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第二章（二）
二、孽债
因为违纪被学校开除，我初中没毕业。马东骥初中刚毕业就辍学了，因为他父亲是右派，母亲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后来，我们懵懵懂懂地成为中国最后一批知青。那一年，我和马东骥都只有十五岁。
我们被分配到长江边上的南湖农场，我在二分场，马东骥在七分场，相距只有十多里路程，彼此之间还算能够相互照应。
我们分场场部的那排红砖瓦屋坐落在长堤之下，周围都是一人多深、望不到尽头的芦苇，左边一条小道，相传是三国时关公放走曹操的华容古道。全队农民、知青近六百人。农户一百来户，分为七个生产队。水稻面积四百多亩，加上棉花、甘蔗、花生等共计千余亩田地。全体新老知青住在一起，共有八十多人，是一支不小的队伍。带队的队长叫王连胜，不到四十岁，原本是个泥工，在部队当了几年兵后回来当了干部，泥工的活也不干了，专门负责分场知青的工作。
我们用了三天的时间安置好了住处，熟悉了情况。第三天晚上，王连胜队长就通知我们新知青第二天出工，搞春插。
那天凌晨四点，天还没亮，我们还在睡梦之中，只听见铛铛的钟声响起，悠扬的钟声划破宁静的夜空，远远地向湖中飘去，消失在茫茫的湖面的尽头。知青们迷迷糊糊地爬起来，简单地洗漱一番就匆匆跑出红砖瓦屋。刚出屋的时候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的眼睛在黑夜中适应了一阵子才依稀可见周围的景物。
一轮残月还挂在天边，几颗星星一闪一闪的，好像在讥讽我们，起这么早干什么。带队的王连胜却告诉我们，我们正好赶上了春季插秧，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农村的季节比什么都重要，过了季节想补就补不回来了，所以这段时间会辛苦一些，不仅白天要出工，早晚还得加班。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传统的农耕生活就成为我们主要的日常生活。
插秧，以前从来没有干过的活儿。早春，寒气袭人，晨风一吹，我连打了几个冷战。当我挽起裤腿，颤抖地站在冰冷刺骨的秧田中，我冷得牙齿直打哆嗦，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我正准备爬上岸来，一个温柔的声音在提醒我，别上去，上去会更冷的。跟着我做，等一会儿就没事了，做一阵子，身上发热出汗就不冷了。
我一看，原来是我们知青点的团支部书记，前天开欢迎会的时候介绍过，叫张娅芝，算是老知青了，一九七一年插队的，在队上已有四个寒暑。也许是看我年纪小，什么都不懂，她就蹲在我的旁边，耐心地指导我。她就像是我的亲姐姐，尽管我的脚埋在水里很冷，心里却仿佛涌起了一股暖流。张娅芝不仅告诉我如何抵御初春的寒冷，还告诉我怎么插秧，怎么劳动，给我上了下放农村的第一堂课。
我下田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后退，我真的很怕冷，感到极不适应，可在张娅芝的鼓舞下，我还是鼓足了勇气，坚持了下来。慢慢地，我身上有了暖意，也知道了怎么分秧和插秧，尽管腰酸背痛，满身是汗，可我没当逃兵。两个多小时的早班劳动非常紧张，等到东方渐渐发白，站在秧田里的我们好不容易熬到了知青点的厨师送来饭菜。我们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全都爬上了岸，正要拿碗吃饭，谁知，我们的小腿上叮满了蚂蟥，被叮处还在流血。我们吓得要命，个个面如土色，尖叫不止，胆小的知青连饭碗都拿不住。我们哪见过这种场面！张娅芝叫我们别怕，没事，拍打一下，扔了就没事了。我还是怕，怎么也不敢拍打我腿上的蚂蟥。张娅芝走过来叫我别动，一巴掌拍在了我的腿上，圆滚滚的蚂蟥应声掉在了地上。
看着自己腿上流血不止，我甚至有些颤抖，口里喊着，啊！怎么办？流这么多血，肯定会死的！
张娅芝说没事的，让它流吧，你听说哪个农民被蚂蟥咬死过？流一会儿就不流了，别去理它。
我只好强忍着“疼痛”，其实不怎么疼，装着不去理那个流血的伤口，与其他知青一起坐在田埂上吃饭。
吃过早饭，腿也不流血了，什么感觉都没了，真像没事一样。由于害怕秧田的蚂蟥，我还是要求王连胜给我换个工作。王连胜说行，你就在岸上挑秧，不用下田，站在田埂上，将挑来的秧坨往田里丢，保证你好玩。我想这可是个好活，就在田埂上跑跑。哪知道这活并不轻松，俗话说“条条蛇咬人”，一点儿不假。一担秧坨，一百来斤，挑一两担还没问题，如果挑一整天，人真的吃不消。我是知青点里最小的，一出工就拣了这个活，还是我自己争着要干的。后来才知道，这是重劳力干的活。我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总想图个好表现，就咬紧牙关坚持着。
真的很累，那时，就盼着“歇气儿”。按照队上的规矩，每天出工上午可歇一轮气儿，下午可歇一轮气儿，都在半天的中间，少则半小时，多则个把钟头，这段时间是最自由的时刻，男男女女围在一起，打闹、说笑，干什么的都有。
那天上午，好不容易熬到歇气儿了，我捡了半担秧就懒得捡了，正要躺在田埂上喘口气儿，生产队会计的堂客（妻子）从田里跑上来，边解裤子边对我说，小胡，把背转过去，我窝堆尿（撒尿）。话还没落音，她就在我装秧的箢箕边脱了裤子，往地下一蹲，只听见“哗哗”的水响，我的天，她就当着我的面撒完了尿，当时窘得我满脸通红。她扎好了裤头，笑嘻嘻地说，看把你吓的，别大惊小怪，乡里就这样，你怕什么？
我怕什么？我哪有不怕的？我还是个处男，哪见过这种场面？城里再开放，也没见谁当着你的面撒尿的，我实在有些难以接受，恶心，想吐。其实，这种事情在我们生产队司空见惯。
就在这个女人当着我的面撒完尿的时候，那边田头上的人们正围着几个男女在追跑、嬉戏。原来，那边有好几个妇女正按住一个男人，扒下了那男人的裤子并“撞摇”着，就是四个女的每人抓住男人的一只手或者一只脚，悬空提着赤身裸体的男子，喊着号子摇来撞去，如同荡着秋千，众人就在一旁吆喝，荡得没劲了的女人们就会把光着身子的男人扔在地上。有好事的女人还要拿着男人的短裤疯跑，赤裸的男人便会光着身子追着、喊着，向那妇女索要短裤。那滑稽的镜头，实在可笑极了。
疯完了，队长喊开工，人们又重新下田作业，重复着前面的劳动。就这样，我们开始了第一天的农业劳动，也第一次零距离地接受了一回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干了一天繁重的体力劳动，人都累得虚脱了，我迈着异常沉重的脚步，走在收工的路上。望着队上闪烁的灯光，真不知是走回队上还是爬回队上的。我什么事都不想干，一身泥一身水地倒在床上，只有此时，才能感受“万般皆下品，唯有睡觉高”的真正含义。直到第二天，铛铛的钟声又响起来，王连胜队长的土喇叭又响了，新的一天的劳动开始了。
日复一日繁重的体力劳动，累得我们苦不堪言，实在有些受不了了，实在想歇歇了，可不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停止劳动，这里不是机关，不是工厂，也不是在城里。这里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只能一天接着一天地出工。我真想找个借口歇上一天半天的，在找不到任何借口而又万般无奈的情形下，我想出了一个馊主意，把门用板子钉死，明早集体休息，大家好好睡上一觉，这主意马上得到了同宿舍五位知青的支持。第二天凌晨四点，钟声又响了，广播喇叭又叫了，可我们没人起来。王连胜来了，只听嘭嘭的一阵拍门声，我们坐在床上一言不发，看着门在晃动。王连胜拿着土喇叭对着我们的宿舍大叫，胡卫国，赶快起床出工！我本来是不准备吭声的，能拖多久就拖多久，就是不想急着去赶工，可队长点了我的名，我总不能再沉默了，我懒洋洋地回答，今天我们要求休息。
王连胜气得像个公牛似的狂叫，胡卫国，现在我命令你们立即出工，如不出工，就是罢社会主义的工！他边喊边把门擂得山响，大有破门而入之势，谁还睡得了觉？我悄悄地穿好衣服，跳下床，轻轻地打开后窗，爬了出去，同室的知青也跟着我先后爬出了房间，他们问现在怎么办？我胸有成竹地把手一挥，到晒谷坪草堆里继续睡觉去。我们五个人摸着黑来到晒谷坪，各自找好草堆，呼呼大睡起来……
当刺眼的阳光照在我的脸上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十一点多了，肚子饿得咕噜直叫，这才知道是吃中饭的时候了。我一瞧，同伴们还在呼呼大睡。我不想打扰他们，忙溜回房间，门已被踢破了。这时队上静极了，可能是心虚的原因，我感到静得可怕，这里只有单调的鸡鸣声，附和着远处几声凄凉的狗吠……
我蹑手蹑脚地来到食堂，想弄点儿吃的填饱肚子，正好碰到张娅芝从田间回队里续茶水。她看见我后惊了一下，随后在蒸笼里抓了三个馒头，把我拉到食堂的旁边，递给我馒头，问我，你怎么搞的？上哪儿去了？半天没看见人？
我说实在是受不了了，想歇歇。
她说实在不行你请假呀，为什么要躲、要逃？这多不好，弄得王队长非常生气，说你带头罢工，准备晚上开你的批斗会，队里的民兵杨利民正在到处找你。
我心想糟了，这祸闯大了，带头罢工，这是多大的帽子！晚上要开我的批斗会，一听到这个词我心里就发憷。我父亲被批斗了好几年，马东骥的母亲被批斗死了，那实在是件可怕的事情。我胆怯地问张娅芝，怎么办？我真的害怕遭批斗。
张娅芝说别急，我帮你去队长那里求求情。你年纪最小，又刚来，这么重的体力活吃不消可以理解，好好跟他说说也许会没事。你先回房间休息，等我的消息。
我很感激这个素昧平生的老知青、团支部书记，她完全是看我人小，体贴我，关心我，我打心里感激她，可我不相信她的承诺。她也是知青，她能说服王连胜？要说服不了他，我真的就会挨斗，就是今天晚上。我觉得张娅芝根本就不可能说服王连胜，听王连胜那口气，挨斗是板上钉钉子的事情。一想到这事我心里就害怕，我口里答应着张娅芝，请她一定帮忙去说说情，暗地里却打着别的主意。
我匆匆忙忙地回到房间，打开箱子，拿了一些换洗衣服，如离弦之箭，直奔七分场找马东骥。我们两个分场相距十多里，不到一个小时我便到了七分场知青点，一瞧他和他们点上的知青都坐在房间里，也在讨论昨天劳动的事情。我问马东骥怎么回事？才知道他们与我们队的情况大同小异，只是他们队的知青心齐，昨晚还集体抱在一起哭过，今天正在闹情绪。
马东骥问我，你今天跑来干什么？我把他拉出来，告诉他我的处境，说晚上就要挨斗了，我害怕，想邀他回城躲几天。他把我臭骂了一顿，说我是逃兵，胆小鬼，这都受不了，以后怎么过？别人为什么受得了？你自己回去，我才不跟你当逃兵。
我懒得跟他多说，反正不想等着挨斗，他不走我走。
我正要走，他把我拖住，说你想干什么？想一个人走？
我说你要不走我只能一个人走，反正我不想挨斗。
他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走，你如果今天走了，你就永远也不要回来了，我也没你这个兄弟，你走吧。
我愣住了，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说得这么坚决，我甚至指望他会支持我回家躲几天，没想到他宁肯断绝我们兄弟关系，也不会跟我逃跑，这让我感到进退两难。我真的吃不了这份苦，受不了这份罪，同时也不希望马东骥从此不再理我。
马东骥见我在犹豫，口气又缓和起来。他耐心地说，你走什么走？不就吃点儿苦，不就受点儿累，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才从城里来，突然干这么重的体力活肯定会不适应的，这很正常，坚持一下就没事了，为什么非要跑不可？难道你就真的想当逃兵？碰到一点点困难就跑，你还算什么男人？
我说我已经跑出来了，已经当了逃兵。我回去了，晚上就要被批斗，我不想被批斗。
他说批斗什么？你不是还没有当逃兵吗？只要你现在回去，你就不是逃兵，要批斗我陪你上台，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现在，被批斗的不一定都是坏人，没被批斗的不一定都是好人，回去后你就说今天到我这儿串门来了，根本就不是带头罢工，我为你作证！
不容分说，马东骥把我“押”回了我所在的二分场。
马东骥直接找了王连胜，根本不需要我开口，他说我就是看他去了，到了陌生的地方，想看看同学，根本没想到过要罢工，也绝不会罢工。
没想到王连胜早就没有那么大的火气了，也只字未提批斗之事，只说了要我注意就是，出门要及时请假，不能目无组织纪律。几句轻描淡写的话，这事就过去了，与早上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相比较，王连胜简直变了个样儿。我不知道是张娅芝说服了他，还是马东骥跑来做了一番“证明”让他改变了初衷，还是有什么别的，或者几方面兼而有之，反正这一关是过了。晚上，队里在食堂开大会，王连胜对下一步的生产作了具体安排，牛支书作了总结，谁都没有提到我的名字，一夜无事，我如释重负。
我承认，我不是个听话的知青，我没有认真想过怎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乡对我来说，就是好玩，就是刺激，广阔天地让我身上的野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常常会有知青点附近的农民跑到知青点上告状，今天某某家的瓜果丢了，明天又有谁家的鸡不见了，或者谁家的狗又失踪了。以前知青没来的时候，这里很少有人丢失东西，可以说是夜不闭户。可这几年知青来了，村子里就再也没有那么安静了，很少有人没丢失过东西。坦白地说，我就是农民伯伯告状的对象之一，就是被他们诅咒、痛恨得咬牙切齿的人。
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加入偷鸡摸狗的行列，我努力做个好知青。因为我知道只有努力做个好知青才有可能尽早地被推荐招工，尽早地离开农村。可不久，我就发现这是个幼稚的想法。在我的前面还有下放八年、五年、三年、两年的知青，按照下放的时间算，我被排到了最后，加上我又最小，论资排辈我得等所有的人都招工走尽了才会被轮上，那是猴年马月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推荐招工表面上说是按表现来，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关系来，就看谁的关系硬，看谁的爸妈有权。要是比父亲母亲，我连门都没有。我父亲是个国民党的伪军官，母亲是一个建筑工人，谁会把我父母看在眼里？不延我的期就烧高香了，我做好了最后一个离开农场的准备。既然肯定是最后一个离开农村，我也就不太在乎表现了，不那么积极了。
一些老知青常常溜出知青点到外面打打牙祭，见我人小，也挺机灵的，就把我叫上。我本来在城里就有不少恶习，打架、抢军帽、摸点小东西也不止干一次了，有人叫我，我还闲得住？就算没人叫我，我迟早也会跑出去干点儿什么的。我没有犹豫，就去了。头一次是偷农民家的瓜，刚摘了两个瓜就被看瓜的农民发现了。我就没命地跑，结果虽然逃脱了，但鞋子被跑掉了一只。我躲在知青点的后山上，美美地吃了瓜，那种味道不知有多甜。
真是刺激，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那种被农民追赶、那种边跑边吃的滋味在城里根本无法体验到，比什么都好玩。第二天晚上，我总结经验，找出失败的原因，以利再战，然后就又跑到别的瓜地里偷瓜。偷了瓜又偷桃，偷了桃又偷李子，还嫌不够，有时候收工晚点儿回来就顺便把农民家的鸡也抓回来，还是在知青点的后山上把鸡烧着吃了，味道自然没得说，比食堂的要好吃一百倍。
不知不觉，我就进入了一个角色。
有些老知青在这方面很在行，偷鸡摸狗已经成精了。从农民家的鸡窝路过，可以无声无息地把人家的鸡装在蛇皮袋里，鸡不发出半点儿叫声。他们盗狗的技术更加了得，也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小炸药，一颗汤圆大小，塞在一块肉里，或者包在一块骨头上，狗哪知道人会这么陷害它们？逮上就吃，吃了就炸，炸了就被拖走。有时候，他们看准了某一条狗，就在狗经常路过的地方挖上一个小坑，坑里放些狗爱吃的东西，外面装好了套子，狗的头一伸进去就再也抽不出来了，脖子被绳索死死套住，脚乱蹬几下后，连叫声都发不出来就结束了生命，很快就被拖走，剥皮开瞠，身首分离，一条流水线就结束了一条狗的生命。狗是农民看家护院必不可少的，却被我们几分钟就干掉了，农民怎么会不恨？
农民怎么痛恨我们，我都没想过，偷人家东西从来就不会想到人家怎么辛苦，怎么不容易，想那么多就什么都干不成了。我们就只想，如何快活，如何刺激，如何过得舒服，其他什么都没考虑。
我们白天照样出工，没人知道我们中间竟有偷鸡摸狗的高手。晚上，我们去坑害农民。从那些老知青那里，我学到了偷鸡摸狗的技能，加上自己把脑子全用在了这上面，干这些活竟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慢慢地，我成了他们的老大。
有一次，我跑到七分场七队去偷西瓜。我竟然忘记了我的兄弟马东骥在那里，连熟人的地盘也跑去偷了。
七分场场部虽然距离我队十多里地，但七队的瓜地距我们队却只有五六里地，算是近的了。七分场是全农场最大、最先进、最富裕的分场，而这块瓜地又是七分场最大的瓜地，西瓜长得又多又好。正是瓜熟蒂落的时节，同宿舍的“老猪头”（他的头很大）就跟我说，十里坡的西瓜熟透了，去看看不？
我说行呀，看看就看看，就和老猪头跑去十里坡看了一番，真是一片好瓜地，也好下手，就在路边上，偷了瓜就可以往回跑，方便极了。
那一年也怪，就十里坡这块地还种西瓜，周围的农民家已经不种西瓜了。不是瓜难种，而是瓜难守，农民守瓜的精力比种瓜所花费的精力要多一百倍，问题是，就这样还很难守住，不知不觉瓜就没了。这些吃露水长大的东西在乡里丢了也就丢了，不算偷。既然这样，种了又没得收，偷了还白偷，谁还愿意找这份罪受？就只有七分场敢种了。
那次，我邀了本队的四个知青，挑着四担箩筐，趁一个天上无月的夜晚，摸到了七分场的西瓜地，瓜地中央竖着一盏很大的碘钨灯，照得整个瓜地如同白昼一般。我们爬进一条小沟里，小沟直通瓜地，没想到的是这条沟里倒满了大粪，奇臭无比。这是瓜主防止别人偷瓜设下的一道屏障，一般人闻到臭味便会知臭而返，可我们没退，就算沾了我们一手一脚大粪，我们依然迎臭而上。我们心想，既然来了，就不能空手回去。真应了一句“贼不走空”的话。我们只好趴在满是粪便的沟中，慢慢偷了两担西瓜，见没人发觉，胆子渐渐大了起来，便爬出小沟，进入瓜地偷大的。光线太强，我们刚一爬出臭沟就被守瓜的农民发现了。只听见守瓜的农民一声大喊：站住！我们吓得魂都丢了，拿起箩筐就准备撤退，不料那位守瓜的农民手拿鸟枪向我们冲过来挡住了去路。我们马上操起扁担，做好了拼命的准备。对方拿着鸟枪，我们操着两根扁担，双方就这么对峙着，谁都没有前进一步，谁也没有后退一步。拿鸟枪的农民并没有扣动扳机，我们也没有挥舞扁担，双方都在寻找突破僵局的办法，没想到对方突然大声呼喊：抓贼！抓贼！
随着他的喊声，七分场的知青和队上的农民纷纷跑来，一片“抓贼”声响彻瓜地，我们再不跑就真有被抓的危险了。
我跟弟兄们说赶快跑，什么西瓜、箩筐的全都不要了，跑是第一要紧的事。
我们没命地奔跑，后面的追兵不断，“抓贼”之声始终不绝于耳。不久，我们的人就被追兵冲散了。我钻进了瓜地旁边的山沟里，有三个农民始终咬住我不放。也不知跑出了多远，我感觉那些追赶我的脚步声离我远了，那些“抓贼”的喊声也离我远了，我才敢放慢脚步。也许翻过了两座山头，也许是三个，我终于看到了我们知青点的灯光，惊恐、害怕的心才放了下来。实在跑得太累了，我在离知青点不远的山脚下的草地上躺下了，狠狠地喘着粗气，歇了一阵儿，气是喘过来了，心也平静下来了，却闻到了身上的臭味。这时我才想起那条该死的臭屎沟，偷瓜不成反倒沾上一身臭屎，要多倒霉就有多倒霉。我想要是人家鼻子尖，闻着一股臭味找来，我不成了靶子？不就被人家逮着了？还得赶快把身上的一身臭衣服洗了。正好知青点的坡下有口古井，轱辘、吊桶是现成的，好好洗个澡，把衣服洗干净，回去了谁也不知道我干了什么。我正要朝古井边走去，却发现井边有人在打水洗澡。我立即停住了脚步，躲在路边的树林后面，看看究竟是谁在洗澡。
天啊，这是什么？这种事情怎么被我撞上了？一个女人脱得精光，站在水井的旁边用刚刚绞上来的一桶井水泼在自己的身上，美美地在享受着清凉，好像忘记了周遭的一切……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赤裸的女人，我的心一下子怦怦地乱跳起来。我本来想马上离去，可我做不到，我被那个光着身子的女人吸引住了。我心里想不能看不能看，可眼睛却怎么也离不开那个一丝不挂的女人。她太美了。随着那一桶井水倒下，顺着晶莹透明的泉水流下，我看见了她长长的头发在滴水，看见她高高的鼻梁在滴水，看见了她坚挺的乳房在滴水……
忽然，她转过身来擦洗她的身子。她这一转身不要紧，却让我傻了。她正面对着我，她身上的每一个部位我都一览无遗。我很快看清了她的面目，她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知青点的团支部书记张娅芝，我下放农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怎么会是她？为什么会是她？我过去一直把她当作我的好大姐，尽管她长得很漂亮，我却从来没有认真看过她一次，上帝为什么要让我撞上她？我真的无法控制自己，我的心在怦怦地乱跳。这个时候，我的身心都有强烈的冲动，我真想冲过去把她抱住，把她按倒……
可一切都还没开始，还没来得及，我突然听到不远的地方传来了脚步声、咳嗽声，我立即拔腿就跑，后面一个声音把我叫住，站住！谁？
我只好站住，回过头来看看对方，问他，你是谁？
他大概听出了我的口音，说我是总场团委的陈一尘，你是哪个知青点的？在这儿干吗？
陈一尘是总场的团委书记，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可能是沿着臭味来抓贼的，便说，我是二分场的，刚才听见喊抓贼就跑出来看看。
他说，对，刚才七分场有人偷西瓜，他们正在追，看见有人跑过来了没有？
我说，刚才有两个人往那边跑了，我去看看。说完我拔腿就跑，生怕他看出我的破绽，真是贼喊捉贼，一边跑着我一边还喊着，王八蛋，你别跑……
我一口气跑回了知青点，发现我的几个同伴都已经回来了。他们见我匆匆跑回，以为出什么事了，忙问怎么回事？是不是被他们抓了？
我什么也没说，马上把那身臭衣服脱下来塞进了塑料桶，叫他们赶快去洗衣服。
同伴们不解，问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说别问，赶快把衣服洗了，立即就洗。
他们也没有再问，纷纷把已经放到墙角的臭衣服塞进桶里，拿去洗了。
等我们洗完衣服回来，总场团委书记陈一尘和队长王连胜就来到了知青点上。他们什么也没说，在团支部书记张娅芝的配合下清点了人数，检查了我们的宿舍，折腾了一阵子，什么也没发现，走了。
万幸，一切都是那么及时，没有露出任何马脚。虽然这次的偷瓜行动没有成功，但也没有被发现，没有被怀疑，一切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当张娅芝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马上就想起了刚才那个一丝不挂的她，我的心又有种本能的冲动。要不是在这种场合，我绝对会把她抱住，会疯狂地亲她、吻她。我发现我的心里已经被那个赤裸的女人占满，我不知道总场团委书记什么时候离开知青点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拒绝我的同伴的追问的。那一夜，我彻夜难眠，脑海里一次又一次地播放着井边的那场“电影”，无数次回味着张娅芝赤裸的身体……
以后的很多日子里，我都在想着井边的故事，都在想着那个赤裸的女人。那个场景就像一块磁石，长久地吸引着我，让我回味无穷。我不得不承认，那是我第一次疯狂地想念女人。我发现，我已经爱上张娅芝了。这种爱不是那种一般意义上的爱情，不是先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而是对裸体女性的仰慕、痴迷、发狂的思念。以后的一段时间，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接近张娅芝，借着了解知青点的情况向她问这问那。每每她都有问必答，很热情，而且在一起出工的时候总是很关照我，这让我对她更加产生了非分之想。
有一次收工的时候，看她走在最后，收拾锄头、扁担之类的工具，我也留下了，帮着她一起收拾工具。有句话在我心里憋了很久，那就是我对她的爱，可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更没有说出来的胆量。别看我平时天不怕地不怕的，可真要说出这句话是很难的。我想说出来，我跟在她后面磨蹭了一阵子，清理了几次喉咙，但就是说不出话来。
她好像发现了我要说什么，问我，有事吗？
我支支吾吾地不知道说什么。
她看出了我有话要说，就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别吞吞吐吐的。
我终于鼓足了勇气说，支书，我喜欢你。
她停下了手中的活儿，看了我一眼，说坐下吧，我跟你谈谈。
我以为她会训斥我一通，我害怕那个结果，事实上根本没有。她依然那样亲和，说卫国，喜欢一个人并不是你的错，我很欣赏你的勇气，不过我们不可能。
我说为什么？
她说还用问吗？你多大？我多大？
我说我不在乎，我就喜欢你。
她说别傻了，你还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早着呢，听着，以后叫我姐吧，我收你这个弟弟，咱们做姐弟，好吗？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做姐弟固然也好，可是我真的……
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说别胡思乱想了。你要再胡思乱想，姐就要生气了。听姐一句话，你还不是想这个事的时候，真的，还早，好好接受几年贫下中农再教育吧，会有好姑娘等着你的。
后来才知道，这个时候她已经被保送读大学了，叫工农兵大学生，就要走了，只是我当时不知道而已。一个不久就要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姑娘，怎么还会接受我的什么“爱情”？这不是笑话？我怎么就这么不知天高地厚？尽管张娅芝拒绝得非常委婉，也很会安抚人心，可被人拒绝总不是滋味，为这事我曾经一度苦闷，好几天很少说话，心里老想着被张娅芝拒绝的事情。同宿舍的知青追着问我遇到什么事了。我说什么也没遇到，什么也没发生。我不可能说出向张娅芝求爱的事情，更不能说那晚井边的“艳遇”，什么都不能说，只能深深地把一切埋在心底。
那几天，宿舍的知青老议论那晚偷瓜的事情，瓜没偷成反弄了一身屎，心里特别不是滋味，都怄着一肚子气，发誓要再干一票，好好报复一下七分场那些抓我们的人。
我心里本来就不顺，加上偷瓜的事情又憋着气，我感觉自己不能沉默了。我不能再想着“失恋”的事情了，大伙都看着我，就等我一句话。我想了想说，那好，找个机会再干，一切听我的安排。我俨然是一个老大，在这些人中我年龄最小，可主意却最多，特别是巧妙地躲过了总场团委书记陈一尘和队长王连胜的突然检查，那些跟我一块儿偷瓜的人，没人不服。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个时候，我们带了几把铲子，三担箩筐，披星戴月，又一次来到了七分场的那片瓜地，大有偷不到瓜，决不收兵的雄心壮志。
瓜棚遥遥在望，那盏讨厌的大灯正高傲地射出刺人的光芒，瞪着它的独眼在田间里四处搜索，那眼睛似乎早就注意到了我们。总结上次的经验，失败就失败在那盏大灯上。我好像是身经百战的战士，为了保证大部队的冲锋，决定先把“敌人”的“碉堡”炸掉。我决定学习董存瑞，把最危险的任务留给自己。我轻轻招呼弟兄们，停下，都蹲在地上别出声，等我把那盏灯消灭之后，你们再行动！只要灯一灭你们就趁机偷瓜，然后迅速撤退，不必等我！
后来想起来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可笑，我成什么了，一个知青中的小不点儿居然成了偷瓜战场上的指挥官。要把“敌人”的灯光消灭掉谈何容易，大灯装在一根大电杆上，电闸肯定装在守瓜的棚里，我怎么去消灭？当时我可能想都没想清楚，但我知道这是唯一的办法，如果不弄黑大灯，我们又要重复前一次的失败。
可我们不能失败，重返瓜地就是为了成功，就是为了出一口气。这次行动的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偷瓜本身了，似乎在显示我们的决心和能力。
我像一个幽灵，消失于冥冥黑夜之中。我绕过棚子后面的沟，一身泥一身屎地来到七队的电工房，从电工房中找出一根电线。这根电线经过晒谷坪、养猪场，再到棉花地，如小蛇般直通西瓜地中央。我断定这根线就是瓜地大灯的电线。我蹲在棉花地里，望着小指粗的电线，准备用铲子铲断，但仔细一想，这样危险，弄不好自己会触电。再说，就算自己不会触电这么干也不是最佳的选择。我琢磨了一阵子，如果电线断了，他们马上就可以查到原因，接通电线，这还是难解我心头之恨。这时的我心里完全处于一种畸形状态，好坏在心里只有一步之遥。我承认，我当时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我想最好的办法是让它长时间停电，既满足了我们偷瓜的需要，又让他们很难查出断电的原因。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个绝妙的办法，就是把电线里面的金属线弄断，让电线的表皮完好无损。我想了半天，终于想好一个办法。我得意地把电线不停地折合，无数次之后里面的金属线终于断了，表皮真的完好无损。很快，瓜地中那只讨厌的大眼终于闭上了。
一切如愿以偿，灯黑了，瓜偷了，其他四个知青挑着三担西瓜满载而归。我们饱食一顿，把剩下的西瓜滚到床下，带着胜利者的微笑进入了梦想。
扭断电线果然是歹毒的一招，我自认为是相当高明的。据说七队的电工足足查了两天，才查到了断线的原因，他们似乎感觉到了这些偷瓜贼并非等闲之辈，接好电线之后又加大了防范力度。三天之后，我们再跑到瓜地去看的时候，瓜地的四周竖起了几块巨大的牌子，上面写着“瓜地安有裸露的电线，谁再偷瓜，一切后果自负”几个大字。
刺激，我们仿佛像中了邪一样，你说不让偷我们偏要偷，不就是有电嘛？我们不怕。
我真的不怕。我就是个爱玩命的家伙，越是危险的陷阱，我就越要试试，真有点儿“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意思。
不过我不会瞎撞，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那天晚上我把电线弄断的时候就已经侦查到了瓜地周围的情况，看到他们的告示牌后我心里就有了主意。当天晚上，我又邀了我们宿舍的四个知青，还是去瓜地偷瓜。
大家都有些惊讶，说还去？瓜地不是到处都有电吗？
我说没关系，我有办法。他们都相信我，我说有办法就真有办法，不然上次怎么能把灯弄黑？
晚上十二点，我们五个人，带着三担箩筐又上路了。
快到瓜地的时候我警告他们，今夜不同了，瓜地里布有电线，大家千万别乱跑，一切听我的指挥。
没有人推荐我当指挥，可没有我做指挥，这次行动就无法进行，只有我清楚怎么破解瓜地里的电阵，我自告奋勇来当这个指挥。
快到瓜地边缘，我像一个军事家似的，制定了今晚的偷瓜计划：先由我带两个人在前面开路，到瓜地边上的猪圈赶猪，把猪赶到瓜地之后其他人沿着猪拱开的路摘瓜。
七队的猪圈大着呢，里面喂了几百头肥猪。我们悄悄地摸到了猪圈，轻轻打开猪栏，用树枝拼命地抽打熟睡的肥猪，赶出了二十几头肥猪，直接赶往瓜地。在树枝的鞭打下，还没有完全清醒的肥猪一边痛得号叫一边往瓜地跑。守瓜的农民听到猪叫，急匆匆地走出瓜棚，看到我们赶着猪在瓜地里乱跑，一下子慌了手脚，毫无主张。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偷猪还是偷瓜，偷哪一样他们都不敢追过来，瓜地里到处都有裸露的电线，到处都有危险，他们只能远远地看着我们打猪、摘瓜，不敢贸然行动，气得大喊大叫，可都没有用。我们干我们的，看着他们干着急，我们心里直乐。
我们不偷猪，只偷几个小瓜，莫说抓不到，就是抓到了也不算什么大事，我们要的其实就是这个乐趣。
我们摘足了三担西瓜，挑着担子沿着肥猪走过的路前行，看着死猪躺着的地方就拐弯，不慌不忙地走出了瓜地，迅速消失在黑夜之中。身后，留下一片狼藉的瓜地，那里倒着几头触电的死猪和到处乱窜、尖叫不已的活猪，还有干着急的守瓜的人们。
我们仿佛胜利了，没有人知道是我们干的，就算守瓜的人看见了我的相貌也无妨。他们没有任何证据，不能拿我们怎么样。可有一天，马东骥突然跑到我们知青点来，把我叫出房间问我，他们七队的瓜是不是我偷的。我一下子蒙了，这事他怎么知道了？我当然不能承认，关系再好有些事也是不能讲的。我问谁说是我干的？我什么时候干过这种事情？
他说谁也没说是你干的，可我琢磨这事肯定是你干的，除了你，没人能想出把电线从中间折断，没人能想出让猪去开路再去偷瓜，这人除了你没有别人。
天哪，马东骥真的神了，幸亏他不是警察，他要是警察这回我肯定完蛋。到底从小一起玩到大，知根知底，我放个屁他都知道会朝哪个方向。不过不管怎么说，打死我都不会承认，没有证据谁也不能拿我怎么办。我说没有，那不是我干的。我问他，是不是队里派你来破案的。
他说谁也没派他来破这个案，他只是来提醒我，别太过火了，七队那天晚上电死了八头肥猪，损失比那片瓜地大几十倍，别玩过头了，要是想吃瓜，跟人家要几担人家都愿意给。
我当然没想到那一下就电死了八头猪，心里也不好受，可反过来一想又觉得七队也够狠的了，这要布多少电线?幸亏是猪，要是人呢？换成八个人一样也得被电死，这太可怕了，这么一想我心里又平衡了许多。幸亏我们那天把二十几头猪赶到瓜地里去了，救了八个偷瓜的盗贼，无论偷瓜人怎么可耻，也不至于要把人家电死呀。
我跟马东骥说，你就别管了，一是我没偷，二是我偷了也不会承认。偷几个瓜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哪个知青点上的知青不到农民家偷只鸡、摸只狗的，别太当回事了。以后这种事情你也别兴师动众地跑来向我问罪，与你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你管什么闲事？
马东骥气得要命，他本来是一片好心的，只有他能猜出是我干的，这两回偷瓜事件实在是做得过火了，谁都会恨。他只是来提醒我，是真心实意地关心我，可我听不进去，甚至讨厌他揭了我的底。
马东骥没再多说什么，只是警告我，他已经调到农场总部民兵营去了，任务就是维持全农场的秩序，希望以后有这事不要再被他碰到。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知道我和他之间走得越来越远了，我们已经不是走在同一条道上了。从下乡的第一天起，不，严格意义上讲是从他母亲被造反派逼死以后他就变得成熟了。他一心想报仇，一心想查出陷害他母亲的人是谁，可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很清楚，要等待机会，就像他爸说的，一切都只能等以后再说。他爸早就断言过，批斗的日子绝对不会长久，总有一天历史会恢复它本来的面目。
马东骥的心里一直埋着一颗复仇的种子，他的意志比谁都坚定。他不会破罐子破摔，他一如既往地积极上进，努力使自己的表现出色。在他们知青点，他是最积极、最拼命的一个，他有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在支撑着。可我不是，客观地说我根本吃不了那份苦，我厌倦那种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我根本就不是到农村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不是来锻炼的。锻炼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时尚的名称，我是来混的，是来寻找刺激的，说白了是来坑害贫下中农的。贫下中农的吃苦耐劳、纯真质朴的优良品德我一点儿都没有学到，我跟他们接触就是看他们的果园在哪里，怎么能够捉到他们的鸡，怎么能够套上他们的狗，然后怎么躲避他们，这成了我下放农村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必修课程。我知道我已经变了，开始从量变到质变，变得不可救药……
三分场知青点有个绰号叫“金马桶”的知青，是个老贼。不知什么时候，他盯上了我，有意无意地跟我介绍一些行内的规矩、“做事”的技巧，我几乎是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接受了金马桶的传授，成了他没有拜师的徒弟。有一天晚上，总场场部放电影，片名是《奇袭》。金马桶叫我趁着看电影的机会跟他搞点路子，我什么也没问就跟他去了，以为又是偷鸡摸狗的事。可当电影刚刚开始，银幕上出现道道金光和“八一”五星字样，音乐达到高潮的时候，金马桶把我带到了离总场场部不远的商店的后门。金马桶指着后门叫我赶快行动，这时我才明白我们要干什么，我当时犹豫了一下。尽管我平时胆子大，可这一回总觉得心虚，没有底气。过去偷什么也没害怕过，总觉得那没事，也就是偷一些吃的，翻了船也只有脚背深的水。这一回完全不一样了，这一回是偷商店，是偷钱，这才是真正的偷。我真的犹豫了，我在心里问自己，怎么能干这个？我能干这个吗？要是爸妈知道了，我怎么跟他们交代？我哪还有脸见他们？我有一刻曾想退回去，我觉得我不能这么干，可是来不及了，金马桶催我快下手，说再不下手就来不及了。音乐已经到了最高潮，这是下手的最佳时期。金马桶早就想好了，这里的声响会完全被电影的音乐声所覆盖，没人会想到商店的后面发生了什么。音乐即将结束，我还在犹豫，手脚还在颤抖，就在高潮音乐结束的那一瞬间，金马桶乘机对着后门“啪啪”就是两脚，只听得“哗啦”一声，门应声而开，金马桶把我推了进去……
电影还没有演完，我们就悄悄地溜出商店，跑到我们知青点围墙外，这时才九点多钟。借着电线杆上的灯光，我双手发抖地把偷来的钱清点了一下，共计人民币二百九十元整，一人分了一百四十五元。这可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够花上一阵子的。分赃之后，金马桶立即回他们知青点去了，我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我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我一夜都没睡着，过去从来没有害怕过，也没有自责过，这一回全都有了，而且惶惶不可终日。我一直在问自己，我都干了些什么？我怎么跑到商店去偷人家的现金？我真的很后悔，我甚至想过把这些钱送回去，我决不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我告诫自己，我不能做一个真正的贼。可是，一切都晚了，第二天我就被抓了。
原来金马桶回队后，第二天就买了两条烟、两瓶酒，还有不少的食品，在队上大吃大喝。保卫科根据群众举报，刘科长找到他，一个耳光他就招了，接着就来抓我。
我被押出知青点，正要走的时候，我请队长王连胜派人把我的换洗衣服拿来，没想到他给了我一句，你已经成为人民的敌人了，还要什么衣服？
王连胜的这个回答把我的肺都气炸了，人民的敌人就连衣服都不要穿了？好一个原则分明、落井下石的队长，做人也太绝了吧！我起码的生存权利还是有的吧？连衣服都不能穿吗？可我现在已经成了阶下囚，跟人家争还有什么意义？一切听天由命吧。我带着无限的惆怅、落寞、凄凉、痛苦和遗憾离开了知青点，任凭拖拉机在坑坑洼洼的泥路上怎么颠簸，我已经毫无感觉，我沉浸在深深的内疚、自责之中……
我被关在总场场部保卫科的拘留室里。
一连几天，我都没换衣服，我想起了张娅芝，我的“初恋情人”，我的“姐姐”。尽管她一直不知道我偷看她洗澡的事情，也尽管她拒绝了我的求爱，可从那以后我们真的亲如姐弟。她一直都在关照我，像对待自己的小弟弟一样。劳动的时候她宁肯自己挑重担，也要让我干轻一点儿的活。每每食堂有好吃的，她总要从她的碗里分出大部分来给我。她时常为我洗衣服、叠被子，关心照顾得无微不至。我从心里感激她，过去的那种异性的爱恋已经完全转变成了姐弟的情谊。就在这时我想起了她。
我跟保卫科的小黄说，请他帮我打个电话给我们知青点团支部书记张娅芝，请她帮我送几件衣服来。保卫科的小黄告诉我，你还找她？你不知道？她已经自杀了？我当时感觉五雷轰顶，这怎么可能，几天前还看她好好的，还听说二分场已经推荐她上大学了，她将是工农兵大学生了，包括总场的团委书记陈一尘，还有一个叫什么的人，这都是农场表现最好的人，是优秀知青，就要去读大学了，怎么会自杀？我不相信，这不可能。我问小黄是不是弄错了？小黄还算客气，很负责任地告诉我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就是两天前发生的事情。张娅芝本来是被推荐读大学了，可体检出了问题，她怀孕了。这还了得？堂堂团支部书记怀孕了，这样的人怎么能够保送上大学？二分场立即取消了张娅芝上大学的保送资格，并把她交给了大队，要求严肃处理她。
怀孕？我无法相信，她怀孕了，她怎么会怀孕？怎么可能？难道她早就谈男朋友了？难道她已经是别人的女人？难怪她拒绝了我的求爱，难怪她一开始就没把我这个“小弟弟”看在眼里，原来名花有主了。这主是谁？怎么没有听说过？怎么这个男人不敢站出来？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那个看她洗澡的晚上，突然想起了一个人，那就是总场团委书记陈一尘，这时候我才用我的脑子去想这个事情。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那天晚上陈一尘怎么会突然出现在井边？当时我一直以为他是来抓贼的，现在想来不对。他在总场，怎么跑到这里来抓贼？他怎么知道那天七分场会有人偷西瓜？他怎么知道偷西瓜的人往我们二分场这边跑了？这一切都好像是在他的控制中一样，那他为什么没有看出我们就是那些偷瓜的小贼？看来这一切都是假象，都是一种偶然，一种巧合。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总场团委书记是专程到我们知青点来的，抓贼的事情只是被他碰上了。总场到我们二分场必须经过七分场，正在我们被追赶的时候他在路上发现了，可他并不是来抓贼的，那他来我们二分场干什么？他跑到井边又想干什么？难道……
我不敢往下想，这种事情不是我要想的，我只是急于了解张娅芝是怎么死的。我问小黄，张娅芝到底是怎么死的？是不是真死了？我不相信那是真的。
小黄就跟我说了张娅芝自杀的过程，人都死了，没有什么机密可保。
原来，这事有王连胜一份不可磨灭的“功劳”。审查张娅芝的事情落到了王连胜的身上。王连胜把张娅芝带到了知青点，问她，这孩子的父亲是谁？
张娅芝当然不会说，她采取了沉默的方式回应王连胜。
王连胜就吼叫起来，说呀，到底是谁？
张娅芝依然沉默，打死都不肯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
王连胜气坏了，这个张娅芝，昨天当团支部书记时还挺听话，他王连胜指挥到哪里她就战斗在哪里，今天转换了角色就跟他对立起来了，这还了得？王连胜就威胁她，你说不说？
张娅芝始终沉默着。
这让王连胜十分恼火，他叫来了两个民兵，把张娅芝吊了起来。正好其他知青都出工去了，知青点就剩下王连胜和两个民兵及厨师。厨师还在厨房做饭，根本不知道王连胜这边在干什么。王连胜就命令两个民兵狠狠地抽打了张娅芝一顿，打得张娅芝遍体鳞伤，全身是血，可张娅芝还是什么都不说。在王连胜看来，这个原团支部书记已经顽固到了极点，完全是跟他对着干，他要征服不了这个女孩，知青点没人会怕他。他这么想着，就更加加大了对张娅芝惩罚的力度，非要从张娅芝口里掏出点儿什么不可。
王连胜也没别的办法，只有从肉体上摧残张娅芝。他命令民兵继续抽打张娅芝，打昏了，用冷水把她泼醒，接着再打，直至把她再次打昏，又再一次泼醒，这样折腾了好几个回合，张娅芝就是咬紧牙关不吐一字，气得王连胜脖子上的血管都要爆裂了，恼怒到了极点。他干脆拨开了张娅芝的上衣，撕开了张娅芝的乳罩，在两个民兵的协助下，使劲地把烟蒂按在张娅芝的乳头上，烫得张娅芝拼命地喊叫。张娅芝可以承受打，可以承受骂，可无法承受这种侮辱。她意识到，再不想办法，后面还有更灭绝人性的摧残。她终于说，我说。
王连胜这才得意地放下了烟头，说说吧。
这时知青们收工回来了，吵吵嚷嚷，就在外面，有的人还从窗前走过。张娅芝就说，这样的事情她说不出口，她还是把整个事情的过程写出来，写出深刻的检查交给大队。
王连胜当然高兴了，就命令民兵给张娅芝松了绑，如此这般跟张娅芝交代了一番，还许诺，只要她说出真相就不处理她。张娅芝全都答应了，希望王连胜给她一点儿时间，她一定把所有的问题向组织交代清楚。
王连胜就把张娅芝关在一个房间里写检查，说不交代问题就不准出来。
张娅芝满口答应一定会把检查写好，可心里早已经有了打算。其实她已经对生活完全感到绝望了，借着写检查的机会她写好了遗书，然后趁王连胜不注意从后窗溜了出去。等王连胜来拿检查的时候，她已经在傍晚时跳洞庭湖自杀了，直到第二天早晨人们才在大堤上发现了她的鞋子和一封遗书。农场派人打捞了一天，连尸体都没有找到……
一切都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多好的一个姑娘，怎么说走就走了？
张娅芝也是，怀孕就怀孕，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非要自杀不可？知青谈恋爱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情，知青内部之间、知青与农民，甚至上级领导与知青卿卿我我、谈情说爱的事情还少吗？虽然我还是处男一个，可男女之间的事情发生得实在太多了，早已没什么新鲜感了。由于农场太落后，太贫穷，文化生活、精神生活极其贫乏，我们出工天天听他们讲男女之间的事情，成年的农民也只做两件事情，一是种地，第二还是种地，所不同的是，一个在田地，一个在床上。知青们一到夜晚，常常成双成对，甘蔗地、棉花地、田间小路，到处都能看见情意绵绵的男女，这是多么正常的事情，张娅芝为什么就那么想不开呢？
在当时我的确没法理解，我不是过来人，个中的缘由我无法知道。
我为张娅芝的离去而感到惋惜，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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