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火车上被谈论的作品就像隐形乘客，陪伴了太多人生羁旅
“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许多人还在回忆往年的这个时候，自己仍在远行的路途中。今年疫情原因，不少人放弃了旅行计划，选择在自己的城市中漫步，或居家阅读。选择纸间游历，并不意味着比实地探访缺少了意趣，相反，懂得阅读的人，总是可以从书中获得比浮光掠影式旅行更多的感受。
读旅行作家保罗•索鲁的书便会得到这样的感受。四十多年前，他从伦敦的维多利亚站出发，完成了贯穿欧亚大陆的旅行。他的出行工具是众多著名的火车，有东方快车、开伯尔山口慢车、夜班邮车、金箭、北方之星、跨西伯利亚快车等。在一趟趟漫长的旅途中，各色人等如流水般来了又去：疲惫的老人达菲尔错过了火车；令人啼笑皆非的萨迪克正在找另一半；曼德勒火车上八十岁的老厨师絮絮道起陈年旧事……这些平凡人的故事在索鲁的笔下变得不平凡。
在火车上与陌生人谈论文学并且如遇知音是一种什么体验？今天夜读，走进保罗•索鲁的旅行记忆里，让假期的最后一天继续如行驶的声音，晃荡晃荡。
阳光新干线：东京到京都
东京中央火车站的18号站台上，一百多个身穿灰西装的日本男子站在那里，脸上带着忧郁的尊敬神色，盯着我所在的车厢。他们没带行李，不是旅客。这些人围着车厢恭敬地站成半圆，眼光都聚集在一扇车窗上。那扇窗户背后，一对男女站在座位旁，下巴刚好露出窗框边缘。汽笛响了，火车启动，但就在启动之前，那对男女开始朝着车窗鞠躬，一次又一次。外头的站台上，那一百多个男子也做着同样的动作，而且速度很快，因为火车在加速。鞠躬停止了，那一百多个男人突然鼓起掌来。车内的那对男女一直站着，直到我们的列车驶出站才坐下来，各自展开报纸。
我问身旁的日本人，这两个人是何许人。
他摇摇头。有那么一刹，我以为他要说“不会说英语”，可他在想。他说：“随便猜的话，我觉得他是个公司老总。也可能是个政客。我不认识他。”
“送别场面大得很啊。”
“在日本这不算少见。那人是个重要人物，下属必须表示出尊敬，哪怕——”他笑了，“哪怕心里不是这么想的。”
我想继续就这个问题深究下去，但正当我在琢磨怎么问的时候，邻座的男子伸手到公文包里掏出一本翻旧的书，那是企鹅版的《金碗》（又译《金钵记》）。他翻到中间的地方，压压疲沓的书脊，读了起来。我也同样翻开远藤周作的《沉默》，同时无比庆幸自己带的是远藤周作，而不是亨利·詹姆斯。男子按出圆珠笔头，在书页的空白处（已然记满了潦草的字迹）潦草地写了三个字，然后翻过了页。看人读已故詹姆斯的作品非常无趣。我看着自己的书，直到列车员过来检票。他给每个人的票都敲完洞之后，倒退着一边鞠躬一边说着“谢谢！谢谢！谢谢！”，一路退到了车门边。日本人的礼貌完美得无可挑剔，而且让你无从分辨那究竟是礼貌，还是粗鲁。
正在行驶中的新干线
我向窗外看去，希望能看到东京郊区的尽头，可它沿着焦棕色的平坦大地一直伸展开去，一眼望不到边。这趟阳光新干线是世界上最快的客运列车，从东京到京都的三百多英里路程不到三个小时就走完了，超大型的都市圈把这两个城市连了起来，我们其实一步也没有走出大都市给人带来的纯然恐惧。黄褐色的烟尘蒙上了天空，显出羊毛般的纹理来；天空线下矗立着电缆铁塔、圆柱状的巨大楼房，还有不曾划分过区块的房屋群，每幢房子都不超过两层，窗户都正对着工厂。在东京的一天晚上，我去参观过一户民居，他们的房子质朴无华，毫无瑕疵，无法判定确切的年代；褪色的木头外墙上沾着煤灰的颜色，那是从隔壁的工厂烟囱里飘过来的；房屋之间的距离都不超过一英尺。看到如此高密度的人口，你会得出一个结论：过于拥挤催生了良好的礼仪；任何捣乱的行为，任何不符合完美秩序的做法，都会导致乱糟糟的后果。
我瞥见了两英亩大小的农地，于是希望见到大片的田野，可除了这块精致地块之外，再没别的了。小巧的犁，窄窄的犁沟，冬天的作物一棵棵之间只有几英寸远，干草没有打成垛，而是一小捆一小捆的，简直是个缩微农场。远处的几座小山上也有几块类似的农地，但眼前的犁沟里积着雪，地面宛如一块泡泡纱布料。可当我想起泡泡纱这个比方的时候，我们已经开过了好几英里。火车的速度比我脑子转的速度还要快，快得人人都坐在位子上。顶着这个速度，你是很难在车厢里闲逛的，车身微微倾斜一下，你就有可能摔个跟头。唯一冒此风险、在过道里走来走去的是推着茶水和点心推车的女服务生。日本的火车没有市集的传统特征，依靠的是飞机般的舒适，安静无声，有伸腿的空间，还有阅读灯。多付十美元，你就可以坐两人并排的位子（而不是三个），而且车上不鼓励乘客站起来，或是在车门旁聊天。高车速让有些人进入睡乡，让有些人屏住了呼吸。这种气氛不大适合交谈。我想念慢些的火车，有休闲车厢和哐啷哐啷的车轮。日本的火车是务实的，冷冰冰的，把人从一个城市运到另一个城市，唯有准时到站才最重要。慢悠悠的亚洲火车已然远去了。可即便如此，我还是跟邻座搭起话来。
“你在看亨利·詹姆斯的书啊。”
那男子笑了。
“我觉得詹姆斯写得含含糊糊的。”我说。
“不好理解？”
“不是，倒不是不好理解——反正就是很含糊。”
“那你可以来上我的课！”
“你讲詹姆斯？”
“唔，我这门课就叫‘金碗’”。
“厉害啊，”我说，“一般的学生读完《金碗》要多长时间？”
亨利·詹姆斯《金碗》（又译《金钵记》）
“这门课要持续两年。”
“他们还细读其他什么书？”
“就这一本。”
“我的天呐！你总共上多少节课？”
他掐指算算，然后说：“大概一年二十节课，也就是总共四十节。”
“我在看远藤周作。”
“我看到了。他是日本的基督徒。”
“你是教日本文学的？”
“嗯，对。可学生们总是说我们讲的东西不够现代。他们想读战后的作品。”
“‘一战’还是‘二战’？”
“‘一战’，也就是明治维新之后的作品。”
“那你的重点是古典文学了？”
“对，八世纪、九世纪，还有十一世纪。”他列举着，放下了詹姆斯的书。他说，他是个大学教授，姓富山，在京都一所大学里教书。他说我会喜欢京都的。福克纳就非常喜欢，还有索尔·贝娄，呃，他也喜欢京都。
到了旅途的这个阶段，我可讲的段子轶事已经很多了，富山教授听得津津有味，把名片都留给了我。余下的时间里，他继续读詹姆斯，我看远藤周作，那位公司老板大概在看演讲稿或报告之类的东西，大张的纸放在公文包上，上面对称印着几栏文字。然后广播响了，喇叭里传来日文和英文的提醒，警示大家在京都的停车时间会很短。
“不用着急，”富山教授说，“火车要停整整一分钟。”
经过三个月的奔波，这种远程旅行变得好像是品酒会，或是环球美食自助餐。你去到一个地方，浅尝辄止，然后做个标记。下一班火车时间到了，你的观光就要暂停。时间容不得你仔细品鉴滋味，但你可以日后再来。因此，漫长的旅行路线中，你做出了精选：伊朗，算了；阿富汗，不去了；白沙瓦要再去一趟，西姆拉或许，诸如此类。过一段时间之后，单凭某个地方的气味，或是从绿车厢的角落座位里瞥上一眼，你就能知道此地不宜久留，应该继续向前。在新加坡，我知道我绝不会再回来；在名古屋，站台上停了不到四十五秒，我就否决了它；而京都被我归为有朝一日要再度探访的地方。京都就像一瓶醇酒，你牢牢记住它的酒标，为的是确保日后能再度领略这美妙的滋味。
京都之春
京都的美妙在于平安神宫，这是个模样很有趣的红色寺庙，荒凉的冬日花园，矮树掩映下停着一辆旧式的有轨电车，轨道大约有四十英尺，车子像个圣物似的被高高放置着。京都的美妙还在于宜人的天气，木头搭建的茶室，城外环绕的群山，路上行驶的有轨电车，还有僻静后巷小酒馆里，跟博学之士浅斟小酌的和悦气氛。在这些小酒馆里没有现金往来，也不用签什么票据。这些地方的酒客不仅仅是常客，他们是会员。酒馆老板娘会把客人吃了什么记下来，而喝了多少是很容易计算的。每个客人在酒馆的小橱里都存有自己极为珍贵的三得利老牌威士忌，他的名字或号码会写在瓶身上。
凌晨两点钟，在这样一间京都的小酒馆里，我们天南海北地聊着，从日本式的幽默说到米德尔顿的戏剧《女人当心女人》中微妙的情色意味。我提起了三岛由纪夫，他的自杀令西方读者震惊，但显然也让不少日本人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从三岛身上看到了危险的帝国主义倾向。他们看待他的方式就像，好比说吧，就像是美国人看待玛丽·麦卡锡，认为她就像是美国革命的代言人。我说，我认为三岛由纪夫的小说似乎是建立在佛教思想上的。
“他对佛教的理解是错误的，相当肤浅，”岸教授说，“只是蜻蜓点水。”
重原先生说：“这没什么，日本人一点也不了解佛教，三岛由纪夫对它也没什么认识。我们对佛教，不像你们天主教徒对天主教领会得那么深刻。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如此，但说不上全心全意的奉献，也不做祈祷。你们天主教徒在宗教方面的意识很强。”
“这我倒是头一回听说。”我说。但读过了远藤周作的《沉默》，我能够理解日本人何以得出这个结论，因为那篇小说讲的是宗教迫害和信仰的坚定程度。我说我读过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系列小说。我非常喜欢《春雪》，《奔马》颇有些艰涩难懂，而《晓寺》关于灵魂转世的主题让我彻底摸不着头脑。
《沉默》中文版封面
"丰饶之海"四部曲日文版
“呃，那部作品写的就是这个。”岸教授说。
“我觉得太玄了。”我说。
“我也觉得太玄了！”岩山先生说。
“没错，”重原先生说，“但你看完他最后的作品之后，你就能理解他为什么自杀了。”
“我有种感觉，”我说，“他相信转世，所以他没准认为自己很快能再回来。”
“我希望他别回来！”岸教授说。
“真的？”
“是的，我真的希望他别回来。我希望他留在原来的地方。”
“日本式的幽默！”岩山先生说。
“黑色幽默！”三宅教授说。
一块冒着热气的白东西端到我面前，样子像肥皂。
“这是萝卜，京都的名产。尝尝看，很好吃的。”岸教授说。今晚是他做东。
我咬了一口。里面有纤维，但很香。酒馆老板娘用日语对岸教授说了句什么。
“她说你长得像英格柏特·汉柏汀克。”
“请告诉她，”我说，“我觉得她的膝盖长得很美。”
他说了。老板娘笑起来，又说了句什么。
“她喜欢你的鼻子！”
比睿山顶远眺
次日我带着宿醉，登上了比睿山顶。给我当向导的是我从前的老师瓦莱教授。他觉得阿默斯特那地方变得日益愚蠢，把京都视作他暂时的避难所。在接近退休的年纪，他怀着厌弃的心情辞去了那边的教职，隐遁到了京都。我们坐上有丝绒座椅的京福电气火车，抵达八濑比睿山口，那里尚有些枫叶，小小的橙色星形叶片在风中打着旋儿。随后我们坐上缆车去了第二高峰，随着山势增高，地面上出现了雪。接下来我们坐了空中索道登上山顶，胶囊般的车厢晃晃荡荡地经过盖了雪的香柏树尖。山顶在下雪。我们走过森林，参观了好几座寺庙，在一座很远的庙前，碰见了一群饱经风霜的农人。他们大约有二十人，主要都是老年男女，还有一两个胖乎乎的姑娘。这是他们收成之后的第一个休息日。他们红润粗糙的面庞转向山中的神社。领头的把一面旗子盖在头上挡雪，就像风雨中的锡兰信号员。这群人经过我们身边，没过多久，我们听到他们敲响了庙里的钟。长长的木桩击上巨大的铜钟，像是召唤，也像是警示。洪亮的钟声响彻了飘雪的森林，尾随着我们一路下了山。
节选自
《火车大巴扎》
保罗·索鲁/著
苏西/译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2月版
如转载请注明信息来源！
责任编辑：方庄
热门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