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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纪实文学卷——剿赌马尼拉(二)

来源:群众出版社 作者:胡杰

本案取证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运输。警方查封多多牧业的时候,拉奶牛的大卡车已经开走了。现在,必须挨个儿找到这十位卡车司机,证实他们运送过这批牛。

本来,行动之前,民警们把这十辆卡车的车牌号都记下了。现在,通过公安网,就可以查到车主的电话。一般来说,这种拉货的卡车车主就是司机本人,打电话让他们到市公安局问个笔录,不就完了吗?负责这项工作的民警是罗宵和高翔,等他们一上手,才知道这活儿远不像当初想象的那样简单。

这些大卡车有东风康明斯,也有解放147,分别来自西安、渭南、宝鸡和杨凌。罗宵他们把查出来的十辆车车主的手机挨个儿打了一圈儿,发现除了一位之外,其余的都已经不是车主了。卡车卖掉了,只不过没有过户。这九辆车,张三卖李四,李四又卖王五,有的已经倒了四道手了。好不容易联系上要找的那十位司机,这些人又都正行驶在天南地北的道路上,没法儿问笔录。

车主买卡车,为的就是拉货挣钱。卡车可以由两个司机轮流开,人歇车不闲。拉完这批奶牛之后,有的卡车连夜又接了别的活儿。再有,李水平被抓之后,他的家属找了媒体,对此案进行过大肆渲染。照他家属的说法,多多牧业的牛是掏钱买来的,出了问题也是养殖场的事儿,凭什么找他们的麻烦?卡车司机们虽说到处跑着,却早从手机上知道,他们运过的那批牛出事儿了。警察找他们调查,他们就有顾虑。把他们叫公安局去问笔录,不就得耽误他们的生意吗?所以,等罗宵他们电话打过去,司机的态度都挺冷淡。一问,人都在外地,一时回不来。

“这样,等我过两天到西安给你打电话。”有些人留下句客气话。得,别说过两天,罗宵他们等了一周,也没一位联系他们。

罗宵哥儿俩一商量,先从那个唯一没有卖车的车主找起吧。车主家在礼泉县,二十多岁,是个上门女婿。罗宵他们登门时,他正好在家休息。本来他对警察也挺有戒心,没想到两位民警就是问了他20日运那批奶牛的事,在哪儿装车、在哪儿卸车、时间、路线等问题,不一会儿就问完了,完全没有为难他的意思。

“这就完了?”车主有些意外,放松下来,“不瞒你们说,这十辆车里,除了我自己这一辆,还有三辆都是我帮忙介绍去的。两个是我的朋友,一个是我小舅子。”他当场打电话,俩朋友都在外省拉货,但他小舅子在家。于是,他让小舅子马上来他家,让民警顺利地把笔录也做了。

罗宵原先在市公安局治安处工作。这个胖墩墩的民警要是不穿警服,别人一准儿会以为他是个出租车司机什么的,绝对不会往警察那儿猜。罗宵为人低调,有亲和力,有本事三两句话就和对方找到共同语言。打过一次交道,礼泉车主和他小舅子对罗宵都挺认可,愿意跟他多说几句话。这些货车司机之间,其实相互都是通气儿的。知道警察不会为难自己,罗宵二人再打电话,车主们说话就有了诚意。把他们都叫到公安局问话不现实,罗宵就尽量就着人家的方便。只要他们路过西安,甭管是夜里还是凌晨,罗宵等人都会早早等在约好的高速公路收费口。转眼间到了冬天,有一天清晨六点,雾霾特别大,罗宵借着路灯在警车引擎盖上给一位司机做完笔录,手都冻僵了。笔录入卷后到了检察院,检察官还问送卷的民警:“这份笔录咋写得歪歪扭扭的?你们同事小学毕业没?”

关于从江山牧业运输奶牛到多多牧业的经过,卡车司机的说法都是一致的:10月20日下午三点,他们在江山牧业装车时,牛的耳标都是打好的,检疫证是牧业工作人员给他们的。下午五点半,车队从江山牧业出发,晚上八点到达多多牧业。进大门时,司机们按规定交了检疫证。

虽然牛贩子从段庄镇兽医站站长老卫手上买了一百套检验检疫合格证和耳标,但李水平实际上只买了九十八头牛,其中四头是小牛犊。屠宰场不杀牛犊,一位杨凌来的大卡车司机就以每头五千元的价钱把这四只小牛犊买下了。卡车司机自己也是个牛贩子,一头牛犊如果养大,一年后他能卖到两万元。因为要把刚买的牛犊送回家去饲养,这哥们儿就没去西安。给他做笔录,罗宵是伏在牛棚外一只磨盘上完成的,那字写得也不咋样。

案发后一个月的时间里,何旭和同事到江山牧业一共跑了二十多趟。从兽医、饲养员,到采购、销售人员,江山牧业的员工差不多都谈过话。他们想弄明白的是:程林涉嫌犯罪是个人行为,还是企业行为?他有没有同伙呢?

何旭让驻场兽医配合,将养殖场上万头牛的电子档案全部调取过来。结果发现,这些牛从2013年开始,一直到案发前,已经分五批全部打过了疫苗。这就奇怪了。按说,打过疫苗的牛,终生都不会得布鲁氏病和结核病。可是,西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警方在多多牧业查获的八十二头活牛进行检测,却发现其中三十七头布鲁氏病抗体呈阳性,五头结核病呈阳性,染病的牛中还有三头两种病检测都呈阳性。那么,江山牧业的这些牛是怎样染病的?淘汰牛是怎么挑出来的?公司采购的疫苗数量究竟有多少,质量有问题吗?兽医是不是给每一头牛都注射过疫苗?

对于专案组来说,面对这么多问题,要一一弄清楚,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而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可是,几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刑拘,需要在规定时限内走完从批捕到起诉的法律程序,容不得民警慢慢推敲。这样,工作进行了一段后,专案组决定,将侦查视线仍放回到案件本身来。至于那些比较专业的工作,还是委托动检部门去甄别吧。

经查,程林是江山牧业投资发展中心区域主管,主要负责场区的证件办理、淘汰牛合同签订和日常销售的监督。程林交代,2013年5月,他接手公司淘汰牛销售业务,主要是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将不符合生产要求的牛销售给有屠宰资质的屠宰场。多多牧业中标后,跟他们签订了半年的销售合同。从2014年10月1日起,他们向多多牧业一共销售了约一百五十头牛。

“9月份我就跟李水平说过,我们处理的奶牛在布鲁氏病菌检测中可能会出现阳性。相应的检疫耳标和检验检疫合格证我们不提供,得多多牧业自己去想办法。后来,李水平拿来了耳标。”程林跟民警说。

“你就没问他,耳标哪儿来的?”

“问了。李水平告诉我,耳标是元山镇兽医站开的,我也没再仔细看。”

“按规定,要出场的牛应该由牧场的兽医对牛进行采血、验尿,将符合健康标准的检验报告递交当地动检所,由人家出具正式的检验检疫合格报告,再由他们转交买方。是这样的程序,对吧?但你们江山牧业却只有过磅单,没有检验检疫合格证和耳标。这怎么解释?”

“集团公司统一有规定,检验检疫证和耳标由买方想办法。”程林这样解释。

如果江山集团公司有这样的“统一规定”,那就是个违反国家《动物检疫法》的规定。可程林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支持他的说法。这样,专案组只能视作他个人的一面之词了。程林说,公司淘汰牛的筛选由兽医和繁育部门负责。繁育部门向厂长打报告,厂长批准后,要报集团总部,总裁签字同意后方可销售。而他只负责牛的数量和重量的核查,在过磅单上签字。但民警调查发现,卖给多多牧业的牛根本没有经过兽医和繁育部门的把关。对集团总部,程林只报告了淘汰牛的数量,并没有汇报牛有可能已经染病这样一个重大情况。程林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提升他的销售业绩。没有证据证明他的行为是企业行为。

多多牧业成立于2012年12月,股东是李水平和他两个朋友,李水平是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平时公司由他全面负责。公司的业务就是宰杀牛并销售。他认为,检验检疫合格证是他委托牛贩子王战利办理的,至于兽医卫年贤是怎样进行检疫的,他是外行,并不清楚。所以,他不存在违法办理检验检疫证的行为。但是,民警从王战利那儿证实,10月20日早晨,李水平给王战利打电话,让他帮忙将买到的牛装车。王战利和岐山县安乐村的高志明一起来到元山镇街道,见到李水平后,李水平问王战利认识不认识开检疫票的人。王战利当场给卫年贤打了电话,谈好开检疫票的价钱,然后和高志明一起去找卫年贤。高志明同样证实了这一情况。何况,李水平作为屠宰行业的资深从业人员,对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不可能不了解。有这样的证据,李水平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

王战利的身份就是个农民,不是动物检疫从业人员,并不了解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况且他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从中牟利,警方没有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卫年贤承认,他没有资格向江山牧业开具出售牛的检疫证明和耳标,是为了挣点儿小钱才这么干的。过去,这个行业中私下里像他这样干的工作人员可不止一个两个,逮住了,大不了就是行业内部通报批评;即便上纲上线,也就是挨个处分罢了。卫年贤也坚持认为,自己的行为属于行政违法,并不构成刑事犯罪。但专案组认为,非法取得检验检疫证明和耳标,是本案能够成立的一个重要环节。卫年贤的行为虽然属于行政违法,但其后果却导致了犯罪的发生。因此,卫年贤是这起案件的共犯。卫年贤身陷囹圄,对全国动检行业从业人员都是一个强烈的震动——违规出具相关检验检疫证明是要冒坐牢风险的。

毕竟,这起案件没有判例可参考,一些法律边界问题也引起了社会争议。为维护企业形象,江山牧业集团为程林聘请了实力雄厚的律师团做无罪辩护,律师们也请来了一些有威望的专家、教授为其站台。但是,警方的办案质量经受住了考验。本案是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立案,也是以同样罪名对程林、李水平、卫年贤和王鑫刑事拘留的;之后,检察院、法院还是以相同罪名对他们批捕和判刑的。2016年8月,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程林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十五万元;李水平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十五万元;卫年贤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王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期执行一年,并处罚金八万元。

2017年3月,本案从西安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度受理的十五万起案件中脱颖而出,被评为“2016年度推进法治西安建设十大诉讼案件”,以二大队民警为班底的专案组也被西安市委政法委、市综治委共同评选为2016年度“优秀专案组”。

这起案件的侦破,强烈地震动了陕西的牲畜屠宰行业以及奶牛养殖行业。从此,行业从业人员都知道,淘汰奶牛如果未经检验检疫流向了百姓的餐桌,会被定罪量刑。时至今日,陕西类似的案件没再发生一例。陕西省畜牧兽医局总兽医师高巨星后来激动地跟袁萍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呼吁行业内要遵纪守法,可有些人就是当耳旁风。你们办一个案子,比我唠叨多少年都管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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