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作秀唐太宗
若论文治武功，李世民潜心军事、政治、经济、尤其是用人之道，炼就的人格魅力个人水平出类拔萃，从其麾下聚集的一大批名臣武将的阵容就不难看出这一点;若讲雄才大略，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上，曾经存活过的大大小小400 多个皇帝中，唐太宗绝对不输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包括号称“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以至于以近乎完美的“一代明君”形象和一代盛世“贞观之治”而彪炳史册。
李世民执政的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内政合理而兴旺，农业上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国强民富;文化上大力奖励学术，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严格推行科举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使这以一公开公平选拔官吏的制度既囊尽天下英才为我所用，又使社会平民有了合理的上升渠道。外事拓展而发达，在长安设国子监，让四夷君长派遣弟子来留学;迎八方诸国遣使来朝贡、学习、交流，又屡次对外用兵经略四方，降东突厥、征高丽、平回纥，使国之威名远扬，以至被西北诸国尊其为“天可汗”，也就是当时的国际盟主。
太宗皇帝在历史上的形象是如此的完美，以至于他发动“玄武门兵变”射杀其兄李建成杀死其弟李元吉，篡太子位，逼其父唐高祖李渊禅让，这一系列有违封建道统的“硬伤”，尤其是血腥的夺权方式绕是绕不开的，否则既说不清楚他皇位的来源，又怕被后人无限夸大被演义被丑化，于是，煞费苦心千方百计地予以“美化”或者“弱化”，花费了不少功夫试图拿出圆满一些的解释。先制造出建国之初立下的汗马功劳，又被高祖轻诺忽悠不得不委曲求全的憋屈，后又粉饰屡遭李建成、李元吉嫉妒、构陷、暗算欲置之于死地而不得不以兵变抗争，迫不得已射杀兄弟，乃至篡位夺权的史实。让人读了，感觉情有可原甚至同情有加，至于那些传位嫡长制、前任君主指定传位等诸多维系封建道统的规矩此刻已被义愤，被他所受的不公正的境遇和他所具有的才情充斥，似乎理当被视为情理之中。
成王败寇，恒古不变，历史总是胜利者写的，而古代政治斗争的胜利者往往在对自己不光彩的历史或毁灭或篡改的同时，不忘贴上层层金粉以掩饰其劣迹。李世民是否篡改过历史，没查到确切的文字，但他晚年曾多次提出要看自己的“起居注”，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兼记“起居注”的谏议大夫褚遂良实在拗不过他，只好把“起居注”删为“实录”给他看。这事倒是史上有载。还有一个史家公认的时间刻度，唐以前，史书多由私家编纂，唐王朝却开了一个不好的头，此后多由政权组织“修史”，堂皇倒是堂皇了，“正名”倒是“名正”了，而史实记载的详略、取舍、篡改、毁灭甚至颠倒黑白的记录或评价任由权柄掌握者定夺，而且可以借助的理由诸如历史由胜利者书写，胜利者不受谴责，现实中的话语权同样体现在历史里，等等，冠冕堂皇了，言之不惧了，只是史料失去了客观，没有了公正，如此“信实”不信也得信，再进一步讲，“一家之言”也失去了“查漏补缺”和“相互印证”的可能，就很难说是真实的历史了。
阅读有限的史载文字，运用有限的想象力一番勾勒，唐太宗一代“明君”的圣明形象和一代盛世“贞观之治”国强民富的图景便在脑子里立体展现，辉煌得有些耀眼，完美得几乎无暇，但愈是如此愈是引发心中的疑窦。我们不妨“截取”几个画面“链接”起来考证一下，看看能说明什么?
先看他王权的来源，箭射兄长李建成，杀死亲弟李元吉，经“玄武门兵变”篡太子位，紧接着又威逼其父李渊禅让，皇位倒是坐上了，可这两个“硬伤”既有违背人理伦常又悖离封建道统，尤其是血腥的夺权方式“这一笔”怎么也绕不开，成为了太宗皇帝一生的“痛”。于是，他煞费苦心地予以“美化”或者“弱化”，试图拿出圆满一些的解释。先制造出建国之初立下的汗马功劳，又被高祖轻诺忽悠不及太子位，不得不委曲求全的憋屈，后又粉饰屡遭李建成、李元吉嫉妒、构陷、暗算欲置之于死地而不得不以兵变抗争，迫不得已射杀兄弟，乃至篡位夺权的事实。让人读了，感觉情有可原甚至同情有加，至于那些传位嫡长制、前任君主指定传位等诸多维系封建道统的规矩似乎被拋之脑后。
也许正因为这个“痛”点，成就了李世民愿为“明君”想有“口碑”享居“英名”的动力，殚精竭虑，以诸多的壮举、出口成章的金句、饶有滋味的典故“掩饰”或者“清洁”他上位的“路子”。现代美国有一个叫蓝斯登的管理学家总结了这样一个原则：“在你往上爬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梯子的整洁，否则你下来时会滑到。”李世民倒一直想把“梯子”打扫干净，还得维持“体面”，因而终其执政的23年，不仅没滑到，不仅成功谢幕，还在青史巅峰留下美名，传诸万世。
“贞观之治”政治上最大的亮点就是权力至高无上的太宗皇帝绝不一意孤行，而是善于纳谏，从谏如流，致使执政期间君臣团结，政通人和，而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他与魏征、谏与纳谏的互动关系上，最集中的文字记载就在一部《贞观政要》中。唐太宗光辉形象及“贞观之治”的盛世光景皆源于史册，在不同的记录唐太宗言行树正面形象的史籍中，《贞观政要》当居首功。一部《贞观政要》记人记事记文记言，共10卷40篇，就一个中心思想，不遗余力地全方位地围绕太宗皇帝的文韬武略而歌功颂德。作者吴兢系史学家，武周时入史馆修国史三十年，以“直笔”书写历史事实著称，编修史籍和著作多卷，留存至今仅这一部《贞观政要》，因而多为史家置信。
唐太宗真的喜欢魏征吗?放下面子，忍受魏征广庭大众之上的犯颜直谏，是真的;多次虚心纳谏，改过从新，是真的;承诺魏征“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是真的;魏征临死，许诺将公主下嫁魏家，并亲自为他撰题碑文，都是真实的，这里面不是充溢着对他的喜爱，还能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皇上另一面的几则记事。一天，唐太宗正玩弄一只名贵的鸟，有人报告魏征来了，便急忙把鸟藏进衣服里，待与他谈完话走后，拿出鸟一看，可爱的玩物已死得硬邦邦地了。不知此时的皇上心情是否愤懑?不得而知。一次，唐太宗罢朝回到后宫，愤愤而语，非得杀了这个乡巴佬不可。长孙皇后好言相劝，说，我听说主明臣直，魏征的正直说明您的英明啊。唐太宗才转怒为笑。魏征死后半年，有人离间，唐太宗听信谗言，一怒之下解除了公主下嫁的婚约，还推倒了他亲笔题写的墓碑。据统计，魏征与他谏与纳谏二百余次，如果他真是从谏如流虚心改过，有必要“互动”这么多次?有限的文字记载，两个相悖的方面的言行都是真实的，那么结论该怎么下?很难判定他是否真的喜欢魏征，是否真心从谏如流，那一番震古烁今的“镜鉴论”是否真正发自内心深处。那么，我们就只能把他背后的一面认为真实，把他正面的“真实”视为作秀。而面对魏征作秀，不仅仅是掩“痛点”树形象，还有一层不得不为的深层次的因素，就是在他一统天下的体制内，除了他的嫡系部队，还有他曾经的对手李建成、李元吉的部下，还有唐高祖李渊留下的势力，而魏征作为李建成的死党，曾建议李建成对他痛下杀手，因而对他表现出喜欢，甚至是“溺爱”，表现的是对另外几种势力的笼络。
至于那几段尤为著名的金句名言或德政佳话，既见诸史册又在民间广为流传，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都是精心策划后拿上台面的产物，换句话说，更是成功的作秀成果。他视察科举考场，见诸多士子出入，不经意叹出一句“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的话，个中意味之深，令千百年来不少的帝王体悟再三而津津乐道。诤臣魏征死了，在极备哀荣的祭悼仪式上，他动情讲出的三句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即千古流传的“镜鉴论”，必定是他深思熟虑所言。他常常挂在嘴边的施政纲要“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不仅如是说了也照此做了。一次偶然机会，他发现中郎将常何一个粗通文墨的武人居然提出了切中时弊的高见，判定他背后有高人，结果慧眼识中常家的一名食客马周，立马委以重任。贞观年间，王朝高层决策以用人以各取所长的“房(玄龄)谋杜(如晦)断”结构，相得益彰，传为佳话。公元628年，他清除宫女3000余，令之“任求伉俪”。公元633年，下令放390名死囚回家，命他们秋后回狱就死，到期皆回，因而全部赦免。两件彪炳史册的德政，赫赫然何其光耀，连大诗人白居易也赋诗颂扬：“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凡此种种，一个仁德、英明、伟大的君主形象，闪烁史册，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武功鼎盛的太平盛世，光耀后世，迄今海外华人仍自称“唐人”，其聚居地称为“唐人街”，不能不说是大唐盛世绵延千年的影子。这一切台前的精心表演，无一不是唐太宗幕后的精心策划的结果。
作秀也好，表演也罢，要有观众的欣赏、迎逢、契合，方能获得圆满成功。硕大的历史舞台上，聚焦中心的帝王演义能够历千百年而经久不衰而愈发光彩，面对的是一代又一代什么样的观众啊?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里把一部文明史分为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由此可见，这些观众无非就一批又一批奴隶而已，在长期欺凌、压迫、压抑过程中，不仅没能萌生“人”的思想，只能是忍受，只能是崇拜，倘若遇上“明君”再有一点与民宽松的“仁政”，那可是千年修来的福分，当朝千恩万谢不说，怎不万民传扬，万古传诵。李世民就是深谙此道的帝王中的佼佼者。
表演是伪造真相，作秀是给真实抹一层厚厚的光彩的粉，但是不是都能把瑕疵或者作假的痕迹遮掩得如天衣无缝呢?答案是未必见得。史载，弟李元吉的妻子齐王妃杨珪媚曾是红遍京城的歌舞伎，通晓诗文，能歌善舞。李世民见了也不无心动，其弟在世时，便与之勾搭成婚外恋，“玄武门兵变”杀死李元吉，按旧制，已成寡妇的齐王妃应当收入宫中，但秦王李世民将其纳入侧妃，整日歌舞饮宴，不亦乐乎。贞观十年，杨珪媚为唐太宗生下一子，唐太宗将其立为贵妃，大兴土木专门为她母子建造豪华宫殿，一度脑热还将废黜长孙皇后和太子，改立其母子继位，遭到以魏征为首的众臣执意阻止，方才作罢。为博美人一笑，唐太宗不惜打破勤俭治国的原则，大肆搜罗天下的奇珍异宝供其享乐，自己也曾不思朝政，不顾众臣直谏，躲进后宫过骄奢淫逸的生活。这些都见诸史籍，可见使用篡改、涂抹、用心编遣文字的手段仍不能将历史的真实湮没。
纵观唐太宗的一生当以“玄武门兵变”为界，之前的所作所为除了假意推却上太子位之外，其他的可以说是真实可据的。公元617年，隋炀帝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李世民说服其父在太原起兵，至公元618年在长安称帝，建大唐王朝，这其间他为李家王朝四处征战，血洒疆场，立下汗马功劳。之后，为着掩饰“痛点”坐稳帝位，明面上励精图治，虚心纳谏，选贤任能，采取了一系列的开明措施，但其展示的光辉形象背后，无一不含有处心积虑沽名钓誉的“作秀”痕迹，至少以他的权力没有将这些痕迹磨砂干净或者遮盖完备。
事实上，任何表象完美的东西都值得质疑，任何矫揉造作或者沽名钓誉的言行都含作秀成分，不用再深度挖掘再延展比较，史上与秦皇、汉武、宋祖“齐名”的唐太宗皇帝是否好大喜功，在多大程度是作秀，由不得不引人深思，从中思辨出点什么来。
确实滑稽的是，历史人物及其言行、经验、教训，都不值得注意，更没有人予以必要的重视。否则，这块土地上不会老是出现惊人相似的人和事。
作者简介：宋庆华，现就职于重庆市公安局。出版有作品集《江河作证》。2013年开始文学创作，小说《刑警的后脑勺》、《蓝色阳光》、《天衣无缝》，散文《韶华难逝》、《灵魂拷问》、《整理人生》，随笔《巨富及其以后》、《周庄游记》、《何不直抒胸臆写情怀》等计百余万字文学作品刊发于各级各类报刊及网站。其中，小说《绝对意外》入选“2014年度中国公安文学精选(中篇小说卷)”，散文《韶华难逝》入选“2016年度中国公安文学精选(散文诗歌卷)”，短篇小说《手铐》入选“2017年度中国公安文学精选(短篇小说卷)和《中国公安文学精品文库(1949—2019)》。出版有长篇小说《绝对意外》、中短篇小说集《绝对现场》和作品集《绝对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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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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