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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鲁院有关

来源:网投 作者:林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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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野夫在他的文章中说:“好人无好命,这几乎已经是这个世界的潜规则。这些好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承担磨难的。他们像一粒糖抛进大海,永远无法改变那深重的苦难。”按照他的说法,我就应该无好命,活到现在,我有半数时间都觉得苦,很苦。

我是信命的,因为无论我如何的努力,我的婚姻最终还是没能维持到底。

写作的女人婚姻大多是不幸的。这或许就是我们这帮人天生的命,我也没能例外。胶东有一句土话:“驴屎卷子外面光”,这话虽不雅,却也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我的生活就是这样,为了面子,我把所有的苦和痛都窝在心里,忍辱含垢维持着那份名存实亡的婚姻,再怎么苦也不愿向人述说。我无法直接表达,我的天性决定了我永远都不会通过嘶喊打闹的方式来宣泄。我一直憋屈着,实在憋不住了就写诗填词。在婚姻最后的一个阶段我填了一首词,词牌名叫《金缕曲》:

“此念凭方寸,只缠绵、小楼画竹,宝帘香印。最恋此时明月夜,人道风清好趁。愁恰是,等闲思忖。欲与弦丝说心事,怕弦丝也作闲愁困。凭测策、休轻问。

重重帘幕隔花信。料今宵,断红委地,漫成残韵。回望韶华多少梦,赢得流光一瞬。青灯小,笺香意缜。欲把兰书酬我意,奈红尘风雨都题尽。题不尽、爱和恨。

填完这首词后我与他分居了。

我在陈若雷老师博客里看到一句话:“生命已经到了尽头,现在是偷生的开始!”我没有去问他为什么要偷生,也没有理由安慰他,因为我差不多也在偷生。

我回了他一句话:“感觉无奈与悲怆,偷生吗?如果生命没有质量,毋宁去死!”这句话实则是说给我自己的。此后不久,也就是2010年,我于万般绝望中终结了那段让我痛苦很久的婚姻,随后我写了《衔恨只同天上月》。那是我对十几年无奈婚姻的一个告白,在文章中我写道:“……情之戚,情致怨,问红尘中,谁得脱尘缘羁绊?情劫中究竟几人能理清情的内涵?就如我手边这杯苦茶。十几支墨绿的莲心飘浮在精花细瓷中,鲜红的枸杞点缀其间,透过袅袅于杯口轻薄氤氲,映在视觉中,红、白、绿相间,朦胧且鲜艳。入口,才觉其味之苦,其性之烈。”

我的生活彼时只如那杯苦茶。

我是好面子的人,我呈现给人的都是光鲜的一面,他们看不到我的内心,不知道我的生活其实是多么的逼仄和不堪。我把所有的苦和痛都窝在心里,十几年了,连父母都不知道我真实的生活状态。

上帝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他为你关上了一扇门,同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我感情的大门阖上了,通向文学的窗口却豁然敞开了。我就这样开启了我的文学创作生涯,我用散文,用诗词记录我的生活与情感,我在文学创作的路上走得比较顺,几乎两年一个台阶地行进,从2008年写诗填词开始,到2013年仅用五年时间我就加入中国作协,到2015年被聘为山东省签约作家。

悲愤出文豪,苦难出诗人,我想是这样的,正是婚姻的磨难成全了我的写作。

我痛苦的婚姻既已结束,生活归于安逸,又加入了中国作协,此后我的文学创作就有所懈怠,一段时间内我作品数量急剧下降。矫健从机场走时,我请他吃饭,我们谈起文学界的事,他对我讲到了鲁院,他说:“小林,加入中作协不是目的,你是一名很有前途的作家,你不能停滞下来,要趁着势头多写多发作品,争取早日进入鲁院。”就在那一次,在他那里我才知道了鲁迅文学院,鲁院唤回了我所有的创作热情。

自此,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进入鲁院,鲁院就成为了我心中一个未完的结。

七月份,我接到省作协创联部陈文东主任打来的电话:“省作协派你去鲁院学习,时间是四个月,单位能让你去吗?”

陈主任在我们省文学界是有着标准暖男称号的,他说话一向慢条斯理,他在望着你的时候脸上总带着温和的笑,即便是在电话里你也能感觉到他不温不火的笑。这次却不同,他的话是开门见山的,连称呼都没有,语调里透出了以往少见的凝重。

我很仔细地听完了他说的每一个字,是的,他的意思是说我可以去鲁院了。这好比是范进中举,我知道终究会有这样一天的,但是,当这个期待已久的消息真的传达过来,我的思绪突然乱成了一团,继而惶恐起来。我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我只是呆呆地立着,电话贴在耳朵上足足有五分钟没有想起放下来。

我没有像范进那样痰迷心窍,我只是对一些必要的程序犯了愁,四个月的时间,我要怎样去向单位请这个假?

我是一名机场警察,我一边疲累不堪地工作着,一边从事着自己酷爱的文学创作,我有年迈体弱的父母需要照顾,还要教导培养我未成年的女儿。我身上担子太重了,常有力不从心之感。尽管这样,我却哪一方面都舍不得放下。工作是必须的,是经济基础,奉养父母教导幼女是为人的根本,而写作,则是我精神的朝圣,我所有的希望与失望、乐观与悲观都在我的书写里,离开了,我想我会是一个没有灵魂人。

对于工作,十几年来我好像从来没有正儿八经休过一个节假日。我们警力紧张的状况是可以用“一个钉子一个铆,一个萝卜一个坑”来形容的,如果哪个岗位哪一天突然缺了一个人,整个的工作局面就会被打破打乱,就必须在全局范围重新部署调整警力。

缺人,是最令部门领导头疼的事。掰着手指头算,一个部门也就五六个人,缺了一个人,安排谁顶上都不合适,谁都扛不住连轴转地通宵值班,那样下来弄不好会有人过劳死。因此,大家日常都很自觉,除非是病倒爬不起来,几乎没有人会因事请假,请假也不被批。也因此,日常的一些文学活动我就极少能参加了,能推的我就推掉,实在太重要推不了,就要与同事商量调班,同事就要连续值三天三夜的班,虽然回头我要一分钟不少地还班,却依然要领一份很重的人情。

我是省作协签约作家,按规定每年要参加几次省作协组织的采风活动,这是作为一个任务指标明晃晃地出现在签约条例里的。我每年文学创作任务能够保质保量地完成,只是那些采风活动我多半完是不成的。我在向省作协请假时,就得把各种原因反复强调,好在省里能够理解,能不安排的就尽量不安排我参加,年终创作总结评奖时也没有因为这个降低我的奖项。对于这次长达四个月的脱产学习,他们也考虑到了我的难处,后来陈主任说:“我知道你很难调出时间来,尽量试着争取一下吧。”

他给我三天时间,三天后如果请假不成,省里会另派他人去。

鲁院梦眼见就要醒了,一股苦涩泛上来,突然就加重了生活艰难之感,以往生活历练出女汉子般的坚强突然就不再了,委屈的泪再也抑制不住。生与活,道义与责任瞬间变轻了起来。

对于四个月的脱产学习,这样长的时间我要怎么去请假呢?找所长,日常里他连准一天假的权利都没有,他总是面带哭相扎撒着手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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