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浦东
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清晨。
天还没有亮透，一抹红霞在云层后面若隐若现。
我跟着父亲，从海边的老家出发，坐车“到上海去”。
老家南汇地处浦东，是上海最东面的郊县，家乡人习惯把去浦西叫做“到上海去”。在浦东方言的语境里，浦西才算是上海。
这是我第一次“到上海去”，第一次赶这么远的路。
“到上海去”的路途极其漫长，先要步行数里，才能乘上到县城的公交车，到了县城再换长途汽车。稀少的班次，缓慢的车速，让出行变得疲惫不堪。在东摇西晃的行进中，我第一次知道了晕车的滋味，一路脸色煞白，昏昏沉沉，胃里翻江倒海，随时可能呕吐。
终于到了终点站东昌路码头，下了长途汽车换轮渡。
虚浮的脚刚刚跨上轮渡，半空传来一声汽笛，巨响，惊雷一般，让人陡然一惊，不由得警惕起来。眼前是茫茫的黄浦江水，黑而浊，散发着极不友好的气味。对岸，一排异国风情的建筑美轮美奂，这是著名的外滩，以前只在书中看到过。
外滩的建筑仪态万方地排列着，似乎并没有向人示威的意思，但那种高贵典雅的气派，莫名地让我感到自卑和疏远。
走进“上海”，“阿拉阿拉”的话语在耳边飘浮，我觉得自己像一条上了岸的鱼，连呼吸都无法自如。这是浦西人的上海，不是浦东人的上海。我只想快快逃离“上海”，回到我的浦东去。
开发开放之前，浦东是一个不受人待见的地方。民间有俗语：“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在上海滑稽戏里，娶大娘子、吃三黄鸡的浦东人，常常贴着憨厚、落后、木讷、保守的标签。而浦东方言，因迥异于市区的发音，常常遭到嘲笑，一句“轰杜来霞啦”(意为风很大)似乎是浦东人的标志方言，哪位浦西人想要折辱一下在场的浦东人，只要一说这句话，立马就会引来哄然大笑，让面前的浦东人自觉矮了三分。
家住浦东，在当时，是一件令人自卑的事。
二
那时的我，只知道浦西对于浦东的优越感由来已久，浦东浦西的隔阂也由来已久。却不知道，八十年代的上海，城市发展缓慢，居民住房极度紧张，食品供应匮乏。浦西，远没有想象中那样光鲜亮丽，普通百姓的生活条件比家住浦东的我们好不了多少。
当时的上海，正在迫切地等待着一场变革，等待一个发展的机遇。
变革是自上而下的，但远在市郊农村的浦东人，对决策层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决定并不关心。对于未来，我们缺乏足够的想象能力，虽然也有梦想，但梦想的翅膀只敢贴着地面飞行。
一九八九年，我考入佘山脚下的一所高等学校，从上海的东部，穿过市区，来到了上海的西部。从家到学校，单程就要六七个小时，多种交通工具轮番换乘，每一次往返都是在漫长的等候中考验耐心，在一路站立中考验体力。
一次次往返，从市中心穿过，渐渐熟悉了城市的斑马线，熟悉了城市的叫卖声，路边小店的鸭血汤和生煎包轻易地笼络了我，解除了我对城市最初的戒备和敌意。
但我始终无法喜欢轮渡，一心期盼着越江大桥的出现。气势汹汹的汽笛，黑而臭的江水，码头上漫长的等候，蜂拥的过江人流，常常让我与城市刚刚建立的亲密关系土崩瓦解。在焦虑的等待中，我一次次期盼着越江大桥的出现。某次雨后，过江时看到天上悬挂着一道彩虹，我突发奇想：如果能够沿着这个七彩的桥，从浦西滑到浦东，该有多好!
盼望着，盼望着，黄浦江上真的就有了桥。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一日，一座双塔双索面、迭合梁斜拉桥飞架浦江两岸，她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南浦大桥。多少市民奔走相告，以迎接头生子般的骄傲和喜悦，跑到董家渡仰望大桥。
一直记得那次跟同学专程跑来看大桥的经历。那时，上南浦大桥桥面观光需要买票，而且票价不菲。我和几个同学纠结了半天，终于还是咬咬牙买了票。直达电梯“倏”地一下，就将我们送上了五十多米高的桥面。
走出电梯仰望，大桥主塔高耸入云，塔上“南浦大桥”四个大字闪闪发亮。桥塔两侧的钢索呈扇形分布，像一根根琴弦，接受着云和风的拨弄。站在桥上远眺，看到黄浦江上船来船往，百舸争流;看到长长的引桥呈螺旋形向上攀升，大桥宛如一条昂首盘旋的巨龙，横卧在黄浦江上;看到浦西密集而陈旧的建筑群，诉说着曾经的繁华和沧桑;看到浦东大片秋收过的农田，心满意足地袒露着，等待来年新一轮的播种。
江风浩荡，吹乱了我们的头发，也吹起了少年人的满腹豪情。一个男同学双手扶着栏杆，忽然大声吟道：“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逗得我们开心大笑。
站在桥上，看着大桥一手挽起了浦东，一手挽起了浦西，突然觉得两岸间的隔阂消失了。从那天起，我心里对上海这座城市有了认同和亲近，第一次意识到，上海，也是浦东人的上海。
有了桥梁，就有了联结的媒介，有了沟通的渠道。
之后，黄浦江上的大桥越建越多，杨浦大桥、卢浦大桥、徐浦大桥、奉浦大桥依次排开，再加上一条条越江隧道的建造成功，两岸之间的通行越来越便捷，浦东浦西早已连为一体，时至今日，再也无人认为家住浦东低人一等。
三
一九九五年一月，随着儿子的出生，我们结束了居无定所的状态，搬到浦东张杨路居住。那里属于陆家嘴沿江地区，是最先吹响开发开放浦东号角的地方，也是浦东改革开放的春风最先眷顾的地方。
家住浦东，我们零距离感知着浦东新区开发开放初期蓬勃的生命力，亲眼目睹浦东的建设者们以胆识和气魄谱写着城市的传奇，欣喜地看着儿子与崭新的浦东新区一起成长。我们在浦东前后居住了十五年。十五年弹指一挥间，儿子从襁褓里的婴儿，长成了翩翩少年，浦东新区从尘土飞扬的大工地，变成洁净优美、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城区。
一九九五年的浦东，到处是建筑工地，到处是挖开的道路，到处是机器的喧闹。有时到了深夜，还会有打桩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划破夜的宁静。
初为人母的我，手忙脚乱地应付着新生的儿子，无暇关心那些轰隆作响、日夜施工的工地到底在建造什么。常常会在不经意间蓦然发现，很多建筑工地，前一天还被临时围墙包得严严实实，第二天突然就拆除了围墙，一幢摆满鲜花的新大楼俏生生地耸立在眼前。浦东的激情，浦东的速度，催促着一幢幢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处处生机勃勃，处处欣欣向荣。没有几年工夫，陆家嘴地区就建起了一个全世界瞩目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很多世界知名的大财团纷纷来此落户，数以亿万计的财富在此汇集，撬动着浦东开发飞速发展的车轮。
一九九五年七月，儿子六个月大的时候，我带着儿子去看启用不久的东方明珠电视塔。指着那大大小小的圆球，我一遍遍地告诉儿子“这是东方明珠”。儿子瞪着漆黑的大眼睛，似懂非懂地看着这个新奇的建筑，兴奋又好奇。此后，东方明珠作为上海新一代的地标，频繁地出现在报刊上。对东方明珠的辨识成了儿子牙牙学语时的重要科目，每见“明珠”，儿子都会眼睛一亮，小手一指，奶声奶气地念“东方明珠”。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离我家不到一百米的地方，中日合资的上海八佰伴开张营业。开业第一天，八佰伴人山人海，以一百零七万的当日客流量创造了世界纪录。极度的喧嚣过后，八佰伴渐渐安静下来，宽敞明亮的店堂，时尚现代的布置，品质不凡的商品，让逛商场成为有别于以往“买东西”的休闲享受。
儿子那时刚满十一个月，正在蹒跚学步，还不会独立行走，但小小的人儿主意很大，喜欢攥着大人的手指头，拉着大人走到东走到西。去过一次八佰伴后，他就爱上了那个地方，隔三岔五就要指挥着大人带他前去。八佰伴开阔的店堂，光滑如镜的地砖，常常会激发他独立行走的兴致。他会突然甩开大人的手，要自己一个人走，无奈心力充足敌不过脚下无力，加上尚未掌握平衡技巧，常常摇摇晃晃没走几步，就一个趔趄摔倒在地。猝然倒地后，他不哭不闹，只是扁扁小嘴，好像对自己为何摔倒略有些纳闷，然后爬起来继续走。
一九九九年，儿子四岁时，中国大陆第一高楼——金茂大厦在陆家嘴落成，八十八层楼、四百二十米高，这在当时是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高度。
金茂大厦这个大陆第一高楼的记录仅保持了四年，二○○三年，就被四百九十二米的环球金融中心大厦夺去了第一。十三年后，二○一六年三月，大楼的新高度又被总高六百三十二米的上海中心大厦超越。没有最高，只有更高。那些不断刷新的高度，是建设者们面向天空一次次挑战极限创造的奇迹。
这三幢大楼比邻而居，像三个亲密的兄弟，矗立在陆家嘴，成了上海的地标性建筑，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因其形似注射器、开瓶器和打蛋器，南来北往的游客亲切地把它们称为“厨房三件套”。
新建的大楼一幢比一幢高，城市在长高，儿子也在一年年长高。城里没有山，高楼就是我们的山。登高，征服不了天，但可以与天空对话;望远，无法穷尽最远的远方，但可以看见自己的渺小。我带着儿子一次次登上不断更迭的城市之巅，从高处俯瞰城市，看白云在玻璃窗前悠然飘过，看黄浦江蜿蜒东去，看高楼大厦春笋般林立，看街上行人熙熙攘攘。对岸，古老的外滩在一湾江水的环抱中仪态万方，那是上海的过去。脚下，蓝色的玻璃幕墙映照着阳光，一切都是崭新的，一切都是亮闪闪的，一切都是刚刚开始，一切都充满了希望，这是上海的今天和未来。
在浦东生活的十多年间，浦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大事件都已载入史册，很多建设者也成为彪炳千秋的功臣。家住浦东，能够亲历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见证一座城市的大发展，并因城市的发展而获益，何其自豪，又何其有幸!
四
二○一○年，上海世博会开幕前夕，我离开生活了十五年的浦东，搬到静安区居住。新家离静安寺很近，站在窗前，看得见静安寺金色的寺顶。
有人告诉我，把一张上海地图对折再对折，最中心的这个点，就是静安寺。我没有亲手折地图验证过，但我知道，我从浦东的海边，一路走来，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城市的中心。三十年前这可能还有些励志的意义，时至今日，浦东以她的大发展告诉世人，市中心并不一定优于浦东，不必志得意满，也不必沾沾自喜。
我常常会沿着记忆的轨道，想起家住浦东的岁月，怀念那些尘土飞扬的工地，怀念那个简陋而温暖的小家。
有时，我会跑到外滩，望着对岸的陆家嘴发呆。二○一四年初夏，我在外滩执勤时，突然眼睛充血，灼痛难当。同事分析说，对岸的大楼都是玻璃幕墙，阳光反射，导致眼睛毛细血管爆裂。只有我自己知道，导致眼疾的病因，还是因为对岸总也让我看不够。看不够的还有黄浦江，四十年前，谁会想得到，经过治理后的黄浦江可以清得照见建筑的倒影。
我也会经常乘坐地铁，从浦西回到浦东，跟父母团聚。
这些年，老家南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二年，南汇撤县建区。二○○九年五月，南汇区被撤销，并入浦东新区。二○一○年，老家的房子动迁，我的父母离开祖祖辈辈休养生息的土地，搬迁到原来的区政府所在地惠南镇生活。
刚刚搬到城里时，父母很不适应，老妈千方百计去附近搜寻空地，想方设法种上几株青菜、栽上几把小葱。老爸几乎天天都要乘着公交车回到老家附近，找那些没有动迁的乡邻一起打牌、闲聊。
渐渐地，父母体会到了城市带来的便利，喜欢上了安逸的城市生活，便也安安心心做起了城里人。他们像移植到城里的植物，适应了新的环境，慢慢地扎下根来。闲聊时，老妈对我说：“你外公外婆这一辈人，一世劳苦，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没有享过福。我们这一辈，上半辈子做农民辛苦劳碌，下半辈子时来运转，有养老金，有医疗保障，也该知足了。”
二○一三年年底，地铁十六号线正式开通，地铁惠南站距离父母家仅有四百多米。三十多年前，我从海边的老家“到上海去”，需要大半天的时间，如今，只要一个多小时，我就能从城市的中心，到达父母身边，便捷的交通缩短了亲情的距离。
每年春天，桃花盛开的季节，我和妹妹都会开着车，陪老爸老妈回到我们生活过的地方，去踏踏青，看看桃花，看看东海。
老家的房子被拆除后，起初还能看得见原址的痕迹，后来，老房子的痕迹被一点一点抹去。再后来，整个动迁过的村庄经过了土地平整，成了现代化的农业基地。村庄最终踪迹全无，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
故地重游，看到的只有大片大片的农田，一眼望不到边。我们生活过的土地上，青青的禾苗正在无忧无虑地生长。
老家回不去了，过去的生活已无从寻觅，曾经散落在村庄里的欢声笑语被风越吹越远了。父亲弯腰拔起一棵禾苗，久久不说话，不知道想起了什么。
每次回去，父母都神情黯然，颇为失落，但他们的惆怅常常稍纵即逝。毕竟，现在的生活，是他们四十年前想都没有想过的。
而且，经过了这四十年的沧桑巨变，他们看见了沧海变良田，乡村变城市，看见了农民成市民，田园成公园，看见了无数的奇迹在身边实现，所以，他们相信，未来还会有无限的可能，未来会越来越好。
如转载请注明信息来源！
责任编辑：方庄
热门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