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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警一(天眼通)

来源:群众出版社 作者:胡杰

——一个刑警的嬗变故事

徐彬在我眼前坐定,不等张口,刑警的气息已扑面而来。浓眉,大眼,一米八二的身高,壮实的身板儿;凉鞋,短裤,圆领T恤。沙发上一坐,大大咧咧的样子。

四十岁的徐彬是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局三处五大队的大队长。算上读书,他的警服已经穿了二十二年。对于自己十八年的刑警生涯,他喜欢用“前八年”和“后十年”这样的语言表述。他的意思是说,“前八年”干的是传统的刑警;而“后十年”,则是插上了信息化翅膀的新刑警。

这让我联想到佛教的一个说法。佛陀以为,凡夫经由父母所生的肉眼,能见的距离、范围相当有限。太小、太大、太远、太近,均非肉眼所能见;太过黑暗或强烈的光度,也非肉眼所能适应。如果能得天眼,便能于物质世界中自在地观察,而不受距离、体积、光度的限制。天眼,又被称为“天眼通”。佛经《大智度论》是这样说的:“天眼通者,于眼得色界四大造清净色,是名天眼。天眼所见,自地及下地六道中众生诸物,若近若远、若覆若细诸色,无不能照。”

如果说“前八年”破案,徐彬靠的是一个优秀刑警所具有的“肉眼”,那么“后十年”,则是一个由“肉眼”到“天眼”的嬗变过程。“天眼”一通,破案就完全是另外一种境界了。

如今,徐彬率领着一个七十多人的专业团队,精英荟萃。由他们搭建的全息作战平台,占据着市公安局刑侦大楼的三层办公区域,成为全市刑侦系统绝对的大脑中枢。

他的故事,当然还是让他自己说为好。

上篇:肉眼

从琴童,到刑警

我当上刑警,纯属意外。我的父母都是铁路职工。我爸是个火车司机,开的是老式的蒸汽火车头,就是老要抡铁锨往里添煤那种。听老人说,有部外国电影,名字就叫《火车司机的儿子》。哈哈,我就是!

我妈“文化大革命”后考上了河南大学,学音乐,成了我们那儿一所铁路中学的老师。因为她的缘故,我从小就成了个琴童。当年,我家住的铁路工房,那里是一大片老旧的棚户区。现在早都拆了,建起了大明宫遗址公园。小时候,我家那片儿,家家户户房子都小,到处都是违章搭建的小平房。后来,我住的房间也是自家搭建的小平房。在这种情况下,我妈花六千块买来一架钢琴,简直是件壮举。琴声一响,老有人过来看热闹:铁路工房,怎么会有人弹钢琴呢?

我妈买钢琴,当然跟她的职业有关。那会儿,她所在的学校只有一台老式的风琴。学音乐的人,摸不着钢琴,可能就跟当兵的人摸不着枪一样着急。六千块钱,在当时来说,可是一笔巨款。让我妈下决心买琴的,其实还是我。小时候,我笨得像棉裤,数数老数不清。小学一年级快上完了,我十以内的加减法还算不到一起。我妈着急,她同学就撺掇她买琴,说学钢琴可以开发孩子智力,同时她同学还打了保票,愿意教我。于是,从七岁开始,弹钢琴就是我每天要“吃”的一道菜,甭管想不想吃。直到上初二,功课紧张了,我的钢琴课才停下来。那会儿,我学习也开窍了,在班上老排前五名。

不弹钢琴,我又吹过一阵儿萨克斯。个子蹿起来后,又迷上了打篮球,还混进了我们铁路中学联校篮球队。虽然我的水平一般,可我们那个球队很厉害,我也混成了个国家二级篮球运动员。

高中,我考上了省重点西安高级中学。我的同学中猛人如麻,我们班考上北大、清华的有十来个。高考时,我的成绩上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都应该没问题。交志愿表时,我没填提前录取院校。教导主任正好转到我们班,提醒我:“这行你怎么能空着呢?填上,填上!填不填,是个态度问题;上不上,是你自己的事儿。”他说,提前录取院校都要面试,你若不想去,不去面试不就结了?正好我一个同学也过来交志愿表,他热情地把他的志愿表伸到我面前说:“来,你照我这个填。”他的提前录取院校填了个“中国刑警学院”,我瞅了一眼,就也照猫画虎填在表上了。

中国刑警学院面试那天,我跟没事儿人一样在家睡懒觉。可那个同学非拉我一起去,说:“你就当陪陪我,行不?”我说,我连报名费都没准备。那会儿,面试得掏五十块钱。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这也是大钱。我没打算参加面试,当然也就没跟家里要。我同学说:“走走走,我爸正好给了我一百块,咱们俩的报名费都有了。试试怕啥?”我就陪他去了省警校。

刚才我说了,我们家是铁路系统的。铁路系统像个小社会,跟外面接触不多。过去,我从没跟公安打过交道,家里也没有当警察的亲戚。一进校门,我就感觉到气氛不一样。来来往往的老师、学生,都穿着警服。我这才觉得,这身制服看起来好神气。校园里,四处都摆放着各个公安院校的宣传板。在那些宣传板跟前发了一会儿呆,我才算对公安院校稍稍有了点儿概念。面试是在省警校的大礼堂里进行的。公安大学、警官大学、中国刑警学院、廊坊武警学院,各摆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参加面试的学生挤挤挨挨,排成一长溜儿。老师面试的问题就一个,谁上来都一样:“你为什么要报考我们学校?”另外,就给你一张报纸,让你念上一段,这主要是看考生是不是口吃。我同学站我前头,紧张得浑身都在突突地抖。我是个打酱油的,只觉得新奇,一点儿都不怯。面试结束时,问我问题的老师发我一张纸,我一看,是政审表。再问我那同学,人家啥也没给他发。得,没他事儿了。

在刑警学院,我学的是图像处理专业。毕业前,我就在当时的西安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技术科实习。那一年分配的大学生,大多都下了基层。可能实习时我表现得还不错,技术科专门打了报告,要作为紧缺人才引进我。报告政治部也批了,但那会儿的程序是先分到刑警支队,再由支队往具体科室、大队分。我到刑警支队报到时,正好发了一起枪案,缺人手。这样,我就先进了专案组。

这是起持枪抢劫案。案发地在西郊的药厂什字。一家药厂的副厂长退下来,弄了个九州药业公司,让刚大学毕业的女儿管钱,当出纳。每天下午四点多,这姑娘要走上一百米,把一二十万元营业款送到马路对过的农行存起来。为安全起见,他爸派了个大块头男职工护送她。出事儿这天,他们一出公司,就被人盯上了。嫌疑人开了两枪,男职工躲得快,就是点儿皮外伤;那女孩儿可就惨了,伤到了脊椎,从此下半身就没了知觉。走访时,我跟师父去过她家。她爸给她在屋里养了许多鸟,不关笼子里,就在屋里飞来飞去,给她解闷儿。

我报到时,这案子刚发;正走访,文昌门外又发了一案。一个股民从证券公司出来,被一枪打在了肩膀上。嫌疑人是俩人,骑摩托跑时,头盔掉地上了。拿着从头盔上提取到的指纹照片,我和师父像唐僧取经一样,一路向西,从西府的扶风、眉县,一直跑到了甘肃天水。为啥往西跑?因为有民警走访时,逮住了目击者的一句话。这人很有把握地说,嫌疑人是西府口音。我们做的工作,就是找当地公安机关,比对被打击处理过人员的指纹。

那起案子是几年之后才破的,嫌疑人根本不是西府人。为一句不靠谱的话,我们师徒俩开一辆平顶长安,灰头土脸在外面跑了一个半月。那会儿,一个县上就一个招待所。住满了,有钱也没地儿睡。我们俩在车上过夜,都是常有的事儿。案子虽然没破,但大队长认为我挺能吃苦,是个干刑警的料,就跟支队领导提了要求。我就这么被“截胡”,留在重案三大队了。

凶残的“大校”

打这儿开始,一连八年,谋财害命的恶性案子,我可见识了不少。

有一回,有个上海女人哭哭啼啼地来报案,说她丈夫到西安来给新买的车挂牌子,从此就失踪了。她男人开了家电器公司,最近刚买了一辆奥迪车。上海的车,为啥跑西安来挂牌?原来,过去军牌管理有空子可钻。有些做生意的人,喜欢找关系挂个军牌,显示自己能耐大,谈生意时当筹码。上海老板很高调,拍出三十万,不挂普通的军牌,非北京总后的军牌号段不要。这样,经人介绍,他就找到了西安的“邱大校”。

老邱五十来岁,原来真是个军人。当兵时,表现还特别好。上军校,都是部队保送去的。后来,不知犯了什么错误,部队强制让他转业了。老邱十分怀念部队时光,不认可后来的现实。他仍然穿着军装,逢人要握手之前,照样先敬军礼。隔上几年,老邱还会按照自己应该有的资历,给自己升一次军衔。当然,老邱的军衔、军官证,都是他掏钱弄来的玩意儿。抓他的时候,假军官证上,老邱已经是总后驻西安某部的大校了。这么多年来,老邱一直没结婚,也不和亲戚、朋友往来。和人打交道,他都是以军人的形象出现。角色演得太久,他自己都入了戏。现实社会与虚构生活,他真的时常混淆在一起。

上海男人打的最后一个电话,是给老邱。我们自然要找到老邱这儿来。老邱在西郊丰盛园小区租的房。隔着防盗门,我们听到屋里似乎有间断的咳嗽声。可是,敲门,里面却没人应。那会儿,也没开锁公司。我们同事捣鼓了一个多小时,才弄开了防盗门锁。那是个没有装修的单元房,毛墙、毛地,墙面、屋顶还都黑乎乎的。我第一个冲进去,发现里面一间卧室里,床上躺着一个人,血流了一床、一地。开始,我们以为他就是受害人;后来发现,他就是嫌疑人老邱。发现警察找上门,跑不了了,老邱在屋里拿刀抹了脖子。可是,气管被切开了,大动脉却没割断。血涌上来,一卡住伤口,他就会咳嗽一阵儿。

老邱自杀未遂,送到医院抢救。医院床位紧张,就一普通病房,好多病人在一起。那年月,还没有专职的护工。我在他床边,侍候他一个半月,不光当他的护工,还得看住他,怕他跑了。为了他,局里花了八万多元医药费。报账时,主管局长心疼得都骂了娘:“我们民警看病药费都报不了,这个要枪毙的家伙,居然花了咱们这么多钱!”

嫌疑人找到了,受害人却找不到。治好老邱,让他开口,其实是必须的。不算临时找的女朋友,老邱长期都是一个人生活,几乎感受不到人间亲情。我尊重他的人格,又尽心地侍候他,就把他感动了。杀人碎尸的细节,他痛痛快快地跟我说了。

老邱和受害人是两年前认识的。老邱站如松,坐如弓,屋里、外头只穿军装。他以假身份,在西安认识了一些生意人。借此机会,他倒外汇、倒字画,也能挣些钱。老邱有过一个同居的女友,是坊上的姑娘,很漂亮。他给女友买过一辆汉江面包,还买过一台冰箱。本案受害的上海男人,其实也不是什么有钱人。他开的那家电器公司,主要是从香港往内地倒腾外国的电视、冰箱和洗衣机等家电。他交给老邱挂军牌的三十万,一半还是借来的。搞的案子多了,我发现,好些受害人遇害之前,脑子都短路了。那天晚上,上海人一到西安,跟老邱在外面吃过饭,就跟着老邱去了他的住处。老邱租的房子,毛墙、毛地,就两张床,连个家具都没有。这鬼地方,上海男人居然也敢留宿。

老邱是在半夜动的手。熟睡中,受害人一点儿都没反抗。杀人、碎尸,老邱从夜里忙到天亮。因为用汽油焚尸,烟太大,有邻居曾经敲门提过意见。在现场,我们技术人员已经找不到任何痕迹。医院里,我问老邱,他说,有一些骨头,他剁碎后,装在几只黑色垃圾袋里,分批扔进了垃圾堆。我追去问人家,垃圾多长时间清运一次,运到哪儿。之后就追到转运站,又一路追到东郊的垃圾场。那个垃圾场,海了去了。一起去的同事都念叨,这哪儿找去呀?那会儿,天都热了。一连三天,我天天在臭气熏天的垃圾山里翻。一大早就去,一直翻找到黄昏。最后,一包小腿骨真让我给找着了。妈呀,袋子一解开,那个臭啊!

上海女人带着女儿来到西安,催问案件的进展。女儿有七八岁,长得很好看,眼睛水汪汪的。正好,我们赶紧给她女儿做了DNA。等结果出来,吓了我们一大跳,孩子的DNA跟受害人对不上。在医院,我反复问老邱,是不是还杀了别的人?他瞪大眼珠子跟我说:“绝对没有。我以人格向你保证!”

我们只好打报告,请求去上海,抽取受害人父母的血。DNA对上了!再问那个女人,她才说,孩子是她婚前男友的。这么多年来,她丈夫一点儿都不知道。

老邱伤好之后,进了看守所。有一回,我去提审他时,他说里面冷。我回家找了一件棉大衣,专门给他送了一趟。案子发生时,是4月份;来年元月,老邱被执行死刑。他死后,我收到了他寄给我的一张明信片。老邱字写得不错,很长一段话,我只能记住一句了。他说,如果有来生,希望和我成为朋友。

从上海男人那儿弄到手的三十万元,老邱还一分没花。

撞上一个二等功

我立的第一个功,是在这起案子之前。

那是一起系列抢劫杀人案。晚上十一点,有个受害人独自经过龙首钢木家具市场旁一条僻静路段,被人连捅十几刀。因为这个受害人身份特殊,市公安局组织了一个二百人的专案组,市局领导出任了专案组组长。专案组要做的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沿着那条道路,在案发地周围进行调查走访;另一项工作,就是调查受害人的社会关系,从情、仇等因果上进行调查。案发那会儿,我参加工作还不到一年,属于“菜鸟”,没被派上这两样主要工作,而是作为机动力量使用。领导让我去跑周边的五个派出所,就干一件事儿:翻阅至少半年的接警记录,查找同类案件。那会儿的接警记录,都是记在值班本儿上的,工作量很大。一个派出所,我就得翻上一个星期。我翻了一个多月,还真有了发现。当时的张家村派出所,就曾经有一起手段类似的案子:在北二环附近一个偏僻巷子里,有两个男子曾经把一个晚上独行的受害人用刀子顶到墙角,逼他把口袋里的钱拿出来。赶巧,这个受害人身上没带钱,侥幸脱身。

晚上、偏僻巷子、持刀,这几个情况,都跟我们要侦破的那起命案相符。我就对这份报案材料格外留心了。从材料上看,受害人三十二三岁,是北郊毛纺厂的一名工人。遭遇打劫的地儿,就是他厂子外面的一条半截路。应该是去上夜班,他身上确实没带钱。俩歹徒搜了他的身,不死心,其中一个掏出自己的小灵通,让他给家里打电话,借钱给他们。又赶巧,他家没人。电话拨了一次又一次,见确实没人接听,那俩小子才放他走了。

这个时候,我已经翻了差不多有上千份接警记录,感觉就这起案子靠谱。我让派出所联系受害人来所里,我跟他见面聊。

“你家的电话有没有来电显示?”我问受害人。那个时候,电话机每月交八块钱,就有来电显示。

“有。那天回家后,我专门调出了那个电话,把那家伙的小灵通号记在了台历上。”工人师傅告诉我,那本台历,他特意留着呢。

那会儿,小灵通的话单没法儿查,电信局技术上就不支持。我就跟专案组汇报,建议去查一查这部小灵通的开户地址。领导对我的工作积极性当然表示支持,就让我去练练手。我去电信局一查,发现这部小灵通的开户地址是友谊东路100号副2号,在西安交大附近。过去,刑警的工作有“两条腿加一张嘴”之说。我和一位同事就一路打听着找到了这个家属院。

“副2号?那不就是车棚嘛!”门房是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儿,一见他说河南话,我也跟他说河南话。老头儿人不错,看了我的证件,就说替我去问问,让我们在他门房等着。一会儿回来,他说,那部小灵通是看车棚那女的她儿子登记的,“那孩子有二十一岁,没正经工作,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在外面混,不知道干点儿啥。不过,他这会儿好像没在。”

想了想,我们干脆去车棚,以派出所人口普查的名义,让看车棚那女的打电话把她儿子叫回来。想着且得等一会儿,我同事就说,他去买包烟。车棚没地方坐,我就坐在门房,跟老头儿聊着天。没过几分钟,五个小伙子说说笑笑地一起进了院子。一看他们脑袋上染的黄毛,还有身上稀奇古怪的打扮,我就知道这帮人都是那种“碎闲人”。车棚离门房不远,一听看车棚那女的嚷嚷说,派出所的人在门房,我立马走出去,让他们都进门房,脸冲墙蹲下。虽然一对五,但咱在气势上不能含糊。“八处的,都老实点儿!甭让我给你一枪。”其实,我纯粹是嘿唬他们。出来调查走访,我们俩都没有带枪呀。不过,这声“八处的”,确实起到了震慑效果。这帮小子都看过电视连续剧《“12·1”枪杀大案》,知道八处是办大案要案的。我们刑侦支队成立之前,在市公安局的排序就是八处。不一会儿,我同事也赶过来了。我们打了电话,四五十分钟后,其他同事才开着车过来增援。这会儿,我们才有条件对这帮人搜身。这一搜,真让我后怕,这五个人中,有两个都带着匕首呢。原来,看车棚的女人给她儿子打电话时,她儿子正和另外四个伙计凑在一起打牌。打牌的地方离院子很近,这小子要回车棚,另外四个就陪他一起来了。有个小子机灵,一上车,就跟我们举报,看车棚女人的儿子把副市长杀了:“他杀的那个人口袋里,还有副市长的名片呢!”

受害人,当然不是副市长。但这张名片确定,这小子就是龙首钢木家具市场旁那起命案的嫌疑人。后来审查确认,这五个人中,四个都是这个犯罪团伙的成员。这案子深挖下去,又抓了五六个回来。原来,这帮小子通过随意组合的方式,交叉作案,一共作了五十多起案子,其中命案就有四起。这拨人中,后来判死刑的就有七个。

这起案子,给我立了个二等功。要说,这就是典型的传统破案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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