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第二章（三）
三、批斗
一个星期后，马东骥就来看我了，他给我送来了换洗的衣服。
我们是在一间小屋里见的面。因为马东骥已经调到总场民兵营搞集训，消息不是太灵通，又因为张娅芝跳洞庭湖的事，马东骥他们被派去打捞尸体，结果什么都没捞到，却听到了我不幸“被捕”的消息。他二话没说，清理了我的衣服就跑到了拘留室。
本来我们是难以相见的，我处在审查阶段，一般是不能见任何人的。马东骥是总场民兵营的，跟保卫科的刘科长很熟，说了几句好话，刘科长就给了他十五分钟。
其实见面也是沉默，他要说的早已经说了，还在那次偷瓜的时候他就警告过我。那时候，我离真正的犯罪还有一步之遥，要是听了他的提醒，听了他的警告，我可能不会进保卫科，可我没把他的忠告放在心上，还认为他是多管闲事。结果怎么样？覆水难收。
他什么也没说，就坐在我的对面。我也不好说什么，我很后悔没有听他的话。事情都到了这一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他虽然没有责备我，可我知道他心里肯定在责备我。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变成了一个小偷？我自己也在问，我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一回我是该好好地反省反省了。
十五分钟就像十五年，漫长的沉默，看得出来，他不想跟我说什么，如果不是过去的感情还在，我想他连看都不愿意看我。他除了留下一句要我好自为之的话之外，再没有多说半句，静静地坐了一刻钟，走了，以后再也没有来过。
两个月之后，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已经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是被批斗的对象，他是看守我的民兵。
当我们的视线碰到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有种惊讶、有种无奈的感觉。上帝真会开玩笑，安排我们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下乡，现在又安排他领着我到各地“巡游”——让我接受批斗。我最初的感觉好像是在做梦，可当我看到一张张愤怒的面孔对着我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一切都是真的，我在接受批斗。后来我才知道，我竟然是中国最后一个接受批斗的对象。
第一场批斗大会就在七分场的礼堂举行。马东骥“押”我前去会场的时候，用冰冷的声音跟我说，今夜是分场安排的头一场批斗大会，有两个多小时，有八位知青发言，不管人家说得对与不对，你都要正确对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千万不能在台上吵闹。
我点点头，让他放心。那种对话是痛苦的，他不想跟我说，我也没脸跟他说，谁跟谁说都会难受，各自充当的角色实在不伦不类，可又不能不说，毕竟都有需要用语言沟通的时候。
我跟着马东骥来到了分场礼堂，躲在他的后面，迈着沉重的步子，提心吊胆地于晚上八点进入了七分场早已布置好的批判会场。
礼堂内人头攒动，挤满了参加批斗会的农民、知青。
会场烟雾缭绕，因为停电，台中的桌子上放着一盏大号煤油灯，马东骥叫我在煤油灯前站好，然后跟主持会议的分场场长报告，说可以开始了。分场场长拉开嗓子大声宣布批斗大会现在开始，接下来的场面一幕比一幕紧张激烈。
我不敢面对台下，也不敢面对发言的知青或者农民。发言的人说了什么，批判了我什么罪行我一点儿都不知道。马东骥不是吓唬我，我就是七分场的冤家。过去我没少坑害过他们，农民的瓜果蔬菜、鸡鸭鱼狗，特别是瓜地里的几次偷瓜，把人家折腾得够戗，用鸡犬不宁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一想到这些，我心里都是凉的，这回怕是要接受惩罚了。
农民的激愤，知青的控诉，每一句话都义愤填膺，台上群情高涨，台下叽叽喳喳，躁动不安，突然听见一位农民高喊，打死这个贼！
这一声太要命了，本来人们就怒火万丈，就差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发泄点，这一声大叫就如同在浇了油的柴草上点了一把火，立即把这场批斗会的气氛推到了高潮。
立刻，人声鼎沸，尖叫声夹杂着桌子、板凳、扁担相互碰撞的声音，此起彼伏。人们像潮水般涌上台来，个个喊打。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马东骥突然大吼一声：都给我退下！会场立即安静了，马东骥跳到前面挡住了汹涌的农民，质问，想干什么？是来打架的还是来开会的？谁也不准上来！愤怒的人群被他那铁塔一样的身躯、威风凛凛的气势所震慑，情绪收敛了一些。人们齐刷刷地瞪着我，愤怒的眼神里冒着火，就像活活要把我烧死一样。那时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害怕的时候，我想这可能就是报应，只要他们冲上来，我就会变成肉酱，那种力量的确是巨大而又可怕的，是不可阻挡的。我心里想，只要躲过了这一劫，以后再也不能偷人家的东西了。每一个被偷的人都对偷他东西的人有切齿之恨，现在是他们出气的时候了，有这种机会谁还肯轻易放过？没有被偷过的人也一样对贼恨之入骨，所谓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我现在就是一只老鼠。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像那些狡猾的狐狸一样，假死，等死，装死。我想我的劫数到了，我十有八九走不出这个会场。
奇怪的是，不知什么时候，农场总部集训的十几个民兵手拿长枪，像闪电一般快步走进了会场来维持秩序。主席台下，那些手持长枪的民兵按一字排开，挡在了马东骥和那批要冲上主席台的农民中间。马东骥接着喊，革命的同志们，你们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今晚的批斗会，主要是批判胡卫国的错误思想，其目的还是挽救他，帮助他，教育他，不是来打他的。
马东骥发挥了能说会道的特长，既有大道理，又有小道理，既非常得体，又非常有说服力。他说，对付一个贼，让所有的人都把他打一顿又有什么意义？不在灵魂深处触动他，只要他还有一口气，以后出去了他还会偷，这能解决问题吗？愤怒的群众最终还是冷静下来了，加上还有一道民兵站成的人墙，他们慢慢地坐下了，会场恢复了原来的秩序。
后来的批斗怎么进行的，我全都不知道了，我完全被那种场面吓呆了。什么是群众的力量？这就是群众的力量！什么叫触及灵魂？这就叫触及灵魂！那种场合让我从心里感受到，做贼真不是人干的事情，不是被人用拳头揍死，就是被人用唾沫淹死，是人就千万别干这事。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及时赶到的民兵原来是马东骥早安排好的。会前马东骥就预料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他及时请示了总场的领导，临时抽调了民兵营一个排的人，隐蔽在主席台的后面。当那些愤怒的群众开始要冲上主席台时，他们就及时出来阻止了。一场灾难刚刚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马东骥，既让我接受了批斗，又让我避免了麻烦。一切他都想得那么周到而又细致，真像他所说的，既在暗中保护我，又让我触及灵魂。我真的应该好好感谢他。散会的时候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感激地看着马东骥，说了句，谢谢你的关照，今晚要不是你出面，我的命就丢在这里了。
马东骥不以为然地说，谢什么，你也要理解农民的心，他们养鸡养鸭、种点儿瓜果也不容易，看着有点儿收获了就被你们偷了，谁不气愤？这还是第一场，还有几场批斗会，我不可能每次都叫那些民兵来。如果我实在挡不住你就快跑，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
我无需过多地感激，一切放在心中，我的生命中注定要与马东骥结下不解之缘。
回分场的路上，我想了许多许多。我问自己，难道我插队就是要给农场带来灾难的？就是要给农民带来不幸的？我干的那些荒唐而又可耻、使农民无法接受的事情，导致他们如此恨我，我不该好好反省反省吗？
接连几场批斗会都没有前面的一场那么激烈尖锐、那么让我胆战心惊了，也许是其他分场不是我侵害的灾区。几个分场或者大队的观点都是一致的，以后不欢迎我去他们分场或者大队，希望我好好改造，重新做人。
批斗终于结束了，我怀着重新获得自由的心情，回到了我所在的知青点。三个多月的羁押批斗生活，我的心灵委实受到震撼，懂得了一些做人的道理。在回队的路上，望着远处知青点渐渐清晰的轮廓，一种负疚感油然而生，还真有点儿怕见“江东父老”。当我跨进知青点大门的时候，里面的情景一下子令我愕然。我想不到这时我的母亲由王队长、牛支书陪着等在门口，见我进来，母亲走了过来。孩子，你怎么搞的？
母亲疼爱地端详着我，由于太过于激动和忧虑，我和母亲竟无言以对，心中的千言万语已被抽泣所代替，一阵悲怆、委屈、愧疚之情袭上心来。我强忍即将滚落的泪珠，安慰母亲。我还好，妈，您放心吧！
母亲难过地说，还好什么？我知道你出事了，农场给单位发了个函，说你偷了两百多块钱，我接到通知后就到互助会借了三百块钱匆匆赶来，准备给你赔款。
母亲痛楚地把话说完，我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愧疚，泪水如珍珠般顺着腮边滚落。世界上任何一种爱都没有慈母的爱崇高、伟大。我麻木地站在那里，望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脑中一片空白……
我向母亲汇报了我下农村以来的生活经历，由于怕母亲伤心，隐去了一些受委屈的情节、一些不太光彩的事件。母亲认真地听着，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说，儿子，安心干，别再让妈失望，妈回去以后再想想办法，争取早点儿把你招回城。
母亲的话尽管充满希望，事实上只是一种安慰，劝我在知青点好好干是对我最大的期望。经过这一场大的波折之后，我也暗暗地无数次地下过决心，一定改邪归正，重新做人，至于早点儿招工回城，谁不想早点儿招工回去？这只是愿望，与现实非常遥远，我连想都没有想过。
母亲在农场待了一天就走了。第二天凌晨四点，我与马东骥等人送母亲走，上车后母亲深情地再三叮嘱我，说一定要好好干，争取做个好知青。我很认真地跟母亲一次又一次地保证，我绝不会再让她失望！
热门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