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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世彼世

来源：网投作者：葛坤宏

我确信我看到了笼罩在大地之上的伤痛。那些翻滚的、浊浪滔滔的雾霾——我闭上眼睛。不忍心看向窗外。飞机在一片混沌里下降。我在噩梦里坠落。

无可救药的人类。我听见上帝的叹气。“汝将死于贪婪与无知。”

不会很久了。

在木樨地一幢小楼二层的转角房间，我摘下了口罩。深吸了一口气。还是拜访上次的那位朋友。他长借京城，编一本体制内的刊物。我坐定后，他伸手到一个葫芦里，掏了半天。我不知道他在摸什么——先是两根长长的触须伸了出来，然后露出赭衣青羽——原来是只虫子。这虫子后肢强壮，很是威风。唯眼眶空洞，凝视周遭。像是刚刚大街上雾霾里众生的眼神。我吓得几乎跳起来。朋友告知，这是蝈蝈。整个夏秋，他就和这只虫子共处一室，像两个蛰居的幽灵。他说晚上听不到蝈蝈的歌声，他就无法入眠。这可真是奢侈的催眠曲。我听莫扎特、舒伯特。偶尔也听勃拉姆斯。但从没有聆听过蝈蝈的催眠。朋友说它叫的可好听了。我不语。暗想在这些大师出世之前，可能只有夜莺和蝈蝈的歌声，称得上是天籁之音了。

我问朋友，这玩意儿是京城的？朋友笑曰京城怎么会有蝈蝈？这是河北、内蒙一带的草场上捕捉的，然后拿到城里来卖。跟了新主人，才有了京城的身份。朋友当然不是八旗子弟、清朝遗老。他只是爱听虫子叫。我眼前浮出他一个人的画面。坐在京城的夜里，一盏孤灯，一台电脑，还有一只唱歌的蝈蝈。这是他全部的生活。他说他小说写不下去的时候，蝈蝈一叫，灵感就会出来。我看过他写的小说。有一篇写系统内底层人物生存状况的，文字凝练，内流暗涌。的确不错。只是让一个年轻貌美的女捕快嫁给了一个因公毁容的年轻男捕快——于现实，这个结尾无疑有些荒谬。这是圈内作家习惯的套路，是对体制价值和集体虚荣的迎合。不给主人公注入光环与鸡血，他们就无法活着。其实这些文字里的人都是脆弱的人。其实他们也都是局外人。加缪并不荒谬。我对于讴歌的腔调向来心存顾虑。正如我对于笼中的鸟，或者葫芦里的蝈蝈。我不相信被束缚的快乐。我的面前就有一只这样的蝈蝈。于是，我盯着它瞅了半天，它在朋友手上一动不动，并没有唱歌的意思。

它一定是想家了。草野自由、空气清新——这些都是值得想念的。

天才的音乐家只会感恩自然、歌颂自由。

我断了也养一只蝈蝈的念头。我听不得流浪人的歌声。

忽然记起，数日前，我和这个朋友在岭南参加一个笔会。某夜，我俩在南方的树林里散步。沿着一条河卵石铺就的小路。两边长着榕树，千丝万缕的树须垂下来。北国已然冰封雪飘。而身畔寒凉初起，秋虫呢喃，歌得正欢。朋友侧耳倾听。半晌，肯定地说“南方的虫子，叫的比北方尖厉”。那时，我惊为天人。却不知他在宿舍里养着蝈蝈。难怪能听出南北方虫子叫声的差异。至于葫芦里的和葫芦外的叫声的差异，不知他能否听出。

《秋水》一篇里，庄子淡淡揶揄了夏虫。那句“不可语冰”，让夏虫承受了后世多少的嘲笑和鄙夷啊。可是，干嘛要和一只夏虫提到冬天的寒冰呢。干嘛要和一只南方的虫子，讲述北方虫子的哀鸣呢。斯世无人同怀。就让它在岁月的无涯里，且歌且行吧。

我在广宁伯大街上行走。走在雾霾里。灰蒙蒙的一片。在冬季，这个城市像一个虚伪的老妇，卸下厚厚的浓妆。现出原本憔悴的模样。老气横秋。我的咽喉越来越痒，像有无数只虫子在爬。一些十分微小的颗粒摩擦着我的肌肤。它们渗入进了我的身体、吞噬我的五脏六腑。汽车喇叭声在大街上此起彼伏。掉光叶子的槐树枝在雾霾里影影绰绰。有麻雀翻飞，却不鸣叫。这鸟儿世故。所有的人，都在通向死亡的路上。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我想大声、大声地咳嗽。我想吐痰，狠狠地吐痰。在雾霾里，没有真相、没有谅解、没有自由。我想大叫几声，声音像蝈蝈叫的一样，尖厉。

我把这年六月走过无数遍的路，再走了一遍。辟才胡同、转弯、第一个修车人、厚厚的冬衣。头发凌乱，满脸灰尘。呆呆地坐在雾霾里——没有生意。第二个摊儿空着。起先我一惊，后来看到收拾得整齐的桌和凳。遂放下心。一定还活着。还有什么事比活着更重要呢？再转弯，第三个，拿一把破剪刀，正在剪胡须。我说“别动，给你拍张照”——这是我和三个修车人，说的唯一的一句话。他不动，说“这有什么好拍的。”他的旁边，象棋子静静地停在棋盘上。在雾霾里，将、帅、小兵，一视同仁。

我把三个修车摊儿的照片发到微信圈里，然后坐在小旅馆的台阶上，看朋友的留言。忽然想起布尔迪厄的话，“一个人的品味，会反映他的阶级属性。”我想我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我也就这么点儿兴趣了。“上层阶级们都去听歌剧、打高尔夫了。”绝不会拿个手机到处拍照、四下分享。举摄影例，布尔迪厄说无产阶级喜爱拍自己的生活，关注社交性；中产阶级开始兼顾摄影的艺术性，努力想提高品位（其实往往拉低了高雅艺术的价值）；上流阶层总是占有社会的珍贵资源，以为摄影是庸俗的，贵族只会去听歌剧。在《区分》里他写到“趣味绝不是某种基于个人才能基础之上的独特内心感受和实践，而是根源于与阶级教养和教育相关的社会地位”。“任何文化实践的参与都带着阶级属性的色彩”。我想我还是没有褪去无产阶级的低俗。

这是与“夏虫语冰”吗？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人跳出了圈外。几个朋友质疑了我的滞留。这原本不是问题。大学毕业刚分配工作那会儿，我回到江东的这座小城。过着集装箱式的生活。我所有的行囊就是五个大纸箱子。放着我的衣物和书籍。它们随时准备踏上流浪的旅程。中间也确有几次，几乎快要跳了，但事到临头，又有变化。功亏一篑。倒不是敢与不敢的问题，而与心境有关。

这些年来，我的心一直在荒原上行走。即使跳出圈外，心中的荒原仍旧陈腐枯萎。每个人都是将死的鱼。又如何呢？这个世上，原本没有什么快乐之事。写作与阅读，是漂浮于世的仅有的稻草。我抓住她们。任由我的身体沉浮于圈内。我过着双重的生活。我每天都得扮演一个叫做“我”的人。

咽喉的遏制，愈发紧酷。除了雾霾，还是雾霾。世上本没有什么事实。正如世上本没有路。很多真相无法说出。让认识论回到对事物无限的回忆中去吧。如此时代，每一个写作者，都是漂浮的、无根的。

但我已经被人语过冰了。我悲哀而依稀地记得，雾霾之上、飞机之上，既高又明亮的地方，是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