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原：报告文学叙事三题
一、叙事之于报告文学
从报告文学文体内存的基本要素看，我们可见这是一种再现性的叙事文学样式。叙事，无疑是其文本组构的主要方式。茅盾有一段颇为经典化的表述：“‘报告’的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事件立即报告给读者。题材既是发生的某一事件，所以‘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 “它跟报章新闻不同，因为它必须充分的形象化。必须将事件发生的环境和人物活生生地描写着，读者便就同亲身经验……”“好的‘报告’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气氛的渲染等等。”(《关于“报告文学”》)茅盾的表述实际上已言及报告文学的叙事，只是他没有展开细说，而其大意则蕴含在“好的‘报告’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这一判断语句中。言及报告文学，我们过往似乎已习惯于它与小说的分道扬镳，很少看到它们之间存在的殊途同归的可能。有一点大约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报告文学和小说，就其文本的基本构成看都属于叙事文学类型，只是两者的叙事生成殊异。这已是常识。一方面，我们强调报告文学的非虚构特性，所以需要旗帜鲜明地拒绝小说的虚构写作手法;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尊重叙事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所以需要光明正大地借取小说等文体的文学生成艺术。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叙事艺术。当然，这里所说的叙事艺术并不完全小说化，而是具有报告文学自身的特点和一些规定性。
如果说在新闻性、政论性主导报告文学创作的时期，谈报告文学的叙事问题可能有些不合时宜，那么，在今天全媒体传播语境中言说这一话题可谓正当其时。新闻化的报告文学，其新闻叙事强调典型性，叙述较多概括、凝练，并不讲究叙事的审美性;信息化的报告文学，主要是指新时期陈祖芬、尹卫星等作家，主张报告文学应突破原有的小格局建制，通过“集纳式”“卡片式”结构，增大作品的信息容量，基本忽视了作品的叙事性生成。但行进至21世纪，新时代新的传媒语境，新的读者新的阅读期待，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报告文学已有的范式。非虚构的盛势而出，其实是对范式化报告文学的不满和挑战。在全媒体时代，在新闻性已大为弱化的写作情势中，报告文学作家正视不满背后的缺失存在，从挑战中寻得报告文学文体转型的多种可能，在非虚构性恪守和非虚构审美建构的有机融合中，激扬这一文体的活力，其中的优秀作品，达成了报告文学独特的比较优势，即既具有小说类创作的艺术品相和审美要素，更有小说类创作所没有的非虚构特性及其伴生的独特价值，由此在当代新的文学大图中鲜明地凸显出它的重要位置和绚丽光彩。
由新闻性而至非虚构的故事性，在我看来，是报告文学文体的一个重要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全媒体语境的催化而成，更重要的则是生活的一种赋予。“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种种故事简直比我们的虚构还要精彩。生活中尤其是目前，在贫与富之间，在权与钱之间，在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在利益最大化和道德良知之间，形成无数的故事，所以说，不是缺少故事，还是缺少发现。一个纪实作家要有这个本领，就是能在生活中发现故事的含量，故事的意义”。(赵瑜《纪实创作真谈录》)赵瑜所言，反映的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提示了报告文学价值之所在。现时代恰逢历史上少有的巨大变局，人类生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复杂，充满着跃动变异，其间不乏精彩的故事和传奇，这些巨大的存在并非是人类通常的虚构想象所能企及。而这正是报告文学作家取之不竭的写作富矿。
故事性是人类的生命本能之一。“很难想象叙事不是我们本能的一部分。” “我们视自己的生活为一种叙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他人的叙事如此着迷。”(杰克·哈特：《叙事性非虚构文学写作指南》)经验告诉我们，喜欢听故事是我们的一种天性，童年记忆里最为幸福的时光可能就有听妈妈讲述故事，在简单而有趣味的故事讲述中，在妈妈的怀里酣然而眠。人类生命中这种神奇的遗传密码，在某种程度上命定了叙事成为审美召唤力的一种要素。可以说，注重叙事，讲究叙事艺术，是报告文学对读者生命本能的一种满足，是对基于生命自在的审美奥秘的一种尊重。同时，也是报告文学提升文学性品质最为基础，也最为重要而行之有效的路径。我们可以看到的事实是，21世纪以来优秀的报告文学，大多是讲述了“好故事”(具有现实的或历史的社会价值，或是深蕴独特而普遍的人性价值)和“讲述好”(尊重非虚构叙事艺术生成规律，注重作品的叙事结构和人物形象凸显)了故事的作品。《中国作家·纪实》近年刊出的何建明《山神》、李发锁《围困长春》、徐剑《大国重器》、纪红建《乡村国是》、陈果《勇闯法兰西》等就是一些大致讲述好了中国好故事的值得关注的作品。
二、故事性选题的探寻
我们当然不能绝对地说，报告文学的选题决定了它的写作价值;但可以肯定的是，选题在其写作的流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前置性意义。
如同开掘矿产，须得先探明矿藏的储量及其品质，如果所藏很少，品质也不高，那么就不值得劳心费力开采。报告文学的写作也有近似的原理。生活中的种种存在，并不都需要报告文学作家去关注和书写，只有那些具有重要的认知价值的人物、事件、现象等，具有深刻的时代内容和人性含量的题材，才值得我们体认和报告。不仅如此，报告文学写作的选题质量不只直接关涉作品的社会价值，而且还影响到作品的艺术建构。这是因为写实类作品的艺术性，在某种程度上先在或部分地先在于它的书写对象之中。不同于虚构性写作，报告文学之“文学”，由于其特殊的写作伦理的设限，在相当程度上存在于报告对象的“原型”之中。非虚构“原型”本身所蕴含的文学含量及其品质(客体自带的故事性、传奇性等)，直接影响到文本的文学性生成。从一定意义上说，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存在于非虚构写作对象的生活本真之中。这就是我们特别强调报告文学是行走者的文学的根本因由，没有扎实的采访、深入的体悟，不能走进写作对象的现场和人物的生活世界及其精神世界，就不可能发现日常中的传奇，寻常中的伟大，表象中的深蕴，也就不可能达成报告文学的写作，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和文学性也就无从实现。
报告文学是时代文体，因此，报告文学的故事性选题理所当然应当笔随时代，充分关注题材的时代性，讲述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历史价值的中国故事，为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存活曾经的传奇。何建明的《浦东史诗》取事浦东开发开放，以史诗之笔绘写上海和中国创造的史诗。作者从浦东靓丽辉煌的地标性建筑背后，挖掘正在渐行渐远的精彩人与事。大事件串联小故事，社会史中嵌入个人生活记忆，在浑厚的叙事中，让读者感受到浦东奇幻变化中的上海奇迹、中国精神和人类力量。徐剑的《大国重器》，大字当头，主题见重，精彩书写了中国导弹事业艰难而辉煌的发展历史，“重器”既是实指导弹兵器，更意指操器卫国的中国导弹人。导弹人可歌可泣的奋斗故事，构成了文本叙事之基本。在真实、典型而又具有技巧的叙述中，英雄的精神和伟岸的形象卓然挺立，让读者获得深度的心灵洗礼。李鸣生的《敢为天下先》，由航天移师航展，一部“中国航展二十年”史，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史的重要侧影。梁广大们“无中生有”的敢创精神，开辟出了当代世界格局中一片辽远的中国时空。
这只是报告文学故事性选题中的重要一端。我们不能片面地理解报告文学写作的时代性，以为只需要如上的宏大叙事。事实上单边的宏大叙事，会导致报告文学书写的窄化。这种窄化不符合现实生活本身的逻辑，也是主张向生活开放、强调主体在场的非虚构文学倡导者和写作者诟病报告文学的重要原因。我们不能说所有非虚构作品都是报告文学，但其中的不少作品不管作者是否愿意自认，其实就是报告文学。由此也启示报告文学的写作可以也应当有个人性叙事，有底层普通人生活故事的言说。个人性叙事中有着行进中的大时代投影。陈果的《勇闯法兰西》正是这样的作品。这是一个个人极限运动的精彩故事，但在这样的故事中，正有着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社会进步映像。这两年湖北作家周芳深入特殊的场域，以自己身份转换所得的亲历亲验，写作出版了《在精神病院》《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和重症监护室，人的生命有着不一样的景象，其间发生的故事既有生命濒危者和异变者的独特形态，也有与之相关的五味杂陈的人性与人情，这种另异的书写关乎普世的生命主题。另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父亲的军装》也是一部很有叙事特质的作品，作者是徐静蕾父亲徐子建，写他的父亲徐成沄不一样的人生故事。103岁的徐成沄先是国民党的军医，后又参加共产党，获得抗战纪念勋章。家族故事、个人故事和民族故事浑然一体，个人视镜中透见波澜壮阔的大历史，丰富多质，读来别有意味。
现实和历史中从不缺乏富有意味的故事性，只是我们有时缺失一双发现它们的慧眼。
现实和历史中从不缺乏富有意味的故事性，只是我们有时缺失一双发现它们的慧眼。
三、 叙事意识和叙事能力
报告文学是非虚构的，注重反映客观真实的写作类型。但是，我们不能误以为由此可以放弃作为主体的作者在写作中应有的能动性。既谓文学，它必然是客体与主体交互作用的结果。报告文学自然也是这样。它不是对写作对象的机械复制，而应当是对非虚构存在的有机选择、提取和体现对象自在逻辑和主体意图的调度性呈现。面对相通的写作对象，报告文学作者的笔下有诸多表达可能，对象的客观性和文本表达的个人性融合，生成具有艺术意义的写实作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是我们认知作为文学的报告文学文体的基本逻辑。具有叙事意识自觉的报告文学作家，对所得的题材质料，在充分尊重非虚构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合乎逻辑的剪裁、调度、强化等处理，使文本更能体现出非虚构叙事的某些审美属性。所谓的叙事意识，其一是要明确报告文学的文本构成主要是叙事，事件、人物衍生出的故事是作品内存的主干。好的报告文学内中要有好的故事。其二作者对掌握的丰富芜杂的写作材料要作充分的内化，以使自己能够发现其中的叙事契机，由此建构更符合对象真实存在，也能体现作者自主性的具有审美意义的叙事模式。
“中国当代纪实文学在严格遵循事件真实性的同时，很需要有意识地向小说甚至戏剧做法倾斜，运用现代小说叙事的优良技巧，创造和使用精美语言，注重伏笔、悬念、结构等创造法，以增强文学性因素，提高作品的血肉生命含量。总之，我们必须学会书写好看的故事，从而把坚守真实的报告文学，变成经过艺术锤炼的文学报告。”(赵瑜《纪实创作真谈录》)这是赵瑜关于报告文学叙事的一段言说。这里他给出了文学的文学写作或增强报告文学文学性的有效途径，这一途径就是叙事。小说是典型的叙事文学样式，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叙事艺术手法。小说的一些叙事艺术，其实也不只是小说所独有的，它反映的是基于人的审美接受的一些基本规律。这些手法自然可以为报告文学作家借取。能否借取，一涉及报告文学作家是否具有叙事的意识，更重要的是否具备了相应的叙事能力。叙事意识和叙事能力，对于作为非虚构叙事文学方式的报告文学的写作是至关重要的。
赵瑜是报告文学作家中兼具叙事意识和叙事能力的卓异者。还是以赵瑜例说。《寻找巴金的黛莉》源起于业余“好点儿收藏”的作者，从古玩市场的偶然淘得。发现早年巴金给山西少女的七封信，令赵瑜“无法平静待之”，他以两年多时间“探索发现”，“故事波澜起伏，值得一记。”(《自序》)这里正说明了赵瑜对于这一故事所具有的独特价值的敏感，而其中的独特价值无疑是传奇化的故事和故事性。这就是报告文学作家赵瑜对故事的意识自觉。另一方面，我们从作品的写作中，可见作者对于非虚构叙事艺术娴熟运用。“寻找”是一种具有某种引人入胜功能的结构模式，这里的“寻找”一方面是作者寻找这一行为线索的写实，另一方面还是作品结构艺术的一种设计。这体现在对于七封信的具体叙事安排上，可见作者的经心和精心。这七封信可以放在开篇一起推出，也可以放在作品尾篇收结。赵瑜的处理张弛别异。作品起笔落在“巴金致黛莉第一封信”，这样的叙事自然迎合了读者的阅读期待。接着赵瑜“回过头来，谈谈这批书信的来历”，插入作者与古董商为了巴金信而展开的“智斗”。正当读者沉浸于他们表演情景之际，作者又断开这一叙事，补入第二封信的内容。如此往复，在续与断、收与放、主线叙说与关联穿插中，完成了关于信的叙事。这样的设置，调控了叙事的节奏，丰富了叙事的内容，有效地牵引了读者的阅读关注，显示了作者对于叙事艺术的讲究。
其实富有经验的报告文学作家都会用心用力于作品的叙事建构。何建明的《山神》在进入黄大发故事的主体叙事之前，先有一段不短的序篇《上天的路》，极写作者行走“天渠”的艰险。这样的开篇，其实是在为作品的后续叙事蓄势，以此衬托出人物行事的艰难和精神的伟大。黄传会的《大国行动——中国海军也门撤侨》，关注的是“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那部分”。“我采访的第一个对象是一位叫阿美的姑娘。也门撤侨前一周，她与闺蜜布蓝万里迢迢前往也门的索科特拉岛旅游。” 作品的首章“来自索科特拉岛的呼救”，叙说的就是两位游客在异国遇险的故事。大国行动由“小人物”的故事开启，整部作品结构的用心和主题的深意由此可见。一般来说，长篇作品的叙事注重整体性的设计，而短篇之制则讲究具体而微的精心。李春雷的《朋友》是一篇有些特殊的作品。且不说它的特殊，我们只看作品的结构就可知道其精致的艺术布局了。从“登门拜访”到视而不见的淡然，从深夜畅谈，知心意投，到病中真情感人至深，欲扬先抑，层递推进，白描传神，细节蕴情，是一篇写实了何谓朋友的精到之作。
作家简介：丁晓原，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散文、报告文学研究文章200多篇，出版著作1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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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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