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短篇小说卷——结案风波（二）
目录
结案风波 / 晓剑
无罪辩护 / 孙红旗
凝聚力 / 宗利华
新闻发言人 / 张策
空位 / 冉利敏
老民警遇到新问题 / 张秀莹
英雄论 / 易凡
人命关天 / 孙明华
总有一种力量令你前行 / 唐六勇
老警 / 吴全礼
还债 / 邢根民
最初的约定 / 宋丽娜
红营盘 / 刘昆鹏
商水河之恋 / 郝昕
直觉 / 平萍
无罪辩护
孙红旗
一
在我受理王老三杀人案的第三天，汉中的母亲去世，吊唁期间，遇见了汉中的女朋友山口香奈子。我不知道汉中和山口香奈子之间发生了什么，但可以肯定，山口香奈子经历了非常痛苦的一天。当晚，她告诉了我许多事，同时对她妈妈百合代樱的死谈了自己的看法。
得知汉中与山口香奈子恋爱时，我已回到衢州老家当律师。关于汉中和山口香奈子的关系，我能从他犹豫的神态里察觉到他内心深处的矛盾。不出所料，毕业后汉中谢绝了山口香奈子提出的一同到日本深造的要求，留在衢州一个外资企业当技术主管。
我是怀着极其悲壮的心情记录下这些文字的，受理王老三的案件给我带来的震撼是从未想到过的；更让我没想到的是，王老三的案件会与日本北海道的这名年轻女子有关。
汉中并不知道山口香奈子要到中国。山口香奈子想给心爱的人一个惊喜，但她没料到，千里迢迢赶到中国却遇上了汉中的母亲去世；让她更没想到的是，一天的时间里汉中没跟她说上一个字。
后来我得知：山口香奈子的母亲三年前死于一场车祸，三年后，临终前的舅父次尾营三郎却告诉山口香奈子，她母亲的死是一个阴谋，因为担任北海道国政学院教授的母亲，曾揭露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丑行，而后被右翼分子杀害。山口奈香子的父亲草根太郎是国会议员，对妻子的死讳莫如深。山口香奈子得知真相以后，开始追查杀害母亲的真凶，却落入了一个巨大的政治旋涡。
在我和山口香奈子相视而坐的那个晚上，她在我的眼里就像一个天使。山里的风是洁净的，空气更是清新。天空在星星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地蔚蓝，月亮宁静而又恬淡，散发着慈爱的柔光。静静地坐在夜光下，听着闻所未闻的故事，让在场所有的人都感到了惊心动魄。
山口香奈子告诉我，她舅父当年参加过衢州的细菌战争，并且强奸过一名十几岁的村姑，咬掉了村姑的一个乳头。舅父描述细菌战争的情景，不仅是我也是山口香奈子无法想象的，那样的战争是一场灭绝人性、赤裸裸的屠杀。
在我为王老三寻找辩护理由时，我能清楚地感觉到，所有决心都与这个夜晚有关。
二
每一次辩护，哪怕是胜诉，对我来说都不是完美的。我乐意在胜诉中寻找瑕疵。对于败诉的官司，我会将案件拆分开来，就像一名机械修理师拆开一部机器，在每一个环节里敲打是非。因此，我对接案基本上不作选择，我把每一次辩护当作现实的演练，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我喜欢在不可能中寻找可能。因此，当我接到王老三的案子时，并没有因为这起杀人案的证据充分而应付了事，而是出于职业的习惯，开始寻找案件中可能存在的漏洞。
听完委托人的叙述，理性告诉我这是一起无望的辩护。我的委托人是被告人的妻子，她的叙述简单而又贫乏，好像丈夫的死对她来说只是一个毫不相干的故事。我说案件胜诉无望，也在于我的委托人对自己丈夫的杀人行为肯定无疑，对辩护的成败并不关心，她把辩护当作一种程序，一种妻子对丈夫尽人道主义关心的义务。因此，当我问及委托人丈夫的杀人动机时，她轻描淡写地说：“还不是为了钱财！”后来我一直想，百姓大多数是温顺善良的，委托人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受到侦探推理的影响，当警察得出犯罪嫌疑人杀人的结论时，我的委托人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在接受委托后的第二天，我在看守所见到了犯罪嫌疑人王老三。那时，警方已经把证据调查得很充分。陪我会见的警察说：“这起案子到目前为止，不论是被害人家属还是犯罪嫌疑人本人及其家属，都没有提出疑义，因此，你这大律师就过过场，走走形式呗。”
我笑笑道：“胜负不是律师的全部意义。”
我一直认为，律师看问题和警察不尽相同，有时截然相反。比如，警察是在肯定犯罪嫌疑人有罪的情况下搜集肯定证据的；律师却是在假设犯罪嫌疑人无罪的状态下寻找否定证据的。因此，法律上说的“无罪推定”只有在律师身上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因此，律师要有一种挑战权力的勇气。
在讯问室里，粗大结实的铁栅栏把我和犯罪嫌疑人隔开，四周的墙上用红色油漆写着醒目的标语，警察在我身后进进出出，注意着我们第一次会面时的谈话。坐在锁椅上的王老三很不起眼，五十六岁，瘦小个，单眼皮，皮肤黝黑，剃光的头皮凹凸不平且布满沟壑，一眼看去像是个没有多少文化却又十分难缠的人。由于长久营养不良和酗酒，让王老三的身体和精神完全坍塌了。王老三的妻子是个本分的女人，平常在农贸市场倒菜，补充生活开支。女儿高中毕业后外出打工，王老三被捕后回家待了几天，而后一直未归。根据警方侦查认定，王老三犯有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被害人叫马正槐，原先也是菜农，土地被征用以后靠退休金过着闲散的日子。马正槐六十八岁，跟现妻是二婚，年龄比他小得多。前妻生的女儿和后母不和，出嫁后很少回家。现妻的女儿与母亲贴得很近，对继父的生活习惯极其反感，跟着母亲一直在外打工。马正槐身体很好，好酒，生前和王老三同一个村，居住得也不远，两人常在一块下棋喝酒聊天，好些时候王老三就窝在马正槐床上同住。
王老三的表情麻木，用一种冷淡的目光看着我，他青青的头皮上渗出细密的汗粒，偏大的囚衣挂在肩上，使得身子愈加瘦小。我告诉他我是他的律师。他眨了眨眼睛，然后反问道：“律师？”我答：“对，律师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说白了，就是帮助犯罪嫌疑人维护权利的那种人。”
王老三怪异地看了我一眼道：“那律师岂不是坏人？”
我说：“为坏人提供法律服务和坏人是两个概念。律师只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帮助犯罪嫌疑人寻找无罪或轻罪的证据，使得犯罪嫌疑人不受冤枉而得到公正的处理。这也是司法所必需。”
王老三想了想说：“那律师是好人，好人帮助坏人，还是坏人。”
我说：“尊重坏人的权利，让坏人也能得到充分的辩护，恰恰是一个国家尊重人权的‘晴雨表’。懂吗？”见他一脸茫然的样子，我只好摇了摇头，觉得自己过于理性的话还没跟王老三说明白。我说：“现在我们不说好人还是坏人，我想知道你犯的什么罪？”
王老三答：“这鬼世道，黑白弄不清，杀鬼也杀了人！”
我忍俊不禁，没想王老三会冒出这么一句话来。我正正身子问：“你承认自己杀了人，可为什么杀人？”
王老三看了看我道：“你不是看了口供嘛，还来烦我。”
我点点头说：“我想听你亲口告诉我。”我见王老三没反应，接着道，“你说你杀了人，可你知道杀人的后果吗？”
王老三听了我的话哈哈大笑，转而突然虎着脸说：“知道，知道，不就是画个圆圈么！再说，那杂种该死。”
我问：“为什么？”
王老三把眼一瞪道：“他有钱，有钱就好养老了，有钱就想欺负我呀，有钱就要摆……”王老三突然打住了话头，看看我，把头扭到了一边。我望着他，短暂的接触中总觉得王老三不太正常，但在警方的调查中，从来没有提及王老三的精神问题，我的委托人也没有说到过。我想，警方的调查往往是机械的，他们从“犯罪构成的四要件”去思考，常常忽略了犯罪现象周边有很多人文的东西，这种忽略让律师作了很好的补充，在法庭上成了为被告人作无罪或轻罪辩护的突破口。
我说：“你把话说下去。”
王老三挪了一下身子，脚镣发出沉闷的响声。他看了我一眼，仿佛不是因为我的要求而是觉得他有回答这个问题的必要。他说：“死鬼不就是有钱吗？叫我吃却不让我喝酒，肉他吃大的我吃小的，还说什么鸟话，成天捣鼓着‘小日本’什么的，这个死鬼。”王老三东拉西扯，脸泛起红来，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了。
我点点头说：“我明白了，现在我把你杀人的主要口供读给你听。你听好了，你所讲的话是不是和材料上写的一样。”说完我开始读警方对王老三的讯问笔录。王老三似听非听，一会儿要水一会儿要烟，末了说了一句：“烦了，杀就杀，没杀就没杀。捣米做什么呀！”话音刚落，他闭上眼睛在身上抓起痒来，脸上漾过的快乐和眼前的一切毫不相干。
交谈没办法再进行下去，我不得不离开看守所。
第一次与王老三见面没有得到任何我想要的东西。本想在每一次履行程序过程中都能发现一些令我感兴趣的东西，但这次没有。不过我知道，面对一起毫无希望的案件，开始总是一无所获，我习惯了这种进程，没到最后胜负难以预料。
那时，我并不知道王老三杀人的真正动机。不仅如此，最先介入侦查的警察不知道，负责批捕起诉的检察官也不知道。后来的发现是在见到山口香奈子以后。山口香奈子是为了另一个使命来到中国的。那时，我对日本侵略中国所犯的罪行了解甚少，或者说只是停留在国内某些教科书或影视作品的感染之中。与山口香奈子见面后，我内心洞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灵魂经受了从未有过的洗礼。我突然觉得自己非常渺小并且琐碎。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一个小有名气的法律工作者，面对山口香奈子和她妈妈的英灵，我变得十分伤感。
是山口香奈子感染了我。当我发现王老三真正的杀人动机时，我下决心无论如何要保住王老三的性命。也就是说，当我得知王老三所谓杀人的真正动因以后，我对他身上折射出来的那种民族自尊心无比敬佩。而这一切都与山口香奈子的舅父次尾营三郎有关。
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后的几十年里，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很少提及这场战争的遗留问题。然而，日本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早已开始反思这场战争，追寻历史的真相。
我对这场战争更深的了解，最早来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写的小说《死器》和纪实小说《恶魔的饱食》。当时，我对作品所反映的事实抱着怀疑的态度，只是把这几本书当做文学作品读。但是我知道，森村诚一在日本民众面前揭开日本侵华战争的内幕后，曾像百合代樱一样遭到过威胁和指责。森村诚一说，我之所以追踪战后日本731部队的足迹，不是追究个人的责任，而是为了揭露战争的狂热和可怕的民族优越感，不使此类错误重犯。
我不明白的是，当年在中国犯下极大罪行的日本细菌部队，战后却销声匿迹般地隐藏起来，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与山口香奈子见面的第三天，我第二次会见了王老三。
这次他的态度和上次不同，也许王老三在跟我会见后与人进行过交流，明白律师在庭审过程中的重要性。老祖宗说过：死，亦我所恶。杀人偿命，人人皆知。在王老三看来，律师也许是能给他生存机会的那种人。
但王老三依旧很谨慎。我说：“上次说到你杀人，说到马正槐因为有钱就欺负你，说到不给你喝酒、吃肉要吃小块的，除此之外，马正槐‘成天捣鼓着“小日本”什么的’是什么意思？”
“都是些鬼话，鬼话不是人讲的，那死鬼酒一下肚就吹嘘‘小日本’，那死鬼该死不是？”
“说到吃肉喝酒，马正槐和日本人有什么关系？他怎么吹嘘‘小日本’的呢？”
“这个，你得问那死鬼去……”王老三觉得自己说错了话，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你承认杀了马正槐，却让我去问他，你不是诅咒我吗？你让我到阴间去问呀？”王老三嘿嘿一笑。我接着问，“你先是承认杀了马正槐，而后又说因为吃饭有了争吵，最后说杀害马正槐是因为他的金戒指和电视机。马正槐死后，你把金戒指和电视机给卖了，警察根据线索追到你的头上，你交代了。一系列证据像结实的铁链，把你的性命紧紧锁在断头台上了。”
王老三望着我，目光有些犹豫。这是我常用的方式，不断地搅动他的情绪，给他希望又让他失望，伺机突破。
“那我真的没救了？”王老三有些沮丧道。
“谁告诉你有救了？第一次见面到现在，你什么也没说，叫我怎么救你？话又说回来，如果你杀了人，谁又能救得了你？律师只能根据你讲述的真实过程，为你提供法律援助，保障你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得到公正的对待。”
“我没杀人。”王老三突然说道。
“这就怪了，你向警察承认了杀人，现在又说自己没杀人，那么，马正槐床上的那个人是谁杀的？”
“我没想杀他，那日我们都醉了，那死鬼说他有钱，有钱只买半截猪舌头、三只鸡爪。后来，他不让我喝酒，还不让我吃猪舌头。那酒是我拎去的，他凭什么不让我喝？他又说‘小日本’。我火了，说：‘“小日本”给了你什么？还吹。’他说：‘你是白痴。’我说：‘我爹的爹是杀“小日本”的，“小日本”是你爹呀，那你就是我的仇敌。’死鬼听了来掐我，我操起屁股下的板凳砸了死鬼，死鬼人高马大的也不经砸，好笑。”
“这些你好像没告诉警察。你当时并没有想要砸死马正槐？”
“不先砸他，他还会把我摁在墙上，逼我喊他爹。死鬼，想当我的爹，我爹是什么人？我爹的爹跟着共产党抗过日。”王老三气呼呼道。
“他拿日本人说事，你就来气？”
“他说他是‘小日本’，我能不生气？我爹是什么人？我爹的爹还是……”
我打断了他的话：“也就是说，你不像向警察坦白的那样，故意杀死了马正槐，然后又偷了他的东西；或者说，你不是为了要马正槐的东西而杀死了他。”
“死鬼死了，留着东西干什么？”王老三瞪着眼睛问。
我笑了笑道：“你说得有道理。”我递过一支烟，为他点着，看他“嗦嗦”吸得有味时，我继续道，“你亲口告诉我，你并没有想杀死马正槐，你担心他会像以前那样把你摁在墙上逼你叫他爹，就用板凳砸马正槐。马正槐说他是‘小日本’，马正槐是日本人？”
“那死鬼喝酒后就胡说，我还是美国人呢。嘁，他是不是日本人，你得问死鬼去。”
我想我该收摊了，我不能跟着绕圈子，但是王老三提到马正槐拿自己当日本人，成了我第三次会见他的理由。
那天晚上，我知道汉中对远道而来的山口香奈子冷漠的原因了。
汉中的母亲在侵华日军发动细菌战时感染上霍乱，他父亲因此也烂掉一条腿，当年母亲只有七岁，十二岁的父亲救了她。父母一生的痛苦在汉中心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恰巧在母亲去世的当口，山口香奈子出现在灵堂上，勾起了汉中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便发泄在毫不知情的山口香奈子的身上。后来，汉中带着山口香奈子到了母亲的坟上。山口香奈子为老人烧了锡箔，点了香，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反复说着“对不起，对不起”。
在我第一次正面接触山口香奈子提供日本侵略中国的材料时，我觉得自己不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对这场战争一知半解，对日本细菌部队在衢州使用细菌造成的危害一无所知。我在山口香奈子面前感到了深深的内疚。这种心理，支配着我去深入了解犯罪嫌疑人王老三，知道了被害人马正槐的故事，从而正式确定了对王老三案件的辩护理由。
王老三的女人白天在农贸市场做生意，我选择了晚上上门。女人刚过五十岁，常年的劳累使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一些。对我的到来她没表现出多少热情。我坐在堂前，看着她忙着家务事，忙完了，她意识到对我的怠慢，为我沏了一杯茶。
我开门见山：“你真的相信你的丈夫为财杀死马正槐？”
“警察都这么说。”女人说话声音不大，细得像屋檐下的滴水声。
“我看过警察的材料，说是你丈夫杀人后劫走了一台电视机和一只金戒指。那台电视机卖了三十块钱，那只金戒指卖了三百块钱。为了三百三十块钱，你的丈夫杀死了一个熟人。”
“他没酒过不了日子，酒量越来越大。”女人说。
“你的意思是，你的丈夫劫财是为了买酒，在家里不能满足他的酒瘾吗？”
“死鬼和他一样，他们常在一块儿喝酒，常醉倒在一块儿睡在死鬼的床上。”
“也就是说，你丈夫和死者是朋友，还经常一块喝酒，一块住宿？”
女人点了点头。
“我想知道，你丈夫和死者有矛盾吗？”我问。
“他们是天生的冤家，一天不吵不闹就过不了日子。”
“都是为了什么事？”我想起和王老三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屁大的事，菜好坏，酒多少；死鬼见他烦，不见他想，一天不吵不闹心里闷得慌。我家里的不服，犟，死鬼更犟，嘴上挂着日本人，说自己是日本人的后代，有大什么和的血统，灌下酒还嚷嚷着要到日本找他爹，说他爹是日本的富翁。”
不知为什么，我的头皮突然一麻，像是被深深地刺了一下。我问：“马正槐有日本人血统？”
女人说：“不知道，死鬼自己说的。”
“你丈夫为什么恨日本人？”我问。
“他老爹十年前死了，说是日本人攻打衢州时中了什么毒，硬是把肺给烂掉了。他爹的爹打过仗，死在日本人刀下。老三是孝子，看到老爹死去哭得像个泪人，别人看了都不信，都说他‘装孝’。其实有什么装的，爹活着我们养，还挤钱给他看病；死时，两个女儿没出一分钱，安葬费我们出，有什么装不装的。”
“因为他是孝子，看到父亲一生不幸；因为他爹的爹是日本人杀的；所以他恨日本人。马正槐老是把自己当日本人挂在嘴上，因此两人酒后时常发生争吵。”
“是这个理。”
我突然想起汉中的父亲和母亲，那对在20世纪40年代被细菌战毒害了的患难夫妻，还有汉中本能的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王老三的内心和汉中一样，因为上一代仇恨的种子一直种植在他的心里。但是我阅读了王老三杀人案的全部材料，他和马正槐时常因“日本人情结”而发生冲突的有关细节，没有只言片语的记录。
关于王老三杀人行为的侦查十分简单。王老三砸了马正槐后，知道他气力大，怕他醒来打不过他，冲到对面在他头上补砸了两下，然后将他抱上床，用棉被捂上。那天晚上王老三一直待在他的房间里，直到第二天凌晨关好他家里的门窗，摘下他手指上的金戒指，抱着电视机离开现场。次日，他把电视机和金戒指卖了。此后，王老三还时常敲他的门，主动问邻居看到马正槐没有，邻居说可能到女儿那儿去了。
六个月后，马正槐的妻子、女儿打工回家，闻到房子里有一股怪味，看到了马正槐床上的尸体烂得只剩下一副白骨。警察经过现场勘查，认定马正槐的房间是第一现场，通过死者家属辨认，裹在骨架上的衣服是马正槐本人的，邻居说马正槐失踪差不多半年了。警察最先找到王老三，向他了解马正槐的情况，王老三说我还找他呢。后来发现马正槐的金戒指不知去向，家里的电视机也失踪了。警察在一张破旧的收据上找到了卖金戒指的记录，顺藤摸瓜地抓获了王老三。王老三供认自己杀了马正槐。此后，家属将马正槐的尸骨火化，据说，因为火葬场的骨灰盒价格昂贵，马正槐的妻子没有领取骨灰。
“马正槐真的是日本人？”我又一次问道。
“听说是。听老人说，‘文化大革命’时，因为马正槐是日本人，还批斗过他，让他戴高帽游街。”
我点点头。
四
我压抑不住内心的兴奋。我发现了警察和检察官在侦查和起诉间留下的漏洞，这个漏洞将成为我胜诉的全部理由。
现在，我要弄清楚的是马正槐有没有日本人血统。马正槐生于一九四三年五月，也就是侵华日军在衢州撒下细菌之后。如果马正槐真的有日本人血统，极有可能是日本军人留下的后代。马正槐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可能成为王老三杀死马正槐的重要原因。
一连几天，我都在市公安局的档案室里，在“文革”的档案里找到了马正槐母亲的交代材料。马正槐的母亲承认，一九四二年八月侵华日军攻入衢州，到处杀人强奸、残害民女，她躲避不及，被掳进一个山洞里，遭到了一名日本鬼子的强奸。那时候，衢州城里瘟疫流行，许多人得病死去，她的父母和两个哥哥也相继离开人世。她在山洞里躲了几天，出来后逃到乡下马家村亲戚家，三个月后和村里的一个姓马的男人结婚，马正槐还没有出生，马家男人被国民党军抓了壮丁，再也没回来。次年，她在婆婆家里生下了马正槐。由于早生三个月，婆婆怀疑马正槐不是自己的亲孙子，对他们母子一向不好。在马正槐五岁那年，母亲带着马正槐离开马家村，回到了衢州老家改了嫁。
我还在材料里看到“革委会”下发的文件，认定马正槐的母亲是日本特务，并对特务的儿子马正槐进行批斗。马正槐的继父为了划清界限，离开了他们，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重新回到他们身边。后来不知为什么自杀了。
马正槐对这段历史理当知道，但我无法理解马正槐的心态。他母亲同样是日本侵略者的受害者，他却在王老三面前吹嘘“日本老爹”，这对同样受着日本侵略战争深深伤害的王老三来说，是最大的刺激。
知道了马正槐的身世，让我对王老三的杀人动机产生了怀疑。从警察提供的证据来看，王老三杀人的动机是否像案卷中表述的那样简单直接？
这天晚上，我再次把会见王老三的思路进行了整理，我希望像所有的辩护案件一样，在第三次会见中找到突破点。
阳台上，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有一种清新的感觉直入心脾。在大自然面前，我的内心有一种苍茫的感觉，那种暗合的神韵提示着一种唯美的法则，这是人类社会永远难以企及的。道法自然，自形自色，天道永远是我们的老师。令人感叹的是，人类在效法的过程中，总以自己为中心，日本的细菌战争就是偏离战争之道的魔鬼的战争。
还是那间讯问室，坐在铁栅栏那边的王老三和前两次见面时没什么两样。他看了我一眼道：“你怎么又来了？”
“我是你的辩护律师，我是来帮助你的。”
“你到街上打听打听，我王老三这辈子找谁帮过忙。”王老三说完把头扭到了一边。
“在警察那儿，你承认杀死了马正槐，警察根据你的交代，从一个建筑工地里找到了马正槐家里被偷的电视机。这一切你都认了。但是，从你的交代里看出，你第一次击打马正槐后，担心马正槐会醒来。马正槐虽然年长于你，但人高马大，你不是他的对手。我想知道，此前是否有过类似的情况发生？”我开导道。
“嘁，我怕他？我把马正槐夹在裆下当马骑！”王老三说着抬起下巴，一副傲慢的模样。
“那是在他烂醉的时候。你不怕他，为什么在他脑袋上补砸两下？分明是怕了。”
“那死鬼嘴里还哼哼唧唧的，我听不过去！”
“他哼唧什么，马正槐是日本人的种？”我突然问道。
“我怎么知道，你问死鬼去。”
“他老拿日本人说事，让你想起你父亲、你爷爷的死。其实，马正槐的母亲和你父亲同样是日本细菌部队侵略衢州时的受害者，这样的受害人在衢州有千千万万。但是马正槐忘记了过去，你是孝子，你受不了马正槐人高马大却一身奴气，于是你砸了他。”
王老三听了我的话，失声哭了起来，他断断续续道：“我就没想杀他，这死鬼简直是个可怜虫，酒一下肚就跟我吹他的日本爹，还说要到日本找他的爹去，说他爹一定是个大富翁，死鬼知道自己是个什么种……我不补他两下我也活不到今天。好多次呀，死鬼老酒下肚，把我拎小鸡一样摁在墙上，让我叫他爹，一个日本侵略者的野种能当我的爹吗？我爹是什么人？我爹的爹还是抗日英雄！叫死鬼爹，可他每次都快把我掐断气……”
我望着他点点头道：“我明白了，你想告诉我，你打他不是因为劫财，而是因为他老拿自己当日本人欺负你。你打他是自卫，你也不知道马正槐有没有死。”
“反正我俩得死一个，就像当年日本打中国，不是日本投降，就是中国亡。这死鬼长得的确像日本人。”
“这些话你在公安局里没说？”我问。
“说啥？没什么好说的。人家一开始就拿到了死鬼的金戒指，说我劫财，我就劫财了。当年日本鬼子劫了中国多少财？还不许我要回点儿？”
我满意地笑笑。我想我达到目的了。
回去的路上，马正槐的相貌老在我眼前晃动。尽管我只是从材料中感觉到他的形态，这一模糊的形态却在我面前不断地变幻，和山口香奈子的脸部重叠、分离。我不知道，在我心灵深处老是泛起山口香奈子的影子，这是我生活中第一次对一个女子产生类似沉重的思念，我有一种对汉中犯罪的感觉。也就是在这一天，我想起山口香奈子的舅父次尾营三郎在衢州细菌战中强暴村姑的事情，这个村姑如果尚在，应当是八十三岁。
那天晚上，我偏偏想到了死者马正槐的母亲。
老人住在县城的一间老式的瓦房里，找到她家里的时候，她五十六岁的女儿正好在她家里洗完碗。老人显得格外瘦小，坐在房间门边的椅子上。天气尽管闷热，但老屋里透着特有的凉爽。老人周身干净，能看出女儿十分孝顺。我望了她一眼，揣测着马正槐的死会在她内心引起多大的震动。从老人的表情可以看出，她是个明白人。我向她女儿说明来意，问及她母亲的身体。女儿说：“好着呢，耳眼比谁都灵。”
我道：“您儿子的事我很难过，但这已成事实，请您老节哀。”
老人拿眼望着我，目光蒙眬，脸上没一点儿表情。女儿接话道：“她平常也不爱说话，但她灵清得很。”
“不说话你怎么知道她灵清？”我问。
“只要眼睛看着你，就说明听进问话了。”女儿说。
我觉得这样的交流应当针对老人和她女儿两个人。我问：“为什么马正槐老爱说自己是日本人？”
女儿望着我，一定没想到我会问到这样的问题。
“她的儿子，你的哥哥真的是日本人吗？”我盯着女儿问。
女儿争辩说：“都是酒后瞎说的事，我妈从来没对我说过，做日本人有什么光荣！”女儿不屑一顾地说。
“但他还是对别人说自己是日本人。”
女儿望望母亲，母亲仍然是一副木讷的神情。女儿说：“是不是日本人和我哥的死有什么关系？我哥骨灰都没留下……”女儿说着眼里含着泪水。
“你和你哥是同母异父，你哥六十五岁，一九四三年出生，那时你妈才十七岁。一九四二年八月日本细菌部队撤走后，你妈回到村里，村里乡亲病的病、死的死，你外公外婆也不知去向，你妈逃到乡下马家村，十一月和村里一个姓马的青年结婚。三个月后姓马的青年被抓壮丁，一去不复返。一九四三年五月，你妈生下了你哥马正槐。”我一边说着，一边用目光在母女两人的脸上移动。我清楚地看到，老人干瘪的嘴动了一下，然后眨眨眼睛。
女儿有些不高兴地说：“我妈不想回忆那段历史，她还是个姑娘，就遭到日本兵的强奸……”
我点了点头，然后道：“从时间上看，你妈的确是怀上孩子后和姓马的青年结的婚，这个孩子是日本兵的，这一点让马家婆婆看出来了。后来，你妈在马家无法待下去，解放前一年，你妈带着五岁的马正槐回老家定居，此后结婚生下了你姐妹两人。”
“你倒也灵清……”一个苍老浑厚的声音像是发自谷底，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以至于我不能将这声音和眼前的两个女性联系起来。我环顾后，把目光转向老人。令我惊讶的是，老人脸上依旧是那副木讷的表情，浑浊的眼睛望着我，没有任何含义，像是刚才那句话和她没有丝毫的关系。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期待，想再一次听到那个声音。
“民国三十一年阴历七月十三，那天处暑。”一个声音以同样的频率再度响起，“日本鬼子的飞机在天上盘旋，爆炸四起，慌乱中我们一家走散。我清楚地记得，我躲在河边柳树根下，不久，被搜索的日本兵发现，接着被糟蹋。我是姑娘身，痛得我睁不开眼睛。看清眼前一切时，自己是在一个山洞里。那个日本佬背着我坐在洞口，听到动静，日本佬回头看着我，我这才发现被扒光了衣服。日本佬再一次强奸了我，还咬下了我的奶头，我昏死过去。”
我的目光扫过老人的胸脯，平扁的衣襟外看不出任何迹象。一边的女儿道：“这是真的。我们兄弟姐妹都见过。”女儿说着指指老人的前胸道。
我回过头，惊讶地发现老人解开了衣服，胸口的乳房已经干瘪，左边的乳头出奇地硕大，右边的乳头部位却像是结了一颗深色的痣，极不对称。
我把目光转向一边，内心涌起一股苍凉。
女儿过来帮着老人扣上衣服。老人道：“我被耳光抽醒，看到日本佬已经穿好衣服。他指指地下，哇哇地叫着，又伸出三根手指，然后放下一个洋铁皮盒和两个大馒头离开了山洞。我的奶头还在流血，我看清蚂蚁围着大馒头咬噬，才感觉到饥饿。等我吃光了大馒头，用石头砸开了铁皮盒，知道那是一个牛肉罐头。我不记得在山洞里待了几天，当我出洞回到村里，村里人病的病、死的死。我逃到了马家村亲戚家，知道我妈被日本佬轮奸后含恨自杀，我爹不知去向。”老人说到这里停了下来，屋里突然变得很安静，老人的表情仍然像一潭死水，没有一点儿变化。不知为什么，老人叙述的细节和山口香奈子告诉我的相同，令我脑子里盘旋着她舅父次尾营三郎的影子，那个因为忏悔在门口木墩下坐了六十多年的高大的日本军人。
女儿看着老人，悄悄地抹去泪水，显然，这个故事她不止听过一次。
女儿说：“娘，你别说了，王律师来为的是哥被害的事。”
老人没有反应。
“你以为，那个日本兵指指地，哇哇地叫着，又伸出三根手指，是什么意思？”我问。
老人答：“事后想起，离开山洞，不像我妈，就像我爹。爹死于日本人放的细菌。”
“你的意思是日本兵让你待在洞里，避免了可怕的结果？”我进一步问。
老人没有回答。
我继续问道：“第二次被施暴时，你看清了日本兵的脸？”
“是的，永远不会忘记，大个儿，香树似的脸。”
“像谁？”
老人一时没回答。我看了看她女儿，她回避了我的目光。
老人接着说：“三个月后，我与马家后生结婚，民国三十二年阴历四月十九，那天小满，我生下了正槐，他是日本佬的种儿，也是香树似的脸。”
“后来，你离开了马家村，回到自己村里？”我问。
“马家后生被抓壮丁，再也没有回来。生正槐的日子不对，婆婆一直怀疑，婆婆见我老在一边喂奶，撕了我的衣服，看到我只有一颗奶头。那些年，我们母子俩的日子比黄连还苦。解放前一年，我带着正槐离开了马家村，回到自己村里。”
尽管老人的叙述和山口香奈子舅父的经历相同，但在衢州，当年被日本兵残害的青年女子不计其数，经历相同不足为怪。只是有一点儿我相信，被害人马正槐的确是日本兵留下的种儿，这对我的调查来说已经足够了。
回去的路上，我心里一直不能平静。山口香奈子告诉我，她舅父次尾营三郎回到日本后，居住在北海道小樽的小山坡上一直没娶，用一生来忏悔，直到去世。他临死前告诉山口奈香子在衢州山洞里强奸了一个姑娘，咬下了她的乳头，在人性复苏以后，这样的悔恨一直没能从他心底抹去。
我不能判断，刚刚交谈过的老人是不是次尾营三郎在山洞里强奸过的姑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两件近乎相同的惨剧，发生在同一年同一天的同一个地方。
我想着我的辩护可能产生的结果，发现了侦查和诉讼阶段留下的漏洞，他们都没有发现马正槐是日本人后代这个细节。假如说王老三抢劫杀人一说成立，在作案动机上，公安和检察机关都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王老三憎恨日本人，因为日本人践踏了他的孝心，让他看到了父亲一生所经历着的病痛和爷爷的惨死。而那个同样受着日本人伤害的马正槐，却对王老三的仇人顶礼膜拜，每一次喝酒时对他的欺侮都会让他亲身体会到父辈遭受的羞辱正在延续，这是刻骨铭心、难以拔除的痛……
这是一个丰富的夜晚。
五
开庭前，我已有决胜的把握。
在法庭辩论中，我直截了当地指出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王老三的犯罪动机模糊不清。在整个调查中，并没涉及被害人真正的身世，这种身世对被告人十分重要，公安和检察机关在完全疏忽了犯罪动机的情况下，将被告冠以涉嫌杀人之罪名与事实相违背。被告没有犯罪动机，因此，我将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
台下一片哗然。
的确，发现马正槐被害是在王老三击打马正槐六个月以后。公安机关的侦破仅用了八天时间。这八天时间里，检察机关一直关注着案件侦破的进展，甚至每一个取证环节都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下进行。抓获犯罪嫌疑人王老三后，案情公开，公安、检察机关和被害人家属，都没有对王老三抢劫杀人提出异议。因此，侦查和诉讼阶段进行得很顺利。当我提出为被告作无罪辩护时，旁听席上发生了不小的震动。
我望了一眼公诉人和法官，公诉人的脸上漾起了讥讽的微笑，法官往后仰仰身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数年的法庭辩护让我了解了法官，庭上的转机并非司空见惯，这源于庭下的沟通，不论“节外生枝”还是“柳暗花明”，都会让法官对这种骤变产生浓厚的兴趣。
我慷慨激昂地陈述了我的理由。这个故事经过我的加工变得颇有悬念，伴随着浓浓的人性与人文气息，愈加引人入胜。一片树叶凋零了，它的意义在于抚育来年的春天。这不是普通人都能想象得到的道理。
在整个陈述过程中，我头脑里时常跳出山洞里的场景。尽管我不能肯定，可居住在小樽的次尾营三郎的形象总在我头脑里闪现。按照死者母亲的述说，那个长着香树似的脸、身材高大的日本兵在奸污了她以后，让她不要离开山洞，并且放下了所需的食物，表现出人性的一面。我对那名日本兵前后颇为矛盾的表现并不感到惊讶，当兽性得到满足以后，人性开始复苏。
“我想，在山洞里强奸死者母亲的日本军人，极有可能是次尾营三郎，而被害人马正槐就是次尾营三郎的儿子。除去我前面说到的种种证据，他们还有一张十分相似的脸。”
台下的喧闹声好长时间才停止。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公诉人从茫然中惊醒。他似乎忘记了身处何处，被我动人的故事所吸引，这种举措有点儿像戏里的“穿帮”，于是在惊愕过后匆匆应战。他陈述道：
“尊敬的法官：辩护人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我们暂时不论这个故事的真假，首先应当敬佩辩护人的杜撰才能。但是法庭毕竟不是‘百家讲坛’，更不是表演的舞台，法律的严肃性要求法庭依据事实与法律进行断案。即使辩护人的故事有一定的可能性，我还是不明白，马正槐的被害与他是不是日本人后代有什么必然联系。”
我心里想笑，因为公诉人还没有弄明白我的意图，别无选择地走进了误区。我说：“尊敬的法官：我的辩护建立在公诉人主张被告人有故意杀人嫌疑的基础上，尽管我对这一事实的发生表示怀疑。被告人的父亲在一九四二年的夏天曾遭受日本细菌战的侵害，由于缺乏治疗，肢体溃烂，数十年来受着痛苦的煎熬直到死去。被告人亲身经历了父亲生死的悲惨过程。被告人的爷爷在抗日战争中被日本军人杀害。被告人内心对日本侵略者充满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巧合的是，在被告人的生活圈里，有一个名叫马正槐的人，这个人不但在酒后炫耀他有日本人的血统，还吹嘘他的父亲在日本是个富翁。于是两人常在酒后发生争吵。被告人王老三曾说：‘死鬼长得就像日本人。’王老三只是一介草民，手无缚鸡之力，面对马正槐的炫耀他是敢怒而不敢言。但王老三小小的身躯里，蕴藏着中国人不屈的风骨。面对马正槐，王老三父辈的痛苦时常在马正槐的自我炫耀里展现。这里不仅是王老三的家仇，同时包含着国恨。在我不久前对被告人王老三的取证过程中，他说道：‘这死鬼简直是个可怜虫，就算他是日本人，也是被强奸后留下的种，还吹，还吹，脸往哪儿搁！好多次呀，他老酒一下肚，就把我像拎小鸡似的摁在墙上，让我叫他爹。我爹是什么人呀？我爹的爹还是抗日英雄呢！叫他死鬼爹，八辈子祖宗都不会饶我！可死鬼每次都把我掐得快要断了气……’”
我再次环视法庭，法庭再一次沉静。我并没有直接回答检察官的提问，但法庭上的每个旁听者都开始明白了我的意思。
公诉人再次说话了。“尊敬的法官：我们注意到辩护人作的是‘无罪辩护’，但到现在为止，只是辩解被告人的杀人动机，并没有陈述被告人无罪的事实及其依据。我想，公正的法庭不会因为一则故事而否定公安机关的侦查，否定显而易见、环环相扣的证据链。”
公诉方助理接着说：“控方认为，王老三的抢劫杀人有现场，有现场被盗物品，有出售现场物品的证人，有被告人的交代。更为重要的是，被告人的交代和被害人家属的陈述，与公安机关的侦查完全一致。因此，希望法庭警惕辩护人讲述故事的迷惑性，支持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请求。”
这个时候，我提出调查被害人的身世，法庭准许我播放我与马正槐母亲对话的录音，同时，我向法庭递交了在老人家里制作的笔录。
审核完我提供的资料，法官问我还有什么意见。
我点头说有。我首先对马正槐一家表示同情，但强调法庭审理过程更需要理性与法治。我认为：“任何一项犯罪都离不开‘犯罪构成四要素’，而犯罪的主观方面离不开犯罪动机，哪怕犯罪嫌疑人侵害的是不确定的客体。就本案犯罪现场而言，可能发生了犯罪行为，但是这项犯罪行为的发生，与并不存在犯罪动机的被告王老三，没有直接的关联。”
控方觉得我的话是无稽之谈，客观的犯罪现场与现场关联的犯罪侦查表明，被告人王老三的交代和现场被盗物品的提取，不论是被告人供述、被害人家属的陈述和现场证据，都指向被告人王老三犯有抢劫的罪名。公诉人说：“这一切，辩护人视而不见。辩护人到底是站在公正的立场维护法律的尊严，还是站在被告人的立场为他开脱罪名？”
法庭辩论围绕着被告人犯罪动机与杀害马正槐的必然性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由于法理上的障碍，无论公诉人如何强调现场证据和我的当事人的交代，都无法摆脱犯罪构成本身的排斥力。
我意识到，被告人的口供是我作“无罪辩护”的“短板”，但是控方一直强调被告人的口供，似乎把被告人的口供当做重要证据来使用，反而给我的进攻战略留下了一个伏笔。我说：“公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被告人的口供，是不是意味着在被告人推翻口供的前提下，控方就怀疑被告人不具备完全的犯罪证据了？口供的形成有着诸多的外部因素，一味强调口供，只能导致冤假错案。”我接着说，“一个没有犯罪动机的人实施犯罪行为，是件难以想象的事情。由此我想起了《论语》里的一句话：‘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我希望法庭考虑我的请求。”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并要求公诉机关对王老三的犯罪动机作进一步调查。
第一步，我走得很好，而公诉机关正如我想象的那样，走进了毫无察觉的误区。
六
山口香奈子提前回国的事我并不知道。几天后我遇到汉中，本想询问山口香奈子的调查进展情况，只因匆匆见面，提出这样的问题不合时宜，因此没往下问。后来我一直想，要不要将马正槐的事告诉山口香奈子，尽管我不能肯定马正槐就是她舅父次尾营三郎的儿子。我考虑着山口香奈子知道实情的得失。但是，我希望有一天在咖啡厅里，我与山口香奈子面对面地坐着，耳边荡漾着音乐，音乐带着一丝伤感，山口香奈子全神贯注地听我讲述着那个遥远的故事，然后我拿出马正槐的照片，让山口香奈子猜猜照片上的人是谁。我希望山口香奈子用惊讶的表情望着我道：“我舅父次尾营三郎呀！你是从哪里弄到的？”然后，这个故事有了一个奇妙的结尾。我想，那时山口香奈子最想做的是见到照片上的人。于是，我会把为王老三打官司的前前后后讲给她听……这个故事充满着传奇与浪漫，也是我最得意的作品。
但是，这些想法一闪而过。我面临着王老三案件的第二次开庭，对于胜诉我已是胸有成竹，法庭可能产生的震撼效果让我亢奋。为了保险起见，我又专门去找马正槐的母亲了解他骨灰的去处，还到过凶杀现场，看到房间已重新装修过，一切都已无法挽回。
只是，我一直在想，面对已有的事实，法庭会不会对王老三作出无罪判决？中国的法官自有中国法官的原则，事实与法律固然是审判的理由，却不是唯一的理由。权利、良心和民愤等诸多的因素和社会情绪有时会影响法律的实施，而稳定压倒一切是中国最大的国情。
休庭期间，公诉人企图与我私下里交换意见，我拒绝了。审理案件的法官也打来电话，问我还有什么奇思妙想，我说也许有也许没有。法官大笑说：“别让人家太尴尬。”我也报之大笑说：“老天爷长着眼睛。”我相信，这段时间以来，公安和检察机关一定对马正槐的身份作了最充分的调查。说实话，如果我放弃了关于犯罪动机的责难，他们的调查将会变得毫无意义，因为，我的伏笔离他们想象的距离相差十万八千里。
犯罪是一回事，证明犯罪是另一回事。
这才是真正的法律精神！
法庭上，我依旧提出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公诉人再一次宣读了补充侦查中获得的证据，试图证明被告人王老三犯有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指控被告人承认在被害人家里杀死了马正槐，承认杀人后窃取了马正槐的金戒指和电视机，并且将两件物品变卖；警察获取变卖的物品，经过马正槐家属辨认确信无疑。
不论是法庭还是公诉机关，都以为我还会围绕着马正槐是否是日本人的后代和王老三的杀人动机继续做文章，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我的“奇思妙想”竟然另辟蹊径。当公诉机关陈述被告人所有犯罪事实之后，我并没有马上开口，而是端起杯子准备喝水，但并没有将盖子打开。我用手捋了一把头发，目光巡视着庭上的法官，再次端起没打开杯盖的杯子喝水。我把这些动作做得有些夸张，这正是我想要达到的效果。当旁听席里传来笑声时，我开始正言道：
“尊敬的法官：一只杯子盖着盖子，显然喝不到水，就像没有犯罪证据不可能定罪一样。我的辩护依旧建立在公诉人指控被告人犯有故意杀人罪的基础上，建立在被告人杀害马正槐的基础上，尽管这种假设十分荒唐。我的疑点不在于被告人是否杀人，而在于被告人杀了谁。马正槐夫妻关系不好，妻子和唯一的女儿远在外地打工。当警察进入凶杀现场时，床上只有一副人体骨架。根据警察的调查取证，马正槐的确有六个月没有露面，那副骨架搁在马正槐的床上，盖着马正槐的被子，穿着马正槐的衣服。思维的惯性致使现场证据都指向被害人就是马正槐本人，这种惯性思维不但迷惑了马正槐的家属，同时也迷惑了现场勘查的警察，使得警察丧失了获取该案件核心证据的机会。尸骨经过马正槐的家属辨认后没提出异议，警察勘查完现场任由被害人家属将尸骨火化，被害人家属因为骨灰盒的价格昂贵而放弃收取骨灰。”
没人知道我想说什么，法庭上异常安静。但是我看到了法官的脸上泛起了微笑，我想法官知道了我的谜底。
我说：“八天后，警察根据现场丢失的物品查到了所谓的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在警察的讯问中承认了自己杀人的过程。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和警察的现场勘查基本吻合。但是，我想质问的是，被告人王老三犯了什么罪？”
公诉方很快地回答：“抢劫罪、故意杀人罪。”
我紧接着问：“被告人杀了谁？”
公诉方没想到我的问话是个陷阱，竟理直气壮地说出了马正槐的姓名。
我说：“公诉人有证据认定马正槐床上的尸骨就是马正槐本人的尸骨吗？有何证据证明马正槐的确被杀了？”
公诉人敏感地意识到了我的用意，惊怵得张口结舌。
我说：“对了，公诉人在本律师的提醒下，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了吧？因为，从逻辑上完全有第二、第三种可能。比如，马正槐床上的尸骨不是马正槐本人的尸骨，马正槐因为某种原因杀死了第三人，然后给第三者穿上了自己的衣服，并把他放在自己的床上，然后盖上自己的被子，自己却隐姓埋名逃之夭夭！至于被告人为什么承认自己杀人、杀了谁，有待于警方的进一步调查。”
我的话音刚落，没想到王老三突然大声嚷了起来：“我没杀人，我是屈打成招！”
庭下一片哗然。
我接着道：“尊敬的法官：公安机关的侦查，到目前为止只能肯定以下事实：一，马正槐的床上有一具白骨化的尸体；二，这具白骨化的尸体系他杀；三，马正槐失踪了六个月；四，马正槐家的电视机和他的戒指被被告人变卖。”
我想，作为职业律师，我并不关心被告人是否犯罪，关心的是控方证据链中的破绽。因此，在法庭上我只注意控方证据链中的疏忽，以致在所有证据都对被告人王老三不利的情况下，迫使法庭宣布休庭。这就是我的目的。
庭下几乎沸腾了，没有人预先想到情况会是这样。客观的现场让所有相关人员都迷失在事实的幻觉里，习惯的思维又让他们失去了理性的支点。我毫不留情地接着道：“控方指控被告人王老三故意杀害马正槐，但却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马正槐被杀，证明马正槐已经死亡。也就是说，马正槐床上的尸骨是否是马正槐本人的尸骨尚无证据确认，何以认定被告人王老三犯有故意杀害马正槐的罪名？因此，从犯罪主体而言，不能确认犯罪动机；从犯罪客体而言，不能确认被害人身份。在这种情况下控方便草率认定被告人犯有抢劫罪、故意杀人罪，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法律精神。”
法庭经过简单的合议后再次宣布了休庭。
晚上，我倚在沙发上，重新梳理自己的辩护词，并且考虑下次开庭时可能遇到的变故，心情逐渐平静下来。我忽然想起了山口香奈子，脑子里闪动着她娇美的面容，想着她艰难的调查，担心着她在日本的安全。
我没想到，王老三的案件第三次开庭比预想的要快，我不得不暂时把对山口香奈子的担忧搁置在一边。
第三次开庭时，控方提出了“内知证据”的概念。我笑了，因为控方依然围绕着王老三对马正槐案件杀人过程和现场的熟知程度，围绕着王老三杀害马正槐后变卖了他的物品进行举证。遗憾的是，王老三和马正槐的关系、现场的情况，在王老三被抓以前控方就从马正槐妻子那里获悉。至于现场变卖的物品在王老三推翻口供以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理由：当晚，我到过他家，见马正槐死了，我摘下了他的金戒指、抱走了电视机，卖了。这种解释让“内知证据”变得苍白无力。
不论控方内心多么纠结，都拿不出马正槐被杀的确切证据，让马正槐床上的死者身份永远成了一个谜，也让王老三杀害马正槐的定论成了无稽之谈。
法庭上，我有些慷慨激昂，内心充满了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来源于自信，同时源于我对案件彻底的了解。
“尊敬的法官：所谓被告人王老三杀害马正槐案件已经真相大白。侦查表明，马正槐家里的确发生了凶杀案件，被害人已经白骨化，被害人家里的两件物品被王老三变卖。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定是王老三杀害了马正槐。这种类似于逻辑的证明，对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为原则的判决是有害的。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有那么一天，马正槐可能悠然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时，无辜的王老三却因为我们的失职而成了刀下的冤魂，那么，我们今天在座的检察官、法官和陪审团的先生们又如何面对？这样的案例在中国并不少见！因此，我敦请尊敬的法官，郑重关注本案公诉方控告事实的严重缺损，坚持‘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的原则。我以为，王老三杀害马正槐一案控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款‘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的规定，请求法院作出被告人王老三无罪的宣判。”
我觉得，控辩双方的辩论已经走到了尽头，马正槐床上死者的身份应当重新确认，那是另一起案件的侦查。
说实话，我坚信自己的辩护，我的辩护把公诉人和法官都推向了两难的境地。我担心，法院会像往常一样，通过庭外的沟通作出双方妥协的判决，这种判决颇为诡谲，有一种很深的文化根源。但如果法庭采纳控方证据，被告人没有法定从轻情节，应当判处被告人死刑；反之采用我的辩驳，法庭应当本着“疑罪从无”的原则，将被告人无罪释放。
不久，法院在经过庭外补充性调查后也不能查明被告人王老三杀人的事实，结果判决王老三无罪。
对这样的判决结果没人高兴，没人悲伤，当事人双方也没有继续诉讼的意愿，唯独公诉机关提出了抗诉。我知道他们的抗诉理由无助于查明死者的身份，这样的抗诉对案件性质的改变也没有多大意义。
打那以后，我拒绝接受新的案子。我把精力转向了当年日本细菌战在衢州造成的危害，以及如何通过法律途径使日本政府承认细菌侵害的事实问题的研究。我希望通过这些研究能为山口香奈子提供帮助，把她所收集的资料放到法律的天平上衡量，也许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一直没有山口香奈子的消息。
那日，汉中打电话要我去公司见他，他脸色忧郁，话语少了许多。从他的神态看，一定发生了重大的事情。我不知问什么，想安慰他几句又突然觉得很多余。我望着桌子旁边的兰花，细细的叶子告诉我，这是我熟悉的本地品种。汉中和我一样酷爱兰花，和我一样期待的不仅仅是兰花一年一度里短暂的芬芳，而是常年轻盈的略带弧线的绿色叶子。望着兰花，心情稍许舒展开来。我没话找话说：“王老三的案子办完了，不能说我胜诉，但至少我没输。当下控方正在积极备战呢。”
汉中说：“我看过报纸，一起必死的命案官司被你辩护成无罪。据说这是法学界的典范。”
“谈不上典范，公诉机关把漏洞留给了我，我捡了一个便宜。”
“你发现了这个漏洞，而通常律师很难发现。”
我笑着答道：“这起案件的意义在于，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必须重证据而不是凭感觉，只有重证据，才能真正避免冤假错案。这是中国法律的精神！”
在我兴致最浓的时候，汉中突然说：“山口香奈子失踪了。”
我怔怔地望着汉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了解他，实际的危险要比他表述的严重得多。
“现在状况如何？”汉中摇摇头。
我说：“别急，可能有其他原因。”
汉中说：“她找到了杀害她母亲的凶手，是当今的国会议员，名叫富江史雄。这个人在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里极其残忍，一九四五年部队撤离哈尔滨后，他在瑞典进行了易容手术，回到日本隐藏了下来。后来，他成了一名富豪，并进入了日本国会。多年来，他隐姓埋名，暗地里支持日本右翼势力，进行教科书的篡改，积极扩展右翼势力的阵营。三年前，一个老兵从他说话的声音和流畅的书法里发现了他，暗地里告诉了公开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百合代樱。那时，富江史雄正准备角逐文部省大臣。就在百合代樱向世人公布其真实面目的时刻，她遭遇了车祸。这半年来，山口香奈子一直沿着母亲的足迹调查，她拿到了母亲暗藏的笔记本和富江史雄的罪证资料，向日本主流媒体和各大网络公布了富江史雄的真实身份，迫使他辞去了国会议员。山口香奈子完成了母亲的遗愿，在离开北海道准备到中国时，却在路上失踪了。”
“是几天前的事？”
“十天前。这些日子我一直关注着网络上的信息。”
“不会，不会有危险的。她已经揭露了杀人魔王，危险应当消除了。”
“问题是，她的父亲草根太郎是富江史雄在中国与一名日本女子的私生子，部队逃窜时，富江史雄枪杀了那名女子，带着两个月的儿子回到了日本。当时，美国军人在日本到处缉捕战争逃犯，富江史雄不能回家，跑到了局势稍许宽松的北海道，把儿子送给了小樽的一名地主，这人就是山口香奈子的爷爷，那婴儿就是山口香奈子的父亲。百合代樱在调查731细菌部队罪行时，丈夫草根太郎正角逐国会议员，屡屡阻止百合代樱的调查，她发表的文章也给草根太郎带来很多的麻烦。正在焦灼状态时，富江史雄秘密向草根太郎公布了他的身世，没想到百合代樱更加坚决，结果遭到杀害。”汉中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包交给我说，“山口香奈子也许有预感，离开前，她把所有证据和调查的资料寄给了我，我读了，才知道她的处境是多么艰难。”汉中声音有些沙哑了。
我接过包，沉甸甸的，一个被害，一个失踪，这里是两代人的心血和生命。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我没想到一切会是这样的结果，只是希望我们都感到惧怕的结果不要真的发生。
我不知道是怎么离开汉中那里的。当回到家里时，我才从茫然中清醒过来。我用了整整两天时间才读完了全部资料，我的心灵承受了巨大冲撞，所有的证据都能证明日本细菌部队非人性的犯罪事实，所有证据都能证明富江史雄杀害百合代樱的事实。我急切地想知道山口香奈子的下落。山口香奈子的文章引起了日本政坛巨大的震荡，政府的支持率急剧下降，日本国内的主流媒体纷纷指责执政党，首相被迫辞职，内阁解散。许多媒体追踪着山口香奈子的父亲草根太郎，但他一直保持着沉默。后来媒体透露，给草根太郎开车数十年的司机，也在山口香奈子失踪后退休回到老家千叶县。此后，我和汉中再也没听到有关山口香奈子的消息，她仿佛从人间蒸发了一样……
不久，我告诉汉中，他的父亲同意单独起诉日本政府的消息。汉中没有反对，他说父亲已经告诉了他，他支持他父亲。我从汉中的表情里看出山口香奈子的失踪对他的打击太大了。我又何尝不是？o
这一天，我把起诉书连同证据副本寄往日本东京地方法庭。当我做完这一切时，内心异常激动。我的脑子里闪现出许许多多的身影，还想起了屈原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原载于《啄木鸟》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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