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璟瑜：用平易的语言塑造平凡的英雄
——李迪公安题材作品中的语言艺术
近十年来，李迪在公安文学领域刮起一阵旋风，自2009年开始釆写长篇报告文学《丹东看守所的故事》以来，他几乎一直奔波在公安一线采访创作，推出的作品就像一串鞭炮，写一个，炸一个，从《铁军亲人——无锡警察故事》《社区民警是怎样炼成的》到《警官王快乐》《徐州刑警》《英雄时代——深圳警察故事》，他十年写了七部书，把整个公安文学圈炸得劈里啪啦，全国上下都能听到李迪讲的警察故事。
水到渠成，2016年，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所确定的120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中，就有李迪的文集《听李迪讲中国警察故事》。
李迪讲的警察故事之所以每一个都能叫响，离不开作家在两个方面下的深功夫，一个是采访，另一个是语言。如果说扎实的一线采访聚集的是爆竹中的炸药的话，那么李迪极富特色的语言就是点燃它们的引线——诙谐、幽默、夸张、口语化——让他的作品极具辨识度。
李迪与作家汪曾祺有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在李迪家的客厅里，悬挂着汪老的一幅题字：“有镜藏眼，无地容鼻”。这是二人1991年在云南参加笔会时，汪曾祺看到李迪的皮肤被紫外线晒得黝黑，唯有墨镜遮住的眼睛一周是白色，与他开的玩笑。李迪之所以将这八个字悬挂在家中，可见他对生动的、充满活力的语言的高度欣赏，这也是他对创作语言的要求。
汪曾祺极为重视文学的语言，他认为: 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一种工具，语言本身就具有内容性。汪曾祺追求质朴无华却高度准确的表达，从民间语言中汲取自由活力，将对话和人物结合得浑然天成，于漫不经心中，将人物的语言写活。而李迪对于文学语言的审美追求，与汪曾祺是高度一致的，只是在具体的语言运用上有着自己独特的气质。
善用短句，强烈的戏剧化冲突
李迪善用短句，有时一句一行，有问有答，就像在看一出戏，锣鼓一响，人物粉墨登场，故事极具节奏感，牵着读者，眼神不飞，思绪不散。比如写深圳警察姚一元故事的《黑猫警长》：
相见，落座。还没说话，他就从包里掏出一个大本，像老农拿出自家园里摘的果，眯起两眼看我。
潜台词还用说吗，脆，甜!没打药!
我一抬眼，立马被吸，哎哟喂， 封面大字赫然——《伏击队抓获嫌疑人情况登记表》。
伏击队?!
对，伏击队。
李迪讲故事，会上来就用寥寥数语抓住人的眼球，就像戏曲开场的锣鼓响。李迪对文章开头的重视，源于文学最早的启蒙。他曾多次在讲解文学创作时，提到他的文学启蒙来自于小学四年级的一堂语文课。他的语文老师张先生在课堂上给同学们念小说，第一篇，《晋阳秋》，开头第一句：“老柳树上吊着一个人。”这一句话，李迪记到现在。当有人向他请教创作方法时，他常会提到这句话。
“老柳树上吊着一个人”——好人坏人?死了没有?男的女的?谁吊的?干嘛吊?很多悬念就出来了。这种在语言中不断制造悬念的方式，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明显的李迪式的行文风格。在写“清网行动”的报告文学《你可知道，那草帽在何方》中，李迪的开头是：“当彩霞追来的时候，血案已经发生!”这与“老柳树上吊着一个人”异曲同工。
李迪写公安英雄人物，从不会按照时间顺序来全面讲述英雄的成长经历，照他的说法，那是写履历表。他更喜欢模糊时间、模糊地点、模糊概念，选取典型故事按照戏剧化的逻辑讲述，以此来调动读者的注意力和情绪。李迪善于在字里行间不断制造冲突、反差、悬念和意外，让他的作品中呈现出一种热闹非凡的气质，而这种气质与公安火热的战斗生活相得益彰。
新鲜口语，漫画式的夸张
李迪虽然年过七十，但他的语言更新得非常快，甚至和网络同步。他拒绝现成的词汇，拒绝好词的堆砌，坚持从民间话语中吸取强劲的生命力，用口语写作，这是李迪所持守的美学观念。《两妯娌》中，社区民警王快乐出场，李迪写道：
王快乐顿开茅塞。他也买来一个喇叭。没想到，刚出门，收破烂的就跟上来，哎，这片儿破烂我包啦!王快乐笑了，你没看见我穿警服吗?收破烂的说，你捡个警服穿上就是爷啦?有本事穿太空服，两脚不着地，你飞!王快乐说，那多费火箭啊!
这样的语言不仅鲜活，而且准确,符合收破烂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特征，也表现了王快乐这个社区民警的豁达。
汪曾祺说过，“一个作家的语言跟本人的气质是有很大关系的。”正如我们从汪曾祺散淡的文风中感受到的是一位有着达观淡泊心境、洞察事理的蔼然老者形象，透过李迪充满时代感、诙谐、夸张的语言，你似乎能听得见这位热情、乐观、睿智甚至带着点儿野性的“红衣少年”的爽朗笑声。李迪的语言永远是情感充沛的，就像他本人一样。他拒绝平淡，善于用漫画式的夸张把人物的特点放大。比如，他的形容词都极具画面感，“大嘴咧成瓢”“老刘的眉头拧成个包子”“刘霞的脸红成鸡冠”“登时吓成木乃伊”“王快乐嗓门直逼帕瓦罗蒂”。这种形象的比喻建立在他敏锐的观察力上，他像是头上戴着高灵敏度的监测雷达，人物身上隐藏的特点，在他那里都会滴滴报警，被他一网打尽。当他把这些“特点”抛了光端出来时，一个丰满的人物便跃然纸上。
李迪不仅善于发现特点，而且善于制造笑点。民间俗语、谐音打趣在他的文字中俯拾皆是。他写民警周五南的名字来源，说：“周家有九个孩子，他在男孩儿里排第五，父母就起了这个名字，南押男的音。周五南说，感恩父母啊，要叫周老五就坏了，叫着叫着，叫成周老虎，人家一听吓死了，还怎么做调解工作?” 一个名字，转个弯就和主人公社区民警的身份在一起拧出朵花。
语言其实是作者人格的一部分，体现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李迪曾用100篇1000字的故事塑造了一个社区民警，名叫王快乐。《警官王快乐》一书不仅荣获金盾文学奖，而且被拍成同名电视剧，即将播出。提起社区民警，人们以往的印象就是调解不完的矛盾纠纷，琐碎又不见功的工作，想起来就头大，没人会觉得快乐。可李迪偏偏就看到了乐，写出了乐，这其实就是李迪看待生活的眼光——矛盾纠纷中是被放大的人性，可笑;悲欢离合中是被浓缩的人生， 乐观。
笑中带泪，用浪漫盛住悲伤
李迪的文学语言是明亮的、是火热的，但是警察的工作大多数时候是要直面罪恶的，甚至很多时候罪恶得到惩治，人生的悲剧却无法挽回。面对这些，李迪总是用一种特有的浪漫将其盛住，让悲剧显得不那么残忍，让悲伤显得不那么冰冷。
在报告文学《你可知道，那草帽在何方》中，妹妹彩娟在一场家庭纠纷中失手杀死了四叔的老婆，姐姐彩霞拉着妹妹逃跑，妹妹顺手抓起一顶草帽，这草帽，正是当年四娘买给彩娟的。李迪用电影《人证》的主题曲《草帽歌》将故事穿起，“妈妈，那顶 草帽，它在何方，你可知道。就像你的心失去了，我再也得不到……”歌曲在整个追逃的过程中数次响起，将 彩娟的悔恨，将警察的恻隐之心都托了起来，让读者看到，在法律无情的界限外，是人性的温度。尽管这是一曲悲歌，但读者的灵魂在这一曲悲歌中得到了涤荡、升华。
《街边花店》中，李迪写下了一段吸毒人员的凄婉爱情故事。社区警察殷孝慈抓获吸毒人员常胜，送往戒毒所强制戒毒前的例行检查中，殷警官得知常胜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时日无多。而在跟常胜的聊天中，殷警官意外发现，蹲过十年大狱，吸过毒且重病缠身的常胜，竟然交上了个女朋友。这是个苦命的女人，从小被拐，逃出后被一个老奶奶收养，奶奶死后，她到处打工养活自己。一次在她被流氓纠缠时，常胜出手相救，两人便在一起了，常胜为女人开了个花 店，女人给常胜生了个孩子。结尾处，李迪用一场殷警官的噩梦将故事 推向高潮。梦中，殷警官梦到常胜身故，逼真的场景让读者掉下眼泪，然而，梦醒，一切安好，读者的心又暂时得到安慰。这是李迪的浪漫，他看透了生活是一场悲剧，却在无尽的黑夜里，为读者留一盏温暖的灯，让希望不灭。
李迪笔下的警察故事，从不是用犯罪分子绝对的恶来衬托警察对正义的执守。在他的笔下，警察和罪犯都被撕下标签，人性闪烁着其自有的光芒。这是李迪文学观，亦是他的英雄观——没有天生伟大的英雄，只有默默付出的凡人。
英雄无畏的背后，是善，更是爱。
本文作者系《啄木鸟》杂志编辑，图为作者在《啄木鸟》创刊三十周年大会上与李迪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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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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