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声”过后的思考
——浅评作家胡泊的中篇小说《最后的枪声》
胡泊是一位警察作家，我们一直在同系统工作，但素未谋面，直至2013年我们在宁波首届文学周相遇，一见如故，一直到现在都是师生关系。因他的年纪、学识、成就皆在于我之上，故理所当然成为我的老师。
“作品是作家安身立命之本”，我脑子里一直有这样一个意识。于是看彼此的作品，作互动交流，是我和胡师交往初期最热衷做的事。我通过《中国作家》、《天一文化》等文学杂志读到他许多散文著作，他的散文大气、优美、情感充沛，如《追梦天姥山》、《野孩子》、《感受纯真》等。他的部分作品登在《天一文化》的美文专栏，一月一期，名至实归。记得他和我说过，散文写作贵在有真情实感，不需过多地引经据典。他建议我多读贾平凹、史铁生和汪曾祺等名家的作品。在我的初印象中，胡师只是个会写散文的作家。
直到读到胡师的中篇小说《最后的枪声》后，我对其作品印象彻底颠覆。他的小说作品没有一丝散文的痕迹，结构严谨，收放自如，冷静的文字里包括炽烈的情感。
我暂时不详细展开叙述，先说说隐藏在这篇小说背后的一个故事。胡师是一个热情不失理性的人，文学在他看来是件神圣的事。这篇小说构思于2008年，初稿写就于2011年夏天。他采取“海龟产卵”式的写作。
我先和大家讲述一下海龟产卵的故事。每当六七月的时候，海龟妈妈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不受伤害，它会奋力游向数十里或数百里的海岸边，趁着夜色，悄悄地爬上沙滩，环顾四周，感觉安全后，用后肢挖洞，将六七十个卵产在沙洞里，而后又用细沙埋好，而后恋恋不舍地回到海里。
胡师写作的方法和海龟妈妈差不多，他是在台风快要来临时，走进舟山的东极岛。众所周知，台风来临的时候，岛上所有的渡船都停开，岛上的人不能出去，岛外的人也无法进来，有种与世隔绝的感觉，而且那时的东极岛游客极少，后来韩寒电影《后会无期》放映后，这里就成了网红地。当时这里安静的环境非常适合胡师“安胎生产”。我不知胡师在岛上的这七、八天时间是如何渡过，他的写作节奏是如何把握。这些细节知与不知，我想不重要，但我清楚地知道他是个有“房颤”的病人，发作的周期之频早已超过女人来“大姨妈”的节奏，可以想见他边发病边写作的艰难，而且他也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所以在一个冬日午后的咖啡馆，听闻这段鲜为人知的写作轶事后，我迫不急待地想去读这篇小说。
2013年的一个冬夜，外面北风呼啸，我泡上一杯热气腾腾的红茶，翻开《中国作家》2012年第7期，花费近两个小时看完，心潮澎湃。此小说能发表在《中国作家》上且获2011——2012年度宁波优秀文学作品奖，可以肯定这是一部成功的小说。我觉得此小说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它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01
一是此部作品体现作家的人文情怀。作者用全知的视角，把笔触伸到监所的高墙深院，写了一个监管民警郭子雄扮演灵魂辅导员的角色，对一个死囚犯戴呈从临刑前直到临刑的全程关照。临终关怀一般都是指医院对存活期六个月或不到六个月的病人进行药物缓解痛苦或是言语安慰，但是对死囚的临终关怀，这是我在以往国内的文学作品中不曾看到的。我见到太多表现国民愚昧性的作品，比如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正传》和《药》等的人物都是把看杀头视为一种乐趣，但是在国外是有这种临终关怀的。作者在小说的第八集中所言：“一些法律制度相对完整的国家，如欧美，在他们的法系中，当一个罪犯被判处死刑后，法庭会安排一名专职人员，帮助并陪伴他(她)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如果说南京作家毕飞宇的小说《推拿》关注到盲人群体的爱恨情仇，填补对盲人文学群像描写的空白，那么《最后的枪声》也触到发生在执法者和死刑犯法与情、生与死的纠葛挣扎的心理盲区。正是这样的挣扎和冲突彰显出人性的悲悯情怀。
悲指慈悲，对人间的苦难有一种博大的爱的眼光，悯指人间苦难中的人并不轻视蔑视甚至可怜，而是以感同身受的情感来看待。小说塑造一个富有人情味的郭子雄警官，从他同情戴呈，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关注戴呈的案情到代戴呈接见其女儿，让戴呈在临刑前抽到女儿为她买的烟和看到女儿的照相，还有给执行任务的中队长烟，让他手下的战士执行枪决任务痛快些，让戴呈少些痛苦等等，让读者读来真实可信。其实许多事是郭子雄职责以外的，他不需要包揽过来的，但是他看到罪不该死，在看守所里表现很好，很给他面子的戴呈，不能坐视不管。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毕竟这两个男人处了两年多的时光，他们是监管和被监管的关系，但也是一种熟人关系。小说的字里行间无不流露这种遗憾痛心的感觉。如“没有亲人为他送行，事实上也不可能会有，管教是戴呈临终前惟一的依靠，只有郭子雄在场时，戴呈才不感到孤单，才不那么害怕。“我知道。”郭子雄点点头。郭子雄改变了主意。他决定去刑场，陪他的工作对象走完人生最后的一段路。”
记得在鲁院学习时，李一鸣副院长在《作家的人文情怀与文学的哲学意蕴》一课中指出“有没有人文情怀决定你是否是一个高尚的人，作家应该是有人文情怀的人，应该更增强对世界深刻的认识和社会贫弱现象的帮助。”的确，每个作家写小说其实都是在写自己。和胡师认识很久了，我觉得有情有义的郭子雄警官形象中有胡师的许多影子。比如胡师就是在监管部门工作多年的老警察，所以监所内的场景他是熟悉的，在押人员的心理他也是一清二楚的，所以写起来特别自然。比如小说中写到郭子雄在戴呈被提走后安抚其他同室人员时所说的话：说完这些，郭子雄仍觉得自己的话意犹未尽，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于是又补充道：“哦，对了，过几天上级部门要来检查工作，我觉得我们监室的卫生明显不如从前。1号，你组织大家搞一下卫生，分个工，墙面、地面、厕所的清洁落实到每个人;5号，你当过兵，知道被子怎么叠得好，你带几个人负责被子以及洗漱用具的摆放，我下午过来检查。”
而且他和郭子雄一样喜欢书、女人和茶。我虽然没有和胡师一起上过班，但从平时和他的交往了解不难发现他是个具有菩萨心肠又有原则的人，他可以为自己的学生花费一个多月时间去研读其作品，写其人物印象，尽管非亲非故。所以也不难理解，他能凭借丰富的生活体验塑造出好管教郭子雄的小说形象，并提出许多有关人性化执法的思考。作家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作品的光辉相互映照，对读者来说是种享受。
悲悯情怀是作家高贵品质的体现，也是作品文学价值的体现。俄罗斯文学之所以被称为“世界文学史上的阳光”，就是因为俄罗斯文学从19世纪以来始终表现了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充分体现强大的道德教化功能，列夫.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复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02
二是作品体现作者对死刑制度的大胆质疑。小说标题《最后的枪声》意味着用枪决方式执行死刑制度的终结，也意味着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经济犯不必被判死刑。中国法律往更完善的方向发展。众所周知，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包括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在内的等十三项经济性非暴力犯罪死刑。
这篇小说在2011年春天动稿，确切地来说是作者当时还不知道法律制度的改革，以法学文人的先知先觉提出质疑。“郭子雄对现行的刑法死刑的失之过宽一直有着自己的看法，他一直认为：除了暴力犯罪一切刑罚都不应该有死刑，哪怕是以“国家利益”名义的。生命无价，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比生命更宝贵的?“郭子雄一直认为戴呈虽然因需开增值税发票给国家人民的财产带来重大损失，但罪不该死，而且罪犯也不是天生的，有许多后天的因素，他们也需要被当作平等的个体来看待。
另外小说对枪决这个血腥的施刑方式也表示强烈的谴责。“两名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把戴呈装进白色的裹尸袋，拖向早已等在那里的手术车……郭子雄的胃一阵紧缩，终于止不住呕吐起来。”作者对死刑犯遗体捐献问题也是提出自己的困惑。他觉得游说死刑犯捐器官的医务人员就像吃死人肉的老鸹一样让人生厌。捐献必须由犯人自愿，体现生命的尊严。死刑制度一直是敏感的“禁区”，胡师能够有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大胆地站出来质疑，这种勇气无疑是可贵的。让我想起一句话：“正义从来不会缺席，只是有时会迟到。”所以这篇小说具备现实感和历史感，这也是好小说的标准。
小说除了在题材上具有创新，在语言的描写也是可圈可点。语言是决定纯文学的门槛。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处细节描写。郭子雄刚拿了布包，只听“咣当”一声，脚镣沉沉地撞击地面，紧接着“噼啪”两声，戴呈伸开双掌，跪倒在地，可能是铁镣的羁绊，戴呈使劲踢腾小腿，使跪姿平衡。之后直起上身对郭子雄说：“两年多了，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今生无以回报，请让我向你磕三个头。”说完，身子前倾，只听“咚”地一声，前额重重地叩到地面。此细节把重刑犯戴呈知恩图报、重情义的性格刻划得真实。小说中这样的细节有好几处，留待读者细细体会。
另外小说多次提到两个穿红衣服的小姑娘，特别在戴呈被处决前又提到，“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孩，神情专注地举着一枚美丽无比的雪花，背景是稻城仙乃日雪山，脚下是草原和溪流。好美的情景、好纯真的女孩哦!”胡师运用反衬的手法，写出生命之纯真美好和死亡的黑暗恐惧，警示人们要善待生命，好好地生活。
阿根廷作家、诗人博尔赫斯说过：“过去是我们的财富。这是我们唯一拥有的东西，它们可以由我们来支配。我们可以改变它、我们可以把那些历史人物想像成别的样子，合成过去的不仅仅是具体发生的事件，而且还有梦境。”作家胡泊根据过去的生活经验开出响亮的一枪，作为读者和创作者的我们又该做些什么。
作者简介：王海燕，笔名清明雨，牧星，籍贯绍兴嵊州，现在宁波定居。浙大法律硕士，全国公安网络作家学会会员，浙江省作协会员、宁波市作协法制文学创委会与作家著作权保障委员会副主任，宁波市公安作协秘书长，宁波市海曙区作协副秘书长，鲁院浙江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鲁院全国网络作家第八期培训班学员。已出版散文集《快意江湖》、旅行笔记《葡萄架下的相约》、诗集《甬江边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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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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