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侦探小说第一人
2019年10月16日，我在人大法学院给博士研究生讲课之后，在办公室接受了《新周刊》记者邝新华的专访，主要谈了自己创作侦探推理小说的经验与心得。这篇访谈文章发表于2019年11月1日出版的《新周刊》，标题是“高智商者的烧脑游戏”。与记者的谈话让我的思想又从法学移转到文学，并且回想到一位对中国的侦探小说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她就是我国著名的侦探推理文学评论家和活动家于洪笙教授。
（一）
我与于教授相识，源于我的文学情结。五十年前，我以“下乡知青”的身份到“北大荒”务农。在那艰苦到近乎残酷的生存环境中，我的“革命激情”逐渐磨灭，而入党、提干、上大学等梦想也相继破灭，于是我就做起了孤独的“文学梦”。我利用业余时间趴在农舍的土炕上写作两年，完成一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书名是《当红霞洒满天空的时候》。在那段艰辛的创作过程中，支撑我的力量就是一个梦想——我拿着一本出版的小说，封面上印着我的名字！
后来，这个梦想被搁置了，因为爱情的力量把我送进法学的殿堂。考上大学之后，我一心求学，在人民大学读完本科又读硕士，然后又到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苦读，终于大头朝下地戴上了博士帽。回国后，我继续在人民大学任教。在法学路上求索15年之后，那蛰伏于心底的文学梦突然苏醒。1994年底，我开始利用自己积累的生活经验和侦查专业知识，创作侦探推理小说，连续写出四部以“洪律师”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相继由群众出版社和法律出版社于1995年至1997年出版。
1997年底，我收到于洪笙教授的来信，邀请我参加全国首届侦探小说大赛。作为一名业余文学爱好者，我深感荣幸。1998年4月，我到福建参加“全国首届侦探小说大赛工作会议”。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于老师，她的平和儒雅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那也是我第一次参加文学作家的群体活动，结识了剧作家苏叔阳、文学评论家雷达和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胡小伟，后者是于老师的丈夫。我还见到了许多公安系统的作家，包括已经交往多年的《金盾》杂志主编张策。
在福州开会之后，我们一起乘坐大轿车到武夷山采风。于老师既是会议的主持人，也是采风的主导者。她亲自安排大小事务，细心周到，还特别关照我这个文学圈的新人，令我十分感激。我们一起攀登天游峰，遥望水帘洞，漂游九曲溪，穿越一线天，还参观了大红袍茶园并围观了茶艺表演。在那几天的时间内，于老师不仅给我讲解了侦探小说的写作方法，还介绍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她的博学多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武夷山之行令我受益匪浅，而且激发了我的文学创作热情。回京之后不久，我作为中国-欧盟高等教育交流合作项目的受益人到法国的埃克斯-马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进行另一种时空下的采风。然后，我就以武夷山和艾克斯的采风为基础，创作了一部法学解读小说——《黑蝙蝠·白蝙蝠——证据的困惑》，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该书后来以《人生狭路》、《无罪谋杀》、《黑蝙蝠之谜》等书名再版，最后收入《洪律师探案集》。
1998年首届侦探小说大赛会议时的留影；
《新周刊》杂志的访谈文章；
作者与于洪笙教授、胡小伟先生的合影。
（二）
于教授毕生致力于推动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的创作与传播。她不仅努力挖掘和培养本土作家，也努力加强与海外作家的交流。她在西方文学领域造诣颇深，对外国侦探小说了如指掌。1999年初，她策划组团去保加利亚参加“国际犯罪作家协会第12届大会”。因为我有出国留学的经验，她就邀我入团，我欣然应允。该团原定4人，但是于老师和另外两人在百般努力之后未能办完有关的出国手续。于是，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参加国际犯罪作家协会大会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到我一个人的肩上。
那已是9月下旬，而大会定于10月16日至20日在位于黑海之滨的瓦尔纳市召开。数着挂历上那二十几个小格，我知道自己必须争分夺秒去办理签证。于老师也很着急，竭尽全力帮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市政府外办同志的配合下，我的护照终于在“50年大庆”前夕送进保加利亚的大使馆。
除去国庆7天假，我满打满算还有一周时间。我能及时拿到签证吗？这个问题就像侦探小说中的“悬念”那样折磨着我。节日过后，我每天都很不好意思地催问外办的同志，而得到的答复都是“还没有”。于老师也通过别的渠道帮我打听消息。最后，我们都把希望寄托在星期四（14日），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那都应该是保加利亚大使馆给我签证的截止日期。然而，那天晚上我从外办得到的答复依旧。
第二天上午，我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于教授。她让我直接给保加利亚大使馆打电话，并给我找到电话号码。电话拨通了，对方很热情。我询问签证情况并讲述自己的理由，对方让我5分钟之后再打电话。我照办了，得到的答复是签证已经批准，让我立即去取。这真像侦探小说一样，“悬念”看上去很复杂，但是破解起来竟如此简单。
拿到签证之后，我立即向于教授报喜，然后她就着手给我买飞机票。我们本以为那是易事，结果查询多家航空公司的售票处，而且大胆地设想了不同的飞行航线——法兰克福、巴黎、莫斯科、伊斯坦布尔，得到的答复竟然都是“没有座位”。我已经决定放弃了，但是于老师说，一定要去！虽然赶不上大会的开幕，能够参加后两天的会议，也不枉前面的努力。
通过在民航总局工作的学生刘昊阳的帮助，我们终于看到一线希望——17日晚由北京飞往布加勒斯特的航班可能还有空位，而布加勒斯特经索菲亚到瓦尔纳的飞机票可以买到。据说，这趟航班平常的乘客不多，但是因为刚在天津参加国际体操锦标赛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运动员要回国，所以航班满员。不过，根据经验，这个航班往往在起飞前还留有一两个空位。于老师说，那就到机场去碰碰运气。她如此坚决，我只好准备出国的行装。
17日晚上，于老师带着购买机票的现金送我去机场。到机场后，昊阳带我们找到售票处。售票员说，计算机显示已经没有座位。昊阳又去找来罗马尼亚航空公司驻北京机场的站长。后者表示愿意帮忙，让我先买机票，但要等那些运动员都办完登机手续之后再看有无空位。于老师毫不犹豫地购买了全程的往返机票。在飞机起飞前35分钟，我终于拿到了登机牌！坐在机舱内，我想，如果没有于老师的热情与执着，我肯定不会坐上这架飞机。
经过一整天的旅行，我于18日晚上赶到瓦尔纳海滨的国际科学家之家。在服务台办理住宿手续时，我见到了阿塔纳斯·曼达耶夫先生。他是国际犯罪作家协会保加利亚分会主席，也是本届大会的组委会主席。用热水洗去一路风尘和倦意之后，我在保加利亚分会副主席斯拉夫捷夫的陪同下走进会场。未等主人介绍，会场上就响起热烈的掌声，因为我是第一个参加国际犯罪作家协会大会的亚洲人。我走到为中国代表预留的席位，简单地做了自我介绍。
19日上午9点，我的座位被安排到主席台上，旁边坐着国际犯罪作家协会主席英国女作家苏姗·穆迪，国际犯罪作家协会副主席西班牙作家费尔南多·莱尼茨、保加利亚分会主席曼达捷夫和副主席斯拉夫捷夫。穆迪主席宣布上午议程并对我做了正式介绍。然后，众人的目光都落到我的身上。我首先代表中国的犯罪文学作家向本次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向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表示问候，然后代表中国侦探小说大赛组委会向国际犯罪作家协会赠送礼品——“独角兽”。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随后，我便从“独角兽”谈起，从皋陶治狱讲到中国现代侦探小说……我讲了大约20分钟，然后回答问题。与会者提问非常踊跃，问题包括中国犯罪的发展变化和现状，中国犯罪文学创作的历史和作家的组织，我的个人创作经历，以及《狄公传》和《水浒传》等作品的情况。大家热情很高，穆迪主席不得不一再宽限时间，原本给我的30分钟被延长到100分钟，人们仍意犹未尽。当穆迪主席宣布休息，我起身向大家致谢时，那热烈的掌声持续了很久。我也很激动，因为我知道中国的“独角兽”得到与会作家的认同，我也就不虚此行了。
回国之后不久，恰逢英国侦探小说作家匹特·梅夫妇来北京访问，于老师就安排几位中国作家与他们座谈联谊。我也参加了，并且借机向于老师和苏叔阳会长等人汇报了去保加利亚开会的情况。
作者与刘昊阳在首都机场合影；
作者参加国际犯罪作家协会第12届大会的相关报道和资料。
座谈联谊的留影。
（三）
世纪之交，刑事司法制度和证据制度的改革成为我国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都非常关注的问题。那可是我的专业，是我的本职工作。于是，我停止文学创作，全心全意地从事法学科研与教学。不过，大众文艺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分别于2003年和2007年再版了我的小说。
2007年7月14日，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联合举办了“何家弘犯罪悬疑小说系列”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蒋巍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贺耀敏社长首先致辞，然后文学评论家雷达、吴秉杰、阎晶明、胡小伟，作家莫言、武和平、张策、蓝玛，法学家张卫平、田文昌、郝宏奎、刘桂明等人发言。于老师作为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的副会长也在会上发言，并且给我的小说做出了相当高的评价。
于洪笙教授于1984年发表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学样式——从福尔摩斯谈侦探小说及地位》。这是我国最早发表的对侦探推理小说进行专业研究的论文。1993年，她牵头成立了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的“法制文艺委员会”；1996年，她主持召开了“中国侦探小说发展前景研讨会”；1998年，她组织了“全国首届侦探推理小说大赛”；2004年，她创建了全国第一个侦探推理文学研究社团“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2008年，她的侦探小说理论专著《重新审视侦探小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最有影响力的侦探推理小说的理论专著。在2016年举行的“第六届全国侦探小说大赛”上，组委会向于洪笙教授颁发了“终身成就奖”。
然而，就在那一年的7月6日，于洪笙教授因癌症去世，享年73岁。
虽然于洪笙教授没有亲自创作侦探推理小说，但是她的贡献足以让她获得“中国侦探小说第一人”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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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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