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度纪实文学卷——剿赌马尼拉（八）
一树怪柳自迎风——对奈曼旗原公安局局长邵兵的采访手记
开篇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唐代诗人杜牧的这首《清明》脍炙人口到了几乎是老少皆知的地步。我此时此刻，坐在火车上，透过车窗去看依然被寒冷桎梏的大地旋转着从眼前掠过，心里默念着这首诗，完全没有细雨霏霏的景致，以及完全可以想象出的酒旗招摇与杏花盛开，只留下“清明时节……欲断魂”。
每到清明节，官方的非官方的各种活动在全国的公安系统里弥漫出了最悲怆的疼痛。虽然不是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想起那些为了共和国的稳定献出生命的战友们，而是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让我们有时间暂时停下追随他们的脚步，去为他们献上一个最诚挚的敬礼。每年牺牲的几百名公安民警，哪一个不是让我们想起来都会痛断肝肠？我们不知道，下一秒钟我们身边的哪位战友还会倒下。这就是共和国的警察，牺牲随时相伴，却还在勇往直前。
事出有因以及难言的“3·20”事件
前方出现了一片奇形怪状的树林，苍茫的大地上如同树桩一般的躯干顽强地伸向天空，同样没有生命气息的细碎枝条在狂风中飞舞着，拼命地抽打着黑黢黢的树皮，让人不知不觉地产生一种畏惧感……这就是生长在科尔沁大地上的一种特殊的柳树。至今我都不知道它的学名叫什么，只知道这里的人们把它称为“怪柳”。“怪柳”的生命力极为顽强，它可以在蛮荒之地存活上千年。也只有这个叫“奈曼”的地方才能让它大片地生长。生命就是这么不可思议，就是这么坚忍不拔。如果你叹息生命的脆弱，那么就到“怪柳”林转一圈，你就会知道，大自然也会给贫瘠的地方留下勃勃生机。
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生长着“怪柳”的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我们要去了解的人就是奈曼旗的副旗长兼公安局局长邵兵。前一年的清明他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带着他的公安民警们十几天不眠不休地紧张工作着。用一句工作俗语：正是要劲的时候；用我的话来说：正是要命的时候。不是吗？如果不是那段时间紧张地工作，如果不是难以承受的重重压力，如果不是他高度的责任感，如果不是他争强好胜的性格，如果不是他超乎常人承受病痛的忍耐力，他也不至于在清明过后的两个月，轰然倒下……他在确诊肝癌的20天后，就结束了47岁的生命。在历史的长河中生命是短暂的，但在科技发达、人的平均寿命接近于80岁的年代，47岁的年龄可以说是英年早逝。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警察的英年早逝变成了常态。第一次听说“积劳成疾”的时候，是从全国人民都了解的焦裕禄身上。到现在为止我都记得那位为了兰考人民，在身患肝病的情况下，用喝水的缸子或是桌子角顶住自己的肝区，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滚落的样子。所以，在人们的印象中，积劳成疾时最起码自己会知道因为劳累过度已经有了疾病，而邵兵直到死神即将来临的时候，还在为工作操心，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自己会得这么重的病。是啊，自己年纪轻轻，平日里那一副好身板，虽然不能飞檐走壁，但走起路来也是“夹风带雨”，一副“铁人”的架势。在他的计划中，他还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还有很多想法有待实现。在他的所有“预算”中或许没有被他算进去的就是疾病与死亡。然而，现实恰恰是疾病这棵稻草，不仅压垮了他，夺去了他的生命，还给他留下了无数个“来不及”……
“邵兵，男，满族，1968年1月4日生，中共党员，一级警督。从警26年，历任……立功受奖……若干……”因为写的不是先进事迹材料，所以我不想把过多的笔墨用在那些涩滞的、带有几分枯燥的例行公事般的介绍中去。我想以我的方式，让人们了解一个工作在基层的人民警察，或者说是人民警察中的基层领导干部，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一定完美，不一定圆满，不一定像人们想象当中的英雄那样令人敬佩得五体投地，我只想通过一个作家的视角，走进一个普通警察生命中最后那一段路程，把我见到的、看到的、想到的、感受到的，一一列举出来，让大家能够真正理性地看待一个警察英雄的平凡一生。
说起邵兵这个人，我在印象中曾经见过他一次。记得三年前我带着“送文化下基层小分队”到通辽市科尔沁区公安分局开展活动，那时是分局的政委出面接待了我们。我隐约记得那位政委的名字就叫邵兵。因为当时每天都要去一个旗县公安局，如果说让我把每一个人、每一个领导都能记住那是假话，也有些强人所难。但是在我的印象里，有人告诉过我：他的父亲曾经当过通辽市公安局的副局长。为此我记住了邵兵这个名字。这就是我对他的全部印象。
不知道是不是和许多的采访一样，我对邵兵的了解也是从通辽市公安局的领导开始的，当然不算手中厚厚的那一沓材料。
通辽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邱成刚我是认识的，并且很熟悉，因为他是从上级领导机关下来任职的。几乎没有什么寒暄和开场白，因为在那一刻，无论是他还是我心里都是沉甸甸的。所以，当他以一个被采访者的身份坐在我的面前时，我深深地感受到一个痛失爱将的领导那种发自内心的痛惜……
“我问他愿不愿意去奈曼任职时，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当时我很意外。因为谁都知道奈曼局的前一任领导说什么都不肯在那里干下去，硬是闹着要回来。我们和市里的领导把所有符合条件的环节干部都遴选了一遍，考虑再三才决定让他去。当时还怕他不愿意。你们想啊，他当时在科尔沁区公安分局当政委，局长是刘兴臣，因为刘兴臣身兼数职，没有多少时间去管局里的事。基本上科尔沁区公安分局是由他主持工作的。奈曼地处偏远，生活艰苦，离家又远。说到底还是个平调。一般人……就是考虑到家庭的利益，也不一定会同意去的。可是他却答应得这么干脆。”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特别是在评价他的部下时，我相信每一句话都是经过反复斟酌的。很显然，他介绍的是邵兵为什么会到奈曼旗公安局任职的。这几句看似简单明了的介绍，其弦外之音却包含着很深的意味。据我了解，当邵兵的事迹变成组织行为的时候，各种奇奇怪怪的说法明里暗里伤害着依然沉浸在失去邵兵的痛苦中的战友甚至他的亲人。“邵兵就是这么个人，关键的时候勇于担当。我们太需要像他这样勇于担当的领导干部了。”说到这里邱成刚沉默了一下，这沉默别具深意，他望着我们说，“说一句题外话，如今的基层公安局局长这个职位，真的是很难干。任务重压力大，更何况要去的奈曼又是那么艰苦和复杂。换了任何一个人，都会有几分怯意，也都会不由自主地考虑一下。而他却毫不犹豫地说：‘组织决定让我去，那我去！’没有一丝犹豫，也没提任何条件，真的很难得。而我们当时也想选择一个具有综合能力的人到那里去。奈曼的情况的确比较复杂。我们选择邵兵的原因就是他还有一个特点，也是我们最终决定让他去的主要原因，就是他这个人比较‘和人’。”
“和人”这个词有着很强的地区性，所以我似乎感觉到邱成刚口中的这个“和人”，其潜台词应该是那里的领导班子不仅仅需要一个有能力的带头人，还需要一个能够调解各方面矛盾的人。然而作为一个市局领导，邱成刚当然不会直截了当地和我们说。
邱成刚告诉我们，在他来这里工作之前，他对邵兵的了解和对其他干部的了解差不多，都不太深。以前他从公安厅到这里来是属于“领导下基层”，和邵兵那一级干部接触都不太多，基本上和我一样，难得工作上能够有接触。往往是工作完了，走了也就走了。能留下多少印象可想而知。他来了之后，对邵兵的了解稍微多了一点儿。由于科尔沁区公安分局是通辽市的中心区，各项工作直接影响到通辽市公安工作的大局，接触自然是多了，多数是与工作有关的事情。论私交，真的是没有什么。
我听懂了邱成刚的话，也能够理解，作为他这一级领导干部无论你用任何一个干部都会有许许多多的猜测在人前人后游走。
“他确实没有让我们失望。去了以后很快打开了局面，各项工作也都有了很大的起色，特别是‘3·20’事件的处理上……那是一场硬仗啊……”
邱成刚口中的“3·20”事件我知道得不算太多，但是由于这个事件惊动了上上下下许多领导，并且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此，在这次采访之前，我也做了一些必要的功课。这是一起围绕奈曼化工园区发生的重大事件。我们所了解到的或许和官方的说法不尽相同，但是，我们却知道，正是因为这件事情才使得邵兵为此耗尽了心血。
众所周知，经济的发展直接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与进步。位于科尔沁大地上的通辽市也是一样把发展经济摆在了首位。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许多年来的努力发展，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贫穷和落后自然而然地成了过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环境保护成了人民生活当中最敏感的一个话题。即便是一个贫困地区也是如此。因为贫困是相对的，而生活水平的提高却是有目共睹的。老百姓已经不再满足于碗里的饭菜和身上的衣服，而是把眼光投入到了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无论他是贫瘠还是富裕。这一切原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合理的诉求经由合理的渠道反映到政府那里，总是会得到一定的解决。然而，当一个合理的诉求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那么一切都有可能走向人们意愿的反面。“3·20”事件就是如此。
奈曼旗有一个很大的化工园区，这个化工园区从开始建设，到投入生产，前前后后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而这十几年化工园区从利税大户、安排就业、繁荣经济的香饽饽，到老百姓觉得可能会让他们断子绝孙的妖魔鬼怪，或许就在一念之间。从老百姓自发地封堵化工园区，进而演化升级为被人利用，有组织地阻断公路，袭警砸车，损毁国家财产……在很短的时间内，事件发生了质的变化。
作为奈曼公安机关最高的指挥员，邵兵自然首当其冲。在前线指挥部，邵兵不仅仅要指挥全局，还要深入到老百姓当中去。如今，像这样的“群体事件”在很多地方都有出现。由于对象是“老百姓”，公安机关所能够做得就是将“非常”的后果化解于萌芽状态。调解真的是一件苦差事，稍不留意哪句话说错了，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不使矛盾激化，除了所有的公安民警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工作，很多时候都必须由邵兵亲自深入到各家各户，苦口婆心地做工作，有时候一连十几天无休无眠地往返于群众代表和各级政府之间。因为老百姓要的是承诺，政府要的是化解。
当时情况的严重程度，我们可以从一个从始至终坚持在工业园区的老警察那里感受到……
派驻化工园区监察大队大队长在说起“3·20”事件时，依然是感到后怕：“那简直像坐在炸弹上，并且是一个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突然爆炸的炸弹。你们知道天津大爆炸吧？这个化工工业园区里头的化学原料是天津大爆炸的几倍，一旦引起爆炸，不仅仅是园外的几千人，还有园内的上千名员工，包括周边的乡镇……后果不堪设想。还有你不知道爆炸之后所产生的后期效应，会不会又是一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老百姓不知道啊，他们的诉求或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方法的的确确是用错了。他们被人利用，只顾着眼前的利益，竟然让自己处于险地而不知。而这一点我知道，邵局长知道，政府知道，我们所有的公安民警都知道。可是怎么样才能够让老百姓真正了解自己是在拿生命开玩笑这道理，却是非常不容易。就算你喊破喉咙，就算你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放在那里，可架不住老百姓不信。那有什么办法？有些人掺和在里头并不是为了环境保护什么的，而是有人蛊惑，说那些企业有的是钱，只要跟着闹就能分到钱。很多时候都是没有理可以讲。可危险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那段时间我陪着邵局长，许多次出出进进工业园区，想方设法地做工作，可是效果不佳。看到他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给老百姓做工作，最后连嗓子都哑得说不出一句话，疲劳成那个样子，真是很心疼。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园区里的工人们被围困了那么久，少吃没喝的，焦躁的情绪已经达到了极致。稍不留神，就会发生事故。而那些日日夜夜围在化工园区的老百姓，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冲到化工园区里来。作为警察我必须坚守岗位，作为普通人我真的是很害怕。说真的，当时我是抱着和园区共存亡的决心守在那里的，可以说后事都安排了。可邵局长对我说：‘你这里是火山口，外面的形势也非常严峻，咱们奈曼只有300名警察，我给你抽不出人，也不能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派人来。老百姓的心理咱们是知道的，有个人在这里晃着可以麻痹他们。但是你决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麻痹，你一定要严防死守……不过你记住：别让自己当烈士！因为这里不能出事！绝不能！’”
然而，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2015年4月4日，一直比较稳定的形势突然急转直下，在一些不法分子的煽动串联下，上百名手持镰刀、铁锹、棍棒、砖头等凶器的不法分子，一连几次向化工园区发起冲击……执勤的民警被殴打，警车被砸坏，路边的加油站、变电站受到攻击……危险在逼近。这个关键的时候，如果不马上控制住局面，再有陆陆续续不知真相的群众卷进来，一场灭顶之灾，在所难免。
这个时候就看出了指挥员的魄力与牺牲精神。邵兵身先士卒，冒着飞舞的棍棒和砖头瓦块带领着公安民警冲入混战的人群，从始至终坚持在最前面。经过短短两个小时的奋战，终于将带头打砸抢的不法分子抓捕归案，有效地平息了这次事件。
说起“3·20”事件，邱成刚依然是一脸严肃。“邵兵这个干部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担当。我们之所以要学习他，也就是要弘扬他的这种敢于担当的精神。你们无法想象当时的事情有多么复杂，我和市里的领导也在现场，但是当时情况非常复杂，很少的几个人开会，会议还没散，消息已经传播出去了，从而引发了我们谁也没有想到的后果。有些话我不想说得那么明白，也不想弄明白。那样我们就会不知道该相信谁……因为上级领导要来的情况被透露出去，本来已经基本平息的事情，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发酵了。事件的组织者非常迅速地组织起十几个村子的人，即将冲向化工园区。我们知道以后，说实在的，头皮都感到发麻。事件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稍不留神就会引发难以想象的重大事件。倒不是说我们这些领导都是贪生怕死的，而是我们所预估的后果，坚决不能发生。连我们都感到事情的严峻，更何况是已经在那里坚持了十几天的邵兵。那天晚上，我招呼大家来开会。按说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可我感觉奇怪的是，平日里总是精神抖擞的邵兵开着开着会头就碰到了桌子上，一看就是坚持不住的样子。说实在的，这让我心里很不高兴，我也在这里亲自指挥了好几天，也是忙得几天没合眼，他却打起了瞌睡。但是一想到他没白没黑地顶着压力忙了十几天，也就没说什么，只好让大家散会马上休息。不然的话大家都累垮了，到时候我用谁去？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已经是病得很厉害了。如果那时候我知道他病得那么重，说什么都不会让他继续坚守在一线。他去世以后，我们在整理他的事迹材料时调出了他当时在走廊里的一段录像，他的鼻子不停地流血，只能拿大团的面巾纸堵着，步履蹒跚摇摇晃晃走走停停，可是他到了我的面前就变成了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可想而知他是累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才会在我面前打瞌睡。所以，不瞒你说，我到现在都感觉愧对他，愧对他的老母亲，愧对他的孩子老婆。他就是太有担当了……”邱成刚在采访中提到最多的就是“担当”这个词。我们也能够听得出来，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说，能有一个勇于担当的干部是多么不易。那么，可想而知，失去这样一个好部下，他会是多么痛惜。
事情过去了整整一年，离邵兵逝去也已经有了九个多月的时间。许多人早已从当初的悲痛中走了出来，加上一次次各级媒体组织的采访，以及通辽市公安局许多次地挖掘整理，邵兵的事迹通过各种形式早已为人们所知晓。英雄的足迹和人生脉络也已非常明晰。这对我们这次的深入采访，可以说是有利有弊。但我们认为，或许只有在这么长时间的沉淀之后，我们才可能从中得到更加客观、更加完整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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