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度精选中篇小说卷——绑架（三）
就在刘骏举棋不定时，韩圭美却突然打来电话。
韩圭美在电话里的声音还是那样平静。她先向刘骏道歉，然后说，她在这个上午确实已经到迪拜机场，可是到了之后才得知，这次航班要延误6个小时。她平时乘飞机最不喜欢航班延误，在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漫长的等候很麻烦，所以她就把机票改签了，明天会乘同一次航班，在同一时间到达北京。刘骏接到这个电话后心里才长长松出一口气。他和助手分析了一下，觉得韩圭美在这个电话里说的应该是实话。如果韩圭美真的改变主意，不想再回国，她只要从此不再跟刘骏联系就是了，没必要编出这样一套谎话，更没有必要再给刘骏打这个电话。就这样，刘骏带着助手又在首都机场等了一夜，又等了一天，直到第二天下午的6点钟左右，才终于等到从迪拜飞来的这次航班。
刘骏在出口涌出的乘客中，一眼就认出了韩圭美。尽管刘骏从没见过韩圭美本人，但是已经无数次看过她的照片，所以对她的形象已经很熟悉。虽然如此，韩圭美的装束和打扮还是让刘骏有些意外。在此之前，刘骏想的是，韩圭美是一位女企业家，做的又是女性用品的生意，而且长年生活在国外，应该打扮很入时，至少是一个时尚的女性。可是面前的这个韩圭美，衣着很普通，身上只穿了一件米色风衣，脚下是一双深色高筒长靴，拖着一件简单的行李，而且脸上看不出一点化妆的痕迹。刘骏看着走出来的韩圭美，又在心里判断了一下，在确信这个女人就是韩圭美之后，才走上前去。
“请问，你是韩圭美女士？”
“哦，你是，刘警官？”
“对，我是刘骏。”
“让你们久等了。”
“走吧，车在外面。”
刘骏这样说着，就和助手一左一右，带着韩圭美朝大厅外面走去。
刘骏事先有些担心，韩圭美从机场大厅出来，看到来接她的是警车在情绪上会不会有些波动。但他的担心显然多余了。韩圭美来到外面看了看，然后径直就朝这辆警车走过来。刘骏直到坐上警车后，心里才总算稍稍舒出一口气，但刘骏并没有感到轻松。
他很清楚，接到韩圭美还只是第一步。
刘骏已经有心理准备，韩圭美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女人。首先她的心理素质很好，从她第一次打来电话就可以感觉到，她很理性，而且思路和条理很清晰，在做出每一个决定时，显然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过如果真是这样，也未尝不是好事。她这次主动回来，心里应该很清楚这样做意味着什么，甚至已经想好，或者决定了后面要怎样做。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后面的讯问就可能会顺畅一些。但还有一点也让刘骏的心里没有把握。这个案子毕竟发生在12年前，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很多物证都已灭失，即使没有灭失的也已经很难找到，甚至当时的目击证人记忆也已模糊不清。如果韩圭美真的承认了这件事，而在交代的过程中有所保留，或者故意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去说，一些关键性的具体细节就很难再查证了。
刘骏想到这里意识到后面的事情会更加复杂，对这个韩圭美也绝不能掉以轻心。
3
刘骏虽然不到30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很多，如果说他40岁恐怕也会有人相信。他的脸色也很不好，像挂了一层灰，再配上那副永远阴沉的表情，给人的感觉就更像一个警察。我曾问过他，很多人都说，警察不会笑，这是为什么。他看我一眼郁郁地说，干我们这一行的，如果整天笑逐颜开，就说明这个社会已经不再需要我们了。
我认真想想他说的话，觉得有些矫情。
我已经感觉到了，刘骏是一个很自信的人，甚至有些自负。一个年轻人，如果自信自然应该是优点，无论做什么事，只有自信才可能会做好。但自负就难说了，自负往往会让人对事物的判断出现偏差。而且如果自负到一定程度，就有自命不凡之嫌了。我觉得，这个刘骏就有些自命不凡。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的自负，或者说自命不凡，也是有资本的。我曾看过一些关于他的资料，应该说，一个像他这样年纪的刑警，能有这些成绩确实不容易。
我在另一个卷宗袋里，终于找到关于韩圭美的案情记载。
据卷宗上说，事情是发生在1999年的秋天，发生地是湖南省天石县的玉河乡宋屋村。一天早晨，宋屋村一个叫宋祥生的村民去找宋金福，两个人约好一起去乡里办事。宋金福的家在村外，是刚盖起的几间新屋。当时宋祥生来到宋金福的家，走进院子连叫了几声，屋里却没人应声。就在这时，宋祥生突然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他发现宋金福家的屋门是敞开的，在门槛上，好像有一只人手伸出来。宋祥生大着胆子走过去，来到门口才发现，趴在屋门前地上的竟然是村里的杨二宝。杨二宝显然已经断气，在后背上还插着一根很粗的铁钎，身子下面有一摊已经变成黑紫色的血迹。宋祥生这时已经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他哆哆嗦嗦地迈过杨二宝的尸体走进来，又发现，在里面卧室的门口竟然还有一具尸体。宋祥生立刻认出来，这个人就是杨德利，与杨二宝是堂叔伯兄弟。此时杨德利斜仰在卧室门口的地上，头上有一个血洞，流出一些红红白白的东西。宋祥生这时意识到，宋金福的家里是出了天大的事。他战战兢兢地来到卧室门口，看到宋金福的女人赤裸着身子呆呆地坐在床上，怀里抱着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那个孩子看上去应该已经死了，身体软软地垂下来。接着，宋祥生就看到了躺在床上的宋金福。宋金福也赤裸着身体，脖颈上有两处深深的伤口，肩膀和前胸也有几处刀伤，身下已全是干硬的血迹。旁边床上还扔着一把砍茅竹用的柴刀，这把柴刀也已经被血染成暗紫色。
宋祥生看到这样可怕的情形再也忍不住了，突然大叫一声，转身就从屋里奔出来一直朝村庄里跑去。村庄里的人们立刻都闻声出来。宋屋村是一个不大的村落，而且在一个山坳里，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这时赶来宋家的人们一见到如此血腥的场面也都吓得不知所措了。有胆大一些的人来到卧室，问宋金福的女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宋金福的女人仍然赤裸着身子呆呆地坐在床上，似乎已经说不出话。这时宋屋村的村委会主任赶到了。村委会主任毕竟有些见识，立刻提醒人们保护现场，只留下两个男人守在宋金福家的门口，然后让人打电话报警。
天石县警方接到报案，感到案情重大，当即向望江市公安局做了汇报，然后会同那边的警方一起赶来宋屋村。但警方来到宋家的现场时，宋金福的那个一直赤裸着身体、呆坐在卧室床上的女人却已经不见了，床上只留下宋金福和那个孩子两具尸体。宋屋村的村委会主任也感到有些奇怪，但他向警方坚称，他安排了两个男人一直守在宋家的门口，绝没有看到那个女人出来。那两个男人也向警方保证，他们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门口。警方经过对现场勘查，发现在宋家的柴屋里还有一个后门，这个后门可以通向屋后的竹林，在竹林里还有一条通向山下的小路。当初宋金福造这座房屋时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又在卧室开有一个小门通向这间柴屋。警方据此分析，宋金福的女人应该是从这个柴屋的后门逃走的。
警方立刻对现场进行了全面勘查。
杨二宝的尸体是趴在屋门前的地上，一只手伸向门槛的外面，看上去很可能是在临死前拼命爬着想向外面求救。他的后背上插进一根粗硬的铁钎，铁钎的直径为28厘米，应该是专门用来凿石头的工具。由此可以看出，凶手当时从后面将这根铁钎插入杨二宝的背上非常凶狠，用力也很大，以致铁钎从杨二宝的前胸贯穿出来。杨德利的尸体则在距卧室门口05米的地方，距杨二宝的尸体为36米。尸体呈侧仰状，头顶左侧有一个约4厘米的条状血洞，有血和脑组织流出。法医初步推断，杨德利的头顶是钝器伤，应该是被一个沉重而且坚硬的金属条状物击打所致。警方据此分析，法医所说的金属条状物会不会就是插在杨二宝后背上的那根铁钎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杀害杨二宝和杨德利的就应该是同一件凶器。倘若再进一步推测，杀死这两个人的会不会是同一个凶手？但当时在现场的一个年轻刑警又做出另一种大胆推测。他认为，如果杨二宝和杨德利都死于这根铁钎，会不会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相互残杀？比如，杨二宝和杨德利先是因为什么事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然后杨二宝突然从地上抄起这根铁钎朝杨德利的头上砸去。杨德利受重伤之后拼死夺过杨二宝手里的铁钎。这时杨二宝意识到事情已经闹大，转身想逃走。也就在这时，杨德利拼尽最后的力气将这根铁钎朝杨二宝的后背猛插过去。由于他用力过大，铁钎从杨二宝的前胸贯穿而出。杨二宝借着惯性又朝门口跑了两步，然后就扑倒在地上。这时杨德利也倒下了。
这个推测似乎也合乎情理，但卧室里的床上还有宋金福和一个孩子两具尸体。法医勘验，从宋金福脖颈上的伤口来看，可以初步认定是刀伤，应该就是被那把扔在旁边的柴刀所砍。而孩子的身上则没有明显外伤，从鼻孔和耳朵流出的血迹初步推断，很可能是窒息而死，而且据最先的目击者宋祥生说，当时宋金福的那个女人赤裸着身体抱着孩子呆坐在床上，这又怎样解释呢？如果这样看，这起案件就应该没有这个年轻刑警推测得这样简单了。
归纳现场情况，当时宋金福的家里一共有4具尸体，杨二宝和杨德利的尸体在堂屋的地上，宋金福和一个孩子的尸体则是在卧室的床上。宋金福的那个女人是现场唯一活着的人。那么，这个女人也就成为这个案子的关键，而且应该有重大嫌疑。但从杨德利头上的条状伤口看，如果是被那根铁钎击打所致，那么凶手就应该有相当的气力，而且这根铁钎并不锋利，能将它从杨二宝的后背猛插进去，又从前胸贯穿而出，这显然也不是一个女人的气力所能做到的。所以，当时勘查现场的警方据此分析，杀死杨德利和杨二宝的凶手很可能另有其人，而且应该是一个成年男性。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杀死宋金福和那个孩子的凶手又是谁呢？如果这个女人不是凶手，那么她也应该目睹了这起血案的全过程。凶手为什么单单把她留下来，没有杀人灭口，而她在血案的过程中又为什么没有叫喊呢？
就在这时，警方又了解到一个重要情况。据最先的目击者宋祥生说，他在这个早晨来找宋金福，是因为他和宋金福在前一天约好，两个人要一起去乡里的信用社办事。宋金福出去了两年，案发的前一天刚刚回来，不知他在外面做什么生意赚了大钱，这一次是带了上百万元的现金回来的。宋祥生在乡里的信用社有一个朋友，所以宋金福让宋祥生带他去信用社，想看一看以什么方式将这笔钱存起来更划算。据宋祥生说，他曾亲眼看到过宋金福的这笔钱，是装在一个巨大的棕色人造皮革提包里，满满的一大包。但是，勘查现场的警方搜遍宋金福家的几间房子，却并没有发现这个棕色的人造皮革提包。当时警方怀疑，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制造这起血案的凶手是外面流窜惯犯，只是偶然来到这里。如果真是这样，这会不会只是一起谋财害命的案件，凶手将宋金福杀死之后，把这个装有巨款的提包拿走了？可是，倘若果真如此，案发现场的另外两个被害人又是什么关系，又怎样解释呢？
当时警方的调查，是从宋金福开始的。
据宋屋村的村委会主任说，宋金福30多岁，独身，长年在村里游手好闲，而且此人生性暴虐，平时横行乡里，遇有赶圩的日子则欺行霸市，不要说村里的人们惧他，就是他这个当村委会主任的也要让他几分。接着村委会主任就说到宋金福的这个女人。村委会主任说，这个女人叫韩圭梅，20多岁。其实她并不是宋金福的女人。韩圭梅的家就在村庄西面的山坡上，丈夫叫宋玉良，是一个残疾人，长年瘫在床上。韩圭梅的娘家是在水竹乡的山前村，经人介绍来宋屋村嫁给了宋玉良。关于这件事，宋屋村的人们始终无法理解，韩圭梅模样清秀，又没有残疾，怎么会心甘情愿嫁给宋玉良这样一个瘫子。韩圭梅嫁过来之后，宋玉良虽也和她生下一个女儿，但平时没有任何劳动能力，甚至连生活也不能自理，家里的事就全靠韩圭梅一个人。后来有一次，韩圭梅去山上的竹林挖笋，被宋金福撞见了。宋金福趁机在竹林里强奸了她。从此，宋金福就经常寻找各种机会奸污韩圭梅。后来索性让她白天仍在宋玉良这边干活，晚上去他的家里睡觉。韩圭梅起初不肯答应，说自己家里还有孩子。但宋金福恐吓她，说如果她不答应，他就去把宋玉良家的房子一把火烧了。韩圭梅当然清楚宋金福是什么人，知道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于是只好屈从了。韩圭梅的男人宋玉良为此痛不欲生。但是，他虽然几次想喝农药自杀，但眼看着自己的女人每晚去宋金福的家里也无可奈何。这时警方问村委会主任，这件事村里就一直没有过问吗？村委会主任苦笑着说，这种事说起来只是人家的私事，又是宋金福的事，村里不想找这个麻烦，也就没有多问。警方又问，现场那具孩子的尸体又是怎么回事？村委会主任想一想说，这个孩子的事就不清楚了，宋金福出外两年多，在出事前一天刚刚回来，这个孩子只有几个月大，所以显然不是他的，如果这样说，就应该是宋玉良的吧。
警方接着又询问杨二宝和杨德利这两个人的情况。但宋屋村的村委会主任一听问到这两个人，立刻连连摇头说，这两个人的事情他就不清楚了。警方当时觉得村委会主任的话有些奇怪，杨二宝和杨德利也是宋屋村人，他作为村委会主任怎么会不清楚呢。于是只好又去村里了解情况。据村里的人说，杨二宝和杨德利是堂兄弟，他们并不是宋屋村人。几年前，宋金福去外面游荡了一段时间，就将这两个人带回宋屋村来。宋屋村的人起初并没注意这两个人，但后来渐渐发现，自从这杨氏兄弟来了以后，村里经常丢鸡丢鸭，甚至还丢牛。杨氏兄弟来到宋屋村就住在一间闲房里，每天白天睡觉，到了晚上不知去干些什么名堂。有村民向警方反映，曾有人看见，这杨氏兄弟早晨从外面回来，拎着一些大包小包，看上去显然是一些来路不明的东西。
与此同时，警方考虑到韩圭梅临走时有可能回过宋玉良那里，于是又来向宋玉良了解情况。宋玉良的家很简陋，但很干净，里里外外收拾得井井有条。由此可以看出，韩圭梅将宋玉良照顾得很好，而且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宋玉良很清瘦，大约三十来岁，由于长年躺在床上，面色发黄，身体也已经有些变形。宋玉良似乎已经知道了村里发生的事，但是对去了解情况的警方有些漠然。警察问他，韩圭梅是你的女人吗？他只是点点头，再问别的事就不再说话了。警察又耐心地问他，韩圭梅在这个早晨是否回来过？然后又对他说，如果韩圭梅确实回来过，最好如实告诉警方，这样便于调查，对韩圭梅本人也是有好处的。但宋玉良听了却慢慢闭上眼，无论警察问什么，他都不再说话了。当时去了解情况的警察观察了一下宋玉良脸上的表情，可以断定，韩圭梅在离开案发现场之后很可能来过这里。
法医对现场4具尸体的检验结果很快出来了。杨二宝是死于铁钎的贯穿伤，铁钎在插入杨二宝身体时刺破了心脏。杨德利则是死于头部的钝器伤。从这两个人的伤情来看，凶手显然具有相当的臂力，因此应该是一个很健康的成年男性。宋金福的身上有多处刀伤，但伤口都不太深，应该是被刀砍后在床上翻滚挣扎，最后致命的两刀是砍在脖颈和喉咙上。不过从宋金福身上的伤口来看，很难判断凶手的性别。凶手在行凶时似乎已经没有太大气力，所以每一刀砍下去都不是很准，因此既有可能是一个女性，也有可能是一个已经受伤的男性。至于那个几个月大的男婴，则是被活活掐死的，凶手显然非常凶残，几乎将孩子的颈椎拧断了。
法医试图从插在杨二宝身上的那根铁钎和现场床上遗留的那把柴刀上寻找指纹。但这两件凶器的表面都已涂满干硬的血迹，所以无法再提取到指纹。当时的天石县警方会同望江市警方经过反复研判，最后认为，韩圭梅是这起血案的现场唯一活下来的人，她即使没有参与行凶，应该也目睹了整起血案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她应该知道这几个被害人之间的关系，而最后她又在警方赶到之前悄悄离开了现场。如果她只是一个受害者，与这起血案没有任何关系，她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离开呢？而且，韩圭梅自从那个早晨离开案发现场之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宋金福带回的那个棕色的人造皮革提包也随之一起不见了。警方搜遍宋屋村的山上，又一直追到乡里，追到天石县城的长途汽车站，却都没有发现她的踪迹。
于是就这样，这个韩圭梅从此消失了。
4
刘骏对我说，其实干这行，比的就是想象力。
据说刘骏在中国警官大学读书时，曾是他们那一届的高才生。我不知道他读没读过爱因斯坦的这句话。如果读到过，自然就无话可说，而如果没读过，就说明他与爱因斯坦所见略同，也就说明他真的适合干这一行了。我觉得从相貌来看，刘骏确实适合干这行。今天的影视剧中，干刑侦的警察一个个不是浓眉大眼，就是白白嫩嫩的小鲜肉。我这样说并不是不主张我们的警察五官端正，警察也不应该都是歪瓜裂枣，恰恰相反，一些岗位的警察在相貌上还应该有较高的要求。但是，刘骏干的这一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是一种极特殊的职业，所以不允许在相貌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过于浓眉大眼，过于小鲜肉，往往就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是生命危险，所以，最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如果放到闹市街上就让人再也认不出来。刘骏刚好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那张总是阴沉的脸上似乎画着迷彩，看不出任何表情，也没有任何特征。但想象力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关于韩圭美这个案子，我不知道他的想象力是否真能大于这个案子中的情节。这一点就连刘骏自己似乎也没有十分的把握。他曾经对我说，其实一个人的想象力是有限的，现实中的事往往会比想象中的更加难以想象。
我翻阅卷宗之后，想找刘骏聊一聊。但这时却找不到他了。
刘骏很忙，手头一直有案子。我与他约过几次，都没有约上时间。最后一次好不容易和他说好，下午三点在他的办公室见面，但我一直等到四点，他又打来电话，说情况有些变化，他实在无法赶回来。但他告诉我，他已安排好，让我去找他的助手李小重。他在电话里说，当初办韩圭美这个案子时，李小重一直跟着他，所以对当时的情况很了解。我只好又来找李小重。李小重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刚从警校毕业不久，看上去像是跟他师傅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年纪轻轻，阴沉的脸上也如同挂了一层灰，看不出任何表情。李小重果然对韩圭美的案子很了解。他告诉我，其实韩圭梅这个案子已经是“死案”。所谓死案，也就是已经没有任何线索，所有的证据都已灭失，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待着被别的案子重新牵出来。而这个案子中的主要嫌疑人韩圭梅又并不是惯犯，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可以说，这已经是一桩没有任何希望的无头案了。
李小重说，这确实是一桩无头案。当年留下的材料并不多，除去当时的案发记录，询问宋屋村村民的几段笔录，勘查现场的文字记录和照片资料，以及法医的验尸报告外，就再没有其他可供参考的东西了。12年前负责这个案子的刑警有的已经退休，有的早已调离岗位。
所以，李小重说，当时几乎无从下手。
后来刘骏终于找到一个已经退休的老刑警。这个老刑警当年经手了这个案子，因此对情况比较熟悉。据这个老刑警说，他们当时也是将这个案子查了很长时间，但仅凭现场留下的4具尸体，而这4个被害者的身份和关系又这样令人匪夷所思，所以始终无法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宋金福的家是在村边，附近没有邻居，而且法医根据死者尸体的状况推断，案发时间应该是在午夜12点左右，所以当时没有任何目击证人。这样一来，在这起血案中唯一活下来的这个叫韩圭梅的女人也就成了这起案件唯一的突破口。只要找到韩圭梅，这个案子的真相自然也就清楚了。可是这个叫韩圭梅的女人在那个早晨离开案发现场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警方采取各种手段都没有寻找到她的踪迹。所以，这个老刑警叹息一声说，这个案子也就一直悬在这里，再后来渐渐被人们忘了，也就没人再提起。
就在这时，刘骏突然想起一个人。
刘骏想起了宋屋村那个叫宋玉良的男人。宋玉良是韩圭梅的合法丈夫，而且从当年留下的资料来看，韩圭梅与宋玉良结婚之后，一直对他很好，甚至在案发的那个早晨，韩圭梅临走时还曾回去看过他。而这个宋玉良又是残疾人，一直瘫在床上，从这一点推测，韩圭梅离开宋屋村之后会不会对宋玉良放心不下呢，如果真是这样，她就一定会与他联系。显然，宋玉良没有韩圭梅的照顾，又失去经济来源，应该是很难活下去的。
刘骏这样分析之后，就在一个早晨和李小重一起开车赶往天石县玉河乡的宋屋村。但他们来到村里才知道，宋玉良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当年他和韩圭梅生下的那个女孩已经13岁，现在由宋玉良的一个堂弟抚养。刘骏仍不死心，又在村里向别的村民了解情况。据村里人说，韩圭梅自从12年前发生那件事消失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也没有任何消息。前几年曾有人传言，说这个女人已经死在了外面，有人说是病死的，也有人说是不知怎么死在了河里，还有人说，她已经又嫁了人，但都没有得到证实。
李小重说，这次去宋屋村了解到这样的情况，让刘骏有些沮丧。但他突然想到，韩圭梅已出走12年，倘若她已经死了，自然也就无从查起，而如果还没死，或已在外面安下身，或又重新嫁人，很可能就会涉及身份证和户籍等一系列问题。她的户籍会不会有什么变动？于是，刘骏立刻又来到玉河乡派出所。但在派出所仔细查阅了户籍档案，发现韩圭梅的户籍并没有迁出，也没有任何变动。于是这条路又被堵死了。刘骏这时仍然不死心，从派出所出来，他考虑了一下，又和李小重一起赶到天石县城，向当地同行了解情况，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但是县公安局的人说，他们这些年始终没有放下这个案子，却一直没有任何进展。县刑警大队的大队长说，在这12年中，到他这里已经换了3任大队长，每一任大队长一接手工作，第一个面对的就是这件案子，却始终没有结果。
李小重说，这天下午从天石县公安局出来，天色已经很晚。由于回望江市的路上有几个地方正在修路，来的时候就发现有汽车拥堵，于是刘骏和他商量了一下，就决定住在县城招待所，准备第二天一早再回望江市。但在这个晚上，刘骏突然又冒出一个想法。他睡到半夜腾地坐起来，对李小重说，他还忽略了一件事。李小重先是被吓了一跳，然后问他，忽略了什么事。刘骏说，他想起韩圭梅留下的那个女儿，一个女人，别的可以不顾，但自己的孩子总不会扔下不管，她这些年会不会还和孩子有什么联系。李小重听了想一想，立刻明白了刘骏的意思。刘骏又说，韩圭梅当年走时，她的这个女儿刚1岁多，她将这样小的孩子留给宋玉良这样一个瘫在床上的残疾人，她会放心吗？而且这个女儿是她和宋玉良一起生下的，她一定会更加疼爱，如果这样分析，在这12年中，假如韩圭梅没有死，即使她没有再与宋玉良联系，对这个女儿也不会不闻不问，她一定会想办法询问这个孩子的情况。李小重这时已经明白刘骏的想法。刘骏点点头，说对了，也许从韩圭梅留下的这个女儿身上，能寻找到有价值的线索。他想了一下又说，宋玉良去世后，这个叫宋春红的女孩一直是宋玉良的一个堂弟代为扶养，所以，如果了解这个女孩的情况，就要去找宋玉良的这个堂弟。
于是，第二天一早，刘骏和李小重又开车返回宋屋村。
5
宋玉良的这个堂弟叫宋玉椿，是一个40来岁的秃头男人，两个眼睛一眨一眨的很亮，看上去有些精明。他听刘骏说明来意，想了一下点点头说，是啊，春红这孩子命很苦，很小的时候家里就出了这样的事，她爸又是个瘫子，一下就没人照顾了，其实从韩圭梅一走，我就把这孩子接过来，我自己还有两个孩子，年纪都和春红差不多，两只羊是赶，三只羊也是放，虽说我家条件也不太好，但还是可以有她一口饭吃。刘骏点点头问，这十几年里，这孩子的母亲韩圭梅从没来过信，或是来过电话吗？宋玉椿苦笑着摇头说，还说啥信啊电话的，这女人自从十几年前离开宋屋村，就再也没有消息，后来听人说，她好像已经死在了外面。刘骏又朝宋玉椿的家里环顾了一下，问，这孩子，现在去哪了？宋玉椿立刻说，哦，她去上学了。这时刘骏看再也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就从宋玉椿的家里出来了。
李小重说，这次从宋屋村回来，刘骏一路上都皱着眉头，直到把车开回望江市始终没说一句话。回到刑警大队的办公室，他刚在办公桌前坐下，突然又站起来说，不行，咱们还得回去。李小重听了不解，说咱们刚回来，又回去干什么？
刘骏说，这次不去宋屋村，去玉河乡。
刘骏告诉李小重，他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想，这个叫宋玉椿的男人在说起宋春红这孩子时，脸上的神色有些不对，好像有意在回避什么，所以关于这个女孩，还应该再详细了解一下。刘骏说，根据从宋屋村的村委会了解到的情况，宋春红在村里的学校读到小学三年级时，宋玉椿就将她转到乡里的学校去上学了，这似乎有些不合情理。刘骏对李小重说，乡里的学校，条件自然远比村里的学校要好，但问题是，宋玉椿自己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另一个女孩，都在宋屋村的村办学校读书，他为什么偏偏要把宋春红送到乡里的学校去读书呢？据村委会的人说，当时宋玉椿的理由是，宋春红虽然不是他的亲生女儿，但是这孩子的命这样苦，所以他这个当叔叔的不能再让她受委屈。但是，刘骏说，尽管宋玉椿这样说，乡里毕竟是寄宿学校，而去寄宿学校上学肯定要多花一些钱，凭宋玉椿家里的经济条件，他怎么会有能力让宋春红去乡里读这样的学校呢？刘骏想一想又说，此外还有一点，也让人很难理解，宋玉椿让自己的两个孩子留在村里，却把宋春红送去了乡里条件更好的学校，这应该是一件很值得夸耀的事情，可是在向他了解情况时，他对此事却避口不提，这又是为什么呢？所以，刘骏说，如果这样分析就应该去玉河乡的学校，再详细了解一下关于宋春红的情况。
刘骏和李小重当即又开车返回天石县，来到玉河乡的学校。
据玉河乡学校的老师介绍，宋春红是小学三年级的第二学期转来的，送她来的是一个叫宋玉椿的男人，自称是宋春红的叔叔。当时学校告诉这个男人，乡里的学校毕竟是寄宿，虽然尽量减免学生的各项开销，但也需要一定费用，这一点家里要有思想准备。宋春红的叔叔听了立刻说，费用的事他已经打听过了，他可以承担。就这样，这个叫宋春红的孩子就正式转入乡里的学校，现在已读到小学六年级。刘骏听了想一想，对老师说，想去看看宋春红的宿舍。宋春红的宿舍很干净，而且看得出是一个人住的单间。刘骏看了有些意外，问学校老师，这样的单间宿舍学校里有多少。学校老师说，只有宋春红这一间。学校老师向刘骏解释，宋春红来学校的第一年也和别的同学一样住集体宿舍，第二年才给她安排了这样的单间。在安排这间宿舍时，学校曾征求过她的意见，问她是否愿意继续和同学住在一起，还是自己一个人住。但是，学校老师说，宋春红的性格有些孤僻，平时很少和同学接近，她说愿意自己一个人住。于是学校就给她安排了这间单人宿舍。刘骏问，别的学生也可以要求住这样的单间吗？学校老师笑笑说，当然不行，现在寄宿的学生很多，学校没有这样的条件。
刘骏不解地问，那为什么宋春红就可以呢？
学校老师迟疑了一下，似乎欲言又止。
刘骏说，这件事很重要，宋春红这个孩子，关系到一起很重大的案件，所以无论什么情况，还请老师如实告诉我们，这不仅对我们的工作有帮助，也对孩子有利。
学校老师又犹豫了一下才说，确实有一个情况，不过学校领导一直要求保密，不准对外说出去。学校老师说，在宋春红读到小学4年级时，曾有一家城里的企业要来我们学校捐资助学。但这家企业说，他们目前的经济实力有限，暂时只能资助一个学生，等以后企业发展了，再考虑资助更多的孩子。然后这家企业的代表就向学校点名提出，他们这次准备资助的学生是宋春红。后来学校才知道，这家企业资助宋春红已经不是第一次。他们曾给了宋春红的叔叔宋玉椿一笔钱，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笔钱，宋玉椿才将宋春红送到乡里的学校来读书。这家企业的代表又对学校说，他们的企业一向很低调，所以不希望将这件事宣扬出去，况且现在需要资助的孩子很多，而目前企业的能力又有限，一旦别的孩子再提出这样的要求暂时还无法满足，因此这件事，只要校方知道就行了。刘骏听了立刻问学校老师，这家企业这样资助宋春红，是否与学校签有什么协议。学校老师说，与企业签的协议当然有，但既然学校领导要求保密，这份协议自然也就不便拿出来。不过，学校老师又说，协议的内容她还记得一些，大致是说，企业一次性支付学校对宋春红的助学金4万元，供宋春红从4年级读到小学毕业，包括学习用具、日常生活用品以及在学校的食宿等各项开支。将来宋春红升入中学，助学款项事宜企业再与学校另行商议。另外，这笔助学金由校方负责监管。学校老师说，也就是因为有了这笔助学金，学校才根据这家企业的要求为宋春红安排了单间宿舍。
刘骏又问老师，能否说出这家企业的名称。
学校老师抱歉地说，这恐怕不行，学校当初和这家企业的协议上有明确规定，学校有义务为这家企业保密。不过，学校老师又说，这家企业将这笔助学金打到学校账上的时间她记得很清楚，是在那一年的“六一”儿童节前一天，好像是个上午，显然，这家企业选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把助学金打过来也是有所考虑的。刘骏听了点点头，对这个老师说，好吧，我们来学校调查宋春红，这件事也希望您不要说出去。
学校老师听了看一看刘骏，小心地问，不能说？
刘骏说，不能说。
老师问，对学校领导……也不能说吗？
刘骏说，对任何人都不能说。
刘骏这样说罢，就和李小重告辞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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