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第三章（三）
三、马家故事
马家有段悲痛的历史。
“文革”的时候，马东骥的父亲因是右派，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他妈妈带着他和他的两个姐姐艰难度日。他妈妈在一个中学里教语文，一家人也还算平安。尽管他们和父亲天各一方，节假日里，他们还能去“五七干校”见父亲，日子也算平静。“文革”的滚滚洪流一来，原本以为他父亲难逃批判一劫，没想到远在百里外的“五七干校”的运动没那么激烈，倒是他母亲莫名其妙地遭到了批判，罪名是现行反革命。这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来得有些蹊跷，也来得很突然，几乎没有任何征兆。马东骥的母亲自己也莫名其妙，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天，她正在家里裁剪鞋样，准备纳一双鞋底子，给在干校的丈夫做双棉鞋过冬。这时，她的一个平时玩得最好的女老师来串门，闲聊的时候女老师无意中发现，她裁剪鞋底的时候把一张印有领袖头像的报纸剪成了鞋样，而且把林副统帅的脸剪了半边，这可是天大的罪过。这个女老师当时没说，出门就报告了造反派头子，造反派跑进来抓了个正着。马东骥的母亲很快就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被捆绑起来到处游斗。
马东骥的母亲被抓去游斗时，家里就剩下他和他的俩姐姐。
好几次，马东骥和他的姐姐们要求看他们的母亲，都被拒绝了。他们要看母亲也只能到批判会的现场去看，于是我又跟着他和他的姐姐们一起去了几次批斗会的现场，远远地看到了他们的母亲。马东骥母亲的性情比较刚烈，造反派要她承认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她打死也不承认，这让造反派们下不了台。斗了几场，现行反革命分子不承认自己的罪行，还负隅顽抗，与人民为敌，造反派就决定暂时停止斗争，把她关在一个秘密的地方隔离审查。马东骥和他的姐姐们一下子找不到母亲的下落，怕再也看不到他们的母亲，就让我跟他们一块儿去找造反派头头。就是指挥批斗我父亲的那个造反派头头，马东骥母亲的批斗和隔离审查都是他一手安排的。我们找了他两次，求他让我们见见他们的母亲。他把我们训斥了一顿，叫人把我们赶出办公室，还恶狠狠地说，下一次要再看到我们，就把我们全都抓起来，我们只好放弃求见的要求。
马东骥还是不甘心，一心想弄明白他母亲被关在了什么地方，就邀我跟他一起跟踪造反派头头，看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审查他的母亲。可我们就两条腿，人家一上汽车就把我们甩了，跟踪成了一句空话。
没办法，只有干等，哪里开批判会了，我们就往哪里跑，看马东骥的母亲会不会在批判会的现场出现。可是没有，一连几天没有他母亲的任何消息。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突然有一天，马东骥家来了两个戴红袖章的造反派。他们告诉马东骥和他的姐姐，说他们的母亲畏罪自杀了。当时他大姐还非常气愤，骂那两个人：你妈才自杀了呢。
没想到那两个人把他大姐吼了一通，说谁还跟你开玩笑，人都躺在仓库的地上了，赶快跟你们的母亲见最后一面吧。
姐弟仨这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我和他们迅速乘坐造反派的车，赶到了关押他母亲的地方——市化工机械厂（我母亲曾经搞基建的地方）的一个废仓库里。他们的母亲已经僵直地躺在地上，用来上吊的绳索还没有取下来，这肯定是给死者的家属看的。
真是晴天霹雳，马东骥的母亲什么都没说就这么走了，实在叫人无法相信，也无法接受。
看到躺在地上的母亲，姐弟仨哭得死去活来，呼天喊地，悲痛欲绝，看到那种场面实在叫人撕心裂肺。活生生的一个人，隔离审查一个星期后就审查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叫人怎么能够接受？
不知哭了多久，造反派又把马东骥的父亲从“五七干校”接来了。马东骥的父亲虽然非常悲伤，可他强忍住悲痛，更多的是想了解他的妻子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会死在这个仓库里。
他其实还不知道妻子已经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了。当他听完造反派介绍妻子的现行反革命的罪行和顽固态度，以及自绝于人民的种种行为之后，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无法接受造反派给妻子定的罪名，他太了解妻子了，她不可能干什么反革命的勾当，没有动机，没有思想，也不会有真正的行动，至于那个可怕的鞋样，她也绝不是有意的，完全是巧合，完全是无意识的，怎么就能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了呢？可在那个年代，只要逮着一点儿影子就能无限放大，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个鞋样就夺去了一条生命，在那个年代一点儿也不稀奇。
那时候，现行反革命分子自杀后是不需要什么法医鉴定的，尤其是在那个法治极不健全的年代，死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就像死了一只猫、一条狗一样，没有人把它当回事，死了就死了，一把火烧了，什么都没了。等家属到齐了，造反派就说最后的见面该结束了，该火化了，马东骥的父亲请求迟两天火化尸体，家人还想陪陪死者，当时已经是傍晚了，当天火化已经不可能了。那个造反派头头（又是他，叫靳志明，化工机械厂“革委会”副主任）总算开恩，同意第二天火化，家属可以再陪伴半个小时。
这种安排除了那个特定的时代，怎么看都让人啼笑皆非。死者的亲属无权安排后事，造反派说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让人不可思议。可在那个年代，那个特定的时期，特别是像马东骥母亲这种特定的对象——现行反革命分子，尤其是在批斗期间、审查期间畏罪自杀的，在原有的罪名基础上还可以再加上几条，家属哪还有说话的权利？哪还有安排后事的权利？对于家属来说，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了，后事自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又哭了半个小时，马东骥和他的俩姐姐跟着他父亲暂时告别了他们的母亲的遗体，回家休息了。
本来以为马家人会要哭闹一夜，可奇怪的是没有。到了晚上九点左右，马东骥跑过来喊我，要我跟他出去办点儿事，我自然前去，问他要干什么？他说别问了，跟着去就是。
到了化工机械厂的仓库外面，马东骥才告诉我，帮他把他母亲的尸体背出来。
我真的不敢相信，他和他姐要去偷他母亲的尸体。原来，马东骥的大姐马丽亚是个非常有头脑的女孩，她比我们大五六岁，当时已经读高中。当她听到母亲畏罪自杀的消息之后，她第一个反应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她相信她母亲绝对不会自杀，但她没有表现出来，她需要得到证实。她在抱着母亲哭的时候，就有意摸了摸母亲身上的伤痕，她本想从母亲身上寻找点儿什么，可一直有人盯着，根本没有机会。直到回家后，她才决定叫弟弟一块儿再去仓库，把他母亲的尸体偷回来。一方面，她要看看从母亲的身体上能不能找到什么可疑的东西。凭直觉，她觉得母亲肯定会给他们留点儿什么，就算是真要自杀，也会说明白为什么要自杀，母亲绝不会一声不吭地就这么撒手人寰。另一方面，母亲走了，她不能让母亲的尸体再被造反派摆布，就是火化也要自己送母亲去火葬场。
就我们三个孩子，马丽亚没有告诉她父亲，告诉她父亲也许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了。她让妹妹马丽娜在家里陪着父亲，说带弟弟去商店买点儿东西给母亲。她父亲也没多问什么，就由着姐弟俩出来了。
我们根本就没想过害怕的事情，没有一点儿胆怯的意思。
我们直奔化工机械厂的仓库——马东骥的母亲上吊的地方。
幸亏我对那里非常熟悉，我就是在那里玩泥巴和沙子长大的，工厂的每个角落我都非常熟悉。
我带着他们从后门的流水洞里爬进去，绕过了一个车间，直接到了仓库的窗下，没有碰到一个人，碰到人我也不怕，都熟，我有办法对付。
我知道，这个废仓库的门窗并不牢靠，有些年没用了，我小时候爬窗子进去玩过。要进去并不难，我找到了一个没有栏杆的窗户。旧式的窗户上面的护窗没有关牢，我先把护窗打开，然后把绳子掉下来，再挂在下面窗户的插销上，使劲往上一拉，插销就提上来了，窗户就开了。马丽亚让我在外面站岗，说那边亮灯的地方有造反派在值班，千万不能让他们发现，她跟马东骥去背他们的母亲的尸体，一旦值班的人进去我就立即给他们发信号。这好办，我跟马东骥平时不方便喊的时候就常常吹口哨，我们都能吹出很多动物的叫声。我们约好什么叫声代表什么意思，联系的方式就是口哨。
我躲在造反派值班室窗外的一棵树下，大概十米远，我从外向里看，把里面看得清清楚楚的，可从里面却看不见外面，更不可能看清树下的我。
我看见里面有五个人，都围在一个煤炉边烤火，他们一边烤火一边喝着酒。
我做好了应急的准备，一是吹口哨，只要发现他们往仓库走我就吹口哨。听到我的口哨声，马东骥他们完全来得及撤退。二是情况紧急时，我会点着旁边的一堆树枝，把“敌人”引过来，好让“部队”安全撤退。
不知过了多久，仓库里没有动静，值班室里也没有动静，周围像死一样的寂静，只有树林里虫子“吱吱”的叫声。
我看仓库里面，好像点上了蜡烛。偏在这时，一个值班的造反派跑出来小便，尿刚撒了一半，他就发现仓库里有微弱的灯光，他立即大叫起来：“有鬼！有鬼！”他连裤子都没提起来，就没命地往值班室里跑。
我知道那些人马上就会冲进仓库，立即一边发信号一边点燃了路旁的那堆树枝，双管齐下，我估计他们肯定能及时跑出仓库。
没想到仓库里没有一点儿反应，灯依然亮着，依然不时地闪着。我又一次吹响了口哨，吹的是野猫的号叫，这是紧急情况的信号。我想马东骥肯定能够听到我的叫声，肯定会立即撤退。
可是没有，仓库里面依然没有反应。
那个出来小便的人回到了值班室，在跟里面的人说着什么，肯定是说他见到鬼了。屋里的人好像谁都不信，那个年代哪还有什么鬼？不可能，都要过来看个究竟。
我知道他们一旦进去就麻烦了，是人捉鬼，还是鬼捉人，可就真的说不清楚了。就算马丽亚胆大，突然碰到有人闯进来也会吓得半死的，再吹口哨已经没用了，要能听见的话，马东骥早就听到了，现在肯定是没有听到，或者是背不动他母亲。我看到已经燃起来的火苗，突然灵机一动，飞身跑出，一边在值班室外面奔跑一边喊叫：着火了，着火了！
这一招果然有效，值班室的那几个正起身去仓库的人听到喊声，马上不去仓库了，纷纷跑出值班室，一看外面果然有大火，纷纷跑向火堆，边跑边喊救火！
趁着造反派忙着救火，我急忙跑到仓库的窗外，向里面喊，马东骥，快出来，造反派的人就要进来了。
也不知是听到我的喊声，还是听到造反派救火的喊声，马东骥和他姐姐终于吹灭了里面的蜡烛，背着他母亲的尸体刚要出门，有几个人就朝这边跑来，只要马东骥他们一出门，肯定会碰到这些人，那就麻烦了。我干脆冲进去，告诉他们门外有人，不能从门口出去了，只能跳窗从另一边跑，背着他母亲的尸体出去已经不可能了，外面奔跑的人越来越多，逮着了就麻烦了。姐弟俩也不忍心看着母亲连死也不安宁，只得无奈地放弃了偷尸的想法，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母亲的遗体，趁乱跳窗逃出了化工机械厂的仓库。
我们一口气跑回马东骥的家，马丽亚把刚才仓库之行立即跟她爸做了汇报。姐弟俩不仅发现他们的母亲遍体鳞伤，肯定是被打的；另外，他们还从他母亲身上的棉衣衣角里找到了母亲的遗书。遗书的内容是：母亲绝不是什么反革命，她对党、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赤胆忠心；她被造反派严刑拷打，实在无法忍受，唯有一死才能解脱痛苦；她要求儿女一定要听党的话，好好读书，以后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马东骥当即就要去找造反派算账，看看是谁把他母亲逼上了绝路，结果被他父亲制止了。他父亲说谁也别去找，现在这个时候找谁也没用，这个时候没有公道，没有真理，没有是非曲直，公检法全都被砸烂了，你找谁？就是有证据你找谁申冤？没地方可找，找谁都是白找，还是让你妈清静一点儿上路吧，这笔账肯定要算，但不是现在。
马东骥的姐姐也叫他别莽撞，说现在爸妈都是被批判的对象，没人会跟我们说一句话，也没理可说。听了他俩的话，马东骥没有再坚持，只有先咽下这口气。他发誓绝不放过害死他妈的凶手。
就这样，马东骥一家悲痛欲绝地送走了他们的亲人。
马东骥的家人原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要为“文革”期间惨死的亲人申冤，找出真正残害他们的亲人的凶手。可“文革”过后的几年里，他们一家人各奔前程，好像谁都忘记了当初的誓言。
首先是他们的父亲马绍基教授，自从平反之后就成了学校里的核心人物。右派的亏他好像还没吃够，依然是过去的那个脾气，敢说，敢想，思维跳跃大，常常语出惊人，既善于创新，又非常务实。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刚刚开始，他的关于全面解放思想的文章就刊登在当时的《光明日报》上，这在学术界曾经引起过很大的反响。他最早开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课题，在开创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正因如此，他被先后任命为学校的副校长、校长。
从他平反的那天起，他就好像没有时间去寻找残害他妻子的真凶。他除了写过一个关于为妻子平反的报告之后就再没做过别的努力，他很少再有时间和精力来顾及这件事情。他是一心扑在学术研究上，后来又完全把精力放在了行政事务上。他像一个上足了发条的机器，不知疲倦地在运转，一直运转到他没有了力气，他才从大学校长的位置上退下来。这时的他，已经从年富力强的中年人变成了两鬓花白的老年人。
马东骥的大姐马丽亚装疯卖傻回了城，其实已经有点儿真疯了。还好，医治得及时，不仅病好了，还赶上了一个好时候。恢复高考制度后，她凭着自己扎实的功底一举考上了她所工作的大学，成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带孩子读书的大学生。她的丈夫陈功就是原来南湖农场的团委书记陈一尘，是我国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
陈一尘一离开农场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了，叫作陈功。陈功是在马绍基所在的大学里上的学，算是马绍基的学生，因为他在下乡期间就入了党，到学校后是学校重点培养的对象。在那批工农兵大学生中，陈功属于爱读书的工农兵学员。他表现又好，很得马绍基的赏识。三年的学习生活结束了，马绍基曾经想把陈功留在学校工作，江洲市市委组织部将他要去了，他到了团委，还当上了团委书记。陈功很有发展前途，可陈功没有按这条路走下去，他想回学校。他老婆在江洲大学，岳父也在那里当校长，一家人在一起自然更好。再说工农兵大学生的前景并不被看好，连大学的学历都不能得到承认，尽管上面很器重他，可他的很多同学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歧视，这让他无法接受。他决定再读几年书，一定要弄个货真价实的文凭。
陈功跟岳父马绍基商量，就算重新参加高考他也要考进大学。马绍基说你还考什么大学？要浪费多少时间和精力？直接考我的研究生吧，只要你上线我就录取你。陈功就扎实地复习了一番，结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马绍基的研究生。他研究生毕业以后留校任教，当了系主任。可陈功并不是个安分做学问的人，他更适合做行政干部。正好有个机会，领导干部要求要有学历，可有学历的干部当时还不多，陈功当时的学历已经很高了，江洲市市委原本就把他列为三梯队干部，市委书记秦山很赏识他，就跑到学校来把陈功“挖”过去了。他当上了江洲市委政法委书记，进了常委。从此，陈功真正走上了他的从政之路。
所有的使命好像都落在了马东骥的身上，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复仇，为母亲申冤，找到残害母亲的凶手成了他的终生目标。看上去，他爸、他姐都好像把这件事情忘了。他们忘了就忘了，只要他自己不忘就行。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儿，这种事情只有男孩儿才能完成，他不能也不应该指望父亲或姐姐们去干什么。他一直在等待机会，也一直在创造机会。为了找到残害母亲的真凶，他专门挑选了侦查专业。大学毕业后，他有很好的发展机会，可他放弃了。他要回江洲，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住他。最终，他如愿以偿地来到了江洲市公安局刑侦队，当了一名刑警。他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个分配到市公安局的大学生，因此被所有人视为人才。市局的领导、队里的领导都特别器重他。他功底扎实，又善于思考，每次案情分析都能说出独到的见解，分析得入木三分。几个大案根据他的分析、判断，居然破了，犯罪嫌疑人被抓到了。他被列为刑侦队和公安局里重点培养的苗子。
回到江洲，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一边工作，一边悄悄地调查他母亲被害的案子。当他开始调查他母亲的案子的时候，他才发现已经有人在调查了。市里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已经在调查了，局里还成立了专案组，根本用不着他去调查了。不久，结果就出来了。他母亲被平反昭雪，她根本不是什么现行犯革命，而是优秀的人民教师。残害母亲的凶手也找到了，就是那个造反派头子——靳志明，他居然爬到了“革委会”主任的位置。经过公安机关的缜密调查证实，靳志明当初亲手将马东骥的母亲打成重伤，逼得他母亲无法忍受痛苦，最后上吊自杀。勒志明还亲手将两名老“地下党员”迫害致死。靳志明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已经羁押在监。
对于马东骥来说，他最初的使命在他刚刚步入刑侦岗位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那是一个历史的休止符号。一切才开始就已经结束，他的目标到这个时候也算是实现了，那份为母报仇的情结也已经终结了。这个时候，他才跟父亲好好地长谈了一次，把当初他为什么报考刑警学院的真实想法告诉了父亲。现在愿望已经实现，母亲在天之灵也能得到安慰，他可以放下包袱开始新的生活。父亲说过去了的就让他过去，一切重新开始吧，如果你不想当警察你可以趁早改行，一切还来得及，我会尽一切能力帮你。马东骥谢绝了父亲的好意，既然他选择了这个职业，他就决不后悔，他将一如既往地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马东骥完全可以一帆风顺地走下去，像他这样科班出身的侦查员，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毕业的大学生，在哪个单位、哪个部门都很容易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可马东骥却偏偏成了一个例外。最初他是很受局里的领导和刑侦队领导的器重，几乎是只要有大案必有马东骥到场，他也的确为局里的案件侦破立下过汗马功劳，可是他不知不觉得罪了他们的顶头上司、支队长老刘头。老刘头是局里有名的破案高手，虽然书没读多少，只念过高小，可破案很有经验，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吃透现场。案子发了之后，他只要到现场就不会放过每一个细节，经过他的分析和判断，十有八九能够找到凶手。
马东骥一来就跟老爷子有过一次交锋，也许就是那次交锋，他得罪了老爷子，反正马东骥一直是这么认为的。那是马东骥刚到刑侦队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东郊侯马镇有一对六十多岁的老夫妇被杀了，他们的尸体被人扒光了衣服。案子是前一天晚上发生的，直到第二天上午，邻居发现不对劲儿，老两口没有出门，打开他家的门一看，老两口的尸体都硬了，就赶快向县公安局报了案。县局的同志勘查了一番现场，老两口的尸体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现场也没有留下犯罪嫌疑人的痕迹。县公安局一时难以破案，就请求市局支援，老刘头就带了马东骥和几个侦查员跑到侯马镇，仔细看了一番现场，几个人就讨论这案子是谁做的，是什么性质，为什么凶手要对两个老人下手，下手了为什么还要把两个老人脱光衣服后放在床上。有一点他们的认识是一致的，凶手是谋财害命。因为，老两口在镇上算是有钱的人家，儿女都在外地。老太太有一手祖传的医术，不少疑难重症她可以手到病除。她每天只在上午看病，下午就不看了。她下午在家调配一些中草药，晚上打打麻将，一天过得非常充实，收入也不错。凶手是盯着她的钱来的，但怎么作的案却很难说清楚，没有痕迹，没有伤口，法医检验尸体后说没有任何可疑迹象。老刘头让侦查员先发表意见，让他们各自发挥想象的空间，尽自己的能耐给罪犯画像。没有痕迹，没有指纹，侦查员给罪犯画像的难度就很大。很多侦查员觉得凶手肯定是被害者的熟人，且知根知底，应该扩大调查范围。这个方向是对的，扩大范围肯定没错。可这老太太有多少熟人？看了多少病人？范围太大，老刘头就问马东骥，让马东骥说说他的看法。
马东骥是个善于思考、善于观察的人，他在死者的卧室里没有找到凶手的痕迹，却在死者家的厨房里发现了两枚鞋印，这是一双特大号胶鞋留下的鞋印，还发现了一条被扔在地上的干毛巾。把足迹和毛巾联系在一起，马东骥就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他认为这条毛巾就是凶手的作案工具，凶手显然对老两口的生活规律了如指掌。老头子什么时间睡觉，老太太什么时候打麻将，他已经摸得很清楚了。马东骥分析，凶手趁着老太太外出打麻将的时间到了老两口家里，而且还跟老头子在床边谈了一段时间的话，有地上的烟蒂为证，然后趁老头子不备用被子将老头子闷死在床上，这样杀人是不会留下痕迹的。杀死老头子后，凶手开始翻箱倒柜找钱，可偏偏这时老太太回来了，凶手只好躲在门后，正好门后挂着一条毛巾，凶手顺手就拿了这条毛巾，等老太太进来之后，凶手就从后面把这条毛巾挂在了老太太的脖子上。凶手至少一米八的个子，他反提着老太太也就一两分钟时间，老太太脚蹬了几下就断气了，然后凶手把两个人放到床上，拿了他需要拿的东西就走了，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马东骥唯一无法解释的是凶手为什么要把两个老人的衣服脱下来放在一起，也许凶手的初衷是要给破案的人制造一个假象，那就是让人觉得老两口是因为做爱而死。可他忽视了一个最起码的常识，这就是老两口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还能如此在床上折腾？实在不可思议。
马东骥的分析让老刘头都感到了震惊，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敢想敢说，居然分析得天衣无缝，就像身临其境一样。后来案子破了，真的跟马东骥分析得一模一样。马东骥唯一没想到的就是地上的烟蒂，而老刘头唯一能超过马东骥的就是对地上那些烟蒂的分析，这是马东骥在大学里无法学到的。老刘头对马东骥的分析大加赞赏，就要马东骥继续分析凶手的特征。马东骥只能分析到这个程度，至于凶手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真的无法想象。老刘头却说凶手个头一米八二，是个木匠，四十五岁左右，家境比较困难，等着钱花，不要找别人了，就在方圆百里的木匠里去找，只要这个木匠身高一米八二，把他抓来就是，凶手就是他。
果然，县局的同志一调查，还真有这么一个木匠，他还真有重大作案嫌疑。老刘头唯一没有也无法分析到的就是那个木匠还有一身武功。马东骥带了四名侦查员在一个草堆里设下埋伏才把那个木匠抓住。马东骥把木匠按倒的时候被木匠一拳把右手打成骨折，五个人一块儿才把木匠制伏。
木匠被抓到以后非常配合，很快就交代了全部的问题，情节跟马东骥分析的一模一样，他自己的特征则跟老刘头画的像不差分毫，一老一小的判断把这一起案子破得滴水不漏，木匠自认为他做得天衣无缝，在心里断定公安局是绝对破不了这个案子的，没想到案发的第二天他就被抓了。公安局是怎么破的案？他真不知道。
怎么破的案只有问老刘头，他怎么知道凶手就是个木匠？他怎么就把这个人锁定得这么准？这一点马东骥佩服得五体投地，过去一直对凭经验办案颇有看法的他，这回不得不改变看法，他怎么想也想不出来这个凶手是个木匠，为什么就不是别的人？他为这事专门请教了一回老队长。老刘头一开始非常欣赏马东骥，看这小伙子这么虚心就毫无保留地告诉了马东骥他的判断。他就是凭着地上的十多个烟头判断出这个人的特征的。十多个烟头扔在地上，说明凶手在房间里坐了不短的时间，扔在床头肯定是在跟被害人坐在床头交谈，烟头都是卷成喇叭筒的，乡下人才有这种抽烟的习惯。每一个烟头上都有牙齿咬着的痕迹，留下的烟灰比一般人都要长，这与凶手的职业习惯很有关系。含着烟头不吐一直抽下去的人一定是两手没空的人，这种人肯定是乡下的匠人，木匠、篾匠，或者其他的手艺人。结合当地的特点，根据马东骥描绘出来的凶手特征，老爷子果断地得出结论，凶手是个木匠。这个结论不是什么人都能得出的，是经验，是阅历，是一种独特的驾驭案子的能力。马东骥自愧不如，他想能遇到这样的侦破高手自己也没枉来刑侦队一回，他真得好好向老爷子学习学习。
可队里的法医邵怡却跟马东骥悄悄地说，这回你可能闯祸了，这起案子办是办得好，却很可能无形中得罪了老支队长。
马东骥如丈二高的和尚，摸不到头脑，问怎么就得罪老爷子了，他好像没做错什么，没说错什么话呀。
邵怡不想多说，有些话只能点到为止，说多了就会影响关系，就可能变成挑拨。她只是提醒马东骥以后注意，锋芒不要太露，说话不要说得太满，事事留点儿余地，不然以后怕有麻烦。
邵怡肯定是一番好意，是关心他。尽管他来刑侦队不久，可邵怡给他的印象特好，人长得漂亮，又聪明，分析案子很有头脑。而且马东骥还发现，她没事就跑到射击场练枪法，其枪法百步穿杨居然无人知晓。马东骥对她一开始就有一见钟情的感觉，可惜邵怡有意回避他，他也没有急于进攻。才来警队，马东骥不好把心思放在别的方面，一心想着的是破案。
他认为自己并没做错什么，谈案子没有不谈自己观点的，这有什么不对。
邵怡干脆跟他说，你的错就在于你没错，你把案子都分析得跟真的一样，结果就是你说的那样，你成了神探。你成了神探，老爷子往哪里摆？在刑侦队里，老爷子才是神探，以前没有人能把案子分析得这么透彻。大家都习惯了听老爷子分析、判断，都习惯了按照老爷子的思路去侦查、破案，你一来就打破了这个格局，直接对老爷子是个威胁，他的神探地位因为你的到来马上就受到挑战。你可能根本就没想那么多，也没有半点儿恶意，但现实是复杂的，说不定好事会变成坏事。
马东骥说不会吧，不会这么复杂吧，老爷子不会是这种胸怀，我也没有要跟他争什么神探的意思。
邵怡说，幸亏你没把凶手是木匠也说出来，还留给老爷子最后高度概括和判断的机会，他的地位才没有被动摇，你要把整个案子都分析到位了，可能就糟了。
对于邵怡的提醒，马东骥心存感激，却总想不出自己有什么不对，再问邵怡，邵怡也不肯多说，说多了就怕变成搬弄是非了。她说，你自己注意就是，仅仅是个提醒。
事情好像并没有邵怡说的那么可怕，有好些日子老少俩关系处得相当不错，马东骥常常主动请教老刘头，老刘头也乐得跟马东骥探讨案子上的事情。一谈到案子，他们就有说不完的话，就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对于马东骥在侦查方面的才能，老刘头是倍加欣赏，多次跟局长梁正雄说这马东骥是个不可多得的苗子，他得好好地栽培这棵苗子。
可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让老刘头感觉这个马东骥好像是个不受栽培的家伙，不是让他恼怒，就是让他失望。慢慢地，他对马东骥那份赏识、信赖也逐步减退，再减退，直到痛恨。
马东骥很会照相，技术比专业摄影师差不到哪里，老刘头正好需要几张照片，工作证要照片，还有报上要介绍他的先进事迹，要发照片。老刘头就说小马，给我照几张照片，马东骥自然全力以赴，拿出了他的看家本领，把照片拍得非常清晰，洗出来之后就马上叫办公室的同志送了一张到报社，然后把剩下的几张交给了老刘头。有些事情是不能认真的，老刘头脸上本来就不很光滑，因为小时候出天花，脸上留下斑斑点点的麻子，原本那些斑斑点点还不太显眼，由于马东骥太认真，照片照得过于清晰，结果老刘头脸上的麻子就清晰可见了。老刘头拿到照片一看脸就变了，铁青铁青的，他当即就把照片撕得粉碎，偏偏第二天晚报上把他满脸麻子的照片登在显要的位置，这让他更不舒服了。他把马东骥叫来，说你什么意思，你这不是有意出我的洋相，有意丑化我吗？
马东骥说没有，他真没这个意思。
老刘头也没再多说什么，看上去这事好像就这么过去了，其实他一直惦记着呢。
在我的案子上，让老刘头找到了一个惩罚马东骥的由头。
最初马东骥并不知道是我在新华楼酒店跟人家火拼，只是接到报案，说有两伙流氓在新华楼拿刀砍人，他就赶过来了。到现场一看我们完全杀红了眼，完全可以肯定，警察要不来的话，有几颗人头就要落地。他们来了我们也是见谁砍谁，连警察也砍。当马东骥冲进来叫我们站住的时候，我就叫弟兄们往外冲，杀出一条血路，砍刀全都对准了警察。如果马东骥不及时开枪，首先死的就是他和他的同伴。润宝砍起人来比谁都凶狠，他朝马东骥冲过去了，刀子已经举过头顶，眼看第一个倒下的就是马东骥，这个时候马东骥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鸣枪警告了，可我们的人根本就没有半点儿停止砍杀的意图。润宝盯住的就是为首的马东骥，在这个时候谁都会选择开枪，他不开枪他就面临死亡。马东骥一枪将润宝击毙，顷刻之间就改变了局面，我的那些手下和老麻子的手下立即停止了反抗。警察动真格的了，谁还敢往枪口上撞？结果除了我之外所有的参与者全部就擒。应该说警方的这一次行动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行动，马东骥的处置无懈可击，尽管我的手下润宝被当场击毙让我很痛心，但我一点儿也不责备马东骥，他没做错什么，他代表着正义。可偏偏就是他的这一枪，引来了一场很大的争议。
当时报纸也好、电视台也好，全都拿“润宝事件”说事，一批所谓的法律专家提出质疑，指责马东骥不该把润宝打死，说马东骥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当防卫的范围，他可以开枪，可以朝润宝的手开枪，可以朝润宝的脚开枪，就是不能朝他的心脏开枪，就是不能当场把他击毙，罪犯的生命就不是生命？谁都没有权力剥夺他人的生命权。这全都是屁话，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些所谓的学者真是没事找事，他们根本就没在现场，他们知道什么？有什么发言权？还一味地指责人家，我就在现场，我就是那些亡命之徒中的一个，而且是他们的老大，我比那些学者更有发言权。这种场合就是你死我活，他不把我们干掉，我们就要把他干掉，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这有什么好讨论的？有什么非议的？还这样指挥人家应该打这里不应该打那里，那种场合，谁还想得那么仔细？谁还顾得打人家的手、人家的脚？只有几秒钟的事情，如果像学者们说的马东骥只开枪打了润宝的手，打了润宝的脚，我们后面的人就会像恶狼一样扑上去，局面就根本不能控制，只有动真格的，上来一个干掉一个，再上来一个再干掉一个，后面的人才会害怕。这一枪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学者们是根本想不到的，这就是震慑作用。震慑作用不是用口讲出来的，得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马东骥做到了，做得无懈可击，他是绝对的高手，正因为他那一枪把我们所有的人震住了，才让我的手下全部束手就擒。
我比他们谁都有发言权，过去就是因为警察不敢开枪，我们才一天比一天猖狂，才一天比一天肆无忌惮。就像平时我们偷东西、抢东西，被偷的人、被抢的人不敢说一样，你越是不作声，越是不反抗，我们就越是要偷你的，越是要抢你的。我们这些坏人其实有时就是被你们这些好人惯坏的，你们为什么不起来喊？为什么不起来反抗？你们都起来反抗了我们还有什么市场？我们毕竟是少数，我们毕竟是贼，毕竟是强盗，毕竟见不得人。本来是我们怕你们，可现在刚好反过来了，变得你们全都怕我们了，我们反倒成大爷了，这还正常吗？就因为你们不团结，就因为你们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看见了也装作没看见，我们才有了市场。要都像马东骥那样，我们哪还有市场？警察真要动真格的我们谁会不怕？有多少人真的愿意用自己的身体往枪口上撞？可没想到，就是马东骥这一枪，本来无可厚非的事情，却偏偏引来了不少的非议，甚至对马东骥倍加指责，左一个不应该，右一个滥用枪支，甚至还给他扣上草菅人命的帽子，反正帽子不要钱，谁喜欢给他戴什么帽子就戴什么帽子。扣帽子也早就成为中国人的一个习惯和爱好了，有一个说他不应该就有一批人跟着说他不应该，仿佛他真的做错了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一段时间他最难过了，他打死了一个亡命之徒，这却成了他的罪过。单位要他写说明，写经过，检察院到处找人调查，那阵势好像非要把他弄进号子里去一样。
偏偏在这个时候，组织上正在讨论他的入党问题。就在开枪之前，他已经填写了入党志愿书，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了，那天开会时老刘头正好出差去了，支部大会是由政委主持的，除了老刘头因公外出之外全票通过，马东骥入党的事情就算批准了。可偏偏那一枪，弄得沸沸扬扬的。老爷子一回来就质问怎么搞的。听了马东骥的介绍也不好说什么。行内的人都知道，这一枪无懈可击，可舆论正炒得火热，指责的声音不断。老爷子就说入党的事情就放到一边吧！政委说都已经开会通过了，就差书记签字了。老爷子说什么叫通过了，我是书记，我怎么不知道？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经过我的同意，这个字我不能签，根据马东骥同志目前的表现，还有必要继续考验考验。就这样，马东骥的入党问题就挂起来了。
表面上因为那一枪带来的负面效应，本来已经通过了的马东骥入党问题暂时被搁浅了，真像邵怡说的，他遇到了麻烦。
尽管舆论的压力很大，马东骥却并不气馁，他一直觉得他的这一枪并没有打错，尽管相关的部门都在调查，他依然干他的事情。当他得知这场火拼的一方就是以我为首的时候，他就下定了决心要把我绳之以法。很简单，他不会让我这么猖獗，尽管我们是哥们儿，可我们同时也是天敌。凭他的个性，他是不会让我继续干伤天害理的事情，抓到我是挽救我的第一步，对他来讲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最初，他在我家四周布下了天罗地网，可怎么找也找不到我，后来他终于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林晓玲，这个曾经爱过他后来又爱上了我的女人，只有她才对我了如指掌。他这才知道跟踪林晓玲就能找到我。后来我才听他说，其实当初林晓玲把宝蓝柜有意拦在他的前面，让他撞翻宝蓝柜时，他并没有看清林晓玲是谁，他根本就没来得及认真看这个女人，他想到的是如何尽快安抚这个女人，从而尽快脱身抓到我。没想到的是，一场美女救流氓，还居然让她救成功了，使我得以在马东骥眼皮子底下逃脱成功。在我逃亡的日子里，他在不断地追捕我，当他完全明白是林晓玲在帮助我的时候，林晓玲又消失了。他只得把眼光盯在林晓玲的丈夫身上，又悄悄跟踪起了林晓玲的丈夫。林晓玲的丈夫肯定会去找林晓玲，跟着他就有可能找到林晓玲，找到了林晓玲也就找到我了。事实证明他的跟踪是非常成功的。我躲了三个月，满以为没事了，林晓玲的丈夫在我的面前一出现，我的末日就到了。我们多年后的见面竟然是以我戴上他的手铐作为见面礼，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局面。
当我成为阶下囚的时候，外面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实那个时候是社会治安较乱的时候，像我，像金马桶，我们这些人都已经是这个城市割据一方的老大，作案十分猖獗。
马东骥的那一枪打得真是时候，尽管他当时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可不久他就扬眉吐气了。他的那一枪得到了北京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称马东骥这一枪打得好，打出了执法机关的威严，真正震慑了罪犯，无懈可击！有关法律权威部门也正式作出回应，确认马东骥的处置非常得当，合理合法，不仅不存在防卫过当问题，而且呼吁执法部门向马东骥学习，敢于行使权利，敢于开枪，该出手时就出手！
不久，全国“严打”全面展开，马东骥的那一枪无形中成了一九八三年中国“严打”的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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