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叔阳：侦探小说拉杂谈

　　小时候，常常背着长辈和老师，偷偷地读些“杂书”。《水浒》、《石头记》、《封神榜》、《东周列国》，以及《镜花缘》、《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等均被大人们列为禁读之书，而我却常常突破禁区，看得入迷。想起来，当时最吸引我的两本书，一是《聊斋》，一是《施公案》;印象最恶劣的是《野叟曝言》。读《聊斋》，又怕又爱，越怕越想读，想起那些女鬼女狐，真想亲眼瞧瞧，又怕被吸了血去。那种心境，至今再也没有过，不知是现在的书比不上《聊斋》，还是我的心麻木了。一定是因为我不行了，因为新人总是超过前人的嘛。看《施公案》，上瘾，却不怕。长大了，才知道那是个外国人写的中国故事，非常之佩服。由于喜欢《施公案》，接连就读了些公案书、探案书，由《刘公案》到《大侦探陈查礼》。说实话，都赶不上《施公案》。机智不足，架子不小，连幽默都差点成色。我怀疑《刘公案》是做官或做过官或想做官的人写的，而《陈查礼》则是小报文人之作。上海滩上的殖民风味儿十足。这自然是今天的回忆，小时候没这个认识，只觉得干涩，不吸引人。后来，读《福尔摩斯探案》，再次着迷，而且废寝忘食，有次竟携到教室偷看，被老师查获，几遭没收，百般申诉，蔼切陈情，老师才发还，但责令再有此等情事一定严惩不贷，这才惶惶然，同福尔摩斯先生告别。谁知，自己也当了写作者之后，又重读《福尔摩斯》，老故事依旧使我入迷，并且又让我连带读了许多克里斯蒂的作品，以至于“病人膏肓”，连现在一切破案、逮人的文字都爱看。电视上只要有判决各类罪犯的新闻，家人必高呼：“快来看，逮人的!”除了球赛，大约这种节目与书籍是我的第二兴奋点。越老越变得像孩子。

　　由此看来，侦探小说，或者为现在的叫法“法治文学”是成人们的“儿童读物”，与“武侠小说”同等重要，同具魅力。自然，这是指高水平的侦探小说与武侠小说。

　　进入影界之后，又读了不少推理小说，还曾经写过一个话剧《灵魂的审判》登在《啄木鸟》上，中央戏剧学院表82班的学生曾经公演，其中一位还成了今日的大明星，与我在同一家电影厂共事。

　　但我至今不敢尝试写侦探小说或推理小说，因为我知道自己不具备起码的侦破知识，也缺乏缜密的逻辑思维，若真推理起来，一定破绽百出。

　　所以，我以为侦探、推理小说，作者一定要有不同寻常的机智和缜密的思维，必要的科技与法律知识，在今天，描写高智能犯罪，那就一定得通晓电脑，而我，是电脑盲。

　　我的笨方法是，按照一般小说或戏剧的方法写作，重点在于人物个性、心态和心路历程的描写。破案之类，统统放在后面。活动在前部的人物，依旧是活生生的人，自杀或他杀等等只是故事的情节之一，不管是核心情节还是旁枝末节。这样，我就可以从不熟悉的地方走出来，去写我熟悉的社会生活和人物。我以为这也算是“法治文学”的一个旁支吧。这是因为我认为“法治文学”既然是文学，就离不开写人写社会，而不必斤斤于破案、犯罪的全过程。当然，这也是因为我对那些是外行。偷懒和绕开难点，或者谓之“藏拙”。熟悉侦破业务的写家自然不必效法，而细致的侦破与推理也确乎能紧紧抓住读者的心。

　　我读过修来荣和何家弘的小说，也读过张策的《无悔追踪》，觉得这三位，老中青，都具备侦探小说、推理小说或法治文学大家的潜质，倘要非得挑些毛病的话，就是觉得写得太凝重，缺乏点轻松的魅力。满肚子都是公安战士的伟业和复杂的斗争、严谨的推理，缺少平民百姓五光十色的生活和轻松机智的幽默，读起来颇觉沉重。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之一，是即使在叙述极为悲惨壮烈的故事时，也包含了作者对自己营造的凄婉的惨烈的美的陶然。作者虽然不必直面读者陈述(话本则常常以说书人的身份直接出来对事件、人物加以评述)，但文字中总含蕴着作者的哲思或是非观、美学观。因此，即令是恐怖、悲惨，也在这氛围中幽默地闪现出某种荡气回肠的韵味。倘一路直面地描述壮烈、残酷的事件或动作，则缺少令读者回味的地方，也让作品过于发紧，不得舒展。我以为，侦探、推理文学也应当“拿得起，放得下”。让人读来不知不觉而终篇。作者应当让读者被自己的故事抓住，但千万不要自己让自己的故事抓死而放不开手脚。坏了，笔一滑写到了对老少爷们儿劳绩的评论，而这又非我所长，只好请三位同行宽宥。

　　侦探小说，从结构上说，是作者铺设案件之谜和解破谜底的过程，尽可以施展“引人入歧”“跌宕闪展”“层层包围”“网状结构”等等各种方法，不必咬住谜底不放使些笨力气的。清代的文人毛声山在评论《西厢记》时，说过一段话：才子之为文也，一眼便觑定紧要处，却并不一口噙住，而于紧要处上下四方极尽闪展之能事，务使观者目光霍霍然也。这可以算作一段精彩的文库做法理论阅述。侦探小说其实最应当也最容易做到这一点，因为有案情在那儿摆着，读者急于知道谜底，高明的作者完全可以引着读者在谜底的上下四方闪展移挪，让读者“目光霍霍然也”。

　　侦探小说也有推广普及科技知识的作用，特别是高科技引入犯罪和侦破领域的今天，普及科技知识是必然的事情。何家弘教授的推理小说，以他丰厚扎实的法学知识和高科技知识向读者施教，呈现出学者小说的韵味，是应当肯定的。据说，克里斯蒂就是位毒药专家，在她的作品中有许多制毒解毒的知识。但这些不应当淹没了对人物个性的描写，对人物命运的阐述及剖析。侦探小说有普及知识的作用却并不是科普读物，它不同于以一个故事为线索而介绍科技知识的科普小说。因此，它对科技知识的介绍是点到即止，而不能详尽无遗。作者不要为自己的所长束缚住，陷进科技知识的泥淖脱不出手来。

　　如今，侦探小说虽有广大的读者市场，处于卖方的地位，但却在文坛不被重视，不被看好。这有陈年的成见也有当前侦探小说水平所致的原因，侦探小说非人人皆可为之的文学样式。在小说中写进杀人作案是可以的，也是常见的。但案情侦破的过程却不是无论哪一位文学高手或低手都能写得出来的。因此，当今侦探小说的作者大可不必自惭形秽，让文坛上专门撇嘴的人吓倒。撇嘴者或许是因为自己嘴巴生得不美，只能永久地撇着，或者心地不宽生就了向一切自己干不了事情撇嘴的毛病。侦探小说的作者在目前的中国绝大多数是公安战线的斗士、法学领域的专家，还有便是曾广泛涉猎过中外侦探小说的学有所长者。对于那些撇嘴的门外汉来说，优势大大的，何必心怯?所欠者无非文字的功夫。而这些绝非不可升华者，假以时日，悉心练习，互相切磋，领时代之风骚的侦探小说必将诞生。那时候，让世界文坛侧目的中国小说，或许是不人当今撇嘴者法眼的侦探小说。正如日本的社会推理小说为日本文学挣来一分荣耀一样，它站在日本小说的排头，不是没有道理的。

　　总之，法治文学(或者就说“侦探小说”吧)是今日之必需，是文学之必需，而且可以出巨匠，出名著，前景是灿烂的。谁也没资格小瞧了它和它的创造者。

　　拉拉杂杂，就此停住。
 

　　作者简介：苏叔阳(1938年—2019年)是当代剧作家、作家、文学家、诗人，他的作品多次获得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华表奖、文华奖、金鸡奖及全国作协短篇小说奖、散文奖等，生前一直担任《啄木鸟》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