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度短篇小说卷——编外神探(九)
曾宏权的司法鉴定就这么做了,人就这么保外了。但孙青亮没料到,曾一出看守所,有如困龙入深海,立刻就搅起了滔天巨澜。不但四处活动、串供,甚至指使人暴力威胁举报人,弄出了自杀身亡的惨剧。
6
孙青亮被投入了自己经营多年的白石沟看守所。这真是一个残酷的玩笑。很多专政手段,很多外面人受不了的监规制度——其中一部分还是他自己亲自制定的——现在要由他自己来品尝了。一部分民警觉得很难堪。但也有一部分民警,就是那些平时工作中被他狠狠收拾过的人,心情就不一样,他们觉得很放松。于是就由他们来执行孙青亮的投监工作。在入所谈话的时候,他们把监规制度一条一条详细地讲给他听,其实这本是没必要的,他就是制度的制定人。事后有个民警多少有些兴奋地对人说:这就叫量身定做。
孙青亮怕极了。过去那些手段是用来对付别人的,他从来没有细想过,因为细想了就容易犯心慈手软的毛病,而这恰是专政机关干警的大忌。可是,如今这些手段就要加在他自己身上了。孙青亮怕得要命,怕得不敢去想,但又不能不想。
首先是搜身。因为担心把违禁品带入监号,造成自杀等恶性事故。搜身的时候要把衣服脱光,脱到只剩一条内裤。孙青亮当时曾用乞求的目光望向一位民警,他以前的同事。但这位同事只是把脸扭向一边,嘴里简短地说了一个字:“快!”这是没办法的事,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孙青亮艰难地把衣服从上到下一件一件脱掉,直到脱得光溜溜的,像市场里拔了毛的白条鸡一般展览在顾客面前,供人挑剔。他已经不知道民警是否挑剔了他一番,因为他用双手捂住了脸。有人看见泪水从他的指缝间渗了出来。他们通常管这叫什么?悔恨的泪。
孙青亮在被送入监号前一刻,出现了不理智的抗拒表现。送他进监号的民警手扶在他的肩膀上,本来只是一种例行公事的姿态。但来到监号门前的一刹那,那只手突然感到了一种阻力,被扶着的肩膀开始往后扛,有些挣脱手的束缚的意思。民警发现孙青亮两脚抵住监号门槛,以此为支点,臀部后坐,肩膀则向后左右扛挤着,有几分撒泼耍赖的意思。这种现象在某些刁蛮的人犯身上时有所见,民警条件反射般地低叱道:老实点儿!别找难受!声音里带出了对异类的凶狠。
这一抗拒表现不是孙青亮有意所为。这是人对所面临的处境极度恐惧时的本能反应,是一种理智所无法控制的生理反射。
对孙青亮来说,他实际上是被投进了兽笼,就像古罗马的角斗士被扔进了饥饿的猛兽徘徊踱步的斗兽场。
虐待当晚就开始了。由于孙青亮的特殊身份,笼子里的家伙虐待起他来格外兴奋。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特别痛快的发泄。因为他曾是高高在上的异类,他们对他怀有刻骨的仇恨,在他身上发泄要比在同类身上发泄尽兴得多。事实上,他们对此曾幻想过无数次,只是从不敢相信居然能得以实现。孙青亮还没剃掉的长头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便利的下手处,因此第一个晚上,虐待多集中在头部。比如当他因为极度紧张,忍不住去蹲便池时,号长一个眼色,“上八仙”中便有人上前一把揪住他的头发,将他从便池上拖翻在地,一边踹一边教他规矩:“上八仙”还没用过的便池,谁也不准用。他反抗,“上八仙”便一拥而上,揪住他的头发,把他的脑袋像磕一个熟鸡蛋那样,一下接一下地往墙上磕。旁边的人呢,哄闹着报数:一!二!三!四!……
晚上吃饭把饭渣掉在了地上,被号长看见,喝道:哪儿来的畜生糟蹋粮食?顿时有几个膀大腰圆的一拥而上,将他按在地上。有人用手揪住头发把他按了个嘴啃泥,强迫他用舌头把地上的饭渣舔干净。
他们把这叫“拾麦穗”。
哄笑、咒骂和凄惨的号叫召来了巡视道上的民警。民警几次喝住了监号里的狂欢。但监号很多,民警不可能盯住这一个监号不放。只要民警一走,狂欢又开始了。
孙青亮的精神状态几次到达了崩溃的边缘。但人的求生意志和适应能力是惊人的,在常态下,恐怕连自己都难以察觉。一旦到了非常状态下,这些能力就脱颖而出了。孙青亮几次把自己从精神崩溃的边缘硬拉了回来。他学会了在厉声呵斥下作出迅速而机灵的反应;学会了一口一个“是”地应答民警的问题和吩咐;学会了低三下四地巴结号长,给他洗衣服、洗脚,甚至用手接烟灰。
慢慢地,他的心态在麻木中逐渐冷静了下来,开始思考如何把自己救出监号。他回顾了这几年的经历,发现他一直在奋斗的一个目标就是如何摆脱看守所对他的纠缠。然而,看守所却像一个醒不了的梦魇缠住他不放。一开始他是想调离看守所,为此,他得先放出曾宏权。不料,曾宏权前脚出了看守所,他后脚就被填了进来。仿佛是他把曾宏权从号子里换了出来。
看守所就像是他一不小心陷进去的一块沼泽地,他越是挣扎,就陷得越深。这很荒唐,但他必须应对这个荒唐。
头几回提讯,他顶住没有交代吴处长的事。他知道他的救命稻草就是吴处长及背后的大人物。他指望着外面的派系斗争赶快见分晓,出现一个有利于他的结局。
眼下,他要把他的忠心连同求救的信号一起送出去。
他想了很多办法。毕竟在这里多年,民警里总有个把朋友同情他的处境。他小心翼翼地实施他的计划,把信号悄悄递出了看守所。
7
孙青亮被执行强制措施后,搜走了手机,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其妻于美芳被告知丈夫涉嫌犯罪已被刑拘。于美芳得不到孙青亮的任何消息,又不让见面,感觉上像是被谁绑架了一般,急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几天下来就脸色蜡黄,眼圈乌青。这天好不容易得到里面送出来的口信儿,让找老吴。
于美芳知道孙青亮与老吴关系铁,老吴是省厅的人,救人的希望或许就在老吴身上。但于美芳已被恐惧和绝望打垮了,此时突然出现一点儿残存的希望,于美芳就格外珍惜。她决定先找市局主管看守所的李副局长,李副局长不行了,还有老吴。如果先找了老吴,老吴一不行,她就彻底绝望了。
于美芳知道,丈夫与市局关系不怎么样。找李副局长可以说是硬着头皮上。她期期艾艾地说明来意之后,果然,李副局长冷着一张脸子,拿对付老百姓的“冷硬横推”那一套对付她。李局说:孙青亮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卷入曾宏权的案子。眼下这个案子由省委主管纪检工作的副书记亲自督办,除了公事公办,谁敢造次?李局又带着一副恨铁不成钢的口气拿孙青亮感慨痛惜了一番:小孙这个人呀,吃亏就吃在做人不踏实,说难听点儿就是上蹿下跳,老想着走上层路线,把周围的同志不放在眼里。路在你脚底下,你眼睛老望着天,能不栽跟头吗?听说这次的事情就是省厅的一个什么处长给他造下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小孙在省厅有人,我看你还是找省厅吧……
只剩下老吴这一根救命稻草了。但老吴却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也找不着!手机打不通,往办公室打电话,办公室回说人不在,还反过来问她是谁,找老吴什么事。又给老吴其他朋友打电话,好不容易有个朋友支吾地说,老吴也被纪委找去谈话了,目前也回不了家,老吴老婆也正急得四处打听呢……
于美芳有种大水没顶的感觉。
8
在号子里,孙青亮度日如年地等待着外面的消息。可是号子里就像个焊死了的铁桶,一丝光亮都进不来。他已经不指望得到吴处长他们正在搭救他之类的好消息了。眼下,只要与他的事有关,哪怕是一星半点的情况,都是他极度渴望的。比如曾宏权的情况,是不是又收进来了?还有作司法鉴定的几个专家,有没有被采取措施?甚至,吴处长会不会也出事了?他知道,这三个环节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立刻会把他的事带出来,专案组马上会咬紧这里不撒嘴,直到撕开一个有多大算多大的缺口。
孙青亮已经被专案组这扇沉重的磨盘碾了好几圈儿了,如果他是一粒黄豆的话,早就被碾成豆浆了。然而,他不是一粒普通的黄豆。这么多年与人斗的生涯,早把他磨炼成了一粒“蒸不熟,煮不烂”的铜豌豆。至少到目前为止,他还熬得住。
多年的看守所工作使孙青亮积累了一些经验。在无聊的岁月里,有时候他会不自觉地观察提讯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较量。那真是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心理搏斗。观察着,观察着,他会不自觉地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上,进入他的心理角色,去体会他每一时每一刻的心理状态:比如提讯人员绞尽脑汁揣摩对方时的吃力感;工作压力给他们造成的焦虑感;觉察到自己被骗时产生的那种被耍弄感,以及由此伴生的恼羞成怒的情绪,想从肉体上惩罚对方的冲动,等等。然而,不知为什么,他更多地会选择犯罪嫌疑人这一方,默默地在内心里模拟着,如何与提讯人员斗智斗勇、斗耐力、斗定力、斗信心。他能体会到犯罪嫌疑人那种极度的焦虑,在种种提讯手段之下饱受的屈辱,对提讯人员的仇恨和畏惧,对刑罚的极度恐惧和对自由、对生命的极度渴望。在这沉重压抑的体验之下,他不自觉地在内心里替犯罪嫌疑人出谋划策:揣摩对手究竟掌握自己多少情况;对手的每句问话都有什么圈套;估摸对手的审讯策略,研究如何避重就轻,避实就虚……每当听说一些犯罪嫌疑人由于失误落入提讯人员的圈套,或者定力、耐力不够最终败下阵来,他会在一瞬间感到一阵惋惜,暗骂犯罪嫌疑人蠢笨。而极个别情况下,有些嫌疑人真能挺到羁押期限而不让提讯人员抓住一点儿把柄,不得不办手续放人。看着嫌疑人挣脱了牢笼,飞回蓝天白云的自由世界,他会不由自主地体会到一种轻松畅快的感觉。
孙青亮万万没有想到,这种心理游戏,有朝一日竟会变成他真实的处境。过去的经验已经沉淀到了心理的深层,就好像动物的本能,一旦遇到相似的场合,立刻就会被唤醒、被调动起来发生作用。
孙青亮深知,提讯人员不怕你编得天衣无缝。只要你肯开口、肯编,他会让你尽情地编。因为只有你开口,才会给他提供大量的信息。无论真假,这些信息都会对他分析判断有所帮助。而且你编得越多,前面编后面忘,露破绽、出矛盾的机会就越多。只要让他抓住一个破绽撕开缺口,他就会势如破竹,而你就会土崩瓦解。因此,孙青亮一开始就采取一声不吭的战术。问急了,他就饱含冤屈地大声嚷嚷:“你们凭什么抓我?我到底有什么事?”然后就是闹着见领导。而提讯人员呢,深知谁先露底谁被动的原则,对孙青亮的闹腾厉声喝住之后,却不予理会。只让他好好想自己做的事,交代所有问题。
双方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
数日之后,孙青亮明显感觉到审讯力度加大了。一审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轮番审,不让人休息。一些既不见伤,又让你难受得要命的手段慢慢开始使用。几个小时的审讯扛下来,回到号子里,他的脑袋也停不下来。他开始紧张地分析和盘算,从这种审讯力度来看,这次的事情太大,别想轻易扛过去。他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猜测外面的形势。有时候他觉得是曾宏权又被收进来了,但他办的那些事曾宏权并不知道细节,应该不足以对他采取强制措施。几个专家那里主要是吴处长做的工作,况且都预先布置好了退路,大不了往工作疏忽,鉴定失误上面推,不应该出什么问题。再么就是吴处长本人出了问题,这是孙青亮最害怕的一种情况。对他们上层的事情,吴处长嘴很紧,孙青亮几乎是一无所知。如果真是派系斗争中吴处长所在的这一支落败的话,那么他的所作所为无疑已经被对方全面掌握,他将成为这次斗争糊里糊涂的殉葬品。
几种可能性在他的脑海里此起彼伏地推演着,针对每种可能性,他都要想出一套应对的措施。在辗转反侧和焦灼盘算之中,天不知不觉亮了。他又被叫出号子去接受审讯。他的大脑渐渐处于一种麻痹和糊涂状态之中,注意力没法集中,有时听不懂提讯人员的提问,被认为是抗拒表现,遭到厉声呵斥之后才会有短暂的清醒。回到号子里,他想把当天的审讯情况梳理一遍,可是他甚至想不起人家问了些什么,他又回答了些什么。
有天晚上他终于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清醒之后,他忽然体会到一种久违了的乐观情绪。因为他忽然十分肯定,那三个环节其实哪个环节也没出问题。只不过是因为死了举报人,专案组顺藤摸瓜,第一个摸到的当然是他。他们集中精力对付自己,恰恰说明他们眼下只能从他一个人入手。只要他咬紧是工作疏忽,他们是没有办法的。况且,保外就医人员没有看好,派出所也有责任。
9
然而,现实很快就给了孙青亮致命一击。
专案组忽然丢下他不闻不问了。他在号子里放松了只两天,就坐不住了。他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是不是在别处出了情况?是在哪个环节出了情况?他心急如焚,急于想了解外面的形势。他最终决定拿以前办留所服刑的事当敲门砖。
专案组派来的是两个小年轻,显然对他“要交代问题”这件事并不重视。他的心情越发紧张。他装出一副痛哭流涕的模样,无比诚恳地,甚至是低三下四地交代了以前办留所服刑的事,眼巴巴地望着对面那个年轻人,指望他说点儿什么,多少能让他判断点儿外面的形势。
但他说完之后,那个年轻人面无表情地望着他,说:就这些?他紧张地点点头。年轻人一句话不说,合上本子对伙伴使个眼色,抬屁股就走。走到门口了,才转过身用本子指点着他说,你还是不老实!本来我们今天不想来,这个案子我们已经有了重大进展,你配不配合对我们已经无所谓了。考虑到你以前的身份,我们想再给你一次机会,但是你今天辜负了我们的良苦用心。
回到号子里,他慢慢地在炕上躺下,感到浑身冰凉,连人带炕似乎都在不停地下陷。他第一次动摇了。第一次真正考虑交代问题,并且盘算其后果。
第二天他设法让当初帮忙递信的干警给他找了几本法律书籍。他开始认真查阅关于职务犯罪的那些章节。他看着那些对职务犯罪定罪量刑的条款,不觉想起了自己的下半生。难道下半生就以这种方式度过?他的手指开始在纸面上簌簌发抖,他觉得想都不敢再往下想了。为了不让精神垮台,他又开始给自己打气。他在心底里搜寻以往积累的经验,想起有几个典型的审讯案例。提讯人员耍的都是这种手腕,故意晾你一段时间。让你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让你沉不住气。其实他们手里什么都没有。
他决定再撑一段时间。熬过这段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曙光就在眼前了。
然而,在一次对监号内违禁物品搜查的时候,一名民警发现了他查阅的那些法律书籍。那个民警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把那些法律书籍带走了。
专案组的两个年轻人很快提讯了他一次,问他想好了没有;当他表示没什么新问题交代时,年轻人从包里掏出他查阅过的那些书籍。弦外有音地说:听说你在学习法律,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外面没学好,到里面来恶补,也还不算太晚。不过,一定要学以致用!说完把那些法律书籍还给他,就结束了提讯。
他不明白他们是什么意思。回去后他打开书,发现他翻阅最多的、关于职务犯罪的那几页都被他们找出来,并且折了角。他顿悟过来,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在窥测他的心理。他的内心已经越来越被他们窥破。现在,可以说他们对他已经越来越有把握,只差那些具体的细节了。他的心里涌过一阵极度的懊悔和颓败,痛骂自己怎么会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紧跟着懊悔和颓败而来的,又是一阵无边无际的恐慌:他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被他们窥破了。他想回忆这一段时间的所作所为所言,结果惊恐地发现大脑里一片空白,什么也回忆不起来。
他难受得胸口发闷,好像要窒息过去了似的。
但他不知道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只过了两天,那两个年轻人又来了,向他宣布了检察院的批捕决定。听到这个消息,他一下惊跳起来。这才突然反应过来他本来已经快熬到日子了,这些天来全副心思都集中在与两个年轻人周旋上,在如此重要的环节上反失了一着。他歇斯底里地质问对方,检察院凭什么批捕的?两个年轻人说,就凭他交代的违规办理留所服刑的事,就有必要对他进一步深入调查。他感到眼前一阵发黑,脚底下发软有些站不住。这意味着他的羁押期限又延长了两个月!交代办理留所服刑的事又是个低级的错误!他发现他的脑子已经彻底被对方搞乱了,在他们种种手段的摧残下,他的头脑已经丧失了基本的分析力、判断力和决策力。如果再在这里熬两个月,天知道他还会犯下些什么错误!
10
孙青亮又开始睡不着觉了。现在,折磨他的不再是如何对付专案组的讯问,而是让他最为焦虑的二难选择:说,还是不说?
他精神恍惚,情绪焦躁,有时候甚至出现自言自语的现象。号子里的上八仙看到他这副模样,不约而同地产生了拿他寻开心的念头。这天,一个叫老奎的借口半包香烟不见了,到他铺位上翻弄。见他不动,老奎恶狠狠地伸手拨弄他枕在枕头上的脑袋,又把枕头一把抽掉。他再也按捺不住,跳起来与老奎厮打,很快便被老奎一伙按在床上拳打脚踢。这时候,新入监号的那个小个子看不下去了,过来拉架。老奎一伙想不到新来的小个子竟敢无视上八仙的权威,是欠收拾了,转而围殴小个子,把小个子打得流了鼻血,嘴唇也肿起来才罢休。
在这冷酷狰狞的监号里,孙青亮第一次从小个子身上体会到了一丝人间的温情。入监一个月来,无穷无尽的恐惧、压力和精神折磨使孙青亮感受到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孤独。由于案子在侦查阶段,不允许亲人探视。孙青亮快被这种孤独感压垮了,那种想要找个人倾诉痛苦的欲望快把他憋疯了。可是,这里没有一个人对他有一丝怜悯,只要他一张嘴,招来的必定是嘲弄和凌辱。他内心的那种焦虑情绪有时快要发展到狂躁失控的边缘。
从那天以后,他把小个子当作了精神上的救命稻草。他渴望和小个子交流,经常偷眼看小个子的动静,寻找恰当的机会。他发现小个子虽然挨了打,但对这事根本不在意,也并未对上八仙流露出害怕他或讨好的神情。大部分时间,他就那么双手抱膝地坐在炕上,两眼凝视着前方,目光宁静如水,一点儿也不像其他人那样焦躁不安,不知他在想些什么。
不知怎么的,一看到小个子那种安之若素的神情,孙青亮的情绪也不知不觉平静下来。他终于鼓起勇气借敬烟和小个子搭上了话。他问小个子待在这里怎么也不急。小个子告诉他,进来之前,他早就有了心理准备,而且把所有的事情都考虑妥了。人急,是因为心里主意还没定,一旦打定了主意,自然就不急了。
听了小个子这番话,孙青亮忽然觉得漆黑一片的前方隐隐地出现了一丝光亮。他想,是到了打定一份主意的时候了。再这么熬下去,用不着上法院他就会毁在号子里。可是,究竟打份什么样的主意呢?他一时还下不了决心。
这天晚上是阴历十五月圆夜。号子里的人都睡着了,除了个别人在噩梦中发出含糊不清的呻吟外,大部分人都像死了似的,一声不吭地以各自的形状和姿态摊在炕上。
恰巧只有他和小个子睡不着,两个人盘腿坐在炕上。看着监舍的那方小窗户外面,一轮满月活像一张人脸,一点一点地从窗角探出头来,仿佛带着一种既害怕又好奇的神情在向监舍里窥探。他给小个子递了烟,两个人低声聊起了天。他觉得气氛似乎很放松,两个人似乎可以零距离接触了。他冒着监号里的大忌问小个子是为什么事进来的。不料小个子十分坦然,说反正我已经打定主意了,都告诉你也没啥。
小个子出身农村,十八岁到黔首城里投亲靠友。在城里打了十几年工,吃尽了人间的苦头,最终好不容易在一家公司落脚当司机。前不久,老板酒后开车撞死人,又逃离了现场。事发之后老板找到他让把事情顶下来,给了他一大笔钱。他准备在劳改农场熬它个三四年,出去之后就拿上钱回老家县城,开家餐馆或是超市,下半辈子再也不用给人打工了。
听了小个子的讲述,看着他那张年轻而又饱经沧桑的脸,脸上那种平静笃定的神情,他忽然觉得他那些人生遭际又有什么了不得呢?久违了的男儿气血在一刹那间流贯全身,满腹辛酸事顿时涌上喉咙口,不吐不快。他小声地,然而又是无比激动地,把十几年来积下的怨愤和近些日子的遭遇统统倒给了小个子,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畅快。最后,他像是问小个子,又像是问他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
后来小个子在他耳边絮絮叨叨都说了些什么,其实他压根儿就没听清。他只是沉浸在一种莫名的激动和放松之中。黑暗中,他只觉得泪水在脸上纵横恣肆。
那天晚上,他睡了自进看守所以来最香甜的一觉。
那天晚上过后不到两天,小个子就被调出了他们监号。其实他也已经意识到,小个子极可能是上面从别的监号调来搞贴靠的。不过他并没有怨小个子,因为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在那个晚上,在那一瞬间,小个子在贴靠他的同时,他也在贴靠小个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不是谁在贴靠谁,而是一种相遇,一种殊途同归。
11
孙青亮因为在曾宏权非法融资一案中有自首情节,并且积极检举揭发省厅监管处前处长吴发强,省政府×××,被认为有重大立功表现,最终被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二年。
离开看守所的那天,是个难得的晴好天气。孙青亮背着行李,沿着连接看守所和黔首市的那条青黑色的柏油马路慢慢向市区方向走去。阳光刺眼,他不时手搭凉棚向久违了的旷野眺望,他看见遥远的地平线上,层层叠叠的白云静静地堆积在天边。
他拒绝了家里人要找车来接他的想法。他想用自己的脚一步一步地体验远离看守所的感觉。
他想,他终于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摆脱了这座看守所。
(原载《北京文学》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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