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公安电影七十年（一）
迅速崛起的“公安片”(1949～1966年)
一、反特惊险片的涌现是时代的必然
人们知道,现代中国几无惊险片可言。但据有关资料统计，以公安反特侦破为内容的惊险片约占建国后“十七年”全国摄制的影片总数的80%以上。反特片创作在当时如此兴盛的原因何在？有人说是受到前苏联电影的影响。不错，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后列宁对电影工作多次作出指示，强调“在所有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所以，前苏联非常重视发展电影艺术。当年我国各行各业都在学习苏联老大哥，电影界也不例外。而20世纪四五十年代，前苏联将其电影主要分为史诗样式片和惊险样式片两大类型，其中的惊险样式片(如《最高奖赏》、《永久的秘密》、《侦察员的功勋》等),确实对我国影坛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外在的，是“流”而不是“源”。
在五六十年代，对我国大量制作反特题材惊险样式片起决定作用的内在和根本的因素，是当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政治斗争对艺术的呼唤和艺术对此的回应。
新中国诞生之初，国内外反动派虎视眈眈，妄图将她扼杀在摇篮之中。因此，全国军民面临着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同一切阶级敌人的颠覆破坏活动展开殊死搏斗的艰巨任务。1950年10月，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战火从鸭绿江对岸燃起之后，国内的阶级敌人以为复辟时机已到，更是大肆进行破坏活动。在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之后，党、政、军、警、民积极响应，镇反的革命浪潮声势浩大、席卷全国，剿匪反特、消灭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目的肃反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与此同时，反特片的创作受到公安机关和文化部门的有力支持。当时的中央军委公安部非常重视发挥新闻、文艺在剿匪反特斗争中的宣传教育作用。诚如罗瑞卿部长所强调的：“注意镇压反革命的宣传工作。新闻、社论、通讯，字要登大一些，放在显著地位。中央宣传部已发一指示，号召开展反对反革命宣传，可以用各种形式作宣传，如电影、演戏、唱歌等。公安部要当宣传员，处处去讲反对反革命，大家都应这样做，把反革命闹得‘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我们镇压反革命就可以取得群众支持。”(1950年10月16日《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报告》)罗部长率先垂范，他和公安部党委嘉奖伊明的《无形的战线》，鼓励和扶持赵明创作《斩断魔爪》，支持著名作家茅盾创作镇反题材电影剧本，各地公安机关和军民对反特片的创作、拍摄也积极配合并提供了各种保障条件。中宣部、文化部的领导周扬、沈雁冰(茅盾)亲自对每部片子从剧本创作、修改到影片摄制都作了指示和部署，相关部门则认真、具体地予以落实。尤其是文化部电影局艺委会于1954年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惊险样式影片，对公安题材惊险片的创作和发展，起到了及时有力的支持、指导和促进作用。
当然，“十七年”公安反特片制作的丰收，同编创人员的热情投入、尽心尽力，也是分不开的。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革命电影人对中央的号召铭记在心，迅速行动，从搜集素材入手，将生活升华为艺术，遂掀起了公安反特惊险片的创作热潮。
二、反特惊险片闪亮于影坛
1949年底由伊明编导、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无形的战线》是首部反特惊险片。影片以辽沈战役结束、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为背景,以从事兵工生产的东北橡胶厂为基点，描写我公安人员抓获四个暗藏匪特并逐一侦破其反革命罪案的过程。《无》剧突出了对敌斗争已从同拿枪的敌人在战场上公开厮杀的有形战线转向与不拿枪却狡猾奸诈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较量的“无形的战线”的时代转变，表明了与不拿枪且善于伪装的敌人作斗争的神圣的历史使命，已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人民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身上，并由此奠定了“公安片”的情节主线和思想基调：公安人员在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下同暗藏的匪特斗智斗勇并战而胜之。以此片为开端，随后接连出现的一部部公安惊险片犹如一颗颗明亮的星辰，闪耀于新中国的影坛。这些影片可分为四种题材类型：
第一类是反映我公安机关同潜伏敌特分子所作斗争的影片。如《人民的巨掌》、《斩断魔爪》、《国庆十点钟》、《皮包》、《徐秋影案件》、《铁道卫士》、《跟踪追击》、《秘密图纸》等。
第二类是写我公安侦察员冒名潜入敌巢、巧于周旋，最后将敌人一网打尽。如《虎穴追踪》、《寂静的山林》、《羊城暗哨》、《英雄虎胆》、《前哨》、《林海雪原》等。
第三类是写我海防、边防军民对残匪、敌特分子的跟踪追击和围歼。如《草原上的人们》、《山间铃响马帮来》、《激战前夜》、《边寨烽火》、《渔岛之子》、《岸边海浪》、《冰山上的来客》等。
第四类比较特别，即沈西蒙据同名话剧剧本改编、天马电影制片厂1964年摄制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以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为题材，描写解放初期我军进城后既要清剿美蒋特务、打击黑帮流氓、联合工人纠察队一起保卫大上海的社会治安，又要抵御金钱美女一类资产阶级“香风毒雾”对自己队伍的侵袭，其题材包括反特、治安和队伍思想整顿，但情节主线仍属于公安范畴。
相对而言，这一时期优秀的反特惊险片是：
《神秘的旅伴》(林农据白桦的小说《无铃的马帮》改编，林农、朱文顺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1955年)。影片在表现反特斗争中融入对祖国边陲的旖旎风光和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描绘，并抒写了瑶彝族男女青年朱林生、小黎英用笛声和对唱表达的爱情，使影片达到了严肃神秘与轻松浪漫的较好统一。不以打斗取胜而以智取见长，也是该片的一个特色。
《寂静的山林》(赵明编剧，朱文顺导演，长影厂摄制，1957年)。该剧是根据1956年4月长春市公安局侦破的一起由美帝国主义操纵的蔡文治“第三势力”派遣特务案为基本素材创作而成的。影片的成功，不仅得力于案例素材的新颖，还因艺术处理上也有所突破，如注重人物性格心理刻画。导演擅用怪声音响和杂乱光线制造紧张惊险的气氛，摄影又利用剧作场景丰富之长，让镜头在大陆、香港、东北某城和飞机、林地等处移动切换，充分运用电影蒙太奇时空跳跃的技巧优势，加之悬念迭起，情节生动，更强化了影片新鲜奇特的感染力，被誉为标志着建国后长影惊险样式片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水平”。
《羊城暗哨》(陈残云编剧，卢珏导演，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1957年)。剧作是著名作家陈残云依据建国后广东公安机关破获的几起敌特破坏大案——如吕薄冰阴谋劫船案、屈金汉及其同伙制造的爆炸案等综合创作的成果。文学性强是本片的突出特色。剧作除情节紧张惊险、悬念环环紧扣之外，特别致力于人物性格刻画，如写我公安侦察员王练假冒入境的特务打入敌阵，敌人对其软硬兼施，不仅以酷刑相威胁，还逼他与女特务八姑结为夫妻置他于尴尬境地，而王练均巧与周旋，显示出其过人的聪明才智。对于反面人物，影片也绝不做简单化、脸谱化处理，如写女特务八姑并非只是被敌酋用来监视王练的一个反革命政治工具，她也有寻常女人内心会有的痛苦与挣扎；女特务头目梅姨更是被写成一个善于伪装、埋藏很深的奸诈者。片中刻意制造“谁是梅姨”的重重迷雾，让王练经过五道门槛才识破其庐山真面目——原来她就是八姑身边的“女佣”，到片末她跳出来指挥同党劫持海船，正好证实其黔驴技穷而凶相毕现。在剧作原稿中，这个人物并非当女佣的梅姨而称做“马老板”，人物身份的这一改动，显示出导演有意突破苏联惊险片模式，使之更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创新追求。同样，片中作为敌我双方争夺对象的、解放后未交代自己曾当过国民党军医这段历史的陈柏之医生，剧作突现其内心充满了复杂矛盾，思想转变步履维艰，也写得较有性格深度。所有这些，都使该片成为中国惊险片中的翘楚之作。
《冰山上的来客》(乌·白辛编剧，赵心水导演，长影厂摄制，1963年)。这是反特惊险电影中的一朵绚丽多姿的艺术奇葩。该片紧扣时代政治斗争的脉搏，表现在萨里尔高原塔吉克族聚居的边境上，我边防军以杨排长为首的“边卡”同“真神”阿曼巴依、热列普为首的妄图建立“东土耳其斯坦”以分裂祖国的特务匪徒展开了殊死搏斗。与以往同类题材影片不同的是，该片并没有局限于写剿匪反特斗争，而是将敌我关系同军民关系、民族关系和爱情关系交织起来，以情节的多线索穿插描写，显现其内涵的丰富多彩和对反特类型片固有模式的超越。影片的又一特点是抒情韵味浓郁，编创者勇于冲破所谓抒情即宣扬“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思想禁区，大胆抒写了边防军战士阿米尔既忠于军人的职责，又有对美好爱情的渴求。然而，编导又把握住个人之爱与阶级关系的分寸，片中真假古兰丹姆的人物设计及其与阿米尔的感情纠葛的描写，不仅使故事神秘曲折、情节扑朔迷离和富于悬念，更强化了影片的抒情色彩，使之虚实相生、以情动人。影片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描写中，渲染了情景交融的诗的意境。片中将严肃的敌我斗争、军民对匪特的仇恨以至激烈枪战与对冰山雪峰和乌云风暴等大自然的壮观景象，和对认干亲、弹琴起舞、婚礼叼羊赛马、燃举酥油火把之类的塔吉克族特有的民情风俗描绘结合起来，于惊险刺激之中透出了愉悦欢快的艺术情趣，而以玫瑰花开的意象和主题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歌词和旋律贯穿于人物和情节的描写之中，更使影片平添了诗情画意和神奇的艺术效果，显示出编创者对于文学、戏剧、绘画、摄影、音乐等多元艺术要素综合运用的杰出能力，从而将建国后惊险片乃至整个公安电影创作水平推上了巅峰。
三、“十七年”公安反特片的创作特点
一是创作态度严肃认真。赵明对剧本《斩断魔爪》反复修改，光是送审、听取意见后再修改就达六七稿之多。赵心水接导《冰山上的来客》之后再深入生活，对剧作原稿重新构思、修改并添加了重要而出彩的情节与细节，体现了永不满足、勇于创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艺术精神和可贵的精品意识，令人赞佩！
二是几乎都有真实的案情作依据。除上述影片外，还有《徐秋影案件》是以解放初期震惊全国的“特大潜伏特务组织案——邵玉魁案件”为蓝本创作的；《铁道卫士》取材于沈阳铁路公安局破获的两起敌特案，剧中侦察科长的原型正是沈公侦察科长；《国庆十点钟》据陆石、文达的小说《双铃马蹄表》改编，而小说就是依据建国初发生在北京的一起特务制造的国庆爆炸未遂案件写成的。足见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可谓不二的真理。
三是编创人员积极投入生活。生活为反特片的创作提供了真实的故事，但编创人员要真切地再现生活还需获得自己的体验与灵感。正因如此，陈残云为写《羊城暗哨》，除亲自到深圳公安边防三十团了解案件详情外，还到广州市公安局挂职半年多观察、体验公安民警的工作和生活；吴天为写《国庆十点钟》而到公安机关观察公安人员如何讯问特务；《跟踪追击》剧组下到深圳罗湖口岸，身穿白色警服、扮演侦察员李明刚的演员林岚等还配合警察抓捕正要逃往香港的偷渡客，以从中获取公安生活的实感；而《激战前夜》为体验军民联合粉碎美蒋特务侵占我海岛图谋的战斗生活来到福建前哨，去海里学游泳的扮演民兵队长周洁的演员袁霞上了岸到海边取衣后正要往防空洞跑时，敌方打过来的一颗炮弹刚好落在防空洞口爆炸了，让她切实地品尝到了前线“炮战”的滋味。
由此可见，正是时代生活造就了当年的一部部反特片，而每一部反特片无不是编创人员心血凝成的结晶。
这一时期，公安惊险片除描绘反特剿匪内容的片子之外，还有表现我党隐蔽战线斗争的影片《地下尖兵》、《古刹钟声》、《永不消逝的电波》、《红旗谱》、《风暴》、《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兵临城下》，以及描写抗日敌后斗争的《五十一号兵站》、《敌后武工队》等。其中，《永》剧(林金改编，王苹导演，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1958年)以其思想、艺术的和谐统一和较高的观赏性，尤其为人称道，成为“红色经典影片”之一。
总体观之，建国后“十七年”的公安惊险片开创了我国惊险样式片的新局面，成绩斐然，值得肯定。但不少片子也存在着人物身份雷同、性格不够丰富、情节模式化、节奏欠明快等问题，留下不少可供后人总结汲取的经验教训。
“十七年”公安片有一部脍炙人口的喜剧片——《今天我休息》(李天济编剧，鲁韧导演，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1959年)。该片的出现，结束了惊险片在公安电影中的大一统格局。编导勇于创新，将艺术关注的目光从反特破案转向对民警日常生活情景的表现，而重点是通过派出所民警马天民的形象塑造，热情讴歌警民鱼水关系和新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助的新型人际关系。片中写马天民在本该休息的星期天因帮助老百姓排忧解难而一次次延误了与女友的约会，引起女友一度的误解。但事有凑巧，女友的父亲恰好是马天民跳进河里奋力救出落水小猪的那位人民公社的运猪老汉，有老汉的“拍板”，马天民的相亲便快速地获得了大团圆结局。影片运用的这种误会加巧合和适度夸张的手法，使剧作时时带出轻松幽默的笑，并在笑声中完成了对民警马天民公而忘私、助人为乐、朴实憨厚、可亲可敬的形象塑造，谱写了一曲人民警察为人民、人民警察人民爱的高亢颂歌。今天看来，该片内涵或许浅显一些，表现手法也单纯一些，但它寓教于乐、雅俗共赏，具有长久的艺术魅力，不失为建国后歌颂性喜剧电影的开山之作。
此外，还有反映扫除妓院斗争及妓女获得解放和新生的《烟花女儿翻身记》等。
总之，建国后“十七年”(尤其是头十年)公安电影创作形成热潮，取得了大面积的丰收，虽然题材内涵和风格、样式、手法尚欠丰富多样，但其中的不少佳片仍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亦为中国影坛赢得了不少喝彩和掌声。
作者简介：杜元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原中文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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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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