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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第一大案解密(二十三)

来源:群众出版社 作者:王仲刚

郑铁路检察院于元月8日批捕。

 

赵喜贵的女儿晶晶由他叔叔,也就是赵喜贵的弟弟领着来到郑州。

这是我进攻赵喜贵的最后一招儿。

郑州铁路看守所这个地方,赵喜贵的弟弟并不陌生,他刚刚从这里被释放还不到两个月。因为赵喜贵的案件,我们掌握他弟弟有窝赃嫌疑,所以在赵喜贵被抓后不久,即被我公安机关收审。后来经过审查,证实其弟与赵喜贵案件关联不太大,于是就把他放了。

现在,他领着晶晶来到位于郑州市西中和路8号院的郑州铁路看守所。

郑州铁路公安机关在郑州地区一共有两个关押案犯的场所,一个是看守所,一个是收审所。因为“5·10”专案组抓获的案犯太多,收审所几十个监室,每个监室都关押有“5·10”专案的案犯,个别监室还关有两到三个。这对办案很不利,容易串供和订立攻守同盟。因此,把赵喜贵、吴殿涛、钱振民等第一批拟提请逮捕的罪犯转到了看守所关押。同时由于赵喜贵等惯犯多次被公安机关关押,具有丰富的对付看守民警的经验,无论专案组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赵喜贵总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我专案组的情况。比如,这一次我们从东北他家里和有关处所搜缴了哪些赃款赃物,在湖南缴获了哪些东西,他都一清二楚。虽然,他到看守所才一个多月,就打通了很多关节,对我们的情况掌握得很清楚。

晶晶这孩子虽然只有十二岁,但是很懂事,已经是五年级的学生了。晶晶长着鹅蛋脸,眉清目秀的,很是可爱。

进了看守所大门,她就看见了那个牌子——郑州铁路公安局看守所(挂的是郑州铁路公安局牌子,实际上是郑州铁路公安分局的看守所,因为所在地在郑州,所以就挂了局里的牌子。像这样的看守所,郑州铁路公安局一共有六个,分别由其他的五个铁路公安分局直接管理)。这个牌子很醒目,让晶晶感到很刺眼。叔叔告诉她,爸爸犯了罪,关在郑州,显然这就是爸爸待的地方。她四处张望着,高墙、铁网,荷枪实弹的民警,等她一进来,那两扇沉重的大铁门就紧紧地关上了。

晶晶猛地打了个冷战。

她清楚地记得,那次去火车站送爸爸到南方,她当时心里很难过。在站台上,她一直拽着爸爸的衣角,一次次地擦干已经流在脸颊的泪水。爸爸经常外出,但是这一次感觉就像爸爸一去不复返似的。果然,真的是爸爸的最后一次。晶晶觉得爸爸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她实在舍不得爸爸走。但是,开车的铃声响了,爸爸弯下腰紧紧地抱住她,亲了又亲。最后,爸爸还是走了。那一走,再也没有回家。

晶晶没有想到,她和爸爸会在这种地方见面。

这一天是1990年2月14日。

赵喜贵万万没有想到他会毁在这个日子里。这一天把他三十二岁以后的命运在中间画了一个分界线。

此前,准确地说是元月7日的下午3点钟之前,他还没有一点儿预感,他只是觉得这一天有些奇怪,他被带进审讯室的时候,里边却空无一人。

地上摆满了电线,还有配电盘。赵喜贵茫然地望着四周,只有西下的一缕残阳在玻璃窗上跳动着色彩,让人还能感觉到一丝生气。这个冬天,对赵喜贵来说,剩下的就是那一夜紧似一夜的呼叫着的北风,还有他那颗日夜悬着的心了。

透过那缕阳光,他看见院子里停了好几辆警车。他知道,今天审他的一定是重要负责人,可人呢?这公安又要耍什么花招儿?

正想着,进来了三个人。

我走进审讯室的时候,赵喜贵穿着一件军绿色的大衣,双手被铐着,他的双脚还戴着脚镣。因为赵喜贵常常不遵守监规,无理取闹,又好串供,所以经过研究,把他单独关押,脚上戴上了脚镣。赵喜贵的头发有点儿长,胡子拉碴的。赵喜贵坐在一个特制的圈椅里,铁制的圈椅。犯人坐进去以后加上锁,犯人就跑不了了,想跑也只能抱着铁椅子一起跑。赵喜贵看见我带着两个人走进来,身子微微欠了欠,可能是表示对我的尊重吧。我们在审讯桌后边坐下来,我先定神地仔细地看了看赵喜贵。

我说:“赵喜贵,换了个地方,感觉怎么样?”

赵喜贵:“还好,在哪儿都一样。”

我对陪同我一起审讯的吴永胜说:“去,把他的手铐打开。”

吴永胜打开赵喜贵的手铐。赵喜贵活动了一下手腕,抬起头对我说:“谢谢王科长。”

我说:“赵喜贵,我们过去聊得很多了,我想今天咱们能不能开诚布公地谈一谈。”

赵喜贵没有任何表情,他冷冷地看着我:“没什么好谈的。”

我说:“赵喜贵,事已至此,抵赖是没有用的。你都知道,我们从你家里,从有关的地方追回来很多东西。”

赵喜贵:“那是你们的事,跟我无关。”

听他这么说,我实在有点儿不忿,我说:“赵喜贵,你是一个堂堂的七尺男儿,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敢做就不敢当吗?”

赵喜贵:“我什么也没做,你叫我当什么?”

我好久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我说:“赵喜贵,你既然这样说,我觉得我们没什么可说的了。不过,我答应你的事情还要兑现。”

他抬起头来,不解地看着我。

我朝门外一挥手。

门外,晶晶走进来。她手里捧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只烧鸡、一大包切好的卤牛肉,还有两包香烟。

赵喜贵一回头,看见颤颤巍巍、毕恭毕敬地用双手捧着托盘的女儿。他急切地叫了一声:“晶晶。”他下意识地想站起来,但是被铁椅子拴住了。

晶晶喊了声:“爸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走到赵喜贵跟前,把托盘放在铁椅子前面的平板上。

赵喜贵急切地问:“晶晶,你跟谁来的?”他突然意识到此刻自己的失态,突然变了脸。

晶晶:“我叔叔领我来的。爸,你快吃吧。”

晶晶带的这些东西,是我精心安排的。烟是赵喜贵最喜欢抽的希尔顿牌,是进口烟,在当时算是比较高档的。这些东西,让他女儿送给他,肯定能达到感化他的目的。赵喜贵猜到了女儿带来这些东西的用意,这肯定不是她和她叔叔买的,肯定是公安专门这么安排的。

他不能上这个当。

赵喜贵厉声呵斥女儿:“谁叫你来的?走吧!你快走吧!”

“爸爸!”晶晶哭叫着。

赵喜贵急得跺了一下脚,声音都走调了:“还不快走!我让你快走!听到了没!”

晶晶吓得一个激灵,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她不敢再看发狂的父亲。她迷惑了,爸爸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他不想我,不想见我?晶晶觉得委屈极了,她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是走,还是留?

“快走,还站在那儿干啥?”赵喜贵又一声恼怒的呵斥。

晶晶一步一步地向门口挪去,委屈地抽泣着,满脸泪水。

我说话了:“赵喜贵,不是你提出要见你女儿的吗?我们满足了你的要求,特地让孩子千里迢迢来见你一面,你这么狠心地撵孩子走。你还有良心吗?你还是孩子的父亲吗?”

赵喜贵低下了头,一声不吭。他现在很矛盾。首先,他确实想自己的女儿,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晶晶是他最牵肠挂肚的。但是,在女儿进门的那一瞬间,他就后悔了。他在心里骂自己:赵喜贵啊,赵喜贵!你一个堂堂的“南下铁道袭击队”的首领,“东北虎”的虎头,居然糊涂到这步田地。让自己的女儿来到这样的地方,见到自己又是这副模样。孩子才十二岁,她能承受住这一切吗?失策呀!

可是,孩子已经来了,他很想和孩子好好说说话,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活着出去了。这次要是不见,以后还有机会吗?

想到这里,赵喜贵急忙扭头向门口望去,他看到女儿一步一去在回头向屋里张望。父女的目光交织在一起,赵喜贵再也控制不住了,他大叫一声:“晶晶!”眼泪哗就出来了。

我很惬意,我终于看到赵喜贵流下了眼泪。自从把赵喜贵抓进来,他从来不认为自己犯罪,没有一点儿愧疚,始终趾高气扬、不屑一顾,甚至没把我们这些铁路警察放在眼里。

我又想起我作为铁路民警的那种耻辱感。

首先是,1971年我刚当铁路民警那会儿,公检法统统被砸烂了,检察院、法院被撤销了,老民警统统进了训练班,成了臭警察。就在这个时候,我走进了铁路公安队伍。当初固始县选招我的时候,看到他们穿着上绿下蓝的服装,头戴解放帽,我还以为自己当兵了。谁知当了铁路民警,那时候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当个铁路工人很自豪,穿着油腻的工作服,拿个检车锤,或者开个火车,或者当个列车员,都看不起民警。几年过后,连个对象都找不到。谁愿意嫁个小民警?

后来,整个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起来,检察院、法院恢复建制,公安机关的地位有了全面提升。但是,我进错了门,当的是铁路公安。铁路部门把公安当成一个没有什么作用的附属单位,在高大全、半军事化的铁路产业大军里,铁路公安始终是遭人白眼的一个单位。有什么办法呢?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铁路拿着钱养着全国七万多民警,在他们眼里,这些铁路公安可有可无,好像什么也不会干,只会要钱。主人高兴了,给你施舍一点儿,主人不高兴,讨个没趣,夹着尾巴走了。这种耻辱感,作为一个最基层的民警最强烈。我记得,我那时在信阳火车站下行到发场当民警,和铁路工人一起工作,我们的职责是保卫铁路运输安全,打击犯罪。那时是三班倒,隔几天一个夜班,夜班一上就是十四个小时,不能休息,午夜需要吃一顿夜餐。铁路各个部门各个工种都有自己做饭和取暖的煤炉,而我们公安值班室没有,夜里带个馒头或菜饭需要加热,去人家铁路工人的炉子上烤一烤,会受到人家的白眼,好像低人一等。铁路有乘务员公寓,是专门服务于火车司机或客车乘务员的。我们工作了大半夜,想去那个地方买一碗热汤喝,人家不卖给我们。

铁路看不起铁路公安,铁路工人看不起铁路民警,而现在连这些小偷、这些流窜犯、这些人渣也看不起铁路民警。赵喜贵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代表,他从来没把公安放在眼里。他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我有本事能让公安围着我转,而不是让他们打击我。

而此刻,这个不可一世的江洋大盗,居然在我面前流下了眼泪。

我有一种成就感,我觉得我赢了。

晶晶再次走进来的时候已经不像先前那么怯懦,她径直走到赵喜贵跟前,一头扑进父亲的怀里,叫道:“爸爸!”

赵喜贵的心碎了,他再也控制不住,眼泪像决堤一样流淌着。他抚摩着晶晶的头,反复地喊着:“晶晶,晶晶。”

“爸爸,我想你。你就说了吧,说了,公安局的叔叔就让你回家了。说吧,说吧……”晶晶摇着爸爸的臂膀。

赵喜贵叹了口气:“傻孩子,爸爸一说,命就没了。”

“没命了,那我怎么办?”晶晶抬起泪眼望着赵喜贵。

赵喜贵:“晶晶,万一爸爸被枪毙了,你怎么办?”

晶晶惊愕了。

过了许久,赵喜贵又问:“晶晶,爸爸死了,你跟谁过?”

晶晶哭得更厉害了:“我……我跟妈妈过。”

赵喜贵双手抚摩着孩子的头发,嘱咐道:“孩子,你不要跟妈妈过,你妈妈不会待你好的,你要跟着奶奶。你要听爷爷奶奶的话,长大以后,照顾好爷爷奶奶的身体,替爸爸尽孝。”

晶晶一边哭一边点头。

说着,赵喜贵瞥了一眼门外,他突然发现一架摄像机和一架照相机在对着他又是拍照又是录像。他猛地抹了一把眼泪,厉声对我说:“不说了!我不说了!这是干什么?你们干吗要录像、照相?你们想拿到中央电视台去放是吧?去邀功请赏是吧?我是无所谓了。可是我的女儿将来还要嫁人,如果她上了电视,全国人都能看到,我孩子还怎么做人,怎么嫁人?”

赵喜贵这么一说,我感到他说得不无道理,于是我一摆手,录像和照相的同志都离开了。

赵喜贵平静了一下情绪,他问晶晶:“你和叔叔是怎么来的?”

晶晶:“我和叔叔还有大伯我们三个人坐火车来的。”

赵喜贵:“你爷爷、奶奶还好吗?”

晶晶:“好,他们都好,他们可想你了。爸爸……”晶晶说到这儿,她侧脸望了我一眼,我冲她点了点头。

晶晶接着说:“我奶奶专门让我给你买了烧鸡、牛肉,还有……你快吃吧。”晶晶这么说,是我事先交代好的,所以她刚才用眼神征求了一下我的目光。晶晶拽下一个鸡腿递给了赵喜贵。

赵喜贵接过鸡腿,咬了一口,突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抱住女儿呜呜地痛哭起来。

晶晶:“爸爸,别哭了,吃吧。”

赵喜贵抬起胳膊,用衣袖擦了擦眼泪:“好,爸爸吃。”他又咬了一口鸡腿,边吃边说:“晶晶,爸爸不是个好人,对不起你,没法照顾你,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你不要听你妈的话。爸爸小时候没有上学,没有文化,走上了犯罪道路。你不要学爸爸,要好好学习,长大了做个好人,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听到了吗?一定记住,孩子。别人问你,你就说没有爸爸,以后永远不要提起爸爸。”

说到这里,他再次搂住女儿,父女俩抱头号啕大哭。

父女俩在哭,我没有阻止他们,在我的预想当中,就应当是这样一种情景。这样就达到了我的预期目的——在感情上彻底打垮赵喜贵。

晶晶被带走以后,我对赵喜贵说:“赵喜贵,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你想见女儿,我们特意让你们父女见上一面。怎么样,这回可以谈你的问题了吧?”

赵喜贵还在努力平息自己的情绪,他拿起面前的希尔顿:“我能抽支烟吗?”

“嗯,可以。”我起身给他点上烟,我看得很清楚,赵喜贵拿烟的手在微微发抖。

我紧盯着赵喜贵,看着他一口接一口贪婪地抽着,烟雾笼罩着他那张发白的脸。我能感觉到,他的心里很矛盾,既想保住脑袋又不想如实交代。

赵喜贵偷瞟了我一眼,没想到正好和我的目光相撞,他急忙躲开。

我趁机问道:“怎么样?”

赵喜贵抬起头,先清了一下嗓子,然后说:“我说。”

“我可以跟你这么说,王科长。我九岁开始盗窃,五十六个铁路分局的范围内,全国各条铁路线我都干过,除了飞机不偷,只要有火车的地方我都偷过。”

我问:“那你偷过多少?”

赵喜贵:“记不清了。”

我又问:“大约有多少次?”

赵喜贵:“大约也记不清。”

我问:“几次?”

赵喜贵摇摇头:“不止几次。”

我问:“十几次?”

赵喜贵摇摇头:“不止十几次。”

我问:“几十次?”

赵喜贵摇摇头:“也不止几十次。”

我问:“百儿八十次?”

赵喜贵摇摇头:“反正我记不清了。”

我又问:“你能不能给我举几个例子?比如,什么时间、在哪条铁路线、在哪趟列车上偷了多少钱?”

赵喜贵摇摇头:“我一次也记不清了。”

我笑了,是冷笑,也是欣慰的笑。因为我知道,我胜利了,我终于撬开了赵喜贵的嘴。虽然,他没有供述某一起具体的案件,但是他承认他作过百儿八十起案件。这就是赵喜贵的口供!这就是证据!

今天,他供述了,我就不怕他再反悔,不怕他再翻供,因为我在桌子底下安放了录音机。铁证如山!

因此,当几个月后,郑州铁路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他的时候,他又像当初在收审阶段那种口气:“我没有偷,一次也没有偷。”

法官问他:“那从家里追回来的那么多钱,还有买的两辆出租车,还有一套房子,那钱是从哪儿来的?”

赵喜贵答:“那都是我赌博赢来的,赌博又不犯法。”在当时,赌博确实不犯法。

法官当场播放了我们在看守所的这一段录音。

法官问:“赵喜贵,这是你说的话吗?”

赵喜贵一句话也不说了,法庭据此宣判。

当赵喜贵说完那一段话的时候,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像如释重负,又好像很累似的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两眼闭上了……

我递给他一支烟,又帮他点上,他贪婪地吸着,好像很香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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