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警二（数据工匠夏琳）
“空中飞人”
转眼到了2016年的3月。已是江东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的夏琳，作为全国打击电信诈骗犯罪专家组教员，辗转吉林、山东等六省12地的公安机关授业解惑刚回来，就被宁波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叶元杰召到办公室。
寒暄了几句后，叶元杰递给他一个文件夹。
“今年以来陆续接到报案，有人利用各种名义，大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气焰嚣张，受害人数众多，必须组织专班，狠狠打击。”
夏琳迅速浏览完报案材料，皱了下眉头：“这个犯罪团伙在诈骗目标的选择上，不同于以前的案子。以往都是通过网络电话随机拨号，像撞大运。可从这些报案的情况看，犯罪嫌疑人针对不同的对象，量身定制了诈骗方案，以各种谎言实施诈骗。看来，受害人的身份信息应该事先已被犯罪团伙窃取。”
“互联网运用越普及，网络犯罪的可乘之机就越多，这种用事先编好的脚本实施的精确诈骗，更具欺骗性，危害性也更大。”叶元杰问夏琳有什么想法。
夏琳略微思忖了一下，说：“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同时开展工作。一是综合梳理报案线索，循线打掉这个诈骗团伙。另外要堵住源头，有必要开展一次针对窃取公民身份信息违法犯罪的专项打击行动。”
叶元杰赞许地点了下头：“堵源头的事，支队已有考虑。你的任务就是立即研判、串并这一系列诈骗案，摸清组织架构、作案手段，打深！打透！”
自从成功侦破了“1011”大案，夏琳已大名远扬。但他越发低调，并始终有一种“饥饿感”。已有的经验往往是“负资产”，因为犯罪团伙的手法在不断利用高科技推陈出新。
夏琳潜心于电信网络的数字迷宫，努力摸索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的特点和规律，战中学，学中战，认真研究各类技战法，先后开发出多种作战系统。
与单纯的电信网络专家不同的是，夏琳要将信息数据应用于破案。他必须把网络虚拟世界中的微小发现，置于现实社会的大背景下，放在人性的坐标中去考量，进行数据整合、全要素碰撞，捕捉每一个细节，梳理出一条条线索，交叉成点，以点成线，排摸其中的逻辑关系，将网络世界中一个个模糊而又虚拟的人物具象化。
此时的夏琳，虽然是警察，但手中的武器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警械，而是各种代码、机器算法、海量数据和作战平台。在互联网犯罪日益多发的当下，他必须通过破解数字谜团去缉拿藏匿在网络背后的罪犯。
刚刚接手的这起案件，又等待着他运用大脑的智慧去破解。
局里抽调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作为专案组负责人，夏琳感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
根据报案人陈述，夏琳很快排摸出这个诈骗团伙的作案规律：犯罪嫌疑人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公民身份信息，事先编排好诈骗脚本，通过网络拨打电话给诈骗对象，谎称是公检法机关，要求受害人加QQ，出示一些假冒法律文书，再让受害人登录虚假的“公检法”机关网站，查看所谓通告，一步步恫吓、诱骗受害人向指定账号转款，少则几万元，多则几百万、上千万。
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夏琳开出了侦查“药方”。
排摸资金流向。专案组的弟兄们分三条路径展开侦查，排摸出几十个账户，这些被诈骗的资金汇聚后，又立即分散到若干个新账户，继而又时聚时分，直至被洗白，资金流动轨迹相互交织，密如蛛网。
普通诈骗案一般都是点对点实施，而非接触的电信网络诈骗案是一对多点，信息流层层节节，错综复杂。只有厘清数据的环节，才能明确案件的指向，查清诈骗团伙的作案起数和诈骗金额。
夏琳在电信网络迷宫里久经闯荡历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特别善于从一团乱麻中抽出关键的一根，理顺逻辑关系，再一步步拓展。他就像一位不知疲倦的数据工匠，精细地分析着、研判着。
经过一段艰苦攻关，夏琳终于成功攻破了这道技术关隘。原来，这些诈骗信息是通过第三方服务器转接，所租用的服务器全部在境外，犯罪嫌疑人在国外用改号的网络电话，通过国际关口局打到国内，再通过省、市基础运营商的网络打给受害人。
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峰回路转，案件初露端倪。
所有的线索，均指向万里之遥的欧洲西班牙。西班牙全国总面积达506万平方公里，居欧洲第五位，这个诈骗团伙的窝点会藏匿于何处呢？
1876年，美国发明家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获得了世界上第一台电话机的专利权，创建了贝尔电话公司。这是人类的一次通信革命。电话这种通信手段，让世界不再遥远。1987年9月14日21：07，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收到了一封从北京计算机研究所发出的电子邮件，标志着中国从那一刻起正式“触网”。互联网的出现，重新定义了现代信息通信概念。电信网络，这个由数字编码组成的海洋，彻底改变了世界，极大地拓展了人类活动的空间，展现出无穷的魅力。
但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出现，严重危害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一时间，互联网仿佛成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天堂。对此，中国警方怎么可能视而不见？怎么可能允许这些网络妖魔逍遥法外呢？
根据宁波市公安局专报，2016年7月，在外交部协调下，公安部决定派出中国警方工作组远赴西班牙，与西班牙警方开展联合侦查。
夏琳，以中国公安部刑侦专家的身份参与行动。
经过几年的锤炼，夏琳已经淬火成金。他被公安部选派为全国专家组教员，对来自北京、天津等28个省市区的620名侦查员进行全程授课。每年有半年的时间飞来飞去，参与部督大案的侦破，弟兄们都叫他“空中飞人”。
舷窗下，灯火阑珊。随着飞机高度渐渐降低，夜幕下的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越来越清晰。蛛网状的马路、尖顶的哥德式建筑、穿城而过的曼萨纳雷斯河，无不闪烁着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与繁荣。这片红土高原上，流淌着绚烂的欧洲文化。
2016年7月3日凌晨，身负重任的夏琳随工作组踏上了欧洲伊比利亚半岛。
这起跨国大案有它的特殊性。虽然已有证据证明犯罪窝点在西班牙，但是犯罪嫌疑人大多来自台湾地区、东南亚和中国，而且诈骗对象又是中国境内公民，西班牙警方的态度不会那么积极；加上司法制度上的差异，工作组将面临诸多困难和未知的可能。
只有加强沟通交流，充分揭露这些犯罪伎俩以及对现实社会和公民造成的严重危害，才能让西班牙警方与中国警方形成共识。
西班牙国家警察总局一楼会议大厅。经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协调，中西两国警方联合召开马德里、巴塞罗那、阿利坎特三地专案侦查首次协调会。
中国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小坤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个人信息作为重要的数据资源，其价值得到不断挖掘和释放，但是也往往被犯罪分子非法获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严重危害着现实社会和网络安全。打击和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各国警方的共同责任，我真诚希望中西两国警方开启大数据时代的‘对话窗’，共同推动形成全球打击和预防各类跨国刑事犯罪的‘朋友圈’。”
马德里警察局一位官员问：“我们还没有听说过这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认为的这种犯罪？”
“请专家夏琳先生具体说明一下。”陈小坤伸了下手臂。
夏琳朝在座的人员微微点了下头，用一口流利的英语说道：“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一种利用现代通信手段编造虚假信息，设置骗局，对受害人实施远程、非接触式诈骗，诱使受害人给犯罪分子打款或转账的犯罪行为。”
他打开笔记本电脑继续说：“由于这种犯罪活动依托互联网实施，不受疆域限制，呈现出犯罪主体虚拟化、犯罪客体数字化、犯罪手段隐匿化、影响全球化的特点。根据我国警方前期侦查，发现在贵国境内有大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窝点。”
夏琳出示了涉及马德里、巴塞罗那、阿利坎特等地的窝点数据资料。
这份翔实的资料，是夏琳和专家组同志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夜以继日，从海量网络数据中一点点捞出来的，被诈骗范围涉及我国上海、深圳、江苏、浙江、广东等地，涉案金额累计高达117亿元人民币。
随后，夏琳又从技术层面介绍了这个跨国电信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活动规律、犯罪手段以及所造成的危害。他的介绍既专业又通俗易懂，充分展现了中国专家型刑警的风采，赢得了西班牙同行的高度认同。
“犯罪嫌疑人哪怕是藏匿在天涯海角，中国警方也要坚决将他们绳之以法！我们需要贵国警方的大力支持，以便精确收网。”陈小坤表明了中国警方的合作需求。
通过进一步沟通，双方意见趋于一致。
夏琳乘坐AVE高速列车，穿行于马德里、巴塞罗那和阿利坎特等地，无暇多看一眼地中海的旖旎风光，他完全专注于和西班牙警方人员一起排摸各种线索，分析数据，精确研判窝点位置。他发现，诈骗团伙都是租用城郊的高档独立别墅，周围行人稀少，附近的垃圾桶里有中餐残羹剩饭、华人报纸等丢弃物。白天除了个别买菜的人员，不见有人出来；而到了下半夜，便可看到百叶窗里透出的光亮。
中国和西班牙的时差是七个小时，这说明别墅里的人开始“上班”了，正在疯狂地往国内拨打诈骗电话。
夏琳的心里有底了，对这些已查实的犯罪窝点一一标注。他表现出的高度专业水平，令西班牙警方人员十分称赞。
在我驻西班牙大使馆的大力推动下，联合专案组经过艰苦细致的努力，专案侦办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已经具备了统一收网的条件。公安部决定，抽调国内涉案地一百余名侦查员飞抵西班牙，中西警方联手实施收网行动。
马德里市区玛凯尔公寓。王胜甬副支队长率领的浙江省境外抓捕小组刚刚抵达，正在倒时差。
夏琳站在506室的雕花阳台上，遥望着熙熙攘攘的太阳门广场，心潮跌宕起伏。
跨国办案，向来是国际警务合作中的一大难题，执法面临许多困难。他虽然已经多次参与公安部组织的境外抓捕行动，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但是在异国查案，中国警方没有执法权，抓捕过程中，如何固定相关电子证据？按照西班牙法律，没有当地大法官签发搜查令，警方不得擅入民宅搜查，犯罪嫌疑人如果得到风声逃逸或者销毁证据怎么办？
此时的他，既是境外抓捕这盘棋上的棋手，又有工作组电信专家身份，是电信网络技术这一块的棋手，走出的每一步棋，都需要深思熟虑。
机会稍纵即逝。他要为下一步收网取证找到最恰当的工作方法。
一个个假设的情况，在他的脑海里盘旋；一个个应对的措施，在他的胸中成熟。他向陈小坤副局长汇报了自己的想法……
白云从睡梦中醒来了，舒坦地伸了个懒腰后，一骨碌爬了起来，撩开窗帘，看着窗外一座座欧式古老建筑，满眼新奇；转身又把同室的任岳磊拉起，欣赏着欧洲古城马德里的景色。
“时差倒过了，也到了午饭的饭点了。”一身大厨打扮的夏琳推门进来。
“我没看错吧，我们的数据大神怎么像个家庭主妇？”白云张大着嘴。
王胜甬探进头来：“你们两个小子呼呼大睡，人家大神一早就跑到华人超市买菜做饭，还带了瓶西班牙干红，给大家接风哩。”
“这里的西餐吃一两顿还可以，大家坐了一夜飞机，还要倒时差，胃口不太好，就烧几道家乡菜，适口。”夏琳笑了笑，“等成功收网了，我请各位吃西班牙大餐。”
细心的夏琳早就想到了，兄弟们来西班牙查案估计要十多天，住酒店吃西餐，一是消费高，二是大家吃不惯，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需要大家去做，必须保持旺盛的精力。于是他特意安排了有厨房设备的公寓楼。
一道清蒸海鱼，一盘烧牛排，两道炒素菜，还有水饺、面条。虽然身在遥远的欧洲，王胜甬、任岳磊、沈愉皓、白云四位还是找到了“家”的感觉。
午饭后，夏琳向大家详细介绍了西班牙的法律、前期工作情况和面临的执法困难，辅导大家怎么搜集、固定证据，怎么上传数据。大家分组熟悉情况，按照夏琳提供的资料反复推演……
北京时间2016年12月11日凌晨，一架飞自中国首都机场的客机，在西班牙巴拉哈斯国际机场徐徐降落。时任公安部刑侦局局长杨东亲赴西班牙，组织这次代号“长城行动”的境外收网行动。
一下飞机，杨东顾不上倒时差，立即旋风式开展工作，听取我方专家组夏琳等人的情况汇报，会晤我驻西大使吕凡，会见西班牙国家警察总局局长佩洛兹。经中西双方进一步磋商，决定成立联合行动指挥部，确定行动时间为13日凌晨。随后，杨东率中方工作组和西警察总局司法警察局局长艾洛伊等人进行会谈，就行动流程、细节和人员处理等关键问题进行磋商，最终确定具体行动方案。
万事俱备，各联合抓捕组根据夏琳提供的标有各窝点序号的资料，分赴各地。
一切，都在悄然进行。
西班牙时间12月13日凌晨，依据西班牙国家法院一号法庭法官圣地亚哥·佩德拉斯签发的逮捕令，中西两国警方联合抓捕行动同时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和阿利坎特三地展开。
夏琳率领一个小组，身着西班牙警方提供的反光标志，配合马德里警察搜捕1号窝点。
夜幕低垂，寒风凛冽，马德里郊外一片静谧。一座米黄色的三层别墅，镂空铁艺院门紧闭，几个房间里透出丝丝光亮，隐约能听到里面有人用中国话通话的声音。
“可以行动！”当地法官向联合抓捕组挥了下手臂，马德里警察立即用破门器撞开大门。夏琳和两名中方警察随着马德里警察迅速冲进别墅。
一阵语言控制后，别墅内大约40余名正在往中国境内拨打诈骗电话的犯罪嫌疑人纷纷抱头伏地……
夏琳看到墙上的留言板上，写着某月某日至某日，“武汉市公安局”。还有一个诈骗“脚本”：
“你好，我这里是中国移动，发现你的信息已经被盗取，以你的名字办理的这个××××号的手机号正在做违法使用，涉嫌犯罪，请立即报警……
“请你电话不要挂机，搁在耳边，由我们总机直接帮你通报到武汉江岸区公安局……
“电话联系中，请稍后……”
下面是一步步诱骗的方法。
房间里摆着一台台电脑等电信诈骗设备和一沓沓通讯录。
勘查、取证……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中方代号“长城行动”，西班牙方称“WALL”(墙)行动，西警方共出动600余名警力，在中国警方100余名警力的协同配合下，一举捣毁三地十多个窝点，抓捕238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这是一起中国警方成功开展国际执法合作的典型案例。夏琳，这位年轻的刑侦专家，功不可没。
大数据时代，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中国作为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没有边界。这是中国警方的神圣责任，分解到公安部特聘刑侦专家夏琳的肩上，具体而又沉重。
深秋的上海，落叶金黄。浦东国际机场，夏琳拎着拉杆箱下了一辆出租车。
通过出境边检通道后，他掏出手机，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
“是琳儿吗？”那头，传来了父亲的声音。
“是，我又要出趟远门，可能要有一段时间。天气降温了，您和妈妈要注意保暖，多穿点儿。药我搁在床头柜里，别忘了吃。”
“家里你就放心吧，照顾好自己，不要太累了。另外，少抽点儿烟！”老父亲已习惯了夏琳出差。他知道警察的纪律，从不问儿子去哪儿，但是每次，总会叮嘱几句。
“爸爸同志，我在你的T恤上画了一幅画，写了你的名字，还画了大轮船、飞机。你多久回来哪，我等你一起把大吊车拼起来呢……”
听到父亲苍老的声音和8岁儿子稚嫩的童音，夏琳觉得面颊上有热热的东西在滚动。
2018年11月4日，夏琳又奉公安部之令，带着对家人的愧疚，远涉重洋，到南美洲参与侦办另一起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大案。
等待着这位数据工匠的，又将是一个个极具挑战性的数字迷局，需要他运用超凡的智慧和毅力，不断书写新时代中国刑警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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