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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诗与思的飞翔

来源:当代 作者:张炜

  诗与思的飞翔

  ——从创意写作说起

  01

  “创意写作”兴于西方,“创意”二字可能是翻译中的再定义,直译比较难,大概也不是“文学写作”和“写作学”。西方创意写作的授课老师主要是具有写作实践的诗人、小说家和散文家。教写作必须具备创作体验,必须从写作经历和实践出发,不能空谈。他们在教授过程中,会慢慢概括出一些关于写作学、诗学的问题。中国的创意写作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是大学文学院设置的一门新课程,还未走远。

  写作训练是漫长的。通常讲,如果没有五六百万字以上的训练,一支笔是不会听话的,无法累积出基本的书写体验。写作教学主要针对技术层面,它固然重要,也能够传授,然而决定一个人写作成败的关键部分,却往往不是技术层面。要写出一部好作品、成为一个好作家,需要许多高于技术之上的东西,那些大致是不可以教授的。每个人的先天能力都是既定的,后天学习所能做到的,只是唤起先天的能力。许多写作者面对的常常是技术,即语言表述、结构关系等。这是最基本的知识和能力,没有一定的写作量,也很难掌握。

  关于艺术的判断是非常复杂的精神活动,学习写作者需要在有创作经验的老师带领下,一边阅读一边实践,看看好作品是怎样完成的、其中蕴含了什么规律。比如同样是成功的作品,有的气质单纯,有的复杂斑驳;有的浪漫飞扬,有的朴拙内向;有的写得很实,有的想象奇异。艺术自身的复杂性,造成了学习和理解的困难,这就需要非常宽容和通达,需要有很深的感悟力,需要有一定写作经历的人来引导。通过个案分析,回到局部、细部,从词汇、标点讲起,指出作品成功和失败的原因,并通过进入作品独特的语言系统,回到作家个体,回到个人,一步一步去接近和感受。总之,创意写作就是关于写作技艺的教授,非常依赖写作经验,解决的主要是技术层面的问题。

  02

  有时,一部作品似乎写得很好,有吸引人的情节,有人物,表现的生活底蕴也比较丰厚,但读起来还是觉得缺了很多,令人不能满意。总体上看,它写得还不够“美”,不能给人一种审美上的深刻愉悦,比较粗糙。首先是,阅读中无法让人享受语言之美,而失去了这种美,也就偏离了文学的本质。语言艺术谓之文学。如果作品本身不能够提供审美,是因为它在把握人物、细节、思想方面,特别是语言,还没有进入审美。一部作品从构思到形成,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从一开始就要极度地追求完美。一篇一万字左右的作品,里面有多少标点、词汇、分句、复合句,要从这些细微处开始推敲。词与词之间的调度,每一个标点的含义,都要到位、准确,而且要有个性,不是按照新闻和公文的方法,不是取最大公约数。

  标点符号在语言表述中有独到的、重要的作用,它们有情感、有温度、有层次感和逻辑关系。不能轻易就来个叹号、分号、说明号、破折号,没那么简单。逗号和分号都是强调层次的,都是平等的关系,但有区别。为什么有人写了二十万字,连一个叹号都没用,三十万字连一个分号都没用,而为什么有人在很短的篇幅里就有了许多叹号、双叹号、问号加叹号?它们自有缘故,有时这是利器,不能随意使用。即使全篇没有一词不妥,没有一句不精,没有一个复合句不恰当,这样的作品也未必就是好的,因为这不过是在解决技术的问题,而比技术更难的东西还有很多,它们更需要解决。比如感悟力、思想力、情感敏锐度、性格反抗性以及不同的生命冲力,这些东西会在更大程度上决定着一部作品的品质。

  写作学强调的多是技术层面,翻阅一个时代的文学期刊,会发现其笔调、词汇、表达方式、语感语境都差不太多。翻一下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刊物,就能把握那个时期的文学气质,简单点说就是语言气质。翻看今天的杂志,便可以清晰地把握现在的语言气质。而今,中国写作者学习外国,一点点欲望并勾兑几滴小资的悲喜泪,就被当成了杰作,被人称道。但这种勾兑和模仿的文字,这种消费和娱乐的文字,无法成为杰作。目前最有市场的就是这种“勾兑酒”,掺一掺搅一搅就是一篇作品。这也算一种能力,有一定文学历练和文字调度能力,写一个大致过得去的长中短篇小说似乎很容易。一个作家写了四十多年,写了上千万字,像这样一个巨量的文学训练,单凭惯性和经验,一年中就能写出许多文字,而且从技术层面上挑不出太大的毛病。可是这些全都没有意义,它们一定会淹没在更巨量的文字垃圾中。

  文学写作技术上要过关,此外还有运气的问题。生命在某个阶段的一个激灵、一个领悟,就会产生出人意料的表达。它也许有些神秘,隐在字里行间。然而这种运气只会光顾那些技术出色、有刻苦训练的写作者。所以世界上的优秀作家,技术上都是非常好的。而现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包括一些有影响的作品,仅看技术上就有很多问题,使用语言、调度词汇的能力很差。文学阅读市场十分庞大,严格讲还是供大于求。现有杂志砍掉十分之九,出版量减去百分之九十,也许才与基本的文学创造力丰匹配。而且即便如此,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留下来的文字,也只是其中的十分之一。每个人都让文字干净、苛刻起来,文学环境才会清洁和严谨。

  一个作家创作欲望熊熊燃烧时,挥笔而就,但冷静下来,就恨不得把写出的东西全部烧掉。一个日益成熟的写作者会越来越苛刻,文字越来越少、越来越好。有人说他出版了几百万文字,今天看有些东西大可不写。那么这其中“可写”的部分,如果没有那些“大可不写”的东西垫底,没有这种巨量的训练,还会存在吗?人在艺术方面的觉悟非常缓慢,不可能一下就达到高点。

  03

  现在流行的文艺理论,如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对于写作用处不仅不大,有时还十分有害。东、西方艺术的把握方法存在差异。西方诗学充满理性,讲究逻辑,中国诗学富于感性,捕捉感觉和意象。西洋绘画注重写实和透视,画人物,要有骨骼肌肉的质感,重解剖;中国画用线条勾勒,注重神韵。学习理性地认识和把握非常必要,比如科技就需要严密的理性思维,感性不得,虽然感性也可以启发和辅助,但无法取代理性的具体操作。

  中国的这种浑然和感性,在科学领域里也大有用处。比如中医,就是一门科学,许多西医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回到中医。但是中医的望闻问切等,有一些太模糊、太深奥和太感性,无法量化,也不好传授和归类,所以大中医越来越少。中医也有属于实践的理性部分,“神农辨药尝百草”这个传说,即体现了理性的一面;还有李时珍为编写《本草纲目》,亲自采集药草,辨识、体察、研究,历经二十多年,足迹遍布湖广、江西、河北等地。中医与西医相比,感性的成分还是很大。现代中医里庸医很多,鲁迅先生在《父亲的病》中以讽刺的笔调写庸医误人,嘲笑所谓的名医故弄玄虚:药引子需“蟋蟀一对”,“要原配”,因为父亲得的是水肿病,所以“药引寻到了,然而还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

  鲁迅先生所处的时代,国民特别需要摆脱冥顽愚昧、油腻污垢,要移植理性,思考前途,那时的先生是极而言之。实际上鲁迅先生在一个特殊的语境里说事,最反对的东西,却在他自身的实践中表现得很重。如他反对儒家,反对孔子,他本身却是一个大儒。他说中国书不要读,我们来看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发现他读了极多的中国书,而且理解得特别深刻,许多时候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反对中医,是因为对东方文化太熟悉、太热爱,故而发出深深的忧愤之言。所以写作者对东西方文化应全面了解,综合把握,不能偏执于一端。

  从事写作和研究学问,须多读多思,广览博取,在文化视野上拓宽自己。因为东、西方有着不同的文化质地和背景,绝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能唯西是从。比如在有人看来,文学技法最强的是欧洲,俄罗斯没有什么文学传统,居然产生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世界一流作家。实际上俄罗斯是从古罗马分离出来的,其深厚的民族文化并不是突兀出现的,而是拥有深厚的欧洲传统。如同现在说美国历史年轻、朝气蓬勃一样,其实美国文化传统源自英国。欧洲文学技法确实非常强大,特别是以法国为代表,在技法上走得最远,然而往往走到尽头就会物极必反,开始苍白。文学如此,其他艺术也是如此,比如电影。

  现在的文学研究,大半采用西方理论,甚至有些词汇是机械的硬译。以世界文学格局来观照本土文学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不加分析地把本土文学硬按到西方理论的手术台上,大概也很危险。离开了西式思维模式、语言套路和批评框架,某些文章似乎就做不下去。许多西方理论不是建立在感性的基础上,所以需要领悟消化其理性精髓。即便这样也不要将之视为全能的法宝,因为审美需要感性。理论是一种表达,作品是研究对象,有些理论不是为了强化、扩大、延伸文学作品的审美而成立和存在的,只是为了理论而理论,所以不仅对写作几无帮助,而且是一种伤害。研究者也是一个读者,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没有被其语言、故事、人物、思想所打动,而是首先考虑怎样将其放进套路中、置于无影灯下,会多么可怕。

  04

  我们深恶痛绝打棍子的艺术批评,其方法也出自西方的理论框架。那个时代的文艺批评更多地吸取了苏俄元素,从社会道德伦理层面评价作品的价值,看作品必问“通过什么说明什么”、其“社会意义历史意义”如何,等等。文学仿佛与审美无关,全是社会工具。我们所熟悉的“别车杜”,那些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批评,尽管大部分都是高屋建瓴的社会与道德评判,但是与某个年代掐腰斥责的本土批判仍有天壤之别。当时俄国处于历史大变动时期,评论家更多地关注社会与变革,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与门捷列夫等人的作品,站在时代之思的制高点上,进行社会历史与道德的言说,高瞻远瞩,目光锐利,气势如虹。我们今天依然为别林斯基的文学评论、为他于诗与美的深深沉浸而感动不已。他从艺术审美的本质出发,忠于诗性原则,而不是生吞活剥地肢解和阉割文学作品。

  文学艺术批评是建立于对作品的感受、领悟和把握之上的,是对微妙的语言艺术的捕捉,是一种灵魂的颤动,是在千方百计地还原和表述生命感动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社会判断和道德判断。这个过程不能颠倒,不能反向而行,不能直接而粗暴地归纳主题、指斥和论说,不能像读论文一样解读文学。这样的评论难以触及细部,只是草率浮浅地将评论对象与社会两相对应,这一类批评方法、运用的术语,几乎与文学审美无关。

  文艺学是一门通用课程,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要怀有极大的警惕心,因为这种学习有时也会造成覆盖和伤害,会把一个朴素的、有着很强很敏感的艺术直觉的人,改造成一个木讷的人,扼杀其先天感悟力。一个人看到蓝天白云、林子与小鸟、野花等自然万物,会有一种本能的感动力,但这种本能会在学习中不知不觉地丧失。二十世纪六七十代有一个说法,说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现在的文学教育也有这种改造力。到了大学接受名师指导,高朋满座,各路神仙,眼花缭乱,视野倒是开阔了,认识了许多新名词,而厄运也就此开始:对作品失去基本的辨别力,已经认不得美丑。

  现在的评论对当代作品赞扬较多,甚至有一些热烈的赞扬。其实这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严厉批评,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它们都离开了艺术审美,只往作品上贴一些社会的道德的标签,仿佛文学写作只有一个任务和功能,就是表达道德伦理态度,是社会表态而不是艺术创造,是附属于物质主义的工具。我们看不到这些研究文字有多少艺术的诗的感受,看不到一点触摸语言的敏感,有的只是急于得出的社会结论。这些似乎十分清晰的理论和逻辑,其实正好掩盖了审美的麻木和无知。文学写作不是递交一份评判生活的论文,而是比这个要复杂得多的生命体验,是感性的、灵魂的,也是语言的、技艺的。

  有一些批评概念是为了作文的方便,完全不切合写作实际。艺术难以被量化或类型化地归纳,而作文者却要制造这些模具和尺子。不要说一些莫名其妙的新奇概念,就连“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这样的说辞,都十分可疑。理论上作一下阐述是容易的,具体到真实的情形中,却有些简单和不伦不类了。文学艺术真有不浪漫的吗?好像没有。没有想象,没有作家的生命酿制,没有对现实生活的心灵再造,哪里会有什么文学?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次诗与思的飞翔,而不是贴着地表的爬行。作品会有气质和风格的不同,但内里都是一样的,都有一个诗性的核心。

  诗学既深奥又朴实,需要动脑,而不能人云亦云。有人以为文学就是浓缩生活,就是巧妙地拼接生活,这是最大的误解。作家生活在现实生活之中,心灵的接受和冲动化为语言艺术,化为诗,是一个复杂难言的过程。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阐明文学,好像分外有条理,但却离开了艺术的本质。本质与非本质、专业与非专业、理论需要与实际操作的区别,在这里出现了。

  我们常常把一般化的文字表达当成文学,这种表达有时十分巧妙或有趣,有时十分机智,有时提出了近前的社会问题,但仍然还不是文学。文学的本质不是那样,它的核心是诗性。有时候一个作品很快让许多人激动不已,也就被称为杰作。真正的艺术怎么可能如此迅速地与大众达成理解?诗性的微妙与难言,一定需要时间去接受,它不可能在大众那里直通通地传达出来。那样的文字有可能真的“现实主义”了,但很可惜,它还不算是文学。无论这样的作品看上去多么真实生动,但仍然还不是文学。文学不是这样产生的,也不是这样的面貌。可见文学不是简单地记录普遍经验和生活情境,而是作家自身创造出来的一个艺术环境、语言环境,它不能等同于现实生活,哪怕是剪辑过的生活。这是一个美学常识,也应该是一个美学原则。

  “典型人物”只能是作家笔下出现在一个作品中的人物,是与生活中的人物相似却绝不会还原的人物,也不会出现在其他的文学作品中。“典型”不是概念化的代名词,不是那种浅表的社会相似性。一部文学作品如果被迅速接受,就极有可能是一种套路化和概念化,它不会持久,不会有时间的魅力。所以,专业研究者的职责不是扩大误识,而是以诚实的专业精神去纠正误识。

  05

  任何一个优秀作家都会贴近底层,站在弱者的立场上进行创作,这是仁善之美、人性之美,是汇入艺术审美的至美。然而这并不等同于简单的呼号和抗议。有些文字除了描写底层的愤怒、反抗和激烈之外,几乎再也没有其他内容。这种强烈的情绪与意念覆盖了一切,自由、活泼、愉悦、幽默和柔情,全都被压迫、被剔除了。它甚至能够覆盖无所不在的爱,变成一种僵化、呆板、肤浅的情绪渲泄。愤怒和激烈压倒一切,丰富与智性变成了干瘪。诗性是丰赡的、深广而曲折的。文学当然有反抗、有愤怒、有诉求,但还要有一个诗性的品质和基础。

  在教科书里鲁迅先生常常被贴上“反抗勇士”的标签,作品不是“匕首”就是“投枪”。其实这是误读,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我们如果好好细读鲁迅先生的作品,就知道他是一个多么柔软和幽默的人,当然也是一个犀利的人。鲁迅曾致信山西“榴花社”,信中说既然是作文艺,就不要只急着呐喊和冲锋,先要把文艺作好。有人要你们勇敢陷阵,他自己为什么不冲上去?马尔克斯的政治立场是左派,左派阵营就指责他疏离革命,为艺术而艺术。马尔克斯在巴黎全身心地投入专业技能的训练,吸取欧洲乃至世界的文学营养,学习和借鉴各种文学技法,以提高个人的写作技能。他回答那些可爱的同志说:一个作家既然选择了文学创作,那么他最大的革命责任,就是把作品写好。

  作家的勇气表现在许多生活的关节,时时都有考验。但最大的考验,即日常的考验,也要交出合格的答卷,这就是忠于艺术原则,需要坚韧和勇气,是最大的担当。放弃艺术原则,其实就是放弃对真理的追求。真理不仅仅是社会层面的,也是艺术层面的。真理是普遍的,是全方位的。优秀的小说家既热爱真理,满腔正义,也热衷于粗糙的文字和思想,会给人一种两面人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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