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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月光

来源:作者 作者:任建国

此刻,母亲伸展又腿坐在床上,双手相叠放在胸前,嘴唇翕动着,轻声念叼着一些模糊的句子。窗户上一方白白的月光正好罩在她身上,她头顶白色头纱,脸上显出少有的苍白。我站在门口望着那方白白的月光和月光里的母亲,不敢眨一下眼睛,生怕一眨眼,母亲就会被吸进那白月光里不见了。

母亲今年八十三,眼盲,耳背,再加上严重的风湿,双腿变形,几乎寸步难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礼拜了。每天五次,雷打不动。

自从母亲七十多岁眼睛渐渐看不清东西开始,母亲就一直守着窗前的那方白白的月亮,一坐就是十多年。

我知道母亲每天祷告的是什么,无非是在祷告真主保佑她的四个孩子能够平平安安,没病没灾。

但是,真主似乎在有意考验母亲。四个孩子中,大哥几年前在工地被砸坏了腰椎,不能干体力活,几乎是靠打零工的嫂子养活,生活艰辛。大姐已经五十多岁了,还在建筑工地上爬高摸低粉刷房子。姐夫几年前车祸去世,为了给外甥成家,姐姐卖掉了自己原来的房子,换到了一处只有四十几平米的小房子里。就这样东拼西凑,外甥结完婚,姐姐还是欠了十几万的债。弟弟是家里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大四寒假,弟弟领回一个秀气的南方姑娘。母亲一打听对方不是回族,一连几天没给人家好脸子,我们谁劝她都不听。她还对弟弟说:“这个女人和我之间,你只能选一个,你自己挑吧。”伤心的弟弟在毕业后就去了新疆,三十岁时领着一个维族女孩回来说他们已经结婚了。在接受了母亲的祝福后,弟弟弟媳就返回了新疆,从此就很少回来。我知道,在弟弟的心里,对母亲一直怀着种无法释怀的怨愤。

我是母亲的二女儿,工作、结婚本来一直挺顺利的,直到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我却忽然对这段婚姻,对这种生活失掉了信心。

我的婚姻也是母亲定的,对方是一个家境富裕的司机,人很老实。母亲说嫁到这样的人家不会受罪。的确,在结婚的十年里,婆家对我一直很好,丈夫虽然木讷寡言,但照顾家庭也算尽心尽力。起初,我以为这样的生活应该算是种幸福了。后来,我们有了女儿可儿,随着女儿的长大,我却越来越感到一种窒息般的痛苦。两年前,我挣扎着为自己做了最坚决的一次抗争,我离婚了。离婚后的我带着女儿买了幢七十多平米的旧房子,把年迈的母亲也接到了身边。

得知我已经离婚的消息,母亲竟出奇地平静,只叹息着说了句:“我这是造得什么孽啊。”然后就转身面向墙壁,开始做礼拜。

我知道母亲对我的失望有多深,在四个孩子中, 我是母亲最看重的也是最听话的一个。高考失利后,我正准备复读,母亲对我说:“娃,妈托了一个亲戚,给你在市里谋了份工作,这工作体面,机会也难得,不比考大学差。”于是,我听从母亲的安排,在市属的一个事业单位早早参加了工作。两年以后,母亲对我说:“娃,妈看好了一个人家,男的挺厚道,家境也好,你抽空见见人家吧。”隔一天午后下班,我就在单位门口看到了那个推辆自行车,神情局促的男人,并且和他一起生活了十年。

对于我的离婚,很多人都不理解,过得好好的,既不红脸也没有外遇,怎么就离了呢?

可我心里知道:我不能再骗自己骗别人了,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没有激情的生活,就像一锅越搅越粘稠的粉,渐渐把我自己也粘在了锅里,喘不过气来。

晨礼,晌礼,晡礼,昏礼,宵礼,一天五次的礼拜分割着母亲简单而又乏味的生活。因为行动越来越迟缓,每次礼拜前,母亲做净洗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睡觉瞌睡轻,每天早上不到六点,就会被母亲悉悉索索的动静吵醒。然后躺在床上静静地数着:洗完了……开卫生间的门……扶着墙走了十步……脱鞋……上床……开始礼拜了。母亲不让我去扶她,如果知道是她吵醒了我,她会一直自责地唠叨:“妈没用了,娃上班累,想多睡会都不行,妈真没用。”第二天早上,她会更小心,更轻声,托延的时间也就更长。

所以我习惯了醒来躺在床上,让母亲以为我还睡得很香,这样她祷告时,就会少一些对自己的责备。

每天上班前,我把早餐准备好放在母亲能摸到的地方,然后和可儿出门,可儿上学,我去单位。中午回来时,母亲已将吃过早饭的碗筷洗净,还摸索着烧开一壶水,给我泡上一杯茶。母亲能做的只有这些了。早几年,她还能趁我上班时,帮我和好一团面,甚至把菜摘好了洗净,等我回来炒。

其实,母亲年轻时是远近闻名的厨子,农场几百户人家,谁家办婚丧嫁娶,都少不了要请母亲去掌勺。母亲擅长做回族特有的炸丸子、烩小吃、炖羊肉、烧牛尾、烧粉汤、肉粘饭,一桌席,二十多道菜,母亲总能麻利地轻松做好。回来时,她会带来一大堆好吃的,那些都是主家谢厨的礼物,我们四个儿女就会在母亲的关注下,大快朵颐。在那些物质馈乏的年月,我们四个儿女从没有感受到生活的窘迫,那是因为母亲用那双巧手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从小学到中学,每天上学,母亲都会往我的书包里塞一块饼当早点。那饼烙得里外焦黄,放在抽屉里散发着浓浓的小麦香。我的同桌丁学财家里条件不好,经常不带早点。有几次上课时,我看到他闭上眼睛使劲用鼻子吸气,然后嘴角就流下一串亮晶晶的口水。后来,我抽屉里的烙饼总会莫明其妙地少掉一大块,甚至有时直接不见了。有一次,我满腹狐疑地问他:“丁学财,你是不是拿了我的饼?”丁学财摇着小脑袋吱吱唔唔地说:“没有,谁稀罕你的饼。”他摇着脑袋的时候,嘴角的馍馍渣就扑簌簌掉下来。我把这事委屈地讲给母亲,后来,母亲就在我的书包里多塞一块饼。现在的丁学财已经是我们这里远近闻名的企业家了,每次同学聚会,他都要讲这一块饼的故事。他说,那时上课闻到我抽屉里的烙饼香味,就啥都听不进去了。他说是母亲每天多带的那块饼养大了他,所以几次到我家,都要执意让母亲认他做干儿子。母亲总是不许,尤其是我离婚以后,母亲更提醒我,不要让他再来看她。母亲说:“娃,我们不图啥别的,就图个平平安安。你现在是一个人,他虽然是念着份情义来看我,但时间长了别人会说闲话的。”这辈子,母亲把名声看得比啥都重。丁学财私下里多次对我说,他想给母亲买幢大房子,让母亲晚年过得好一点。我知道现在买幢房子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可我也知道,母亲不会接受,当然,我也不会。

几年前我对母亲说:好想吃一碗你做的羊肉臊子面啊,那味道,找遍大街小巷,也没有一家饭馆能做出来。结果我中午回家时,就发现母亲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坐在椅子上紧张地搓着双手对我说:“娃,妈今天做了件烂杆事。”我走进厨房,发现案板上放着一块擀得歪歪扭扭的面,炉子上坐着锅,汤里没有几片面,而大部分面片都甩到了墙上,灶台上,地上。母亲的眼睛彻底看不清了,就算想给孩子做一碗面,她也没有这个能力了。

姐妹中间,我的锅灶是最不好的。结婚前,母亲经常对我说:“这样的锅灶,将来嫁到婆家,是会被人家笑话的。”还好,婚后的十年,婆家容忍了我的锅灶,是我容忍不了那种心如死灰的日子。离婚后,我不管做什么给母亲吃,母亲都会赞不绝口地说:“好吃,好吃,你的锅灶比妈都不差。”我知道妈这是夸我,因为女儿就曾背着我偷偷把半碗面倒掉,而跑到外面去吃麻辣条。已经九岁的女儿体重只有五十多斤,骨瘦如柴。女儿经常在放学后跑到奶奶家,拿回一大袋酱牛肉、干炸鱼,吃得津津有味。我几次提醒女儿,自己在奶奶家吃饱了就好,不必带回来。女儿说:“奶奶说了,带回去给你妈一块吃。”这话我听着心里酸酸的,不是因为自己选择了离开那个家庭,而是想起了母亲的那番话。我知道,在结婚十年又离开那段婚姻后,我真的被人家笑话了。

还是这样一个月光皎白的晚上,农场的土房子里,白色的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一种悲伤的情绪牛奶一样流进咽喉,扩散全身。

父亲躺在炕上,身下倚着一叠被褥,我们四个孩子挨坐在炕沿上,像蹲在电线上的一排小麻雀,哀鸣着呼叫着父亲。

父亲得的是肺癌,连着咳了好多天血,躺在那里面如纸色。母亲拉着他的手坐在他身边,眼里的泪珠在月光的照映下白亮白亮的,却不掉下来。月光就像一层温柔的白纱,轻轻笼罩着我们这个不幸的家庭。

父亲挨个向他的四个孩子作着临终的告别。

父亲让大哥要挑起家里的担子,遇事给弟弟妹妹们拿个主意。那时候,大哥的腰还没受伤,是一家建筑公司的工程队长。父亲让大姐要多管管姐夫,姐夫这人整天不务正业,就是开车钓鱼,请客吃饭。几年后终于在一场车祸中结束了荒唐的一生。父亲又告诉弟弟要多回来看看,他说骨肉之间不能疏远了,远了就像伤筋动骨,会痛的。父亲最后对我说:“弟兄姐妹中间,你最有主见,又最能忍。以后,按你自己的想法去过吧,别委屈了自己。你跟你妈最像,也最能说上话,以后,多陪陪你妈。你妈眼睛不好,全靠你们陪她聊聊天,她心里才会敞亮。我这辈子话少,也不会哄你妈开心,所以,她心里装了不少苦水。以后,你们就多听她说说话吧。”

父亲说到这儿,目光转向母亲说:“娃他妈,这些年跟着我,委屈你了。”父亲说完这句话,我看到母亲眼里噙着的那串泪珠,终于决堤般地流了出来,落在了白亮的月光里。

那是七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巨大的悲伤裹挟着我们,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父亲的言语中竟有着那样多的深意。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父亲说起过,母亲年轻时是家场里数一数二的漂亮姑娘,她唱的花儿总能招来方圆几里的小伙子,围在我家老房子的院墙外一坐就是半夜。她烧的饭菜能让邻居的孩子排着队到我家来蹭饭。农场的人都说:谁娶了这姑娘,前辈子不知道要修多少福呢。父亲的描述无疑是夸张的,他这样说时,总是止不住得意地哈哈大笑着。不过,从农场里流传的关于母亲的故事,我相信母亲年轻是一定是一个非常出众的人。

我出生的国营金沙农场是个军转农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还是为部队屯粮养马的地方。农场场部驻扎着一个连一百多名战士,这些战士平时军事训练,农忙时就帮着一起插秧播种,收割打麦。部队帮着农忙的时候,场部就会组织一批做饭手艺好的人,把饭做好了送到地里给战士们吃。

母亲自然是其中一员。她把饭菜挑到哪儿,其他班的战士就会围过来抢着吃,吃完了还一定要让母亲唱支花儿才行。母亲那时才十九岁,正是活泼的年龄,有人提议,他便大大方方地立在田间唱:

金粒粒银粒粒香不过那米粒粒

毛眼眼红嘴嘴美不过那尕妹妹

小哥哥你远远地望一望

妹妹的心思你猜不着

唱到这儿,战士们就会一起合着节拍喊:猜不着你就快说啥。

母亲接着唱:

你去问那麦浪上暖暖的风

你去问那花朵上浓浓的香

你去问那燕子在哪里搭巢

四十里的山路上我寻下个谁

战士们就都沸腾了,跟着喊:到底寻下个谁啊。

这时候,班长排长就会拿红柳条假装抽他们的屁股说:“一群懒骨头,吃饱喝足了吧,快下地干活去。”于是大伙一哄而散。

那时候,母亲走到哪儿,她就是哪儿的焦点、核心。

母亲月一张年轻时的黑白照片,那上面母亲长发及腰,面如桃花,美若天仙。时间真是一面残酷的镜子,时隔六十多年,我从母亲的身上已经找不到她昔日容貌的点滴痕迹了。那些最美的时光,只浓缩成了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面对这张照片,再看看现在的母亲,让我只能感慨伤感了。

据说,这张照片就是当初部队连部的一个文书给母亲拍的。那个文书是个南方人,皮肤白皙,一笑脸上还会露出两个小酒窝。在那个年月里,他是农场屈指可数的文化人,能写会画,还会拉手风琴。好几次部队和农场搞联欢,都是他拉着手风琴给母亲伴奏。母亲因为没有上过学,反而对文化人有种说不出的崇拜和喜欢。从文书那里,母亲知道了许多农场以外的事,知道了有一种东西叫精神,它不论人的高低贵贱,只存在于高贵的心灵里,知道了什么叫艺术、文化。其实母亲骨子里是个心气很高的人,那时候有多少媒人上门提亲,母亲连看都不看,唯独对这个文书,母亲愿意听他说话,听他讲书里的故事,听他大声诵读那些叫诗的滚烫句子。后来,因为他们俩走得很近,据说那个文书还受到了连部领导的批评,因类部队是严禁战士和驻地姑娘谈恋爱的。

文书复员前曾对母亲说,如果母亲愿意,他要带着母亲一起去南方。母亲说:“要带我走,你就明媒正娶地来娶我。”后来那个文书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听说在他的老家,父亲早就给他定下了一门亲事,等他一复员,家人就逼着他结了婚。母亲听说这个消息后,一个人跑到场部的理发店,把一头的秀发剪到齐耳。没人知道她那一刻内心有多苦,只是从那以后,母亲再也不在大家面前唱歌了。我听过母亲唱的花儿,还都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偶尔在明月高悬的晚上,我搬张凳子坐在母亲身边,母亲一边洗着衣物,一边轻声哼唱。唱完,她总是脸一红,那神情似乎又回到了十八九岁。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父亲就常说:“咱闺女跟她妈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那时并不知道母亲年轻时的样子,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似乎在家里特别受宠。从小到大,没有挨过父亲一次打骂。小时候大哥和弟弟想要点零花钱,总是逼着我向父亲要,而父亲也从来没有拒绝过我。

父亲去世后,我们四个儿女一商量,就把母亲接到了城里,轮流在大哥、姐姐和我家里住,母亲似乎更喜欢我这里,所以在我家里住的时间总要长些。后来,大哥腰受了伤,姐姐换了小房子,尤其是我离婚以后,母亲干脆就和我一起住了。

我在建设局下属的乡镇管理中心工作,经常要到乡镇去做诸如统计农田、测量民房之类的工作。对这份工作说不上喜欢,只是每次下乡镇的时候,有种说不出的亲切和轻松。一走进广阔的田间,闻着青草和麦粒发出的味道,顿时觉得呼吸都畅快了许多。我无数次想象能有一片大大的院子,院子里种满了鲜花绿草,紫藤攀过院墙倒挂在墙头上,丁香和鼠尾草挤满了屋前屋后。我每天忙完工作和家务,可以坐在院子里的紫藤架下,静静地读几页书,或是听一段音乐。我把这个念头说给母亲,母亲打趣地对我说:“那我们搬回农场去吧,那几排老房子应该还在,院子里想种啥都行。妈眼睛虽然看不清了,每天能闻闻花香也好啊。”

母亲并不知道,搬离农场的这些年,农场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很多人都搬到了城里,农场的房子大都空了。我有一次下乡路过农场,顺便去看了看我家的老房子。那是个中午,强烈的阳光照得地面都有些发烫。穿过一条窄窄的巷子,巷子尽头是一片倒塌了的土坯房子,废墟旁边,就是我曾经的家。趟过一段长满荒草的小路走进去,院门上的锁早已掉落,轻轻一推,院门在一串吱呀呀的响声中打开。院子里的荒草没过膝盖,几株不知名的野草沿着屋门攀援上升,将屋门装点得如童话般奇妙。我在院子里驻立良久,却找不回一点记忆中的样子。我只在院子的一角翻出了一只竹篮,我还记得那时它是高高地悬挂在屋子的房梁上,里面装着馒头、鸡蛋,放在那里防备老鼠偷吃。站在这个几近倾颓的院子里,我忽然感到一种莫明的恐慌,仿佛眼前的几间平房和院墙瞬间就会倒下,将我埋葬在里面。

我带走了那只竹篮,那里面装着我关于童年的所有记忆。

丁学财打电话说:“快下楼,看看我给咱妈买了个啥。”我很不习惯他这样称呼,好象我跟他真成了一家人。我下楼对他说:“别咱妈咱妈的,那是我妈,你叫姨就行。”丁学财嘻嘻哈哈地说:“反正在我心里那就是咱妈。”他打开汽车后备箱,里面放着一架轮椅。他摸着轮椅说:“咋样,我这个干儿子还算有心吧。”我不置可否,但想着妈要是有了这个轮椅,闲了我可以推着她到处走走,散散心,倒也是件好事。丁学财说,他今天没事,不如拉着老妈出去转转,去农场看看。我瞪了他一眼,他赶紧改口说:“对,是姨,我叫姨行了吧。”我这才上楼跟母亲说,要带她去看看农场的老房子。母亲很高兴,认真地收拾了一番,那是亲戚家里有大事时她才刻意穿的装束。母亲上车时,对丁学财说:“麻烦你了。”又回头对我说:“你把汽油钱给出上,不能让娃白辛苦。”丁学财急了,说:“您老人家这是咋说的,啥油钱的,这不是打我的脸吗。”我对母亲说,人家现在是大老板,不在乎那点钱。母亲还是不踏实,她说麻烦人家了就要补点情,不然白吃白喝就不象话了。我知道这是母亲的秉性,不愿意白受别人的好处,就假意答应,母亲这才安安稳稳地上了车。

来到农场,母亲一下车,几个昔日的老邻居就迎了过来。母亲眼睛看不清,只能听我介绍,才能认出眼前的老邻居。老人们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在他们说话的时候,我就和丁学财在我家的老房子跟前转。丁学财说,这一片很快就要建一个大型的别墅区了,这些老房子都要折掉。我问他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丁学财不无自豪地说,这个项目就是他开发的。我说那些还住在这里的人怎么办,丁学财说那还不好办,给他们在别的地方盖个小区。我又问那要是有人不愿意搬走呢,他说怎么可能,用这样的破土房子换一套楼房,这些人还不美死了,哪能不搬。再说了,土地他已经批下来了,到时候施工的机器一开进来,不搬都不行。我就不说话了。母亲来看房子的时候,我心里就有种说不出的悲伤。母亲在这里住了一辈子,她的的摸过那段低矮的院墙,那快要倒下的旧门板,甚至那几棵老树,几块石头时,我知道她是在跟它们告别,这可能是她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老房子了。母亲曾经说过,在临走之前,要是能在老房子里再住上一晚,那就美气了。可惜,这个愿望无法实现了。

回来后,我把农场即将发生变迁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就久久不说话。临了,她嘟囔了一句:“当年的那块饼喂狗了。”这是母亲对丁学财的最强烈的不满,也是她对即将失去的老房子最真实的抗议和最深沉的不舍了。

她依然每天不厌其烦地做着礼拜,祈祷着身边的亲人、儿女一切平安,祈祷着世间的善良渐行渐远,祈祷着生活吉祥如意。当她双手捧起,掬着一捧满满的月光,然后从脸上倾泄而下,我仿佛看到那月光中有泪、有笑,有她身后漫长岁月中缓缓流淌的浅淡忧伤。做完这一切,她就无比圣洁地坐在月光里,那么圆满,那么孤单。

作者简介:任建国,1972年10月出生,毕业于宁夏大学中文系,现为银川铁路公安处宣传教育室主任。出版文集《忧伤如尘》(中国文联出版社),长篇小说《铁军》(群众出版社)。全国公安文联作协会员,全国铁路文联作协会员。

 

创作多部公安微电影,其中《漠路》获了公安部首届“三微”大赛微电影一等奖,首届“平安中国”微电影大赛三等奖;《危途》荣获第二届“三微”大赛微电影二等奖,《训练日》荣获三等奖,《危途》还在2017年荣获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二届国际微电影展映活动优秀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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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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