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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火车上被谈论的作品就像隐形乘客,陪伴了太多人生羁旅

来源:文学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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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许多人还在回忆往年的这个时候,自己仍在远行的路途中。今年疫情原因,不少人放弃了旅行计划,选择在自己的城市中漫步,或居家阅读。选择纸间游历,并不意味着比实地探访缺少了意趣,相反,懂得阅读的人,总是可以从书中获得比浮光掠影式旅行更多的感受。

读旅行作家保罗•索鲁的书便会得到这样的感受。四十多年前,他从伦敦的维多利亚站出发,完成了贯穿欧亚大陆的旅行。他的出行工具是众多著名的火车,有东方快车、开伯尔山口慢车、夜班邮车、金箭、北方之星、跨西伯利亚快车等。在一趟趟漫长的旅途中,各色人等如流水般来了又去:疲惫的老人达菲尔错过了火车;令人啼笑皆非的萨迪克正在找另一半;曼德勒火车上八十岁的老厨师絮絮道起陈年旧事……这些平凡人的故事在索鲁的笔下变得不平凡。

在火车上与陌生人谈论文学并且如遇知音是一种什么体验?今天夜读,走进保罗•索鲁的旅行记忆里,让假期的最后一天继续如行驶的声音,晃荡晃荡。

阳光新干线:东京到京都

东京中央火车站的18号站台上,一百多个身穿灰西装的日本男子站在那里,脸上带着忧郁的尊敬神色,盯着我所在的车厢。他们没带行李,不是旅客。这些人围着车厢恭敬地站成半圆,眼光都聚集在一扇车窗上。那扇窗户背后,一对男女站在座位旁,下巴刚好露出窗框边缘。汽笛响了,火车启动,但就在启动之前,那对男女开始朝着车窗鞠躬,一次又一次。外头的站台上,那一百多个男子也做着同样的动作,而且速度很快,因为火车在加速。鞠躬停止了,那一百多个男人突然鼓起掌来。车内的那对男女一直站着,直到我们的列车驶出站才坐下来,各自展开报纸。

我问身旁的日本人,这两个人是何许人。

他摇摇头。有那么一刹,我以为他要说“不会说英语”,可他在想。他说:“随便猜的话,我觉得他是个公司老总。也可能是个政客。我不认识他。”

“送别场面大得很啊。”

“在日本这不算少见。那人是个重要人物,下属必须表示出尊敬,哪怕——”他笑了,“哪怕心里不是这么想的。”

我想继续就这个问题深究下去,但正当我在琢磨怎么问的时候,邻座的男子伸手到公文包里掏出一本翻旧的书,那是企鹅版的《金碗》(又译《金钵记》)。他翻到中间的地方,压压疲沓的书脊,读了起来。我也同样翻开远藤周作的《沉默》,同时无比庆幸自己带的是远藤周作,而不是亨利·詹姆斯。男子按出圆珠笔头,在书页的空白处(已然记满了潦草的字迹)潦草地写了三个字,然后翻过了页。看人读已故詹姆斯的作品非常无趣。我看着自己的书,直到列车员过来检票。他给每个人的票都敲完洞之后,倒退着一边鞠躬一边说着“谢谢!谢谢!谢谢!”,一路退到了车门边。日本人的礼貌完美得无可挑剔,而且让你无从分辨那究竟是礼貌,还是粗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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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行驶中的新干线

我向窗外看去,希望能看到东京郊区的尽头,可它沿着焦棕色的平坦大地一直伸展开去,一眼望不到边。这趟阳光新干线是世界上最快的客运列车,从东京到京都的三百多英里路程不到三个小时就走完了,超大型的都市圈把这两个城市连了起来,我们其实一步也没有走出大都市给人带来的纯然恐惧。黄褐色的烟尘蒙上了天空,显出羊毛般的纹理来;天空线下矗立着电缆铁塔、圆柱状的巨大楼房,还有不曾划分过区块的房屋群,每幢房子都不超过两层,窗户都正对着工厂。在东京的一天晚上,我去参观过一户民居,他们的房子质朴无华,毫无瑕疵,无法判定确切的年代;褪色的木头外墙上沾着煤灰的颜色,那是从隔壁的工厂烟囱里飘过来的;房屋之间的距离都不超过一英尺。看到如此高密度的人口,你会得出一个结论:过于拥挤催生了良好的礼仪;任何捣乱的行为,任何不符合完美秩序的做法,都会导致乱糟糟的后果。

我瞥见了两英亩大小的农地,于是希望见到大片的田野,可除了这块精致地块之外,再没别的了。小巧的犁,窄窄的犁沟,冬天的作物一棵棵之间只有几英寸远,干草没有打成垛,而是一小捆一小捆的,简直是个缩微农场。远处的几座小山上也有几块类似的农地,但眼前的犁沟里积着雪,地面宛如一块泡泡纱布料。可当我想起泡泡纱这个比方的时候,我们已经开过了好几英里。火车的速度比我脑子转的速度还要快,快得人人都坐在位子上。顶着这个速度,你是很难在车厢里闲逛的,车身微微倾斜一下,你就有可能摔个跟头。唯一冒此风险、在过道里走来走去的是推着茶水和点心推车的女服务生。日本的火车没有市集的传统特征,依靠的是飞机般的舒适,安静无声,有伸腿的空间,还有阅读灯。多付十美元,你就可以坐两人并排的位子(而不是三个),而且车上不鼓励乘客站起来,或是在车门旁聊天。高车速让有些人进入睡乡,让有些人屏住了呼吸。这种气氛不大适合交谈。我想念慢些的火车,有休闲车厢和哐啷哐啷的车轮。日本的火车是务实的,冷冰冰的,把人从一个城市运到另一个城市,唯有准时到站才最重要。慢悠悠的亚洲火车已然远去了。可即便如此,我还是跟邻座搭起话来。

“你在看亨利·詹姆斯的书啊。”

那男子笑了。

“我觉得詹姆斯写得含含糊糊的。”我说。

“不好理解?”

“不是,倒不是不好理解——反正就是很含糊。”

“那你可以来上我的课!”

“你讲詹姆斯?”

“唔,我这门课就叫‘金碗’”。

“厉害啊,”我说,“一般的学生读完《金碗》要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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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詹姆斯《金碗》(又译《金钵记》)

“这门课要持续两年。”

“他们还细读其他什么书?”

“就这一本。”

“我的天呐!你总共上多少节课?”

他掐指算算,然后说:“大概一年二十节课,也就是总共四十节。”

“我在看远藤周作。”

“我看到了。他是日本的基督徒。”

“你是教日本文学的?”

“嗯,对。可学生们总是说我们讲的东西不够现代。他们想读战后的作品。”

“‘一战’还是‘二战’?”

“‘一战’,也就是明治维新之后的作品。”

“那你的重点是古典文学了?”

“对,八世纪、九世纪,还有十一世纪。”他列举着,放下了詹姆斯的书。他说,他是个大学教授,姓富山,在京都一所大学里教书。他说我会喜欢京都的。福克纳就非常喜欢,还有索尔·贝娄,呃,他也喜欢京都。

到了旅途的这个阶段,我可讲的段子轶事已经很多了,富山教授听得津津有味,把名片都留给了我。余下的时间里,他继续读詹姆斯,我看远藤周作,那位公司老板大概在看演讲稿或报告之类的东西,大张的纸放在公文包上,上面对称印着几栏文字。然后广播响了,喇叭里传来日文和英文的提醒,警示大家在京都的停车时间会很短。

“不用着急,”富山教授说,“火车要停整整一分钟。”

经过三个月的奔波,这种远程旅行变得好像是品酒会,或是环球美食自助餐。你去到一个地方,浅尝辄止,然后做个标记。下一班火车时间到了,你的观光就要暂停。时间容不得你仔细品鉴滋味,但你可以日后再来。因此,漫长的旅行路线中,你做出了精选:伊朗,算了;阿富汗,不去了;白沙瓦要再去一趟,西姆拉或许,诸如此类。过一段时间之后,单凭某个地方的气味,或是从绿车厢的角落座位里瞥上一眼,你就能知道此地不宜久留,应该继续向前。在新加坡,我知道我绝不会再回来;在名古屋,站台上停了不到四十五秒,我就否决了它;而京都被我归为有朝一日要再度探访的地方。京都就像一瓶醇酒,你牢牢记住它的酒标,为的是确保日后能再度领略这美妙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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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之春

京都的美妙在于平安神宫,这是个模样很有趣的红色寺庙,荒凉的冬日花园,矮树掩映下停着一辆旧式的有轨电车,轨道大约有四十英尺,车子像个圣物似的被高高放置着。京都的美妙还在于宜人的天气,木头搭建的茶室,城外环绕的群山,路上行驶的有轨电车,还有僻静后巷小酒馆里,跟博学之士浅斟小酌的和悦气氛。在这些小酒馆里没有现金往来,也不用签什么票据。这些地方的酒客不仅仅是常客,他们是会员。酒馆老板娘会把客人吃了什么记下来,而喝了多少是很容易计算的。每个客人在酒馆的小橱里都存有自己极为珍贵的三得利老牌威士忌,他的名字或号码会写在瓶身上。

凌晨两点钟,在这样一间京都的小酒馆里,我们天南海北地聊着,从日本式的幽默说到米德尔顿的戏剧《女人当心女人》中微妙的情色意味。我提起了三岛由纪夫,他的自杀令西方读者震惊,但显然也让不少日本人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从三岛身上看到了危险的帝国主义倾向。他们看待他的方式就像,好比说吧,就像是美国人看待玛丽·麦卡锡,认为她就像是美国革命的代言人。我说,我认为三岛由纪夫的小说似乎是建立在佛教思想上的。

“他对佛教的理解是错误的,相当肤浅,”岸教授说,“只是蜻蜓点水。”

重原先生说:“这没什么,日本人一点也不了解佛教,三岛由纪夫对它也没什么认识。我们对佛教,不像你们天主教徒对天主教领会得那么深刻。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如此,但说不上全心全意的奉献,也不做祈祷。你们天主教徒在宗教方面的意识很强。”

“这我倒是头一回听说。”我说。但读过了远藤周作的《沉默》,我能够理解日本人何以得出这个结论,因为那篇小说讲的是宗教迫害和信仰的坚定程度。我说我读过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系列小说。我非常喜欢《春雪》,《奔马》颇有些艰涩难懂,而《晓寺》关于灵魂转世的主题让我彻底摸不着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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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中文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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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饶之海"四部曲日文版

“呃,那部作品写的就是这个。”岸教授说。

“我觉得太玄了。”我说。

“我也觉得太玄了!”岩山先生说。

“没错,”重原先生说,“但你看完他最后的作品之后,你就能理解他为什么自杀了。”

“我有种感觉,”我说,“他相信转世,所以他没准认为自己很快能再回来。”

“我希望他别回来!”岸教授说。

“真的?”

“是的,我真的希望他别回来。我希望他留在原来的地方。”

“日本式的幽默!”岩山先生说。

“黑色幽默!”三宅教授说。

一块冒着热气的白东西端到我面前,样子像肥皂。

“这是萝卜,京都的名产。尝尝看,很好吃的。”岸教授说。今晚是他做东。

我咬了一口。里面有纤维,但很香。酒馆老板娘用日语对岸教授说了句什么。

“她说你长得像英格柏特·汉柏汀克。”

“请告诉她,”我说,“我觉得她的膝盖长得很美。”

他说了。老板娘笑起来,又说了句什么。

“她喜欢你的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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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睿山顶远眺

次日我带着宿醉,登上了比睿山顶。给我当向导的是我从前的老师瓦莱教授。他觉得阿默斯特那地方变得日益愚蠢,把京都视作他暂时的避难所。在接近退休的年纪,他怀着厌弃的心情辞去了那边的教职,隐遁到了京都。我们坐上有丝绒座椅的京福电气火车,抵达八濑比睿山口,那里尚有些枫叶,小小的橙色星形叶片在风中打着旋儿。随后我们坐上缆车去了第二高峰,随着山势增高,地面上出现了雪。接下来我们坐了空中索道登上山顶,胶囊般的车厢晃晃荡荡地经过盖了雪的香柏树尖。山顶在下雪。我们走过森林,参观了好几座寺庙,在一座很远的庙前,碰见了一群饱经风霜的农人。他们大约有二十人,主要都是老年男女,还有一两个胖乎乎的姑娘。这是他们收成之后的第一个休息日。他们红润粗糙的面庞转向山中的神社。领头的把一面旗子盖在头上挡雪,就像风雨中的锡兰信号员。这群人经过我们身边,没过多久,我们听到他们敲响了庙里的钟。长长的木桩击上巨大的铜钟,像是召唤,也像是警示。洪亮的钟声响彻了飘雪的森林,尾随着我们一路下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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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

《火车大巴扎》

保罗·索鲁/著

苏西/译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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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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