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度纪实文学卷——追捕始于新婚之夜（四）
目录
追捕始于新婚之夜 / 李迪
燃烧之后的爱情 / 郭群
善与恶的较量十九年 / 李动
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全揭秘
——公安部“清网行动”系列报道之一 / 安轩
嘉宾与逃犯
——追捕走进电视相亲节目的凶手 / 张楚
忠诚挚爱青春如歌
——追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消防支队武川县消防中队攻坚班班长张旭 / 康立文
跨越太平洋的追捕
——中美警方联合摧毁全球最大中文色情网站纪实 / 闻朔
守护你，到你静静离去 / 沈雪
石玉之恋 / 一合
平民警官马长林 / 郑天枝
汪雪艳——废墟之上的中国形象 / 仇恒泉
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全揭秘
——公安部“清网行动”系列报道之一
2011年5月26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原定为期一年的“清网行动”，以“全国追逃、全警追逃”的力度缉捕在逃的各类犯罪嫌疑人。“清网行动”涉及多警种、多部门，公安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形成了“全警参战、群众支持”的工作局面，彰显了公安机关“有逃必抓”的决心。
2011年10月17日，公安部召开全国公安机关决战“清网行动”电视电话会议。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在会上指出，“清网行动”开展以来，各地党委政府大力支持，攻坚氛围日益浓厚，政策攻势更加强劲，缉捕力度明显加大，各警种各部门配合默契，攻坚会战效果凸显。公安部决定，从即日起全面展开“清网行动”决战。各地公安机关要坚定“为党和人民利益而战，为人民警察荣誉而战”的信念，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誓夺“清网行动”决战的全面胜利。
“清网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抓获了大量在逃犯罪嫌疑人，严厉打击了犯罪，消除了治安隐患。而本文所讲述的，就是“清网行动”中破获的一起十分特殊的案件。
2011年6月，桂林警方在“清网行动”中抓获了在逃十八年的犯罪嫌疑人贾小明。贾小明曾参与1993年震惊中外的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案发后畏罪潜逃。贾小明的归案，将尘封已久的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再次带入公众的视野。
在逃十八年的列车劫匪
2011年6月25日，在桂林警方进行的“清网行动”中，五十二岁的贾小明戏剧性地进入警方视野。根据市民举报，警方发现居住在桂林市叠彩区芦笛路的一名中年男子，常年混迹于棋牌室、游戏厅，没有正当工作，形迹十分可疑。在其经常出没的一家游戏厅，警方将其当场控制。随后，通过上网比对，警方确认该男子正是被公安部通缉了十八年的在逃犯罪嫌疑人、参与了1993年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的贾小明。
面对民警的讯问，贾小明始终坚称自己是桂林本地人，但却无法说出自己所持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最终，当地民警用桂林方言提了一个问题，才使得一脸茫然的贾小明彻底露馅，还原了这个列车劫匪的本来面目。
贾小明生于北京，中学毕业后去通县插队，1978年回城，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工作。1979年，贾小明因扒窃被劳教两年。劳教结束后，在东单地区干起了个体户，主要销售服装。不久，他与一名比自己大十余岁的女子结婚，生了一个儿子。
1990年，贾小明发现身边很多人乘坐国际列车往俄罗斯倒服装，并且挣了很多钱，心动的他加入了远赴俄罗斯淘金的队伍。1991年，贾小明托人以留学名义申请办理了一张去匈牙利的护照，出国前，他与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
“我当时都是从木樨园进皮夹克，一趟跑下来可以净赚一万多呢！”落网后，谈到当年干“倒儿爷”的经历，贾小明露出得意的笑容。他自称，1992年护照到期，他回到了北京。由于在桂林有亲戚，便决定去桂林发展。“我在桂林待了一段时间后，也听父母说过有公安人员来家找我，当时我就想肯定是因为当年我偷俄罗斯人钱包的事情被发现了。”贾小明说。
“隐居”桂林期间，贾小明改了名字。由于不敢找工作，他用从家里带来的两万余元现金做起小买卖，并用表弟的名字开户炒股。“我开过饭店，开过发廊，都挣了不少钱。”几年前，贾小明在棋牌室打牌时，与一名比自己小十三岁的女子结识，并很快同居。
被抓获后，贾小明坚称自己从未参与过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他信誓旦旦地说：“当时列车上根本就没有这种事情，我也没听说过，真的。”时隔多年，贾小明心存侥幸，以为死无对证。但他想错了。
无独有偶，2011年7月22日，当年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犯罪团伙中的重要成员、公安部网上通缉要犯、外号“东城老七”的宗立勇在首都机场落网。
那天下午，首都机场T3航站楼出境口的边检民警小王审查一男子证件时，发现其护照上的名字与出境卡不符，而且该男子神情紧张。
“去澳门干吗？”民警小王不露声色地问道。
“去、去、去旅游。”男子结结巴巴地回答。
“北京好玩儿吗？”小王又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好玩儿吗？”男子愣了一下，口中不知所云地反问。
几番试探，民警觉得这个中年男人一定有问题，于是把他带到值班室。该男子的护照用名是“李勇”，而在出境卡上填写的却是“宗立勇”。在系统内查询“宗立勇”，电脑上显示出“公安部通缉犯”的字样。民警冷不丁儿问这个男子：“宗立勇是谁？”
男子顿时张口结舌，面如死灰。
在宗立勇随身携带的物品中有一本日历。落网后的宗立勇说，这是为了记住日子。“逃亡这么久，我是数着日子过的。”
当年去莫斯科的北京“倒儿爷”中，外号叫“东城老七”的宗立勇曾经很有名。十八年前，为了实现发财梦，他以出国留学的名义办理了去俄罗斯的护照。当时，大量中国“倒儿爷”乘坐北京至莫斯科的3/4次国际列车，前往俄罗斯淘金。宗立勇参加苗炳林抢劫犯罪团伙，以中国商人为目标，在列车进入俄境后多次实施暴力抢劫。中俄警方联手摧毁了在国际列车上以及莫斯科市内抢劫的四个主要犯罪团伙，其中苗炳林犯罪团伙主要成员宗立勇逃脱。1993年，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红色通缉令，全球通缉宗立勇。
在国际列车上抢劫事发后，宗立勇“亡命天涯”，几乎走遍欧洲各国。2006年，他改名“李勇”，潜回国内。宗立勇害怕行踪暴露，不敢找工作，一直靠赌博为生。那天他本打算去澳门赌博，但是在办理出境手续时，竟鬼使神差地在出境卡上填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
宗立勇随即被北京边检总站移送至北京铁路警方。潜逃十八年隐姓埋名，但是他却在自己的心狱中苦受煎熬，犹如行尸走肉一般苟且偷生，最终还是没有逃过恢恢法网，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惩处。
据了解，截至目前，依然有个别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的犯罪嫌疑人在逃，但公安部网上通缉没有时限，警方的追捕还在继续。
背货的和背刀的
北京至乌兰巴托、莫斯科的3/4次国际联运列车，1960年开始运行，是新中国成立后开通的第一条涉外列车线路，也被称为“中华第一车”，途经中、蒙、俄三国。
苏联解体之前，乘坐这趟火车的人除了需要护照，还需要单位开的介绍信。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以后，中俄贸易全面恢复，北京至莫斯科的3/4次国际列车顿时热闹起来，而俄罗斯对生活物资的大量需求让中国人找到了商机。当时还没有发货渠道，只能通过火车自己带货过去。走一趟货打火机可以带几十万个，三四十件一包的皮夹克包裹可以带上一二百包。那时去莫斯科的“倒儿爷”生意火爆得很，只要是从国内带去的东西基本全能出手，而且利润极高，比如从白沟批发的皮夹克，一件进价也就一百多元，可在俄罗斯能卖到三千卢布（折合人民币六七百元）。
于是，原来列车员比乘客多的神秘列车变成了流动的货摊。火车一进入俄罗斯境内，只要一停车，“倒儿爷”们就在车窗口卖货，经常是车还没到莫斯科，货就卖完了。一般，这些跨国贩运的“倒儿爷”们平均一个月跑一个往返；生意紧俏，一个月就要跑两趟。他们带着货从北京坐火车到莫斯科，再从莫斯科乘飞机赶回北京，一边备货，一边套购黑市车票，马不停蹄，穿梭往来。最初车上没有行李限重，包厢里乃至过道上堆满了货物，这些国际“倒儿爷”没地方休息，就倚靠着货物站着睡觉。
在莫斯科做生意，都用卢布交易。回国时，“倒儿爷”们用一部分现金购买俄罗斯的贵重首饰、香烟、药材等，回国继续倒，大部分则兑换成美元，藏在货物里、皮鞋底子里、皮带夹层里带回国。当时俄罗斯外汇管制较严，个人无法将美元汇回国内，火车也就成了将美元携带出境的唯一渠道。
在中俄国际列车上往返走一趟货，大概需要半个月的时间。按照规定，中国乘警在二连浩特列车出境的时候就要下车，俄罗斯的列车上没有警察，一旦出了事，需要途经地的警察上车处理，这就给不法之徒留下了作案的空间。而且，按照俄罗斯的法律，嫌疑人只能拘留四个小时，如果没有受害人指认就必须放人。中国商人被抢之后当面对质时因为害怕报复，经常不敢指认。久而久之，俄罗斯警察就不太愿意管中国人的事情。于是，犯罪分子就以为中国警察管不着，俄罗斯警察不想管，抢劫起来毫无顾忌，无法无天。
迅速的财富积累，让少部分先富起来的“倒儿爷”过上了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光顾莫斯科的赌场，很快将积蓄挥霍一空。由于不愿意辛辛苦苦再次创业、重新开始，他们打起了在列车上偷东西的歪主意。但小偷小摸很难维持他们的高消费，于是发展成抢劫。登车的时候，他们扮成“倒儿爷”，等列车一出境，他们看准时机纠集成伙，在列车上进行抢劫、强奸等犯罪活动，无恶不作。甚至当时民间流传着一个说法：去莫斯科的“倒儿爷”有两种，一种是背货的，也就是一般的生意人；一种是背刀的，把刀、枪藏在包裹里，专门是为了抢劫去的。
1993年以来，在3/4次国际列车上和俄罗斯境内发生过多起中国人抢劫中国人的案件。1993年3月中上旬，南京某工厂一位女工会干部出访莫斯科，在六天六夜的旅途中，这位江南女子先后被十名劫匪轮奸了三次而无人相助（“3·10”特大轮奸案）；4月26日，南方某单位一位停薪留职的女员工刚踏上莫斯科车站，便被一伙中国劫匪挟持轮奸了（“4·26”特大抢劫、强奸案）……犯罪分子横行霸道、气焰嚣张。许多往返于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中国旅客用铁链将包间的门锁起来，吃喝拉撒睡全在里边，六天六夜不敢开一下门……
在莫斯科市内，这些劫匪同样无法无天地残害中国人。莫斯科的“莫大”“日出”和“四海”等几个旅社是当地中国人的主要聚居地，来淘金的“倒儿爷”大多在此住宿，而劫匪也藏身于此。哪个房间新住进了人，哪个房间的中国人卖完了货，他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这伙人明火执仗冲进房间，先是把被害人一顿毒打，然后捆绑蒙眼，再“从容”地搜走屋内所有值钱的东西。为了骗开房门，他们以找人、查房、送东西等为借口，有时还让团伙中的年轻女成员进行色诱。这些人的犯罪手段甚至发展到先是在车上威胁、恐吓中国旅客，一到莫斯科就强行收走护照，把他们始终控制在股掌之中。
不断发生的案件引起了中俄各界的关注。俄罗斯《劳动报》曾刊登文章，介绍中国犯罪团伙在俄罗斯的活动情况，摘要如下——
据俄罗斯安全部和内务部掌握的材料表明，中国犯罪团伙都是些在国内曾服过刑的人，每个团伙三至六人，年龄为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其中许多人都持有伪造的俄罗斯高校学生证。
这些犯罪团伙到处寻找“眼线”，专门敲诈有钱人。其手法有：一、威胁利诱从中国到莫斯科做生意的人充当其“眼线”，提供有关在俄做买卖的有钱中国商人的情况；二、在北京至莫斯科的列车上寻猎物，许多中国商人在登上列车时，就已经成了犯罪团伙跟踪盯梢的对象。他们有的身着铁路制服，甚至还为乘客服务，在认准目标后，及时把这些信息传给在莫斯科的同伙，同伙准确无误地在莫斯科的雅罗斯拉夫尔车站（中俄国际列车终点站）接站，用车把这些“贵客”送到旅馆或一个根本无从知道的地方，随后就进行勒索，如拿不到钱就将其杀害。据相关材料表明，1992年这类恶性案件就有二十三起。
这些犯罪团伙之所以专门敲诈本国同胞，一是了解同胞的“中国特色”；二是俄罗斯目前局势混乱，他们不用害怕案发后被抓获，而且万一出了事，也很容易躲藏到独联体其他国家。犯罪团伙潜入俄罗斯的主要渠道有：一、用假证件取道苏联其他共和国（如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潜入莫斯科；二、利用“学习”名义前往，但许多人拿到证件后根本不去上课，而是完全投身于非法活动，有些冒牌大学生还组成了固定的团伙；三、通过“旅游”名义前往俄罗斯。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领事处受理几乎“俄所有经商者”向中国公民发出的邀请信，由于邀请信太多，加上有时一份邀请信上写了几十个人的名字，致使俄驻华使馆领事处无法充分进行核实，结果造成大批中国公民“合法”入境。
对于中国犯罪团伙，俄方采取的措施是：一、俄首都执法机关根据莫斯科市政府的决定，采取了代号为“制度”的大规模行动，搜查集体宿舍和旅馆，对违反俄法律以及居住和过境条例者予以拘留并追究其责任；二、及时通报中国大使馆，并与中国公安部联系，以期双方通力合作对付犯罪活动；三、严格实施《俄罗斯联邦国家边界法》……
“财富列车”变成“厄运列车”
1993年3月10日，开往俄罗斯的3次国际列车缓缓驶出北京站，开始了六天六夜的漫长旅程。车上人很多，操着一口京腔、拎着大包小包的“倒儿爷”们，到俄罗斯学习的留学生，出差的政府官员，以及蛇头和偷渡客挤满了车厢。各个包厢里，那些经常一起走货、早就熟悉的“倒儿爷”们互相打着招呼。当晚，列车驶出我国边境二连浩特站，在国际列车上执乘的中国乘警按照规定下车。列车驶入蒙古国境内后，没有警力上车值守。
就是在这趟列车上，南京女旅客孙某被同包厢一名自称文军的劫匪强奸。而后，文军来到同伙所在的五号包厢内，得意地炫耀他找到了一朵漂亮的国花。绰号“花科长”的顾玉刚忙问：“有戏吗?”文军点了点头。
随即，吴宝顺、顾玉刚、库万和等五名劫匪来到六号包厢敲门，孙某不开。一名劫匪用匕首使劲儿将门撬开，进去就打了孙某几耳光，然后不顾孙某的苦苦哀求，对她进行疯狂蹂躏。一直到蒙古国海关人员上车查验时，这伙歹徒才离开孙某的包厢。临走时，劫匪库万和极为猖狂地把护照亮出来，叫嚣：“告诉你，老子姓库，过了关我还来!”惊恐万状的孙某找到同车厢一位姓李的男旅客请求保护，慑于这帮劫匪的淫威，男旅客不敢答应。她又找列车员求助，库万和威胁列车员：“少管闲事！”并阴险地对孙某说，“现在只有我能保护你。”无奈，孤立无援的孙某被迫跟着库万和到了九号包厢。在六天六夜的旅途中，孙某被抢劫团伙的十名匪徒轮奸三次……
南方某单位女员工朱某停薪留职后，到莫斯科去探亲。4月21日在北京站上车时，结识了一个叫张辛的男青年。到了莫斯科下车后，朱某没有找到来接站的表哥，张辛等人见朱某孤身一人，便邀请她到他们的住处暂时落脚。朱某初来乍到，想找个公用电话与表哥联系一下，居心不良的张辛蒙骗她说附近找不到公用电话。天色已晚，朱某被这伙人裹挟着乘出租车来到了苏斯卡亚的一户民宅中。
朱某看出这伙人不是善类，执意要走。一名叫高伟的匪徒强行挽留，还对朱某动手动脚。另一名叫于文闯的匪徒狠狠打了她几个耳光。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三个同伙。其中一人拿着枪威胁道：“你到了莫斯科，这里没王法，我就是王法。”接着就强奸了朱某。之后，这伙劫匪将朱某身上的财物洗劫一空。
一个月以后，气焰嚣张的匪徒又在中俄国际列车上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特大抢劫、强奸案。
5月26日，中俄国际列车驶出二连浩特国门，驶向茫茫的黑夜中。不久，列车中部的几间包厢内突然冲出一伙劫匪。这些早已暗中物色好抢劫目标的家伙撕下了伪装，明火执仗公开作案。一个蓄大胡子名叫小军的劫匪大声招呼同伙：“快!该戴上面罩了，咱他妈谁也不认识了。”话音刚落，六名凶神恶煞般的劫匪分成两拨儿，手持瓦斯枪、匕首等凶器在列车上抢劫。劫匪们闯进包厢，向旅客索要护照、钱财，并将不肯交出财物的旅客捆绑起来毒打搜身。从扎门乌德一直抢到乌兰巴托，历时十多个小时，劫匪们抢得大量现金和贵重物品。一位浙江妇女先后两次被劫匪强奸，她藏在糖果中的现金、首饰和护照都被抢走。
27日中午，列车到达乌兰巴托，这伙劫匪下了车。傍晚，车到伊兰站，惊恐不安的旅客刚刚缓过神来，又面临着第二次厄运。绰号“朱三”的朱兴金和绰号“二姐”的赵金华为首的又一拨儿劫匪虎狼一般冲上列车。朱兴金手持瓦斯枪、绰号“马头”的马继强手提电警棍闯进两名浙江女旅客的包厢内。“朱三”用枪顶住一个女青年的头部，逼着她交钱。女青年泪流满面，浑身颤抖：“钱都让刚才那拨儿人抢走了。”朱兴金狠狠地用枪托砸女青年的头，“马头”则用高压电警棍捅到另一个女青年的脸上。包厢内顿时一片惨叫声。
“再喊就杀了你们！”朱兴金威胁道。接着他们逼两位女旅客脱光衣服，从内衣中搜走了二百五十美金和护照。临走时，两名匪徒恶狠狠地说：“你们谁也不许出屋，否则把你们扔出去！”
“二姐”赵金华领着王琪等人手提长刀、短枪，将一间包厢内的三男一女又打又踢。出门后，赵金华气急败坏地骂朱兴金：“还他妈不上，钱都让人抢走了!”朱兴金的眼中顿时放出凶光。他看到一位浙江人上厕所，追上去，抡枪把那人打得满脸是血，并逼迫那人用浙江方言叫开包厢的门。朱、马等匪徒冲进包厢，让四位浙江人都跪在地上，反铐双手，一顿毒打，接着把他们藏在袜子里的美金全部抢走。
5月31日，列车到达俄境内，朱兴金、赵金华一伙匪徒还没离开，预谋要大干一场的牛顿等匪徒又上了车，而且两伙匪徒都认识。当天下午，朱兴金、王琪等三名匪徒手持刀枪闯入福建旅客陈某等四人的包厢内索要护照、搜刮钱财。已经被洗劫过两次的陈某等人不甘任人宰割，奋起反抗，躲在上铺的小伙子用早已准备好的啤酒瓶把朱兴金砸得头破血流，三名匪徒被赶出了包厢。
“二姐”赵金华一见朱兴金那副惨样，鬼哭狼嚎般地叫来牛顿等十几名匪徒堵住福建人所在的包厢，他们用刀撬、用铁棒砸门，叫嚣要把里面的人全都杀死。快到莎利亚站时，列车渐渐放慢了速度，包厢的门也快被劫匪撬开了。陈某等人知道门一旦被撬开，自己性命难保。走投无路之下，他们砸碎了车窗，趁列车减速时冒险跳车。匪徒们撬开车门，发现人已跳车，胆大包天的赵金华竟然拉下了列车的紧急制动阀。停车后，劫匪们纷纷下车追逐四个跳车逃命的旅客。陈某在白桦林被劫匪追上，腹部被刺了数刀，倒在血泊中。另三名旅客也被劫匪用大棍子打倒在地，人事不省。匪徒离开后，当地居民将四名浑身是血的伤者送往医院。列车到达布伊站，接到报警的当地警察登上列车，匪徒们自觉势头不妙，纷纷溜下了车，坐出租车返回莫斯科。次日，朱兴金、马继强、赵金华等劫匪被俄警方抓获。
从5月26日至31日，在六天六夜的行程里，这趟“财富列车”先后被三伙匪徒洗劫，变成了“厄运列车”，二十多名中国旅客遭抢劫，三名妇女被强奸、轮奸，多人被打伤、刺伤。这股抢劫中俄国际列车的恶潮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大案惊动中南海
“5·26”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发生后，多名受害旅客向我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报案。使馆立即以特级密函的形式将此情况报告中央。特急密函引起了中央最高领导的重视，江泽民总书记批示：此事令人发指，建议派得力干部去俄，尽早破案，予以严惩，否则不足以平民愤。
1993年6月4日，总书记亲自批示的特急密函迅速送达公安部。时任公安部部长陶驷驹立即主持召开紧急部长办公会议，成立专案组，迅速开展侦破工作。当天中午，刚参加完公安部紧急会议的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张起增火速向北京铁路公安局和北京铁路公安处两级领导传达公安部会议精神，指令布置十二名民警赶赴二连浩特口岸，登乘返回的4次国际列车，搜集犯罪线索。下午，时任铁道部部长韩杼滨、副部长国林听取了张起增的汇报。当晚，由公安部刑侦局、铁道部公安局和北京市公安局组成的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专案组成立。
6月7日，铁道部副部长国林主持召开关于整顿北京到莫斯科国际列车秩序的会议。当天下午，北京铁路局党委书记崔凤鸣、副局长董继胜在北京站召开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北京铁路公安局局长单玉圭责成北京铁路公安局第一副局长姜战林和北京铁路公安处副处长程亚力、张庆和立即组织侦破。
开会期间，北京铁路公安处副处长程亚力进入会议室，来到姜战林身边耳语：“‘3·10’轮奸案中的一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经查清，外号老葛，真名吴宝顺，就在北京站开出租车。”
“他现在莫斯科还是在北京?”姜战林急问。
“在北京，刚才还有人看见他了。抓不抓?”程副处长问。
“抓!”姜战林当机立断。
下午4点半，北京站。一个穿着时髦、腰别BP机的出租车司机刚走下红色夏利车，就被两名民警叫住：“吴宝顺，过来一趟，姜局要找你聊聊。”
一听“姜局”两个字，吴宝顺心里就一哆嗦，他硬着头皮来到了北京铁路公安处治安队。看见姜战林，吴宝顺就控制不住地两腿发软，背后冒冷汗。因为他知道姜局长可不是个善茬儿。
1992年7月走上北京铁路公安局副局长岗位的姜战林，是在一线摸爬滚打出来的铁道雄鹰。在北京乃至全国的铁路线上，他带领铁鹰小分队追剿东北虎、打击西北狼，屡建奇功，被誉为车匪路霸的克星。他先后荣立一、二等功各两次，荣获全国铁路见义勇为十大勇士、北京市劳动模范、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等称号，1989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1993年10月被授予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雄模范称号。车匪路霸票贩子，都知道北京铁路公安局有这么一号人物。
“知道我们找你干什么吗？”姜战林问。
“不知道。”吴宝顺低着头，不敢和姜战林的目光对视。
“是救你来了！”姜战林犀利的目光直逼吴宝顺。
吴宝顺脸色蜡黄，“我什么都没干，你们找错人了吧……”
“错不了，你们干的事那么大，纸里能包得住火吗？”
经过几个小时的较量，软磨硬抗不肯交代的吴宝顺败下阵来，他试探道：“我没强奸，只是和那女的发生了关系。”
“没强奸？你拿刀威胁人家干什么？”
吴宝顺顿时浑身筛糠，原来警方全知道！随后他交代了“3·10”轮奸案和部分抢劫案的线索。
铁路公安立即展开追捕行动。他们以吴宝顺的名义传呼另一犯罪嫌疑人刘金鹏，和他约好在东直门立交桥下见面。当晚7点，刘金鹏鬼鬼祟祟刚出现，就被追捕组民警一把扭进了车内。根据刘金鹏供出的新线索，追捕组于深夜将库万和与顾玉刚抓获。民警连夜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突审，初步摸清了以北京籍成员为主的抢劫、强奸犯罪团伙的活动线索，从而打开突破口，掌握了在俄罗斯和中俄国际列车上频频作案的两个犯罪团伙及三十名成员的基本情况。公安部依据追捕组提供的犯罪团伙名单发出了通缉令。
追捕组成员快速出击，抓捕了一批在国内隐匿的犯罪团伙成员，顺利查破了发生在中俄国际列车上的抢劫案件七十一起。根据掌握的大量线索证实，在俄境内的中国籍犯罪团伙成员多为北京市东城和西城的无业人员，两大犯罪团伙头子的外号分别叫“朱三”（即朱兴金）和“老臭”（即苗炳林）。
中国警察在俄罗斯
6月8日晚，北京铁路公安局会议室内气氛格外紧张，时任北京铁路公安局局长单玉圭向在座的精兵强将下达了命令，副局长姜战林作出了具体部署。
开完会，局长单玉圭让单位食堂安排了一顿壮行宴，四大盘凉菜、四大盘热菜都是实惠的家常菜。单玉圭局长开了一瓶五粮液，倒了一杯酒递给秘密抓捕小组负责人、北京铁路公安处副处长程亚力。“我交给你六个人，你不仅要完成任务，还要把他们给我平安带回来！”
“请局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如果有一个人回不来，那就是我！”程亚力一饮而尽。
因为是境外秘密抓捕，所以增加了行动的难度。抓捕组成员们事先商量好，一旦在抓捕行动中被俄罗斯警察误以为是打架抓住，绝不能暴露身份，事先准备好的说辞是他们欠了钱，行动小组是讨账的。而且，行动小组出国不能带枪、手铐等警械，面对持枪的亡命之徒，程亚力和同事们只有擀面杖和弹簧锁作为防身武器。这都是仔细考虑过的，民警的对外身份是“倒儿爷”，拿擀面杖可以说我们北方人出国也要吃饺子，而弹簧锁是用来锁货的。
6月9日清晨，秘密抓捕小组登上了北京到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一个任务是保证这趟车的安全，一个任务是沿途搜集情报。抢劫团伙主犯之一牛顿的情妇珍珍等几个人当时就在车上准备抢劫。得知信息后，秘密抓捕小组不便出面，就让列车员放出风去，说车上有到华沙开会的领导，让他们老实点儿。然后程亚力安排人到珍珍的包厢里跟他们聊天，实际是进一步摸情况。
6月10日下午3时许，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从首都机场腾空而起，飞向莫斯科。机舱里坐着赴俄罗斯工作组的六名中国警官，他们是时任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胡安福、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张起增、北京铁路公安局副局长姜战林、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王殿栋、公安部刑侦局副处长孙维夫和公安部外事局翻译舒慈煜。六位警官担负着特殊使命。
经过八小时的飞行，工作组抵达莫斯科。赴俄警官们顾不上休息，先后和俄罗斯警方进行了多次会谈。俄警方介绍，已经抓获的“5·26”抢劫大案的犯罪嫌疑人，在讯问时故意利用语言上的差异，不是装傻充愣就是一问三不知，讯问陷入僵局。
“我们能否参加讯问？”姜战林试着问。
俄警方商量后，终于点头同意。
6月12日，当地时间下午1时，姜战林、王殿栋和翻译舒慈煜来到莫斯科亚拉斯拉夫斯基火车站民警处讯问室。第一个被提审的是绰号“马头”的马继强。面对三个受害人的指认，俄警察问：“你认识他们吗？”
马继强点点头：“认识，刚认识的。”
俄警察又问：“是你抢了他们的钱吗？”
“没有，我不知道。”马继强装糊涂。
讯问室外的姜战林早就看不下去了。征得俄警方的同意，姜战林上阵了。他按捺住心头的怒火，问马继强：“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马继强翻了翻三角眼：“你们是大使馆的吧。”
啪的一声，姜战林把自己的警官证拍在桌子上：“你认识我吗？”
马继强一见那上面的名字，不禁大吃一惊：“你是姜局长？”
“好你个‘马头’，你想蒙谁？我们为什么万里迢迢来找你们几个？想想你们的罪过吧！还想落个陈尸西伯利亚吗？”
“不，不是，我想回去！你救救我吧！”马继强早知道姜战林的厉害。
“你只有自己救自己，交代自己和同伙的罪行。”姜战林给他指出了唯一的出路。
不出两个回合，马继强交代了他参与国际列车抢劫案的部分罪行。讯问持续了近五个小时，笔录做了满满十二页。傍晚，俄警方见中国警察轻而易举拿下了犯罪嫌疑人，两位处长把三位中国警官请到小会议室聚餐，一盘苹果、一盘西红柿、一盘黄油面包、一瓶伏特加，举杯庆贺中国警官的成功。
6月14日下午4时20分，姜战林、王殿栋、舒慈煜三人赶到加登斯基火车站民警处提审绰号“二姐”的犯罪嫌疑人赵金华。赵金华坐下后，姜战林把俄方为他们送来的面包和茶水推到赵金华面前，说：“吃吧。”
外穿棉囚服、内穿黑色紧身衣的赵金华一点儿也不客气，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个妖艳的女人是朱兴金犯罪团伙中的头面人物。她原在北京西单百花市场摆服装摊，1992年8月以自费留学名义申办护照到俄罗斯。赵金华与朱兴金等匪徒狼狈为奸，被匪徒们称为“莫斯科第一压寨夫人”。在多次作案过程中，她都是主谋和抢劫行动的领头人，腰插手枪，吆三喝四，飞扬跋扈。
吃饱了喝足了，她一口气交代出“5·26”抢劫案的同伙。但狡猾的赵金华还存有一丝侥幸心理，把自己洗了个一干二净。
与此同时，赴俄工作组的胡安福、张起增、孙维夫负责接待投诉者，走访被害人。三位高级警官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掌握了抢劫犯罪团伙的大量材料，参与列车劫案的犯罪团伙中，以苗炳林、牛顿、朱兴金和赵金华为首的几个抢劫团伙势力最强，这些人多数在国内有犯罪前科。
7月21日，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专案组接到一个神秘电话，对方称通缉犯牛顿、白慧钧等人密谋准备近日在莫斯科大干一场，大抢几次，然后立即离开莫斯科外逃。现抢劫团伙部分成员正在筹划办出境的签证，但是没钱走不了，所以要在临走前捞一票。最近，牛顿等人经常在莫斯科的中国人比较集中的旅馆、赌场等处露面，而有些在莫斯科经商的中国商贩已开始找地方藏钱藏货，以免被抢，甚至一度和那些匪徒关系比较好的有些势力的人物也采取了防范措施，怕那些劫匪狗急跳墙六亲不认。
7月24日凌晨，那个神秘人物再次给专案组打来电话，称苗炳林、牛顿、白慧钧、陶树红等人已办好去突尼斯的签证，准备大抢几次后马上逃往突尼斯。他们原准备办去美国的签证，一是不好签，二是花钱太多（大约需五千美元），三是即使签下来在美国也只能待一两个月，不能长期停留；而去突尼斯一是签证好办，二是到突尼斯后花上三四千美元就可以取得永久居住权，苗炳林已经派手下到突尼斯打前站了。这个神秘人物还说，莫斯科现在形势极为紧张，抢劫团伙已开始行动。7月22日，苗炳林等人持刀持枪闯入中国商贩崔某夫妇在莫斯科的家中，勒索了一千美元，现崔妻已乘飞机回国报案。苗炳林下一步准备要抢的还有方某、刘某、于某等人。
姜战林意识到情况非常紧急，他立即向上级报告，建议应在积极促请外交部尽快向俄方发出引渡照会的同时，先派员携已有的材料赴俄，协助俄警方缉捕苗炳林、牛顿等要犯。接着，姜战林通知在莫斯科的程亚力，要求他率领秘密抓捕小组在莫斯科展开行动，一是在中俄国际列车上秘密侦查，二是在莫斯科市内的中国人聚居地秘密侦查。
为了尽快破案，只能采取秘密抓捕的方式。按俄罗斯的法律，抓获犯罪嫌疑人要有受害者的指证，否则羁押时间不能超过四个小时。国外情况复杂，多数受害者是不敢出面与犯罪嫌疑人当面对质的。再者，被俄罗斯警方抓获的涉嫌抢劫、强奸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引渡回中国，需要中国公安部、俄罗斯内务部和国际刑警组织三方协商，可先前那些案件的受害者大多流散，因此，许多嫌疑人可能没有受害者指认，等不到引渡，俄罗斯警方就得放人。
那几天，在国际列车上认识了程亚力的叫珍珍的女人经常打电话给程亚力诉苦，她说想离开牛顿，因为牛顿对她不好，喝酒之后总打她。程亚力约她到大使馆来坐坐。珍珍见到程亚力，先哭诉了一番她所受的虐待，并透露了牛顿团伙的一些活动情况，最近牛顿让她勾引一个叫老于的商人，然后寻找抢劫的机会。程亚力考虑行动小组刚到莫斯科，对情况还不熟悉，贸然抓捕牛顿有风险，所以程亚力一方面把老于请到使馆，让他假意与珍珍周旋；一方面跟莫斯科当地比较有势力的人物打交道，利用他们作为秘密抓捕组和俄罗斯警方之间的中介。
李某有中国血统，祖上就在莫斯科做生意，在当地比较有人脉。程亚力请他在莫斯科的北京饭店吃饭，他不来，说从来不在城里吃饭。程亚力就明白了，人家不想在公开场合露面。后来他选了一个地方，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不起眼的饭店里，什么黑鱼子酱、红鱼子酱这些俄罗斯上流社会吃的东西都点上，花了十二万卢布。其实，牛顿等人在莫斯科为非作歹，李某这样的生意人也深受其害，李某表示愿意帮助中国警方抓牛顿一伙。于是，秘密抓捕小组就制订了计划，从珍珍那里套出了牛顿团伙准备作案的时间地点，再通过李某把有人打算抢劫的消息透露给莫斯科警方。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当牛顿正在抢劫商人老于时，莫斯科第七十三民警分局的警察荷枪实弹冲了进去，将这伙劫匪抓了个现行。
8月9日晚，赴俄工作小组的姜战林正和程亚力等研究秘密抓捕其他劫匪的方案，一条消息传来，姜战林看后精神一振，说：“快！马上召集人出发。”
程亚力知道机会来了，他迅速带领秘密抓捕小组，跟随姜战林赶往莫斯科郊区一栋俄罗斯建筑风格的六层楼房。据情报反映，劫匪洪晓强和另一名同伙就居住在四层北侧第二个房间里。就在姜战林准备带头冲进房间时，紧随其后的程亚力悄声说：“我在前头吧！”
姜战林一摆手说：“亚力你记住，只要有我在，我就是第一个，我不在的时候你才是第一个！”
时间紧迫，来不及再商量了。姜战林猛地撞开房门。“别动！”姜战林直扑洪晓强。洪晓强是个出了名的亡命徒，企图掏刀子顽抗，程亚力冲上前去一个利索的闪身别臂就将洪晓强摔倒在地，另一名劫匪也被随后冲进来的行动队员控制。姜战林通过赴俄工作小组与俄警方联系，将洪晓强移交俄罗斯警察局关押。
被捕后，洪晓强提出要上厕所，程亚力断然拒绝：“我告诉你，就是你拉在裤子里尿在裤子里，也不能让你去厕所！”程亚力绝不给洪晓强逃跑的机会。后来讯问时，洪晓强对程亚力说出了他当时想上厕所的真实目的。那天他回到莫斯科，是准备带着俄罗斯女友到乌克兰结婚的，没想到秘密抓捕小组会发现他的踪迹。被抓获后，他假意要上厕所，就是想借机从四楼跳下去，摔不死就跑，就是摔死也认了。
关于此人，还有一个小插曲。落网后，洪晓强大言不惭地对俄罗斯警察说他是“淡黄子孙”。中国警察听了俄罗斯同行的讲述，愣了半天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洪晓强把“炎黄”读成了“淡黄”。估计他从小就是这么念的，没文化害死人。可就是这样一个西瓜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亡命徒，居然混到俄罗斯办了个假留学手续。
到了8月底，多数抢劫团伙成员已被警方抓获，但其中一个团伙头目苗炳林仍逍遥法外。绰号“老臭”的苗炳林是公安部的一号通缉犯。程亚力率秘密抓捕小组几次来往于北京、莫斯科两地，搜寻苗炳林等人的线索。抓捕苗炳林，是程亚力率领的秘密抓捕小组最惊险的一次任务。
8月30日深夜，正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内的程亚力，突然听到有人拍打自己房间的玻璃。打开窗子一看，是一个叫老江的中国商人，曾经为警方提供过不少抢劫团伙的信息。这一次情况紧急，老江来不及让门卫通报，只得偷偷翻过使馆的墙来找程亚力。老江提供的消息是，苗炳林和同伙霍跃武、张宝胜听到中国警察来莫斯科抓他们的风声后，就跑到基辅躲藏了起来。这几天，苗炳林一伙人以为风头已过，悄悄从基辅回到莫斯科，就住在老江家里。
机会终于来了。程亚力让老江把苗炳林稳住，先别着急吃饭，让他们洗个澡、换换衣服什么的，拖到凌晨4点左右再吃饭。吃饭的时候，让他们多喝点儿酒，差不多到凌晨6点，再安排他们休息。让苗炳林和张宝胜住一个屋，霍跃武单独住一个屋。布置好了，程亚力马上召集特别小组研究抓捕方案。他当了一辈子刑警，以不动枪抓到人为最高标准。出来的时候他答应过，要把六个人全都带回去，因此抓捕方案就要精心策划。老江的住所，事先程亚力已经观察过了。程亚力让老江准备一盆花，如果一切正常，就把花摆在厨房窗台上，如果里面有变化，就把花拿走。
天还没亮，程亚力率领的秘密抓捕小组就到了老江家楼下。莫斯科警方的防范意识特别好，社区里经常有一辆警车、一辆救护车二十四小时巡逻。为了不引人注意，程亚力和秘密抓捕小组成员们就隐蔽在马路边潮湿的草丛里。那时候天气正热，蚊子咬得不行，可是他们都不敢动一动。早上7点钟，老江家厨房的窗口摆出了一盆花。抓捕组迅速上楼，按照原计划，一个人在门口打策应支援，一个人在楼上观察周围情况，程亚力带着另外三个人进屋抓人。由于出境后不能携带武器，赤手空拳的程亚力凭着一副好身手率先冲进了苗炳林的住处。撞开房门的时候苗炳林和张宝胜正在睡觉，能把门板打穿的鲨鱼枪就放在枕头边。程亚力摁住苗炳林，大喝一声：“警察！别动！你清楚我们为什么抓你。现在我跟你把话说明白，你是公安部通缉的头号人物，你跟我回国是死，不跟我走也是死。跟不跟我走，你自己考虑。”
苗炳林犹豫了片刻，点点头表示同意。但是他向程亚力提了一个要求，就是回国后要看一眼自己的老婆孩子。程亚力答应了。
抓捕霍跃武的小组出了一点儿小意外。当抓捕人员冲进房间的时候，屋里面是空的。民警正愣神的工夫，在厕所的霍跃武听到动静拎着棍子冲了出来，要跟民警拼命。一个民警手疾眼快，立刻从背后死死抱住霍跃武，然后两个抓捕人员合力把他制伏。
对于抓捕组的民警来说，出国抓捕这些公安部通缉的要犯还是第一次。由于担心引起外交事件，程亚力不敢把抓到的人带回使馆。他们提前在莫斯科郊外租了一套房子，把这三个人暂时关押在里面。经过政策攻心，苗炳林等三人分别写了自首书，表示愿意回国接受法律的审判。
8月31日，经公安部、铁道部与外交部紧急磋商，决定此事不通知俄警方，而是由程亚力率抓捕小组乘4次国际列车将这三名要犯秘密押解回国。为了不引起外交麻烦，三个犯罪嫌疑人不能戴手铐，也不能限制说话。如何顺利让他们回国归案，抓捕小组费了不少心思。程亚力托人从北京带来六箱啤酒，然后打电话给本来就认识的莫斯科警察，说是送给他们的礼物，但要麻烦他们来站台上取一下。和莫斯科警察朋友合影的时候，程亚力让人拉开了车窗帘，故意让苗炳林他们都看得到，暗示他们这是一个官方行为。为防万一，程亚力还提前让人做通了苗炳林妻子的工作，让她往俄罗斯的朋友那里发了一封电报，说苗炳林有精神病，拜托哥儿几个给带回去。如果苗炳林在火车站大喊大闹，引起俄警方的注意，程亚力就会把这封信拿出来。
通过出境口的时候，苗炳林告诉程亚力，今天是他的生日，又问这是不是他最后一个生日。程亚力说大概是吧。上车后，程亚力请列车员做了四个凉菜，让抓捕小组成员景康和苗炳林的两个同伙一起给他过生日。程亚力同意他们喝点儿酒，为的是能让他们顺利过关。
列车终于驶入满洲里站，深秋的夜里，早已等候在此的姜战林带领公安民警迎接勇士们胜利归来。
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给俄罗斯联邦内务部部长叶林写信表示感谢，希望两国警方继续加强合作，将藏匿在俄罗斯境内的其他在逃犯罪嫌疑人缉捕归案，并尽快引渡已经被俄警方抓获的朱兴金等主犯。
中国赴俄工作小组出色完成任务，即将启程回国。俄罗斯的高级警官们对中国同行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和富有成效的工作表示钦佩和感谢。他们满面笑容地伸出大拇指：“哈拉少，欧倾哈拉少（好，很好）！你们是一流的，你们和我们一样能干!”
百日鏖战
根据赴俄工作小组传回国内的情况，公安部边防局向有关国境口岸的边防检查机关发出查堵命令。铁道部公安局要求哈尔滨和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局加强检查，北京铁路公安局派出三个堵卡组，分赴绥芬河、满洲里、二连浩特等地，在各口岸控制堵卡。随着线索的不断扩大，在国内的抓捕工作迅速展开，追剿战斗全面打响，各地公安机关快速出击，协同作战，布下了天罗地网。
早在押送苗炳林回国之前，除了被俄罗斯警方抓获的牛顿团伙主犯、朱兴金团伙主犯之外，已有大批参与在国际列车上抢劫作案的犯罪嫌疑人落入法网。
6月14日，北京铁路公安局堵卡小组在国际列车从二连浩特进关时，抓获了抢劫犯罪嫌疑人秦之彤、杨珍春等四人，并押回北京。
当日下午，抢劫、强奸团伙主犯黄亚军、董书海被北京警方纳入视线。据情报称，黄亚军、董振江已准备买车票逃往山西。傍晚，这两个家伙约好到白塔寺附近的一个饭馆里吃饭。市公安局民警们携带长短武器，预先在饭馆周围设伏。傍晚6点钟，黄亚军、董书海等五人来到那家饭馆吃涮羊肉。还没等火锅烧开，全副武装的民警一拥而入，黑洞洞的枪口顶在黄亚军、董书海的头上，他们根本来不及反抗就被戴上了手铐。
6月15日，赴俄工作组与莫斯科内务总局有组织犯罪侦查局举行会谈，请俄方尽快缉捕在逃犯罪嫌疑人。下午，他们将二十余名可能逃往第三国的嫌疑人名单通报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突尼斯、乌克兰等驻俄使馆，请他们拒绝为这些人签证。
6月16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公安部《信息快报》上批示：驷驹同志，此事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6月18日，北京铁路公安局民警抓获在逃犯罪嫌疑人张距。
6月21日，铁道部国林副部长召开办公会，检查整顿国际列车治安秩序工作的进展情况。下午，在逃犯罪嫌疑人林宝刚在北京落网。
6月26日，姜战林指挥北京铁路公安局民警引蛇出洞，犯罪团伙成员牛勇利被抓获归案。同日，北京市公安局抓获在逃犯罪嫌疑人张明忠。
6月27日，上海铁路公安局将朱兴金犯罪团伙主犯袁凌抓获。
6月29日，上海铁路公安局抓获了在逃犯罪嫌疑人徐刚。
从6月7日到6月30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先后抓获二十三名在国际列车上抢劫、强奸的犯罪嫌疑人。到7月13日，又有二十八名犯罪嫌疑人落入法网。
7月16日，专案组连夜突击，对三十八名在逃犯罪嫌疑人起草提请逮捕决定书，连夜送北京铁路运输检察分院，检察分院立即阅卷，当即全部批捕。一夜批捕三十八人，这是北京铁路公安、检察史上单日批捕人数最多的一次。
7月底，在我秘密抓捕组的协助下，俄罗斯警方将抢劫团伙主犯牛顿、骨干分子张文冀当场抓获。牛顿团伙的劫匪们四下活动，企图交保释金营救牛顿；另一些匪徒磨刀霍霍，要大干一场后逃往第三国。根据这些情况，8月1日晚8点45分，公安部白景富副部长紧急指示，立即派工作组再次赴俄。
赴俄工作组的同志们协助俄警方抓获了朱兴金团伙主犯洪立会等三人，争取到让牛顿的情妇等一些犯罪团伙成员投案自首。8月10日，根据赴俄工作组传递的信息，专案组调取了牛顿团伙骨干李明华、孙海兵的照片。抓捕民警与当地派出所民警一起在李家附近蹲点设伏。中午，抓捕民警正在吃饭时，发现李、孙二犯回到李家。民警们放下饭碗，迅速冲入李家，将李、孙二人抓获。
这天夜里，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和丰台区公安局相互配合，通过突击查房，将苗炳林犯罪团伙成员石立春、吴春江抓获。
8月26日，公安部刑侦局胡安福副局长召集协同作战单位开会，姜战林通报了近期案件进展情况，对下一步预审、深挖、抓捕及引渡等工作进行了部署。
9月1日，北京警方在北京站发现抢劫犯罪嫌疑人代连福正在3次国际列车上运货，立即将其抓获。根据代连福的交代，当晚，警方将其同伙吴科生擒获。
9月3日上午10时许，抢劫犯罪嫌疑人李宏伟在家中被警方抓获。
从7月底到10月初，慑于法律的威严，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下，走投无路的抢劫犯罪团伙成员像丧家犬一样无处藏身，虞增珍、王贵柱等一批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
经过一百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在北京到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上抢劫强奸为非作歹的四个犯罪团伙的六十八名主犯和骨干分子先后落入法网。
11月10日，追捕组得到信息，5月26日在中俄国际列车上持刀疯狂抢劫、伤害中国旅客的朱兴金团伙主犯温凤奎从外地潜回北京。追捕组立即组织十名民警迅速赶到温凤奎住地蹲点守候。从上午10点到下午6点，追捕组未发现温凤奎露面。6点30分，追捕组得到情报，温凤奎已经到其妹家躲藏。追捕组立即驱车赶到温凤奎妹妹家，迅速包围了这幢居民楼。
这个叫温凤奎的劫匪在“5·26”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中手持尖刀追杀已经跳车的旅客，在受害人腹部连刺数刀，是个十分凶残暴戾的亡命徒。为防止犯罪嫌疑人拒捕，追捕组女民警佯装敲门试探，当其打开房门后，民警一拥而上将其制伏。经突审，温凤奎供认出另一同伙徐世平躲藏的地点。民警立即驱车赶到徐活动的酒仙桥一带，以同伙名义传呼徐世平，在其出门回电话的时候将其抓获。
特殊的圣诞节
1993年圣诞之夜，三十余名全副武装的民警登上93次国际列车的加挂车厢，列车悄然驶离北京北站，向着白雪覆盖的满洲里国门疾驰而去。他们的使命是：代表中国警方与俄罗斯警方携手完成一次秘密的跨国引渡，将在俄罗斯境内被中俄警方联手抓获的赵金华、牛顿等一批无恶不作的歹徒引渡回国接受审判。
一名引渡押解犯罪嫌疑人的铁路公安民警，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了这六个难忘的日日夜夜……
1993年12月25日，晴
下午3点，我们参加这次押解引渡的民警到公安局刑侦大队领取了手枪、手铐、武装带。按照上午姜战林副局长提出的要求，我们都准备了新式的警用棉帽子、棉大衣、黑棉皮鞋和白手套，扎上武装带，挎上手枪，民警们个个显得精神焕发，平添了几分威武。这次参加押解工作的民警绝大多数来自北京铁路公安处治安大队和刑侦大队，我和王旭章、王旭红、张泽来自北京市铁路公安局。
22点30分，93次列车正点开出了西直门火车站。我们向站台上送行的各级公安机关领导挥手告别。
这节专挂的软卧车厢共八间包厢。我们一行三十二人，把随行列车员休息的地方都给占了。按包厢分配人员时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民警队伍中有三名女性，她们是刑侦队的么文通、王荣、袁媛，由她们负责押解那个臭名昭著的国际列车抢劫团伙主犯、绰号“二姐”的赵金华。可是我们这节卧铺车仅有八个包厢，三十二名民警正好四人一间，但那间三名女民警住的包厢谁去呢？男民警们谁也不愿去。大家都知道一间包厢三女一男定有许多不方便。最后，分配包厢的孟队长急了，下命令非要我这个早已落户八号包厢的主儿到五号女警包厢去。
推来推去，我的位置已被挤进来的另一个小伙子占了。没辙，只好提起行李到五号包厢。三位女同胞给我让了个下铺。
1993年12月26日，晴
在铿锵有力的钢铁撞击声中，列车经过一夜的飞奔，于早晨8点半到达赤峰站。
11点25分，到达奈曼站。
14点25分，到达通辽站。这里的气候比北京冷。通辽站广场很大，高层建筑很有些大城市的味道。我们几个人跑到出站口往外望了几眼，也算是浏览了通辽市。
列车又开始了漫长的旅程，越走越感觉寒气逼人。晚饭后，列车正点到达泰来站。夜幕下，依稀可以看到窗外那一派皑皑白雪覆盖的草原和那早已冰封的河流。
秘书王旭章的家在齐齐哈尔。今晚22点30分，他就可以站在距他家百余米的地方了。他不时地从车窗向外望去，那熟悉的田野山川，那如烟的往事都令他感慨万千。可是因停车时间短，在到达齐齐哈尔站后，他只能在月台上落个脚，却不能回家看一眼自己的亲人。
在八号包厢内，有铁道部公安局和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大家闲聊时，北京市公安局二处的于队长绘声绘色地说起了曾经在西直门地区与一伙亡命歹徒枪战的详细经过。他这么一说，姜战林想起了一个人。“你说的那个叫张越的侦查员曾随赴俄工作组到过莫斯科，他的胳膊就是在那场战斗中负伤致残的。”
“嗨，别提了。他残了条胳膊就拿到七百多元的补偿；还有个被打瞎一只眼的，也不过补偿了一千多元。”于队长快人快语。
“太少了!”姜战林不禁感慨，“看看现在社会上潮起潮落的经商热，干点儿啥买卖不挣钱？干公安这种与危险相伴的职业，保险系数却低得可怜。我们的民警虽然平时发点儿牢骚，真到了关键时刻，还不照样迎着危险往前冲？”
1993年12月27日，晴
一觉醒来，已是早晨5点半了。撩开窗帘望去，外面白茫茫一片冰天雪地，根本找不到丁点儿绿色。
7点半，列车到达海拉尔站。几名民警下车在十多厘米厚的雪地上又是蹦又是跳，踢腿伸腰好不惬意。这儿才是真正的东北。不一会儿，从车厢前部走过来几个领导模样的人，他们说早就接到上级有关部门的指示，已经为我们准备了饭。姜战林一听乐坏了，就在刚才快到海拉尔时，他还安排王旭章准备几个大塑料袋，想趁到站停车的工夫给民警们买些油条。
8点，东方一片红彤彤，太阳出来了，预示着今天是个好天气。
下午1点47分，我们这节车厢被编挂在311次列车上。又经过几小时运行，抵达满洲里站。先期抵达的铁道部公安局、哈尔滨公安局、海拉尔公安处的负责人早已等候在站台上。民警们下车后，排着整齐的队列穿过满洲里站，登上又高又长的钢铁天桥。站在桥上四下环视，整个车站尽收眼底。蒸汽机车满载着圆木、钢铁等物资在中俄之间穿梭往来。
很快，我们进入刚落成不久的国际联运培训中心。这是一幢崭新的五层楼建筑，雪白的马赛克装饰外表，内装修尚未全部竣工，一切都是崭新的。当然，我们是这里的第一批远方来客。晚饭的餐桌上，摆满了许多当地的土特产。豪爽盛情的主人，端起了关外有名的“闷倒驴”烧酒。
1993年12月28日，晴
早晨，当地广播电台的气象预报说今天有小雪，温度零下十六度至零下二十五度。推开窗户，一股寒气扑面而来。远处的小路上有些稀稀拉拉的行人，走在雪地上咯吱咯吱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
中午12点45分，我们接到马上出发的命令。在警车的引导下，十几辆车组成的车队穿过满洲里市向边境国门驶去。约一刻钟的光景，我们眼前出现了一片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新工贸区，满载货物的中俄两国的大型卡车来来往往。
我们的车队停靠在边检站附近的空地上。据说，还要通过边防部门与俄方进行接洽。这时，负责引渡的有关领导通过对讲机传来消息，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下午2点，我们步行来到国门，满洲里边检站的毛主席出访苏联纪念馆就在眼前。为了留下永久的回忆，大家纷纷以象征着国家大门的高大门形建筑为背景拍照。与之相对而立的苏联国门标志依然是CCCP，两名俄罗斯边防士兵正在忙碌地检验着出入境车辆、人员的各种证件。往远处望去，灰蒙蒙的山坡上依稀可见原苏军废弃的坦克。据说，当年这里剑拔弩张时，那遍布山坡的碉堡里驻满了全副武装的苏军士兵。
下午3点整，经中俄边检人员升旗会话后，商定由中方到俄境内的后贝加尔镇去接人。
十余名全副武装的中国警官乘坐两辆面包车出境，到俄罗斯境内的后贝加尔边检站。北京铁路公安局刑侦大队长刘学熙等人与俄方赤塔警察局局长进行了简短的接洽商谈后，很快办理了朱兴金、赵金华等八名跨国犯罪分子的引渡手续。
下午3点40分，两辆面包车返回国门我方一侧。在此等候的公安部五局、铁道部公安局、北京铁路公安局及哈尔滨公安局的民警走上前去。车门打开，那位早已臭名远扬的“二姐”赵金华、半呆半傻的“马头”等犯罪嫌疑人失魂落魄、浑身颤抖地被押下来。姜战林亲自布置：两名民警押一名犯罪嫌疑人，分乘几辆面包车。
下午4点，中俄边境国门疾速驶出一队警灯闪烁的警车，直驱满洲里。待汽车加满油后，车队开始向海拉尔进发。二百多公里的荒原，覆盖着厚厚的冰雪。虽刚刚4点多，可太阳早已滑落天边，西方的天际只留下一片血红的彩云。
我们乘坐的金杯牌国产面包车司机是大连小伙子，车开得飞快，时速总保持在一百公里上下。车内押解赵金华的是民警王荣；民警张燕、朱志洪押解洪晓强；民警关健飞押解董德元。我不知道这几名犯罪嫌疑人的心境到底如何，但从他们的面部表情上可以看出，除了对即将来临的法律严惩的畏惧，似乎还有一些东西折磨着他们尚存的良知。在行驶途中，赵金华沮丧地说：“这日子回国心里真不是滋味。”后来我才知道，今天还是绰号“二歪子”的犯罪嫌疑人王琪的生日。
茫茫雪野中，很少见到车辆，更没有什么行人。零下二十六七度的寒冷天气，面包车的车窗上结满了厚厚的冰霜。我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一会儿就觉得脚下像踩了块冰。三个小时后，汽车驶入海拉尔市，停在火车站前。在呼啸的警笛声中，犯罪嫌疑人被押入软席候车室。很快，海拉尔至呼和浩特的列车缓缓进站，犯罪嫌疑人依次被押上列车。
晚8点40分，我们全部登上94次列车加挂的那节专用软卧车厢。犯罪嫌疑人被分别关押进八个包厢，每三名民警看押一名犯罪嫌疑人。一声长笛，列车从海拉尔市开出。姜战林召集大家研究分组倒班看押的具体事项。这些人大都罪恶累累，故需防止他们在押解途中垂死挣扎。
我被调整到看押董德元的小组，和关健飞、梁军共同看押这个绰号“老错”的董德元。早就听说他一直声称自己是被俄警方错抓的人，所以大家都叫他“老错”。上车后，他一遍又一遍喊冤枉。
夜里嫌疑人睡觉，我们只能轮班休息。凌晨3点多，我的眼皮沉得像坠了块铅似的，抬不起来。实在太困了，我就站起来到包厢外走走。所有包厢都敞开着门，荷枪实弹的民警高度戒备。熬到凌晨5点，梁军起床换班。本该去休息的小关执意要我先去睡一会儿。最后只好我和小关换班。我躺在铺上，一时竟没了困意。
1993年12月29日，晴
上午，从昏沉沉的睡梦中醒来，列车已停靠在白城站。一些值勤民警在车厢四周站岗巡视。
在一号包厢，女民警么文通、王荣、袁媛虽然一夜未眠，但她们仍然警觉地坐在赵金华左右。已经四十二岁的赵金华，徐娘半老，自我感觉仍然良好。她上穿棉囚衣，内套红色羊毛衫，眼圈黑黑的，显然一夜没睡好。1992年8月，原来在北京西单百花市场摆服装摊的赵金华以自费留学名义来到俄罗斯。开始，她在抢劫团伙中只是一个端茶倒水的角色，后来她成了匪首朱兴金的姘妇，地位日渐上升，号称“第一压寨夫人”。一次，另一团伙头子、绰号“老臭”的苗炳林被俄警方抓获，她出面组织“营救”，并率先拍出三千美金。在她的策划下，很快筹集到一万美金，将苗炳林保释出来。随后，赵金华又潜回国内，在白沟购买了手枪、手铐，藏在糕点内带到俄罗斯。这以后，她每次抢劫都腰插手枪，越发嚣张。
我问赵金华是否常去“卡西诺”（即赌场）。她露出一丝得意：“常去。”她说她曾有过腰缠万贯、颐指气使的辉煌日子。当年她插队时养成了抽翡翠烟的习惯，凡是她愿意帮忙的人，她都极“仗义”地递给对方一盒翡翠烟，让对方摆在小桌上。列车上的劫匪在包厢内看到谁有翡翠烟盒，就会立即退出来：“这是二姐的人，别抢!”
说起她的个人经历，她粗俗一笑，说她有几个“傍家儿”，还捎上一句：“男人和女人之间性爱和爱情是两码事。”这个外表和内心都十分丑陋的女人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不停地说自己心眼太好，为人太仗义，到头来反倒没好报。
二号包厢内关押着抢劫团伙骨干分子张文冀。他与牛顿及其情妇同住在“日出”旅馆。这家伙是个典型的酒色之徒，成天在醉生梦死中打发日子。那天，牛顿与他密谋抢劫一名在俄经商的中国人。他手持大号折刀、绳子与牛顿的情妇闯进那位中国商人的住宅，并将事主五花大绑，没想到被跟踪而至的中俄警察当场抓获。
从莫斯科到后贝加尔边境，俄警方押解这伙歹徒历经十七天的时间。这帮曾经在国际列车上和莫斯科为非作歹嚣张至极的匪徒，自知末日不远，在俄境内押解途中，他们躲开俄警的监视，聚在一起悄声相互埋怨，有时候也开几句玩笑，说：“这回咱回国后，顶多过了春节，政府就得把‘朱马牛羊’一块儿下锅（朱指朱兴金，马指马继强，牛指牛顿，羊指外号‘大羊’的洪晓强）。”朱兴金说死后他捐出他的脾，“马头”说捐角膜，牛顿长了一双大招风耳，众歹徒说那就捐耳朵吧，“大羊”的脑袋瓜好使，到时捐出副大脑也许对医学研究有用。
三号包厢内关押着心狠手毒、臭名昭著的牛顿。三十岁的牛顿是刑满释放人员，在莫斯科他是中国人侵害中国人的匪首之一。仅举一例，1993年正月初五，牛顿抢走一男青年的三十万卢布，因嫌钱少，他在该青年左右胳膊上各砍一刀，头部连砍三刀，称之为“破五砍你五刀”。
四号包厢关押着绰号“二歪子”的王琪。他肉头肉脑，白眼球多黑眼球少。12月29日是他的生日，一路上他浑浑噩噩昏睡不止。1991年年底，他以自费留学名义到俄罗斯经商，与朱兴金、赵金华等人勾结，组成团伙，多次在3/4次列车上抢劫中国公民的财物。现已查清，他直接参与抢劫作案七起。中午，女民警王荣给王琪送来一大块巧克力，说得知今天是他的生日，送块巧克力表示表示。王琪捧着巧克力对王荣说：“谢谢了，我会永远记住你们的恩情。到北京我一定好好坦白自己和同伙所犯的全部罪行。”
五号包厢内关押着那位“淡黄子孙”洪晓强。他的胸前文着一条恶龙，据说，他还对俄罗斯警察拍着前胸说自己是龙的传人，不知对方听懂了没有。此人长相凶恶，秃头下一双不大的眼睛露出狼一样残酷凶狠的目光。他曾多次持刀参与抢劫作案，罪行极大。子夜，洪晓强提出要解手。民警张燕、朱志洪押着他来到车厢厕所。由于连续多日旅途颠簸，加之精神极度紧张，这家伙吭哧半天仍解不出小便。民警看他那副德行，便用哄小孩撒尿的办法吹着口哨，还不奏效，只好将他领到洗脸间，打开水龙头，顿时一阵哗哗声。在条件反射的作用下，洪晓强解完了小便。第二晚11点50分，民警张燕、朱志洪注意到洪晓强身穿的棉囚服有异常，遂进行仔细搜查，发现在其棉衣背带里藏有半片刮脸刀片和一根四厘米长的铁丝。刑侦大队长刘学熙对其携带的所有物品进行彻底检查，没有再发现其他违禁品。民警们分析，洪晓强藏刀片是留作自杀用的，铁丝则是准备用来捅开手铐伺机逃跑的。
这些亡命之徒，押解他们时务必高度警惕，稍有疏忽就容易出闪失。
六号包厢内是匪首“朱三”朱兴金。朱兴金戴着一顶锥形针织帽，额上还有伤口，那是因旅客反抗造成的。他很少说话，不过一说起来就滔滔不绝。他说他到过匈牙利、罗马尼亚，曾经也是个拥有几十万元的大款，还在国外开了家公司，并拥有一辆奔驰轿车。可是因为狂嫖滥赌，短短时间内就输掉了全部资金。趁着俄罗斯政治、治安形势混乱，他自以为在境外抢劫犯罪，中国警察管不着，俄罗斯法律管不了，继而拉起一帮子狐朋狗友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
七号包厢内关押的是绰号“马头”的马继强，据说曾经担任过某公司的经理。这些天，“马头”全然不见了几个月前在火车上作案时的那股嚣张神气。他曾与赵金华等人结成抢劫团伙，多次在北京开往莫斯科的3/4次国际列车上抢劫行凶。
八号包厢里是绰号“老错”的董德元。说起他来还要多费些笔墨。他是北京市崇文区人，曾在北京站开过饭馆，后来随着国际“倒儿爷”潮出国淘金，倒腾皮夹克。说来也巧，5月26日那天，他临走前去看一位朋友，恰好遇到一个算卦的。算卦的与他素不相识，突然对董德元的那位朋友说：“我看他（指董）满脸晦气……”他让董德元拿笔在纸上写了自己的名字，看罢轻叹了口气，“你在8月15日前不要出门，否则必有牢狱之灾。”董德元问算卦的有何解法，算卦的说你若在此日期之前外出一定要扎红腰带、缠红布条辟邪。董德元不相信，依然按原计划于当天登上3/4次国际列车。不知什么原因，在北京站上车时他就因行李超重被罚款一千元。一路上，国际列车上的抢劫、强奸案件屡屡发生，董德元并未参与。可是到了莫斯科，刚下车他就被俄警方依据受害旅客的指认抓了起来。他一路喊冤，可依然在俄监狱中被关了七个月。回国后，中国警方依法对董德元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最终确认董德元确实是被错抓的。
1993年12月30日，晴
清晨，东方一片朦胧，列车缓缓驶入京郊大地。车厢内，民警们重新整理装备，收拾物品。连续几昼夜高度紧张的旅程，再加上饮食不适、休息不好，一些同志在车上突发疾病，呕吐腹泻。但是，他们坚守岗位、高度警惕，只有从那些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才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十分疲惫。
5点30分，列车到达北京北站。月台上早已等候在此的一队警车闪起警灯，前来接车的各级领导、公安民警纷纷走上前来。我们三人一组押解着嫌疑人分别上了囚车。
姜战林在车站派出所借了一个房间，召集赶来接车的预审组民警开会，布置接下来的讯问工作。
警笛响起，车队缓缓驶出车站。
最后的忏悔
寂静的夜空中，一弯残月挂在高墙电网上。铁窗内，囚犯们睁着空洞的眼睛，等待着自己最后的命运……
这些人大多是北京籍无业人员，有犯罪前科，受过公安、司法机关处理的占70%。他们出国前绝大多数在北京办托运、开出租、开饭馆、做买卖，后以工作邀请或留学等名义，申请赴俄罗斯或匈牙利的护照。出国后，他们没有选择规规矩矩做生意，靠勤劳致富，而是膨胀起罪恶的欲念。如今，那些曾经猖獗之极的劫匪已经成了阶下囚。
杨彤，时年三十三岁，他的父亲是一位老革命干部，母亲是教师，他的哥哥姐姐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医生，而他于1975年因盗窃被公安机关劳教三年，1980年、1982年又因盗窃受到公安机关的处理。
1992年8月19日，借了一万多元人民币办了护照的杨彤，在出国赴俄的列车上遇到了苗炳林。这两个曾在一起劳教过的“难友”臭味相投，遂结成抢劫团伙。把刀一亮，对方就交钱，杨彤觉得这样来钱太容易了，于是便开始了抢劫、赌博、再抢劫的罪恶循环。
人称“瘦子”的徐刚，的确是瘦得皮包骨头。他七岁的时候父母离异，在接受讯问时，说到他的家庭，他的眼睛微微有些湿润。他经营过羊肉片生意，挣了四十多万的家产，但是又在赌桌上把全部家产输得精光。他明白，赌博这玩意儿输多赢少，可他就是改不了这种恶习。为戒赌，他用打火机烧过自己的食指，发誓永不再赌。如今，他的食指早已被烧得变了形，但赌瘾还是没有戒掉。
他的未婚妻是一个在北京开饭馆的青岛姑娘，因为赌博，两人已发生多次争吵。他想把输掉的钱挣回来，于是，硬着头皮向未来的岳父借了一笔钱，满怀希望地来到莫斯科，可鬼使神差地又进了赌场，刚赚到手的几百美金转眼间就打了水漂。为了迅速翻本，他走上了抢劫犯罪的不归路。他说，他愧对不讲吃不讲穿每天切七百多斤羊肉片的未婚妻，即使到了另一个世界，他也难摆脱良心的愧疚。
胡子拉碴、满脸横肉、左右胳膊上刺着女人头和鹰的黄亚军，是赵金华的侄子。1983年因流氓罪被判刑七年，刑满释放后，在北京做服装生意。1991年10月，他以留学名义申办护照赴俄，先后抢劫、强奸、绑架十多起。他知道自己罪大恶极，他说：“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抓住了。反正要挨枪子儿，现在我把所有的案子都交代了。其实少交代，你们也不会把枪子儿打在我肩膀上……”
杨珍春二十岁出头，长得白白净净。她的父亲是一位高级军队干部，母亲是老师，她是家中的独生女。1991年杨珍春申请赴俄留学后，成了抢劫案主犯秦之彤的情妇。她交代说：“在国际列车上我一共参与了三次抢劫。第一次，秦之彤他们要我去，我就跟着上了火车，后来他们分给我一万卢布。第二次、第三次，他们又分给我五百美元和五千卢布，还有一些衣服和录音机之类的东西。我在莫斯科卖掉了几件衣服，剩下的带回国了。没想到，刚进二连浩特海关就被抓住了。我现在很后悔，要是知道我犯的是抢劫罪，我就不会和他们去了……”
无知、法盲、铤而走险，这伙亡命之徒在国际列车上犯下了滔天大罪，等待他们的是法律的严惩。
1994年4月，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开庭审理轰动一时的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以牛顿、苗炳林、赵金华、朱兴金为首的劫匪，其犯罪行径令人发指，记录他们滔天罪恶的案卷足有数米高，长达一百多页的起诉书，字字带血，声声含泪。
经审理，有六十多名被告被判刑，其中三十一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含死刑），十四人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团伙头目牛顿、苗炳林、赵金华、朱兴金等均被判处死刑。
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罪犯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一阵枪声过后，这些罪恶的生命永远地消失了，但是，他们在人世间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却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不仅葬送了自己的生命，还给被他们伤害过的人以及他们的亲人留下了无尽的悲痛。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们在深牢大狱中写下了认罪悔过书，留下了最后的忏悔。
1993年12月7日上午，北京铁路公安处看守所。囚室沉重的铁门打开了，牛顿被管教民警带了出来。他披着一件棉大衣，里面只穿一件小背心，似乎还未料到今天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管教走上前来，帮他从一堆行李中挑出一件白衬衣和一件羊毛衫，一言不发地帮他换上。此刻，牛顿似乎恍然明白了什么，他望了管教一眼，却什么也没问。随后，他强挤出一丝笑容，双手将一份悔罪书交给了管教，接着从衣兜内掏出看守所特别优待的两盒香烟，逢人便递上一支，向他遇到的每一位公安民警道别，并深深地鞠躬：“谢谢了！”
牛顿走向囚车。他知道这一天一定会到来，他知道他死有余辜，罪不容赦。自俄罗斯引渡回来后，牛顿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把骨灰带回来了。”
是的，他把骨灰带回来了，也把他罪恶的生活史写出来了——
“11月12日上午，秋风送爽的京城，迎来了香山红叶飘零的季节，看守所的号房里秩序井然。此刻，管教语气平和地叫我的名字，并说明要让我做一件事，那就是把自己走过的道路，把犯罪的成因详尽写下来。由于事情过去的时间不算太长，稍加回忆，就可原原本本再现当时的原貌。我眼睛一闭，思绪不禁滚滚而来……”
“为什么要去莫斯科？”牛顿在悔罪书中写道，“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身在北京的我，正处于年轻、易于躁动的年龄，轻而易举地被卷入出国潮。我原本在北京有一个很好的家庭环境，也有比较丰厚的收入，但为了不错过时代所赋予的机遇——出国经商，在对国外情况不甚了解的情况下，仓促踏上了去异国的旅途，去圆我人生的发财梦。
“那是1991年，北京正值金秋时节。我乘上了旅欧列车，过沈阳站时，车站工作人员着装整齐，向国际列车举手敬礼，场面那么庄严，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干出一番事业再回来见家乡父老，我心里暗暗发誓。列车在茫茫的原野上沿贝加尔湖行驶了几天，美妙的大自然风光令人目不暇接。尽管旅途劳累，但我每天都有新鲜的见闻，心情亢奋。第七天，列车终于到达了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莫斯科。
“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到底应该做什么生意，我心里有些茫然。我听说有不少人捕捉到了准确的商业信息发了财，当然，也有人由于思想层次的局限，加上对莫斯科的新环境不适应，错过了发财的机会，还有的人整天泡在赌场或者夜总会里……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人为我指明方向，我所遇到的都是一些心怀叵测的歹徒。他们利用我的无知，先是设圈套诱惑我，等我欠了他们的钱，就胁迫我和他们一起上车抢劫。而我当时鬼迷心窍，居然就跟着他们干了下去。如果当时能碰上个好人拉我一把，我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啊，至少不至于成为一个死囚……
“第一次和他们作案，我胆战心惊，心里对受害者还有一丝歉疚，第二次、第三次，我逐渐习以为常。如今，想起自己所犯下的累累罪行，我真是悔恨万分。扪心自问，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恰逢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抢劫犯呢？我犯下的罪行给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造成的伤害，给我的父母妻儿造成的创伤，永远都无法补救了。
“在被引渡回国的路上，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想家，又怕见到家人的面，心里如同打破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了。在北京的看守所，公安民警们关心我们的生活，关心我们的思想状况，没有歧视我们这些重刑犯。只要不违反原则，我们的要求他们都尽量予以满足，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不能不被他们感动，悔罪之心油然而生。所以，我向预审人员如实交代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历数了我和同伙的累累罪行，真是令人触目惊心。我终于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和同伙都是一些什么人，给社会给他人造成了多么严重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都是无法弥补的。一审宣判后，我的心情反而平静了，我知道我的日子不多了，但我想利用最后的这些日子做一点儿力所能及的补救工作。
“我想用我的经历警告后来人，特别是年轻朋友们，要学法、知法、守法，当你面对生活的十字路口时，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膀大腰圆，左臂上文着一个虎头、手腕处文着一个女人头、右臂文着一只飞鹰的死刑犯黄亚军泪眼蒙眬地说：“我知道自己罪该万死！”
时年三十一岁的黄亚军，住在北京市海淀区温泉某厂宿舍，父母都是工人。1983年他高中还没有读完，就因流氓斗殴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送新疆劳改。父母因为儿子的事相互埋怨，闹得离了婚。1989年12月，黄亚军被提前八个月释放。回到北京后，和其姑赵金华（朱兴金抢劫团伙主犯，绰号“二姐”）在西单摆摊卖服装。1991年10月，他以自费留学的名义去了俄罗斯，还在列宁格勒大学建筑系挂了个名，但从未去上过学。
黄亚军回忆说：“头一次去俄罗斯是和赵金华背货。几百件皮夹克，因为手续不全，提货时遇到麻烦，加上罚金，没赚着什么钱。开始也没想到抢，就是打架，北京人受了欺负，我去帮着打，有时候对方害怕，就说别打了，我给你钱。我一看这比倒腾皮夹克强多了，做买卖吃苦受累不说，还要对付俄方的警察、税务和胡列杠（意即土匪）。有一回在旅馆里，洪晓强和别人打架，一个西安人在门口看了两眼，我就把他打了一顿，还抢了他一千美元。
“认识朱兴金是我最大的错误。朱兴金赌博输了一万多美金，我也赌，虽然不像他赌得那么大，但从国内带去的几千元人民币也输光了。那年春节后，朱兴金就提出，血洗国际列车。开始那几个月，主要是抢蛇头和偷渡客，因为他们不敢报案，就算报了案中国警方也没法介入，即使介入了也查不到，没有人证嘛。后来这些人学精了，他们买通了一些俄罗斯官员，有的蛇头还有枪。我们怕惹麻烦，就把目光转移到乘坐国际列车的买卖人身上。
“1993年3月初的时候，在莫斯科一处私人住宅，我和朱兴金、老八、董振江、牛勇利等人抢了个上海人，是那个叫小迅子的用上海话叫的门，如果北方人叫门他们一般不会开。我们都拿着刀，进门以后叫他们全趴下，有一个人拿着棒球棍想反抗，被牛勇利拿匕首顶住了胸口。最后我们抢了一千多美金，还有卢布和人民币，我分到三百美金。我抢了十几起，在车上的有六七起，一般是一个多月回国一次——看闹得太凶了，回来避避风头。4月底，我和董振江坐4次列车回北京，途中，我拿着瓦斯枪（枪是在车上买俄罗斯人的，一百美金一把），闯进一个包厢，里边有两个上海人和一个湖南教授。我们先让他们交出护照，一看那个教授是公派出国的，没敢抢他，找那两个上海人要钱。他们说没钱，我让他们把报关单拿出来，一看有一千六百多美金。我们抢走了一千四百美金，然后在乌兰巴托下车，乘飞机赶在这趟车前回到北京。
“5月26日，我和董振江等六人一起在北京站用站台票混上了3次国际列车，当晚就出境了。后来得知朱兴金、老八他们也要上车，我们几个一合计，那么多人要上车抢，哪有那么多钱啊？干脆咱们先干吧。我们一口气抢了五六个包厢，抢到七千多美金。作案以后，我也预感要出事，原来估计中国警方8月至10月之间才会抓人，没想到中国警方动手那么快。从作茧自缚的第一起案件开始，我就知道后果好不了。我迟迟没结婚，也是心里不踏实，可是，为了钱，已经欲罢不能了。抓我的时候，我和董振江买好了车票，正准备到山西他老家先躲一躲。当四支枪同时顶在我脑袋上时，我就知道这下完了。警察问我：知道为什么抓你吗？我说：知道。后来经过管教民警的帮助，我更认识到我们这伙人的丑恶凶残和肮脏的灵魂。我罪大恶极，活是活不了了。如果有来世，我一定脱胎换骨做个好人。”
面对法庭庄严的国徽，当审判长宣布“依法判处抢劫犯张庆珠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时，泪水模糊了张庆珠的双眼，那宛如梦幻的往事一幕幕掠过他的脑海。在悔罪书中他写道：“我今年三十五岁，姐弟中行六，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也和我同案，也被判死刑）。记得小时候，一大家九口人的生活，仅靠当工人的父亲那点儿微薄的工资勉强维持。没有工作的母亲为这个家，不得不起早贪黑给人烧锅炉、扫地挣点儿钱贴补家用。尽管生活清贫，但在我的记忆当中，那时的生活很快乐，极度贫困的物质生活折磨我们的同时，也磨炼了我们的意志。几个哥哥很小就知道节俭，除了学费，基本上都不向父母伸手要零花钱。姐姐是几个孩子中唯一的女性，又是老大，生活的重担过早地压在姐姐身上。为了尽早减轻父母的负担，尽管她的学习成绩很好，她初中毕业就参加了工作。
“记得我上小学时，有一年冬天，我放学回家路过菜市场，看见马路边一大堆白菜帮子，我跑过去挑呀拣呀，手冻得胡萝卜似的又红又肿，当我连背带扛好不容易把拾来的十几棵菜抬到家时，天已经黑了。母亲弄清了原委，拉着我冻红的小手心疼得直掉眼泪，其实距这堆烂白菜十来米的地方就有堆成山一样的好菜。初中毕业后，我待业在家，靠给人做木工维持生活，后来到塑料厂当了一名工人，工作中我结识了一位姑娘，不久我们就结婚了。和那时候大多数家庭一样，我们虽然工资收入都不高，但却觉得生活很充实。特别是孩子出生以后，两口子忙里忙外的，日子过得虽然平淡，倒也恩爱自在。
“几年前，我辞职干了个体，好不容易申请到一张个体经营水果的执照，买了一辆平板三轮车，开始练摊。创业的艰辛真是一言难尽。那时候，我的婚姻生活也出现了危机，我和妻子协议离了婚，三岁的女儿归我抚养。熬过了那段又当爹又当妈的苦日子，我进了一家出租汽车公司，包了一辆‘小面’，生活慢慢好起来。虽然仍是起早贪黑的，但每月的收入能达到三千多元。这段时间我结识了许多朋友，听他们说国外生活如何如何好，钱也容易挣，我动心了。国外的生活，对于从小就生活在贫困中的我诱惑力太大了。于是，我托朋友给办了一个留学手续，想着去国外做点儿买卖挣点儿钱，开开眼界长长见识。
“终于，我登上了开往俄罗斯的列车。记得在北京站站台上，母亲流着眼泪，哥哥姐姐一遍遍叮嘱我注意安全，他们的话一直回荡在我的耳边。初到异国，语言和生活方式造成的不便使我着实苦恼了一阵子，不过也很快适应了。第一次去莫斯科，我带了一百件皮夹克，挣的钱扣除办护照的费用和路费所剩无几。回国后，我马上又进了一些皮夹克和羽绒服，再次登上了北去的列车。不巧，这次正好赶上滞货。我心里直起急，这时，我的朋友苗炳林（即国际列车抢劫团伙主犯之一）对我说：老像这样干下去，咱们一辈子也发不了财。南方那些搞偷渡的蛇头动不动就挣几十万，咱们不如联系几个人抢他们一回。两次莫斯科之行，使我出国挣大钱的梦想破灭了。我想，反正这帮蛇头挣的也是不义之财，又是在国外的土地上抢他们，不犯国法。于是，我就答应苗炳林干一回试试。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我这一念之差竟会害了我终身。
“第一次跟苗炳林出去抢劫，我的心跳得厉害，手抖得连门把手都拧不开。以前在国内，连别人的一根针一个鸡蛋我也没偷过，更不用说抢了……拿着第一次抢来的钱，我们进了莫斯科最大的赌场。没几天，钱就输光了。这时候贾小明（潜逃十八年，于2011年公安部“清网行动”中被桂林警方抓获）又来拉我去抢南方人，我头脑一热，跟着他们去了……回到住处，我一遍又一遍地反省自己的这种行径，虽然抢劫来钱容易，但终究属于不义之财，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会万劫不复。在国内开出租车，虽说苦点儿累点儿，但钱也不少挣，生活水平也算得上小康了，还能和年迈的母亲、年幼的孩子享受天伦之乐，以后再找个妻子成个家，过正常人的生活，虽平淡但踏实，不用担惊受怕。于是，我跟他们道别，声明退出，只身一人回国了。
“这是我第四次从莫斯科回国。回国以后，我托人和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达成协议，继续跑出租车挣钱。这期间，苗炳林多次从莫斯科打来长途电话，要我重新加入他们的团伙，我都拒绝了。古人说得好，闻过则改，善莫大焉。意识到这是犯罪并中止犯罪，不受他们的引诱再次陷进去，照理说这是好事。如果这时候我及时向公安机关主动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那么，今天政府对我的处理无疑又会是另外一种结果。但我一直存有侥幸心理，认为在国外犯的罪，国内警察管不着，一直到自己被公安机关抓获。
“接到死刑判决书后，我彻夜难眠，情绪极不稳定。看守所的管教民警及时向我伸出了温暖的手，他们从生活上关心我，从思想上帮我找犯罪根源，鼓励我放下思想包袱。正是这些管教促使我拿起笔来写下这些肺腑之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希望有机会看到我这封遗书的人们，以我为戒，居安思危，学法守法，千万不要因一时的冲动铸成大错！”
追逃无穷期
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迅速破获，经过治理的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早已恢复了良好的秩序，历经磨难的国际列车又欢畅地行进在欧亚大陆广袤的土地上。从1993年6月起，中俄国际列车上再也没有发生过一起抢劫犯罪案件，登上这趟列车的旅客脸上重新露出了笑容。
十八年来，中国公安机关一直没有停止对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中漏网的犯罪分子的追缉。
1999年10月，公安部在全球通缉的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在逃犯罪嫌疑人白慧钧、钟继泉在乌克兰被抓获并引渡回国。
2006年，北京警方在一家商场门口抓捕了从俄罗斯潜回北京的牛顿犯罪团伙成员曹宏。
2007年，公安部网上通缉的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在逃犯罪嫌疑人张闻敏在上海黄桦路一民宅落网。
2011年6月，在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的“清网行动”中，桂林公安局刑警支队抓获了苗炳林犯罪团伙成员贾小明。不久，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在逃犯罪嫌疑人宗立勇在北京落网。
截至目前，仍有个别参与1993年中俄国际列车大劫案的犯罪分子在逃，但公安部的网上通缉没有时限，警方的追捕仍在继续。对于那些还没有归案的在逃劫匪来说，全球通缉令将伴随他们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原载于《啄木鸟》201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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