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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润身:抗战硝烟孕育创作

来源:文艺报1949 作者:崔健

让文艺成为一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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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的清晨还有些凉意,坐在老作家杨润身寓所中能听到院子里传来的鸟鸣声,这让周围的一切都显得恬然而平静。已是耄耋之年的杨润身波澜不惊地讲起70多年前他经历的那些抗战的惊心动魄故事,恍惚间把人拉回到战火硝烟的年代。老作家生于1923年,14岁时便参加了井陉抗日工作团,投身到抗战革命工作中,这几乎成为了他后来半个多世纪文艺创作的契机。贫苦农民的出身和抗日战争的磨练为杨润身提供了情感的养分和生活的积累,并深深地影响了他日后的文艺创作。

生死战斗中诞生的剧本

1938年,杨润身在晋察冀第四军分区八大队任宣传队队员,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宣传队中,杨润身以他在歌唱、舞蹈、表演等方面的才能积极宣传抗日;后来他作为晋察冀民族民主革命中学剧团指导员,集编剧、导演、作曲于一身,并亲自参演。他说:“演出看得多了,宣传工作做得多了,自己也开始编剧。”早年的这些经历成为他日后从事戏剧创作的实践基础。

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杨老始终说,是抗日战争的硝烟孕育了他,孕育了他的文学创作。在1942年到1946年杨润身任平山县紫庄完小教师兼校长,几年间,由他创作并排演的街头剧、舞台剧多达40余部,这些作品很多都取材于真实的抗战故事,是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真人真事,他迅速地将这些或惊险或感人的抗战事迹转化为文艺作品,创作了《炕头会》《围困堡垒》《交公粮》等大量的现实题材的戏剧。其中《围困堡垒》呈现的是作家参加围攻敌人堡垒的一次亲身经历。

《围困堡垒》创作于1944年,剧本真实地还原了抗战斗争的艰辛和人民群众夺取胜利的智慧与果敢。那是在抗战反攻阶段,杨润身所在的柴庄村民兵围困敌人堡垒,经过半个月的战斗取得了最终胜利的真实故事。

71年前的这场战斗,杨老铭记至今。作家回忆,“当年我在村子里当民兵,还是民兵的一个负责人,所在的村子离鬼子的堡垒五里路。堡垒在一个山头上,我们在山下挖了工事,鬼子一出来我们就攻击,我们围了半个月,民兵用机枪把子弹打到了堡垒上,鬼子以为八路军来了。我们围困了堡垒以后,把鬼子的电话线也剪断了;城里的鬼子也不能来救援。半个月以后的一个清晨,鬼子突围,冲出来了,其中一个鬼子离我只有十步远,我一枪就打倒了”。杨润身于是根据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得来的素材完成了《围困堡垒》(又名《拿下鬼子堡垒》)的创作。“最后一场是庆祝胜利,唱歌、跳舞、扭秧歌。我们在围困鬼子的那个村子演出,老百姓很欢喜,结束的时候,人们跑上台去和演员们一起扭秧歌,演出很成功。”杨老特别指出“这个剧本是1944年写的,围困鬼子就发生在1944年,演出也是在1944年,创作很顺利是因为它是真实的事情”。演出的巨大成功,使杨润身组建了所在的柴庄村剧团,用戏剧的形式将抗敌的事迹、抗战的生活搬到周围村庄的舞台上。为配合反“扫荡”的工作,自编自演的《战斗生产》,从老百姓粮食生产的快打、快收、快藏,到造地雷、石雷、游击组活动等,都是取材于生活实际,在群众中引起反响和共鸣。1946年春天,冀晋第四分区党政军民各界,授予柴庄剧团“分区乡艺运动的旗帜”的光荣称号,冀晋区全区开展了“柴庄剧运”。

杨润身把自己在抗战中经历的这些故事说成是他人生中的第一道“关”——“战争关”。他说:“生活在敌后,鬼子年年扫荡,处境异常险恶。我却幸运得很,虽然受了伤,但是活了下来。战争关就是要不怕艰难。”杨润身在抗战中有过数次危险的经历,有一次鬼子来扫荡,杨润身因为严重的伤寒不能撤退,战友以为他已经牺牲,就地掩埋在玉米地里,后来被经过的父亲和战友发现才捡回一条命。这些经历都成为杨润身在创作中真实反映抗战生活的依据。他的作品及时真切地还原抗战生活的残酷、敌人的凶残和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用特定的演出场所和形式,记录历史,鼓舞人民。许多年以后,杨润身说起这些往事,说起那时创作的压力和辛苦,仍然感慨万千。杨润身说,“我把生活转换成了文艺作品,自己去参加的就是我的文艺”,正是有着这样的创作激情和使命感,杨润身才能写出真实反映人民生活情感、正义民心的文艺作品。

电影《白毛女》让“喜儿”有了爱情

解放以后,杨润身又开始了小说和电影剧本等的创作。抗战生活经历和贫苦农民出身的家庭背景为他日后与水华、王滨改编《白毛女》电影剧本做了扎实充分的准备。

1950年,电影《白毛女》问世,产生极大反响,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在全国引起轰动的影片。首轮上映时,国内观众就达到600多万,创造了当时中外影片放映的最高纪录。而影片的新亮点之一,正是作为改编之一的杨润身的二度创作,给电影《白毛女》嵌进了鲜活的爱情元素,让观众看到了艺术形象丰满的喜儿。

1949年,杨润身调到了天津市作家协会,开始电影、小说及剧本的职业创作生涯,此时他有了人生一次重大际遇,承担了《白毛女》电影剧本的重大创作任务。在当时的文化部领导和组织下,由杨润身与电影导演王滨、水华组成编创组,根据1945年由贺敬之等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多人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原作剧本进行改编,创作电影剧本。

清晨阳光的映照下,精神矍铄的杨老,对当年《白毛女》电影剧本创作过程的回忆很清晰,充满情感地娓娓道来:“文化部让我参与编写《白毛女》电影剧本。在我之前还有两个编剧,他们也是导演,都是从延安来的,又都在大后方导演过电影,一个王滨一个水华。他们不太了解农村生活,找我是因为我在柴庄村剧团排演过《白毛女》歌剧,村剧团是边区的乡村文艺旗帜。组织上也知道我的出身历史,我的家庭出身是很苦的,父亲和杨白劳差不多。”对农村的生活现实杨润身也非常了解:“农村的生活我比较熟悉,我从小就种地,就接触锄头镰刀,用锄头镰刀锄草砍柴。”正是因为有着和《白毛女》主人公相似的生活背景,杨润身在创作时才能设身处地为主人公的思想活动和痛苦经历做出真实可信的诠释。

在创作过程中编剧就喜儿“要不要小孩”、“结不结婚”、“要不要表现爱情”等等很多细节的问题都有过争论。在讨论爱情细节如何表现时,杨润身说到“开始我觉得(喜儿和大春的)爱情太简单太单薄,如果只是喜儿喜儿我多爱你这样的写法,小说里容易叙述,电影应该用形象表达出来。我想到一个镜头,就是曾经看见我的一个姐姐,结婚之前在路上遇到自己的爱人,看看周围没人就把爱人叫到柿子树下,她爬上树摘了几个红柿子给他。我把这个细节用在了电影里表现爱情。”“大春从延安回来以后,喜儿由鬼变回人,有人说不能让剧中两人结婚,我说不结婚不行,喜儿一直等着大春回来,大春回来却不结婚,这太不近人情了。”

杨润身了解电影语言与歌剧语言完全不同。“如何让观众形象地感觉到‘骨头里熬油不容易’,就是让喜儿和大春在山里面打柴,打柴是很不容易的,大春用绳子吊在悬崖里打柴,飞来飞去,哪里有柴就去哪里,只有拼死拼活才能挣够欠债的利钱。”剧中杨白劳和喜儿有一场戏,“喜儿要离开家之前,杨白劳有话想对喜儿说,原来歌剧里是唱词:‘喜儿,喜儿,你睡着了,爹爹有罪你不知道’”。为了达到创作与生活真实的统一,三个编剧轮番上阵扮演角色来体会角色痛苦、深沉的感情。杨润身回忆当时创作的场景:“我扮演杨白劳,另一个编剧扮演喜儿,看着他我说不出话,泪就流下来了;当编剧兼导演水华扮演杨白劳时,他不大一会儿也流泪了,眼泪汪汪的。他说:‘老杨哥(杨润身)起来吧,没有话说。’这个地方只能由演员来表演,没有比表演更好的表现方式了。”有了亲身的体验,杨润身发现电影剧本创作的细节有时候要“语言少、对话少,注重形象的塑造”才能最真实地表现人物的感情。

“豁出老命写民意”

杨润身说自己是一个“有生活”的人,他的抗战创作因为他了解农民、亲历乡村的抗日战场,知道什么样的形式是农民喜闻乐见,就显得尤其真实和贴近日常生活:“(写作品)要了解农民,了解农民的心愿,农民喜欢看什么就写什么,喜欢唱什么歌就写什么歌,这样农民喜欢听、乐意看。”作品中人物的感受都源自他对农村生活切身的观察、理解。1979年,由中篇小说《心连着心的人们》扩充而成的《风雨柿子岭》就是杨润身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改编而成的一部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老作家本人就是书中的主人公抗日儿童团团长田犟巴的原型。除了描写抗战正面战场的作品以外,杨润身将视角转回到抗战时期过着苦难生活的普通人民,他们在多重压迫之下仍然坚强、勇敢、乐观地面对生活、与敌人斗争,这也正是杨润身所要表现和歌颂的。可以说,抗战题材成为了杨润身一生的文学主题。

他在自己的文章《豁出老命写民意》中说:“我的故乡在革命老区,每一片泥土都洒着受难同胞的血泪,每一块山石都刻着先烈的无私。故土成了我的生命。属于自己的时日已很短暂,更加眷爱故土,更加离不开故土,更加珍惜乡亲们的深情厚意。”无论是在抗日战场上还是在文艺创作中,杨润身都有着“豁出老命”的倔强和勇气,把农民生活写得透彻也写得用力。老作家对人民怀有深沉的感情,而抗战的革命生活又给予了他丰富的创作素材和强大的创作动力,让他坚定地为人民群众书写着真实、平凡却又震撼人心的故事。

杨润身是一个从抗战中走出的作家,他更是一个有着坚强不屈、勇敢执著的抗战精神的作家,这样的精神贯彻在他一生的写作中。经历了抗战战火的洗礼,杨润身也曾因创作电影《探亲记》经历了人生的巨大挫折和打击,但他并没有从此放下手中的笔。此后,他创作了中篇小说《失落的“无价之宝”》《实在王的悲欢》;长篇小说《风雨柿子岭》《九庄奇闻》《白求恩的女儿》《白毛女和她的儿孙》《天堂里的凡人》《魔鬼的锁链》,并于2010年以87岁高龄出版了25万字的反腐败题材的长篇力作《艰难的跋涉》。我们看到的是笔耕不辍的作家把自己早年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体悟融入到了新的文艺创作中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从杨润身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创作的魅力。抗战题材作品要想获得读者的认同和好评,更要坚持为人民创作,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只有秉持着这样的创作信念,才能写出受人民喜爱又历久弥新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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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润身,河北平山人。中共党员。1952年毕业于中央文学研究所。1937年参加井陉抗日工作团,历任晋察冀军区四分区八大队宣传队员,民中剧团指导员,四分区前卫报社指导员,温塘区区委宣传委员,华北群众剧社创作组组长,天津文化局创作组干部,天津作协副主席,专业作家。中共十三次党代会代表,天津市政协委员。1944年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长篇小说《魔鬼的锁链》《白毛女和她的儿孙》《白求恩的女儿》《天堂里的凡人》,电影文学剧本《白毛女》(合作)《探亲记》《山村会计》,中短篇集《杨润身小说选》,散文集《白毛女故乡的风采》等。作品曾获1957年优秀编剧一等奖,1982年、1984年天津市鲁迅文学奖,1986年全国金盾文学奖一等奖,1945年晋察冀边区优秀剧作一等奖。杨润身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3月24日22时27分在天津逝世,享年97岁。本报谨以此文缅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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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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