得到了十几万元的拆迁款，因为去游戏厅赌博，钱没了，老婆带着孩子跑了。父亲也气死了，而他自己每天被高利贷债主逼得东躲西藏有家不敢回，因为是赌债，更不敢到公安机关报案。就这样，一个家庭完了。还有更极端的，一个女人因为丈夫沉迷于游戏机赌博输光了家里的钱，这个女人苦劝自己的丈夫不听，因此得了抑郁症。最后她找到丈夫一刀捅过去，直接扎在了大动脉上……又一个家庭完了。而有的公安民警，连班都不好好上，每天坐在电子游戏厅外边充当保护伞。而公安机关每次组织清查活动，人还没动，消息早已走漏了。你说危害大不大？已经影响到我们自己的队伍。当时我们的工作真的是很难。没办法，邵兵就亲自带着我们纪检监察部门的人下去查，并且查一个封一个。有些话我真的不应该说，但是不说就不能说明当时的艰难程度。我们每查封一个，就会有重量级的领导亲自打电话，有的甚至是监管部门的领导。说一个例子，我们端掉了势力最大的一个涉赌的电子游戏厅，马上就有领导打来电话，我就不说他是谁了。当时的态度十分可恶，还质问我们：‘你们凭什么把人给拘留了？赌博是刑事案件吗？’当时邵兵就说：‘是不是刑事案件，你可以去查《刑法》，反正我们是依法办事。如果我们违法了，我们承担法律责任。但这个案件我们办定了。’”
俗话说得好：你就是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呢？光靠一个邵兵，就是把自己累死也是不行的。更何况针对公安机关的打击，各种五花八门的对策都出来了，变得更加隐秘。由公开转入秘密，有的甚至像港台剧一样，出入要有认识的人介绍。更加离奇的是把门改成立柜，走进去别有洞天。
打铁还需自身硬。尽管由于利益的诱惑只有少数的公安民警卷入到“赌博捞钱”的大军之中，但绝大多数公安民警还是有立场有原则的。开展队伍建设，提高思想认识，整顿纪律作风，针对自己内部人员进行“挖疮治癣”。为此，他们立时出台了一个看似荒唐不讲规矩的“临时规则”，就是以派出所为单位首先对管辖区进行自查自纠。然后，各所之间进行互查，无论哪个派出所，只要是被其他派出所查出竟然有游戏机赌博的案件，这个派出所的所长临时停岗。直到他们在其他派出所管辖范围查出同样的情况，才能重新履职。以此类推……
按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不是最好的办法，却是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最无奈的办法。虽然有一些派出所所长为此感到不理解，个别还有比较冤枉的。但是，这项工作毕竟有效地推动下去了。整整八个多月，我们无法想象那八个多月邵兵他们是怎么度过的，但是350多家电子游戏厅赌博在通辽市科尔沁区销声匿迹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直到现在，有些人在说起邵兵他们查封电子游戏厅赌博这件事，还抑制不住地摇头，话里有话地说些听上去貌似意味深长的话。我感觉得到，为了这件事，邵兵他们得罪了不少人，有的甚至是亲戚朋友。虽然没有人明白地告诉过我们，更没有深谈过邵兵是怎样在这件事上六亲不认的，但我们还是私下了解到，邵兵最先拿来开刀的，就有他自己的亲属。
说到大案要案，由于科尔沁区是通辽市的主城区，社会治安比较复杂，当时每年的命案达到378起。直接受害人且不说，间接来说就有无数的家庭为此而受害。究其原因，东北人的性格比较暴躁，特别是一些小青年，喜欢带着管制刀具出入歌厅等公共场所，又爱喝酒，往往三句话两句话就出了人命。邵兵他们可以说是临危受命，去了以后就全身心投入，目的就是降低命案发生率。因为他们知道，对于公安机关来说，命案的多少代表着这个地区社会治安的稳定程度。从哪里下手呢？管制刀具就是源头。据说当时查扣的管制刀具可以装满一卡车。果然，当年命案发生率就下去了接近三分之二。可以说是首战成功。我终于明白为何在他们到任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就被评为“全国优秀公安局”。接下来他们又在全市首先提出“命案必破”这个高标准。
说到“命案必破”，如果不说案件似乎欠缺点儿什么，如果详细地去写案件，又似乎不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那就简单地讲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吧……
这个案件的素材是来自于科尔沁区公安分局“命案大队”副大队长李禹。在写这个案件之前，我想多用几笔来写一下这个叫李禹的小伙子。小伙子年龄不大，30多岁，和我儿子的年龄差不多。他看上去很干练，我感觉比电视剧里的那些“假警察”帅多了。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常常对和自己有眼缘的年轻人难以掩饰内心的喜爱，也难免有意无意地夸上几句。为了彼此留个好印象，更加有利于采访，“套瓷”的话也就顺着嘴边儿溜了出去。小伙子对人挺诚恳的，没说几句就说出实情：“这活儿真的不好干，没白没黑地辛苦不说，主要是精神压力大，每一个参加案件侦破的民警都必须有着超强的抗压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只要发生命案，都会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且不说被害人的家属们激动的情绪，老百姓对咱们警察的期望值一下子拉升到了‘福尔摩斯’的水平。他们哪里知道，每一个案件的侦破都有我们百倍的付出。可以说，每一个案件破得都是那么艰难和惊心动魄。就拿2013年4月22日发生的那个碎尸案来说吧……记得那天有一个中年妇女到派出所报案，说是她姐姐头一天突然就不见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失联了。而且非常肯定地说，自己的姐姐遇到了不测。因为她们俩都是以前老玻璃厂下岗的职工，又都在站前的一个快餐店里打工。原本姐妹俩约好了昨天早晨见面，可不知道什么原因，妹妹等了半天，姐姐却没有去。再打电话联系，手机居然关机了。开始还没当回事，以为有什么事情耽误了，直到今天早晨依然音信皆无，妹妹这才着了急，连忙到派出所报案。其实这个案件，侦破起来并不是非常复杂。如今各种侦查手段在高科技的辅助下，只要侦查方向对，锁定犯罪嫌疑人，不过是早晚的事。很快，案子就破了。犯罪嫌疑人许某和被害人因为一点儿琐事酒后发生了纠纷，许某将被害人杀死肢解后抛尸。在许多人的眼里，案子破了便万事大吉了。其实远远不够。为了把犯罪证据全部提取到位，邵政委带着我们寻找尸块，这才是最艰难的工作。犯罪嫌疑人把尸块一点点地丢到了各个垃圾堆，而这些垃圾又被收集到垃圾场，要想找到谈何容易。邵政委和我们一样，在又臭又长的垃圾场里寻找着尸块，这是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的重要证据，再辛苦也要找到。一连几天他和我们吃住在一起，在早春冰冷的雨天里，带着警犬和铲车在垃圾堆里艰难地寻找着。我们都知道政委的身体不好，就撑着伞为他挡雨。他推开我们说：‘弟兄们都淋着雨呢，让我打伞？不可能！’他就是这么个人，在我们面前，永远是以身作则。就是因为跟着他，我们就是再辛苦再累，也不会有任何话说。你们说我年轻、能干，我承认。可是，我要是说我的身体还不如一个老人，你们信吗？我有严重的糖尿病，都打了两年胰岛素了。大夫说，这都是生活没有规律、精神压力大造成的、要注意休息。我才34岁，又在这个岗位上。如果能够注意休息，邵政委也不会那么年轻就走了。”
小伙子说起话来干脆利索，也很坦然，可不知为什么，却让我这颗“慈母之心”感到撕心裂肺的痛。
在科尔沁区公安分局有一个据说是全市独一无二的侦查大队，叫作“有组织犯罪侦查大队”，大队长小裴给我讲了一个关于“地下出警队”的典型案例。20世纪90年代，通辽市有一个叫刘大鹏的“黑社会”头目被打掉之后，判刑20年。他于2013年12月24日出狱。这个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并没有因为20年的刑期而减弱，出狱之后，他振臂一呼就网罗了一帮社会闲散人员，这些人前呼后拥地跟着他在社会上横行霸道。他们很快便垄断了“扛沙子”这个行当。说起“扛沙子”，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还有这样的事儿。问了一下才明白，原来就是买到新房后人们要给家里装修，都需要把沙子靠人力运送到装修的房子里去。那些人多数都是一些靠苦力赚钱的人。当刘大鹏出来之后，这些人都不可以自己去揽活儿了，而是要通过他，经过他“扒皮”之后，才可以去挣这点儿辛苦钱。谁要是不听他的话，结果便是非伤即残。他刚出来的时候，有人给他接风，他喝多了一时兴起当场砍断了人家三个手指，还把歌厅给砸了，直接损失十几万，也没有人敢去报案。靠着“刘大鹏”这三个字，就像是在通辽市竖起了一面黑旗。要不上的债他能要来，摆不平的邻里矛盾，只要他出面什么都好办。当然他不会白办。没多久，“地下出警队”便“名声大振”。甚至有些老百姓，遇到事情不去找公安局，直接去找刘大鹏。社会影响极坏。
为了打掉这个所谓的“地下出警队”，邵兵带着有组织犯罪侦查大队展开调查，寻找证据。当时的调查取证工作十分艰难，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在监狱里待了20年的人，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将黑手不仅伸向那些卖苦力的农民工，还可以处理车祸，处理打架斗殴、邻里纠纷。最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手里还有一家所谓的小额贷款公司，说白了就是放高利贷。对于这伙无恶不作的家伙，老百姓对他们是又恨又怕又不得不依靠他们，因为只有他们可以去干那些超越法律的事情。当时社会上以及网络上也是炒得沸沸扬扬，都说是公安机关不作为。工作起来才知道，要想获取关于他们的犯罪证据是多么艰难。没人提供证据，要想将他们绳之以法，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为此，邵兵他们连元旦都没有休息。当时邵兵还病着，一边打着吊瓶，一边上门取证。有的人完全是被他感动了才出来做证的。小裴有一句话很有深意：“也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外地人，要不然着手这个案子也不容易。”经过几个月详细而缜密的侦查工作，终于拿到了他们的犯罪证据，决定在刘大鹏庆祝出狱一周年纪念活动时收网。
“刘大鹏的反侦查能力很强，他知道公安机关对他盯得很紧，所以他经常采取手机换号来规避公安机关对他的控制。甚至连他身边的人跟着他的时候都不能带手机。其实，那次收网也是反规律性的，非常出乎预料。我们在得到他的确切地点时，没有通知任何人，邵政委和我带着两个人直接就去了。当时我和邵政委各带一支枪，当时我就要往里冲。邵政委拉了我一把说：‘那两个还没结婚，冲什么？让他们退后，我来！’说实话，让邵政委冲在前头也太危险了。可是当时的情况也不容我们多想，我上前一脚踹开门，邵政委举着枪冲了进去……结果，全胜。现在想想好险呀，屋里加刘大鹏四个人，还有一个是包头的网上通缉犯。我们是一比一，一旦有个闪失，后果难以预料。”
热门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