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沈宽阔
这些年，每年都要和沈宽阔见一两次面，通常是他来找我。每次见我，他都有些许不安，总觉得打扰了我。我劝他不必有这样的顾虑，因为我不是那种时间宝贵到不能随便见人的人，他不来找我，自有别人会来找我。何况，和他聊天并不乏味。见我这么说，他说好，那我以后把见你的次数从每年一次扩展为两次，然后神情中显出心满意足又无比感激的样子。
我们是高中同学，高二分科后到一个班的。上了高三，他就离开学校当兵走了，所以，我们只真正同过一年学。他脸色苍白，脸形棱角分明且分明到过分的程度，这种面容让我有所畏惧，所以到一个班后很长时间，我们并未靠近。直到他知道我的一个堂姐嫁到了他们村，他才以此为媒介，和我主动说起话来。那年是中国首次实行村委换届选举，他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他们村派性斗争的波诡云谲与惊心动魄，而我似乎没有什么兴味，只是我不好意思打断他。但这次谈话后，我们毕竟熟悉起来了。
好多次，因为食堂的饭太糟糕，我们一起到外面的路边摊上买饭吃。吃完饭，我们会争着付账，如今想起来，这是我们当初友谊最直接的明证。
高二后期，他喜欢上了班里一个姑娘。而另一个男同学，也喜欢上这个姑娘，于是两个人争风吃醋起来。他们三人之间的过节，我们局外人不大清楚，只知道，终于有一天，他们两个男人发生了大的争执，彼此动了手，随后，沈宽阔就辍学走了。
一天晚自习，大家学习的学习，说话的说话，走神的走神。突然，教室里冲进来一个人，手持一根约莫二尺长的铁棍，以极快的速度跑到教室后方，朝一个男同学挥棍打去。惊诧之中，我们这才看清冲进来的人是沈宽阔，被打的人是他的情敌。不知是那个男同学躲得及时，还是沈宽阔原本就是想吓唬他一下，反正铁棍只是在课桌上空晃动了几下，他又以极快的速度沿原路跑出了教室。不仅那个男同学，周围的几个人都受到惊吓，但没有人受到伤害。整个过程似乎只是一瞬，大家这才反应过来，几乎所有男同学都追了出去，从他们喊叫的声音，似乎是捉拿凶手的节奏。我也追了出去，直到看到沈宽阔终于以领先所有人的速度冲出学校大门消失在夜色中，我才松了一口气。
这也可证明他的身体素质。反正，到了冬季，突然得知他要当兵去了。送兵的那天晚上，我们不知怎么获得了这个消息，几个和他关系不错的同学专程跑到新兵集合地看望他。夜色苍茫，大院里人头攒动，他在人群中严肃、惶然，脸色似乎更加苍白。他穿着军装站在队伍中走向了他可见的人生，而我们在高三的学习高压中对未来还茫不可知，所以那一刻，我不知该羡慕他还是同情他。
我终于还是上了大学，他不知道如何打听到了我的地址，给我来了封信，信里说了他在部队服役的一些近况。他是武警，集训结束后被分配在了某公安局看守所。他向我描述了晚上执勤时的一些情景，我依稀记得他渲染了看守所里那种阴森的气氛。他说他能看见各式犯人，还有女犯人。后来我做了警察，也常常去看守所送人、提讯，看到门口荷枪挺立的武警战士，我常常想到当年的沈宽阔。
但我们一直没取得什么实质性联系。直到我结婚，他从我堂姐那里获知了消息，不请而来参加我的婚礼。他的到来让我意外，但我毕竟是婚礼的主角，忙得一塌糊涂，也顾不上和他多说几句话。
2002年，我们公安局成立交通管理科，要在社会上公开招纳一批协勤，退伍战士优先。交通管理科，是为最终成立交警大队做准备。看到公告，沈宽阔报了名。这个事情当时搞得沸沸扬扬，因为根据先前的经验，在交警部门做协勤，虽然是临时工，但较之其他单位的临时工，不是一个概念。警服这玩意儿很神奇，再脏再皱再不合身，总有人能从中看出威严的意味。
沈宽阔找了我，我人微言轻，对这件事情，根本帮他说不上话。但我根据传言和掌握的情况，告诉他公开应聘走那些考试面试等程序并不靠谱，他得像别人那样找个所谓的“关系”帮他说句话。他这才慌了，赶紧找人，据说也找了一个听起来大致像样的领导。但在领导给他打招呼前，招纳的人员已经定了。所以，他最终没能如愿。
他不甘寂寞，随后，参加了村干部竞选，并争得一个村委委员的职位。不管这个职位对他的生活是否顶个屁用，我还是为他高兴。不久，我到他们邻村破一桩案子，乘这个机会，我带几个同事去他家看他。他吃惊且高兴，赶紧拿酒招待我们。老白汾十年陈，在当年算是好酒了。但当时假酒盛行，我和同事都表示了我们的担心，劝他拿玻璃瓶汾酒就行。他执意要我们喝老白汾，迅速拧开了瓶盖，让生米煮成熟饭，以表明他的盛情和诚意。于是我们就怀着担心迟迟疑疑地喝，到底还是喝到了假酒。未及离开他家，我们就在门口吐了起来。
四年后，交警大队终于成立，倒是我来到了他曾经梦寐以求说不定仍在梦寐以求的交警队任职，拟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他听说后，专门来大队看我。成立之初，我们在一个单面二层小楼里办公，条件非常简陋，我和一个同事合用一间办公室。办公室墙上，挂了两块版面，一块是《办公室岗位职责》，一块是《办公室主任岗位职责》。当时我手头忙了点儿事情，留他一个人在办公室坐着。我回来后，他压着声音带着神秘对我说，他逐条看了那些岗位职责的每一行文字，据此分析和判定我即将或者已经拥有的权力。
他说这些话时，我异常惭愧。且别说我还没被正式任命为办公室主任，即使被任命了，文字和实际毕竟是两回事。但我仍然被他的兴奋所蛊惑，在他走后，把那两块自挂上后从没在意过的版面浏览了一下，并用他的目光去分析了一些字面意思，居然从冷冰冰的文字中也读出一些味道来，像他替我兴奋一样也虚幻地替自己兴奋了一把。
随后他又来找我。这次来，还真有事，是来替他一个跑大车的朋友牵线的，期望以后能得到我们单位的某些照顾。对这种事，我一点儿底都没有。但他期冀的眼神和连声的恭维不容我拒绝，只好权且答应了。
正如我的担心，后来我才知道，我对他、对他的朋友而言，一点儿屁用都没有。我觉得出于朋友之道，得向他道明，否则于我是折磨，于他们是误导和耽搁。但自尊心又不容许我说实话，而这种自尊心恰恰来自于他对我权力的虚高，我愿意维护这种虚高不在他心中破灭。只好找了个借口，说我的一个亲戚也在跑车，而且是近亲戚，我只能先照顾这头，凭我目前的能力，无法顾及其余，劝他告诉他的朋友另请高明。他表示理解，这个事情就这么解决了。我松了一口气，但感觉还是有点儿辜负他。
2008年，我出了我的第一本散文集。第一次出书很兴奋，巴不得把书送给每一个熟识的人。一天晚上，他来我家，我自然迫不及待要送书给他。他接过书，随便翻阅了两下，脸上并没有我期待的那种我准备欣然接受的赞誉和惊讶。而且，从他的神情，我感觉他差点儿没说出来，写作顶个屁用，你好好做你的官好了。过了一会儿，他果然压抑不住，说出了这层意思。我只好打着哈哈说两手抓两不误。后来，两个人的对话都变得游离和敷衍。所以我的第二本书出来，就没有送他。
这期间偶尔的几次接触，让我了解到，除了担任村里的那个小职务，他还在邻村一个煤矿打了一份零工。对于这份零工，他说挣的是“窍钱”，似乎每天只要去点个卯，不怎么干活，一年就能挣两三万块钱。他还在他原先想请我帮忙的那个朋友那里入了点儿股，一年也有些收入。总之，生活很是过得去。
因为这个原因，我朝他借了一次钱。这一年，我像许多人一样，开始进入股市。起初行情不错，挣了些小钱，就计划加大投资，但手头没有闲钱，便和他开口说借两万块钱用用，他欣然应允。我没有直接说用钱做什么，只说家里有点儿事。取钱时，他说，对了，为了前途，你就该多跑跑多送送。看来，他是想当然地从他对我的期望出发来理解我借钱的用途了。
炒股终究是赔了钱，但不妨碍我把这两万块钱还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再未见面。一天晚上，他突然打来一个电话，言语仓促急迫，还夹杂了些恐惧。他说，村里又选举，他用手机录了一段视频攻击他的对手放到网上，被对方告到了派出所，派出所已经传唤他到案，从警察对他的训斥，他担心自己也许会被“判刑”，所以抽个空当出来给我打个电话，让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给“捞”出来。他说，他家里有十万存款，临行时他已告诉妻子，让把这笔钱给我，作为我“捞”人的费用，公检法，需要打点哪家就打点哪家，并郑重让我记下了他妻子的手机号码。我大致问了他视频的内容，根据经验判断说不是什么大事。他对我这种认识不以为然，也许是担心我不诚心帮他，所以在那头不住地说些拜托、务必之类的话。我感觉到他曲解了我的意思，赶紧满口答应。他嘱咐我尽快和他妻子联系取钱，我也只好应允。
我侧面和派出所的人打听了一下这件事情，似乎没什么大碍，便给他妻子去了一个电话，告知她我了解到的一些情况，说我会根据事态发展再做下步决定。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只是领了一通批评教育便被放了出来。
以我多年对他的了解，他对政法部门特别敬畏。政法部门，只是我此刻的说法，用他的话，叫“你们戴大盖帽的”。他总是艳羡我此生做了警察，当年他想进交警队当协勤想必就是出于此初衷。偶尔他会问我一些同学的近况，我说谁谁上副处了，谁谁挣大钱了，他都表示不屑一顾，似乎他们都不能和我相提并论、同日而语。之前，他还向我表达过他依旧想来我们单位做一名协勤的愿望。以我对协勤状况的真实了解，告诉他干这个其实没多大意思，工资不高，还忙得一塌糊涂，既不能顾家，也不能养家。他迅疾反驳了我的看法，说我是领导，高高在上，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他说，那可是“一摆手，就是钱”。我觉得此话不值辩驳，就岔开了话题。他说，如果我有能力，就帮他办进来，花十万八万也可以。说实话，我觉得自己似乎可以尝试帮他办这个事情，成不成不好说，但打心底知道他认识之偏颇，就没接他的话茬。而他总是个知趣的人，也没有就这个话题纠缠下去，也许他依旧认为我尚不具备这个能力。
我要买房子，还差一点儿钱，于是又给他打了电话。这次，我借的数字是三万，他满口答应。我说我去取，他非要亲自将钱给我送来。第二天午饭时分，他打电话问我在哪里，我让他到家里来。进来后，我张罗给他弄饭，他说刚在外面吃过，并示意我看他嘴唇上刚吃过饭的印迹。我知道他愈如此表述，愈证明他并没有吃过，他只是像往常一样怕麻烦我罢了。心照不宣，我就没再坚持，哪怕锅里还剩着饭。他除了带了三万块钱，还给我带了条烟。他说，他现在在炒股，炒得如火如荼、欣欣向荣，刚把一笔钱放进股市，要不借我五万十万都不是问题。我想起我上次借他钱其实也是炒股，就在心里笑了。他稍坐一会儿就走了，怕影响我睡午觉。
我儿子“开锁”(我们当地一种“成人礼”)，要宴请宾客，便邀请了我认为比较亲密的几个同学。其他同学纷纷到场，唯独他没来，我也不以为意。宴请结束，赫然在账本上看到他上了一笔厚礼。我问记账的人，记账的人说这个人上过礼就走了，并劝他不要声张告诉我。我明白，他和我们其他同学一直没有联系，当年那般尴尬离校以及此后的那起轰动性事件也许阻滞了他与同学们的交流，只我是一个例外。其实很长时间我都很好奇，他当年以及此后是否真的喜欢那个并不漂亮的女生。还有，他挥着铁棍冲进教室到底是为了吓唬那个男生，还是怨气之下计算周密但最终失手的报复?当然，我始终没有问出来，怕伤他自尊。
一天傍晚，我正在学校门口接孩子，他打来一个电话，说他父亲身上发现肿瘤，要做核磁，但排队已经排到了第三天。他知道我姐姐在医院工作，想请我帮忙看能不能把时间提前些，他一再解释，他实在是走投无路才给我打这个电话，否则真是不想麻烦我。我当即给姐姐打了电话，姐姐虽然知道此事的复杂与麻烦，仍是愉快地答应了，不仅冲着我的面子，还因为她几次听父母提过，“宽阔这个孩子真不错”。比如有一次，父母去堂姐家，回来时坐公交车需要到村口，他们麻烦沈宽阔送一下，他到了村口没停，直接驱车二十公里把父母送到了家门口。
某天傍晚，我正要去单位值班，他打来电话，说要找我坐坐。我说你干脆到我办公室吧。这次，他给我带了一条高档烟，几乎最高档的那种。我说大可不必，并展示我经常抽的七块半一盒的“红塔山”给他看。我指着他的烟说，这么好的烟，抽了可惜。他不可理解我为何抽如此低档的香烟，从他的惊异，似乎这种烟根本配不上他理解的“我的身份”。我问了他父亲一些近况，无非是确诊、转院、治疗等情况。之前我给他去过一次电话，他说他正在陪父亲在公园溜达。我怕不方便，没敢多问。果然，他百般权衡，放弃了手术，他只想在父亲弥留的日子里尽可能减少疼痛，并享受天伦之乐。只要天气好，几乎每天，他都陪父亲在公园转转。他说他好珍惜与父亲在一块儿的日子。
这次，他还聊到他的股票。起初他投资四十万，前段时间飙升到一百二十万，后来又跌到八十万，他果断清仓，用挣来的钱在城里买了套房子，我既替他惋惜，又为他高兴。
过了几个月，收到他父亲去世的报丧电话。出殡前一天，我专程跑到他们村奔丧。我知道，我必须去，不仅为着我们之间的情谊，更为着他的面子。我知道他应该预料到我一准会去，可我真的出现，仍是让他激动，那是整场丧事中最繁忙的阶段，疲惫掩盖了他的悲伤。他让我大致熟悉的几个人陪我，我掏出一沓礼金给他，数额与当年他给我儿子“开锁”上的礼相当。他并没有直接装起，对着些许人，他要他一个朋友送到账房，并嘱咐要记清。过了一会儿，那个人拿着账本过来示意我记清楚了。我笑笑，我明白这种煞有介事，他需要我的名字和这个数字在账本上出现。
又过了几个月，一次上班时分，他来单位看我，这次没事先打招呼，直接敲门进来。这是这么多年来我们聊天最长的一次。他先从父亲聊起，说庆幸自己选择正确，如果做手术，可能会多活半年一年，但那将是从头至尾痛苦的一段时间。事实上，他父亲走得很安详，连他准备好的杜冷丁都没用上。从生病住院到最后父亲撒手人世，他始终陪伴在侧。我这才知道，他父亲做过村里的主干，难怪当年在学校时他就和我讲述村里斗争的复杂情形，包括他后来屡次竞选，可能都源于父亲的影响。
他说，他找人看过，他并没有“官运”，所以后来果断放弃村里那些明争暗斗。从“官运”聊到“财运”，他倒是有点儿财运的人，但只有“小”财，没有“大”财，而且，都是“偏”财。所谓偏财，就是股票、彩票之类的。他讲了很久之前彩票刚刚兴起时自己的一次经历，他准备了三十一个纸团，上书三十一个数字。然后，他在财神像前烧香祈祷，每祈祷一次，选一个数字，这样选了六个数字，再加上他的某个每次必选的幸运数字，按顺序排成一组。他左右端详，觉得有个数字不顺眼，就换了一个，然后，照这组数字填了一支彩票。开奖后，他傻了眼，如果不换那个他认为不顺眼的数字，他果真中了头奖。他说，这就叫财神给你钱你都得不着。从这个经验，他得出自己此生也只会有些“小”财。我说你股票挣那么多，还叫小财吗?他说缩水一半才抛出，可见仍是小财。不过，他并不惋惜他的几次“失手”，他说，小财运的人得大财，反倒“伏不住”，会遭遇其他厄运。他能这么“辩证”地解释自己，解释命运，我很高兴。
他摸摸我的耳垂，说我是既有官运又有财运的人。我听着高兴，仍是不大相信。他又看看我的手相，相以佐证，表示了肯定。看着我还不大信，他又列举了几位中央领导人的耳垂，那是他看电视时观察的重点。总之，他有他的一套理论。我记得十年前，他就摸过我的耳垂，说出过类似的话。他的振振有词，几乎让我相信我也许真的有美妙前景，就兀自高兴了一小会儿。
然后，他又谈到我前段时间获得的一个全国性文学奖项，他是从网上新闻里获知的，本想向我表示祝贺，仍是怕打扰我才作罢。这么多年，他少见地对我这方面取得的成绩表现出了他发自肺腑又溢于言表的高兴，我这才意识到，他其实是一个打骨子里敬畏权威的人。我的所谓成就，终于化作权威的影子，让他认可了我的人生之路。
但他仍告诫我，做官要紧。
他还说，他总是在百度里搜索我的名字，也总能获知我的一些近况和变化，还不厌其烦、兴致勃勃地予以枚举。我说，何必这么麻烦，你直接加我微信好了。他对我愿意和他互加微信表现出受宠若惊的样子。我说，我微信里乱糟糟一堆人，哪多你一个。我翻看他的朋友圈，里面什么都没有，倒也符合他性格中谨小慎微的那个部分。
他融入我朋友圈的海洋里，因为不发微信，我通常想不起有他这么一个人。而但凡我发布关乎我一星半点儿小小成就的信息时，他总会跳出来点一个赞，让我意识到他的存在，有时还让我怔忪半天。我突然意识到，就是因为他，还有与他类似的朋友对我人生观的不断修正，终于没让我在他们所认为的“正路”上越滑越远。我不知这于我而言到底是好是坏，我只知道，我确实名正言顺地在某些场合坐到了主席台上，成了他们所期望的那类人。凭我现在的能力，我似乎能让他当一名协勤了，然而，他老了，我也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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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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