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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纪实文学卷——追捕始于新婚之夜(九)

来源:群众出版社 作者:一合

目录

追捕始于新婚之夜 / 李迪

燃烧之后的爱情 / 郭群

善与恶的较量十九年 / 李动

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全揭秘

——公安部“清网行动”系列报道之一 / 安轩

嘉宾与逃犯

——追捕走进电视相亲节目的凶手 / 张楚

忠诚挚爱青春如歌

——追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消防支队武川县消防中队攻坚班班长张旭 / 康立文

跨越太平洋的追捕

——中美警方联合摧毁全球最大中文色情网站纪实 / 闻朔

守护你,到你静静离去 / 沈雪

石玉之恋 / 一合

平民警官马长林 / 郑天枝

汪雪艳——废墟之上的中国形象 / 仇恒泉

 

石玉之恋

顾瑛当兵之前,就认识了每天从他家门前经过的黄玉珍,不仅为之倾倒,而且还为她改了名字。他原来的名字叫“鹰”,雄鹰的“鹰”。现在雄鹰不再是追求的目标,美玉才是。要选一个跟玉靠得最近的字。翻字典:“瑛,一种酷似美玉的石头。”就是它了:顾瑛。她是玉,我是瑛;她是美玉,我是石头。黄玉珍作为一块美玉,雅致而高贵,可是又最怕被玷污、被损害,不正需要他这样一块石头的保护吗?

其实顾瑛改名字的时候,黄玉珍还不认识他,只是听她同学、顾瑛的妹妹说:“顾瑛在江心沙农场劳动,熄灯号一吹,他就跑到野外,杆子上挂一盏马灯照亮儿,脚上穿一双长筒雨靴防蚊,开始夜读。”也许就是这个夜读者的形象征服了她,相恋八年,终成眷属。

后来,顾瑛当了警察,他所爱恋的不再仅仅是黄玉珍,还有他的辖区百姓。

一个伟大的旋律时常会在他身边轰然响起:“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这是顾瑛一生不变的手机铃声。因为他时常要面对最无助、最悲伤的人群,他要为他们讨还公道,扫去阴霾,确保一方平安。

“家鸟、野鸟和候鸟”

2010年7月20日,江苏省南通市发生了一起命案,那时离顾瑛走完生命的全程还有三十七天。

南通市公安局向世人宣布:命案必破。之所以敢这么宣布,固然显示了当地政府和公安局领导班子决心之大,但也有很大成分是因为刑警支队“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战斗的刑警队”是国务院授予的光荣称号。而顾瑛正是南通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是打造这一品牌的主要领导之一。

那天晚上,陈美端穿着一件吊带短裙——她所谓的工作服,坐在玻璃门后。她用胳膊肘支着沙发扶手,用手背托着下巴颏,神情疲惫而慵懒。实际上,她内心的渴望和激情并没有因为夜深而减弱。她双眼透过窗户,捕捉着每一个潜在的服务对象。她是很有魅力的,就像她这足疗店的店名“冰雪佳人”一样,在这炎热的夏季,吸引着饥渴男人的目光。

有三个打工者来到店里。在前厅说笑一会儿之后,陈美端就把其中一个领进了里面的按摩间,做足疗和敲背。这三人走后,已经是10点多了。无人光顾,她便上网与朋友聊天。到11点又来了客人,她便忙了起来。中间有人给她打电话,她都没顾得上接。客人走后,她才把电话打过去,问什么事。朋友邀她去玩。她说我要休息了。其实她哪里顾得上休息,她还要打捞最后一批夜行客,做成自己的生意。所以直到午夜,隔壁浴室的一个看门老头还看到有一个年轻人坐在沙发上,一边吸烟,一边跟她聊天。

第二天早晨,还是这个老头,见她店门没关,大感意外,进去一看,她已经倒在血泊中了。

这是南通市港闸区的地面。接到市局110指挥中心指令,港闸区公安分局领导立即赶赴现场,同时报告刑警支队长顾瑛。顾瑛十分钟就赶到了,随后跟来的是他的技术团队。

南通市公安局副局长吴忠灿也赶到了现场。吴副局长个子不高,虽然年近半百,但长着一张娃娃脸,显得很年轻。他刚刚接手主管刑侦工作,就碰上这种案子,有些突然,就对顾瑛说:“老顾,你在前边拿主意,我在后边给你做坚强后盾,这个案子一定攻下来!”

顾瑛理解他的心情,沉稳地说:“吴局长,你放心,没问题!”

“你放心,没问题”。这是顾瑛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每发生一起命案,他就是这六个字。每当命案发生,大家都会不由自主地紧张,他却总是告诉领导说“你放心,没问题”。难道他就真的不紧张吗?

其实顾瑛比谁都紧张,都放心不下。命案不破,来自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压力他可以顶住,但因为这个命案不破而导致下一起命案出现的可能性他扛不住。他为此提心吊胆,紧张万分,放心不下。这种担心和关切注入了他的每一个细胞,钳住了他的每一根神经,调动着他的智慧,使他进入了一种临战的紧张和亢奋状态。

现场勘查车停在路边,从上面下来了法医专业和痕迹专业若干位技术人员。大家快速“三套一罩”,即戴上脚套、手套、头套和口罩,踩着二十厘米宽、一米长的铝合金通行踏板进入室内现场。分局摄影师朱德华从各个角度录像、拍照,记录下原始现场。法医阚卫军观察尸体姿态和血迹分布,然后给陈美端量体温——应该叫尸温。尸温与正常体温相差无几,这是因为夏天温度高。如果是冬天,那就会每小时下降一度。而现在一共才下降了一两度,不足以判定死亡时间。所以又把尸体翻过来,从俯卧变成仰卧,观察腹部挤压处血液沉积留下斑块的颜色,试图以此判断死亡时间。死者腹部被捅一刀,阚法医量刀口的深度。陈小坤法医则在寻找伤痕,刚才看到头部和背部的棍击伤,现在又看到了刀伤。痕迹专业的王浩波用镊子从尸体上取下皮屑、毛发等生物检材,又将陈美端的双手用物证袋套上,扎好,因为指甲里很可能留下案犯的皮屑。

顾瑛有绝对的耐心等待技术人员得出结论,因为那是科学,是破案的依据,来不得半点儿急躁和毛糙。他绝不会站在法医身后盯着问,这人是怎么死的?致命伤在哪里?那种做法是最讨人嫌的。可是当现场勘查结束,大家心里有了谱,顾瑛再走过来听意见,共同给犯罪分子画像时,气氛就不同了。两个法医的判断是木棍击中头部,颅骨破裂,脑出血致死。刀伤则要轻得多,从刀柄接触表皮到刀尖抵达胃壁,只有八厘米长,不能致命。痕迹勘查认为,行凶中有打斗,地板和墙壁上的线形血痕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杀小姐的案件侦破比较困难。就全国来讲,在未破命案中,这类案件占一半以上。来到现场的港闸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徐浩从一开始就板着脸,忧心忡忡,这命案要是破不了怎么交代?七个年头命案全破的纪录,难道要在自己这里终结?他和民警们不由得把目光投向了顾瑛。

大家的担忧,顾瑛何尝没有?但他不能表现出来。因为在这里他是权威,他是领导。顺序必须是这样:先权威,后领导。如果放在过去,他是理所当然要先领导,后权威。现在不同了,他已经五十七岁了,这是一个“退二线”的年龄。谁都知道,他这个支队长已经干到头了,什么时候被新人取而代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所以此时他还能够站在这里指挥,首先凭的是个人权威,其次才是领导职务。他并不感到沮丧,因为这反而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不是凭领导职务在吃饭,而是凭能力在吃饭。

顾瑛看到民警们的目光齐刷刷转向自己,表示了毫无保留的信赖,他心里便被一股暖流淹没了。那齐刷刷的目光里没有一点儿犹豫,没有一点儿勉强,也没有一点儿程式化,是那么的纯净,那么的透彻,充满了对自己的认可和尊重。这是多么可贵的信赖和真情!一个人能混到这个份儿上,知足了。

当此之时,他能把自己的担心和忧虑表现出来吗?不能。作为一个领导,一个即将退二线的领导,他更应该挺住,为荣誉而战,为尊严而战,为站好最后一班岗而战。这种强烈的责任感,使他立刻进入了一种良好的临战状态。刚才勘查现场和听汇报,他也在分析和思考,但总有些支离破碎。现在随着临战状态的出现,亢奋的大脑把原来杂乱无章的东西理出了头绪,分析、判断、推理、结论,水到渠成。他脱口而出:“犯罪嫌疑人可以从三种鸟里选择,家鸟、野鸟和候鸟。”

很新鲜的开场白。

顾瑛接着说:“‘家鸟’是指有密切关系的熟人,矛盾激化而杀人;‘野鸟’是指住在附近的无业游民,见财起意而杀人;‘候鸟’则是指偶然经过的歹徒,入室盗窃杀人。依我看,在这起案子里,‘家鸟’的可能性不大,‘野鸟’的可能性最大,‘候鸟’的可能性最小。”

港闸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徐浩迫不及待地问:“为什么说‘野鸟’的可能性最大?”

顾瑛却反问:“你们说木棍是怎么来的?”

有负责走访群众的侦查员回答说:“过去店里没有看到过这根木棍。”

顾瑛说:“这就可能是案犯从就近住处带来的,或者从什么地方拾来的。而远来的人要作案绝不会用这种工具,携带不便。”

徐浩问:“如果是熟人呢?”

“熟人也很有可能带这样一根木棍,但他就不会大摇大摆地进店了。他会趁主人不备,如主人睡觉时,设法潜入,一棍致命。可是现场勘查表明,二人有过长时间打斗,这就是说,行凶之前有过见面和交谈,然后或见财起意,或因嫖资纠纷引发杀人。要证明这根木棍是案犯带来的,而不是店里的,仅有陈美端朋友的陈述还不够。如果是陈美端自己用的,比如搅拌足疗药,她朋友也许看不到。所以必须把棍子送化验室化验。”

有人问:“捅人的那把刀子难道不是‘候鸟’可以随身携带的吗?”

顾瑛没有忙着回答。他把目光投向了阚卫军,这是他的爱将之一:“这个问题就请阚法医来回答吧!”

阚法医气定神闲,从容自信地说:“是的,‘候鸟’可以带这把刀子,但这把刀子杀不了人。刀口很窄,单侧划伤,证明不是双刃匕首,而是单刃水果刀。‘候鸟’带一把水果刀很自然,但带一把水果刀杀人却不合理。”

阚卫军的表现使顾瑛十分满意,这就是人才的作用,只有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才能保证命案全破,还大家安全感。否则多么好的愿望也是空想。为了兑现“警为石,民为玉”这个美好的承诺,他不仅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智慧,还要充分发挥广大民警的聪明才智。

“7·20”案是顾瑛经办的最后一个大案,这个案子陪伴着他走完了生命的最后旅程。为了延迟这个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最后时刻,让我们离开“7·20”案,顺着顾瑛走来的路返回去,寻觅他踏过的足迹吧!

杀害一个老百姓,等于割他身上一块肉

就南通市公安局来说,顾瑛只不过是一员出色战将,他并不是局领导班子成员。可是侦破每起命案,都能全局出动,政府支持,社会协助,全民动员。所以然者何?秦剑平之故也。作为南通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他,知道顾瑛这种人是可遇不可求的,秦剑平局长把刑警这一块阵地交给他,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可是他偏偏放不下心。他想得太多了。南通刑警过去在原支队长郭锦孝的带领下就有过年度命案全破的纪录。2002年顾瑛接手,能不能再创佳绩,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是秦局长很有智慧。他不会一猛子扎到刑警支队去指手画脚,他给予顾瑛施展才华的充分空间。他的着眼点是如何优化警务运行机制,打、防、管、控的相互衔接,条块、警种、专业的互为支撑,整合机关职能,加强基础建设,建立信息共享……如果把公安局比作一台电脑,他就是给电脑装配软件的工程师,你也许不知道他到底装了什么软件,但你感觉到电脑好用了,功能多,速度快,效率高。

顾瑛对此感受颇深,破案得到各方面支持的力度更大了,调兵遣将更加得心应手了,信息传递更快,警种协作更好,破案率明显提高。

2004年5月19日凌晨,启东市汇龙镇中群村民宅起火,烧死两人,这是重大命案。不仅顾瑛和当时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姜建宁及时赶赴现场,秦剑平也来了。两具尸体被烧成焦炭,但女尸身上仍能看到多处刀痕,男尸却没有刀伤。一个判断产生了:丈夫杀死妻子,然后自焚。消防队员已根据火势确认有汽油助燃。果真如此,应该说对公安局是有利的,因为案件已经不攻自破了,剩下的就是收集这方面的证据。

三位领导没有轻易表态。现场一片沉默。

顾瑛开口提了一个问题:“凶器在哪里?”

启东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平说:“没有找到。家里的菜刀没有砍人痕迹。”

这时顾瑛看了一眼法医陈小坤,小坤立刻回答:“女的头部被他人砍三刀,背部砍十六刀,双臂有抵抗伤,表明案发时有搏斗。男的看不见任何伤痕。对,我知道您是想问,是用什么刀砍的。不像是菜刀,也许是柴刀。从烧焦了的创口形状看,是一把有些分量的刀。”

顾瑛分析说:“不是菜刀,是一把特殊的刀,而且不在现场,说明第三者作案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是杀妻自焚,凶器必然丢在现场,不会转移。现在凶器没有了。这只能说明,不是杀妻自焚。”

那么,男的是怎么死的?现场还留下了什么痕迹?难道一场大火把什么都烧光了吗?

“哎,小耿,这可是你们痕迹专业大显身手的时候了。”顾瑛对痕迹专业室主任耿卫华说。

这时,耿卫华正在指挥南通和启东两级技术人员蹲在地上扒拉着满屋的瓦砾和灰烬,然后放进筛子里筛,把灰烬筛出去,把物品残骸留下来。但残骸上还会有什么痕迹,只看到几把钥匙、烧坏的手机、衣服残片、鞋底等,也算是物证吧。“呼呼”地这样筛,闹得烟尘满屋,有点儿不卫生。民警们就把所有东西都用畚箕端到水池旁,用水漂洗,然后把木屑捞掉,把沉下去的东西洗干净,拿出来,一件一件摆好。全是金属元件,电视机的,手机的,还有首饰。他们想找到烧掉的现金的防伪条,没有成功。

秦局长觉得这时候应该给大家减压,就说:“这只是刚开始,哪有那么容易破案的?我来了不是督战,是看大家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好及时给大家解决。大家要放松,放松才能出思路。尸体炭化不好辨认伤情,但并不等于不能辨认。需要请省里和上海的专家,我负责。”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看到顾瑛一直在埋头做记录,还不时扬起脸来看着自己,显得对领导的指示非常重视。他就怀疑,他这是不是在做样子。平时他可不是个很会来事的人,局里召开的各单位一把手会议,他经常借故不参加,并公然宣称,最讨厌开会和坐办公室。他平时不修边幅,穿得邋邋遢遢,警容风纪绝对不合格。可是想不到,就是这么一个不懂官场、不会作秀的家伙,竟然认真记自己的“指示”。

其实他还是不太了解顾瑛。顾瑛对他所钟爱的事物,把命搭上都在所不惜。比如对黄玉珍,一见钟情,矢志不移,花容月貌唯玉珍,天下美女无颜色。比如对老百姓,那种发自内心的深情与呵护,好像是与生俱来的一般。他有一种朴实的百姓情结,杀害一个老百姓,等于割他身上一块肉。

对爱人、对群众这种深厚的爱应该是非常可贵的,可是对顶头上司也这样,就未免有媚上之嫌。对此顾瑛有自己的解释。他套用“无情未必真豪杰”这句话,来了一句“抗上未必真英雄”。说他不懂官场,其实他也很懂,只是无暇无心顾及罢了。他读了那么多古书,这个能不明白?但是他从不去做。对于秦局长这个直接上级,他认为必须搞好关系。不图别的,只图有利于工作,有利于保百姓的平安。有了这个指导思想,自然就有了对秦局长的尊重。而且他也确实佩服秦剑平。他当支队长一年之后,秦剑平才从泰州市调过来,又一年之后,到这次案发,前后对照,他看出秦局的特点,含而不露,干工作有大将风度,很有水平。于是秦局长就成了顾瑛用心对待的对象。顾瑛对所有用心对待的对象都是一丝不苟的。命案的现场勘查是,大面积排查是,读书是,自学是,黄玉珍是,老百姓是,秦剑平也是。

现在,面对复杂的案情,顾瑛感到压力很大。秦局长安慰他说:“别有负担,这不姜局也在这儿嘛,加上我,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大家共同担着。”

顾瑛从笔记本里拿出一幅照片,递给秦局长。秦剑平接过一看,是两个青年男女的半身合影。男的面善帅气,女的美丽温柔。顿时他意识到什么,身子一颤。顾瑛说:“这就是受害者,男的叫陈鹤飞,女的叫李永娟。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停了一会儿,他接着汇报,“陈鹤飞在其大哥陈学飞开办的台角空调设备厂任经理,李永娟也在那个厂上班。两人结婚七年,因生育方面问题无小孩,但感情一直很好。”

再往下,汇报就不像汇报了,好像在说自己家里的事。中午嫂子给李永娟过生日,但他讲述时一直省去了“李永娟”,而说成给妹妹过生日。“还给妹妹买了一双皮凉鞋。”他说,“下班后夫妻去超市买了菜,丈夫把菜送到父母家,她高高兴兴地回自己家。她到家干什么?可能会试穿那双漂亮的红色皮凉鞋,然后小心地放在床底下,打算明天穿给丈夫看。可是哪还有明天!”

秦剑平感到很惊奇,还不到半天时间,顾瑛就掌握了这么多情况。更使他感动的是,这位在办案中一贯周密严谨、客观冷静的支队长,居然对受害人这么关注和同情,这么投入感情,甚至把自己想象成了受害者的亲人!

顾瑛接着说:“晚上两口子跟姐姐、姐夫和侄女在父母家吃了饭,欢天喜地回来,丈夫和姐夫在后面各推自己的摩托车走,她在前面走。两辆摩托都放在一楼,然后夫妻上楼,姐夫回岳母家。悲剧就在夜里发生了。”

压榨出来的能量

“想不到凶手这么狡猾!”在痕迹上一无所获的耿卫华气愤地说。

顾瑛说:“再来一遍!我知道已经是第三遍了。再来!再来!用多波段光源仔细查看。”

小耿提着这种仪器到处找,最后在楼梯扶手上发现了手套印。虽然不是手印,也是有价值的。又在楼门口外发现一只蓝色拖鞋。幸亏它在门口外边,如果在门口里边就被烧没了。在楼房外面的小葱地里还找到一把开这家门的钥匙。

经过一番讨论,顾瑛初步判断:“作案者有这家的钥匙。也许找到的那把就是他慌忙中丢掉的。打开楼门,换拖鞋,戴手套上楼,进入室内。根据尸体位置,男的躺在席梦思的钢丝网上,证明他没动地方就被砍死了。是的,至今我们还没有在男尸上发现伤痕,但并不等于没有致命伤。我们的法医还在努力,很快就会有结果。女的趴在地上,证明她下床想跑,但经过一番搏斗之后也被杀害了。然后凶犯用带来的汽油点火焚尸。”

这个分析不错,合乎逻辑,但是哪里去找这个人呢?没有指纹,没有脚印,没有血迹,没有毛发、纤维。不能运用这些信息去找,只有先在熟人、近邻中展开排查,范围逐渐向外扩大。顾瑛判断,能有这家钥匙的人,肯定远不了。而且罪犯知道戴手套、换拖鞋作案,并放火烧毁现场,表明计划周全,蓄谋已久,并有一定生活阅历和反侦查能力。另外,手段残忍,应是抢劫杀人或报复杀人。

既然有可能是近邻作案,那就看看他们救火的表现吧!

经排查,发现了三个重点嫌疑对象。

死者小叔。五十多岁,平时跟死者有矛盾。第一个发现着火,喊人来救。他为什么这样积极?是否欲盖弥彰?

刑满释放者。刚刚从监狱出来,没有出来救火,说明做贼心虚。本来正在办身份证,案发以后没有来取,不见了。

捕鱼者。就住隔壁,却第十一个出来救火,只穿着裤衩跑出来。是否作案后处理血衣物证,来不及马上出来救火?

不久,把前两个排除了,只剩下一个捕鱼者,虽然疑点不少,但没发现可靠证据。难道也要排除吗?

发案地启东市就是顾瑛的老家。三年困难时期,父母响应国家号召,“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便让姥姥带着三个女儿回了老家,身边只留下一个宝贝疙瘩顾瑛。但顾瑛一到假期便回老家找姐姐、妹妹玩,找家乡的许多小朋友玩,自己充当他们的保护神。陈鹤飞和李永娟不就是那时候玩大的小朋友吗?不就是自己的小弟弟、小妹妹吗?一想到妹妹顾绮像条小尾巴似的跟在自己身后,就联想到李永娟也会这样,他心里便涌起一股无限的爱意。一定要为她报仇!

是的,报仇。狭隘吗?感情用事吗?不,这是人性的自然流露。正是这份柔情和爱意,磨砺了他惩恶扬善的钢铁般的意志,打造出一个坚忍不拔、无坚不摧的铮铮硬汉。

像顾瑛这样的硬汉,这里还有一位,他就是南通市公安局副局长姜建宁。这位主管刑侦的副局长从部队到公安,屡创佳绩,但现在却同顾瑛一起,备受煎熬之苦。

造了这么大声势,上了这么多警力,政府支持,社会关注,上下一心,命案必破,你除了尽快拿下,还有别的退路吗?民警们分队编组,包片包村,串街入户,填表格,摸情况,问过来,问过去,一遍,两遍,三遍……开始群众积极配合,热情很高,以为警察布下了天罗地网,犯罪分子很快就会被抓获。可是过了一个多月快两个月了,还没有找到目标,还在挨家挨户地盘问,排查还有完没完?大家有些失去信心了。

再去找,老百姓就不配合了,对警察的能力表示怀疑:破不了,还找我们干什么?连口水都不给喝。大家心里别提多憋气了。但警察没有退路。姜副局长知道,秦局长虽然不断给大家减压,但命案不破,他自己的压力肯定是最大的,两条人命,怎么向市委、市政府交代?怎么向全市人民交代?作为副市长的他又怎么面对命案全破的目标?从秦局长的目光中,他看到的不仅是领导的期望,更看到了一种兄弟般的信任。他必须同顾瑛一起,忍受煎熬,苦中求胜,闯过这道难关。

民警的情绪也处于低潮,姜建宁四次带来“红双喜”香烟犒劳大家,预祝破案成功。民警们说:“姜局,你就多准备点儿‘红双喜’吧!案子一年不破,我们保证盯它一年。”

姜建宁说:“谢谢大家!我保证满足供应。”他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顾瑛说:“用不着,你再准备一个月的供应量就够了。”顾瑛从来不说空话,现在却给出了一个时间表,大家眼前一亮。

姜局长兴奋地问:“秦局长请的专家发现线索了?”

“不用秦局长请专家。阚卫军就是专家!”顾瑛盯着年轻法医,底气十足。

阚卫军再一次被震动,智慧之门再一次被开启。他终于在炭化的男尸颈椎上发现了三道刀痕。

顾瑛把现场发现的那只拖鞋交给了贾东涛和朱丽娟。贾东涛在拖鞋上画了个圆圈就放下了,犹豫不决地说:“要不你先做吧!”

朱丽娟说:“你重要,你先做。找到DNA,就能找到案犯了。化验拖鞋有无汽油,只能证明穿拖鞋的人到过现场,而不能找到这个人。”

贾东涛沉默了。他是个话不多的人。但朱丽娟看出,这可不仅仅是话多不多的问题,可能是信心不足。穿一下鞋就能留下DNA吗?而且拖鞋又不是固定一个人穿。顾瑛可给他出了个大难题。

顾瑛鼓励他说:“不要怕,错了算我的,对了又是一个突破。”

于是贾东涛不再叹气,穿着拖鞋在屋里走,做各种姿势的模拟实验,均有细胞脱落,穿着袜子也行,细胞可以二次转移。贾东涛终于从拖鞋检材上做出了三个人的DNA混合图谱,郝金山的遗传基因信息就包含在其中。

郝金山是第十一个出来救火的捕鱼者。早就询问过多次,没有破绽。救火起得晚,是因为前半夜捉黄鳝,后半夜睡得沉,没有听见响动。变换各种询问方式,涉及砍柴刀、汽油桶、细纱手套、蓝色拖鞋、钥匙等,以观察他的神态表情。他没有表情,无动于衷。又套住食指和无名指,测皮肤的电阻;把传感器绑在胸前,测呼吸、心跳、血压。测的时候,不断地问话:“你跟某某有仇吗?”在很多“某某”中,突然加进一个陈鹤飞。他都是一样的回答:“没有。”皮肤电阻不变,呼吸、心跳、血压正常。测谎这一关,他也顺利通过。警方对他毫无办法,他就请假回老家收麦子去了——毕竟不能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啊。

当顾瑛把成功提取DNA和发现陈鹤飞颈上三道伤痕的突破向姜局长作了汇报之后,姜局长大大松了一口气:“我看可以把郝金山‘请’回来了。”

顾瑛说:“我还想清楚了一个问题:试探性询问和测谎之所以对他不起作用,是因为他根本就听不懂民警的南通话,有时说普通话他也听不懂。所以他对所有问题都无动于衷。”

姜局长说:“至于杀人动机,我认为也不见得有多么大的仇恨,小摩擦也能激化矛盾。最近两家关系不好,郝金山不再给陈家送鱼,陈家也不给他送菜了。”

顾瑛突然兴奋起来:“局长说得对!轻微小事,引发严重后果。咱们在走访中不是早就听说,有个妇女对郝金山说你家儿子像陈鹤飞吗?当时没有留意,现在经你一说,再联想到郝金山文化低,素质低,极有可能做蠢事,这句话也许就是杀人的导火索。他怀疑自己的妻子与陈鹤飞有染,于是便动了杀心。”

郝金山被押回来。三十多岁,瘦小枯干。启东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长黄兴华很威严地往他面前一坐,他心就慌了,但还强打精神:“说我犯罪,把证据拿出来!”

黄兴华也不说话,把那只蓝色拖鞋猛地甩在地上。他一见,脸就白了。他记得清清楚楚,杀人放火之后,他把拖鞋扔进火里了,怎么还有一只到警察手里了?

他努力静下心来,居然提出三个愚蠢的问题:“这个案件你们定的什么性质?是不是杀了人都要偿命?我现在交代算不算自首?”

至此,本案告破,时间果然没有超过顾瑛的预计。

“咚!咚!咚!”和“咚——咚——咚——”

顾瑛从受害人李永娟想到自己的妹妹顾绮,又从妹妹顾绮想到了妻子黄玉珍。玉珍和妹妹是同班同学,每天上学结伴而行。玉珍在楼下叫一声,顾绮就出去。虽然玉珍还不曾进过他家的门,但却已经走进他心里,赶也赶不走。

顾瑛改名的事,玉珍一点儿也不知道。因为当时顾瑛并没有引起玉珍的注意。顾瑛初中毕业后集体到江心沙农场劳动,1970年当了兵,回家探亲时正式见了一次面,但她还是觉得对他不了解。高中毕业,她和顾绮都回到老家各自所在的大队当党支部副书记。后来又同时调到一个公社,玉珍当公社团委书记,顾绮当公社妇联主任。顾瑛的许多“事迹”,就是在这期间不断从顾绮嘴里传到玉珍耳朵里的。什么穿着长筒雨靴夜读啦,什么没有书看就背字典啦,什么啃《资本论》啦,什么孝敬父母啦,什么助人为乐啦,等等。

正在这时候,一个考入大学的中学同学托驻地部队的某指导员向她发起了感情攻势,要跟她谈对象。这时她才感到顾瑛的重要,说:“我已经有了,是当兵的。”那人说:“小当兵的会有什么前途!”她坚决地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这是一个转折点,顾瑛一下子在她眼前亮了起来,他真是一块金子吗?好像还有点儿差距。以班长复员,在印染厂当了个工人。而她展翅高飞上了大学,南通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分到卫校当老师。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金子忽然闪光了。他送她到码头上轮船,去南京考试。说好第二天回来,结果没有回来,跟老师到苏州开药理学年会了。顾瑛以为出了什么意外,到处打电话,每天到码头去接。三天之后,她回来了。顾妈妈对她说:“我从来没见我儿子这么着急过。”

按说这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玉珍因此下了决心:结婚!

好像这件事一下子把顾瑛照亮了,通过这件事,使黄玉珍看到了顾瑛的执著和爱心。她想,人有了这两样,就绝不会是一个平庸者,更不会是一个坏人。

从江西医科大学进修回来后,这个医学世家的才女终于修成正果,进了南通医学院,先后担任生物系书记、人事处长,副研究员、研究员。而顾瑛也在1978年考入公安机关,从普通民警起步,派出所教导员、派出所所长、刑警大队大队长、分局副局长、副支队长、支队长,一步步走到了今天,也算继承了父业母业,因为二老都是公安。

结婚以后,他的执著和爱心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虽然只是初中毕业,但他读过很多书,南京大学法律专业的自学考试,他竟一门一门地通过了。黄玉珍本来想考研,但却为他做出了牺牲,照顾孩子,操持家务,还当他的陪读。晚上顾瑛泡脚,她在旁边拿着顾瑛自学考试的课本,让他背,检查背得对不对。

顾瑛的目标就是命案全破,但那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他带着七种慢性病坚守在岗位上。她经常打电话提醒他吃药,或委托别人监督他吃药。深夜听到“咚!咚!咚!”的上楼声,说明他还行,她心里高兴。听到“咚——咚——咚——”就知道他快坚持不住了,她马上开门出去搀扶他。

办案的时候,顾瑛经常需要得到妻子的帮助。每当这个时候,黄医生——南通市公安局的民警们都这样称呼黄玉珍,其实她没有当过医生,只是在南通大学医学院当过研究员、人事处长什么的——就非常高兴。从她给顾瑛当“陪读”时起,她就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顾瑛的生命之中,夫唱妇随,以他为圆心旋转。她从讨论案情中得到满足和快乐,认为那也是自己价值的体现。不是侦探,胜似侦探。

顾瑛深知亏欠妻子的太多,见妻子对破案感兴趣,所以就更加主动地跟她研讨案情。他还能给予妻子什么呢?帮着干家务办不到,陪着出去旅游办不到,照顾女儿办不到,甚至每天都回家也办不到。那么,他还是个称职的丈夫吗?不能为了老百姓那块大玉,就冷落了她这块珍贵的小玉。于是一起研讨案情,成了他弥补过失的一种手段。

2006年启东市发生“5·14”案件时,顾瑛曾问她:“Y基因不同的家族,DNA相同的概率是多少?”她马上去找南通大学生命科学院谭教授去问。谭教授查阅资料后准确告诉她:“五十万分之一。”

黄玉珍对这个案子一点儿也不陌生,因为它整整折磨了顾瑛六个月,成了顾瑛的一块心病。各种各样的人都分门别类地排查了,到底是谁杀害了启东市区汇龙镇的一个歌厅小姐叶雯雪?她是夜里被奸杀的,发现时赤身裸体,盖着被子。排查她的男友,有十几个。排查近期到歌厅跟她唱歌的人,有三十几个。她夜里下班回出租房,打不起的士,坐三轮车,三轮车夫也列入排查对象。现场有盛盒饭的盒子,顾瑛派人找到三十八家使用这种饭盒的饭店,询问那天买盒饭的人,不论男女,然后千方百计地找到他们,询问那天买了盒饭之后干什么去了。对和平路上的一个大排档进行了重点调查,因为那里距叶雯雪住的出租房只有二三里地,她很可能从那里买盒饭,被大排档周围的人盯上了,或者有人从这里买了盒饭带到她那里去吃。

还有什么人应该排查而没有排查?那天夜里,顾瑛忽然被一阵电话铃惊醒了。随着他的惊醒,玉珍也醒了,这也已经成为习惯。其实并没有电话铃响。他马上意识到那是做梦。回想刚才的梦,是叶雯雪没有手机,他就给配了一个,这样一查通讯记录,出来了一大批嫌疑人!可是自己却被想象中的电话铃声惊醒了。对,没有手机她就不能打电话了吗?他拉着妻子的手说:“查电话!查歌厅座机的电话。”玉珍知道他的意思,补充说:“还要查路边电话亭!”

附近路边所有电话亭都查了,5月14日当天,案发前打出的电话、打进的电话,都找到了接电话和打电话的人,共有一千多人。

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每当听到顾瑛“咚——咚——咚——”的上楼声,黄玉珍就知道那不仅是疲惫。这中间顾瑛又好几次接手别的案子,光笔记本就换了好几个。她常常翻看顾瑛的笔记本,关注这个案子,看到隔上十几页二十几页,就会出现“5·14”案件的记录。

在笔记本上,顾瑛写道:“叶雯雪,二十九岁,初中,自学大专。有虚荣心,寻找感情寄托。2003年离婚,有一个五岁男孩,由叶父母带。现场勘查情况:床上三件上衣,长绒套头衫,四色双层睡衣,枕下橙色长袖T恤。左腿下压着胸罩。枕头右下角压一把钥匙。红白两条短裤,白的在床下地上,红的在板凳上。尸体头顶西墙壁,被扼颈而死。全身裸露,脚穿袜子,袜底干净。从出租房位置看,虽偏僻,却视野开阔,加之受害人服饰鲜艳,身材修长,相貌姣好,容易成为被攻击目标。犯罪嫌疑人见色起意,连哄带骗,受害者半推半就,让凶手进了门。可能性较大的是隐蔽性很大的外地人或生人。”

现在翻回头看,这些白纸黑字记在笔记本上的推断是非常正确的。从这些记录中我们也能看出他对受害人的关切和同情,正是这种一贯的对“玉碎”的惋惜,才给予他追捕凶犯的感情上的动力,血债要用血来还,不能让凶手肆无忌惮地用暴力对付一个弱女子,像掐死一只小鸟一样杀害她,然后一走了之。

但如何找到这个“外地人或生人”可就难了。这时已经到了11月份,本地人、熟人、朋友、与叶雯雪发生性关系的人,都排查了,也都排除了,其DNA与现场精斑DNA不同。指挥部坚定不移地以汇龙镇和周边乡镇为中心,以进城打工和夜间游荡者为重点,以现场精斑为主要甄别依据,开展大规模全方位的排查,到11月中旬排出一万四千余人,抽血剔除三千余人后,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这一天,黄玉珍听到了“咚!咚!咚!”的上楼声。顾瑛进门就说:“一个姓黄的厨师嫌疑很大,案发后跑掉了。”

玉珍很替他高兴,难得他有这样的好心情。细一问才知道,民警在现场附近的一家饭店走访时,发现一个案发时在店里做厨师,案发后突然报名劳务输出去了新加坡的青年人黄某。此人年纪虽小,但吃喝嫖赌样样精通,经常夜间游荡,作案时间、因素、条件、关联全部具备。指挥部对其进一步调查的同时,设法采到黄某父母的血样,与现场精斑作比对。

听到这里,她虽然很兴奋,但几个月来嫌疑人一个个被排除的例子太多了,所以也不敢抱太大的希望,只是心里企盼,这个姓黄的能是个例外。

鉴定结果出来了,是否定的。但做“Y”基因比对时,令人振奋地发现现场精斑与黄父的Y基因一致,也就是说案犯与黄厨师有着同一的遗传关联,就藏身于黄氏家族之中。父系基因是用Y表示的。案犯的Y与黄氏家族的Y相同,说明他们是同一个家族,也就是说,现场DNA的拥有者,只能从这个家族中去找,因为Y基因不同的家族而DNA相同者,只有五十万分之一!

于是指挥部组织十余名精干警力,对黄氏家族全面清理,一直查到四代曾祖父辈三个族系三十九个男性子孙,遍及江、浙等十余个城市。那就都采了血样来检测,警察绝对不嫌麻烦。但是检测完后,都排除了,没有人了。再往上,死掉了,不知后代在哪里。就查名字,到黄氏祖坟上去查,问每年都有什么人来上坟。上坟的后代找到了,又检测,又排除了。说有一个姓黄的特别多的大兴镇,但被淹了,人都分散到各地了,只打听出有“石”字辈这一信息。于是把叫“黄石某”的人都调出来,共七十四人。一一检测,一一排除了。

接受排查的“石”字辈人说,还有兄弟俩得肝癌死了。这也不能放过,民警们到久隆镇找到他们的父母,看还有没有别的后代。没有,但早年间有本家族的人在北兴镇开染坊。于是取了二老的血样,到北兴镇去完成任务,同时也帮着认祖寻根。说确实有染布的黄姓人家,但都搬到上海去了。又到上海去找,运气不错,找到了,但结果还是再一次排除。刑警不死心,问启东还有什么亲戚本家没有?说永安镇有。于是又返回启东到永安镇,共找到二十几个,都排除了。一家有五个儿子,死了两个,检测了两个,还有一个哪里去了?说送人了,还查吗?查!送哪儿了?送惠丰镇汤家了。于是到了汤家,找到领养来的汤飞,采血样,检测,其DNA居然与现场检材完全相同!原来,他在启东市打工,路过和平路夜排档,看到叶雯雪买盒饭,穿着红色牛仔裤,眼就直了,跟到出租房,将她强奸杀害。

黄玉珍记得很清楚,那天顾瑛上楼的脚步声是“咚!咚!咚!”的,但这不能说明他身体好,叶雯雪的案子压了他整整六个月,成了一块心病,再加上劳累,体力已过度透支。这“咚咚”声只能表明他心情好。

果不其然,他进门第一句话就是:“案子破了!”

撒手锏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7·20”案件上来。这时已经到了7月25日,距离顾瑛走到生命的终点还有三十二天。

在顾瑛的心里,永远的牵挂是老百姓。他尊重生命。李永娟这样的良家妇女不应该被害,叶雯雪这样的歌女不应该被害,同样,陈美端这样的小姐也不应该被害,她们都有生存的权利。

在生命的最后时段,他一直以抓“7·20”案为主,让最年轻的副支队长倪勇配合自己,还调来重案大队长邓金俊。二人都是彪形大汉,一个多谋善断,一个行动迅速,一个打里,一个打外,顾瑛坐镇指挥。

顾瑛的“三鸟”论虽然缩小了排查范围,但任务还是不轻,光“冰雪佳人”店对面的中国集装箱集团就有三万名工人,拣重点排查也有好几千。另外还有其他企业和周围村庄,加在一起就是几万人。这还不算她的姐妹朋友和来往密切的男人。专案组上了七十人,分成二十几个组,分片包人,每天晚上回来汇报。那些日子,顾瑛不到凌晨两三点钟睡不了觉。近在咫尺,回不了家,黄玉珍的电话不断打给倪勇,让他监督顾瑛吃药。

现场留下的生物检材,除了血指纹以外,地上的唾液、烟灰缸里的烟头等,在化验室是分别编号的。在倪勇这里,为了形象生动,说着方便,则分别命名为:血指男、唾液男、烟头男。全部排查就是为了找这几个男,整天挂在嘴头,却踪迹不见。虽然指纹信息也通过电脑发到全国各地,但石沉大海,没有反馈。DNA信息倒是找到几个,不过只是一般朋友关系,不具备作案条件。棍子经朱丽娟化验,没有药物存留,证明确实是凶犯带来的。怎奈不能从棍子找到人。

怎么打开思路?怎么突破僵局?大家把目光集中在顾瑛身上。顾瑛难道是专门出思路的吗?给大家的感觉,他就是这样的人。禀赋,天赋,这些东西就不说了,反正肉眼看不见。顾瑛也许有,也许没有。但实实在在有的是他对案子的关注程度,对受害人的同情心。这个谁也比不了。他不是为了政绩在干,他是要去掉一块心病,案子不破,心病不除,他寝食难安。

大家相信顾瑛总会拿出一个思路来。但是这次他的思路很平常。他说:“看录像。”

大家没有表态。这个工作早就做了。在南通,电子影像监控遍布每条街道,各个卡口都有高清抓拍,一辆汽车进入南通,只要给出牌号或特征,立马就能把它的运行轨迹找出来。但这是对车,而不是对人。人没有牌号,特征倒是有,但没有留下,你不知道,怎么把他找出来呢?

顾瑛当然也知道这个工作已经做了,而且还在继续做着。看录像的人很聪明,比照、清点“冰雪佳人”东西两个探头前路过的人数,进入这个区域多少人与出去多少人的数字之差,就是有可能进入“冰雪佳人”的人数。然后再慢慢把这些人的影像找出来。费了老大的劲就在干这事。不得要领。大家失去了信心。

顾瑛说:“把吴军调来。”

吴军是他赏识的人才。关键时刻打人才牌,是顾瑛的撒手锏。但这次能灵吗?

吴军一米八三的大个子,崇川分局的刑警,曾在狼山派出所当民警,管两个村。顾瑛发现,他看影像有一套,向他请教,他却吞吞吐吐说不清楚。不是保密,而是不善言谈,茶壶煮饺子,肚子里有却吐不出来。

前两年婚介所女老板在南通闹市区的店铺里大白天被奸杀了。顾瑛说:“把‘村长’调来看录像。”大家听不明白。顾瑛补充说:“就是那个管过两个村的民警吴军。”当时有二十多万人在那个时间段通过店铺前面的摄像头,简直是大海捞针。可吴军硬是捞上来了,而且是兄弟俩。问怎么看出来的,他吞吞吐吐说不清。旁边他的师傅便衣行动队副大队长姜卫泽替他说:“就是从步伐、神态看人的心理状态。凶手的心理状态是与常人不一样的。不仅心理状态看出来了,最关键的是,他还看到兄弟两个进去时没戴手套,出来时戴了,证明作案时戴手套忘了摘了。”

顾瑛认准了吴军是个看录像的人才,颇费了一番周折,把他调到了刑警支队。如今“7·20”案件到了关键时刻,就凭一个“村长”能解决问题吗?大家表示怀疑,顾瑛坚信不疑。顾瑛解释说:“我们是用他的眼睛,点子还得大家出。那么多摄像头,那么多路段,看哪儿,舍弃哪儿,掐什么时间段,都要有个科学分析。”

倪勇副支队长受了启发:“过去看的录像都是卡在陈美端上网之前,以为上网的时候没有客人来,就没看。我觉得这个时间段不能排除。”

顾瑛很欣赏地看着倪勇:“用‘村长’的眼睛,用你的脑子,把这个案子给我拿下来!”

第二天,吴军准时站在顾瑛面前。顾瑛说:“你负责图像这一块,有什么要求尽管跟倪勇提,他有什么指示,你也要坚决执行。去吧!”

吴军要求看三百五十个不同方位、不同路段摄像头的记录,倪勇给他调来了。吴军要求增加人,倪勇给他加派了。于是吴军就指挥一屋子人看录像,好像他们把那天晚上南通市所有的夜游人都看到了,都掌握了。尤其是倪勇指出的那个时段,他们看得更加仔细。一遍,两遍,三遍,五遍。下属问:“还往下看吗?”吴军眼睛不离电脑显示屏:“接着看第六遍!”

连续看了二十多天,终于看出了一个眉目:在那个敏感的时段,从进出人数差的十几个人中选出了一个人,因为他戴着手套。大夏天戴什么手套?要知道录像里的时间是夜间,能看出戴手套,非火眼金睛不可。

亲和力与战斗力

顾瑛对上级负责,但不媚上;对下级严厉,但不盛气凌人。他有一种天生的平民意识,对老百姓的关爱是骨子里的。于是,对基层民警就相当重视,相当友好。因为指着他们干活呢。这个关系搞不好,命案全破就是一句空话。所以他公开声明,讨厌机关和办公室,喜欢待在基层,喜欢办案。

如果光是态度上亲热,行动上却摆架子,让你伺候,让你陪着吃喝、娱乐,你也受不了。幸好顾瑛一点儿这个毛病也没有。有一段时间,顾瑛到海安县去得比较多,开个简陋的房间一住了事。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让给换个度数大的灯泡,晚上看《论语》《老子》等经典著作,或写刑侦理论文章。

一旦办起案来,顾瑛更是官兵一致,跟同志们一同打地铺,睡办公室。2005年夏天他到如东县办命案,县局领导要给顾瑛在辖区乐乐宾馆开个房间,顾瑛说:“开什么房间,我和同志们一起睡,今天就睡指挥部。”说着拿起一块包装空调的纸壳板铺展开来,睡在地板上了。

是的,一切都是为了破案,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神圣的职责,确保一方平安,确保百姓的生命财产不受威胁。大量读书使顾瑛的思维很有哲理性,他在读书札记中写道:“人都是幸存者,生存即幸存。生存是在死亡的威胁中行进的,这是每个人无法逃脱的命运。只有幸运才能避开自然与人世的一切威胁而幸存。”

他要使南通每个市民都成为这样的幸运者。但每年仍然有几十起命案发生,无端地把鲜活的生命夺去。

2005年1月16日,一个老人再也无法欢度即将到来的春节,倒在了罪恶的枪口之下。是老头的儿媳报的案。她是第二天下午4点回家取衣服时发现的。她和丈夫住楼上,公公住楼下。她和丈夫在县城还有一个住处。丈夫在新疆搞建筑。她为公公的惨死感到十分悲伤,但也没有提供什么线索。

顾瑛和姜局长立即赶到海安县大公镇案发现场。现场很简单,老人倒在血泊中,头部有致命伤,屋里的东西被翻动,凶手戴手套作案,没有指纹,但有脚印。留下技术人员仔细勘查,二位领导走了出来。过了一会儿,法医沈连仲悄悄走到他们身边,小声说:“是枪击,子弹还留在脑袋里。”

顾瑛马上想到:太危险了!案犯还可能作案,还可能有人倒下。

问题十分严重。尸体已运回解剖室,目前还只限于核心领导知道是枪击。枪杀案的消息不宜扩散,不能引起群众的恐慌。

寻访在进行着。有人说,案发前曾看到两个黄头发的青年人在附近出现过。

法医推断死亡时间为昨天傍晚。接着分析作案性质。老头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包工头,一个是军官。是这两个儿子在外面跟人结了仇,对方报复:仇杀;还是老头平时与几个女人来往密切:情杀?

顾瑛的判断却是:谋财害命。理由:第一,东西被翻动过,丢了手机、手表和香烟。这是被害人儿媳初步回忆出来的。第二,有搏斗痕迹,可能是先盗窃,被老头发现后,发生打斗。第三,门是被踢开的,明目张胆入室盗窃,发现有人格杀勿论。第四,尸体位置不是在卧室、客厅,而是在门边。如果是仇杀,凶手会直扑受害人。第五,尸体被移动过。通过痕迹看出,原来尸体在玻璃门处,后被拉开,靠里边一点儿。这说明,案犯不想马上离去,还要盗窃钱物,害怕尸体被外面人看到。

海安县公安局副局长、刑警大队长席玉龙对顾瑛的分析心服口服。他本来也是这么想的,但说不出这么多条来。那么,侦查方向怎么确定呢?熟人作案、本地人作案,还是外地人流窜作案?

顾瑛说:“群众说的两个黄头发青年可作为排查重点。另外案犯可能是熟悉这里情况之人,知道葛家有钱。因此要以本地人作案为主要侦查方向,除了大公镇,周围三个乡镇也划入排查范围。但案情重大,不容有丝毫遗漏,外地侦查必须同时进行。现场鞋印表明,其中一个案犯穿的是浙江生产的运动鞋,最大的经销点在安徽,上海、新疆、江西也有销售。”

席玉龙感到,这次顾瑛很谨慎。像今天这种现场分析,以前他会特别强调本地人作案,这次没有,却要求“外地侦查也必须同时进行”。这就给人一个信号:枪案是万万不能马虎的!

一切部署完毕之后,顾瑛拉着政委方建新到了现场,又让耿卫华把受害人家属找来。他对方政委说:“今天就请痕迹专家给我们重建一个作案现场。”

重建现场,这是顾瑛经常使用的一招儿。不过“1·16”案的现场很不好重建。方建新想,老顾的意思肯定不是想知道杀人的过程,这已经十分清楚了。他是想在其他方面寻找破案线索。什么方面呢?他一看受害人家属都来了,就明白了,老顾是想知道究竟还丢了什么东西。他就打开柜子和抽屉,让家属查看和回忆,除了手机、手表和香烟之外,还丢失了什么?不愧为痕迹专家,不用任何仪器,耿卫华竟能看出:“这个地方是不是放过摄像机?”家属赶紧回忆,说:“我想起来了!这儿是有过一台摄像机,旁边还放着一块名表,欧米茄!”接着别的家属又回忆起金项链、金戒指、照相机,还回忆出两部手机。

这些东西都是极为重要的物证,找到它们也就等于找到寻找案犯的路径,特别是手机。但是没有一个确定的区域,也很难找。

时间一天天过去,顾瑛心里着急,忘记吃药的次数更多了。方政委记得医生的嘱托:监督他吃药,不行了,就强行送回去休息。他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姜副局长,姜局说:“现在能治他病的,已经不是药物了。”

一天晚上,姜局见他坐立不安,就拉着他说:“走,到学校找找灵感!”

大公镇派出所后面就是一所中学。两人来到中学操场上,边走边谈。顾瑛忽然站住了,停了片刻,说道:“‘1·16’案会不会是学生干的?开始以为学生小,不会有枪,但这也很难说,况且还有毕业走入社会的学生呢!”

于是学校把有劣迹的学生,包括走入社会和考入大学的,共一百多名,列出名单来,上面有基本情况和不轨行为。一个叫王斌的人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当海安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长席玉龙带领人马奔赴江西省抚州市时,他对顾瑛的佩服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一开始顾瑛就断定谋财害命和本地人作案,接着那重建现场的精彩一幕,追出了大件赃物和多部手机,最后从学校入手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王斌,把重点定在了他上大学的抚州市,由当地公安确认了。席玉龙这次去就是抓人取赃。

抓到王斌,他对入室盗窃、枪杀葛老爷子的罪行供认不讳。赃物除了手机、项链等,还有一千多元现金。金项链和手表给了女友,摄像机卖给了老师。到了他和女友同居的出租房,从褥子底下拿出一把“六四”式手枪、一个消音器和几发子弹。他的同伙魏龙也被抓获。

席玉龙以为,顾瑛这回可该歇歇了。他一直脸色苍白,嘴唇发紫,政委几次拖他回去住院,他就是不肯。他说:“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怎么能离开?”现在案犯抓获,大功告成,可以住院了。正这样想着,顾瑛站在他的面前:“走,带我看看王斌去。”席玉龙说:“您不是讯问过了吗?他一切都承认了,态度很好,还找他干什么?”顾瑛说:“哪儿这么多废话?走!”

顾瑛眼前的王斌仍然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为什么不好好上大学,而去盗窃杀人?”顾瑛严肃地问。

王斌扬着脸说:“上什么鸟大学,还不如抢一笔钱过富人的日子。”

顾瑛说:“华东理工学院培养了很多人才,你不想成为其中之一吗?你学的又是计算机,很热门的。”

“话是这么说,可我快毕业了,到人才市场上去应聘,用人单位却要求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这不是无稽之谈吗?”

“就这个原因吗?”

王斌无可奈何地说:“我有个女友,明确向我表示,像她这样的女孩,非大款不嫁!所以我必须成为有钱的人。”

顾瑛说:“在中学你是全年级第一名,在大学更应该好好学习。你这么挥霍,却骗家里说学校收费多,逼得你父母东拼西凑,一年就给你寄了四万多元。你还有没有良心?”

良心、环境、社会、教育。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还是共同出了问题?顾瑛苦苦思索着,他要把思考的结果反映给有关部门,挽救类似王斌这样的学生,减少犯罪,使悲剧不再发生。席玉龙理解了顾瑛的良苦用心,再一次被感动了。

但是事情还没有完。王斌的枪是花八千元从网上买的,顾瑛以王斌交代的“无声老枪”为线索,带着席玉龙去了北京,与北京市公安局联系,使他们破获了一个网上卖枪团伙,又顺藤摸瓜,乘胜追击,在青海破获了个造枪团伙。

至此席玉龙才彻底明白,顾瑛牵挂的,不仅是侦破命案,还要防止命案的发生。他的唯一目的,就是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进入嫌疑人的心里

快过年了,常德明在路口等大巴车要回老家。常年在外漂泊,也该回去看看了。等了好久,没有合适的车。正好来了一辆出租车,女司机摇下玻璃问:“去哪儿?”他说:“去泰州。”她说:“那就上来吧!”他犹犹豫豫地上了车。本来他是不准备打车的,想省几块钱,但在女人面前不愿表现出小气来,再说天也晚了。

下车的时候,常德明拿出百元钞票让她找,女司机吕良华说:“这是假币。换一张!”他不肯换,她就拽住他不让离开。常德明捡起地上一块砖头,拍了一下她的头部。她喊:“救命啊!”他就又拍了几下。她不喊救命了,而是求饶说:“我不要钱了。你把我送医院吧!求求你了!你肯定会开车吧?”

他当然会开车,他在海军陆战队当过特种兵,不仅会开汽车,还会开快艇。身上功夫更是好生了得,本来一掌就可以把她拍死,何必用砖头拍好几下?虚张声势,吓唬她而已。不过还是下手重了些。他一边开车向城里医院赶,一边看躺在后面的吕良华,心想,到医院怎么办?她会不会指控他?即使不指控,他也脱不了干系。想到这里他停下了车,打开后车门,把她拖了出去,扔在路边。还没等他走到车前,身后喊:“救命!”回头一看,吕良华站起来了,跌跌撞撞往前跑。常德明吓了一跳,一个箭步蹿过去将她抱起,塞进车里。他决定把她扔得远远的。

他就开着车在长江边上转,到底扔在哪里好呢?扔到长江里?不行,不能那么干。还是扔到江边吧!但是到达口岸镇时,看到通向长江路上的卡口灯火通明,不敢过,怕检查,就掉转头往海安开,他记得那里有一条河,离泰州又远,发现了也找不到他头上。

2009年1月15日晚,泰州市一名女出租车司机吕良华失踪。

1月16日上午,海安县境内一条河的桥下发现一具女尸,死去的女人侧卧在河岸上。

1月17日凌晨,如皋市城西一条未开通的公路末端停着一辆吉利牌轿车,虽然被烧毁,却仍然能看出车停得很标准,很规范,恰到好处地靠在了路的右侧。

经辨认,那具女尸就是吕良华。那辆吉利牌轿车就是她驾驶的出租车。

海安——如皋——泰州,画了一个椭圆,周长一百五十多公里,面积四五百平方公里,好大一个作案现场!顾瑛知道,这又是一场硬仗。吴忠灿副局长更知道,这将是对他主管刑侦工作的一次严峻考验。

海安、如皋属南通市管辖,泰州却是另外一个省辖市。不过秦剑平局长是从泰州市公安局调过来的,正好可以利用这个关系进行协调。

死者是泰州人,案发现场却在海安,办案应归哪家公安局?哪家都可以,但案发现场有优先权。面对命案,谁都要慎重,谁也没有必破的把握。但南通市公安局命案全破的名声已经在外,泰州何苦来争呢?这可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啊!南通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接手了这一命案。

又是一个“1·16”!跟2005年那个“1·16”会有什么不同呢?一切都还是谜。

现场寻访在继续,各路侦查在进行。

1月15日深夜,泰兴根思镇一位失眠的村民隐隐约约听到外面有呼救声。这正是吕良华拽着常德明索要车费,被拍了一板砖时呼喊的那声“救命”。侦查员让他带着到了现场,发现马路边有一些暗红色的泥土。经提取化验,泥土中的血液血型和受害人血型吻合。但对破案更有帮助的脚印,却被大雨冲刷得一干二净。这能证明吕良华是这个时间在这里被杀害的吗?

1月17日凌晨5时左右,如皋市郊的村民听到了一声爆炸,从窗户往外看,断头路上一团火光。这确定了吉利牌出租车被烧毁的时间。

被安全带固定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吕良华苏醒过来,有气无力地问:“你把我送哪儿?”

常德明看了她一眼,没有吭声,继续开车。

吕良华说:“别杀我,救救我,我有俩孩子,撇下没人管。”

车减了一下速,却又猛地加快了。

这时放在车窗下的手机响了,她伸手够手机,他把手机拿开了。她央求说:“这是我女儿打来的,让我接一下吧!”

他说:“没必要。”

“救救我吧!送我上医院,我身上的钱全给你。”

他停下了车。

“钱在包里,有两千,还有银行卡。”

他翻了出来,把钱揣进裤兜,手里拿着两张卡问:“密码?”

她不说。

“不告诉我密码,不送你上医院。”

她说了。

1月19日,外出查证的民警反馈给专案组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吕良华的银行卡在泰州市海陵区有取款迹象。

调来视频资料观看,嫌疑人穿着羽绒服,戴着放下面罩的摩托车头盔,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除眼睛和取款的右手外,别的什么也看不见。反复看那只右手,发现手腕部有一块暗红色花纹,判断是文身。这个人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于是嫌疑人的画像出来了:身高一米七左右,右手腕有文身,会驾驶,反侦查能力较强。

排查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进行,包括南通市的海安县、如皋市和泰州市的泰兴、姜堰两个县。但很长时间过去了,只有排查人数的增加,没有实际的进展。虽然从吕良华的指甲里采集到了案犯的DNA,但是在排查的数千人里却找不到,信息库里也没有。

跟随顾瑛办案的倪勇、邓金俊和海安县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蒋琪,都感到这次的顾瑛跟以往的顾瑛有所不同,那就是,说话、判断、下结论比过去少了,没有说出多少条来,而思考、沉默却比过去多了。当倪勇对顾瑛说出这种感觉时,顾瑛平静地说:“办案有时候需要热情、勇气和决心,有时候则需要平静、沉着和坚韧。同样是斗智斗勇,有时候可以势如破竹,一鼓作气拿下,有时候则要放松下来,文火慢炖,急不得。”

倪勇问:“您是说欲速则不达?”

顾瑛说:“问题是速不起来。作案现场横跨几个市县,行政区划又不一致,这就不同程度地造成四种信息——即高危人员信息、现场勘查信息、案件侦办信息、区划社情信息的不流畅、不全面、不准确。”

倪勇急切地问:“有什么办法弥补吗?”

顾瑛说:“有!那就是在现场证据和各种信息薄弱的情况下,多研究和揣摩案犯的心理。”

倪勇抓了抓头发。“案犯现在想什么,做什么?”

“你太心急了。目前我只能根据已掌握的情报和信息,推断案犯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他的思想是矛盾的。我已经驱车走完了他所走过的道路,当然,大部分是你们侦查认定的,也有我根据案犯心理选择的。这个路程远比一百五十公里要长,要复杂,就跟他的心理轨迹一样。”

如果吕良华不告诉常德明密码,他可能拿了钱后把她扔下,开车就跑了。他知道只要不是命案,一般的抢劫案,警察是不会投入太大力量来破的。可是知道密码之后,他只得继续拉着她往前走。他在考虑怎么处理较为妥当。得让她两天之内不能挂失,等他顺利取了款。

吕良华见他沉默不语,就问:“你真是送我上医院吗?”

他想,这女人真是愚蠢!送你上医院,我还跑得了吗?

其实,女人一点儿也不愚蠢:“到医院我就说你是见义勇为。”

他沉默不语。

“你同意了?”

他有点儿受不了了!恰好已经到了他熟悉的那条河边,前面就是海安县的雅周收费站,他是不能过的,万一盘查怎么办?他停下车,从后备厢里拿出千斤顶,把她打昏。是的,没有用大力,不想把她打死,而是要打昏。但是他本来就手重,这一下谁知道是死是活?但他以为两天之内肯定醒不过来。于是摘下她手上的金戒指,把她抱到桥下河边。

他把车开到另一条河边,把吕良华的手机扔到了河里,千斤顶也扔到河里,把驾驶证、书包、带血的坐垫在河边烧了,又打水把车子清洗一遍,然后轻装前进,逃到如皋市长青镇境内。这时天已蒙蒙亮,他便把车开到一片桑田中。整个白天,除了在车里睡觉,就是到外面吃饭和转悠,并买回十公升汽油,准备烧车。夜里睡到凌晨被冻醒,便把车开回公路,往如皋方向开去。到了城西那条死路上,倒上汽油,烧了车。沿路返回,在路口打车到如皋长途车站,经靖江、泰兴逃到泰州。

18日,他躲在泰州一家小旅馆睡到下午4点,出去买来羽绒服、羽绒裤。他本来瘦高,穿上这两件行头,倒显得矮了一些,胖了一些。晚上8点多,伪装好的常德明拿着两张卡,在建行和工行的自动取款机上各试两遍,由于密码错误,没能取到钱。他苦笑一下,心想,不知那个女人是死是活。无论死活,下一步该面对警察了。

剑走偏锋

对于杀害女出租车司机吕良华的“1·16”案件,顾瑛虽然对案犯作案时的心理有了一个基本正确的分析,但根据这个心理轨迹能推断出什么来,还没有一定的把握。他继续组织人看录像。一个好消息传来了。吴军和他的同伴们看出,案犯右手腕上不是文身,而是贴画。这很重要吗?当然。案犯的用意昭然若揭了,他是想误导警察去找那些带有文身的人,现在却可以排除文身者了。还有,他们又看出,没戴手套的右手,并非没有保护,按密码的食指戴了一个透明胶套,当然也就不会留下指纹了。

顾瑛说:“这个透明胶套,虽然把他的指纹去掉了,但为我们留下了一条重要信息:他有前科,极怕我们到指纹库里去找。”

又经过了一轮排查寻访,汇集了许多新的信息,顾瑛竟然给出了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判断:“案犯身高在一米七七以上!”

过去的推断是一米七左右,怎么相差这么大?有什么根据?

顾瑛说:“没有根据。”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言声。

顾瑛笑笑:“难道没有根据,只凭直觉,就不能作出判断吗?”

倪勇说:“能作出判断!不过这个判断的准确性会大打折扣,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冒这个险。”

顾瑛很欣赏地看着倪勇:“对!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冒这个险。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了!秦局长为这个案子付出了多少心血!协调了多少关系!还有吴忠灿副局长,时刻盯在案子上,跟大家一起摸爬滚打,今天又到泰州去了吧?他们心里急啊!已经七个月了,案子还没有眉目!我怎么办?大家怎么办?我们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刑警支队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在我命令:排查改为一米七七以上,这个高度以下的人全部排除。”

“您是要赌一把?”

“说得好听点儿,就是剑走偏锋!”

大家有点儿理解顾瑛了,案子久侦不破,领导着急上火,民警疲惫不堪,群众怨声载道。他这个刑警支队长该怎么办?上压下挤,左右受阻,只能剑走偏锋。

有点儿像是被逼出来的。但真正逼他的不是领导和群众,更不是民警,而是案犯。他觉得案犯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一直以为右手腕上是文身,到头来却是贴画。一直以为他左手戴手套右手按密码键盘却不戴手套是一种愚蠢,到头来愚蠢的不是案犯,而是自己,因为案犯是想误导你去验别人的指纹,而他的手指上却戴着透明胶套。手腕、手指可以误导你,身高为什么不可以误导你呢?实际上你已经被误导了好几个月了!案犯是一个善于误导警察的大师!他为什么要穿厚厚的羽绒服,并且戴上头盔?是为了隐藏面孔和身形。身形包括身高、胖瘦、四肢比例等。吴军身高一米八三,让他像案犯一样打扮起来,到那个银行去取款,在摄像镜头里显得就像是个一米七出头的人,所以顾瑛定一米七七确实还是留了很大的余地呢!他从案犯的误导中走出来了!

接着顾瑛又给大家带来第二个惊奇:“案犯可能当过兵。”

他的判断来自对案犯心理的揣摩。方圆一百五十公里的作案现场,有的地方有血痕,有的地方有衣服上脱落的纽扣,有的地方听到过呼救声。这说明他和那个女人一直纠缠不休,在协商着什么,谈判着什么。协商不成,谈判破裂,便出现了一块血痕,脱落了一个纽扣,传来了一声呼救。如果案犯下狠手,她早就没命了,哪还有这些迹象?哪还需要跑一百五十公里?这说明案犯的心理是复杂的,也许在行凶之时,还有一些犹豫?还有一点儿不忍?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又进一步认为案犯应该受过一定的教育,因为他跟那些无知凶残的家伙是不一样的。案犯是在哪里受的教育?是学校,还是部队?他认为是部队。他自己当过兵,部队给人的教育往往是终生的。无论你后来干了什么职业,军人的情感,军人的严谨,还会顽强地、不同程度地跟随着你。

顾瑛开车在偌大的现场走走停停,在某些能找到痕迹的地方仔细观察,他发现案犯的车技很好。烧毁的出租车在路旁停得非常规矩,这也使他想到当兵的人。于是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过去排查身高一米七以上的人,任务非常大,因为那是一个庞大的人群;而且地点也分散,有血痕的泰兴排查,抛尸的海安排查,烧车的如皋排查,共排查了六千多人。现在排查一米七七以上的人,数量就少多了。检测了五百人的血样,案犯已经进入视野。

过去排查曾三次去过常德明的家,他不在家,也没对他产生怀疑。因为他虽有前科,但海军陆战队特种兵的光环就把他排除在外了。再加上身高远远超过一米七,手腕上又没有文身,就更加不再怀疑。三次去,三次不在家,本来应该怀疑,但他本来就常年不在家,老婆想跟他离婚都找不到他。这次排查标准一变,他完全符合条件了,只差拿来血样去检测DNA。所以必须找到他。

调来了精兵强将,集中在泰州地区,排查、搜索、跟踪、蹲坑,在所有的旅馆、网吧、游戏机房、洗浴场所、各类中介机构布下了眼线,终于发现常德明住在泰兴一个很小的旅馆里。但他已经好些日子没有回来了,衣服箱子寄存在老板的房间。身着便衣的重案大队长邓金俊对老板说:“他欠我们钱,他回来请你报告公安局。”

常德明回到旅馆后,老板报告了泰兴公安局,泰兴公安局顺利把他抓获,当然也就得到了血样。拿到南通一检测,其DNA与被害人吕良华手指缝里的检材完全一致。

是的,他的确当过兵,而且是海军陆战队的特种兵,擒拿格斗,游泳驾车,无所不能。复员后安排在扬子药业当推销员,一次被骗几十万元,让公司开除了,成了无业游民,走上堕落之路。

当他得知被他侵害的女人已经惨死,内心无比悔恨。他决心不外逃,警察抓不住,就继续在社会上混,被警察抓住了,也是报应。而且他坚信,凭自己在部队练就的艰苦条件下生存的能力,躲开警察的搜捕是不成问题的。在躲避警方追捕的同时,他还不忘在农历鬼节的晚上,来到雅周镇的仁巷桥下,烧纸祭奠那个被他打死的女人。

被捕后他一点儿也没有抵赖,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当媒体采访他,问他的感受时,他说:“最深的体会是,作案后很孤独,知道自己罪大恶极。我想通过认罪伏法,给死者家属一个心灵上的安慰。”

破案后,吴副局长对顾瑛分析案犯心理轨迹,找出侦查关键点的做法十分赞赏。顾瑛说:“这也是被逼出来的。各方面的信息都不全,底数不清,科技手段派不上用场,只有从心理分析入手。但我们绝不能像福尔摩斯那样,光凭个人的分析推断破案。所以我有一个公式:信息+科技+心理分析=破案。”

“老妈妈,我来晚了!”

“7·20”案还没破,又来了一个“8·13”!此时距离顾瑛走完生命的全程还有十四天。

就在案发的前一天,8月12日,召开部署侦破“7·20”案件的会议,顾瑛在会上强调说:“大家要互相帮助,信息共享,都为侦破‘7·20’案出一把力。曹勇,你们通州做到做不到?没准你们那里发生案件,也需要港闸区的配合帮助呢。”

没想到第二天通州就发生了“8·13”案。

曹勇是通州区公安局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他在分局干刑警,跟顾瑛在支队干刑警是同步的,十几年来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也从顾瑛身上学到不少东西。

在顾瑛心里只有工作和办案,没有个人得失和健康考虑。只要对工作和办案有利的事他都能够办到,他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可是对于个人得失和身体健康,他就一点儿也做不到了。不是不愿意做到,而是无法做到。他知道,心血管和肝、肾等器官上的七种慢性病,只有在充分放松的前提下才能延缓病情的进展,否则吃什么药也是杯水车薪。而他是绝对不能放松的,必须时刻绷紧了弦儿盯在命案上。能申请换一个轻松的岗位吗?就是可以,他也不会去。因为他觉得只有在这个岗位上,才最能够体现自己生命的价值。

这就出现了一种必然的结果:自己生命的迅速透支,他人生命的得以保存。他十分清楚,正因为命案全破,才保证了南通市每年命案发案率的大幅度下降。下降了几十起,就意味着保住了几十条生命。生命是无价的。面对鲜活的生命,面对幸福的脸庞,面对别人生的希望,他可以笑对自己死的威胁。

最令曹勇感动的是顾瑛在“8·13”案上的表现。顾瑛在这个案子上,投入的不仅是智慧和精力,还有无法估量的情感。关注民生,确保公民的生命安全,是顾瑛一贯强调和追求的。这个民生,既包括富人,更包括穷人;既有上层人士,更有下层民众。两相比较,顾瑛对后者投入的情感更多。因为他认为,警察当然更应该关注弱势群体。

所以,当听到“8·13”案件时,顾瑛肺都气炸了。一个九十岁的老太太跟两个五十岁左右、没有成家的哑巴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好不容易省吃俭用,攒了点儿钱,也想学别人的样子盖个小楼——但规格差远了,上下两层统共才四个小房间,像一个寒酸的小炮楼。房子盖了半截,贼人把钱偷走了,还杀死了老娘。

顾瑛赶到现场,对着大娘的尸体动情地说:“老妈妈,我来晚了!我没有尽到保护您老人家的责任,您至今还住在这样的矮房里,最后死在这样的矮房里,这是我的失职!还有两个兄弟至今没有成家,我也有责任。我来晚了,我好后悔啊!”

顾瑛的肺腑之言让在场众人无不动容,尤其是两个哑巴,他们确实被他感动了。都说现在有的官高高在上,作威作福,这个官可不是啊!他们感到这个官的心跟自己的心贴得那么近,没有一点儿隔膜。

顾瑛的肺腑之言也非常强烈地震撼了曹勇。二人相处时间不短,但他从来没有见过顾瑛感情冲动得这么厉害。这是一种惊天动地的冲动,不是为个人的父母,是为人民这个大父母,是一种大冲动。

冲动过后,顾瑛平静下来,还得破案啊!为了尽快破案,上了百十名警察,顾瑛决心速战速决。各种迹象表明,这不是流窜作案。案犯知道这个家什么地方放着钱,知道两个哑巴什么时候不在家,知道这个家里有准备买料建房的钱。因为小哑巴太天真了,什么事都向外人展示,以证明他们家也盖得起楼。有人问:“有钱怎么盖了半截?”他打着手语说:“钱已经准备好了,过几天就去买料。”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贼人就惦记上了这点儿钱,把它给偷了,把人给杀了。这个人还能远得了吗?

专案组在村里展开排查。这是南通市通州区二甲镇通运桥村,案发地点是这个村第56组048号岑家,老太叫邢加英。岑家对面的曹家场院很大,便于停车,专案组就在曹家找人询问,做笔录。曹家主人曹步昌跑前跑后,端茶倒水。通州区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王新权对他的招待非常过意不去:“麻烦你了,我代表刑警大队向你表示感谢!”曹步昌说:“这说的哪里话!什么也不要讲了,希望尽快破案,为邢加英报仇,为全村人除害,铲除这个害群之马。”

案发那天夜里,哑巴哥儿俩3点就起床了,他们要去河里取黄鳝。是天黑时放的篓子,夜里黄鳝钻进去偷吃里面放的蚯蚓,吃完之后却怎么也游不出来了。出门前小儿子岑小云还到母亲的屋里看了看,见妈妈醒着,就在朦胧月光中打着手势对她说:“娘,我们走了。你在家好好睡觉吧!一会儿就回来。”邢加英说:“别管我,干你们的事去吧!让你哥少干点儿,他身体不好。”她总是这样像正常人一样对自己的两个哑巴儿子说话,从中得到一种安慰和满足。等在屋门口的老大岑渭鹏虽然什么也没听到,但是他知道娘在说什么,就“呜啦呜啦”地表示:“娘,我身体没事,您别操心了。”

鱼篓放了两个地方,哥儿俩出了门,便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向西的岑渭鹏看到曹步昌坐在门口抽烟,就“啊吧啊吧”打了个招呼,曹步昌却好像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仍然姿势不变地抽烟。

哥儿俩走后不一会儿,贼人就进了屋。钱放在老太太的木箱里,这个他知道。小哑巴经常打手势向人显摆:他不是没钱,他有钱,在母亲的木箱里锁着呢。贼人白天进来看过,知道箱子摆放的位置,也知道箱子没有正经的合页,是用铅丝代替的,所以就带来一把钳子。他摸黑找到箱子,上前一步正要用老虎钳剪铅丝时,脚下碰翻了洗脸盆,“咣当”一声把邢加英惊醒了。她以为是儿子回来了,就拉亮了灯。

“哎!大半夜的,你到我家来干什么?”老太太问他,“找你两个兄弟有事啊?他们取鱼去了。”

这完全是善意的,一点儿也没怀疑到他。但做贼心虚,他以为邢加英发现了他要偷钱,后面的话只是为了把他稳住,事后再当众揭发他,他的名誉可就完了。邢加英会这么做的,这个女人年轻的时候精明得很,里里外外一把手,当时在他们这些孩子眼里,可是个不寻常的女人。想到这里,他就从床上抻过被子,把她捂住了,然后又伸进手去掐她的脖子。老太太邢加英就抓他的手。手被抓破了。最后邢加英不再动了。他剪断铅丝,打开箱子,拿了钱,来不及数,连那把钳子,匆匆藏到草堆里。

贼人的手被邢加英抓破,血流在了铅丝上。抽了一百多个人的血去做DNA检测,检测结果一个个送来,但都不是。

王新权在场院的树荫下一个人思考。案发后,他一直忙着指挥调度,很少有静下心来的时候。他这么做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控制,他本来是不习惯这样做的。当机立断,勇往直前,才是他的风格。这是因为听了曹勇的话,而曹副局长跟顾瑛接触多,有些经验都传给了他,他再传给他,这不是一件很划算的事吗?有一次曹局长对他说:“我们要像顾支队那样,关键时刻能走进案犯的心里。”现在就到了关键时刻,他要强迫自己静下心来想一想案犯的心理活动,不仅是案发时,也包括案发前和案发后,看能否通过这些心理活动,看出某些人的异样来。

案发前案犯一定想知道岑家的两兄弟是否在家。进屋时他一定不想让邢加英发现。案发后他一定极力想隐瞒事实,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伪装成一个正常人。这个人是谁呢?一百多个被排除的人不算了,剩下的就应该是那些表面一看不太像,细分析起来才像的人。

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曹步昌。不过,他六十七岁了,在年龄上不太符合,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也不太符合。他是乡村医生,儿子在外面做生意,经济条件不错,大可不必去盗窃杀人。那就得看他都有些什么行动,这行动能否对得上案犯的心理。

他跟岑家住对门,他又半夜在门口抽烟,是不是在刻意观察两个哑巴何时出门?这个事实是岑渭鹏向他反映的。

案犯之所以不想让邢加英看到自己,因为他是偷,但邢加英看到了。岑小云表示,他回来时看到母亲屋里的灯亮着,以为妈妈要起床了,进屋一看母亲还躺着,一摸,一动不动。灯亮,肯定是邢加英拉的,证明她看到了案犯,那案犯跑了就是了,何必杀人?这就证明是熟人,而且可能是一个有点儿地位的熟人,不杀人就难以保护自己的名誉。这个人会是谁呢?曹步昌比较符合。

案发之后,他的行为又与案犯极力想隐瞒事实真相,伪装成一个正常人特别相符。他说看到哑巴的时间是早晨5点,他取鱼回来的时候。而岑渭鹏却说,他出去取鱼的时候是凌晨3点。当时王新权以为哑巴表述不清,以曹说的时间为准了。分析了案犯的心理之后,觉得必须反过来,应以岑说的为准。

再就是他的过分积极和讨好。忽然有一句话,这时也明显地跳了出来,使王新权感到大可分析。这句话就是:“为全村人除害,铲除这个害群之马。”这话的意思不就是说案犯是全村人中的一个吗?

于是也采了他的血样。过了一天结果送回来了,案犯的DNA跟他完全相同。

在证据面前,曹步昌只有缴械投降,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8月17日,在二甲镇党委政府举行的庆功宴上,顾瑛兴奋地说:“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是公安民警的重要使命!”很少喝酒的他那天喝了二两红酒,他对一旁的镇党委书记和镇长说:“你们能不能送一瓶红酒给我?这是喜酒,我要把它带走,让侦破‘7·20’案件的兄弟也沾沾喜气。”

“破案之杯”

当我们再次回到“7·20”案件上来的时候,距顾瑛离开人世还有一天。

那是8月25日上午,在港闸区天生港派出所的“7·20”案件指挥部里,大家聚在一起研究案件,还没发现有价值的线索。顾瑛看到派出所门前正在修路,就跟派出所长开玩笑:“龚贤,你得赶快把派出所门前的路打通了,否则我们办案的思路都让它给堵住了。”

忽然,顾瑛的手机响了,如东县发生了命案。他通知吴军立即赶到指挥部,同他一起去,让支队技术部门的同志先期赶赴现场。

吴军匆忙赶到时,见顾瑛正坐在车里等他,非常过意不去。顾瑛对他说:“来了?不幸中的万幸,如东两个老人没有死,到医院抢救过来了。”

由于没有死人,二人的心情都放松了许多。出发后,吴军解释说:“家里买新房一个多月了,还没来得及去看,今天装修动工,去看了一眼,耽搁时间了,没能按点到指挥部。”

顾瑛没有责怪他,还颇有感触地说:“做一名刑警确实亏欠家里太多啊!我明年退休以后在家看看书,写写文章,种点儿花草,多陪陪家人。我有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退休以后,带上爱人去旅游!”

汽车一路行驶,顾瑛接了几个电话之后,非常严肃地对吴军说:“我看大家对看录像有点儿信心不足了,这很正常,因为咱们一个多月还没有取得成果。你看,再看下去……”

吴军接过话说:“再看下去肯定会出成果,肯定会把那个人找出来。他的影像虽然模糊,但在我的心里并不模糊。”

顾瑛拍着他的肩膀说:“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案发现场是马塘镇一个低矮的小屋,顾瑛下车后立刻“三套一罩”钻进去,仔细勘查,出来时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如东县公安局副局长陈小林劝他回局休息一会儿,他没有理会。有人递上一条毛巾让他擦汗,他一看现场有那么多民警,就吩咐陈小林买来五十条毛巾,送给每个民警擦汗。天太热,为了活跃气氛,他和陈小林开玩笑说:“听说小林局长的老家就在这儿,这个案破不了,以后你可没脸再回家了。”

顾瑛说着从帆布包里掏出旧茶杯,递给陈小林让倒杯水。陈局长接过杯子端详着说:“就这破杯子,快扔了吧!”

顾瑛赶紧说:“扔不得!要的就是这个‘破’。走到那儿,拿出它来,案子就破了,这是一个‘破案之杯’!”

吃午饭的时候,顾瑛见民警们太热,就说:“都是大小伙子,脱光膀子吧!”这时候主动来现场帮忙的马塘建民化工公司负责人施崇高说:“脱了衣服没关系,我去给你们每人买一件汗衫来。”马上就把汗衫买来发给民警。顾瑛对他表示感谢。施崇高说:“应该感谢公安,没有前段打黑除恶,命案还不知道要出多少呢!”

一提打黑除恶,顾瑛的关注点也立刻随之转移。施老板对打黑除恶的肯定,更证实了这一行动是多么重要!打黑除恶跟破命案有所不同,是两股劲儿。破命案是勘查现场,观察痕迹,比对指纹、血样、足迹等,科学办事即可。打黑除恶往往牵涉关系复杂,牵一发而动全局。

面对这块难啃的骨头,顾瑛没有退缩,秦剑平局长对打黑除恶的果断决策和明确指示给了他力量和底气。一场大行动在如东展开了。

如东县紧靠大海,海岸线长,滩涂辽阔,海洋捕捞和滩涂养殖发达,人们靠海吃海。以朱广东为首的黑恶势力团伙以东霞公司为依托,收罗数十名骨干成员,盗窃养殖场里的文蛤、花蛤,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向从事合法捕捞的船只收取滩涂资源费、补偿费,还向小商小贩乱收费和罚款。这样的黑恶势力不打不能够保安定,不除不足以平民愤。

本来这是2010年三四月份南通六个市县的统一行动,市局指示,每个市县至少上报一个挂牌督办的打黑除恶案件。朱广东团伙早已恶名远扬,群众恨之入骨,但是当如东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教导员肖学俊带人到东凌沿海一带调查时,渔民却敢怒不敢言。案子还没有上报,就遇到了阻力。这也难怪,朱广东等横行霸道也不是一天了,过去政府为什么不管?公安为何不问?谁知道上头跟他们什么关系?朱广东可是县人大代表,脸面人物,别打不着狐狸闹一身臊。

当肖学俊向顾瑛汇报这一情况时,顾瑛紧锁眉头:“就差怀疑咱们警匪一家了!我说老肖啊,你别嫌我的话不好听,咱们整天盯着命案,对打黑除恶关注不够,这个教训应该吸取。这回秦局长的决心很大,让咱们放开手脚干,牵扯到什么人物,遇到什么阻力,只管顶住,他给做坚强后盾。”

听了顾瑛的话,肖学俊心里有底了。他走村串户,以实际行动向渔民兄弟证明,他们绝非警匪一家,而是警民一家!渔民们开始试探着说出自己的冤屈。肖学俊再次向顾瑛汇报后,顾瑛果断立案侦查,并带打黑办的同志来到如东,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加大外围取证力度,亲自出面协调,外查内调,一步步掌握了他们的基本犯罪事实。

东凌一带渔民以捕捞相思螺、角螺为生,只图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可是以朱广东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却强迫渔民低价卖给其团伙成员余百扣。他们召集渔民开会,强迫每人每年交三千元押金,如不卖给余百扣,则押金没收,并禁止下海捕捞。他们还以搜查、殴打等暴力手段垄断市场,阻止他人收螺。

2008年以来,他们还控制垄断了东凌港的活虾市场,从渔民手里收购活虾,不谈价格,不付款,等活虾售出,扣除成本、利润和给朱广东的提成之后,才以大大低于市场的价格付款。东凌港成了他们的摇钱树,为了再多出一个树枝来,他们擅自将港口海堤的挡浪墙砸掉一段建了一座码头。如此胡作非为,横行霸道,居然没有任何部门制止,可见后台之强硬,关系之复杂。

再也不能容忍了,再也不能等待了,群众在看着我们呢,我们不能辜负群众的信任和期待,顾瑛一声令下:“抓!”

2010年5月18日晚上,顾瑛坐镇指挥,抽调各警种百余人突然出击,抓捕了包括朱广东、周卫兵、张国富、陆海峰等头目在内的十几名黑恶组织骨干成员。一时间如东震动了。民众惊喜地看到公安的力度竟有这么大,敢在这些平日不可一世的“太岁”头上动土,真是大快人心!而那些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有某种瓜葛和联系的人也在大肆活动,他们不相信公安能吃得下这块肥肉。

秦剑平局长和顾瑛早已预料到这一点,不仅协调检察院、法院提前介入,把关定向,而且为了防止说情干扰,将四个头目异地关押,从组织特征、经济特征、控制特征和行为特征四个方面调查取证,扎扎实实落实了朱广东的罪行,还有二十名团伙骨干被提起公诉。广大受害人见公安力度这么大,纷纷出来揭发、作证,使他们的罪恶行径暴露无遗。

4月立案侦查,到8月正式起诉,顾瑛冲破阻力,顶住压力,终于啃下了朱广东这块难啃的骨头。命案能破,黑恶案照样破,“破案之杯”所向披靡。黑恶势力被铲除了,群众欢欣鼓舞。

这次到如东来,顾瑛还一直把打黑除恶的事挂在心上。现在由施老板的热情,想到这一行动的深得人心,饭后也没休息,就跟陈小林副局长研究起这个问题,一直到很晚才回“7·20”案件指挥部。他所关注的“8·25”案件,也在当天夜里抓到了犯罪嫌疑人。

两只羊大于一辆宝马

8月26日上午,顾瑛在市局召开研究入室盗窃案件如何侦破的会议。10点30分,他给陈小林打电话:“我下午4点到如东,把你们成功侦破入室盗窃案件的材料准备好。”这时候,距离顾瑛走到生命的终点,谢幕人生舞台,最后离开我们,还有五个多小时。

顾瑛的父母都是老公安,父亲是治安科长,母亲后来调到安全局。顾瑛从小耳濡目染,有一种保卫别人的意识。家里只有他一个男孩,一个姐姐、两个妹妹,都需要他这个男子汉的保卫。特别是妹妹顾绮,整天像个小尾巴似的跟在他身后。他当警察后,一发生杀害女孩的案件,他就无端地想到自己的妹妹,心里一紧一紧的。他容不得老百姓受一点儿委屈。

2010年,顾瑛重点研究的就是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案件。他经常说:“如果一对农村贫穷老夫妇养的两只羊遭窃,而那两只羊本来是预备过年的,那么,我敢说,这比富人丢了一辆宝马还要难过。”

两只羊大于一辆宝马,这就是顾瑛的数学,因为不等式的两边,不是物质,而是感情。他说:“现在有很多涉及老百姓的侵财案件,只有很少的人关注;而少数涉及老板、官员的案件,却有很多人关注。这不符合民生思想。”

民生,民生,民的生活,民的生命,他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这一年,由他亲自研究策划,先后在全市开展了三大切块攻坚行动。第一块“主攻电信诈骗案”,第二块“主攻抢劫抢夺案件”。现在前两大切块弄完了,该第三块“主攻入室盗窃案件”了。

顾瑛在8月26日上午的会上特别强调说:“入室盗窃案件是引发命案的导火索,如果我们不想面对一具具尸体,那么,就要坚决高效地打击入室盗窃,刻不容缓。能在此刻办的,不放到下一刻去办,因为下一刻,命案可能已经发生了,没有后悔药可吃。”

接着他决定,立即由他本人、顾林、魏建华、施伟、秦国峰、韩建军等人分成三个组,分别到市区、北片、南片去调研。设在天生港派出所的“7·20”案件指挥部在市区北边,顾瑛为了两头兼顾,就包了北片的如皋市、海安县和如东县。他首先去的是如东县。

下午天气骤变,狂风暴雨铺天盖地而来。一声巨雷,把电脑都震得关了机。方建新一想不好,顾瑛还要去如东,就闯到他的办公室,看他正在戴帽子,就制止道:“现在不能走!雨停了再走!”顾瑛笑道:“风雨交加,以壮行色,此时不走,更待何时!”说完便下楼去了。

15点20分,顾瑛在办公楼下的地下车库里碰到了副局长吴忠灿。二人上午商定,吴去如皋市参加警民恳谈会,顾去如东县研究案件。顾瑛亮着大嗓门儿乐呵呵地说:“吴局长,你放心!如东‘8·25’案件定性了,没问题!”吴忠灿关切地说:“听说你还要召开入室盗窃案件讨论会,身体不好,别累着啊!我得对嫂子负责。”

那天是少有的暴风骤雨,电闪雷鸣;顾瑛也是少有的心情急迫,分秒必争。要不他为什么不等雨停一停,小一点儿再走呢?真的是为了风雨交加,以壮行色吗?不!上午讲了,刻不容缓。缓一刻,也许命案已经发生了,后悔药吃不得!南通市十七年命案侦破率百分之九十五,七年命案全破的神话不是凭空说出来的,而是一刻也不停干出来的!

15点40分,顾瑛打电话给陈小林说:“我已到通州,外面下大雨,可能还要四十分钟到。”

陈小林回答:“没事,会场、材料都准备好了。”

过了两三分钟,顾瑛又把电话打过来:“我想起一件事情,请卢局长也参加,还要听一听打黑除恶的事情。”

卢瑞华局长接到报告后,指示通知指挥中心和情报中心的负责人,一起参加顾瑛的关于入室盗窃的汇报会。

16点20分,应该是顾瑛到达如东的时间,却没有到。

陈小林连续给顾瑛拨打电话,无人接听。

同时,通州区公安局接到重大交通事故报警,顶着大雨抢救伤员,勘查现场时发现一个写有“南通刑警支队顾瑛”的眼镜盒,一部手机不断响着震撼人心的旋律:“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尾声

顾瑛生前最牵挂的“7·20”案,于一个月后告破。

9月29日,警方终于辨认出了犯罪嫌疑人的影像。9月30日,民警邵义拿着那张照片让一个妇女辨认,问:“认识这个人吗?”那妇女高兴地说:“这是我儿子!”邵义问:“怎么证明是你儿子?”她说:“我的儿子我还能不认识吗?你们看,这辆自行车,是不是照片上他骑的那辆?”说着拍了拍自己骑的自行车。邵义一看,果然不错,又问:“他在哪儿?”女人说:“到金华打工去了。”

把指纹等信息发过去,在金华市公安局的帮助下,把犯罪嫌疑人李飞抓到了。他正在一个网吧里上网。李飞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此案告破,秦局长异常激动,终于了结了顾瑛的心愿,可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了。这是献给顾瑛的最好礼物——这个案子不正是在他的指挥决策下破的吗?

8月28日上午,举行顾瑛遗体告别仪式,原通知一千五百名民警到场——必须限制人数,灵堂盛不下,但来了三千多人,除了警察,还有许多老百姓。

顾瑛躺在灵柩里,母亲站在灵柩外。他对母亲表示歉意:“本来要在今年10月给您过八十大寿,我却提前走了。”

顾瑛躺在灵柩里,妻子站在灵柩外。他对玉珍表示歉意:“本来说好退休后给你开车当司机,带你去旅游,给你做我的拿手好菜,把咱们石和玉的关系打造得更美好。现在实现不了啦,对不起。”

南通市党政领导和市公安局领导向顾瑛告别。民警们向顾瑛告别。每个县市只能来五个人,陈小林是五人之一。那天顾瑛召开的会议没有开成,就一直等着,好像顾瑛还能回来似的。后来知道回不来了,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陈学荣塞给他一袋材料,都是按照顾瑛要求总结的打击入室盗窃避免引发命案的经验。陈学荣哽咽着说:“带过去烧给老顾吧!”陈小林说:“不要烧,让老顾好好休息吧,工作的事不应再打扰他了。”

老百姓都是自发来的。有崇川区一位被杀害老太的子女们,有小哑巴岑小云,以及他们的左邻右舍,那些被凶案惊吓,又为破案惊喜的群众;也有与命案无关,但从心里感谢顾瑛给社会带来安定,给民众带来平安的各行各业的人们,如理发店给他理过发的姑娘,水果店卖过芒果给他的小贩,卖鱼的,卖肉的,卖百货的,卡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特别是居委会的老大妈来得不少,因为顾瑛在城区几个派出所干过。邻居也来了,因为他们和黄玉珍一样,再也听不到他那“咚!咚!咚!”或“咚——咚——咚——”的上楼梯的脚步声了。

还有很多人没有来到灵堂,而是等候在殡仪馆到公墓的必经之路上。当运送顾瑛骨灰的灵车经过的时候,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达了敬仰和哀悼。

当骨灰盒送到安息堂的时候,已经没有灵位了。找了半天,找到了一个110号的位子。生前从110指挥中心接警破案,死后还继续吗?

黄玉珍把顾瑛的骨灰盒端端正正放在灵位上,让这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数字伴随他安息吧!忽然,她感到身后有气息在流动,有人体在充塞,有声音被压抑。她知道大家都进来了,老百姓都进来了。然而她还努力保持着刚才与顾瑛一递一声的呼唤。

玉珍呼:“瑛——”

顾瑛唤:“玉——”

一个中年人走上前说:“夫人节哀,我们这些平头百姓跟夫人一样,都是他所惦记的对象。他生前是个好警察,牺牲后还归位在110岗位上,这是天意啊!到那边还不歇着,还为百姓值班。”

于是安息堂里刚才压抑着的声音,此刻爆发出来,是一种震撼人心的一递一声的呼唤。

百姓呼:“瑛——”

顾瑛仿佛在呼应:“玉——”

警为石,民为玉,绝非虚言;石玉之恋,亦非妄说。

 

(原载于《啄木鸟》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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