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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短篇小说卷——编外警官(三)

来源:群众出版社 作者:曹乃谦

 馅饼(外一篇)

我加了一夜班儿,有点儿饿了。早晨在巷口的饼铺买了三个现烙出的糖饼,进了圆通寺。

平时我是要打鸡蛋汤的,可我想早早吃完上炕睡一觉。我说,妈,咱们就用开水就着吃吧,我不想做汤了。我妈说,又熬夜了?我说,妈,昨晚我又破了个案子,早起刚把人犯送到看守所。

我妈说激激蹦蹦的一个人,叫你就给弄班房去了,你在这里吃糖饼,尔娃们在里头喝糊糊。

我妈用“尔娃”这个词,我听得出,因为人犯“在里头喝糊糊”,她有点儿同情了。

我说谁叫他违法了呢?我妈说,你如果不破了这个案,那他就还在外面。我说谁叫他运气不好,碰上我了呢?

我妈说,听说老古时在砍头前,官家要给犯人吃一顿好的,还给喝酒,你说为啥?我说,算是种人道主义吧。说完心想,我妈不一定懂得啥叫“人道主义”。

我正想着换种说法,我妈又说,招娃子,我是想跟俺娃说个事。

我看着我妈。

她说,你往进送尔娃们时,能不能也给尔娃们吃上一顿?我说,您说让我请他们吃上一顿?

我妈说,我就是说这个事,尔娃们也是个人,叫你就给捉进去了,在里头喝糊糊。我说,您莫非真的是想让我给人犯吃肉喝酒?

我妈说,倒不是说要给他吃肉喝酒,可你总得给尔娃们吃顿好饭,再往进送。我说,妈,您可真是好心肠。

我妈说,尔娃们也是个人,再说了,是你把尔娃们捉进去的。

我说,行,妈,听您的,不管是谁,只要是我往进送他,就给他吃顿好的。

我妈说,妈给俺娃钱,算是妈请客。

我说,不用不用,不用您的钱,我保证能做到。

我妈说,给他买上五张馅饼可要叫他吃个好。我说,那万一他不吃荤呢?

我妈说,招娃子你又死相呀。

我说,不死相不死相,到时我问问他,你要是不吃肉馅饼,那我叫我妈给你烙鸡蛋韭菜合子。

我妈笑,又说,招娃子,妈还得跟你说说,不论是谁犯法是犯在国法里了,又不是犯在了你的手里,你说上个啥,也不能打尔娃们,人挨了打有时候就要胡说,你打得尔娃们胡说了,那就把尔娃们冤枉了。

我说,妈,您以前不是就跟我说过了,我也答应过您,不打人。再说,您看您招娃子像是个打人的吗?

我妈说,按说招娃子不像是个打人的,可你得给妈下个保证,不能打。我举起右手看着墙上的毛主席像说,我向毛主席保证。

我妈说,这妈就放心了。

我从来不打人犯,这是肯定的。

自那以后,我真的是听我妈的,破了案抓住人犯,无论是往进送谁,我都给他买馅饼吃。我创作时,还专门写到过。

下面的这篇小小说就写到过给人犯买馅饼的事:

我把钱给了内勤,打发他到饭店买馅饼。屋里只剩下我跟那个人犯。

我坐在办公桌前,对面有把椅子,空着。那是我给人犯搬的。可他说圪蹴惯了,便靠墙蹲下。他的头上盖着个旧黄帽。帽顶上有个洞,一撮花白头发从洞口探出,想瞭瞭洞外啥样子。他那枯瘦得如猿猴爪似的脏手,十指弯曲着捂在满是皱纹的脸上。这脸让我想起耕过的土地。他的下巴抵住前胸,不时地狠狠吸一口气,然后就“唉——”地呼叹出来。

“兄弟,”他把手从脸上松开,“这是不是真的就不叫我回家啦?”

他那土灰色的眼珠凝视着我。

我点点头。

“兄弟呀兄弟,可做不得呀兄弟!”他连声急急地说,说完,那惊恐悲戚的老脸又一下子显出笑意。

“兄弟你哄我呢……你……你看,我就知道兄弟你哄我呢。”他说。

望着他那可怜巴巴又带着乞求和期盼的神色,我摇摇头。

“唉”一声,又将原先也没离开脸有多大距离的十指,重新捂在脸上。

屋里极静,远远地传进外面街市上热闹又嘈杂的声音。

“多会儿才叫我回村?”他又抬起头把脸露出来,问。

我又摇摇头,没回答。

他是内蒙古农村的,前些时搭顺脚车来大同卖葵花籽,有几个小孩儿问他要不要废铜,他说要。先后共收了四次,最后一回在废品收购站出卖时,被我们侦破组给逮住了。他怎么也想不到,那些被孩子们烧得焦黑烂污的铜丝,原来的价值竟有五千元。工厂库房的损失由孩子们的家长赔偿,他,我们决定逮捕法办。根据案情,估计最少也得判他两年。要知道,他正好赶上了“严打”。我看着他那愁苦的样子,没忍心说实话。

“三五个月内,你甭想回去。”我说。

“啥?”他惊叫一声,想要站起来。大概是由于蹲得时间过久,反倒一屁股跌坐在墙根,破帽子掉到地下也没去拾。“兄弟兄弟行行好吧兄弟,这可是要我老汉的命呢兄弟!”他一下跪起,膝盖当脚噌噌向前挪了几步又趴在地上,冲着我连连磕头。

我先是一愣,后来赶忙过去一把将他揪起,又把他按在椅子上。我又弯腰捡起破黄帽,在桌腿上摔打两下后,搁在他的头顶。当我坐回到我的座位时,看见那帽子搁得有点儿偏斜,可他也不往正扶扶。

“这可是天塌下了,这可咋办呀!”他痴痴地盯着地板,自言自语,“女子,儿子,这下他们可咋过呀?”

我猛地想起做笔录时,知道他家只有一个十九岁的闺女和一个六岁的儿子。

“村里没有亲戚?”我问。

“亲近些的就一个姑姑,可太远,好几百里。”

我也不由替他犯了愁。

“兄弟,放我回村安顿安顿,行不?安顿好就来,行不?”

这怎么可以呢。

“这样吧,”我想想说,“有什么要安顿的,你跟我说,我写信转告他们。或者我亲自去一趟也行。”

他看我。

“信不过?”我问。

“信得过。信得过。”

我准备好纸笔。他却隔了老半天才张嘴:“你告诉孩子们,就说他爹在外头做了坏事了。不不不。这样说是不可以的。”

他停下来想想又说:“不知道你给不给这样写,就说你们的爹在外头找到营生了,得过个半年才回去。你……你再告给孩子们就说,米瓮里头往深探探有一百块钱,让前街八叔给安顿上一冬的烧的,再留上个三几十块,好,好零花……还有就是,明年那责任田该种莜麦,还让八叔给种,等爹回去再结算工钱。再,再……再告给小子就甭念书了,跟姐姐在家里做营生,等爹挣了大钱再,再念……还得告给女子甭理狗日的村长,那是个牲口。黑夜里万万千要记住把狗拴住,好,好壮个胆子……再就是,要是有个灾有个病……病,病啥的……”

他语言结巴,说不下去了。我没催他,静静地等。我也没抬头看,我怕他看见我眼眶里有泪花在滚动。

他拿帽子擤了几下鼻涕,隔了一会儿又接住说:“告给孩子们要好好儿躲对,万万千甭有了病……万一有个啥,泥瓮里有黑糖,化上水是下火的……”

我的鼻子发酸,实在是不能再听下去了。我将笔搁在桌子上。

他把手伸进后腰里,摸出一个东西,颤颤抖抖地放在我的玻璃板上,说:“这个看能不能装信里。唉,女子要了好几回,这次才,才给买……”

透过模糊的泪,我看见的是个蓝色的“维尔肤”小油盒儿。

“你再告给……”

“别说了!”我啪地一拍桌子,冲他大吼。

他一惊,帽子又掉到地下,红肿的眼瞥了一下我,又赶快看别处。

“怎么回事儿?”内勤进来了,端着个洇出油渍的报纸包。

“没,没什么。”我把脸扭向窗外。

“吃哇。这是惯例。我们的组长请客。”内勤哗哗地把纸包展开,说。

“不,不不。我咽不进去。”

“吃!”我猛地转过身喝令他。我想在喝吼声里将胸中憋得难受的气一块儿喷出。

“吃,吃。我吃。”

他把馅饼大口大口填进嘴,填得两腮鼓鼓的,同时,眼里扑棱棱地滚下两行泪蛋。

这篇小小说题名叫《老汉》。小说里面提到的内勤,就是生活中的赵占元。他是我们侦破小组里最年轻的,凡是跑腿儿的事,都由他去。

这篇小小说在公安部主办的《人民公安》杂志刊登后,反响很大,还获得了《人民公安》“优秀作品”二等奖。但我这个二等奖,实际上是排在了第一名。因为那次没有一等奖,是故意地空缺。

编辑跟我解释为什么是这样时,好像是说,因为我的这篇小说,纯文学的水准足够,但主题思想有点儿不太鲜明。

“主题思想不鲜明”,我猜想,大概是因为写了公安侦查员请人犯吃了馅饼吧。

我们不光是给人犯吃馅饼,我们也吃,我问占元是在哪儿买的,他说是在大东街的馅饼店。我知道表嫂就在那个馅饼店上班,我跟我妈说,妈,等哪天我给您到表嫂的馅饼店端馅饼去,好吃不说,个儿还大,三张足够您吃。

后来玉玉跟我说,姨姨担心你把人家一个一个地送里头,人家能不记恨你吗?人家跟里头出来要是在街上碰到你呢?

噢,我这才明白了,我妈一再地强调“别打尔娃,别冤枉尔娃”,还要出钱请人犯吃馅饼,是这原因。

我在矿区公安分局时,1974年2月父亲去世后,10月领导让我到乡下给知青带队,时间是一年。为了有人跟我妈做伴儿,我就把姥姥跟村里接来圆通寺。后来姥姥就一直住在我家。

姥姥去世后,我妈又让我五舅舅给安排了临时工做。“文革”后,五舅舅当了服装厂里的大会计,有点儿实权。为了离家近,五舅舅把我妈安排在了南街的服装厂门市部。门市部好,离家近不说,还能坐在里面瞭大街。

我妈没技术,只会剪线头。而这个剪线头的工作,又是一道不可少的工序。

剪线头是用剪子,可我妈有时候还要上嘴,用牙咬住线头,手一用力,线头断了,留在了嘴唇上,她也不急着把咬下的线头取掉,赶快去找下一处。

平素我是跟我妈一起吃早饭和午饭,早饭是我跟街上买,午饭是我妈准备。我妈跟南街下班回家时,路过五一菜场就把啤酒和馒头买好,回家一炒鸡蛋,再做大烩菜就行了。我们几乎天天都是这么个吃法。

我早就说要给我妈买馅饼,今天有空,能提前回家,我就到我妈的门市部,先去给她说一声。一进门市部,小毕姨姨在里面。她在雁塔总厂的包装车间当主任,常有事来门市部。

她说,呀,是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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