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第二章（一）
一、童年往事
回忆就像一杯苦酒，喝起来又苦又涩。
可我不能不喝，像我这样一个生命即将结束的人，除了回忆，没有别的事可干。当死刑判决书下来后，我没有想过上诉，没有想过聘请律师，我有这个权利，法官再三提醒我别忘了法律赋予我的权利。也许，这种权利对别人是那么重要，可对我却是那么多余，我不需要。我的身上背着两条人命，作案后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不被发现，一是等待死亡。我曾经梦想不会被发现，事实说明我实在是幼稚，我的结局是后一种。当我的铁杆哥们儿马东骥来抓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一只脚已经踏入了地狱之门，宣布死刑只是法律程序上的、时间上的事情。我无需再费什么口舌，我甚至希望快点儿走完所有的程序，我盼望着死亡。
像所有的死囚一样，谁都会想一个问题，就是怎么会走到这一步的？怎么会掉进犯罪的深渊？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好像没时间去想，不愿意去想，堕落了也不知怎么堕落的。直到现在，一切都成了现实，我才问自己，我是怎么进来的？我怎么就走上了人生的末路？
晚是晚了，可我无法逾越这个过程，无法舍弃这道功课。尤其是我，一个本来就善于思考的罪犯。我不像别人，害怕提及这个词语，我就是个罪犯。当死刑的判决书送达之后，我就一直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我本善良，从小受的是传统的教育。从我懂事的那天起，父母就教育我做个好孩子，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讲礼貌、讲道德、讲文明，要积极向上等。我曾经一次又一次地暗下决心，不打架、守纪律，做个好学生，用优异的成绩感谢老师和父母。那时，每堂课我都专心听讲、举手发言、勤于思考。我按时完成作业，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做到了一个优秀生能做的一切。每次接到老师批改的写有“优”字的作业本时，我的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高兴，心情特别舒畅。我成了班上学习好、表现好的尖子生。
班上还有一个尖子，那就是马东骥。从上学的第一天起，我就与马东骥有了不解之缘，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哥们儿。我们既是朋友，又是竞争对手。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都铆足了劲儿比拼，比学习、比进步。在我们班上，我和马东骥一直是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每次考试，我们都在第一、二名之间展开拉锯赛。我的语文比他略胜一筹，他的数学总比我高出一两分。我们一直在较劲，结果我们不仅成了班上的优秀学生，也成了年级的、学校的优秀学生，成绩也好，表现也好，各方面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同学。
如果就这么按部就班地发展下去，我不敢肯定我能成为什么家，但可以肯定我们能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可事物往往不按人们希望的轨迹发展，由于各种原因，愿望和结局常常是南辕北辙的。命运在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跟我们开起了玩笑，就无情地作弄着我们。
我和马东骥正在暗中较劲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提前打破了我们美好的梦想。
大概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要从优秀学生中发展“红小兵”。毋庸置疑，我和马东骥肯定是班上第一批发展的对象。我们谁都觉得自己是理所当然的红小兵，可事与愿违，我俩偏偏不能加入红小兵。
理由很简单，我们都有一个不争气的爸爸。我的父亲是国民党伪军官，还被怀疑是美蒋特务，这么坏的人怎么能让他的儿子加入红小兵呢？红小兵是谁？是保卫毛主席的，怎么能让国民党伪军官的儿子混进来？这断然不行。
我不行，马东骥也不行。马东骥的父亲是右派，原来在大学里教书，是最年轻的经济学副教授。听说系里在评右派时，他父亲正好上厕所了，系里就一个右派指标，他父亲这次尿没憋住害了自己不要紧，还把他儿子害苦了。
当我们拿到学校发给我们的申请书时，我们傻眼了。那上面要填家庭成分，要填父亲是干什么的，这真是要命了，哪壶不开提哪壶。填了家庭成分谁还要我们当红小兵？我曾经有过想隐瞒这个历史污点的想法，干脆什么都不填，我们家成分就是工人，我父亲就是工人，我也没说假话。可那时候，我们所受的教育要求我们做诚实的孩子，诚实的孩子是不能说谎的。何况当时还有“有成分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说法。我们的政治表现是没得说的，都很优秀。我们几乎没有犹豫，如实地填写了自己家的成分——一个是国民党伪军官，一个是大右派。
我们以为我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应该成为保卫毛主席的红小兵。然而因为我们父亲的关系，我们不能加入红小兵组织。我们是坏分子的臭崽子，光荣而神圣的红小兵组织是不要我们的，我们被排除在组织之外。
当看到张榜公布的红小兵名单里没有我们的名字时，当看到别的同学左臂上戴上鲜艳的红小兵袖章时，我和马东骥都有一种绝望的感觉。我们不怪老师，不怪学校，就怪我们的父亲，什么事情不好干，要去当国民党伪军官？要去当右派？
恨，咬牙切齿的恨，恨我们的父亲，害得我们加入不了组织，害得我们成了另类！
后来的事情远远不是没加入红小兵组织那么简单，一系列的麻烦甚至是灾难，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人的认识、人的观念、人的道德标准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固定的，一直秉承着一个原则，那就是以对立论为原则，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黑的就是白的，不是朋友就是敌人；所有的人都被按这个原则来划分，一旦划分，将是永久性的。我们因为父亲的关系被打入另册。真诚、信赖、友谊，甚至是爱都没有了，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消失了。就在我们那个小学，我们那个小小的班级，一夜之间，是非曲直全都变了。过去一向器重我们的老师，包括我们的班主任，知道我和马东骥的成分不好之后，对我们渐渐冷淡下来，不再那么器重我们，不再表扬我们，不对我们提问，也不给我们发言的机会。接下来的是冷眼、歧视、谩骂、打击，孩子是最怕孤独的，是最怕别人不跟他玩的。当时，我跟马东骥就面临这个严峻的现实，没人跟我们玩了，没有人愿意和我们在一起了。
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一切都太可怕了，可怕得让人无法承受。后来我才知道，人生的悲剧那时才刚开始，更可怕的还在后头。
当我父亲一次又一次地站在台上被批斗的时候，当无数双歧视的眼睛时刻盯着我的时候，当大大小小的人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国民党伪军官的臭崽子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我怎么会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我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国民党伪军官的父亲？多少次，我到嘴边的问话，父亲为什么是当国民党的军官而不是红军、新四军、八路军、解放军的官呢？我始终没开得了口，我分明看到父亲也非常后悔，后悔他的历史污点给我们带来的灾难。我不忍心再去伤害父亲，只有不断地在心中呐喊：为什么让我生在这样一个不幸的家庭？为什么让我出生在这样一个不幸的年代？
我家住在铁路旁，每当夜深人静时，我常常独自站在门前的铁轨中间，望着看不到尽头的铁轨，似乎感到我的艰苦的生活和精神的折磨也像这长长的铁轨，永远都熬不到尽头。我渴求像别人家的孩子一样，不受歧视，不受虐待，不遭白眼，得到公平的对待。可事实上，我的这一切都是空想。我希望像过去一样，以自己积极向上的表现，发奋学习的成绩，得到老师的赞扬和同学的仰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美好的时光已经不复存在，我怎么努力都一样，我永远是个另类学生。这个时候，我才有点儿明白我姐姐为什么要跑到台上去批斗自己的父亲，也许只有这样她才不会被歧视，事实上她成了另一种典型，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典型。可我做不到，我没有勇气去批斗我的父亲，我只能接受歧视。我这个人可能生来就好表现，好出人头地。如果给我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我可能真的能成为人才。可当这个前提不复存在的时候，特别是无数次受到歧视和打击之后，我的心灵已经完全被扭曲，我成了这个时代的畸形儿。我心里似乎形成了一个这样的理念，做不了最好的我就做最坏的。我要让世人瞧瞧我这个被歧视的孩子，同样有作为，同样有存在的价值。
我知道这其实是个危险的念头，是个可怕的念头，可我偏要往这个方向发展。我要显示我的存在，我要做我以前不敢做、不能做的事情。
我很有组织才能，打架我不怕死，不久我在班上就成了霸王。谁再敢冷眼瞧我，我就指挥我的哥们儿大打出手。在武力、拳头的征服下，歧视我的人不敢明着骂我臭崽子，他们在拳头面前有所收敛。每当看到那些人“俯首称臣”的样子，我心里就有一种满足感。
我变了，变得依靠拳头、武力来征服别人。
我打架凶狠全校闻名，比我大的同学也要让我三分，不敢惹我。我常常把人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因为我天天打架闹事，好像不再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受到歧视，却反过来连累了父亲。
有一次，我和邻居的比我大八岁的孩子打架，他把我头上打出了血。父亲本来就因为自己的历史问题内疚，人家歧视他的孩子他没办法，可是人家过分欺负他的孩子，他是绝不会原谅的。我听说，他本来就有一身好武功，三五个人一般不是他的对手。我曾经多次要他教我功夫，总是被他痛骂一顿，学什么功夫？哪有什么功夫？好好读书！在他眼里，我唯有好好读书才有出息，他好像不知道他的那个想法已经行不通了，我就是从那里碰得头破血流才堕落成现在这样天天跟人打架的。打赢了的时候父亲不知道，当然也不能让他知道。我打输了，吃亏了的这一次偏让他看见了。他一听说别人家的大孩子打了我，二话没说，冲进那孩子的家里，揪住那个大孩子甩了两个耳光。那孩子的父亲见国民党伪军官还冲到他家来打人了，这还了得？抡起扁担就劈过来，父亲用手一挡，扁担断成两截。对方还要挥拳再打，父亲扭住对方的右手只提了一下，那孩子的父亲就“哎哟”一声惨叫。父亲只说了一句，孩子是无辜的，别拿我的孩子不当孩子，今后谁动我儿子我就对谁不客气！
父亲说完，拿起他们家桌上的一个杯子，使劲一捏，杯子成了粉末。
父亲再没多说一句，走了。
那一刻我惊呆了，这还了得，身上有这样的功夫，用现在的话说，父亲真是酷毙了。
其实我害了我父亲，以前批斗了那么多次，即使造反派对他拳脚相加，他也任人家折腾，都忍了，可当他看见别人欺负他儿子的时候，他第一次显露了他的功夫。这是我十多年来第一次看到，也是最后一次看到。父亲因为帮我出这口气被重新押走挨批斗，罪名又多了一条：进行阶级报复，反动气焰嚣张！
罪加一等，继续批判。
批斗归批斗，父亲根本不在乎，回来之后还警告邻居家，大人的事情别殃及孩子，只要不拿孩子出气，怎么批斗都没关系，如果孩子再受到伤害，他依然不会客气。
批斗依然在继续，不过从那以后，比我大的孩子谁也不敢欺负我了。
我变得越来越不成样子了。以前是我想读书别人不让我读书，后来是我不想读书也不让人家读书。当时社会上掀起一股“学黄帅，反潮流”的浪潮，这股浪潮搅乱了校园的一池清水，打乱了整个中国的教学秩序。这种摧毁和破坏整整影响了一代人。过去，我这个喜欢读书、希望读书的人现在再也不想读书了，读什么书？读书有什么用？黄帅不就是不读书的典型？张铁生考试交了一张白卷，结果还被《人民日报》表扬了一番。其实，这股潮流正合我的胃口，或者说我的心理正迎合了这种潮流。我就是希望闹，唯恐天下不乱，只要天下乱了就没有人记得我是国民党伪军官的儿子了，就没人歧视我、看不起我了。那就反吧，反潮流吧，往死里闹腾。向黄帅学习，跟老师对着干，跟学校对着干，跟所有人对着干，这不就是反潮流吗？我善于组织，我天生就有这方面的才能，我积极响应广播里的号召，鼓动班上同学造反、罢课。我们把桌椅堆起来，今天搞这个活动，明天搞那个活动，就是不认真上课，就是不好好读书，这一系列的行动把校长、老师都气得要死。
有一次，一位年过半百、满头银发的老师见我们瞎闹，气得一巴掌打在讲台上，瞪着高度近视的眼睛，狂喝：反什么潮流，真是岂有此理！同学们被他的气势震住了，齐刷刷地看着我，期盼着我来跟老师对着干。我经不起众人这么一激，就忘记自己姓什么了，脑筋一转，心生一计，举手高呼：学习张铁生，英雄交白卷，好汉打零分。
这一下子班上就沸腾了，同学们跟着我狂叫，硬是把老师轰出了教室。“喔！喔！我们胜利啰！”大家兴奋得鼓起掌来，沉浸在胜利的欢呼声中。
掌声过后，校长找我谈心，要求我在班上带个好头。班主任对我也刮目相看了，同学们更是把我捧为司令，如班上出了什么事，都来请我出面调解。那些曾经看不起我的人、骂过我的人也改变了态度，跟我改善关系，甚至乞求我别打他们。当时我飘飘然，神气得要命，可谓“威风八面，趾高气扬”，俨然一个造反司令的派头。
这种称王称霸的恶习渐渐在我身上膨胀，父亲、母亲都看到了这后面的危险。父亲狠狠地训斥我，脾气上来了还要狠狠地揍我一顿。我很服父亲的拳头，父亲的拳头很少打在我的脸上，他好像不忍心，总觉得因为他的历史问题欠着我们什么，呵护、疼爱多于严管。他挨了一两年的批斗后，就下农村去了。教育我的责任更多地落到了我母亲的身上。
母亲总是苦口婆心地教育我，有时叹我不争气，也会打我几板子，可那是隔靴搔痒，根本触及不到我的灵魂。有一点是我后来感悟到的，母亲总是护着我。我常在外面闯祸，不是打了张三的孩子就是踢了李四的孩子，这些孩子的父母亲常来我家告状，母亲没一次不指责人家的。别人家的孩子永远不对，自家的孩子永远有理，她就像老母鸡呵护小鸡一样。母亲总以为因为我是国民党伪军官的臭崽子而被人家欺负，其实早就不是这回事了，不是我被别人欺负而是我欺负别人了。“文革”的这几年让我从弱者变成了强者，而母亲的一味袒护其实是迁就和纵容了我。
到了初中阶段，我的顽劣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抽烟、喝酒、打群架，处处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有一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与高二年级的一位同学打架，他比我高出一头，力气很大，没几下子，他便把我打得鼻孔流血。回家后，我晚上在一辆汽车上偷了一把三角刮刀。第二天上学时，我把它藏在身上，准备再跟他打架时捅他两刀。不知是谁将此事报告了老师，我刚跨进教室门，老师突然搜我的书包。我知道事情败露，乘他不备，奋力一挣，拔腿就跑。老师紧追不放，我没跑多远便被老师逮住并被带到校办公室。老师从我身上搜出了三角刮刀，还有半包白兰地牌香烟。老师看我穿着当时社会青年中流行的时髦裤子，二话没说，拿来剪刀，咔嚓一下，我最心爱的裤子成了大喇叭。望着被剪坏的裤子，我心痛极了，我没有承认错误，心中更增添了几分仇恨。
从办公室出来后，我再没认真读过一天书，没认真听过一节课，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经常旷课，好像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两个星期后，学校的开除通知单寄到了我家里，这时离我初中毕业还有半个学期。
我成了一个无业游民，四处流浪。
最初，母亲怕我在社会上学坏，把我带到了她工作的工地上，想让我打点儿零工。我想也好，自己做点儿事情，自食其力，赚点儿钱孝顺母亲。
那时候我还没满十五岁，工地上的人安排我挑红砖，一担装二十多块，我再把这些红砖挑到楼上去。我还是个孩子，哪儿拿得下这活儿？打死我也挑不动这二十多块红砖呀，我只得立马走人，打道回府。
后来，母亲又给我找了几份工作，为减轻母亲的负担，我什么累活、脏活都干。挑土、做土砖、推板车，我都干过，赚的是几个血汗钱，非常辛苦。
我本来是老老实实地在一个工地上干活的，可我经不起社会上的诱惑，一些“江湖”朋友今天邀我喝酒，明天叫我帮忙打架。我也没一个正式工作，慢慢就混迹于社会，开始打群架、抢军帽，甚至小偷小摸，干一些不三不四的勾当。
我很清楚，我在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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