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探》、眼缘及其他
一
去年春，我在浙江大学参加短期培训，同居一室的是一名网侦民警。除了上课，我俩便在宿舍里开卧谈会，他说，我听，内容都是关于互联网安全的。他的故事实在是太吸引人了（完全能满足每一个外行的好奇心），乍听之下我几乎很难相信那是真的。
他说，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正在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它在为人们带来无数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危险因素，给另类罪犯赖以滋生的温床。只要你开机上网，有人便可以通过其他的联网电脑任意进入你的计算机。他可以在你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窥探你生活的点点滴滴，可以假扮成你，可以取走你存在银行里的钱，可以给你捏造一个子虚乌有的情人，可以让你丢掉工作，甚至置人于死地……他列举了多起亲手经办的案件，在我面前展现出一个完全超乎常规想象、神秘高深、无比奇妙又令人心惊胆战的网络和黑客世界。
由此，我产生了写一部有关网络犯罪的小说的想法。之后一年，我便一直追踪这类案件。在现实生活中，主要体现为隐秘而又复杂的电信网络诈骗。这些案件往往在全国范围产生影响，涉案金额动辄几亿甚至几十亿人民币，受害人更是成千上万，其中四川一名受害者被骗金额达一个多亿，最终导致她所在公司破产。这些案件，让人觉得网络的面目狰狞可怖，而且飘忽不定、难以把握，似乎罪犯在键盘上居心叵测地轻轻一按，就能让我们顷刻间倾家荡产，甚至丢掉性命，我们平日看似稳固的生活，在网络犯罪面前不堪一击。与之相对应的，常人对电信网络诈骗的内幕仍了解甚微，即便是专业的办案民警，也很难把诈骗团伙的内部运作问题解释清楚——特别是在黑客利用了一些很隐蔽的软件漏洞的情况下。
棘手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阐述。在此之前，我除了认识仅有的几个不方便透露姓名的当地网警以外，对这个警种几乎一无所知。而高智商的罪犯则通常神龙见首不见尾，当地抓获的一般涉网犯罪嫌疑人，往往只是一些游离在社会边缘的青少年。
事实上，最初的黑客很少进行计算机犯罪，他们攻击网络系统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能够办到，最多不过是搞点儿恶作剧。渐渐的，专门入侵电脑和通讯系统进行恶意破坏的黑客已沦为“骇客”，他们不再受黑客道德约束，他们在破坏网络的同时实施传统犯罪，线上线下结合，呈现出一种全新的犯罪模式。
去年冬，我所在的城市某区连续发生投资失败妇女自杀案件，侦查发现，所谓的投资不过是黑客设计的虚拟平台，这些投资平台只可入账，起初稍稍给予投资者一点儿甜头，等投资者的大笔资金打进来，平台便不知去向，投资者血本无归。
我采访了这些案件，没有简单地满足于表面呈现的事实，想要找到更多的专业性细节来完善我的故事，营造独特而可信的氛围。很快，我就打听到了市局利用“绿色通道”招录的计算机专家T。
他是一个谦虚的年轻人，非常聪明，具有典型黑客特有的探究精神和好奇心。他曾在网络上与很多黑客进行过交流，他知道很多黑客的故事，还保留了一些聊天记录。这对我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传统警察根本不可能了解这些，黑客活动对于常人来说是盲区，对他们也一样。
当然，T只是一个个例。比较引人注意的是，网络技术的进步给犯罪带来的帮助，甚至比其为普通用户带来的好处还要大：人们对电脑和网络的依赖与日俱增，随之产生的各种形式的网络犯罪，使电脑系统的安全性变得越来越脆弱。在线欺诈和身份盗窃的案件不断激增，一个完整的地下犯罪链条在不断延伸和扩张。打开电脑或者手机，随时都可以看到有关电信网络诈骗的消息。甚至有报道说，截至2018年底，30%的国人都成为了电信诈骗或者身份盗窃的受害者，单位和个人每年在互联网犯罪这一项上要损失上万亿元——事实上，这已经不再是钱的问题，而是事关国家安全了。
回过头来看，电信网络犯罪为什么会愈演愈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最初设计时，就没有考虑到它需要那么高的安全性。美国互联网核心协议成员、有“互联网之父”之称的文顿·瑟夫说：“我们设计网络时并没有打算要防御这些东西。我当时考虑的不是构建一个超级安全的系统，因为我连最基本的想法是否可行都还不知道呢。”他后来又说：“这实在太令人不安了，全世界经济的命脉居然是基于这么酷的一个实验品，它在设计时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安全性，而是以容错性为主的，虽然你可以降低自己的风险，但事实是，无论对商业还是对社会来说，网络都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基于这一前提，想要使互联网变得更安全，除了建立一个国际性的法律框架，培养更多更好、训练有素的网警，提升用户的识别能力也是重中之重。所以，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普通用户，对于电信网络犯罪、对于如何保护网络安全，都必须有所了解。如何用好网络这把双刃剑，全在我们的正确把握。
T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他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成功地侦破了一系列电信诈骗案件，追踪到了那个跟他一同成长的黑客，虽然最后没有抓获，但公安机关一直没有放弃对他的追捕。因为涉密，T所做的工作不能全部披露，但他是一个好黑客的典型，大大丰富了我的创作。
二
在我为自己的写作收集材料的同时，《啄木鸟》杂志也正关注着网络安全这一题材的文学创作。《啄木鸟》2017年3、4期连载的长篇小说《东方黑客》，不但呈现了一场网警与黑客的较量，同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网络安全行业的发展史。我的作品能不能有所超越，我没有把握。为此，我和《啄木鸟》杂志的杨桂峰主编进行了沟通，她对我提出的要求有三个：第一是高度，即站在国家安全的高度来反映网络犯罪问题；第二是网络虚拟，人性真实，进行网络犯罪的黑客是人，保护网络安全的网警也是人，让人眼花缭乱的精彩故事背后，反映的应该是人心和人性；第三就是专业，想把网络犯罪的情节表现好，作者自己必须熟悉。
在杨桂峰主编的指导下，我深入学习了一些关于电信网络犯罪的理论，还电话采访了公安网侦部门。他们手里的素材是我前所未见的，在任何新闻里都没有报道过，对于我这个网络门外汉而言，可以说是大开眼界，也让我更进一步认识到全国网络犯罪的形势以及全国公安机关打击网络犯罪的总体思路和部署。在其后的创作过程中，这种更高层面的了解让我受益匪浅。
随着5G时代的来临，国际间的高科技对抗日益加剧，在未来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冲突中，针对网络的破坏行动将会成为常态。同理，对于社会治安来说，也将面临更严峻的形势。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作为一名写作者，如何通过自己的作品反映这一常态，如何从中找到动力，发现支点，将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我希望通过我的作品，让人们对自己越来越依赖的电脑和网络有一个新的认知——专业人士不一定能处理好一切，保护网络安全，需要全民参与。当然，这部作品能否达成这一目的，还需要读者的考量和时间的检验。
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这是每一个写作者的理论指引和实践方向。我在下笔写这篇创作谈时，之所以首先想到培训中的卧谈会，是因为与那位同学的聊天激发了我作为一个写作者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我感到自己不能袖手旁观，这是抓住时代脉搏的契机，我想揭示网络犯罪的社会原因和现实土壤，引发人们的思考。这便是《网探》的灵魂。
关于文学创作中究竟是“意在笔先”，还是“意随笔生”，一直争论不休。但是，《网探》是先有灵魂的。我以为，每个作者笔下的作品都是先有灵魂的。这个灵魂来自他的精神故乡、他的初心，来自他的梦想、记忆和疼痛，每每下笔，他的文字便会自然而然地回到那里，培根铸魂，凝心聚力。那里是他写作的根据地。
一粒种子，总是在适宜的土地上才可生长。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与公安工作对我的熏陶，有着莫大的关系。从警三十年，我的理想，我的追求，我孜孜以求的价值理念都在这里；我的同事，我的朋友，他们每天都在编织故事，演绎故事，我与他们朝夕相处，相互砥砺，血肉相连。这就是我写作的精神故乡，我的根据地。三十年来，多少形象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息息共存的价值追求已寄寓成生命最重要的部分。
作家陶纯说过：“迷恋别人的收割机，不如打磨好自家的镰刀”。我自2013年提笔写作，连续六年，创作了六部长篇小说，一直只写自己根据地里、认知范畴和艺术理念之内的故事。在别人看来，或许有些迂腐，可恰巧证明了我看清了路才不为歧路困扰——有这块根据地是我的幸运。我希望永远怀着一颗敏感、柔弱的心，来赞美这块根据地。
当然，我的写作不是全景式的。我记得有一部叫《后窗》的电影，主人公是位摄影记者，他从一扇位于城郊接合部的黑洞洞的后窗，张望整个城市生活。我的写作也是这样，只是从自己的视角，从局部窥视所得到的逻辑构建我笔下的警察生活。这种写作在外人看来，是有疑问的，那就是作者自感洞若观火，明察世情，但与这个内涵丰富的职业，是否真正契合与代入？作者是否真的参与、觉悟、探察到职业及其精神的核心？作者所呈现的警察生活，是否存在或带有特定的方位感，以及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混杂着“偏见”的局限性，可能正是我的写作特征，这样做，或许更能忠实地体现出警察与整个社会的情境和进程。
2013至2016年，我几乎一气呵成写完了“非常系列”三部曲。第一部《非常突围》以从普通民警成长起来的政法委书记为主角，以官场生态为主线，写理想突围与法治完善；第二部《非常救赎》以公安分局副局长为主角，以警坛生态为主线，写犯罪救赎与法治重建；第三部以派出所副所长为主角，以纠正错案为主线，写职业忠诚与责任担当。
三部曲标题里都有“非常”二字，是想揭示公安基层自上而下的警官们对非常态的抗争，展示旧常态的暮气、新常态的活力，以及新旧常态下的矛盾和决裂。我试图写出这个正处于发育期，乃至伴有些微并发症的警务改革的过程。作品之所以冠以三部曲之名，是因为其中的人物和他们的警务活动都有一根勾连的主线，那就是警察精神。
警察精神不单单是法治精神，更不仅仅是英雄主义。当下社会，精神的回归有待理想的重建，因此，在警察这个特殊群体，在直奔目的的价值观理性选择中，在文学里建构和弘扬警察精神成为可能，也势在必行。
遵循着这条主旋律的写作思路，我接着创作了《非常市长》、《天堂钥匙》、《网探》三部长篇小说，试着将警察及其侦查活动作平民化处理，将笔触深入罪案背后的人性化隐情，并增加悬疑推理成分，让读者更多地关注非常情境下的平常人物，从人物内心里寻求真相，使警察形象变得更为平民化和人性化，提升罪案悬疑小说的品位。
四
有人说，作者和刊物就像异性之间的爱恋，讲究一个眼缘。
当初动笔写作，其实并没有主动迎合哪个刊物，《非常突围》完成初稿后，一个偶然机会，发现《啄木鸟》杂志杨桂峰主编的邮箱，就将电子稿投了过去。杨主编是我十八年前搞公安宣传时的老师，但我离开宣传岗位十几年，也就有十几年没再跟杨老师联系。而她作为主编，邮箱里的稿件每天堆积如山，如果不特别提醒，一份陌生的自由来稿很快就会被淹没。但我那时对自己的作品没什么信心，不敢跟杨主编联系，只得在默默的期盼中煎熬着。
过了两个多月，突然接到一个北京的电话，里面传来杨主编亲切的声音。她看到了我的稿件，首先祝贺我够得上刊用，然后提出几点修改意见：一是标题太实，太炫；二是人物姓名和地名太怪；三是文中以恶制恶的情节里，有违法治精神。她说，警察的工作不仅是惩恶，还需显智，更要为读者送去光明与温暖。后面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在之后的创作中也一直这样坚持着。
我觉得杨主编在无数的自由来稿中看到我的小说是一种缘分，我珍惜这种缘分，相信那一眼相遇便是永远。2013年以来，我每年向《啄木鸟》投一部长篇小说，每当接到杨桂峰主编的电话，我的心便为之振奋。
因为频繁上刊，我在省内和公安文学圈子里的知名度大大提高，很多文友找我聊创作体会，也让我体验到发表作品的感觉真好。当然，没人相信连续六年发表六部长篇，仅仅是因为编辑的眼缘。现在想来，他们是对的，初次的眼缘，能决定一部作品的命运，却不可能让每部作品都撞上大运。著名作家肖仁福在《啄木鸟》杂志撰文说，舒中民写警察生存状态和罪案故事，审视警察的角色担当和普世情怀，弘扬法治精神，体现出文学践行宗旨的尝试。熟悉《啄木鸟》杂志、读过我所有作品的青年评论家、中南大学文学院晏杰雄教授说，舒中民着力书写警察精神，与《啄木鸟》杂志的办刊方向不谋而合，几乎达成了默契……作家和评论家的话，回答了杂志社一次次不吝版面，拔擢我的长篇小说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当然还有作者与杂志之间的沟通和联系。我有了新的思考、新的构想，或者新作品出了提纲，就向杂志社老师，特别是杨桂峰主编汇报。杨主编站得高，视野广，发现新素材、新理念就转发给我，供我学习参考。或许，这就是我的认知、我的作品能与杂志社不谋而合的原因。这些年，《啄木鸟》杂志紧跟时代步伐作了很多创新和改变，要领悟编者与时俱进的努力，少不了作者与编者之间的沟通和联系。
尽管长篇创作很累很熬人，但写作可以远离浮躁，既为自己领悟人生，也是为读者营建精神居所，无论怎样，我会继续写下去。但是，我的写作不再是埋着头往前冲，而是变得犹豫、敏感和谨慎。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过：“每一本书都比前一本难写，文学进程越来越复杂了。”我想，每一个写作者恐怕都有这种感觉，但我相信，每个写作者都需要这种字斟句酌的犹豫，越谨慎越敏感，越有可能写出好的作品。
作者简介：舒中民，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湖南省邵阳市公安局。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在《萌芽》《啄木鸟》《湖南文学》《伊犁河》《短篇小说》《理论与创作》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多次获金盾文学奖。长篇小说《我要当市长》获凤凰网首届原创文学大奖赛长篇小说奖。在《啄木鸟》发表长篇小说《非常突围》《非常市长》《非常承诺》《非常救赎》《天堂钥匙》，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城市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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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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