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人活在我们心里——李迪和他的文学追求
2016年4月，李迪老师电话告诉我他的新作《警官王快乐》一书在无锡开研讨会，中国作协创研部是主办方之一，作为作者他想邀我参加，我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离京难以请假，便电话中向他表示祝贺并请他谅解。他表示没事，并祝我学习愉快。我感到这是一个非常体谅别人、心地极为善良的人。2019年9月在作协的电梯里再次见到李迪，那天是中国作协“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的启动仪式，创研部受命承担这一工程的实施，那天上午，小芊书记请国务院扶贫办刘永富主任在10楼大会议室做报告，我从办公的5楼按电梯按钮上楼，电梯门开，恰好李迪已在上楼的电梯上，同电梯的其他部门同事问10楼什么会啊?这么多大牌作家都来了。我笑着和李迪老师打招呼，说脱贫攻坚工程有李老师加入，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李迪开心地笑着，谦和地客气着，大家那天的心情都特别好。而今天距那个上午还不到一年，直到现在，我都不愿相信他已经于两个月前永远离开了我们。
讲故事的人走了，但他把故事留给了我们。
这些故事对于作为读者的我们而言，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是中国作协组织的“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工程”中的一部，目前这一工程的25部作品已有21部完成待出，到年底可望出齐。李迪老师为“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付出了他的全部，他的生命的最后时间全部交付给了这部作品，也可以说他的生命的最后时光全部贡献给了脱贫攻坚的写作，贡献给了曾经陪伴他、给了他鼓舞和快乐的生活奋斗在十八洞村的村民。这是一个立志以人民为中心，并将文学的人民性贯彻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这样的作家，又怎么可能不被我们怀念，不被人民铭记!
李迪是一位在创作中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作家。在他的故事中我们读到的是一位作家对于人民的真挚热爱。这种对人民的真挚情感是一位作家与生俱来的品德，同时也是一位作家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实践中对写作者自我品性的不断陶冶与修炼。这种情感关系到一个作家对于他创作的态度，同时也关系到一个作家笔下的人民形象。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在李迪刚刚出版的《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中，我们读到的正是作为文艺创作源头活水的人民，而作为文学原料的丰富矿藏的人民生活，始终是他创作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无论是《金兰蜜》中龙先兰从“酒鬼”到养蜂致富专业户的转变，还是《让我在山上把眼泪哭干》的为供养儿子上大学而“我自己当牛”种地又家乐的母亲，和她的在上海的大学毕业后翻越唐古拉山自愿到拉萨去援藏的儿子;无论是《就是悬崖我也要跳》中从给人打工到自己创业的养猪大户再到创业农家乐的“英雄永不停足”的隆英足，还是一个人一节课同时教三个年级、奋战在农村教育战线上、期望“让每一所学校都获得较好的发展，让每一个孩子都获得良好的教育”的青年教师蒲力涛，都是作家李迪在那个南方的冬天通过和十八洞村的村民们一起度过而得来的。与村民们交朋友，听他们讲述人生的故事，了解他们的成长经历，体味他们的喜怒哀乐，是李迪作为作家最开心的事。
《永和人家的故事》中的33个故事中的主人公，的确在槐花饼、大红枣、剪纸、豆皮、粉条这些最具烟火气的词语背后，是活跃于中国新时代的最有力量的生活意志，最勤劳肯干的善良的人们。无论是唱道情的刘金杰刘老汉，还是开早点铺的“大胡子”李留记，无论是民间剪纸艺人刘林翠，还是唱秧歌的冯曹胜老木匠，他们在李迪的笔下，都焕发出人的光彩，他们有血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挣扎、有苦恼，更有不如意和困难，但是他们都以人的精神战胜了那些现在看来也许是微小而当时是强大的困难，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过上了小康的生活，他们，是一个个有名有姓的人，他们就生活在新时代中国现实的大地上。在作家李迪的笔下，这些“他们”，从来不是概念，他们跃然纸上的一个个生动鲜活的面孔，也从来不是单一化脸谱化的，“他们”是这个时代的主人。
但是，“他们”是不可能自己跑到作家的纸上的，作家得去生活中找到“他们”，与“他们”相遇相知相近相亲，和“他们”真正地交朋友，和“他们”真正地心连心，才可能真正地走近“他们”，“他们”也才会真正地向你掏心窝子，说体己话。李迪是和“他们”交心的人。他七上丹东、六下无锡，三季走过九省，和看守所的警察一起过了两次春节，他五下永和，数月往返，遍访十八洞村，他认真地对待他遇见的每一个人，他诚恳地珍爱要进入他书写的每一个人，特别是近两年，为写脱贫攻坚中的人们，为写向往小康生活并亲手创造着小康生活的人们，他在有限的时间走过了那么多的地方，山西永和，在中原偏北，属地临汾，临近黄河，1936年毛泽东、彭德怀率中国红军抗日先锋队渡河东征，曾在此前后共居住了13个日夜，将“渡河东征、抗日反蒋”调整为“回师东渡、联蒋抗日”，从而扭转了中国革命的乾坤。晋陕峡谷我去过三次，但都未能走到永和，只到了它对面的延川。黄河在晋陕峡谷气势磅礴，骁勇向前，勤劳善良的永和人民是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的。湖南十八洞村，在南方偏西，位于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排碧乡，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村调研，首次提出“精准扶贫”，强调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好高骛远的目标。经过村民们的奋斗，现在的十八洞村，旅游业已成为村子的龙头产业，村民们办起了农家乐，还做起了苗绣等特色手工艺品，2016年村子人均收入达8313元，2017年2月，成为湖南省率先脱贫摘帽的贫困村之一。十八洞村，可以说是党在十八大以来决胜建设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起点，是新时代吹响了向贫困宣战的号角的地方。
无论是走在黄河岸边还是跋涉于湘西民间，李迪都是那么兴致勃勃，从田间地头，到街巷阡陌，他无时无刻不受着那些朴实的劳动者们的吸引，而他的朴实也吸引了众多的劳动者，“他们”向他打开话匣子，向他敞开心扉，对这个“外来者”“异乡人”说出自己的经历、命运、理想和愿景。“他们”不想对他有什么隐瞒，同时也不会对他打官腔说妄语，他们在与他的相处中，受到他的一团火的热情的感染，“他们”与“他”，在心心相印中完成了心的交换。
这些生活在中国南方、北方不同水土的“他们”和他们的改天换地的创造，是作家李迪五次去永和，更是整个冬天都泡在十八洞村而结识和认识的，他们呼唤着他，而在这样深入的“行走”中，他们也认识了他，“他们”和“他”，就这样变成了“我们”。写下《创业史》的柳青是以皇甫村的14年获得了“我们”的，他与蛤蟆滩的那些勤俭善良的劳动者最终融为了一体，而李迪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这个作家队列中的一员，他以他的生命践行了社会主义文学的信念，锻造了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称号所含蕴的最朴素也最高贵的灵魂。
李迪是一位热衷于讲故事也善于讲故事的作家。铁凝同志在《一位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作家》一文中写到，“李迪的作品是质朴的，没有华丽的修辞，他努力写出人民心里的话，他的风格温暖明亮，他的态度情深意长，这在根本上源于他对人民群众深切的情感认同。”她说，“从他的作品中，我们感受到在一个一个人物身上，一个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战斗者、劳动者身上那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力。这样一个作家，是时代的记录者，是人民的歌者。”诚如铁凝同志评价的那样，李迪在作品中尽力保持着生活的原生状态与人的原初面貌。他的故事引人入胜，也扣人心弦。《丹东看守所的故事》《听李迪讲中国警察的故事》《深圳警察故事》《加油站的故事》，还有我们刚刚读到的《永和人家的故事》《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他在每一部书的书名上都冠以“故事”，不能不说是有良苦用心的。
这些故事的背后当然是一个个感动了作家的老百姓的真实生活故事，作家把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发生的纷纭故事中挑选出来奉献给我们，这个提炼的过程是淬火的过程，也是作家的世界观文学观得以明晰的过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就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他讲述的小二黑、小芹们的故事，在今天读来仍然活泼生鲜，他的人物仍然具有其他同时代作家不可比的来自民间的动人魅力，在他笔下，“‘人民’不再是五四时期需要被启蒙的大众，而是历史的、能动的主体”，这一主体的发现，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人民放在文艺创作的主体地位上的指导与引领有关，同时也更与一个生于农村、了解农民、热爱农民、发自内心对农民利益关心、愿意热情书写农民并给农民看的作家的自觉意识不无关联。今天我们要了解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太行山区的人民生活，了解当时晋东南和晋北百姓的生产劳动、婚丧嫁娶，了解历史中的无数个小二黑、孟祥英、李有才、田寡妇、潘永福这些具体的农民的面容、人民的理想，便不能绕过赵树理的小说，赵树理的小说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但是这面镜子不是生硬地照出，而是力求照出人的生长性更准确地说是农民的成长性的一面镜子。人的成长、人的解放、人的觉醒在里面，“新的人物新的世界”都在里面，这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以激情烛照现实、以进取歌唱新生的解放区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中的理想主义气象。这种气象同样不是理想化的拔高，而是作家对现实农民心理状况的真实反映。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周扬才感叹，“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创造积极人物的典型，是我们文艺创作上的一个伟大而困难的任务”，“积极人物”的诞生，很大程度取决于作家的积极心态和在这心态下的积极发现。对于现实与人物典型，显然赵树理不是将之作为“任务”去完成的，周扬在1946年8月发表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中高度肯定，“赵树理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以农民的语言，农民的思想，写农民生活的作家”，并于1962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于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上再次评价，“中国作家中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的，没有一个能超过赵树理”。赵树理曾言及他与农村的关系是“母子一样的”，“离得时间久了，就有些牵肠挂肚，坐卧不宁，眼不明，手不灵，老怕说的写的离开了农民的心气儿”;他言及与生活的关系时讲，“要真正深入生活，做局外人是不行的。只有当了局中人，才能说是过来人，才能写好作品”。
从这个意义上讲，李迪是接过了赵树理精神衣钵的人，他对于脱贫攻坚的书写也并不是当“任务”去完成的，他的书写，同时也是一个从“局外人”到“局中人”的锻造过程。一个“局外人”的作家，和立意成为“局中人”的作家，写出的作品面貌是不同的。和人民的感情到了怎样的程度，是从作品中可以看得出来的，李迪经常说，生活是口井，找到井，有水喝。如果只是从深入生活这个层面理解这句话，还并不足以概括李迪的精神境界，我以为他“找井”的过程，就是他对赵树理等作家所秉承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自觉继承和不断弘扬的过程。这种弘扬表现在“讲故事”这种朴素的文学讲述方式上，作为“讲故事的高手”，赵树理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诚实的“说书人”，而李迪作为讲述自己时代的故事的作家，他的诚实也贯穿于故事之中，从《加油站的故事》中的40个故事，到《永和人家的故事》中的33个故事，再到《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中的18个故事，这只是他讲述的局部“故事”中的近百个故事，从这些平实记录的平凡人的故事里，我们读到的不是关于脱贫攻坚的标语口号，李迪也从不以概念化、符号化去处理他所选取的事件人物，他从不给他的人物贴标签，他的故事中的人都是亲切可感的，活泼泼的，都是能够让人记住的，这种写作方法，无疑是有些理论评论将“讲故事”的叙述方法贬低到非主体介入创作的论述所无法理解的。
李迪的“故事”写作，似乎也在自觉地为“故事讲述人”的作家主体正名，他要通过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成千上百个故事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作家，讲好发生在作家身边的日新月异的故事有多重要，而身为一个作家，如若看不到这些携带着人的气息、人的血汗、人的眼泪、人的奋斗的故事，又是怎样地愧对于作家这个“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
“做一个有情的人，做一些有情的事，写一些有情的作品”，李迪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数十年如一日，无论是为人处事，还是对待文学创作，无论他写的对象是警察、工人、还是农民，他都从最贴心的地方关注他们，关心他们，他愿意与他们在一起，他愿意把自己作品的主人公留给他们。
故事，是李迪创作的魅力所在。而有魅力的故事的取得没有捷径，仍然要靠与故事中的人物心贴心的书写，故事中的人物从哪里来，仍是要靠在他们成为人物之前，一个作家对他们生活的深切的体察，对他们命运的真切的关注，对他们情感的真挚的同情，对他们成长的由衷的欣喜，如果没有这些，如果撤掉了这些，我们的文学则会是另一种面貌，它将是苍白无力的，更谈不上血肉丰满，气血贯通。如何能够做到气血充盈，血肉丰满，也是没有捷径的，只有脚踏实地，这里的脚踏实地不是一个常用语，或是形容词，而是真真正正地脚踩坚实的大地。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对于作家来说，扎根人民，是为了写好人民，而能够写好人民，其根本还在于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为写作的出发点。这样写出来的作品，人民才会认可，才会爱看，才会喜欢。早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并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他进一步指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并指出，“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
时代要求与人民心声，是装在李迪心底的，如果我们熟读他的作品，就会发现，他讲故事的方式，不是将他自己放在前台，而是永远让他的人物——他在生活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警察也好，工人也好，农民也好——无论这些人物在哪里，在看守所，在社区，在油田，在加油站，还是在乡村，他都永远把他们放在聚光灯下，放在舞台的中心位置，而他呢，这位作家，与其说他像一个导演，不如说他更像一个坐在观众席上的观众，他坐在那里，静静地观看他们的演出，并深深地为他们的人生故事所打动。所以，你会发现，他的创作到了后期，在《永和人家的故事》和《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中，他的讲述者身份已然淡化，而原来的被讲述人变成了讲述者，作家变成了倾听者，倾听着他所关注的人的心灵故事，每个人的心声，都值得他驻足，值得他书写。
这种让人物自己出场讲自己故事的口述方式，并不是李迪的创新，在中国古典传统文学中我们每每与其相遇，李迪其实是接过了这种在20世纪中国文学过多受到欧化句式或翻译语言影响之后有所断裂的传统，于此我们看到了李迪的口语化、短句子，以及行文中对对话的突出，比如他在采访十八洞村村民杨超文时，《头上剃字的人》开头一句就是杨超文的语言：”李老师，我没有故事。但是，我特别想跟你说说话，讲讲我这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你愿意听我讲，还说我讲什么你都愿意听，这让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比如，《一个淡定的电影原型人物》中，李迪找到电影《十八洞村》王学圻演的主人公原型杨进昌之前，村民们告诉他，他不会接受你的采访，他没有接受过任何人的采访，但当李迪爬到梨子寨山上最高的地方，连续三天早晨都去找杨进昌，终于打动了他，杨进昌说，“李老师啊，如果你不说你是当兵的，我今天绝不会跟你聊天。但是你说你是当兵的，而且当了八年，你是我的老班长，那我就跟你聊聊。”话匣子就这么打开了。新的故事也就这样诞生了。我们在这些故事里，都会感到生活的本来，没有人为的拔高，没有刻意地贴金，但这些老百姓自己讲述的故事却是那么感人，正如杨进昌所说，“我也不是什么大人物，更不想借这个电影发什么财，一生就是这样平平淡淡的，本来日子就是平平淡淡的，电影没拍的时候平平淡淡，电影拍起来轰轰烈烈，电影演过去了日子又回到了平平淡淡。”但就是这样平平淡淡的大白话老实人，就是这些平平淡淡地过日子奔小康的不起眼的“小人物”，却给了作家心灵的一次次震撼，他要翻山越岭地找到他们，要倾听他们的经历，并把这种心底的震憾也传递给我们。
形式问题从来不仅仅就是形式问题。文学作品看似是语言问题的其实也包裹着一颗心，使用这种平白易懂的语言，对应于百姓自己讲出的故事，而让老百姓自己也看得懂，看得津津有味。如果没有这样的善意和情怀，着重说唱艺术民间传承的赵树理不会成为赵树理，以口述方式让百姓现身说法讲故事的李迪也不会成为李迪。
中国正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变革，这场伟大变革，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今天，中国这个有着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将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消除极端贫困、让所有人生活达到基本标准的减贫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能够见证这样的历史时刻，为这一历史时刻书写放歌，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的光荣和使命。作家李迪作为亲身参与到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时刻的广大作家中的一员，以强烈的责任感、敏锐的感受力，记录人民生活，反映时代脉动，以感情充沛、功力深厚的创作，描绘历史进步，弘扬时代精神，以人民自己的故事，激励广大人民在新时代长征路上砥砺奋进，可以说，他交出了身为作家的一份对于时代的精彩答卷。他的作品也必将随着时间的迁移而获得越来越多的读者认可，被越来越多的读者记住。在此，我们怀念李迪，就是要继承他以人民为中心的坚定的文学信念，沿着他终其一生所坚持的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而奋然前行。李迪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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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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