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第三章（一）
第三章
一、机遇
我顶职进了南区建筑公司，成了一名正式的建筑工人。
我的师傅姓杜，人义气，很好打交道。他带了三个徒弟，三个徒弟中我是最受宠的，原因是小时候我常在他家玩儿，常在工地玩儿。小时候我的嘴挺甜，叔叔长叔叔短的叫得人乐滋滋的，师傅就是看着我长大的，那种喜欢出于一种本能，就像喜欢他的儿子一样。可在师傅的三个徒弟中，就数我吊儿郎当，看着他们做事，我坐在旁边抽烟；看着他们挨骂，我站在旁边发笑，可师傅就是不骂我。像小时候看着我玩一样，我什么都不干他也高兴。我这人是很要面子的，很要自尊的，师傅越对我偏爱我越不好意思，我越得好好学习，我不能给师傅丢脸，不能让师傅白喜欢我一回，虽然泥工这个工种不够理想，但也是母亲的一番心意，我不能再辜负母亲的一片期望，也不能给师傅脸上摸黑，我很努力地干活儿。那一段时间我像一只温顺的羔羊，听话得要命，每天早上八点按时上班，晚上按时下班回家，一心想的是泥工的活儿，真叫勤学苦练。
第一个月发了工资，我一分钱没留，全都交给了母亲，这可是我劳动所得，心里特别踏实、自在。母亲自然非常高兴，她的儿子依靠自己的劳动终于能够赚钱了，父母都鼓励我好好干，说行行出状元，当好一个泥工一样光荣。
我记住了父母的勉励，完全把心思放在了泥工的业务学习上。我把自己的未来规划得好好的，好好学会这门手艺，在公司当个八级师傅，好好讨个老婆成个家，生儿育女，照顾父母，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那是个奋进的时代，“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当时有一个口号，就是要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把“文革”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全国上下同心协力，建设“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在那个大背景下，作为一个热血青年，相当一段时间内，我都在努力工作，积极上进。
我师傅在建筑界也算是个人物，理论知识没有多少，实践经验非常丰富，不仅是在我们公司，在全市这个行业里也是数一数二的高手。他很欣赏我的悟性，他一点拨我就能心领神会，所以他特别乐意教我。可以说，只要是他知道的，他都毫无保留地教给了我。我成了他的得意门生，曾经在全市的技术比武中得过第一名，还被评上了新长征突击手。
可是好景不长，在我进公司几年后，公司就走下坡路了，而且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最关键的是公司接不到活儿。过去是上面给派活儿，市里、区里给项目，我们不愁没事做。现在所有的工程项目都是通过招标和竞争，我们公司接受不了这个现实，经理、书记接受不了，员工也接受不了。我们仗着公司是国有的，员工是全民的，依然天天坐在屋里等活儿，结果什么都没等来，而周围乡镇的建筑公司纷纷杀进城里，通过各种手段揽到了工程，发展壮大了自己。我们这样的老牌建筑公司，既不提升自身的实力，又缺乏竞争的意识，大锅饭吃惯了，一旦进入市场经济，我们就被挤垮了，就被淘汰了。城市的房子天天在建，道路天天在拓宽，桥梁天天在搭建，可是作为专业的建筑公司，我们却无事可干。不止是我们，市里的建筑公司也一样，省里的建筑公司也一样，改革开放后都纷纷落马，除了留着一块牌子让个体建筑商、乡镇基建包工头租用、借用之外，几个月时间就如风卷残云般被弄得关停并转了。
我们成了这个城市的第一批下岗工人，最初还天天要到公司报到，后来报到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公司每个月就给两百块钱的最低生活保障费，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公司不管，也管不了了。
一切都不可思议，进来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一晃就失业了？多少年的梦想，招工回城，只要能够离开农村，回城扫马路都行。现在回城了，有了正式工作，还梦想着美好的未来，却突然失业了，而这种失业不是暂时的，就公司的情况看这将是永远的，这个现实太残酷了，对我来说打击太大了，梦想刚刚开始就已经破灭，真的叫人没法接受。可不接受又能怎么样？谁能改变这个现实？与所有的人一样，我也迷茫，我也痛苦，我也怨恨，天天在为我们的遭遇愤愤不平，可有什么用？怨天尤人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仔细想想，我们这样的公司是注定要倒闭的，不是我们技术不行，不是我们设备不好，与那些刚刚兴建的建筑公司，特别是乡镇建筑公司相比，我们的自身条件都比他们要好，可我们的经营理念是那样陈旧。我们放不下架子，一直抱着金饭碗在讨饭，观念适应不了市场经济的变化。我们习惯了过去那种上面派活儿的做法，一旦上面没有活儿派了，就像失去了魂魄一样，什么办法都没有了，根本没有做好适应市场经济的准备。我们缺乏竞争的心理，被淘汰是迟早的事情。
怎么办？坐等？那是死路一条。
下岗不一定就是坏事，倒闭也许是件好事，没路走了人们才会想到要寻找出路。其实，地上原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先生说的。
我和师傅是不担心找不到事做的，早就有人找到师傅了，请他出山。只要他愿意，他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当人家公司的顾问，每个月八千到一万。师傅最初不愿意出山，他以为自己的公司还能起死回生，还要坚守。我就动员师傅，出去吧，我们的公司已经没有希望了，已经名存实亡了，乡下的建筑公司一个接着一个地跻身城市，他们机制灵活，又舍得花钱，很容易就能接到工程，而我们公司从经理到工人，没一个人肯出去找活，总以为天上会有馅饼儿掉下来，就天天在那里傻等，其实也就是等死，等着破产或者等着被兼并。看到真是没希望了，师傅才考虑他的生路。正好有一家叫作中南建筑有限公司的一个副总经理找上门来要高薪聘请师傅，年薪五万，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我们连想都不敢想。师傅答应了，并告知对方，他要带一个助手，月薪不得少于三千，对方一口答应，行。
师傅要带的助手就是我，他要我跟他去干，说不定一样能走出一条路来。
我当然高兴，师傅这么器重我，这是多好的机会！我无法拒绝，就跟师傅一起去了中南建筑公司，准备大干一场。
真是冤家路窄，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要去的公司的总经理竟是王连胜。原来，我招工回来之后，知青点的知青们也陆续被招工或顶职回城，知青点已经人去屋空。
这个时候中国农村已经发生了一场划时代的变革，简单地讲就是分田到户，责任承包。要分田分地了，王连胜是第一个反对的。分田分地了，过去的集体化之路就走到了终点，他这个队长还有什么权力？不久，公社和大队的名称就被乡、村取代，王连胜所在的村搞了个村长直选试点，也许是因为王连胜极力反对联产承包，恢复村名后的第一次选举，没人选他，他成了孤家寡人。王连胜其实是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村干部当不成了，他从此失业了。他一点儿也不气馁，过去当大队干部有利可图，工分、物资、权力，要什么有什么，现在不同了，土地承包了，村干部要什么没有什么。王连胜是个最实际的人，没有了利益、没有了权力，还留恋什么？还是自己干吧。他有这个能力，他有一手很好的泥工手艺，只是多年没做了，现在村长也当不了了，那就干老本行吧。不过，这个时候他不会回到跟人家盖房起屋赚几个小钱的路子上去了，要干就要干大的。他决定以南湖农场的名义成立一个建筑公司，就找了总场场长和书记。念及他当了多年大队长，对农场有过贡献的分上，总场就同意以农场的名义成立了中南建筑公司，由王连胜任总经理，自负盈亏。
王连胜的公司一成立，就接了总场的两笔业务，给农场盖了一栋办公楼，淘得第一桶金。接着广招优秀人才，把业务很快做进了省城。
我和师傅走进这家公司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省城接了一笔大单，正在网罗人才，搭建班子。
先是副总经理接待了我们，坐定之后，副总经理再把他们的总经理请了进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我们以后的顶头上司——王连胜总经理。
谁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我和他都惊呆了，好一阵子都没有反应过来。也就一两年的时间，我们已变换了角色，变得真的谁都不认识谁了。最后，还是他的副总经理提醒，王总，这两位是……
王连胜终于反应过来，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欢迎你的加盟。
我礼节性地跟他握了握手，寒暄了一阵，我就悄悄地告诉师傅，我不想干这个差事。我一看到王连胜心里就难受，就本能地想起过去的一幕一幕，我无法接受他，给谁打工我也不会给他打工。我跟师傅说，这人是我过去知青点的干部，我们有些过节，我不适合在这里干。然后，我找了个借口，如此这般做了一番交代后就离开了中南建筑公司。
我又一次成了待业青年，整天在家无所事事，白天睡觉，晚上就跟那些狐朋狗友打牌、喝酒、唱卡拉OK，这一切活动都是要钱的，我每个月仅两百元的生活费，经得起几回折腾？得想办法找钱，总不能再依赖父母了。
有个机会送上门来了，金马桶回城后也不干“钳工”（做贼）了，他在走私手表。有一天，他找到我，说有笔生意做不做？我问什么生意？他告诉我是卖表，一块表能赚上几十块甚至上百块。他负责提供表，我来卖。我说行。多好的生意，我一点儿都不知道那是走私货，是违法的买卖，连想都没有想过。我认为，一手交钱，一手交表，天经地义，这就是生意。
那时的金马桶做走私生意都成气候了，很有钱，见我下岗了有意拉我一把，算起来也是我那条道上的师傅，大家都不做那个了，做这种“正当”生意总可以吧！我每天与他到银宛茶楼喝茶、卖表。赚了钱之后，俩人就在饭店开餐，然后分钱，一人一半。
有一天，来了四个浙江老板，说要表，金马桶就让我出面跟他们谈。我跟他们谈价钱时，他躲在后面。我们谈好价钱，八十元一块表，他们要一百块表。我跟他们约好次日上午九点在我父亲住的地方相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因为我父亲文化大革命时被打成伪军官，当年被下放农村时，为了不让家人受牵连，我父母就离婚了，后来他们一直也没有复婚，我父亲单住。
第二天上午九点，金马桶带了一百块表来到我父亲住的房子里。到交货的时间，房门突然被踢开，两支黑洞洞的五四手枪对准了我和金马桶。原来，那四个浙江老板是警察。我主动承担责任，说这事是我一个人干的，金马桶只是刚刚来我家的客人，与他毫无关系。警察不管那么多，把我们全都带进了公安局。
讯问的时候还是那样，我一个人担着责任，分局刑侦队的也找不到金马桶参与卖表的证据，当天就把他放了，而我则被他们以投机倒把的名义，拘留了十五天。
那时我真的不知道我卖的表全是走私来的，就是违法犯罪。我还想，不就是卖几只表？一个愿卖，一个愿买，公平交易，谁也没碍着谁，怎么就犯法了？
金马桶看我够义气，关键时候全帮他顶着，认准了我这个哥们儿，说表的生意是不能做了，咱们做其他的吧！我说做什么，我可一点儿成本都没有。他说没事，钱的问题不是问题，所有的成本归他出，赚了我们还是对半分成。他说你去卖布吧，从广州进货，销到江洲，价格可以翻两番。
我以为这是个好生意，也就是坐一趟火车，背几匹布回来，过来就是几倍的价钱，稳赚不赔，我当然乐意去做。金马桶就给了我五百块钱当作成本，让我去广州进货。我带着一个帮手前去广州，在沙河大街一个走私者手中购进两百米高档尼龙布，乘火车赶回来。火车过了韶关，车上的缉私队就开始检查，我吓得要命，与帮手拿起行李往后车厢里钻，只想躲过缉私队员的检查。缉私队员步步紧逼，我们只好分头行动，一人背一捆布料，途中就下车了。我们满以为躲过了一劫，没想到出站时却被当地工商局的人逮住。他们也像警察一样，搜了我的身，没收了我的走私布料，弄得我两手空空回到了江洲。
又一次血本无归。
人世间的事情每每如此，你绞尽脑汁、历尽艰辛想得到的东西往往得不到，这是怎么了？人家赚钱赚得好好的，到了我的手上，银子就变成了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命就这么不好？
金马桶再怎么想帮我，两次损失都这么惨重，他也不好慷慨地出钱让我去做了，只是让我再等等看。我们依然喝茶，依然倒卖几块走私手表。不过，他再也不敢让我拿五块以上的手表去交易了，不是他不相信我，实在是经不起折腾了。
那段时间是我最倒霉的时候，干什么都不顺，越想做点儿大买卖就越是做不成，后来做点儿小买卖都被人欺负，真叫喝凉水都塞牙。
一天晚上，我拿着两块走私表在一家饭店吃饭，突然来了三个手持匕首的人，他们用刀逼着我，抢走了那两块手表和一百多元现金。我正要找机会跟他们拼命，被一个在饭店吃饭的朋友发现了，他忙跑过来相劝，叫我别冲动。看来他认识对方，他规劝了对方一阵子，那几个人就拿着我的东西扬长而去。
这口气我怎么也咽不下去，如果是往常，我早就动手了，可当时我实在是不方便动手，刀架在我的脖子上，只要我反抗，我的人头可能就要落地。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仅仅一个人，怎么跟人家斗？忍了，什么都没说，交东西，等人家拿开了刀子我才开始寻找反扑的机会，可偏偏碰上了朋友来圆场，见朋友认识那几个人也只得暂时把这口气咽下，把仇记下，等有机会再报。
这种事情换成别人可能事后马上就会报案，或者告诉金马桶。金马桶当时已经是某个犯罪团伙的老大了。后来，我才知道，当时金马桶手下就有一二十个打手。如果我要跟金马桶说了那仨人，他们当晚不死也得残废。可我没跟金马桶说，我不能跟他说，这是第三次了。我干什么了？这么无能，不是人被抓就是货被没收，现在一个大男人还被抢了，我干得了什么？我不想告诉他，也不会报案。这个仇，我想自己解决。
我最初想到了我的父亲，不是要他为我报仇，而是想到了他的一身武艺。我曾无数次地缠着他，要他教我武功，他一直不肯教我，当然也没有合适的机会。现在是时候了，他有时间，我也有时间，我便又一次找到他，说想跟他学功夫。他说学什么功夫？怎么突然想起要学功夫了？
我说遭人欺负了，我当然没有说出被人抢劫的事情，怕他担心。
我父亲一听我这么说，忙问是不是想学功夫跟人打架？
我说防身。
他完全明白了我的意图，坚决拒绝了我的要求。
我并没有太当回事，我知道我父亲就是担心我打架才不肯教我功夫。没功夫就没功夫，打架我还行，天生就不怕死，再说以前就有几个玩得特好的哥们儿，只要我叫上他们，为我他们绝对两肋插刀。
我叫了几个哥们儿，告诉他们我被打劫的过程，几个人义愤填膺。经过一番准备，我们找到一个机会将那仨人一一砍成重伤，并把他们身上所有的财物洗劫一空，真应验了那句成语“以牙还牙”。
仇是报了，恨是解了，名声也搞大了，却得罪了道上的另一帮人，无形中我又成了道上的一个角色。
我手下有个哥们儿，外号叫“润宝”，一米八的个子，一头披肩发。他还大我几岁，也不知怎么的，他就服我的调派，天生就是我的打手。他打架极凶，为人特别仗义，性格也跟我极其相似。有他的鼎力相助，我在“江湖”也算风生水起。我们经常在一起帮别人“了难”（帮别人解决问题，从中收取费用），帮别人收账，只要给钱，我们什么都干。在这个城市里，哪条道上的“朋友”都让我们三分，对我们又恨又怕。江洲的哪个场所热闹，我们就会出现在哪里。只要我们一出现，人们都用不安的目光相互对视，猜测谁谁会遭殃，怕事的避而远之，溜之大吉，想巴结我们的马上请我们喝茶、喝酒。我们到处横冲直撞，杀得道上鸡犬不宁。我是这帮人中的“军师”，一些重大的决策，都是经过我精心策划的。跟人谈判的是我，调解纠纷的是我，只要我一出面，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人们对我唯命是从，不买账的我就用武力征服，直到他屈服为止。我好像成了这个城市的头号老大，名声一天大过一天。
人越猖狂距离灭亡就越近，有个哲人说过一句话，真是绝了：上帝要你灭亡，首先让你疯狂。
在我的身上，这句箴言得到了充分的应验。
一九八三年春节前夕，江洲城里一派辞旧迎新的节日气氛，可在一向以优质服务闻名全国的十佳饮食店之一的新华楼酒店大厅里，宾客满堂、热闹非凡的背后却暗藏杀机。
大厅的中央，三张桌子一字排开，桌子的两边各坐着六七个彪形大汉，清一色的黑皮夹克里，若隐若现地露出各自所带的“行头”（刀枪）。两拨人都在警觉着对方的一举一动，临近几桌吃饭的顾客似乎察觉气氛不对头，纷纷离去……
半个小时后，来了两个人，一个是满脸的大麻子，另一个就是白白净净、风流倜傥的我。我们一人坐一边，怒目而视，剑拔弩张。
我说老麻子，兄弟明人不说暗话，汪拐子这件事你看如何“了难”？汪拐子是我的初中同学，与麻子手下的人发生口角被打了，汪拐子找到我，给我八千元请我帮忙出气。
肯定要了，我也是受人之托来摆平这件事的，我的兄弟愿意出点儿钱。老麻子不紧不慢地端起桌上的茶呷了一口。
多少？
一百！
打发要饭的？
钱就这么多，你看着办吧！
只听“啪”的一声，润宝突然抽出马刀砍了过去，老麻子早有防备，一闪身躲过了，马刀砍在了桌上。对面的几个彪形大汉正要抽出家伙进行反击，我做了个手势，趁对方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就举起刀、棒砍杀过去。老麻子和他两个手下转眼就被砍倒在地，双方的拼杀迅速展开，大厅里一片刀砍棒打，杀声震天，餐厅成了战场。
就在我们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候，大厅里突然传来“啪啪”两声枪响，还有人大声喊道：不许动！警察！
我一眼看过去，一下子就惊呆了，这人怎么会是马东骥？他回来了？毕业了？来不及多想，绝对是他，他没看见我，我却看清楚了他，他的后面还跟着两个警察。我看他们只有三个人，就喊弟兄们快跑。
润宝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明明看见警察来了还一路挥刀从正门往外冲，马东骥再次鸣枪，润宝像没听见一样，一路砍杀过去。马东骥举起枪，对准润宝就是一枪，“啪”的一声，润宝被打倒在地，众人这才纷纷放下了手上的家伙。
就在润宝拼命往前冲的时候，我趁机从后门跑出了酒店。来的时候我就看好了退路，出了酒店的后门就来到街上，后门边还有个卖香烟、槟榔的宝蓝柜（一种手推车）。那个卖香烟、槟榔的女的还盯着我看了几眼，我只留心退路了，根本没注意对方。我发现从后门出来混进人流很安全，我做好了撤退的预案。就在所有人都往前冲的时候，我掉头就往后门跑去，大厅里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全然不知。我以为我完全逃脱了，刚出了后门十来步就听到马东骥在后面喊：站住！再不站住我就开枪了！
我想我的劫数可能到了，我放慢了脚步，还回头看了一眼，这一看就看出了希望。
就在马东骥喊叫的时候，他刚跑出后门就撞倒了一个装有香烟、槟榔的宝蓝柜，只见他和宝蓝柜一同滚在了地上，这一幕我看得清清楚楚。当那个女人惊慌地喊叫我的宝蓝柜的时候，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女人。我又一次震惊了，怎么就这么巧？她竟然是我过去心爱的女人林晓玲！
我正要说什么，林晓玲从地上捡起一瓶“王老吉”，狠狠地朝我摔过来，大声地骂道：“你要死了！撞倒了我的宝蓝柜！”
我一下子明白了，她在救我，宝蓝柜明明是马东骥撞倒的，她却冲我发火，那明明在喊：还不快跑！还愣着干吗？
我没命地跑了，留下马东骥在那儿收拾林晓玲的一地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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