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警一（天眼通）
——一个刑警的嬗变故事
徐彬在我眼前坐定，不等张口，刑警的气息已扑面而来。浓眉，大眼，一米八二的身高，壮实的身板儿；凉鞋，短裤，圆领T恤。沙发上一坐，大大咧咧的样子。
四十岁的徐彬是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局三处五大队的大队长。算上读书，他的警服已经穿了二十二年。对于自己十八年的刑警生涯，他喜欢用“前八年”和“后十年”这样的语言表述。他的意思是说，“前八年”干的是传统的刑警；而“后十年”，则是插上了信息化翅膀的新刑警。
这让我联想到佛教的一个说法。佛陀以为，凡夫经由父母所生的肉眼，能见的距离、范围相当有限。太小、太大、太远、太近，均非肉眼所能见；太过黑暗或强烈的光度，也非肉眼所能适应。如果能得天眼，便能于物质世界中自在地观察，而不受距离、体积、光度的限制。天眼，又被称为“天眼通”。佛经《大智度论》是这样说的：“天眼通者，于眼得色界四大造清净色，是名天眼。天眼所见，自地及下地六道中众生诸物，若近若远、若覆若细诸色，无不能照。”
如果说“前八年”破案，徐彬靠的是一个优秀刑警所具有的“肉眼”，那么“后十年”，则是一个由“肉眼”到“天眼”的嬗变过程。“天眼”一通，破案就完全是另外一种境界了。
如今，徐彬率领着一个七十多人的专业团队，精英荟萃。由他们搭建的全息作战平台，占据着市公安局刑侦大楼的三层办公区域，成为全市刑侦系统绝对的大脑中枢。
他的故事，当然还是让他自己说为好。
上篇：肉眼
从琴童，到刑警
我当上刑警，纯属意外。我的父母都是铁路职工。我爸是个火车司机，开的是老式的蒸汽火车头，就是老要抡铁锨往里添煤那种。听老人说，有部外国电影，名字就叫《火车司机的儿子》。哈哈，我就是！
我妈“文化大革命”后考上了河南大学，学音乐，成了我们那儿一所铁路中学的老师。因为她的缘故，我从小就成了个琴童。当年，我家住的铁路工房，那里是一大片老旧的棚户区。现在早都拆了，建起了大明宫遗址公园。小时候，我家那片儿，家家户户房子都小，到处都是违章搭建的小平房。后来，我住的房间也是自家搭建的小平房。在这种情况下，我妈花六千块买来一架钢琴，简直是件壮举。琴声一响，老有人过来看热闹：铁路工房，怎么会有人弹钢琴呢？
我妈买钢琴，当然跟她的职业有关。那会儿，她所在的学校只有一台老式的风琴。学音乐的人，摸不着钢琴，可能就跟当兵的人摸不着枪一样着急。六千块钱，在当时来说，可是一笔巨款。让我妈下决心买琴的，其实还是我。小时候，我笨得像棉裤，数数老数不清。小学一年级快上完了，我十以内的加减法还算不到一起。我妈着急，她同学就撺掇她买琴，说学钢琴可以开发孩子智力，同时她同学还打了保票，愿意教我。于是，从七岁开始，弹钢琴就是我每天要“吃”的一道菜，甭管想不想吃。直到上初二，功课紧张了，我的钢琴课才停下来。那会儿，我学习也开窍了，在班上老排前五名。
不弹钢琴，我又吹过一阵儿萨克斯。个子蹿起来后，又迷上了打篮球，还混进了我们铁路中学联校篮球队。虽然我的水平一般，可我们那个球队很厉害，我也混成了个国家二级篮球运动员。
高中，我考上了省重点西安高级中学。我的同学中猛人如麻，我们班考上北大、清华的有十来个。高考时，我的成绩上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都应该没问题。交志愿表时，我没填提前录取院校。教导主任正好转到我们班，提醒我：“这行你怎么能空着呢？填上，填上！填不填，是个态度问题；上不上，是你自己的事儿。”他说，提前录取院校都要面试，你若不想去，不去面试不就结了？正好我一个同学也过来交志愿表，他热情地把他的志愿表伸到我面前说：“来，你照我这个填。”他的提前录取院校填了个“中国刑警学院”，我瞅了一眼，就也照猫画虎填在表上了。
中国刑警学院面试那天，我跟没事儿人一样在家睡懒觉。可那个同学非拉我一起去，说：“你就当陪陪我，行不？”我说，我连报名费都没准备。那会儿，面试得掏五十块钱。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这也是大钱。我没打算参加面试，当然也就没跟家里要。我同学说：“走走走，我爸正好给了我一百块，咱们俩的报名费都有了。试试怕啥？”我就陪他去了省警校。
刚才我说了，我们家是铁路系统的。铁路系统像个小社会，跟外面接触不多。过去，我从没跟公安打过交道，家里也没有当警察的亲戚。一进校门，我就感觉到气氛不一样。来来往往的老师、学生，都穿着警服。我这才觉得，这身制服看起来好神气。校园里，四处都摆放着各个公安院校的宣传板。在那些宣传板跟前发了一会儿呆，我才算对公安院校稍稍有了点儿概念。面试是在省警校的大礼堂里进行的。公安大学、警官大学、中国刑警学院、廊坊武警学院，各摆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参加面试的学生挤挤挨挨，排成一长溜儿。老师面试的问题就一个，谁上来都一样：“你为什么要报考我们学校？”另外，就给你一张报纸，让你念上一段，这主要是看考生是不是口吃。我同学站我前头，紧张得浑身都在突突地抖。我是个打酱油的，只觉得新奇，一点儿都不怯。面试结束时，问我问题的老师发我一张纸，我一看，是政审表。再问我那同学，人家啥也没给他发。得，没他事儿了。
在刑警学院，我学的是图像处理专业。毕业前，我就在当时的西安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技术科实习。那一年分配的大学生，大多都下了基层。可能实习时我表现得还不错，技术科专门打了报告，要作为紧缺人才引进我。报告政治部也批了，但那会儿的程序是先分到刑警支队，再由支队往具体科室、大队分。我到刑警支队报到时，正好发了一起枪案，缺人手。这样，我就先进了专案组。
这是起持枪抢劫案。案发地在西郊的药厂什字。一家药厂的副厂长退下来，弄了个九州药业公司，让刚大学毕业的女儿管钱，当出纳。每天下午四点多，这姑娘要走上一百米，把一二十万元营业款送到马路对过的农行存起来。为安全起见，他爸派了个大块头男职工护送她。出事儿这天，他们一出公司，就被人盯上了。嫌疑人开了两枪，男职工躲得快，就是点儿皮外伤；那女孩儿可就惨了，伤到了脊椎，从此下半身就没了知觉。走访时，我跟师父去过她家。她爸给她在屋里养了许多鸟，不关笼子里，就在屋里飞来飞去，给她解闷儿。
我报到时，这案子刚发；正走访，文昌门外又发了一案。一个股民从证券公司出来，被一枪打在了肩膀上。嫌疑人是俩人，骑摩托跑时，头盔掉地上了。拿着从头盔上提取到的指纹照片，我和师父像唐僧取经一样，一路向西，从西府的扶风、眉县，一直跑到了甘肃天水。为啥往西跑？因为有民警走访时，逮住了目击者的一句话。这人很有把握地说，嫌疑人是西府口音。我们做的工作，就是找当地公安机关，比对被打击处理过人员的指纹。
那起案子是几年之后才破的，嫌疑人根本不是西府人。为一句不靠谱的话，我们师徒俩开一辆平顶长安，灰头土脸在外面跑了一个半月。那会儿，一个县上就一个招待所。住满了，有钱也没地儿睡。我们俩在车上过夜，都是常有的事儿。案子虽然没破，但大队长认为我挺能吃苦，是个干刑警的料，就跟支队领导提了要求。我就这么被“截胡”，留在重案三大队了。
凶残的“大校”
打这儿开始，一连八年，谋财害命的恶性案子，我可见识了不少。
有一回，有个上海女人哭哭啼啼地来报案，说她丈夫到西安来给新买的车挂牌子，从此就失踪了。她男人开了家电器公司，最近刚买了一辆奥迪车。上海的车，为啥跑西安来挂牌？原来，过去军牌管理有空子可钻。有些做生意的人，喜欢找关系挂个军牌，显示自己能耐大，谈生意时当筹码。上海老板很高调，拍出三十万，不挂普通的军牌，非北京总后的军牌号段不要。这样，经人介绍，他就找到了西安的“邱大校”。
老邱五十来岁，原来真是个军人。当兵时，表现还特别好。上军校，都是部队保送去的。后来，不知犯了什么错误，部队强制让他转业了。老邱十分怀念部队时光，不认可后来的现实。他仍然穿着军装，逢人要握手之前，照样先敬军礼。隔上几年，老邱还会按照自己应该有的资历，给自己升一次军衔。当然，老邱的军衔、军官证，都是他掏钱弄来的玩意儿。抓他的时候，假军官证上，老邱已经是总后驻西安某部的大校了。这么多年来，老邱一直没结婚，也不和亲戚、朋友往来。和人打交道，他都是以军人的形象出现。角色演得太久，他自己都入了戏。现实社会与虚构生活，他真的时常混淆在一起。
上海男人打的最后一个电话，是给老邱。我们自然要找到老邱这儿来。老邱在西郊丰盛园小区租的房。隔着防盗门，我们听到屋里似乎有间断的咳嗽声。可是，敲门，里面却没人应。那会儿，也没开锁公司。我们同事捣鼓了一个多小时，才弄开了防盗门锁。那是个没有装修的单元房，毛墙、毛地，墙面、屋顶还都黑乎乎的。我第一个冲进去，发现里面一间卧室里，床上躺着一个人，血流了一床、一地。开始，我们以为他就是受害人；后来发现，他就是嫌疑人老邱。发现警察找上门，跑不了了，老邱在屋里拿刀抹了脖子。可是，气管被切开了，大动脉却没割断。血涌上来，一卡住伤口，他就会咳嗽一阵儿。
老邱自杀未遂，送到医院抢救。医院床位紧张，就一普通病房，好多病人在一起。那年月，还没有专职的护工。我在他床边，侍候他一个半月，不光当他的护工，还得看住他，怕他跑了。为了他，局里花了八万多元医药费。报账时，主管局长心疼得都骂了娘：“我们民警看病药费都报不了，这个要枪毙的家伙，居然花了咱们这么多钱！”
嫌疑人找到了，受害人却找不到。治好老邱，让他开口，其实是必须的。不算临时找的女朋友，老邱长期都是一个人生活，几乎感受不到人间亲情。我尊重他的人格，又尽心地侍候他，就把他感动了。杀人碎尸的细节，他痛痛快快地跟我说了。
老邱和受害人是两年前认识的。老邱站如松，坐如弓，屋里、外头只穿军装。他以假身份，在西安认识了一些生意人。借此机会，他倒外汇、倒字画，也能挣些钱。老邱有过一个同居的女友，是坊上的姑娘，很漂亮。他给女友买过一辆汉江面包，还买过一台冰箱。本案受害的上海男人，其实也不是什么有钱人。他开的那家电器公司，主要是从香港往内地倒腾外国的电视、冰箱和洗衣机等家电。他交给老邱挂军牌的三十万，一半还是借来的。搞的案子多了，我发现，好些受害人遇害之前，脑子都短路了。那天晚上，上海人一到西安，跟老邱在外面吃过饭，就跟着老邱去了他的住处。老邱租的房子，毛墙、毛地，就两张床，连个家具都没有。这鬼地方，上海男人居然也敢留宿。
老邱是在半夜动的手。熟睡中，受害人一点儿都没反抗。杀人、碎尸，老邱从夜里忙到天亮。因为用汽油焚尸，烟太大，有邻居曾经敲门提过意见。在现场，我们技术人员已经找不到任何痕迹。医院里，我问老邱，他说，有一些骨头，他剁碎后，装在几只黑色垃圾袋里，分批扔进了垃圾堆。我追去问人家，垃圾多长时间清运一次，运到哪儿。之后就追到转运站，又一路追到东郊的垃圾场。那个垃圾场，海了去了。一起去的同事都念叨，这哪儿找去呀？那会儿，天都热了。一连三天，我天天在臭气熏天的垃圾山里翻。一大早就去，一直翻找到黄昏。最后，一包小腿骨真让我给找着了。妈呀，袋子一解开，那个臭啊！
上海女人带着女儿来到西安，催问案件的进展。女儿有七八岁，长得很好看，眼睛水汪汪的。正好，我们赶紧给她女儿做了DNA。等结果出来，吓了我们一大跳，孩子的DNA跟受害人对不上。在医院，我反复问老邱，是不是还杀了别的人？他瞪大眼珠子跟我说：“绝对没有。我以人格向你保证！”
我们只好打报告，请求去上海，抽取受害人父母的血。DNA对上了！再问那个女人，她才说，孩子是她婚前男友的。这么多年来，她丈夫一点儿都不知道。
老邱伤好之后，进了看守所。有一回，我去提审他时，他说里面冷。我回家找了一件棉大衣，专门给他送了一趟。案子发生时，是4月份；来年元月，老邱被执行死刑。他死后，我收到了他寄给我的一张明信片。老邱字写得不错，很长一段话，我只能记住一句了。他说，如果有来生，希望和我成为朋友。
从上海男人那儿弄到手的三十万元，老邱还一分没花。
撞上一个二等功
我立的第一个功，是在这起案子之前。
那是一起系列抢劫杀人案。晚上十一点，有个受害人独自经过龙首钢木家具市场旁一条僻静路段，被人连捅十几刀。因为这个受害人身份特殊，市公安局组织了一个二百人的专案组，市局领导出任了专案组组长。专案组要做的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沿着那条道路，在案发地周围进行调查走访；另一项工作，就是调查受害人的社会关系，从情、仇等因果上进行调查。案发那会儿，我参加工作还不到一年，属于“菜鸟”，没被派上这两样主要工作，而是作为机动力量使用。领导让我去跑周边的五个派出所，就干一件事儿：翻阅至少半年的接警记录，查找同类案件。那会儿的接警记录，都是记在值班本儿上的，工作量很大。一个派出所，我就得翻上一个星期。我翻了一个多月，还真有了发现。当时的张家村派出所，就曾经有一起手段类似的案子：在北二环附近一个偏僻巷子里，有两个男子曾经把一个晚上独行的受害人用刀子顶到墙角，逼他把口袋里的钱拿出来。赶巧，这个受害人身上没带钱，侥幸脱身。
晚上、偏僻巷子、持刀，这几个情况，都跟我们要侦破的那起命案相符。我就对这份报案材料格外留心了。从材料上看，受害人三十二三岁，是北郊毛纺厂的一名工人。遭遇打劫的地儿，就是他厂子外面的一条半截路。应该是去上夜班，他身上确实没带钱。俩歹徒搜了他的身，不死心，其中一个掏出自己的小灵通，让他给家里打电话，借钱给他们。又赶巧，他家没人。电话拨了一次又一次，见确实没人接听，那俩小子才放他走了。
这个时候，我已经翻了差不多有上千份接警记录，感觉就这起案子靠谱。我让派出所联系受害人来所里，我跟他见面聊。
“你家的电话有没有来电显示？”我问受害人。那个时候，电话机每月交八块钱，就有来电显示。
“有。那天回家后，我专门调出了那个电话，把那家伙的小灵通号记在了台历上。”工人师傅告诉我，那本台历，他特意留着呢。
那会儿，小灵通的话单没法儿查，电信局技术上就不支持。我就跟专案组汇报，建议去查一查这部小灵通的开户地址。领导对我的工作积极性当然表示支持，就让我去练练手。我去电信局一查，发现这部小灵通的开户地址是友谊东路100号副2号，在西安交大附近。过去，刑警的工作有“两条腿加一张嘴”之说。我和一位同事就一路打听着找到了这个家属院。
“副2号？那不就是车棚嘛！”门房是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儿，一见他说河南话，我也跟他说河南话。老头儿人不错，看了我的证件，就说替我去问问，让我们在他门房等着。一会儿回来，他说，那部小灵通是看车棚那女的她儿子登记的，“那孩子有二十一岁，没正经工作，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在外面混，不知道干点儿啥。不过，他这会儿好像没在。”
想了想，我们干脆去车棚，以派出所人口普查的名义，让看车棚那女的打电话把她儿子叫回来。想着且得等一会儿，我同事就说，他去买包烟。车棚没地方坐，我就坐在门房，跟老头儿聊着天。没过几分钟，五个小伙子说说笑笑地一起进了院子。一看他们脑袋上染的黄毛，还有身上稀奇古怪的打扮，我就知道这帮人都是那种“碎闲人”。车棚离门房不远，一听看车棚那女的嚷嚷说，派出所的人在门房，我立马走出去，让他们都进门房，脸冲墙蹲下。虽然一对五，但咱在气势上不能含糊。“八处的，都老实点儿！甭让我给你一枪。”其实，我纯粹是嘿唬他们。出来调查走访，我们俩都没有带枪呀。不过，这声“八处的”，确实起到了震慑效果。这帮小子都看过电视连续剧《“12·1”枪杀大案》，知道八处是办大案要案的。我们刑侦支队成立之前，在市公安局的排序就是八处。不一会儿，我同事也赶过来了。我们打了电话，四五十分钟后，其他同事才开着车过来增援。这会儿，我们才有条件对这帮人搜身。这一搜，真让我后怕，这五个人中，有两个都带着匕首呢。原来，看车棚的女人给她儿子打电话时，她儿子正和另外四个伙计凑在一起打牌。打牌的地方离院子很近，这小子要回车棚，另外四个就陪他一起来了。有个小子机灵，一上车，就跟我们举报，看车棚女人的儿子把副市长杀了：“他杀的那个人口袋里，还有副市长的名片呢！”
受害人，当然不是副市长。但这张名片确定，这小子就是龙首钢木家具市场旁那起命案的嫌疑人。后来审查确认，这五个人中，四个都是这个犯罪团伙的成员。这案子深挖下去，又抓了五六个回来。原来，这帮小子通过随意组合的方式，交叉作案，一共作了五十多起案子，其中命案就有四起。这拨人中，后来判死刑的就有七个。
这起案子，给我立了个二等功。要说，这就是典型的传统破案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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