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的诚意

2018年9月，我到新疆工作后读的第一本书就是余华的《活着》。其实我更想读的是他的《第七天》，据说这本书被翻译成维吾尔语后，在维族地区很受欢迎，已经再版了六次，但我在喀什买不到。

有同事见我读《活着》很吃惊，问你怎么现在才读这本书，你都写作那么多年了，不应该啊？我笑笑没说话，我确实不是第一次读《活着》，但我也真的没法解释为什么选择这本书在距离家乡万里之遥的地方陪伴自己。

直到2019年6月，我读到余华的《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本随笔时才终于意识到，好书常读常新，有时换一个角度，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魅力。

我不是余华的铁杆读者，当然没有追书的经历。对我而言，阅读选择常年来更钟情于欧美作家，于是回头看余华就成为中文作家中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有的书相请不如偶遇，我这次到武汉本是冲着风景绝佳的东湖时见鹿书店而去，临走时却带回了这本《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与其说这是本随笔，不如说是余华游走各地所作的23场演讲。有的演讲都算不上，就是闲聊、拉呱，或者扯。很多次他提到是被邀请方骗到台上去的，或者干脆上台了，因为此前没找到笔或是别的原因，提纲都没来得及准备，还有的是上台后发现演讲题目太大或不合适或自己讲不了，临时更改了要讲的内容，一切都很随意，大部分时间属于现场发挥，因此也很放松，更避免不了有所重复，但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在于余华的诚意。

余华在这本书里打开了自己，我不敢说毫无保留——即兴而言，表达已经成为了另一种艺术。——至少在他的讲述中，语调始终冷静沉稳，用词贴切精准，一个个冷僻生鲜的故事让人欲罢不能，用丰富珍贵且说服力极强的亲身经历向读者徐徐展现了他对阅读创作以及生活的独特理解：书中俏皮的自嘲让人更容易相信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功只是运气好加不放弃而远非惊人的天赋，敏锐的洞察力让人情不自禁感叹其捕捉纷杂信息并反刍出的悲悯视角，而时不时爆出的冷幽默则让人着实叹服其编织故事的能力和讲述方式。简而言之，这本书中的诚意不仅来自于余华的语气，更来自于他难能可贵的经验。

在这本书里，余华非但坦陈了自己早年的文学创作之路，更是多次亲手摘下了很多作家成名后再也不愿提及的“遮羞布”。他坦言自己1982年开始写小说，那时候中国从“文革”浩劫里刚走出来没几年，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文革”时停刊的文学杂志纷纷复刊，且很多新杂志创刊，在当时的中国，凡是杂志几乎都是文学杂志，而此时文革前成名的老作家创作尚未“复苏”，新作家还未涌现，杂志版面是有刚需的，因此发表难度不太大，余华自称白天在海盐县的小镇卫生院里拔牙，晚上写作，目的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去文化馆里过几天轻松日子。那时候他每完成一个短篇就往《人民文学》或《收获》上投，被退回来再投《北京文学》和《上海文学》，再退回来就往省里、市里的杂志投，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余华称当时他的手稿投过的城市比他这些年去过的城市还要多，此等遭遇差不多持续到1987年，余华被选中去《北京文学》社参加改稿会，此前写了一个短篇《十八岁出门远行》带去，不想从此一炮而红。余华自1983年发表小说，他说那也是自由投稿的黄金岁月，两年后的1985年他再去文学杂志编辑部时，“机会”已经没了，自由投稿拆都不拆就被塞进麻袋让收废品的拉走，成名作家或已发表过作品的作家黑压压一大片，光这些作家的新作都没版面发，编辑们不再需要寻找自由来稿，编发一下自己联系的作家的作品就够了。所以，余华说自己很幸运，“假如我晚两年写小说，现在我还在拔牙，这就是命运。”

我相信余华说的是自己的真实经历，放在今天看仍具有普世价值，但又不完全对，因为世界是在变化的，变化得非常快。如今显然已经不再是文学的黄金时代，甚至不再是文学时代，有谁能想到高贵无比的文学杂志也有备受冷落举步维艰的时候？有谁能想到互联网时代只要有真正的才华，完全可以凭自媒体发表作品赢得全世界的读者？但话说回来，只要作协机关和文学杂志还在这世上存活一天，相信大部分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作者，都会拥有余华最初的投稿体验。

当然，如果你要真得通过这些饱含诚意的演讲就相信余华只是个幸运儿，只是赶上了个好时代，那就辜负了余华的诚意。除去极少数天才，作家的成长之路始终无法绕开大量的阅读积淀和写作训练。

这本书中余华有意或无意多次谈及自己的阅读经历。余华1967年上小学，1977年高中毕业，正好是“文革”十年，那是个书籍匮乏的年代，甚至文革前的文学作品除了鲁迅的之外都被禁止销毁了，他能读到的只是数量极少的革命题材书籍《牛田洋》《虹南作战史》《闪闪的红星》《矿山风云》等，再就是大部头的《毛选》，但余华坦承那时读不进后者，却喜欢里面的注解，因为注解里有故事、有人物，让其着迷。文革进入后期，余华甚至迷上了看大字报，因为上面不时有“通奸”故事。再后来的高中时期，余华读到了一些曾被禁止的书，这些书“前面少了十多页，后面也少了十多页”，要经很多手才能看到，这样反而让余华有了一个乐趣，那就是自己为书籍编造结尾而乐此不疲，余华说：“现在回想起来，当我还没有成年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在训练自己的想象力，这对我以后成为一个作家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生活不会辜负我们，只有我们会辜负生活，不管什么样的生活都会给我们带来财富。”

以上这些是余华有意谈自己的阅读，但在本书其它更多的篇章里，很多次都流露着他成年后的阅读延伸。我们可以看到余华最初对川端康成的膜拜和模仿，以至到后来创作曾被川端康成束缚捆绑，继而看到卡夫卡对余华石破天惊的启发和至关重要的影响，在余华透露的书单里我们还看到了司汤达的《红与黑》、马尔克斯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鲁迅的《风波》《孔乙己》、王实甫的《西厢记》、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麦尔维尔的《白鲸》、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帕慕克的《雪》、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麦克尤恩的《在切瑟尔海滩上》、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小仲马的《茶花女》、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等等，甚至包括一些西班牙、埃及、韩国和中东一些青壮年作家的作品，每个人的阅读兴趣都不同，但余华对这些作家及其作品如数家珍，充分说明了他在走上创作之路后一直都没停止过阅读，而且他还有一番看似对曾成就其创作的文学杂志的“贬斥”，叫《读拜伦一行诗，胜过读一百本文学杂志》。他说：“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文学杂志上，不管这个文学杂志有多么优秀，五十年、一百年后那上面发表的作品能够流传下去的，我想寥寥无几……从那时候起，我开始阅读大量经典文学作品。”余华这么说，既证明了其阅读的广度与深度，又让人感喟于其诚意。

接下来，余华还谈及了自己对写作的理解。他在回答怎么成为一名作家时只用了一个字：“写”。他说写就像人生经历，没有经历就构不成你的人生，不去写就不会拥有自己的作品。当然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写作中依次应对的三个障碍。这三个障碍的提出及破解，对当今很多写作者无异于津科玉言，读来具有醍醐灌顶的启发。他说第一个障碍是要能坐下来，“让屁股与椅子建立友谊”，这一点他说得很简单，其实我倒觉得绝不简单，对写作者而言，能否坐下来、在什么时候坐下来以及如何坐下来，真的是一门学问。以前常有人善意地对我说，你这么年轻就出书，真是有才啊。其实我每一次都想告诉对方，你真的不了解写作，说这种话无异于讽刺。真正的写作除了与生俱来的天赋才华，与年龄没有多大关系，如果一定说有，那就是越是年轻就越是有写出不朽名作的可能。余华31岁写完《在细雨中呼喊》，32岁写完《活着》，35岁写完《许三观卖血记》，46岁写完《兄弟》，堪称是一系列的奇迹，但如果你让余华现在来写他三十岁冒头时写的这几本书，他是决然写不出来的。所以说在一般人眼里能坐下来的年龄，其实是坐不住的（钓鱼除外），不是打瞌睡就是膀子疼，或是腰椎间盘不会给你多少机会了，何谈脑力与体力并驾的写作？

余华谈到的第二个难题就是如何写好对话，他认为这是衡量作家是否成熟的一个标准，因为什么人说什么话是写小说的基本要素。余华说当他“还不能驾驭对话的时候，采取的办法是让应该对话的部分用叙述的方式去完成……有些对话觉得很好，胸有成竹，再用引号标出来”，他还举例如苏童的小说很多通篇都是用叙述完成的，人物对话时没有引号，与叙述混为一谈，读起来很舒服。余华对这个障碍，直到开始写长篇才得以解决。他说的很有道理，篇幅长了，写作时间长，人物与作者有了感情，开始感到人物有了自己的声音，“这是写作对我的又一次酬谢，我就在他们的声音指引下去写对话，然后发现自己跨过对话的门槛了”。坦白说，我在写作中几乎遇到过与余华一模一样的对话难题，就连解决方式竟也如出一辙，读到此处产生共鸣，不禁报以会心一笑。

余华谈到的第三个障碍是心理描写，这也是对我启发最大的地方。他认为当人内心平静时没有必要写，而内心兵荒马乱时值得写却又无从下笔，再多语言都难以表达那种百感交集。这时候，他读到了福克纳的小说《沃许》，发现那个杀人者行凶后，眼睛里看到的一切都不一样了，继而余华又去翻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发现凶手杀人后一句心理描写也没有，全是用人物的各种动作来表达惊恐。因此余华总结到“当心理描写应该出现的时候，他所做的是让人物的心脏停止跳动，让人的眼睛睁开，全部是视觉”。

谈完三个写作中的障碍，余华更是进一步提到，障碍物对一个小说家叙述至为重要。他说“伟大的作家永远不会绕开障碍物，甚至还会给自己制造障碍物”，这就是现在人们经常开的一句玩笑话“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随后他列举了司汤达《红与黑》中家庭教师于连.索黑尔向伯爵夫人德.瑞纳求爱的例子，作家没有将求爱放置于黑暗中或角落里，而是有意做了极端处置，让于连在伯爵夫人和伯爵都在场的花园圆桌旁，公然用脚去勾引伯爵夫人，伯爵夫人刚开始非常紧张，于连更加紧张，生怕事情败露，而伯爵莫名其妙，因为两个人的说话答非所问。司汤达把一场勾引写得像一场战争一样激烈，如此精彩的桥段就此成为经典，也恰恰证明了他所处置障碍的伟大之处。

当然，余华没有忘记谈一下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也就是写作与阅读的关系。关于这些，他说得朴实又贴切。他说“所有的作家首先是读者，大量阅读的感受会成为叙述标准进入写作之中，所以作家写作时拥有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身份，作者的身份是让叙述往前推进，期间感到这个段落有问题、这句话没有写好、这个词汇不准确时，这是读者的身份发言了。可以这么说，写作时作者的身份负责叙述前进，读者的身份负责叙述前进时的分寸”。所以你看，阅读有多么重要，常常会有人问写不下去了或没得写了或怎么也写不好应该怎么办，我说你去读书，你最近几年都没好好看过一本书，能写会写才怪了。

书中还有不少桥段通过余华亲身见闻所体验到的荒诞来表达他对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的思考，例如有不少年轻人谈起美国来头头是道俨然专家，但没有几个人知道“文革”；而文革时期中国专家无私援助非洲，却也在多哥留下了一句谚语：“中国人留下的孩子和留下的稻米一样多”；余华去尼泊尔的释迦牟尼故居朝圣，最神圣的时刻手机里却收到了北京发来的招嫖短信；在意大利都灵遇上参观耶稣的裹尸布展出，余华却是在成千上万双戴安娜的眼睛注视下由人类的时尚走向受难；还有国内电视荧屏上曾经常出现边播放严肃的政治内容边流动着治疗性病和延时性爱的广告；外国朋友到中国来，在宾馆里看到桌子上放着烟灰缸却在一旁竖个牌子，上面写着“此处严禁吸烟”……

也因此，余华在持续的写作中从未停止过思考，有读者说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后就江郎才尽，开始胡扯了，其实不然，不管余华自己承认与否，他一直是有写作野心的。他在写作上没有一条路是重复的，而且始终在向高处行走，这就预示着要淘汰一批读者，阅读变得富有难度。他用后来的长篇小说《兄弟》和《第七天》既尝试挑战了不同以往的写作风格，又注入了自身对中国“几十年经历了欧美国家几百年变迁”的深沉思索。这世界变化太快，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但也正因为快才更能凸显作家的重要性，他们那些有份量的文字以缓慢的形式为流逝的时代做了最好的注脚。曾在鲁院一个房间住过的两个人：莫言留下了《红高粱》《丰乳肥臀》《酒国》《檀香刑》，而余华留下了他该留下的。

书中还有余华讲他在世界各地演讲时的一些遭遇，正因为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所以听起来更能感同身受，时常还会忍俊不禁，仅从这些文字来看，余华写小说时是个引人入胜的大家，演讲时也是个极会调动听众情绪的高手。

最后再回到《活着》，这本书据说迄今已在国内销售近千万册，堪称当代纯文学图书出版史上的奇迹。我自认为从前的阅读很细致，结果在《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本书里，我发现了余华创作时的一个细节，那就是当他写到富贵把有庆背回家埋在屋后树下时，看到月光下的那条小路，余华绞尽脑汁想写一下富贵的感受——父亲失去了儿子，哪怕只有一句话，必须要写。但他写不下去，为此耽误了好几天，才终于找到了“盐”的意象。然后他写富贵看到那条通往城里的小路，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我曾出过一本书叫《月光下的榆钱树》，获过冰心儿童图书奖，我也曾对月光下的意象有过很多想象和思考，但我承认这个我以前阅读时忽略了的细节彻底把我惊到了。

还有，我发现这本书后三分之一的篇幅多是余华在武汉几所大学的演讲，时间在2017年4月中旬，那个时间我也正好在武汉。那时候，包括现在，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只知道东湖是什么。

 

 

作者简介：纪富强，笔名弗及，中国公安文联、作协会员，2005年加入山东省作协，2018被公安部推荐加入中国作协，齐鲁公安英才标兵型人才，淄博市小说学会会长，沂源县青年作协主席，宣传沂源具有突出贡献个人，沂源县首批文化之星，出版小说19部，作品曾获冰心图书奖、中国侦探推理小说奖、齐鲁金盾文学奖等，主编图书30余部，部分入围鲁迅文学奖，部分作品被拍摄成影视剧，现于新疆喀什地区公安局援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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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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