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大院琐忆
放下与远在美国的少年挚友戴苑聊天的电话，蓦地想起了与他相处的许多往事，以及电影大院的一些旧尘影事。
一
1969年5月，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放假不读书了，我们就像散养鸡一样整天在外野玩。我妈担心我闯祸，便让出差的同事送我去北京姥姥家。正赶上姥姥搬家，是我舅舅方杰电影协会分配的房子。从政协礼堂后面附近的大喜胡同搬迁到钓鱼台国宾馆北门对面的楼房，这一带称为甘家口。我姥姥住在大院楼房的第二排，因离国宾馆太近取消了第一排，门牌号从9号开始。楼前有一片开阔的芳草地，春天时节，鲜花缤纷，清香四溢。马路非常宽阔。附近是木樨地、三里河、钓鱼台等。
我舅舅在中国电影家协会所属的《大众电影》谋差。楼里住的都是电影界人士，有不少是中国电影的大咖，其中有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蔡楚生、书记处书记袁文殊、电影导演史东山、张水华以及电影界专家程季华、谢力鸣、白景晟，还有电影人孟广均、戴光晰、雷庭等。
我们住在10门2楼，与蔡楚生为邻。蔡楚生是《南海潮》《一江春水向东流》《渔光曲》等电影的导演，是共和国首任电影家协会主席，亦是我国第一位荣获国际电影大奖的导演。舅舅神情哀伤地告诉我，隔壁的蔡楚生跪在影协大院被批斗，深受凌辱，于去年夏天含冤去世。外婆特别同情他及其家属，蔡楚生的女儿蔡海云阿姨离婚后带着儿子过来住。蔡阿姨三十来岁，人瘦高，眼睛不大，却颇有气质，一身淡咖啡女装，远观清高，近看随和。有天晚上，她突然来我家与外婆说几句悄悄话就离开了，后来我才知道蔡阿姨要结婚了，外婆拉着我上门送脸盆、茶杯等礼物表示祝福。
隔壁另一套单元属于蔡楚生儿子蔡明的，他在北影厂搞录音。那时男人普遍穿军装和蓝、灰色中山装，他身着黑色皮夹克显得特别显眼和精神，骑一辆崭新的自行车看上去特别潇洒，有点像上海滩的小开。他平时不住在这儿，偶尔回到甘家口看看。有天很晚了，蔡明回来还没吃饭，姥姥得知后，赶紧打开煤炉给他下面条，还加了个荷包蛋。蔡明的岳父是西单菜市场卖猪肉的，我虽没见过，但想象之中肯定一身油腻。“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兴门当户对，但大导演与卖猪肉的成为亲家也够别扭的。这大概也是那时的一种政治色彩，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蔡阿姨的儿子蔡世红整天和我玩耍，他比我小两岁，长得很精神，脑子也好使。粉碎“四人帮”后，有位中国电影奠基人的孙子写信给美国电影学校，自称是某某的孙子，后来出奇地被该校录取了。蔡世红也效仿写信，自称是蔡楚生的外孙，但杳如黄鹤，没有回复。
1971年冬天，我又去北京甘家口姥姥家住了大半年，这时我与9门楼的戴苑成为好朋友，他是著名电影翻译家、电影评论家戴光晰的儿子。戴阿姨事业特强，从事电影工作几十年来，每天晚上读书、写作至深夜。她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工作期间，经常去中南海为中央首长做原版片同声传译，退休前是中国电影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戴光晰的丈夫马德波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室主任、《电影创作》主编，他与编剧李准是河南老乡，又是至交。戴苑告诉我，李准在银行工作时，业余爱好文学，直到小说《李双双》搬上银幕走进电影，一炮打响。他还创作了《老兵新传》《牧马人》《大河奔流》等剧本。当年，李准写的《大河奔流》剧本里有周恩来的形象，赵丹得知后很想扮演周恩来，李准也看好赵丹，不知何故，电影厂却未同意让赵丹出演一代伟人。
斯时，我与戴苑每天一起去甘家口商场买菜，下午或晚上常在一起聊天。主要是听他侃电影，从编剧、导演、演员聊到译制片、影评、配音，以及蒙太奇之类的陌生词语。戴苑家有很多藏书，他从小阅读了很多红色经典和世界名著，还写了许多读后感，分析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读他的文章、听他讲故事是一种精神享受，使我大开眼界。他家有一本《青春之歌从小说到电影》，看罢我知道了电影制作的过程。回到上海后，我们彼此通信，他写的每封信可谓是精美的散文，我反复拜读。他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和人生的思考，给了我诸多启迪。
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戴苑居然选择报考了理工科，放弃挚爱的文学和电影，如愿以偿地进入北方交通大学。他的语文成绩是98分，离满分相差2分，数理化则勉强及格。见面时，我纳闷地问戴苑：“为啥放弃自己擅长的文科?”他沉默良久，两眼迟缓，看得出他很内疚，也很惆怅，心如秋蝉。他缓缓地抬起头来告诉我：“文化界这么多名人不是右派就是黑帮，大多没有好的结局。”
戴苑毕业不久去了美国留学，并加入了美国籍。他临走前来上海与我见面，我为他拿到美国奖学金感到高兴，欣慰之余，也深感凄凉。少年好友，纯真友情，突然有种失去的痛苦。我们酒后都流下眼泪，心里犹如柳永词所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他回国几次，我们彼此长途奔波见上一面，相见甚欢，离别更悲。
二
著名导演张水华住在大院4号楼楼下，他执导的电影是我国各个时期的经典影片，譬如《白毛女》《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林家铺子》《伤逝》等。他是一位学者型的艺术家，对艺术的追求非常严谨，朴素几近平淡的基调，却透出对人生的彻悟。他的儿子小三是个英俊的帅哥，比我大些，平时不在一起玩。那年，甘家口商场理发店有位美女长得出奇的美，小三便与她谈上了恋爱，可谓是帅哥配美女，他俩比电影中的明星要出彩多了去了。估计是美女的职业和文化素养的关系，他俩最终没能走到一起。尽管小三长得帅气，也喜欢电影，但导演父亲没让他的孩子上银幕当明星。
那天，戴苑指着一位从9号门出来，身着灰色中山装的30多岁的男子对我说，他也是导演，虽没拍过什么有影响的影片，不过，他的父亲史东山是个大导演，代表作是《八千里路云和月》《新英雄儿女传》。史东山1951年获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导演特别荣誉奖”，不知何故，1955年死了。我没看过这些电影，听了也没往心里去，“文化大革命”后，看了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才真正感到史东山是电影奇才，他的儿子史大千和两个孙子继承其衣钵成为导演，但没有拍出什么有影响的作品。
姥姥家4楼还住着电影出版社负责人谢先生的遗孀孔女士，谢先生与程季华都是出版社的领导。程季华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主编、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两人可能在工作上有点过结，“文化大革命”不久谢先生抑郁病死，谢的儿子竟然在混乱的年代报复父亲的“宿敌”程季华，程却有苦难言。
1971年，我经常见刘庆棠去孔女士家做客，刘庆棠与谢力鸣、孔女士是东北白山艺校的校友，谢力鸣来北京前是辽宁省文化局局长，写过许多电影评论文章，对刘庆棠在艺术上有很大的帮助，刘庆棠虽红得发紫却不忘旧情。
有一天，孔女士的儿子对我说，昨晚《红色娘子军》里的洪常青来他家做客了。我感觉孔女士特别牛，她小个子，也不算漂亮，却非常能来事，能说会道。记得那年，舅舅从团泊洼干校调到新华社工作，我们在楼道口邂逅孔女士，她一个劲地赞美舅舅，最后竟然说：“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听姥姥说，有段时间，孔女士三天两头到姥姥家打电话，常常打半天，没完没了，姥姥不便多说。粉碎“四人帮”后，原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获刑17年，于1986年保外就医，老婆与之离婚，他无家可归。后来刘庆棠联系上了孔女士，回北京搬到甘家口长住在孔女士家。1995年，孔女士与刘庆棠登记结婚，我才反应过来，她那时可能是与刘庆棠频繁通话。
三
甘家口还住着中国影协第一书记袁文殊，他是电影评论家，曾任延安鲁艺戏剧系主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电影局局长。他家里有一台电视机。那时电视机是稀罕物，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去他家看电视。斯时，袁书记也被隔离审查长期不在家，他夫人也是文化人，对我们小朋友很友善，尤其是对我这个小上海特别热情，不嫌弃我们去她家看电视节目，还给我们倒水喝。
我们院里还住着著名译制片导演、演员白景晟，他还是电影理论家、评论家和史学家，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电影人，曾任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电影史论教研组组长，著名配音演员张桂兰就是他的学生。他以优美浑厚的嗓音为影片《列宁在十月》里的斯大林配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大院里还住着中国电影协会书记处书记黄钢，他和贾霁、钟惦棐是电影界三大著名的评论家。1961年，黄钢在影协会上提出设立一个电影奖，第一书记袁文殊、电影出版社社长程季华等共同讨论后决定每年评一次奖，以鼓励电影的繁荣发展。经过再三斟酌黄钢取名为“百花奖”。会后黄钢交给《大众电影》负责落实，主编贾霁不来上班，我舅舅方杰具体主持日常工作，他与评论组沈善起草了评奖启事，阐明了评奖的意义、宗旨、办法和要求，组织编辑们忙了大半年。那时刊物发行几百万份，群众投票有几麻袋，编辑们一张张认真统计，不敢有丝毫差错，也没有猫腻，最后评出《红色娘子军》等最佳影片。
那时也没有奖金，连铜牌也做不起，由陈毅、郭沫若、田汉、曹禺等大家题词赠送给获奖者，颁奖大会至一半，周恩来、陈毅突然到场祝贺，引起轰动。中央台“艺术人生”栏目主持人说百花奖是周恩来提出的，他们道听途说没有经过调查考证，周总理只是中途到场参加了颁奖大会，并参加了当晚的舞会。周总理第一个请最佳女演员祝希娟跳舞。后来，我舅舅调至中国戏剧家协会任书记处常务处书记兼《戏剧报》主编，他如法炮制提议并组织成立了“梅花奖”，延续至今，这是后话。
1962年，《大众电影》移交上海出版，中国影协又创办了《电影剧作》，钟惦棐落实政策从农场分配至《电影剧作》任编辑，他被查出患有肝病，我舅舅非常欣赏他的才华，也同情其遭遇，对他颇为照顾。次年，分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召集影协领导开会，讨论钟惦棐的右派摘帽问题。1957年，他因一篇《电影的锣鼓》被钦点打成右派。我舅舅作为刊物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了钟惦棐的积极表现，并肯定了他有悔改的决心。经过讨论，陈荒煤最后定调，同意摘掉钟惦棐的右派帽子。我舅舅向钟惦棐宣布摘帽后，他拉着舅舅的手，无语凝噎。
《大众电影》杂志还有一位编辑，是中山大学毕业的广东人，虽其貌平平，但颇有才华，我阿姨受舅舅委托，将厂里的美女介绍给了这位资深编辑。郎才女貌，终成眷属，他俩结婚时，让我去帮助搬家，那美女真是吸人眼球。他们婚后生活应该是不错的。改革开放后，他们全家调回广州，那里的人重金轻文。那位北京美女引起了广东老板们的注目，最后美女经不住金钱的诱惑，与穷文人离婚，随老板跑了。那属于广州版本的“郎财女貌”，不知他们的结局如何。
时隔半个世纪，现在甘家口的电影人大多八九十岁了，很多人都搬走了，也有不少人已故去。我时常耳闻他们后代的消息，某位美女嫁给了官二代，蔡世红放弃了摄影专业，下海经商，现在是北京羊大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主要经营“涮羊肉”，据说生意做得非常棒，这使我想起电影大导演与西单菜市场卖猪肉的做亲家的传奇故事。
人世沧桑，世相百态，回望人生，不胜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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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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