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度短篇小说卷——编外警官（三）
馅饼（外一篇）
我加了一夜班儿，有点儿饿了。早晨在巷口的饼铺买了三个现烙出的糖饼，进了圆通寺。
平时我是要打鸡蛋汤的，可我想早早吃完上炕睡一觉。我说，妈，咱们就用开水就着吃吧，我不想做汤了。我妈说，又熬夜了？我说，妈，昨晚我又破了个案子，早起刚把人犯送到看守所。
我妈说激激蹦蹦的一个人，叫你就给弄班房去了，你在这里吃糖饼，尔娃们在里头喝糊糊。
我妈用“尔娃”这个词，我听得出，因为人犯“在里头喝糊糊”，她有点儿同情了。
我说谁叫他违法了呢？我妈说，你如果不破了这个案，那他就还在外面。我说谁叫他运气不好，碰上我了呢？
我妈说，听说老古时在砍头前，官家要给犯人吃一顿好的，还给喝酒，你说为啥？我说，算是种人道主义吧。说完心想，我妈不一定懂得啥叫“人道主义”。
我正想着换种说法，我妈又说，招娃子，我是想跟俺娃说个事。
我看着我妈。
她说，你往进送尔娃们时，能不能也给尔娃们吃上一顿？我说，您说让我请他们吃上一顿？
我妈说，我就是说这个事，尔娃们也是个人，叫你就给捉进去了，在里头喝糊糊。我说，您莫非真的是想让我给人犯吃肉喝酒？
我妈说，倒不是说要给他吃肉喝酒，可你总得给尔娃们吃顿好饭，再往进送。我说，妈，您可真是好心肠。
我妈说，尔娃们也是个人，再说了，是你把尔娃们捉进去的。
我说，行，妈，听您的，不管是谁，只要是我往进送他，就给他吃顿好的。
我妈说，妈给俺娃钱，算是妈请客。
我说，不用不用，不用您的钱，我保证能做到。
我妈说，给他买上五张馅饼可要叫他吃个好。我说，那万一他不吃荤呢？
我妈说，招娃子你又死相呀。
我说，不死相不死相，到时我问问他，你要是不吃肉馅饼，那我叫我妈给你烙鸡蛋韭菜合子。
我妈笑，又说，招娃子，妈还得跟你说说，不论是谁犯法是犯在国法里了，又不是犯在了你的手里，你说上个啥，也不能打尔娃们，人挨了打有时候就要胡说，你打得尔娃们胡说了，那就把尔娃们冤枉了。
我说，妈，您以前不是就跟我说过了，我也答应过您，不打人。再说，您看您招娃子像是个打人的吗？
我妈说，按说招娃子不像是个打人的，可你得给妈下个保证，不能打。我举起右手看着墙上的毛主席像说，我向毛主席保证。
我妈说，这妈就放心了。
我从来不打人犯，这是肯定的。
自那以后，我真的是听我妈的，破了案抓住人犯，无论是往进送谁，我都给他买馅饼吃。我创作时，还专门写到过。
下面的这篇小小说就写到过给人犯买馅饼的事：
我把钱给了内勤，打发他到饭店买馅饼。屋里只剩下我跟那个人犯。
我坐在办公桌前，对面有把椅子，空着。那是我给人犯搬的。可他说圪蹴惯了，便靠墙蹲下。他的头上盖着个旧黄帽。帽顶上有个洞，一撮花白头发从洞口探出，想瞭瞭洞外啥样子。他那枯瘦得如猿猴爪似的脏手，十指弯曲着捂在满是皱纹的脸上。这脸让我想起耕过的土地。他的下巴抵住前胸，不时地狠狠吸一口气，然后就“唉——”地呼叹出来。
“兄弟，”他把手从脸上松开，“这是不是真的就不叫我回家啦？”
他那土灰色的眼珠凝视着我。
我点点头。
“兄弟呀兄弟，可做不得呀兄弟！”他连声急急地说，说完，那惊恐悲戚的老脸又一下子显出笑意。
“兄弟你哄我呢……你……你看，我就知道兄弟你哄我呢。”他说。
望着他那可怜巴巴又带着乞求和期盼的神色，我摇摇头。
他“唉”一声，又将原先也没离开脸有多大距离的十指，重新捂在脸上。
屋里极静，远远地传进外面街市上热闹又嘈杂的声音。
“多会儿才叫我回村？”他又抬起头把脸露出来，问。
我又摇摇头，没回答。
他是内蒙古农村的，前些时搭顺脚车来大同卖葵花籽，有几个小孩儿问他要不要废铜，他说要。先后共收了四次，最后一回在废品收购站出卖时，被我们侦破组给逮住了。他怎么也想不到，那些被孩子们烧得焦黑烂污的铜丝，原来的价值竟有五千元。工厂库房的损失由孩子们的家长赔偿，他，我们决定逮捕法办。根据案情，估计最少也得判他两年。要知道，他正好赶上了“严打”。我看着他那愁苦的样子，没忍心说实话。
“三五个月内，你甭想回去。”我说。
“啥？”他惊叫一声，想要站起来。大概是由于蹲得时间过久，反倒一屁股跌坐在墙根，破帽子掉到地下也没去拾。“兄弟兄弟行行好吧兄弟，这可是要我老汉的命呢兄弟！”他一下跪起，膝盖当脚噌噌向前挪了几步又趴在地上，冲着我连连磕头。
我先是一愣，后来赶忙过去一把将他揪起，又把他按在椅子上。我又弯腰捡起破黄帽，在桌腿上摔打两下后，搁在他的头顶。当我坐回到我的座位时，看见那帽子搁得有点儿偏斜，可他也不往正扶扶。
“这可是天塌下了，这可咋办呀！”他痴痴地盯着地板，自言自语，“女子，儿子，这下他们可咋过呀？”
我猛地想起做笔录时，知道他家只有一个十九岁的闺女和一个六岁的儿子。
“村里没有亲戚？”我问。
“亲近些的就一个姑姑，可太远，好几百里。”
我也不由替他犯了愁。
“兄弟，放我回村安顿安顿，行不？安顿好就来，行不？”
这怎么可以呢。
“这样吧，”我想想说，“有什么要安顿的，你跟我说，我写信转告他们。或者我亲自去一趟也行。”
他看我。
“信不过？”我问。
“信得过。信得过。”
我准备好纸笔。他却隔了老半天才张嘴：“你告诉孩子们，就说他爹在外头做了坏事了。不不不。这样说是不可以的。”
他停下来想想又说：“不知道你给不给这样写，就说你们的爹在外头找到营生了，得过个半年才回去。你……你再告给孩子们就说，米瓮里头往深探探有一百块钱，让前街八叔给安顿上一冬的烧的，再留上个三几十块，好，好零花……还有就是，明年那责任田该种莜麦，还让八叔给种，等爹回去再结算工钱。再，再……再告给小子就甭念书了，跟姐姐在家里做营生，等爹挣了大钱再，再念……还得告给女子甭理狗日的村长，那是个牲口。黑夜里万万千要记住把狗拴住，好，好壮个胆子……再就是，要是有个灾有个病……病，病啥的……”
他语言结巴，说不下去了。我没催他，静静地等。我也没抬头看，我怕他看见我眼眶里有泪花在滚动。
他拿帽子擤了几下鼻涕，隔了一会儿又接住说：“告给孩子们要好好儿躲对，万万千甭有了病……万一有个啥，泥瓮里有黑糖，化上水是下火的……”
我的鼻子发酸，实在是不能再听下去了。我将笔搁在桌子上。
他把手伸进后腰里，摸出一个东西，颤颤抖抖地放在我的玻璃板上，说：“这个看能不能装信里。唉，女子要了好几回，这次才，才给买……”
透过模糊的泪，我看见的是个蓝色的“维尔肤”小油盒儿。
“你再告给……”
“别说了！”我啪地一拍桌子，冲他大吼。
他一惊，帽子又掉到地下，红肿的眼瞥了一下我，又赶快看别处。
“怎么回事儿？”内勤进来了，端着个洇出油渍的报纸包。
“没，没什么。”我把脸扭向窗外。
“吃哇。这是惯例。我们的组长请客。”内勤哗哗地把纸包展开，说。
“不，不不。我咽不进去。”
“吃！”我猛地转过身喝令他。我想在喝吼声里将胸中憋得难受的气一块儿喷出。
“吃，吃。我吃。”
他把馅饼大口大口填进嘴，填得两腮鼓鼓的，同时，眼里扑棱棱地滚下两行泪蛋。
这篇小小说题名叫《老汉》。小说里面提到的内勤，就是生活中的赵占元。他是我们侦破小组里最年轻的，凡是跑腿儿的事，都由他去。
这篇小小说在公安部主办的《人民公安》杂志刊登后，反响很大，还获得了《人民公安》“优秀作品”二等奖。但我这个二等奖，实际上是排在了第一名。因为那次没有一等奖，是故意地空缺。
编辑跟我解释为什么是这样时，好像是说，因为我的这篇小说，纯文学的水准足够，但主题思想有点儿不太鲜明。
“主题思想不鲜明”，我猜想，大概是因为写了公安侦查员请人犯吃了馅饼吧。
我们不光是给人犯吃馅饼，我们也吃，我问占元是在哪儿买的，他说是在大东街的馅饼店。我知道表嫂就在那个馅饼店上班，我跟我妈说，妈，等哪天我给您到表嫂的馅饼店端馅饼去，好吃不说，个儿还大，三张足够您吃。
后来玉玉跟我说，姨姨担心你把人家一个一个地送里头，人家能不记恨你吗？人家跟里头出来要是在街上碰到你呢？
噢，我这才明白了，我妈一再地强调“别打尔娃，别冤枉尔娃”，还要出钱请人犯吃馅饼，是这原因。
我在矿区公安分局时，1974年2月父亲去世后，10月领导让我到乡下给知青带队，时间是一年。为了有人跟我妈做伴儿，我就把姥姥跟村里接来圆通寺。后来姥姥就一直住在我家。
姥姥去世后，我妈又让我五舅舅给安排了临时工做。“文革”后，五舅舅当了服装厂里的大会计，有点儿实权。为了离家近，五舅舅把我妈安排在了南街的服装厂门市部。门市部好，离家近不说，还能坐在里面瞭大街。
我妈没技术，只会剪线头。而这个剪线头的工作，又是一道不可少的工序。
剪线头是用剪子，可我妈有时候还要上嘴，用牙咬住线头，手一用力，线头断了，留在了嘴唇上，她也不急着把咬下的线头取掉，赶快去找下一处。
平素我是跟我妈一起吃早饭和午饭，早饭是我跟街上买，午饭是我妈准备。我妈跟南街下班回家时，路过五一菜场就把啤酒和馒头买好，回家一炒鸡蛋，再做大烩菜就行了。我们几乎天天都是这么个吃法。
我早就说要给我妈买馅饼，今天有空，能提前回家，我就到我妈的门市部，先去给她说一声。一进门市部，小毕姨姨在里面。她在雁塔总厂的包装车间当主任，常有事来门市部。
她说，呀，是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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