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度精选纪实文学卷——铁笼沉湖（四）
目录
——杭州下城“6·10”千峡湖铁笼沉湖杀人案侦破纪实 / 孙侃
天不藏奸 / 闫平
重走长征路：侗乡苗寨的“边关大将” / 欧阳伟
我在意大利当巡警 / 胡杰 吴迪
女法医的无瑕人生 / 吴迪
飞行，女警的青春梦——记上海市公安局警务航空队飞行员卜佳露 / 曹国柱
洗刷灵魂的“青春组”——记天津市公安局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青少年
监室 / 谢沁立
360张汇款单 / 谢沁立
看见·发现——小记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八队民警黄剑辉 / 陈虹
社区民警高宝来 / 张和平
西子湖畔的温暖警营 / 马树德
草根警察的滴水人生 / 夏晓露
我在意大利当巡警
2016年5月，在意大利旅游、生活的华人会惊喜地发现，有中国警察身着制服，出现在罗马、米兰的街头，和意大利国家警察、宪兵并肩巡逻。中国警察怎么会出现在意大利呢？中国警察在亚平宁半岛的土地上又感受到了什么？
我们非常幸运地采访到了参加中意首次联合警务巡逻的西安警察李祥和上海警察撒一鸣，通过“罗马篇”和“米兰篇”，来一起听听中国警察在意大利巡逻的特殊经历和趣闻逸事。
罗马篇
小语种派上了大用场
我叫李祥，今年27岁，是西安市公安局的一名特警，西安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专业毕业。怎么想起学意大利语？那是因为我从小就是个球迷，对意甲十分着迷。
我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我的父母都是西安市直机关的普通公务员。我们家跟足球有渊源，主要是因为我有个踢足球的舅舅。我舅舅曾经是陕西省足球队的成员，他踢球那会儿，还没有赶上职业联赛。受舅舅影响，我们家都是球迷。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开始，我就迷上了足球。后来上外院，我就选择了意大利语。当时的想法挺简单，就是觉得学会了意大利语，会有机会到意大利亲眼看意甲比赛。等上了大学，吃了一惊，我们班25个学生，只有4个男生。
现场看意甲的愿望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大三那年，作为交换生，我到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学习一年。在此期间，我在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地都看过球赛。现场看过那不勒斯与佛罗伦萨、AC米兰与巴勒莫等重要比赛。有一次，我在机场甚至与整支AC米兰队相遇，亲眼看到内斯塔、西多夫、帕托、范博梅尔等大牌从大巴上下来，然后一个一个从自己身边走过。说实话，当时我都看呆了。
我是独生子，父母希望我能够留在西安工作。这样，大四时，我参加了公务员考试，毕业的当年，2013年11月，我就被分配到西安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成为一名警察。意大利语属于小语种，全国公安系统懂的人不多。填过入警的各种表格后，我就被列入到了全国公安系统的人才库里。201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访问意大利期间，与意大利内政部长阿尔法诺签署了一份警务合作的协议。我们后来参与的这次联合警务巡逻，就是根据这项协议来安排实施的。
2015年9月，我接到公安部的指令，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参加了一个为期四个月的“国际执法合作培训”。在培训班，除了学习意大利语的听说读写，我们七名学员还要上国际合作业务课。今年3月28日，我又接到命令，再次来到北京，参加了为期一周的培训。参加这次培训的，一共有八个人。四人是参加过海外维和的民警，懂英语；另外四人，包括我在内，是四名懂意大利语的民警。也就是说，我们上次参加培训的同学，三个已经被淘汰了。
培训结束回到西安不久，公安部的文件就下来了，让我赶快办公务护照，要去意大利执勤。4月25日，按规定我们再次在北京集中。最后确定去意大利执勤的，就只剩下四人了：除了我，还有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支队副支队长庞波、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皇岗站的舒健、上海市公安局国际机场分局的撒一鸣。其中，撒一鸣在意大利生活过，会说意大利语，而庞波、舒健都干过维和警察。
到了意大利之后，我们四人被分成了两组。我和庞波在罗马，舒健和撒一鸣去了米兰。我们四个人中，带队的是庞波。
5月1日，经过10小时45分钟的飞行，我们抵达了罗马。当晚，中国驻意警务联络官张舟在一家意大利餐厅里给我们四人接风，同时与当地警方进行工作对接。在座的，有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刑侦局、经侦局等相关领导，有意大利驻华警务联络官，还有两名驻意大利的国际刑警。张舟让我担任翻译，把来宾挨个介绍一遍。可是，遇到“反洗钱”“打拐”这样的中文，我却不知道怎么翻成意大利语，只能绕着弯子来解释。看来，我的意大利语还得往警察业务上多靠靠。
意大利的警察同行们
我们入住的富来明酒店是栋六层的建筑，四星级，位于罗马郊区。因为与警方有合作关系，这家酒店除了接待一般的客人，也是外地警察出差办案常落脚的地方。在意大利工作期间，我们的吃、住、行都由意方负责。
5月2日上午9点多，在古罗马斗兽场跟前，有一个中意联合警务巡逻的启动仪式。仪式规格挺高，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李瑞宇、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局长廖进荣以及罗马国家警察、宪兵等部门负责人都参加了。但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启动仪式既没有横幅，也没有主席台，甚至没有供领导讲话的麦克风。领导来了之后，也只是站着和我们随意地聊聊天。唯一有仪式感的活动，就是大家围成一圈儿照了张合影。如果说和平时有所不同，那就是照合影时，我们身后多了几个骑警。不过，我们这次联合警务巡逻却引起了媒体的高度重视。不光是意大利国家电视台等当地媒体，连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的记者都扛着摄像机，追着采访我们。在第一周的巡逻中，我们几乎每天都被媒体追踪着，以至于酒店餐厅的服务员阿姨，一见我们都会跟我们说，又在电视里看到了我们。
5月2日下午，意大利内政部长阿尔法诺、国家警察总司令潘萨等还亲自出席了新闻发布会。毕竟，这样的两国联合警务巡逻，在整个欧洲都是头一次。据说之前咱们就曾打算跟法国警察在巴黎搞一次联合巡逻，本来都说好了，但这事儿遭到了法国警察的抵制。旅游热点城市往往都是小偷聚集的地方，和罗马一样，小偷也是困扰巴黎警方的一个难题。可能巴黎警察更要面子，还不能接受这种联合巡逻的工作模式吧。
在意大利，佩带枪支在街头巷尾巡逻的人，一共有五种。其中，戴便帽、执勤服的有两种：上蓝下灰的人，是国家警察，他们负责刑事案件、治安案件以及出入境管理等；上紫下灰的人，是财税警察，他们负责办理经济案件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戴大檐帽、着正装的也有两种：黑色制服上有红色条纹装饰的，是宪兵；深蓝色上衣灰裤子的，是地方警察。宪兵的职责和国家警察基本一致，只是他们不能办理居住证，只能查验居住证，而地方警察主要是负责交通管理。除此之外，街头配枪执勤的，还有着迷彩服的军人。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处置突发事件。对于一般游客来说，这么多着制服且配枪的人，看着都眼晕，哪儿还能分得清谁是谁呀！
罗马国家警察局巡警总队共有600人，一天三班倒，上四天、休两天，也就是说，随时能保证街上有100人的警力。第一周里，我们就是和两位巡警总队的国家警察一起巡逻。我们的搭档是一高、一矮两个小伙子。高个儿叫鲁本，24岁；矮个儿叫克里斯蒂安，32岁。鲁本和我一样，身高一米八五，警龄跟我也差不多，刚工作两三年。鲁本家在阿布鲁佐大区，那里盛产葡萄酒。一起吃饭的时候，鲁本常常不由自主地跟我们推销他家乡的葡萄酒，很是以家乡为荣。我以为他家是酿酒的，其实不是。鲁本的父亲和哥哥在老家以经营书店为生，他本人是服兵役回来后，到罗马当警察的。现在，他正在自学法律专业，考在职的专升本。我发现，鲁本和克里斯蒂安都对足球兴趣不大，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是姑娘，因为他们都还没结婚，也都没有固定的女朋友。克里斯蒂安曾和前女友在美国纽约生活过两年，懂英语。和鲁本相比，32岁的他显得要内敛一些。鲁本的性格热情奔放，见到漂亮的女人，他会想方设法和人家套近乎，加人家的“脸书”；遇到中国姑娘，他也会添加人家的微信。这家伙精力旺盛，有时候晚上在夜店喝酒到凌晨四五点，早上八点半还能着装整齐地去巡逻，并不觉得特别疲倦。
鲁本很热爱他这份工作，虽然月薪不过1500欧元，但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还是令人羡慕的。看得出来，鲁本非常尽职尽责，而且对人很友善，特别是对老人和孩子。看到我们中国警察出现在意大利，中国游客常常先是惊诧，然后是惊喜，接下来少不了要求和我们合影。平时对意大利警察敬而远之的中国游客，也会提出想和他们合影。这种时候，鲁本一律都痛痛快快地答应，而且会主动抱起中国小朋友，笑嘻嘻面对镜头。
一次，一个老人走错了路，误入一个正在施工的工地。鲁本发现后，飞奔过去，蹦跳着越过障碍，追上老人，把老人搀扶出来。另一次，在人民广场，有个法国老太太下台阶时，不小心崴了脚。她的丈夫过来向我们求助，但他的话我和鲁本都听不懂。我上学时去过法国，凭感觉老人是在说法语。于是，我把情况跟走在后面的庞波说了。庞波在海地工作过，懂一些法语。庞波听明白后，克里斯蒂安与鲁本马上就近到一家餐馆要了些冰块，帮老太太敷上。十分钟后，救护车赶到这里，把两位法国老人接去医院。
应我们的要求，罗马市国家警察局还安排我们参观了他们的行动指挥中心和一个派出所。指挥中心有一间会议室，遇有突发事件，不光国家警察内部，社会各方面的相关负责人都会汇聚在这里，各司其职，现场解决问题。不过，从监控系统看，罗马的视频监控覆盖率不如西安高，像素也不如我们的清晰。
我们赶到圣保罗派出所的时候，他们的所长、副所长已经守在门口迎接我们了。派出所的国家警察是不上街巡逻的，只负责审讯嫌疑人、居住证发放变更等工作。所长告诉我们，意大利的监狱早已人满为患。对那些非暴力犯罪、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人，他们多是采取监视居住的方式进行管理。具体操作办法，就是给这些人戴上装有GPS定位系统的手环或脚环，让他们在家里待着，限制其人身自由。这些人如果超出一定范围，手环或脚环就会报警。这种时候，派出所的警察才会出门。他们要马上去找到这个人，对其进行警告。交流中，庞波介绍了我们中国的取保候审制度，我翻译之后，所长、副所长频频点头，都觉得中国这办法挺有道理。
天天一起巡逻，我们和两位意大利同行处得挺好。鲁本只去过欧洲的一些国家，对中国挺神往。虽然原先甚至不知道台湾是一个海岛，但鲁本很想亲眼看看长城、天安门。他让我跟我们领导说说，最好有机会让他去中国再和我们一起执勤呢。这哥儿俩非常热情，一定要请我俩吃顿饭，连说了好几天，实在盛情难却。那天晚上，他们开车来接我们时，都已经9点了，我和庞波早都饿得肚子咕咕叫。鲁本和克里斯蒂安带我们去的是当地一家披萨店。说到披萨，咱们街上的必胜客，实际上是美国披萨。在意大利，最有名的是那不勒斯披萨。据说，那不勒斯是披萨的发源地。当地最有名的披萨店，只卖一种名叫“玛格丽特”的披萨。不过，像鲁本分不清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一样，我也说不清罗马与那不勒斯的披萨有什么不同，反正饼上都有西红柿酱加奶酪。那天晚上，我把一只12寸的披萨干掉了，还吃了些加了西红柿的烤面包等小吃。我们喝掉的那瓶红酒，就是鲁本强烈推荐的阿布鲁佐产的葡萄酒。
华人在罗马
5月7日下午，我们结束与国家警察一起的联合巡逻任务，刚刚回到酒店，驻意警务联络官张舟给我打来电话：国内某电视台的记者车窗被砸，车上的行李全部被盗。在和庞波乘出租车赶往现场的路上，我给克里斯蒂安也打了电话，让他也过来帮助我们。
中国记者一行共两人，开了辆商务车，停在威尼斯广场法国大使馆旁边的停车场。想着就去吃个午饭，大白天不应该有什么事儿，就没往下搬行李。结果，就这一会儿工夫，他们的商务车右前窗被砸，车上大大小小的六件行李被偷了个精光。不用说，小偷不止一个人，是开着车作案的。中国记者说，发现东西丢了，他们马上搜索丢失iPad上的定位，结果发现，已经被刷屏。也就是说，这伙贼相当专业。如果是普通行李，倒还罢了。问题是他们是一个境外摄制组，除了昂贵的摄像器材，失窃的还有三个移动硬盘，上面存着他们一路辛苦拍摄的原始素材。他们要录制的节目，是关于“一带一路”的。从西安出发，他们沿路经过了好多国家。本来，到罗马住一晚上，就要飞柏林。德国那边的采访，都已经安排好了。发生了这样的事，他们第一时间赶到最近的一个宪兵站报了案。中国记者会英语，不懂意大利语。也许是沟通不畅，宪兵站只是例行公事地给他们出具了一份纸质的报案证明，罗列了他们丢失的东西，就要打发他们走，连现场都懒得去看一眼。
我们赶到现场后不久，已经换了便装的克里斯蒂安也赶来了。问明事情经过后，他马上给刚才受理案件的宪兵站打了电话，陈述了失窃物品的重要性。尽管电话里宪兵站口口声声“马上”派人来，可是，我们站在原地等了两个多小时，也没见到他们那匹“马”。
中国记者只好改签了机票，取消了柏林那边的采访计划。大家已各自散去。晚上7点，我突然接到了宪兵站的电话，问我中国记者是否还在身边。最后，我和他们约定，第二天一早，我陪中国记者一起去宪兵站。
第二天，按原定计划，我们的巡逻地点换到了罗马的华人区，和我们一起执勤的，也变成了宪兵。一早，两位新搭档开车接了我们，先去但丁广场宪兵站报到。听说我们还得去威尼斯广场宪兵站交涉报案问题，但丁广场负责人让两位新搭档陪我们一起，先去处理这件事。
这次去，宪兵站的负责人挺重视。虽然车子动过了，但宪兵还是从商务车被砸坏的那扇车窗下提取了指纹，并且协调法国大使馆，调取了那里的监控。中国记者一行是在此后的第二天离开意大利的。尽管到我们离开罗马时，这起案子也还没有侦破，但中国的警务联络官张舟先生在电话里对他们说，宪兵通过国际刑警，给他发过邮件，说他们对这起案子十分重视，会尽快破案的。张舟还说，为这件事大使馆对我和庞波提出了表扬。
我们的新搭档一位叫奥拉齐奥，另一位叫法比奥，都来自南部的那不勒斯地区。那不勒斯位于意大利这只“靴子”的脚踝处，和北部地区相比，南部地区欠发达，经济主要靠农业和旅游。黑手党的主要市场也在南部。黑手党的两个主要组织，一个是西西里岛的“马菲亚”，另一个就是那不勒斯的“卡莫拉”。不过，黑手党已经过了过去那种整天打打杀杀的阶段，他们做的主要是开酒店、揽工程和贩毒，和一般老百姓打交道不多。内政部国家警察总部，就有一个反黑手党的常设部门。每届总理竞选，竞选人都会高举福利牌高调拉票，南部地区是每位竞选人都不能忽视的重要票仓。政府对南部地区老百姓的扶持方式之一，就是让他们更多地进入军队和警察部门，有稳定收入。
性格外向的奥拉齐奥已经有十年军龄，应该相当于咱们的士官吧。法比奥当兵时间不长，不太爱吭气。他给我看过一段视频，是一个意大利姑娘在演练棍术。法比奥自豪地告诉我，这是他的女朋友，从七岁开始就在学中国功夫。他告诉我，李小龙在意大利名气非常大，他小时候也是李小龙的粉丝。对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法比奥挺感兴趣。我告诉他，我就是独生子。不过，中国现在已经允许生第二个孩子了。
在那次新闻发布会上，意大利内政部长阿尔法诺讲到一个数字：每年，到意大利旅游的中国游客会超过300万。那么，有多少华人在意大利定居生活呢？这个数字我不掌握。但是，罗马火车站附近居住的华人，保守估计也得有一两万，他们绝大多数都来自温州。早先来的温州人，在站住脚后会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拉过来。一两个人，可以拉来三四十个人。温州人在罗马主要从事服装店、餐馆、咖啡馆、理发等行当，也有做物流的。在当地人眼里，生活在罗马的华人大多比较富有。他们开的是奔驰、奥迪，在郊区买别墅，身上穿的也都是些大牌子。
全世界都一样，火车站一带人员总是最复杂的。罗马火车站附近就有不少北非难民、吉卜赛人和一些别的国家的非法移民，人种、肤色各异。华人区经常会有小偷出没。有一回我们巡逻，有位服装店老板跟着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边走边抱怨这里小偷太多。他说，他们抓了小偷交给警察，第二天常常吃惊地发现，那个交给警察的小偷又大模大样地回来了。聊到小偷问题，奥拉齐奥曾跟我们说，一般来说，那些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人，常常是在被抓住十多次之后，才会被关起来。一次，我们一大早在富来明酒店等车，一位也住在这里的外地警察自报家门，跟我们聊天。谈到小偷问题，这位警察跟我们说，他们的法律对于限制人身自由管得很严。抓了小偷带回去，是关是放，得由法官决定。意大利属于大陆法系，一起案子审下来，时间跨度会很长。但是，意大利法官的权力很大，警察抓回来的人，法官一句话就可以放掉。
在华人区巡逻时，华商们见到我们总是特别开心，有些咖啡店老板还一定要我们进店坐一坐。话题三扯两扯，就会说到小偷上来。有位先生50多岁，自称在当地华人商会当过办公室主任。他告诉我们，丢了东西，他们干脆不找警察，而是去找小偷的头儿。这样，在交一些赎金后，他们能要回自己最重要的东西。
有一天，奥拉齐奥跟我们说：“走，今天带你们去地铁站，争取抓一个小偷！”进到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地铁站，站在月台上我们就能看到，铁轨里扔着几本护照。显然，这是小偷洗了钱包后，扔在这里的。我们四人坐了一站地铁，发现站台上有四五个孩子，大的十五六岁，小的可能还不到十岁。奥拉齐奥马上示意我们下车。这几个孩子的头儿，是那个岁数大的姑娘。她一头栗色卷发，肤色发黄，看上去有点儿像阿拉伯人，但露脐的牛仔裤又说明，她肯定不是阿拉伯人。奥拉齐奥、法比奥示意他们停下，把包打开，接受检查。虽然没有搜出什么可疑物品，但两个宪兵还是不客气地把他们轰出了地铁站。“他们就是常在这里出现的小偷，都是未成年人。我们能做的，只能是这样了。他们要再进来，就需要重新买票。”奥拉齐奥告诉我们，有的宪兵站对付小偷的办法，就是让有前科而且还可能继续作案的人，在其作案的黄金时段，要求他们必须到宪兵站报个到。
交通管理本来是地方警察的职责，但我发现，宪兵也能查处交通违法。有一回我们巡逻中发现，一辆大货车停在了人行道与马路之间，影响到了行人通行。奥拉齐奥把那位留大胡子的斯里兰卡裔司机叫下车，给他开了50欧元的罚单。他们的罚单挺有意思，三天之内交罚款，会有折扣，而超过一定期限，则每天要交滞纳金。
一天，我们正在巡逻，远远地听到了激烈的吵架声。我们沿人行道跑过去，发现一个站在路边的中年华人在和一个坐在车里的意大利人吵架。华人情绪激动，甚至准备拉开车门打车里的意大利男子，被我们及时制止。见到我们，华人很意外，但他马上气哼哼地给我们讲述了事情经过。原来，这条街停车位非常紧张。华人的车停在自己商铺门前的车位里，这个意大利男子来了后，非让华人把车挪开，让他停在这儿。华人不同意，意大利男子就出口辱骂华人，这才把这位华人激怒了。我把情况转述给奥拉齐奥和法比奥，他俩问了意大利男子。这位戴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的意大利男子自己又叙述了一遍事情经过。两位宪兵认为，他说的和中年华人说的大体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这个眼镜男是不占理的。于是，在两位宪兵劝说下，眼镜男一声不吭马上把车开走了。
5月14日，我们结束了为期12天的联合警务巡逻任务，告别意大利的同行，登上了回国的飞机。望着窗外茫茫云海，我的脑海中浮现的，仍然是这些天在意大利遇见的人和事，特别是华人们见到我们时一张张惊喜交加的面孔。在华人区，得知我们很快会离开，他们几乎每个人都会马上追问：“怎么不多待些日子呢？”
米兰篇
我叫撒一鸣，34岁，上海市公安局国际机场分局民警。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飞机的客舱里一片安静。从北京到罗马的行程为12小时，由于时差的关系，我们这架中午从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航班到达时，恰好是晚上六点。长途飞行令我感到有些口干舌燥，便向身边走过的空姐要了一杯矿泉水。我一边拿着杯子轻轻地抿着，一边朝舷窗外望去，此刻飞机已开始降落，不时可以看到一个个村落点缀在山水之间，突然我想到了披萨上铺满的罗勒叶，似乎又闻到那熟悉的莫扎里拉奶酪的味道。12年后，我终于又将踏上这片位于地中海北端的土地……
我的意大利情缘
说起我与意大利的缘分，那就不能不提到我的父亲。上世纪80年代初，作为最早一批“吃螃蟹”的人，原本有着稳定工作的父亲毅然决定去意大利开创一片新的事业。至于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个遥远的国度，或许与父亲的艺术学习经历有关吧。在这片土地上，曾诞生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数不尽的艺术家，他是带着一种“朝圣者”的心态来到亚平宁半岛的。不过，由于父母长期在外经商，让幼小的我不得不寄养在几位亲戚的家中。也正因为如此，仅小学我就念了七个。对于这段分离的时光，父母始终觉得有所愧疚。于是在初中的时候，终于让我来到了他们的身边，来到了意大利北部的小城——摩德纳。
说起摩德纳，或许很多人并不知晓。可要是提起“法拉利”“玛莎拉蒂”“帕加尼”这些名字，却是无人不知。这座人口不到20万的城市，集中了几乎所有意大利超级跑车公司的总部，比如“法拉利”车标的底色就是摩德纳金丝雀的颜色，所以摩德纳也被称为“引擎之都”。与摩德纳紧紧相联的另一个名字是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帕瓦罗蒂，这里是他的故乡，也是他最后辞世的地方。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的面孔还很少出现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特别是对于像摩德纳这样一座小型城市来说，突然多了一张中国少年的面孔，令我一下子成为了当地的“名人”。为了让我迅速融入当地的学校中，市政府专门聘请了一位懂中文的意大利教师为我补习意大利语。当然除了课堂教学外，与周围意大利同学间的交流也是迅速提升语言能力的一条途径。这些孩子很多人从祖上开始就从来没有接触过中国人，少数也是从马可·波罗的故事里了解到一些这个神秘东方国家的传说。他们对我的好奇不亚于我对于他们的，很快我们之间就能用简单的口语进行交流，而在一年后，我已经能熟练掌握意大利语了。语言是我在意大利生活三年后最大的一笔财富。不过唯一遗憾的是，我的数学就是从那时开始落下的。记得我刚到意大利的时候，发现老师在课堂上教授的竟然是九乘以一万是多少，这对于从小背诵乘法口诀的中国孩子而言实在是太容易了，可无法想象，这居然是意大利中学的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意大利的教育一无是处，相比中国的教育，他们更注重培养孩子的总结能力，比如他们不会教授乘法口诀，却鼓励孩子们在实践中自己去总结。或许正是这种从小教育方式的差异，使两个国家的人在思维方式上最终形成风格迥异的两种模式。
三年初中的学习结束后，考虑到将来的升学，父母还是让我回到了中国继续高中学习。但我与意大利之间的情缘却从未割断，我不仅与那些在三年里结下深厚友情的意大利同学保持联系，我的一位意大利姑父更是每年来到上海，正是这些交流让我在离开摩德纳十多年后依然能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
斗兽场旁“首次亮相”
到达意大利的第二天一早，按照行程我和此次参加联合巡逻的庞波、舒健、李祥一同前往罗马斗兽场广场参加联巡的启动仪式。一同参加仪式的还有宪兵和意大利国家警察，至此，此次进行联巡的“三大主角”悉数登场了。启动仪式并没有想象中的隆重，但主办方特意选在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斗兽场前进行仪式却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一位意大利官员开玩笑地告诉我，今天这算是“拍外景”。我的天哪，这怎么让我想到了当年与老婆一起拍婚纱照的场景。可怜我还没从时差中颠倒过来，幸好当天戴了墨镜，否则当地媒体一定不会用“精神饱满”这样的词汇来形容我。
虽然事先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但是我们在斗兽场前的亮相还是很快引起了注意。斗兽场是罗马甚至整个意大利的标志性景点，几乎每个来意大利的旅行团都会将这里作为第一个景点。很快，就有来自中国的游客发现了我们。几位大妈冲到我们面前，用疑惑的眼光看了看我们警服上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的臂章，迟疑地问道：“你们真的是中国警察？”“对，是中国警察！”“中国警察怎么跑意大利来工作了？”这可说来话长了，我想我即使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与意大利共和国内政部关于开展警务联合巡逻的谅解备忘录》背下来，对方也未必能记住，于是开玩笑说道：“为了给中国游客服务呀！”“真的啊？！”几位中国大妈像孩子一样兴奋地叫道，她们一边招呼不远处的同行游客一起过来，一边拉着我们非要合影不可。其实她们或许刚刚离开国内不久，或许两天前还在家里吃着老北京炸酱面，可此时，在异国他乡见到来自国内的警察，就仿佛遇到了亲人一般。古人所说的“他乡遇故知”或许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情感吧。
结束了上午的“首秀”，下午在意大利内政部举行了中意警察联合巡逻执勤启动仪式新闻发布会。我们四位参加此次联巡的中国警察和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李瑞宇、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局长廖进荣、意大利内政部长阿尔法诺、国家警察总司令潘萨一起坐在主席台上。说心里话，面对台下来自国内以及意大利、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媒体的长枪短炮，心里还是有些紧张的。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我不停地喝着面前的矿泉水。在对此次的联巡工作进行简短的介绍后，便进入了记者提问环节。没想到，上来第一个问题就让现场的气氛有些尴尬。一位意大利的记者问道：“这次来巡逻的几位中国警察都会意大利语吗？”或许是没有料到提问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开场，我瞥了一眼坐在中间的意大利内政部长，他似乎也不知从何回答。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在意大利有时也会出现任人唯亲的不良风气，这位记者的言下之意就是想考验一下几位中国警察是否有真才实学。这时坐在我身边的舒健用手肘轻轻推了我一下，我看见廖局长正用善意的眼神望着我，便接过话筒用流利的意大利语说道：“我们这次参加联巡工作的四位民警都是在国内经过层层选拔挑选出的，我曾在意大利生活过，来自西安的李祥毕业于意大利语专业，另外两位也有着丰富的维和经验。我们希望通过此次联巡工作协助意大利警方与当地的华人及游客做好沟通工作，这不仅是为了华人的利益，也是为了更好地提升意大利的旅游形象。”或许是出乎意料，台下竟然沉寂了几秒钟，随后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现场尴尬的气氛顿时烟消云散……
华人面孔的意大利宪兵
按照既定的安排，从第三天开始庞波与李祥继续在罗马开展联巡任务，我和舒健则前往米兰。当我们乘坐三个小时的高铁从罗马来到米兰的宪兵站时，一位姿态优雅的中国女士已经在门口迎候我们了。
“你好，我叫周小燕，是住在这里的一位华侨，同时我也是凤凰卫视驻米兰记者站的负责人。我们凤凰卫视将在今后的两周里跟踪报道你们的联巡工作。”周女士语速很快，或许是在媒体工作中养成的习惯，她停顿了一下，又用一种长辈的口吻说道，“当然，如果需要什么帮助的话也随时可以来找我。居住在米兰的中国人大多集中在附近的China Town（中国城）里。”
从周女士的口中我们了解到，在米兰拥有20多万中国侨胞，这还不包括没有合法居留权的中国公民，华人人口数约占米兰总人口的6%。在意大利警方的眼中华人在意大利从不惹是生非，就算在中国城生活的中国人之间有矛盾发生，也从不报警寻求警方介入解决，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解决方法，这或许与当地华人大部分来自浙江温州地区有关，他们会推选一名“镇长”来处理内部矛盾。但是如果与意大利人直接发生矛盾，那么“镇长”说话就不好使了，常常有想通过意大利司法程序解决问题的中国人，因为语言不通和对意大利司法程序不清楚，无法找到正确的途径去上诉而只能自己吃“哑巴亏”。“所以从新闻里看到说中国政府派警察过来，大家都很高兴，认为这样能够帮助当地华人解决很多问题。”
看着周女士兴奋的样子，我很想告诉她，其实我们这次的任务仅仅是在重要的景点开展巡逻工作，但这也确实体现出了当地华人对于祖国国力逐渐强大的一种期待。虽然此次联巡只是一次试水，但或许这正是国际警务模式的一个新开端呢。
在参加完米兰省行政厅举行的中意警察联合巡逻新闻发布会后，我们马上前往米兰的著名景点多莫大教堂开展巡逻工作。这座于1386年开工建造的大教堂，历经五个世纪于1897年才完工。拿破仑曾于1805年在这里举行加冕仪式，如今多莫大教堂已成为了米兰的象征，也是整个米兰市的中心。
在多莫大教堂旁，我们见到了与我们一起开展巡逻工作的两位意大利宪兵。其中一个竟然是华人，据这位名叫雅各布的“90后”宪兵介绍，他父母都是温州人，他出生在意大利，服完兵役后就加入了宪兵部队。据他说，在米兰的宪兵部队里一共有三个亚裔，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中国台湾人和一个越南人，考虑到这次要与中国警察一起巡逻，上级部门专门抽调他来执行此次任务。又遇到老乡，我和舒健都很兴奋，就用普通话跟他攀谈，没想到雅各布却用磕磕巴巴的普通话回答我们，其实除了温州话，他只会意大利语。他还兴奋地告诉我们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可刚说了一个姓“林”之后就卡壳了，他只能尴尬地拿出手机，查了半天后告诉我们他叫“林如瑞”，于是在后面的联巡中我们一直称呼他为“小林”。另一位宪兵年龄略长，我们都叫他“警长”。于是我们便开始了当天的巡逻工作。总体而言，米兰的治安状况在意大利算好的，但平静的表面下，却也有着不少暗流在涌动。很快，我们就与意大利小偷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
和披萨一样闻名的意大利小偷
与我搭档的舒健是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皇岗站的队长，是有着丰富国际执法合作经验的“老法师”。2002年，他曾参加东帝汶的维和行动，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维和警察。虽然他不会说意大利语，但凭借一口流利的英语让他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迅速融入当地环境。
那天我们第一次巡逻到米兰中央火车站附近，舒健突然悄声对我说：“小撒，注意你‘两点钟’的方向。”我立即循着他指引我的方向看去，只见一名男子正鬼鬼祟祟地在摆弄一辆自行车的车锁。我立即用意大利语跟“小林”和“警长”进行了沟通，他们两人也很兴奋，因为前面一路上他们就说要抓一名小偷让我们看看，没想到这么快就有鱼自投罗网了。由于我们没有执法权，所以盘查的工作都由宪兵执行。“警长”走上前去拍了一下男子：“你在干什么？”男子回头看了一眼，镇定地说：“这是我自己的自行车，可是钥匙忘带了。”我在边上听着觉得好笑，竟然会用这么拙劣的借口。果然，宪兵从他随身携带的物品中发现了锯子、钳子、榔头等作案工具。原本以为这下人赃俱获了，不料男子大声说宪兵冤枉了他，并拿出了一个类似于执照的证件证明他就是这辆自行车的主人。“小林”在仔细核对了他的证件信息后，确认他的确是这辆自行车的主人，就对他的身份进行了登记备案后便放他走了。难道是我们判断错了？第一次出手就闹了乌龙，大家都觉得有些尴尬。这时边上的一位小店主跟我们说，那个人经常在这片偷自行车，只不过今天正好开的是他自己的自行车锁。看来我们的洞察力还是不错的，“小林”为了缓解刚才的尴尬，对我们说道：“其实在意大利小偷的活动还是很频繁的，主要是罗马尼亚人、吉卜赛人，还有北非地区的一些非洲人或者难民。”意大利的小偷和这个国家的披萨一样在世界闻名，可为什么这么多年总是屡禁不止依然这么猖獗呢？我好奇地问道，“小林”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地说，“这个……我也不太清楚。”还是一旁经验丰富的“警长”给出了答案，他说因为意大利司法程序与体制的关系，警察抓到违法对象都要报告检察官，检察官同意之后由法院审理判决。然而法院考虑到羁押期间要供吃供住，司法程序时间较长，对于案值不大的违法嫌疑人，一般也就不深究，结果没过几天可能就把人放了，而这样的情况要被抓获十多次才会判刑，这可能就是小偷猖獗的根本原因。
我们继续往前走着，这时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跑到我们跟前，打量了我一番，有些羞涩地问道：“你是不是来自国内的撒一鸣？”我看着这陌生的姑娘，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对方，这时姑娘笑了，“你们最近成明星啦，报纸、广播和网上都是你们的新闻。昨天你们还在罗马，没想到今天就在米兰街头碰到你们了。能不能一起拍张合影？”原来如此，从前一直在电视上看到明星的我，没想到到了国外自己也成“明星”了。合完影后姑娘又主动介绍自己是温州人，目前被派驻在当地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一听到“温州”两个字，我马上拍了拍身边的“小林”，对姑娘说道：“巧了，这小伙子还是你的老乡呢。”姑娘一下子瞪大了眼睛，或许她也是第一次遇到能说一口温州话的意大利宪兵吧。两个年轻人很快就搭上了话，我开玩笑说：“小林，要不你留下，我们仨继续巡逻。”“小林”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与姑娘互相加了微信，继续我们的联巡工作。
“民以食为天”的意大利人
在米兰期间，我和舒健被安排住在宪兵的一个兵站里。说是“兵站”，其实是一座酒店式公寓。这座大楼一半对外营业，一半由宪兵部门租下来作为单身公寓。因为很多宪兵来自意大利南部，按照规定，他们只要服役满六年就可以申请调回南部。由于南部的物价水平只有北部的四分之一，所以绝大部分的南方人都会在六年服役期满后回老家去，而在此期间，他们可以住在部队提供的公寓里。像和我们一起巡逻的“小林”，他的父母已经回到了国内，他在意大利没有住房，就每天住在公寓里，也落得个逍遥自在。
兵站除了提供住宿外，还有每顿三欧元的午晚餐，以意大利面和披萨这两样传统食品为主。意大利人对于这两样美食的热爱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你可能无法想象他们是如何将面条做出数百种形态的。意大利的食堂大妈也非常好客，每次看到我都给我额外加一大勺菜，令我常常担心回家后腰围增加一圈。不过不少意大利人似乎并不在乎这些，有一个经常同我们一起吃饭的宪兵小伙子，20多岁却有着近三尺的腰围，还依然每天满不在乎地吃着放满奶酪的披萨饼。中国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遥远的国家，可是他却对中国文化充满了向往，有一天吃饭时他跟我和舒健说，自己最崇拜的人是关公。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听来的关公故事，但就冲着他的这份热情，我把从国内带来的一个关公皮影纪念品送给了他。小伙子欣喜若狂，表示一定回家挂在最显眼的位置。
意大利人对于美食是如此热爱，以至于产生了许多关于他们的笑话，其中有一则是这么说的：“‘二战’时期德军在沙漠中接收到意大利某支部队的救援请求，于是派出了一个中队的兵力前往救援。当他们千辛万苦与友军会合时，却惊奇地发现意大利人正在用宝贵的水煮通心粉……”笑话归笑话，但意大利人对于美食却是认真的，所以他们对于食品卫生情况也特别负责。在一天的巡逻中，我们跟随“小林”和“警长”对一家意大利酒吧进行了突击检查。意大利宪兵可以检查食品卫生情况、有没有偷税漏税、店员劳工资质、餐饮业配套执照、消防安全以及治安防范隐患，这可比中国警察检查的范围多得多。而且一旦宪兵发现了问题，他们的结论就具有权威性，法院可以直接予以采纳，不用旁证，只要再对店长做完笔录记录下来就可以做出相应处罚，最后只需有关部门批准处罚决定即可生效。看来，这“舌尖上的意大利”背后也离不开意大利警察们的一份功劳啊。
男模范儿的便衣队队长
第二周与我们搭档巡逻的是意大利的国家警察。如果说意大利宪兵类似于我们国家的武警，那么国家警察的职责和行事风格则更接近于公安。当我们的搭档史蒂芬诺和卢卡站到我们面前时，我的心里不由得感叹，这意大利男人怎么长得都跟男模特儿似的。史蒂芬诺从警16年，是多莫大教堂地铁站派出所的便衣队队长，在这个岗位上已经有10年的工作经验了。他平时很少穿制服，大部分时间都上身一件西装，下面穿一条牛仔裤。如果在街上遇见，我一定会认为他是哪位刚刚从摄影棚走出的模特儿，毕竟在米兰这个“时尚之都”，街头遇上模特儿的概率实在是太高了。但是这次为了配合我们工作，史蒂芬诺特意把压在箱底近10年的警服翻了出来穿上，以至于很多人见到他都大跌眼镜，纷纷跟他开玩笑说：“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啦，你怎么穿制服了？”而个头儿稍矮的卢卡和“小林”的情况有点儿像，也是一个“90后”，父母都在美国当医生，13岁才回到意大利生活。刚刚参加工作没多久的他一直在指挥中心工作。所以这次能有机会参加外勤，他显得很兴奋。
与宪兵有着固定的巡逻路线不同，国家警察的巡逻路线就相对自由些。史蒂芬诺平时的工作是带领小分队在地铁里打击盗窃、猥亵妇女（“咸猪手”）之类的犯罪行为。不过由于这次他身着警服，所以不太容易开展工作。当我们巡逻至“CADORNA FN”站时，突然发现两名形迹可疑的人员。与一般乘客不同，他们在车辆到站后迅速靠近车门，但是却不上车，看上去就是在选择下手目标。于是我们就分散躲在10米外的掩体后进行观察，或许这两人都是新手，也或许是技术水平实在太差，尝试了几次后均未得手，便乘车离开了该站。失望之余，我们继续在地铁里开展巡逻工作。不想当我们巡逻至多莫大教堂商业街时又发现了这两个“笨贼”的踪迹，史蒂芬诺很想给中国同行们露一手，于是大家纷纷摩拳擦掌，一路跟踪想抓个现行。但一路上行人的警惕性都很高，两人始终没找到下手的机会。到最后史蒂芬诺终于失去了耐心，上前去对两人进行了一番盘查。一看警察盯上了自己，这两个“笨贼”很快就心虚地离开了。“对小偷进行震慑也是我们的工作之一，”史蒂芬诺对我们说道，“让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警察就在盯着他们。”
在米兰斯福尔城堡附近，我们看到一群非洲裔移民，他们手中拿着不同颜色的手绳在四处徘徊。史蒂芬诺告诉我们，他们通常会以系免费的“祝福手绳”为名强行为游客戴上，然后蹿出几个彪形大汉，凶神恶煞地恐吓道，手绳是免费的，但是人工费却是必须要给的，通常是一人100欧元到1000欧元不等。他们的对象往往是落单的中国游客，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人通常习惯携带较多的现金。说完史蒂芬诺转向我们，笑着说：“你们身上是不是也有不少现金？”“还真让你说对了。”说完舒健从上衣左侧的口袋里掏出几张纸币，“现在遭到信用卡诈骗的情况也很多，不少中国游客又是上了年纪的，相比于信用卡，他们往往更加相信现金。不过，其实他们也可以像我一样，”舒健拍了拍右侧的口袋，又拍了拍裤子口袋，“把现金分散放在几个地方，那么即使遇到了小偷，也能尽量把损失减少。这在我们中国叫作‘狡兔三窟’。”史蒂芬诺和卢卡被他幽默的语言逗得哈哈直乐。
既是警察，又是修理工
史蒂芬诺是一个风趣的人，这或许也与他的工作性质有关。一路上总有形形色色的人跟他打招呼，而这些人不少就是给他提供线索的“眼线”。他有时会一脸坏笑地对我们说：“想不想看看米兰模特儿最集中的地方？”可把我们带到运河区时却又一本正经地向我们介绍起运河的历史。因为他的陪伴，让我们的联巡路上始终充满着笑声。
最后一天，史蒂芬诺有些神秘地对我和舒健说：“今天我带你们去看一个最近和你们在米兰一样有名的明星。”我们有些摸不着头脑，名模？球星？演员？他开着警车带我们来到一个汽车修理厂。这样的地方会有什么明星？正当我们摸不着头脑时，史蒂芬诺指着一辆警车对我们说：“看，这就是我说的明星。”说着他又拿出手机给我们看一条新闻，原来就在我们到达米兰的当天，这辆警车因为赶着执行任务结果被卡在两辆有轨电车中间，于是当天报纸上头版是我们巡逻的照片，第二版就是这辆可怜的警车。“嘿，安德鲁，手艺不错啊。”史蒂芬诺高喊着，跟不远处的一位大叔打招呼。这位被称为“安德鲁”的大叔走过来，史蒂芬诺向他介绍了我们，他的脸上瞬间就出现了敬佩的表情，他跷起大拇指对我们说道：“中国是个美丽的国家，有机会我一定要去一次。”从安德鲁的自我介绍中我们知道，他的身份其实也是警察，因为有汽车维修的一技之长，所以担任“技术型警察”。平时警车的维修都由警方自己完成，如果有需要的零配件，就打报告给内政部，由政府出资采购再发放到各个警察车辆维修营地。在意大利，警车享有绝对的权威，在执行警务工作中可以根据情况随意借道，即使道路状况再拥堵，民众只要一听到警笛都会主动为其让道，让警车在最短时间内赶到现场。当然有时也会发生像这辆倒霉警车一样的事件，不过经过安德鲁的妙手回春，这辆车又可以重新投入使用了。而那位司机则只须接受一下内部调查，确认当时的确在执行公务，自己掏腰包赔偿200欧元即可，不会再受到其他处分。
14天的联巡工作很快就画上了句号。离开米兰的这天，天空下着小雨。我坐在回罗马的火车上，贪婪地望着窗外的景色，希望能多带回一些亚平宁半岛的风景。心中有些惆怅，与史蒂芬诺、卢卡他们道别的时候，一如当年我与摩德纳的小伙伴们告别时的心境一样。但似乎又有些不同，我清楚地知道这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脑海里又回想起刚到米兰时华侨周女士对我们那期待的眼神，或许只有在今天，我们中国警察也能在异国的土地上为自己的同胞提供帮助，这是一种荣耀，更是一份使命。
或许，这真的只是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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