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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第一大案解密(三)

来源:群众出版社 作者:王仲刚

第三章   这个女人是突破口

冯杰是我的得力部下,也是我的文友,我的知己。冯杰干练、果断,一双不大的眸子里闪烁着智慧。我们之间无须更多的言语,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互相就心领神会,心有灵犀了。我时常为有这样的同事、朋友、兄弟感到欣慰,有时还会多一份感动……

我让冯杰迅速查一下毕海波在郑州地区经常与谁来往,特别是经常在哪里住宿。

我很认真地对冯杰叮嘱:“一定要查找到和他交往最密切的女人。”

连日来,我调阅了毕海波等五人的询问笔录,反复看了很多遍,尤其是那个毕海波,格外引起了我的注意。既然都是东北人,又都是贼,用他们的话说,都是“吃”铁路这碗饭的,他们之间肯定有联系,说不定“3·20”绑架乘警案就有他们团伙中的人参与。即便不是他们,那他们也可能知道一些信息,这样说不准一扯就能扯出一大串,揭开这个案件的真相。

还是先了解郑州市公安局是怎么抓他们的,为什么要抓他们。

原来,郑州市公安局刑侦处也就是九处负责社会面控制工作的三科侦查员李超然接到线人报告,说近几天常有几个东北籍的人住在车站附近一家旅社里。他们白天睡觉,晚上出去,好像不干好事。他们还常常高价购买郑州火车站开往各个方向大城市去的火车票,可一天之内就又返回,回来就是睡觉,肯定有猫腻。李超然马上联想到最近各个方面情报反馈,一个时期以来,东北籍流窜犯罪分子在火车上作案频繁,感到这伙人来者不善,于是指示线人:“你反映的情况很好,你要想办法利用一切机会去贴近他们,发现情况,立即报告。”

线人受命后,以拉家常、代买车票、介绍郑州情况等手段,变着法套近乎,慢慢取得了这几个东北人的信任。

29日上午,几个东北人在房间里突然大吵大闹起来,线人立即以劝架为由进入房间打探虚实。拉架中,他把叫贾永发的叫了出来,好说歹说才平息了争吵。贾永发气愤地说:“真不仗义,用我的包掂钱,才分给我三吊(三千元)!”

线人说:“算啦。算啦,都是自家弟兄。钱财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要为几个钱伤了弟兄们的和气,对不对?让我说呀,趁着有钱,花个痛快,玩个痛快,才不枉活一世。”

那个和贾永发争吵的于艳春首先应和。

几个人当时一商量,便上了百货商场,买了几辆“凤凰”自行车,售价一千五百五十元的金表,五个人一人一块。

戴着高级手表,骑着新自行车,几个人兴高采烈地逛起了大街。

线人的报告引起了三科的极大重视。他们立即布置侦查员、耳目眼线分别在二七纪念堂、二马路、群众影剧院等处设卡侦控。

在郑州市二马路一条街道上,有一间民房是贾永发租下的,他每天就在这里和他的姘头鬼混。

当天傍晚七时许,由副科长孙树堂带队,何光辉等几名侦查员便装接近目标。

贾永发、于艳春、穆建推门准备外出。

但门口数支枪对准了他们……

根据贾永发等人的交代,三科侦查员连续作战,于子夜二时许,突袭了郑州市郊区的一个叫小红的女人家,缉捕了重要案犯毕海波。

在郑州火车站候车大厅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内,何光辉审讯了毕海波。毕海波始终磨磨蹭蹭不肯交代。

何光辉反复向他交代政策后,毕海波提出一个要求:“让我见一下你们的局长我就都说。”

一个市公安局局长怎么会轻易见一个犯罪嫌疑人呢,怎么办?

李超然一看坐在那儿沉思的韩静文,笑了:“这不是一个现成的局长嘛。”

李超然一提,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好。老韩是个老侦查员,长得也颇有官态。

“局长”,就这样定了!

这天,六十出头的韩静文真像那么回事儿似的坐在那里。

毕海波被带了进来。

“这就是市局的赵局长。”何光辉介绍道。

老韩煞有介事地缓缓说道:“毕海波,把问题讲清楚,我们会宽大处理你的。”

“你们会枪毙我吗?”毕海波的最大心病就是这一点。

“这要看你的态度。”老韩的声音坚定、有力。

“好,我说吧……”

按照毕海波的交代,三科迅速对郑州市二马路的一个东北流窜犯长期的窝点进行布控。

另一个东北流窜犯杨志刚从南方回来了,在这个窝点一露面便落入法网。

三科的侦查员们一鼓作气收缴了毕海波在小红住处的一套高级组合家具和大量衣物。初步判断,这几个东北人很可能就是昼伏夜出,专门盗窃过往列车的流窜犯。

经与郑州市公安局九处三科商量,把毕海波这五名嫌疑分子移交给我们“5·10”专案组。

移交很顺利,接过来以后就是全面突审一遍。

但是,以毕海波为首的五名案犯到“5·10”专案组以后,全部推翻了在郑州市公安局的供词。他们说,他们是清白的,他们是良民。

必须撬开他们的嘴!而且是先拿那个为首的毕海波开刀。也就是说撬开毕海波的嘴,这也许就是“5·10”专案成功的第一步。

连续几天审讯无果。

这个从十几岁开始就在铁路上流窜作案的毕海波,称得上是老奸巨猾。长年的犯罪生涯,使他早就习惯了这种对付审讯的生活,也让他早已熟知了公安机关的办案程序及政策和法律上现存的一些漏洞。每次提审,任凭你给烟抽、给水喝、嘴皮子磨薄,哪怕是磨破,他都是老主意一个——不说。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还有他那藐视的眼神,嘴角露出的那丝嘲笑……

怎样才能撬开这些罪犯嫌疑人的嘴呢?

我召集审查组的几个同志一起,对这五名案犯逐一作了分析。综合研究后,还是先拿毕海波开刀。

审查站十几平方米的第七讯问室,是“5·10”专案组专用讯问室。铁门、铁窗,中间有一张破旧的长形木桌,桌后是三把椅子,预审员吴永胜、罗国华、田和平就坐在这里。

桌子的前方不到两米处是一只方凳。

预审员吴永胜是我的同乡,我俩同龄,同一天参加铁路公安工作。他相貌端庄,眉宇间透着江淮男人的秀气,架一副三百度的近视镜,平添了几分文雅。吴永胜是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人,自1979年开始调任审查站开始搞预审,屈指算来已有十个春秋了。铁道部公安局多次大案、专案的审查工作都有他的辛劳。在公安系统的人都知道,搞审查工作是件相当费脑子的事情,不但要与罪犯斗嘴皮,更重要的是斗智谋、斗毅力。十年间,他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战胜了多少对手,为打击犯罪,把案犯送上审判台立下了汗马功劳。“5·10”专案是他第八次参加跨区域的大型专案。

我把吴永胜放在审查组第一办案组,主要负责对付首犯、要犯。

罗国华,这位五十多岁的广州铁路公安局刑侦科老干探,凡是与他共过事的人都说,这位很有经验的老民警,虽身在南方花城,却很有北方人的豪爽侠风。由于工作原因,他没能在“5·10”专案组干到最后,提前返回广州,衔命出任广州铁路公安局行政科副科长。可没多长时间,他还是辞了副科长,又回到刑侦科继续当他的侦查员。有一次,我出差到广州,二人见面的第一句话是:“怎么放着轻松的官不做,偏干侦查员?”罗国华有力地握了握我的手说:“人家相命的说我前世注定和侦查员这伙计离不了婚,白头偕老。”

我最了解三十六七岁的田和平,他1976年从部队复员来到郑州铁路公安局看守所。几年后,公安系统为“文革”的受害者落实政策,他就被派到铁路公安系统落实政策办公室帮忙,这个忙一帮就是整整六年。1985年,落实政策办公室撤销,对所有帮忙的同志重新分配,他又拎起铺盖卷回到了审查站,一年后才被调到郑州铁路公安局刑警队。

在刑警队,他参与了多起大案的侦破工作。1988年12月,铁路局生活段商店被一个青年用假提货单诈骗“如意”牌十八寸彩电二十台,价值七万余元。刑警队接到报案后迅速出动,田和平与战友们仅用三十多个小时就破获了这起特大诈骗案。在“5·10”专案组,他是一个指到哪儿打到哪儿,不多说话的干将,从内到外的憨劲儿让人们感到和他在一块儿交往很放心。所以,谁有什么心事都愿意找他聊聊,他也是认认真真地听、认认真真地帮人家出主意。

可就是这样一位值得信赖的刑警,他的婚姻生活却充满着不幸。妻子在他为千百万人的安宁而日夜战斗在铁路线上的时候背叛了他,以致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境地……

田和平带着巨大创伤领着儿子离开了这个使他深深留恋的家……

值得庆幸的是,如今已有一位敬重刑警的温柔贤淑的姑娘走进了他的生活,她叫孙静。在“5·10”案大获全胜之际,他们的连理花也开放了。

“哐当”一声,铁门打开了——

一名全副武装的看守民警把一个四十出头、身高一米六五,长相倒也周正的汉子带了进来。

卸去手上的铐子,他站在屋子中央,眼睛死盯着对面的墙壁,一言不发。

田和平指着他旁边的方凳:“坐下。”

毕海波毫无顾忌地大大方方地坐下,乜着双眼打量了一下桌后的三位审查官,以一副胸有成竹的姿态坐在那里,大有一派“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的气概。

寂静。

沉寂。

死一样的难耐……

较量,就这样开始了。

讯问,是从最简单起步——

问:“叫啥?”

答:“你们知道。”

问:“年龄?”

答:“还用问?”

问:“住哪儿?”

答:“没有家。”

问:“什么职业?”

答:“……”

再也没话了。

审讯只好停止。

十多次的提审,如此反复,毫无进展。

听完第一办案组的汇报,我没有说话,而是把冯杰叫到我的办公室。

冯杰,是我最欣赏的干将之一。他出生于刑警世家,父亲冯同荣干了一辈子刑警,是郑州铁路公安分局的刑侦科科长,而作为公安局刑侦科资深内勤,后来又成为副科长的我,与冯同荣科长有着深厚的友谊。他虽是个大老粗,但是有着刑警的细腻和缜密,为人特别宽厚,我很敬重他。冯杰从郑州市警校毕业后,被分到了郑州市二七公安分局某派出所工作,后来由于得罪了领导,被调到铁路公安机关,成了我的部下。他曾经给我讲过在地方得罪领导这段历史,让我增加了对他的几分欣赏。

原来冯杰初到基层,领导赏识他的干练、精明,似乎更赏识他的文采,把他放在了内勤的位置上。在公安界,内勤就意味着擢升……可冯杰,挺聪明的小伙子对这其中的奥妙似乎不太谙熟,竟以下抗上,活生生地把自己从擢升的阶梯上给扯了下来。每到年底,内勤一个重要而繁忙的工作就是做总结报表。你这个单位能不能评先,你这位领导工作水平、成绩如何,报表就是无可置疑的说明。冯杰反复核对后在报表上填写了当年破获案件的总数:九十七。

一位主要领导看过,笑容可掬地说:“小冯啊,你很能干。做报表嘛,总有可能出岔子。我的印象中,这个数字不太对,好像比这多,你再核实一下,不要有漏的,否则对咱们局不好哇。”

“好吧,我再核实一下。”冯杰接过报表。

机敏的少年没有理解老谋的上级那寓意深刻的暗示。

核实,再核实。

冯杰这次无比坚定地报告:“咱们局今年的确是破了九十七起案件。”

领导的脸凝固了:“你这是怎么搞的?你知道吗?一个数字关系到咱们全局今年的先进单位荣誉,关系着全局同志能不能拿奖金。你就不能在前面加一位数吗?”

冯杰呆住了!

他努力睁大眼睛,认真地、带有审视地凝望着自己一向敬重的上级:“这……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嗯,现在谁不是这样……”

领导又说了些什么,冯杰却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后来,他被调到了另一个派出所……

冯杰给我讲了这个故事后,我据此创作了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发表在《百花园》杂志上。我和冯杰有着共同的爱好,他喜欢写诗,时不时拿一首小诗给我看,我很喜欢。1988年我的处女作电影《风流警察亡命匪》在全国各地电影院上映,冯杰专门跑到电影院看了一场,还写了一篇评介文章。他在郑州市公安局工作过,地方比较熟,朋友多,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因此,我把涉及地方上的一些疑难案件或其他一些事情交给他办,他都办得很好。慢慢地,他就成了我的干将。

实际上,我和冯杰有着相似的经历。

记得那一年,我已经担任郑州铁路公安局刑侦科副科长,但是全局凡是涉及刑事侦查工作方面的材料都还是我写,包括年度工作报告、全年工作要点、专项斗争的部署方案和总结、领导讲话、重要经验材料、工作简报等,因为我早已是数一数二的笔杆子了。在上一任领导那里,我的材料会一路绿灯被审查通过,各级领导都会签上“同意”二字。但是,现在我面对的是新调任来的领导,有人介绍他曾经是某个公安分局的笔杆子,还担任过办公室主任。

我很崇拜他。正赶上写一个年终总结,我熬了几天几夜把稿子写出来,反复修改后,觉得满意了才签上拟稿人的名字,送给那位领导。领导很快反馈了他的意见,不行,根本不行。我很佩服这位领导的水平,站位比我高,能够一针见血地看出我的水平。于是,我绞尽脑汁,用了几个夜晚写出第二稿。这一次我感觉很满意,再次送给了领导。领导一看,还是两个字,“不行”。这一次,我有点儿疑惑,我确实感觉写得不错。但是,遇到了高水平的领导,我只能再作修改。于是,我去请示领导,应该怎么修改,想听听领导的意见,免得再走弯路。领导说,你自己考虑。没辙了,我苦思冥想,又花了几天的时间写第三稿,到了领导那里还是不行。我困惑了,我开始怀疑这个领导的水平。最后,我想了一个绝招儿,我把第一稿拿出来,一字不改地重新打印一遍,再次送到领导那里。

这次领导一看,满意了,连连夸奖:“小王,都说你是笔杆子,但是前面的几稿都不行。这一稿你确实下功夫了。记住,以后干什么工作都要下功夫。”他很高兴,欣然提笔,当场批示:“同意发。”

我却感到很好笑。

仔细一想才悟出来,原来前边的几稿他根本连看都没看,为了显示他有水平,就连续三遍地否定我。我心里想,就他这水平的领导,我也能当。

之后,我就在这位领导的领导下,哭笑不得地工作了几年。所以,我理解冯杰,我们有共同语言。

这次对付毕海波,正好可以发挥冯杰对地方熟的特长。

我说:“看来,正面进攻毕海波不行,必须迂回作战。”

吴永胜等三个审讯干将不解地看着我:“迂回?”

冯杰也问:“怎么个迂回法?”

我对冯杰说:“郑州市局三科抓获毕海波的时候,是在郑州市郊区的一个叫小红的女人家里,你去查一下,这个小红是什么人,把她找来见我。”

冯杰领会了我的意图,自信地说:“放心吧,科长。”

三天后,冯杰给我领来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此刻怯怯地站在我办公室的窗前,想敲门,几次又都把手缩了回去。

我说:“不用敲门,请进来吧。”

我故意把“请”字说得很重,好让来人感觉到自己受欢迎,很重要。

我观察着毕海波的这个叫“小红”的女人。

虽然是张憔悴的脸,但不失清秀,白皙的皮肤,一双大大的眼睛里带着惊恐的眼神,腹部已经隆起。

她看我一直盯着她看,胆怯地低下头,躲避着我的目光。

我让她坐下,起身给她倒了一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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